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其时胡伯威才22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已离开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为“极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极右份子”就是在当时被逮捕的，以后被关押、劳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的，60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冲击。胡伯威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40岁。
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50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胡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很少见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更多的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作者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得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胡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2006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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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思想”的累与痛—给胡伯威〈青春·北大〉的序》，发表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1]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236、243页。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1973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他亲自部署批判1972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毛的“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他提拔的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由毛完全主控的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四海晏清，毛的所有政治对手都已被铲除。然而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毛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毛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1.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毛在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
2.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毛在40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兼及批评周恩来等的《九篇文章》；
3.毛在部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毛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
4.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1973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1978年9月9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1923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1920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毛此时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濡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之魄力、学识，且对毛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的爱恋（1927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1983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龃龉，毛偶尔也有厌烦之意。他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1923年，毛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毛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1955年，毛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象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1962年毛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1957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当年毛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毛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毛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1973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毛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毛在1964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毛的《贺新郎》在1978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在1923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1973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1975年，毛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毛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在秘密状态下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毛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200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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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万象》，2001年第3卷第2期。
在海峡的那一边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我抵达台北的第三天就是“二二八纪念日”，系里的秘书在电话里建议我抓紧休息，从疲劳中恢复（几天后她告诉我，是因为我的人身保险还要两周后才生效，她担心我去人多处发生意外），但在2月28日那天下午，我还是赶到市中心，因为我听朋友说，绿营肯定会在那里搞大活动，这是一个难得的现场观察的机会，来到台北，不去看，则太可惜了。
我是在台北市中心忠孝东路隔街观看“牵手”的，来台北之前我从大陆媒体上就知道2月28日民进党要搞大游行的消息，到达后我从“东森”电视新闻上获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所谓“反飞弹，要和平”。
我从地铁站出来时正是活动开始的下午2点28分，街上喇叭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站在街边花坛高台放眼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人行道一条望不见头的长龙，气氛极为热烈，参加者多数是举家出动，老人小孩都穿着绿营制作的“yes Taiwan”的短袖杉，手举小绿旗，头上绑着统一制作的口号布条，似乎已打破了阶级、阶层的分野，表现出某种广泛参与的性质，这是给我印象最深之处，也是最让我忧虑的。
整个活动时间持续不长，我看着手表，两点四十分，马路对面队列中临时展开的要求国民党交还党产的横幅就收起来了，刚才还有的长龙自动散开，人群涌向地铁和公车以及绿营提供的大巴，街面很快恢复平常，也没有留下垃圾废弃物。
这个活动是李登辉发起，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性质很清楚，就是以柔性民粹的方式刺激大陆，彰显所谓“台湾自主性”，他们的口号是“台湾Yes，向中国说不”。
我是明确反对“台独”的，看着我回去的地铁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参加“牵手”的一个个家庭，我没有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在我来时的地铁里，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为我指路，交谈后才知道她的父母是青岛人，1949年来台，她坚定支持泛蓝，对大陆乡土充满感情），但望着那些父母小孩，看着那些脸晒得通红的阿伯阿婆，我心里五味杂陈，真有不忍之感（我回来后马上看各电视台转播的全岛“牵手”的回放，参加者多数是普罗大众，甚至有四代五代六代同堂，举家两百口参加的），再看到有关报道，全岛有两百万人参加，这个数目肯定有水分，但参加者人数众多，也是事实。“牵手”后的几天，绿营力量激升，目前两方的“民调”已十分接近，蓝营情况十分危急，双方天天开露天造势大会，从表面看，绿营的气更盛，蓝营已决定在13日也搞百万人大游行，但“舆情”的制高点已被对方所占（所谓“爱台湾，反飞弹”），估计下面双方的争斗更为激烈。
“牵手护台湾”肯定是绿营为陈水扁选举造势，但从中反映的问题又不那么简单，台湾相当多的人在感情和心态上与大陆已越来越远，不管3月20日蓝绿营谁方胜选，这种社会情绪都会对台湾的政情发展产生牵制性的影响。
2004年3月4日晚于台北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我来到台北的时候，离“大选”只有二十多天，选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蓝绿两营都拼足最后的马力在争夺选民，每天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动辄数万人参加的两方造势大会的热闹场面，“立法院”也是吵翻了天。但是一周以来我观察周围的普通人，好像并没有受到选战的什么影响，开店的继续开店，上学的照常上学，追星的还是追星，只是他们所追的“星”不是政治明星—前几天王菲和黎明为他们主演的一部新片来台北宣传，受到崇拜者的热烈欢迎；韩国当红电影小生裴勇俊今天抵达台北，竟有来自全岛各地的数百崇拜者冒着大雨，包了十辆大巴到机场接机，甚至订下裴勇俊下榻的圆山饭店的五十间套房，为的是和裴“呼吸同样的空气”，看那场面简直使你忘了还有“大选”这回事。
我住的地方是离某大学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幽静的小巷，出了小巷转个弯就是热闹繁华的商业街，街道很窄，数条公车线路经此，小商店，小饭店，鳞次栉比，人潮川流不息，可是我没有在街上发现一条有关“大选”和“公投”的标语或广告，我看到的唯一一条横幅是卫生当局提醒民众要注意灭蚊，防止登革热。
