自康梁以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这点和日本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主流思想是“脱亚入欧”，这在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李大钊就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文明虽然需要改造，但西洋文明也未必可以救世。这个思想后来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毛是“五四”那一代人中少有的一个主张东西方文明需要同时改造的人。对于“五四”时那种全面倒向西方的潮流，毛没有全部接受。他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说西洋文明未必尽是。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可能多少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梁去过欧洲后写下《欧游心影录》，说欧洲人还嗷嗷待哺地等待东方人来救。梁去欧洲是在一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刺激很大，科技文明的昌盛怎么会导致人类的大规模杀戮？东方价值是不是更符合人性？再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太深厚有关。
私：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孙文最初完全是美式的民主思想，可后来他认为中国有特殊的环境，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后来蒋介石也慢慢产生这样的认识？
高：孙文以后改组国民党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他没有完全拒绝西方价值或发展模式，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最后还是要走到宪政阶段。蒋介石则从没有接受过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有时嘴里说几句民主之类的话，那纯粹是应付形势。他是一位崇尚实力的军事强人，具有强烈的权威性格，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位大中国主义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慕者。蒋的日记就能体现这一点，他的日记记载了他每天的思考，包括对日本人的愤怒、对西洋人的批评、对国内重大事件的点评。1945年蒋在长江上看到纤夫背纤心痛不已，说战后的中国一定要发展经济，否则中国人太惨了。他对日本人更是恨到极点。1934年5月20日，他在一篇演讲词中控诉日本：“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他还在日记中说过更激烈的反日的话，都很难引用。蒋并非不了解日本文化，他青年时期在日本待过，通日文。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就燃烧到这种程度。蒋介石也不喜欢西人，他认为俄国人对华是不怀好心，英国人是老奸巨猾，美国人也经常有意无意损害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人还是要独立自强，发扬我们的民族道德。
私：你怎样评价近十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
高：近十几年来的民族主义当然与中国国力逐渐强大的新情况有一定联系，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更多是以悲情和愤怒为特征的。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既是本土的，又有国际视野，它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变形，它强调的是中国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且实打实地出钱、出力、出物资支持世界革命。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始回归世俗理性，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回到现代化主流文明的轨道上了。于是GDP等开始被提出来，有时就得以国外的标准来评价。
1980—199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上是面向西方的，当时社会形成一个共识，从中央领导到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全国上下都支持改革开放，都认可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90年代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某些问题上开始紧张，某些传媒开始使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多种因素作用下，于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被催生出来了。
私：“民族主义”这个词在当代是否有了贬义？
高：不一定。这个词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带有一定贬义，但在很多国家主义者特别是大学生看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大概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主流看法或和主流比较接近的民族主义价值。
私：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会不会马上又转向另一个层面？
高：那大概很容易变成传统社会主义的拥趸。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据称北大学生的女孩子写的，说她现在成了毛主义者。她觉得社会、自己的国家、世界都不好，穷人毫无地位和尊严，但一想到毛时代就泪流满面。确实，眼下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无权无钱者看不到希望，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处处碰壁，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象到的未来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车奴，所以未来没有任何光亮。北大这位女学生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许多年来，在巨资投入的“主旋律”影视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岁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几乎具备一切真善美的元素，而且整个贯穿50—70年代，某些可称为历史教训的时期，或被隐去、淡化，或者干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为许多人评判现实的一把尺子，于是两极对应：一边是“平等与无私”的1950—1970代，另一边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权力—市场原则”，这样一对比下来，怎么叫她不怀念50—70年代？所以说，只要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改变的步伐与人们的期望值落差较大，人们就会留恋过去的年代。
私：在“改善”的过程中，国家是否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高：你说得完全对。现在我们的国力是今非昔比了，50—80年代那种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财力雄厚了。国家这些年来已拿出许多钱做改善民生的实事，现在还在继续做，因为国家的责任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学学过去的“老大哥”俄罗斯，这个国家转轨已快二十年，可是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民众都享受免费医疗，城市交通费用、水电取暖费用都很低廉。我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只是面对城市人口，而对数亿农民，国家是顾不过来的。那个时期，国家底子薄，我们还要勒紧裤带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对国内的老百姓照顾太少，现在国家有钱了，可以回过头来补做。总之，应让各阶层民众都看到希望，否则社会上的戾气太重，对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是非常不利的。
