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绝大多数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10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惶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蒋的机要秘书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涛涛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连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与六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2010年2—4月，于南京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本文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本文的完善有所帮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我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 * *
* 原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总第34期，2010年6月。
[1]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
[2] 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
[3]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4] 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他何以选择离开
王鼎钧《关山夺路》[1]读后
写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的书很多，大陆和台湾都有上乘读本，但这些书大多都缺少“人”之活动，及至齐邦媛、龙应台、王鼎钧书的出版，才弥补了这个缺憾。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自传的形式，将国族危难与个人遭遇结合起来，写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抗争，又以满含感情的笔端，描绘了几位令人回肠荡气的爱国者，扬我浩然民族正气，让无数的国人为之感动。
龙应台生于50年代初的台湾，相比于齐先生和王先生，她是晚辈，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以宏大目光反思历史和人性，展现了历史的冷峻和温情。
王鼎钧经历最丰富，1949年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经历了两个，对国民党的大失败有近距离观察，赴台后服务于新闻界，因“历史问题”受到情治部门长期监控，王先生与台湾社会上下层都有互动，目光如炬，写成老辣酣畅之文字，给人以持续性的思考。
三人都成就蜚然，各有千秋，彼此不可取代。
王鼎钧的代表作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书刚问世，就受到读书界的重视。2009年秋天，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永发先生寄赠我一套，我立即展读，爱不释手，以后在病中又读了两遍。去年9月陈先生来宁，11月底我和李晓林见面，我们都情不自禁谈起王鼎钧的回忆录，他们也都非常喜欢这套书，永发说，他也读过两遍。
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躲避左翼革命，逃往台湾
王鼎钧，山东临沂兰陵人，抗战胜利之初投笔从戎，入国民党宪兵部队，先后移驻南京、上海、沈阳等地，后调至天津，全程经历国共内战，在平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旋被释放，遂自行前往上海投奔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同乡前辈，被一同带往台湾，上岸后不久即办理相关手续，完全脱离军队。王鼎钧天资聪慧，虽然学历只是初中毕业，但在抗战时期流亡中学读书时，有幸遇上几位学问好的老北大毕业生，打下很好的文史基础，学生时代就给报纸投稿并获采用，从此他的信心大大增加。来台第一天，就在基隆码头给《中央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小文章，立即被刊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历经多年努力，终成著名作家。1979年王鼎钧获准离台，前往美国西东大学讲授中文。
王鼎钧之所以能写出他著名的四部曲，都缘于1949年5月在上海吴淞口的决定。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王鼎钧随同他的“上校爷爷”和看守江湾军火库的国民党军人爬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1949年，王鼎钧只有24岁，他为什么不像当时大多数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那样，留在大陆等待解放，而是跑到台湾去呢？那些名流宿耆、党国高官都对国民党失望，他一个小伙子，怎么还对国民党如此留恋？
从他的书中得知，作者对国民党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批评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王书：56页）。与此相联系，王鼎钧对中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和农民的紧密联系等一直抱有好感，1946年后，他随部队在东北，这方面的感受更深。王鼎钧回忆说，在东北严寒的日子里，解放军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王鼎钧感慨：“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当时大家猜想，共军可能冻死很多人，可是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
既然对国共两党有如此的认识，王鼎钧为何还要选择逃离共区？答案是：作者对左翼革命有相当的保留。他认为解放区“绝对没有”他所要的自由空间，他也“很难适应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自己也无法达到中共对老百姓的期许”，他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讨生活，只能随国民政府南逃。我以为王鼎钧之所以对左翼革命存有保留或否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刺激。
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王鼎钧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有较多的留意和观察，1946年他随军驻守在南京，对在南京聚集的“苏北难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46年春，中共中央发出指导各地进行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五四指示》，而作为土改运动的热身准备，以阶级斗争、暴力剥夺及消灭反抗地主为主要特征的“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已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全面进行。苏北根据地基层政权对地主这个昔日统一战线的盟友普遍采取了过激政策，诸如“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各种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时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2]
所谓“苏北难民”在革命话语系统中被称为“苏北逃亡地主”，就是受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打击，被扫地出门而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苏北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最多时达数千人。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雷洁琼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苏北难民”殴打，引起舆论大哗。作者因关心他的家乡鲁南地区的土改，对与鲁南毗邻的苏北的土改情况特别留意，花了三天时间向“苏北难民”了解有关情况，那些人把他看成记者，纷纷向他倒苦水。作者才知道，这些“难民”在南京，根本无人理睬，他们派出代表去国府请愿，被警卫部队轰了回来。请《中央日报》记者来长谈，但报纸一个字也没登出来。“国民党完全不管他们，还有人说他们是地痞流氓，活该共产党整治他们”。更重要的，南京的老百姓不要听他们的诉苦，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王书：113—114页）。王鼎钧说，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国统区的人民连听也懒得听。就是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相信自己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