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选”前夜大学校园宁静的气氛。在我们的经验中，大学生是一个最热心参与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群体，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台湾这儿的大学，却提供了另一种类型。据说有明确规定，选举期间政治不能进校园，我在这所著名大学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选战痕迹，学生社团活动的启事包罗万象，就是没有选举的内容！前天和我一同坐校园大巴的一个博士生，很有兴致地向我打听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展情况，几分钟后匆匆和我告辞，他要赶去上“唐代政治史专题研究”的课。
选战不可进校园，对于任何人都一样，谁都不能违反，若一意为之，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3月3日，陈水扁到文化大学搞座谈，题目是“台湾之子青春梦—与青年朋友对谈”。据报道，他是应文化大学一个亲绿营的学生社团邀请而去的，当然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选票。事先学校当局表示：“选举期间，这个活动不宜核准”，口气虽然柔和，态度还是明确的。这件事发生后，陈水扁受到“立法院”亲民党议员的炮轰，被质询的“教育部”部长当场表态：选举不应进校园，陈水扁的行动不妥。文化大学校长也批评那个学生社团背后的某基金会“陷文大于不义”。
某一规则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再神通广大的政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变着法子绕过去。陈水扁到文化大学的同一天，他的竞选搭挡吕秀莲突发奇想，说是要体验学生时代挤地铁去上课的感受，她带着保镖和一群媒体人员，于晚上六点多钟的高峰时刻挤进地铁车厢，她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深入民众，展现个人的亲和力，为连任拉票。捷运（地铁）公司有规定，大选期间不得在捷运车站等处从事竞选活动。面对这个约束政治人物、反映社会共识的“紧箍咒”，吕秀莲寻机迂回突破。她预先设计要和乘客一一握手，只可惜车厢里人挤人，竟然无法顺利进行，她也一路站到终点站。但她还是借着台北地铁的由头对随行的媒体人员说了一通赞美陈水扁的话，说地铁是陈任市长时的政绩。事后台北捷运系统公关主任表示，当天吕秀莲搭乘地铁没有选举行为，因为“她没戴竞选帽子，没使用旗帜，如同一般乘客，并未违反相关的规定”。吕秀莲是正在台上的“副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搞些小动作，大的方面仍不得不受着社会共识的约束。看来，台湾的市民社会已慢慢成长起来了。
2004年3月6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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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大选”下的台北生活》，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3月19日，笔名“侃之”。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来到台北后，听到不少人都说，绿营会选举。根据我来台做客座教授的所见所闻，发现“绿营会选举”并非虚言，而彼等最擅长的就是运用“民粹动员形式”。
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一是体现在它的选举诉求，二是它的选举动员形式，其基本方面就是面对社会各阶层，尤其面对底层民众，以所谓“中国打压”做由头，强调、膨胀“台湾主体性”的叙述，载之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聚积社会支持，争取选票。
陈水扁、吕秀莲都是精通群众政治学和群众心理学的“大师”，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争取连任成功，可是民进党执政四年，台湾经济滑坡，政绩乏善可陈，陈水扁只能避实就虚，以某种高调的“宏大”叙述吸引选民，这个叙述就是“台湾主体性”，“台湾要发声”。这次陈水扁竭力要把“公投”和大选捆绑在一起，这既和民进党的“台独”理念相连，也是他们的选举策略。绿营所期望的，一是刺激大陆，再巧用大陆的回弹力，制造台湾和陈水扁被打压的弱势悲情效应，来拉动选票，坐等选票大丰收；二是将自己打扮成“台湾之子”，以“爱台湾”、“超族群”的高姿态，引导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淡化“民生”感受，往“理想”层面走，往“未来远景”走，往“形而上”走，以保住现实中的“总统”宝座和民进党的执政地位。
以我观之，陈水扁等对民粹主题，已到了烂熟于胸、操控自如的程度。他在大选期间所提的口号皆有强烈的民粹煽情色彩，在各种“造势大会”上，他从不忘提及“守护台湾”、“人民”、“爱”、“幸福”、“孩子的未来”、“土地”、“家园”、“台湾主体性”、“站在历史最正确的一边”、“永远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等话语，一意将议题往上抬升。陈水扁抓住蓝营在两岸关系上欲说又止、模糊不清的“软肋”，一再逼蓝营对“一中”表态。绿营造势大会的会场上也是一片民进党绿旗的海洋，几乎从不见国民党旗帜。陈水扁在“士农工商挺扁造势大会”上抨击蓝营3月13日大游行的主题“换总统，救台湾”，是“为反陈水扁而反陈水扁”，“格局太小”，“没格局”，而自赞绿营2月28日发起的“牵手护台湾”是“格局大”。应该说，绿营的这一套叙述不仅迎合了绿营群众的心理，对青年人，以及部分“中间选民”也有相当的影响。