私：对20—30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并最终促成1949年建政，你怎么看？
高：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时的民族主义是有正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患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在1928年已经开始逐渐改革，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外界压力那么大，日本人还在不断侵略，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当时都被迫转移去了西部偏远地区，国民党方可以相对集中精力在中心地区搞经济建设。1937年前，国内的经济和交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有记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到处都在建设，很有些蒸蒸日上的景象，民族主义的高涨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
据张学良回忆，孙文在1925年临终前曾见张学良，提醒东北青年一定要记住赤、白两种帝国主义，他讲的“白”，主要是日本，“赤”指的是苏联。“赤、白帝国主义”是20年代初“国家主义派”最先提出的，孙文居然在私底下也接受了这个概念，在大力联俄的同时对俄国抱有警惕，这说明孙先生在政治上的老练。果然不出孙先生所料，十年后苏联把中东路卖给了日本和“满州国”，苏联还把它的军队和影响力渗透到新疆，军事占领了外蒙古，1944年还把中国的唐努乌梁海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强行割走，让中国吃了不少闷亏。只是当年国人还认不清苏联对华两面政策的本质，在一大堆意识形态话语下放松了警惕，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蒋介石希望拉住苏联对付日本，但他对苏联在中国周边的扩张行为一直保有警觉，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的外交官戈公振—他本人还是著名的报学研究者，是翻译家戈宝权的叔叔—戈公振在给国内的报告里汇报了他到苏联中亚地区考察时看到苏联正在加紧修筑通向中苏边境伊犁的公路，戈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人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南京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省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如果日本不是那么穷凶极恶，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形成那样一种高涨的局面。1937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日交流还比较多，1928年后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左翼文化的影响。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国民党在日进修的爱国军官愤然回国，但还有不少人一直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来，郭沫若就是这时回国的。
私：德国和意大利通过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达到国力的迅速增强，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国人当时的思潮有影响？
高：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少壮派，确实试图从德国、意大利、苏联复兴过程中获取一种力量，蒋自己也曾对德国、苏联经验表示欣赏。南京当时有个中统主办的《前途》杂志，就是主张向德、苏学习的。德、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官方，对当时的新闻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很重视德国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经验。德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不少精锐军队，以后多数战死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苏联的影响与中国30年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当时蔚然成风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潮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对“苏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扬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是在《八一宣言》传到中国之后。
毛泽东占据了道德、思想制高点
私：王明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他在留苏人员中有一定地位外，为什么他在整风时期被毛泽东选为重点打击对象？
高：第一，他是留苏派的领袖，所谓“擒贼先擒王”；第二，他是留苏派中有理论、能出书的人。留苏派一般被认为都有理论，其实非也。留苏派中有很多人可能会翻译、会写文章，但写不出著作。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整风前夕，其他留苏派领袖都已纷纷缴械投降，而王明却认为正在形成的风暴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有点道理，因为王明在莫斯科时，确实对国内的事，比如博古在江西的一些措施，提出过批评，所以他觉得事不关己。起初毛是把博古提到前面批判的，没有提王明。但到1941年的9、10月份，王明突然跳出来直接批评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政策，不是谈历史问题，而是当下问题。
当时是季米特洛夫来了封电报，质问毛泽东：“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日本人？”毛泽东拿这封电报给大家看，意思是讨论一下。王明就开始提出意见，他说我们是不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太左了一点。这就是公开地质疑、批评毛的新权威。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就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他就是党内第一号人物了。
私：当时延安一批有五四运动、苏联精神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在那个过程中集体噤声呢？
高：我认为毛泽东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毛在理论上提出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解决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民族的”是指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的、五四精神的概念接受；“大众的”可以通向民粹的、平民主义的概念。三个方面，一网打尽。比如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气派，那大概会为之心动的。