这是一个经验和事实互相背离的怪圈。以后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他们也是不信，“不同情”；待广东人跑香港、台湾，台湾人也是不信，说他们肯定不是好人，否则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王鼎钧说得非常正确：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叫人很难接受。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出版过苏联叛逃者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但没有任何社会反响，因为该书的内容太反常，超出人类经验的范围，谁都难以相信书中的内容。左翼青年拒斥可以理解，中间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跟着视而不见，就令人费解了。盖因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留过洋，相信自己客观公正，其实他们大多受二战后社会潮流的影响，对斯大林充满美好的想像，很难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先入为主，早已在头脑中筑起了拦河大坝，已自动过滤了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其他信息。
作者在南京与“苏北难民”的接触对他以后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作用，他说，自南京访问“苏北难民”后，他对解放区的情况非常注意，这个“注意”非同小可，几年后把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台湾。而他父亲的“离开”，则是缘于其个人的经验。
王鼎钧的书中写道，某个早晨，他的父亲眼见驻扎在家乡的国民党军队在悄悄撤离，马上手牵儿女，连家都不回，就紧随国民党军队离开家乡，最后来到上海。他的父亲怎么有此胆识？山东的地主多数只读了几年私塾，目光短浅，舍不得家里的房子、土地和坛坛罐罐。王鼎钧的父亲也是一个“守旧的乡绅”，但是他读过专科学校，一向关心时局，还曾是军阀孙传芳的幕僚，八路军第一次占领其家乡兰陵时，曾被短期羁押，后因没有劣迹，才被释放。王鼎钧说他的父亲“细密谨慎”，从此知道“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看到国民党军队撤退，担心前脚国民党军队走出，后脚解放军进来；也唯恐国民党军队出城以后，中共地下工作者关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去多拿一件衣服，就跟着国民党断然出走，而那些留在家乡的山东土财主，以后大多死于暴力土改。
山东土改之剧烈，还可从山东联中八千学生流亡南下得到佐证。这些学生多为地富出身，由家长交由学校带出逃命，也是那样的问题，他们的父兄家庭，虽然知道土改的厉害，但是“小人恋土”，只求把家中的孩子托付给学校，为家里留一个根，自己宁愿在家乡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时间为济南战役之后，此时山东大局已定，八千学生跟随山东联中校长一路南下，最后落脚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1949年12月，校长等七位师生被指为共产党“匪谍”，惨遭澎湖司令枪杀。学生虽然以后陆续被接到岛内完成学业，但澎湖司令的这个“下马威”成了这些学生的终生阴影，一直难以消除。
何以不受左翼风潮的影响？
40年代是左翼思潮风行全国的时期，左翼思潮的温床有两处，一是学校，二是左翼文学。
学校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最令国民党当局哭笑不得。抗战军兴，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培育未来建国人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将沿海地区教育单位内迁。国府对战时教育十分重视，1937年后，全国有208个教育单位、2.5万名教职员、30万学生内迁。政府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不收费用，还以贷款的方式维持学生的生活，但学生对政府的意见还是很大，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
作者的中学阶段是在抗战期间流亡中学渡过的，他所就读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由李仙洲创办，随战局的变化，从安徽的阜阳迁至陕南的汉阴，老师多是谦和好儒之人，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说，如果不是离开了山东，他本人很难不受山东共产党的影响，山东地富子弟背弃家庭，参加中共者很多。齐邦媛也是受了老师影响，她发现被左派学生指责的人，有些是她父亲的朋友，她都有所接触，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是爱国者，于是她和左派学生就逐渐拉开了距离，也不去读书会听左派学生的高谈阔论，这就引起了左派学生的愤怒，左派学生的反应是加大对她的孤立和打击，这就使她更远离了左派。
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虽然热爱文学，却排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这在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是罕见的。
对于当时不断发生的学潮和学生游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学潮，王鼎钧的看法则属于少数派。他说对学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伤自己失学，认为那些学生不珍惜学习机会实在可惜。他给报社投书说，求学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
作者对时局转折之际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有看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求和（王书：95页）。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作者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有所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底色还是自由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一心想往个人自由，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
国民党失败如此迅速，谁也没想到
作者战后随军去了东北，亲眼目睹国民党在东三省的统治由盛而衰再败的过程。当解放军在东北整军经武，扩大地盘的时候，王鼎钧所在的宪兵部队正在训练立正和稍息，甚至在组织中下级军官学习《比较宪法》，还搞什么“策论题”考试，其中一个题目是“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王鼎钧在沈阳“代长官读了十几本书”，“没有一本是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是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风土人情”。
国民党失败之快，有许多原因，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用人不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里应外合，各路军头拥兵自保，见死不救，都是重要原因，设想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若以二十多万兵力支持淮海，或许不败？但这只是假设。
国民党丧失“民心”一说，大陆的著述说得最多，其实，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王鼎钧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他的依据是，在山东国共“拉锯战”时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都有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产党军队，一套接待国民党军队。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产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国民党军队最后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
“先有土地，后有人民”，话虽不太好听，但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1949年前，国统区的人民虽然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腐败，但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对蒋还存有相当的迷信，对中共还缺少正面认识，并非就是在盼着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的思想转变都是在解放军进城后，对于国民党官兵而言，更是如此。作者于1949初在天津被俘，解放军班长教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全场默然，作者更是张口结舌，说这未免太离谱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侮辱蒋氏，也是侮辱他们这批被俘者的知识程度。以当时民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而言，完全接受“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需一个过程，蒋的威望还不至于一瞬间就消耗掉。
蒋介石打内战不谓不努力，但内里已被蛀空，战场上又处处失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只能以“气数已尽”为解释了。但是退一步，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当时蒋的声望如日中天，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这个问题，但是我读该书时却不时联想到这种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参观大溪蒋中正陵寝，驻足良久，也在想这个问题。