绿营在大型群众造势大会上也是工于运思，非常重视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大陆30—40年代左翼文化的元素，来调动群众情绪，使参加者的情感汇聚于民进党的主题。3月4日晚我看了民进党在高雄举办的一场“民主路上我和你”大型造势音乐晚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其中有一个反映普罗大众和蒋政权斗争的舞台剧，竟然有一个名不副实的剧名“全民公投，民主大跃进”。且不说“大跃进”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引自大陆的词汇，看着舞台上昂首挺胸的青年男女，我竟有时空倒错之感，“梦里不知身是客”，几乎忘了身在台湾：只见一小群身着青色布衫的学生、农民和工人，在国民党军警的压迫下，身体扭曲，面部表情呈痛苦思索状，他们开会讨论，互相激励，然后手执小旗，冲向国民党军警把守的铁丝网，前赴后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前进，直到冲垮了铁丝网，把国民党军警赶下了台，最后在高昂的音乐声中，青年男女相拥在一起庆祝胜利。这是我非常熟悉的舞台场面，和记忆中反映“一二·九”、“反内战”的文艺节目如出一辙，唯一的差别就是舞台上演员手上舞动的小旗变成了小绿旗！难怪我见到的几个历史教授都说，绿营很会学共产党，很会运用毛泽东的方法。据他们说，民进党私下里很推崇毛泽东，乍听很奇怪，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此地民众心目中非常厉害的蒋介石是被毛泽东打败才退守台湾的，这似乎让过去许多年受蒋氏父子打压的民进党出了一口气。
绿营的选举造势大会在针对群众的心理、诉诸民进党主题、调动群众情绪、掌控会场节奏等方面也胜于蓝营。在绿营大会的这类演唱中，既有充满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歌曲：“勇敢的唱，大声的喊，国家的名，是台湾”；也有诉诸群众乡土情感的民歌，诸如“阮（你）若打开心内的门，就会看到家乡的田野”。在绿营的语境中，爱乡土和“台湾主体性”是一体两面，本来爱乡土是人之自然情感，“台湾主体性”却是隐含“台独”理念的政治性诉求，绿营就是要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捏合在一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这种每天都开的造势大会上，都有音乐的旋律伴随着大会从开场直到结束。会场上播放出的这种音乐，就是在下雨天，也可使身着雨衣的群众始终保持高昂亢奋的状态。某音乐人，自称跟随陈水扁已十多年，对陈的演说内容和风格十分熟悉，因认同绿营理念，曾多次拒绝蓝营的邀约，他不仅为陈水扁专门设计、制作了一套具有陈水扁个人符号识别特征的登台音乐旋律，还会根据陈水扁的演说内容的变化，奏出或低沉或激昂，或幽远或庄严的音乐旋律。该音乐人也分别为民进党重要人物谢长廷（高雄市“市长”）、苏贞昌（台北县“县长”，绿营竞选总部总干事）量身定做了出席造势大会登台时的个性化音乐旋律。如此精心打造，必然对参加大会的底层群众产生感染力，在造势大会特有的场域中，随着音乐旋律的起伏和台上政治人物对台下群众的呼喊（一般几分钟就会呼喊一次，如：国民党是不是黑金啊？在台上主持人的引领下，台下民众回应：是！我们要不要爱台湾啊？民众回应：要！我们怕不怕中共飞弹啊？民众回答：不怕！），许多男女老少情绪亢奋，似乎实现了台上高官和台下群众跨阶级、跨阶层的大融合、大对流。据有关报道，在绿营的支持者中，中学以下，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选民占到46.9％，大幅领先于蓝营。为了让会场的气氛对民众心理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在绿营造势大会结束时，陈水扁都会和台下民众同唱“相信台湾”（“二二八手护台湾”活动的主题歌曲），呼喊“台湾第一”、“改革第一”的口号，把大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无一例外的压轴音乐则是贝多芬的《欢乐颂》，绿营颇有深意地用《欢乐颂》做造势大会的结束曲，似乎要以此来凸显绿营“抛弃中国封建主义”（李登辉语），“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以主体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的立场。
相比于具有长期党外抗争经验的绿营，曾经执政五十年的蓝营在造势动员形式及能力方面均逊色不少，宋楚瑜、马英九等为了取悦、贴近群众，虽然也会在蓝营造势大会上用各种方言舒展歌喉，随时开唱，但具有蓝营政治诉求内容的文艺节目并不多见，一般都是为表演而表演，更没有带有蓝营标识性的音乐旋律相伴随。一般而言，蓝营保有对中华文化的敬意和感情，造势大会的会场也经常是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海洋，可是我从没有听到大会上响起“梅花”的音乐旋律。显然今天的国民党、亲民党要和过去年代带有意识形态符号象征色彩的“梅花”划清界限，因为在眼下的台湾，在压迫性的“爱台湾”政治正确的语境下，“爱台湾”已成为和“爱中国”相对立的话语，说唱“梅花”歌曲中的那句“巍巍的大中华”已成为禁忌，政治人物若表明自己“爱中国”则马上会被指责为“卖台”。可是不清楚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既会引致那些怀有中华情感众多选民的失望，更重要的是，在“一中”问题上含糊其词，还是避免不了绿营的强力进攻。
于是蓝营只能走高官人性化争取选民的道路。已六十多岁、从政三十余年、历任一系列要职、性格谨严的连战，面临激烈的选战，现在也性情大开，他和夫人连方瑀在接受电视访谈中，对着全岛民众谈起他们留美期间在芝加哥第一次初吻的情况，连战还在记者的追问下说他穿的内裤是四角裤而不是三角裤。连战甚至表示，如果他的儿子带回家的不是女孩子，而是一个男朋友，他也会给以理解。连夫人更是不辞辛劳，除了陪同连战出席各种造势大会，还替夫出征，和宋楚瑜夫人陈万水（“万水姐姐”）发起“台湾女人向前走，百万妈妈站出来”等活动，到处“赶场子”，拉票拜票。为了消除过去那种官太太高高在上的形象，拉近和选民的感情，她经常在造势大会上唱歌，自称“战嫂”，拜托大家“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战哥”。连方瑀还组织了一批蓝营夫人登台献唱闽南话歌曲，结果遭到吕秀莲的讽刺和挖苦，说是“一群官太太在唱歌”，“哭哭啼啼像王宝钏哭寒窑”。
为了赢得大选，蓝营急追直上，也向对手学了一些民粹动员的形式，在争取群众方面已不遗余力。本来，高教育者是蓝营的重要支持力量，有51％的受过高等教育者支持连宋。但为了不让绿营独占“民粹”之利，蓝营最近接连举办了“连宋与农工生”、“连宋疼惜劳工之夜”、“农渔民大团结”等大型万人造势大会。连宋以劳工“贴心人”的姿态出现，一再向群众承诺，当选后一定要在政府出台新政策照顾疼惜农工。为了做大选的最后冲刺，3月10日，台北市“市长”、连宋竞选总部总干事马英九向台北市政府请假十天，他在一场街头剧中穿上了厨师的白衣帽，扮成小饭店老板的模样，对着麦克风喊着：“经济大滑坡，生意不好做，没人来吃饭，换总统救台湾。”绿蓝两营的达官显贵都把身段放低，眼睛向下，一时间都成了群众的“贴心人”，双方都把老百姓当成荣国府的贾母一样哄着捧着供着，其实社会大众心知肚明，蓝绿两营最爱的还是老百姓手中的那张选票。
