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事略稿本》第26卷，第69—70页。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它无法整合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化，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十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30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弱势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30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人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1937—1938年举国一致共赴国难，是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
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是如何调整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过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中共愿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命去苏联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开关系。陈立夫一行经海路到欧洲，秘密到达德国，准备前往苏联。后来因为消息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得命令陈立夫等人从欧洲回国。
1936年，蒋的亲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向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的回答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随即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加快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两国邦交的复交谈判。1933年初，中苏复交。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双方实质性关系进展缓慢。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觉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胁，这使得苏联感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1936年，陈立夫奉蒋之命和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希望与苏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知难而退”。蒋的这一举动还有另一考量：“使苏俄不要乘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但苏不愿和中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937年春，经鲍大使和王宠惠外长多次谈判，双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苏联愿向中国提供军援。
1937—1939年是苏联援华的高潮。苏联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援华国家。抗战爆发后，立法院院长孙科三次赴苏，获得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杨杰将军任驻苏大使，专门接洽军火来华问题。苏空军援华计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活跃在中国几个战区，[1]并通过从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的战略公路，援助中国大量的军火。1939年，蒋通过孙科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北伐时期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来华。加伦将军又名勃留赫尔，30年代初升任苏联元帅，是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但孙科被告知：加伦是日本间谍，已被处死。当然，被强加在加伦将军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二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1940年后，苏空军飞行员和顾问陆续回国，对华军援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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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化成天下”第1106期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刊载于“化成天下”网（http://uzone.univs.cn/news2_2008_169421.html）。
[1] 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606页。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张＝张明扬
高＝高华
张：国民党的失败是一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是这样的，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张：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是占很大优势的吧？
高：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很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民党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较大，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更不把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一种心里愿望的表达，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打日本也可以，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民党军人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打中共也行，那时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张：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还弄不清楚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在战略上，解放军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清理。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蒋介石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他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带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物价狂涨，蒋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张：既然已经打仗了，国民党的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内战得不到民众支持，国民党也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勘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勘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张：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说起来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大眼光是正确的，但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只能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队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非常僵硬呆板，蒋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何等人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责斥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彷徨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
张：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吧。
高：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押在“速战速决”上，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布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然而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同时使得前线指挥官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中提到，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张：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这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但是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矛盾，1947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把彭真调回西柏坡，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队中少见的统帅型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他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就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张：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毛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队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即便有几个，也多为参谋人员，很少被赋予带兵打仗任务。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的，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张：这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关吧，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用陈诚的话说，叫做“贪婪怯懦，毫无生气”，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逶，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也不救，致其被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产党军队包围，向他求援，邱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民党军队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白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毛人风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制定计划布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
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民党军队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么不败？
张：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
张：您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和保密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脚，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张：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张：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正是因为有刘斐、郭汝瑰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民党军队进入共产党的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张：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
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张：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蒋在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有所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就军事而言，除了前面所讲各种原因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也应提及，这就是仗打不好，背后还有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所致，例如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有以产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努力。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自我激励，奔波各地，督促部下，布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应该说，他心目中“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诚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牺牲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蒋不得不退避台岛。
* * *
* 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9月13日。
读书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六十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人道的观念，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