许多事实证明，特别是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度量，蒋确有“妇人之仁”，虽然他杀人也不少，但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那就远逊于他的对手了。1945年8月后，毛在重庆谈判，这对于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例数毛的“罪状”：割据地盘，拥兵作乱，阶级独裁，自立为王，擅征租税，私发钞票等等，称毛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3]俨然有审毛、加害毛之架势。
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国、苏联的牵制，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用以麻痹蒋，是刘备“闻雷失箸”计谋之重演。当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这段时间长达数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缓解。
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因为蒋宽厚，若蒋不罔不顾，对毛施加毒手，中国历史将会彻底改写。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但是评说历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试想当年重庆发生了针对毛的恶性事件，一个没有毛的中共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和国民党的长期角逐中，毛和蒋是棋逢敌手，甚至明显高出蒋几筹。毛目标明确，以夺权为唯一目标，蒋则要受到各方条件的制约。虽然毛的本钱少（地盘和军队），但是负担也轻，正可以放开手脚和国民党搏江山，加之毛谋略多端，有张有弛，收放自如，蒋何尝是他的对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时，蒋就把毛当成中共的灵魂和最有权力的人。
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领导层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骜不驯，常使党内高级同事难堪，但大家多对他妥协忍让，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领高强”，认定只有毛才能对付蒋介石。毛上台后，中共实力和地盘均获得巨大增长，全党已把他看成延续党命、拓展党业的根本。
所以一旦毛有不测，中共只能采守势。由于中国基本问题的存在—农民希望获取土地，国民党对此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而中共植根于农民之中，随时准备以剥夺地主土地来动员农民，从而使自己在和国民党的争斗中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共和军队完全吃掉。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共会失去多数根据地，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也将明显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两块根据地，则问题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后的刘少奇虽然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党内、军内，远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刘的专长在党务，不在军事，其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极有限，根本不能遥控中共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最后只能由朱德、周恩来等元老组成议事的主席团，即政治和军事领导联席会议来处理党和军队的日常事务，周恩来会拉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承担责任。以周之性格和气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最后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如此，蒋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人生无常，命运莫测
作者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被解放军释放，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上海江湾，在一位家乡长辈“上校爷爷”的庇护下，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有了一个饭碗，作者后来发现，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位家乡的青年，最后这群人也都随军械库迁台。
1949年5月，解放军已逼近江湾，国民党守军为了撤退，还设了警戒线抵抗解放军，大批军人就坐在吴淞口张华浜的江边上等国民党的军舰来载他们去南方，远处解放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运气，有些人就在船舷边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去。国民党此时已无章法，从吴淞口南撤的军舰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后，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那些舍命掩护他们撤离的军人，明知道他们未及上船，就起锚开拔。天亮以后，王鼎钧看到他的父亲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边的人都面有怒色，当许多年轻军人都被蹬到了江里，他和他的父亲却爬上了军舰，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台湾此时已由陈诚宣布戒严，严格限制人员入台，“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依当时形势，王鼎钧上的这条船应开往广东或海南岛，但这两处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后才知道，他们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爷爷”之福，由于这艘船运的是军火，才得以允许入台。
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起义”，或被解放军消灭。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匪谍”。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破坏分子”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特嫌”，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
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稳定了下来。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进步分子”，他就劝王父留下来。他说，“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镇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日—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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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王书”。
[2] 《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节录）（1948年4月25日），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35辑，137页。
[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9页。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2]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200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犹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24页）。
所有上岸的人都需登记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了。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在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用王自己的话来说，原因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王则不一样，他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因为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王书：112页）
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
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王书：432—433页）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王书：158页）。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得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远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弊端，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