到了3月13日蓝营台北大游行，一时风云又变，从中山纪念馆到“总统府”几公里的途中，水泄不通，数十万蓝营群众扶老携幼，摇旗呐喊，声势壮大，据蓝营方面报道，今天全岛有三百万支持蓝营的人走上街头，人数之多出乎不少当地人的预测。
大游行和集会有序进行，没有出现任何违规现象，在主会场和“总统府”前的空旷地有一条数十米的隔离带，警察一字排开，零散的人群仍可进入。数十万人在主席台前呼喊“陈水扁下台”，但没有一人冲向警察设置的铁丝网隔离带。主会场设在“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我站在离连战不远的主席台的左下方，亲耳听到他的有关大陆政策的最新叙述。连战和夫人连方瑀还走下主席台，全身趴在地面，五体投地亲吻地面。在同一时刻，宋楚瑜夫妇在台中会场含泪跪下，亲吻地面。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正在被解读和放大，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连战的讲话和行动是蓝营为选战的最后冲刺，蓝营在大陆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一直被民进党抓住，攻击蓝营“亲中”，连战今天的新说法对争取中间选民可能起重要作用。它标志着蓝营对两岸关系重大的转变，已和民进党的相关叙述无多差别。
当晚，李登辉和陈水扁在高雄有五十万人参加的绿营大会一同登台，李和扁责骂连战亲吻土地是“欺骗”，李说：爱台湾为什么把钱放在美国，他号召“不许旧势力复辟”，“消灭外来政权残留势力”。83岁的李登辉为陈水扁拉票已到了不顾老命的地步。
选战已进入到“割喉战”和“肉搏战”。台湾至此政治生态已经大变。
2004年3月13日于台北
* * *
* 原名《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发表于《凤凰周刊》2004年9期，笔名“侃之”。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
我刚来到研究室，才看到你的来信。
昨天一天都在看电视，中午×××教授请我和几个朋友吃饭，谈的是“大选”，晚上一个中文系教授来我住处聊到11点半，也是主要谈“大选”。
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政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蓝绿都在等美国的态度，只有美国才能干预。
从“三二〇”晚9点半连战发表讲话到现在，几天来虽然下着小雨，但聚集在“总统府”前的蓝营群众还没离去，今早7点40，宋楚瑜又前往讲话，为群众打气，但他提到，自8点起，请不要鸣号，以避免影响附近学生上课。
我的看法是：3月20日晚9点半连战“选举无效之诉”的讲话不是一时情绪失控，而是蓝营开会一致作出了抵制决定，事实也是如此。据报道，只有马英九一人低调，但马英九昨天已在群众大会现身，和连宋保持一致。
蓝营这一举动令老×等朋友大吃一惊，我认识的其他教授也深感意外，他们都说国民党已软弱成性，难以想到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这太不符合国民党的性格。
但我却不感意外，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蓝营绝望的最后一搏，从此，很大的可能是，连宋退出政治舞台，中国国民党要变为台湾国民党，民进党将会长期执政，“去中国化”将更加深入，国民党再起来已是非常渺茫了，而那时的国民党已不再有多少“蓝色”，或许就是“浅绿色”，和“深绿色”的民进党无多差别了。
你的看法是对的：蓝营在“三一九”下午就应提出对“枪击”的质疑。可是当那天晚上陈文茜在电视发表质疑讲话受到绿营猛攻后，蓝营就吓得缩回去了。
本来我预测蓝营胜选，也得到证实：所有报纸，电视台的内部民调都表示：在“枪击”那天的上午，蓝营还领先绿营百分之十，当晚就变为双方差距百分之一，大批中间选民在枪响后投向绿营。
那一枪改变了历史！
上一次“大选”国亲的数字没有很多意义，因为国亲数字中，包含李登辉为连战拉的票，这次李登辉为陈水扁站台，李在台湾下层民众中有大批支持者，他的票都流向了陈水扁。
还有一点可能我们在大陆感受不深：绿营其实是“革命党”，很有那种走入群众和百姓“打成一片”、“和群众心连心”的样子。民进党为目的不择手段，它虽为“执政党”，但处处是“革命党”的风格，用一切民粹的方法鼓动下层民众，那个以“台湾佃农之子”自傲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因为出身贫寒，还对钱特别充满欲望，黑白通吃；国民党虽是“在野”党，但做派是“执政党式”的，连宋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有颇浓厚的“大官人”的派头，也有不少“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味儿。老蒋时代国民党当然也是黑白通吃，蒋经国时代就好得多，到了连战“连博士”这会儿，国民党只能守着过去的“党产”过日子，早已没有当年的狠劲和霸气，完全是中产阶级的一套，怕这怕那，处处小心谨慎。被许多人寄予希望的马英九在太平时期绝对是一个“好官”，但不是痞气十足的“革命家”，而台湾的下层群众还是很吃“革命家”的那一套。
民进党这些“革命家”就以“台湾人要出头天”，“不许中国人（外省人）欺负台湾人”，“连宋亲中国，是中国代理人”，来动员普罗大众，这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往上再抬升，用学术语言讲，就是“建立对台湾新国家的认同”，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气氛下，被愚弄的南部少数群众就喊出了“外省猪滚回中国去”！
国民党过去对绿营的打压并非如我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是在30年代，国民党还有反省院，陈独秀等还可在监牢中看报读书，说起来还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来台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最厉害的50年代，国民党杀的就是两千多人，以后零星杀搞暴动的“台独”，数字极少，而大量材料已公布，其中许多真是武装台独分子。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在电视上讲当年的“革命历史”，说当年如何准备在草山（即台北的阳明山）蒋的住处外准备暗杀蒋介石。大前天我就看到绿营电视台对“台独”教父史明（《台湾四百年史》一书的作者）的采访，他大谈当年如何收集枪支和他的同志去杀“大魔头”蒋介石，又如何失败了从基隆秘密坐上装运香蕉的船逃往日本。