“大众的”，大众主义是30年代很流行的口号，那时还有过大众文化的讨论。这能满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他们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里，就特别容易滋生愤怒的小左翼知识分子。除了思想上占领五四以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这三个道德制高点外，毛泽东还是个组织、宣传的大家。共产党就是靠宣传、组织，把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变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所谓“组织”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组织，也有各种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还有其他特殊组织。
例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这也是从苏联来的，以后中共党人给它加了许多新内容，虽然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个词语可能已经失去感觉了，但在20—40年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中国人过去都是一团和气，从没讲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全新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对青年很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金岳霖老先生入党后，只要一段时间没过“组织生活”就不太开心。“组织”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全部集中到一个网络里，把他们安排在各个环节，给他们归属感。
私：占据制高点是不是仅凭喊口号就能做到？
高：中共喜欢喊口号，国民党也喜欢喊口号，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既要反帝反军阀，唤起民众，那不就得动员群众吗？当然，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苏共中央原就有宣传部，以后还叠床架屋地再设了一个“宣传鼓动部”。清王朝搞预备立宪，做了许多实事，也没见清廷发布“口号大全”供全国臣民诵读。国民党在抗战初有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叫做“抗战建国”，这个口号当时非常深入人心，差不多老妪皆知，但国民党在“建国”方面做得太少，还是给共产党抢了风头。毛在70年代和美国人说过，中国人喊口号，有时是放空炮，但在抗战时期，除了少数面对国统区和外国人的统战类或国际统战类的口号外，中共在根据地还是把喊口号和做实事结合起来的。其实，中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能埋头苦干的政党，脚踏实地，别人做不到的，他们做到了。还记得我在若干年前到山西、陕北去，车行经过黄土高原，俯看脚下的万丈沟壑，遥想当年共产党在这里带了一些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发动群众，建立什么一分区二分区地委、各个县委，一直深入到村子里，把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做工作。其中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平民主义，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长期思想改造，三管齐下，一下子就把那些青年镇住了，继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中间穿插开展整风审干运动，让他们“脱胎换骨”，等于是给那些青年打了一针长效药，从此，“东方红、太阳升”，领袖英明、群众伟大、个人渺小等等那些概念就完全内化了。
私：这个模式是学来的吗？
高：应该说是中共独创的，甚至超越了苏联。苏联搞过“余粮征集制”，也搞过集体农庄，但都是用高压手段强制农民的，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给农民以好处，和农民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抗战，中共基本从苏式变成了中式，实现了中共真正的起死回生。
就是抗战时期，共产党跟中国的农村开始了真正的结合。我指的并不是30年代江西苏区的结合，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般化的、表面性的结合，它虽然有社会改革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推行。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许多措施都是竭泽而渔。那时如果征粮征兵任务没有完成，是要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杀头的。这一套在战争期间很有效。
而在抗战时期，宣传方面也出现了新文字（我说的不是汉字拉丁化，那是失败的，我说的是汉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新文学，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令人耳目一新。中共开始从社会底层、从草根获得了生命力。那个时候，不少外国人把中共看成一个农民党，甚至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也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这是1949年，甚至50年代中期前，很多党员对党的性质的“模糊认识”。只是这个“农民党”的上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大字不识的农民，更不是骄奢淫逸的农民领袖，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是有理论，有想法，有战略、策略，懂文化的精英。这样一个领导层，将中共重新组装以后，目标非常明确，要夺权—当然这是它一贯的目标，并不始于抗战时期—这保证了它的成功。
此外，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等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后，早期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清末学者刘师培就曾将共产主义解释成一种平等理论，强调平等，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私：第三次内战的成败，跟中共的情报工作很有关系。除了向苏联学习的一套外，可能中国这片土壤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厚道，不总是严防、警惕他人，这也提供了空间。此外是不是组织工作也很关键？
高：正如你说的，中国的人际关系很独特，国民党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世俗化的政党，列宁主义色彩不太浓厚，只要称兄道弟，混进去就很容易，经常是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事，就接受一批人。而中共是高度严密的组织，特别是它情报部门的上层，进出非常严格、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吸取了30年代的失败经验。1937年前，除了钱壮飞那些个别例子外，中共的情报工作基本是不成功的。抗战以后，中共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捆绑在一起，这才迅速打开局面。
私：领袖的个人品质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民族？
