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王书：157页）。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特务引导被抓人员，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王书：36页），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王书：37页）。
斯大林“大清洗”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
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5]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 * *
* 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1] 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2]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6] 翁元：48页。
“思想”的累与痛*
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胡伯威是从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他的“接受”过程却是自动自发的。作者的中学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横跨了新、旧中国两个阶段，他亲眼目睹了战后中国的动荡和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的衰败、混乱，也亲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虽然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在建国初开展的一切社会改造的行动，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党团领导的一切活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胡伯威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伤地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30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斗争、把斯大林塑造为列宁唯一接班人的有名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表达他们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胡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得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被胡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立即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工农大众中涌动着创造新生活的宝贵热情，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作者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住宿都免费，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胡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50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国家在积极建构新意识形态秩序，对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思想整合，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的青年幸运得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为“马钢宪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胡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外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大概早已忘记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外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50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胡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容不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作者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同志和名人的报告，但胡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取的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作者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胡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可是非常吊诡，当时的中国，正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且是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却没有跟上苏联的新变化，“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胡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入党培养对象，个个都有这种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作者发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过对“首长”点头哈腰的现象。胡伯威偶然外出时更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50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作者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胡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作者亲眼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胡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虽然也强调“政治正确”，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某些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胡伯威这样的青年，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而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梗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称得上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揭露，对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而言更是石破天惊。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可是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胡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作者其时并不知道，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的震动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年轻的胡伯威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和苏联的差异性，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两国的同一性，他们以为中苏两国的差异只是在于苏联是“老大哥”，工业比中国发达，集体农庄的康拜因比中国多，科技比中国先进，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国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提倡的，中国也会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国等同于那些有苏军驻扎、靠苏军解放而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响彻云霄，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中国从来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取舍苏联经验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随苏联亦步亦趋，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苏联“解冻”的同时，中国风紧云急地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只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气候下，连老同志要理解和读懂这其间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说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青年了。
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中国方面对苏共二十大有一种“暧昧态度”，他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宏文，认为这两篇文章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胡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作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向党倾诉。胡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作为思想动态，刊登在当时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几十年后，胡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在刊发胡伯威来信的“编者语”中，没有对这封来信的性质直接下判断，只是说该信提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久，《中国青年》杂志派专人来向胡伯威征求意见，并向他约稿。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寻求新发展、新路径的可能性，在有几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党的八大上，最高领导只是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没有涉及反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却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甚至有了新提法。然而，在遥远的几万里之外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传统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胡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胡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才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胡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