以我看法：蓝营已难翻盘了，因为那个“验票”起码要半年时间，今天股市已大跌，工商界已出面呼吁蓝营接受大选结果。
除非马上能揭开“枪击”之迷，或美国明确表态反对陈水扁，而这两点都不太可能。
若如此，绿营马上会冲上街头，台湾会一片大乱。
据许多报道：“枪击”有太多的疑点，陈水扁受伤后行动自如，吕秀莲只擦伤一点皮，但做出受大伤的样子，进出都坐轮椅，电视观众都发现太假，而废票高达三十多万，比上次多十倍，很多人认为有明显的“造假”的痕迹。
今天几个朋友都说心里难过，他们为台湾的形象受到伤害而难过。
就是陈水扁上台，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台湾一半人都反他，但我估计蓝营最后还是会接受现实，台湾大概不会出现动乱，因为美国不允许。
2004年3月22日上午于台北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这次来台湾是我的第三次，前两次都只有半个月时间，这次在台北的一所大学客座，要待一学期，又恰逢台湾“大选”前后，所见所闻颇为丰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使我对台湾和这边人的各种感受要比过去体会得更深刻一些。
说起“台岛心态”不能不先说“中原心态”。“中原心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台湾“中研院”社科所钱永祥先生所提出，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最近也有专文论及这个话题。的确，“中原心态”在很多大陆人那里是存在的，个别大陆学者来台湾访问时，自觉不自觉之间流露出一股傲气，很刺伤台湾的朋友。这次来台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像我等自认为超越了“中原心态”的人，可能还是需要警惕意识深处是否还存有一小块“中原心态”的角落。
“中原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对台湾民众“弱势悲情”心理的体察。毋庸讳言，这种“悲情”心理是普遍存在于台湾民众的意识深处的。百年来中国深受外敌的侵略压迫，国势衰落，在日本殖民主义长期统治之下，台湾人民犹如“无花果”，一直备受挫伤和压抑。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弱势悲情”心理，我一向以同理心来理解，早在80年代，学校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收藏的台湾作家的书几乎都读过，也买了一大堆台湾作家的小说、散文。我读过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等一大批台湾乡土老作家的小说，从中深深感受并体会到那个时代台湾同胞心灵的漂泊和无奈。台湾光复后，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剧，国民党打不过中共，但它在台五十五年，却是“巨无霸”，特别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红帽子”满天飞，不仅杀害了几千个被称为“匪谍”的人，还打压、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台湾百姓，使得台湾民众中的“悲情”感更加深重。
当我对台湾民众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时，我也注意到这十多年来，台湾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煽动族群的对立，一步步引导台湾往危险的“台独”方向滑落。现在国民党被民进党说得丑陋不堪，但我还是看到来台后国民党的另一面：国民党在70年代后，由蒋经国主导，逐步开始革新过程，它在台湾还是做了许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师重教，连农村小学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时至今日，这种社会气氛也未改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减租”和“均富”政策，让底层民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贫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样有出头之日。前几天，我和现在所在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聊天，他是台湾最南部道地的农民出身，考上台大再留学美国。类似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就是这位先生告诉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还保留浓厚的“古中国”尊师的气氛。国民党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权力即可，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客观上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后来的社会转型较为平顺，不至于那么动荡。前天系里组织春游，出台北去了乌来温泉，小镇上的国民党乡党部，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乡党委，却叫“民众服务社”，他们甚至没听过“乡党部”，而“民众服务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为做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故而对国民党来台后的这番作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