高：现在的历史学比较“政治正确”的观点是，一般不强调个人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作用，而是强调那些在意识、运动中更重要的方面，比如经济的作用或是一个思潮的作用，如此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机械论之，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是会对历史的前进方向发生重要作用的。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是“机制”比“人”更重要，这话不错，可是“机制”也是人创设的，在创设这些机制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历史人物各种复杂的人性考虑，有的或许与“个人品质”无关，有的则不能排除这种干系。就以斯大林为例，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各种复杂的背景，但是设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布哈林，这个被列宁称为“全党都爱戴的人”，他会搞“大清洗”吗？或者我们暂且同意苏联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的规律”，即搞“大清洗”不可避免，可是布哈林会把“大清洗”搞得那么极端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常会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某种突发性和偶然性上，而我们在考察历史进程时，的确不能排除偶然性对历史变迁的重大影响。
至于偶然性的背后，有没有品质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它有一定影响，但起到更多作用的，是时局、国际环境、思潮、经济变动、底层意愿等因素。比如蒋介石，虽然他在日记里脾气火爆，经常辱骂别人，但现实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气的。再如毛泽东，到了晚年他比较率性而为，但在延安初期他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就不能随心所欲。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违心捧过斯大林。
私：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行使集权时为什么有相当的不同？
高：这跟国共两党的信条有关。毛泽东向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者和发挥者。蒋介石却不是，他从来没有阐释过“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超越法律、直接诉诸暴力。列宁也讲过，革命不是带着白手套进行的。其实1949年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读过列宁的东西，而列宁是真正把马克思理论现实化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光看《资本论》是不够的，那只能变成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无产阶级有两把刀，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他是深知这个东西的，且一以贯之。
蒋介石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刚愎自用，甚至是暴力主义的。特别是在30年代，放纵戴笠做了很多坏事，杀史量才、杨杏佛等。1949年以后在台湾也搞白色恐怖，杀了几千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个道学家、宋明理学的信奉者。
私：为什么要学历史？
高：人们都说，学历史可以鉴往知今，增进人类智慧，这都不错。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私人爱好。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有些人就喜爱读历史书，我就是其中之一。
私：请推荐一本最近在看的新书。
高：最近在看台湾学者齐邦媛写的《巨流河》，虽是个人回忆录，我却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这本书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的多重面向，特别是50年代前的大陆部分，尤其震撼人心。该书有血有泪，感人至深，是良史，也是美文，更充溢着一股民族浩然正气，其价值远超过一般的叙述同一时代的历史书。
* * *
* 本文刊登于《私家历史》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4月。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13]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14]
对苏联：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15]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16]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7]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1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19]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20]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独裁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21]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22]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23]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24]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25]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 * *
* 2009年7月20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欧论坛”上的发言。
[1] 蒋介石著、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85页。
[2]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65页。
[3] 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132—133页。
[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26卷，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85页。
[5]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28—629页。
[6]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894页。
[7] 《事略稿本》第26卷，第142—143页。
[8] 《事略稿本》第22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99页。
[9] 《事略稿本》第22卷，212页。
[10] 《事略稿本》第26卷，16页。
[11] 《事略稿本》第26卷，140页。
[12] 《事略稿本》第28卷，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223页。
[13] 《事略稿本》第28卷，257—258页。
[14] 《事略稿本》第28卷，277—278页。
[15] 《事略稿本》第20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09页。
[16] 《事略稿本》第20卷，第211—212页。
[1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稿初编”），卷十，台北：中政教基金会，2003年，第195页。
[18] 《长稿初编》卷十，198页。
[19] 《长稿初编》卷十，235页。
[20] 《长稿初编》卷十，241页。
[21] 《事略稿本》第28卷，223页。
[22] 《事略稿本》第26卷，第209—210页。
[23] 《事略稿本》第26卷，第139—140页。
[24] 《事略稿本》第26卷，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