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后一个多月，因是长住，都是自己打点生活，每天要上街吃饭，买报纸，还要隔三差五去超市，不像短期来访，都是被接待，不易了解到台湾的真实民情。我看到的是，对大陆来的客人，台北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也是有礼貌的，但无可讳言，确实有一些底层民众歧视大陆人。在这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法”已失灵：“台独”的同情者和最大的支持者不是台湾的中产阶级，而是占人口多数、处于社会低端的广大普罗群众！我经常去一家早点店喝豆浆，这家早点店是一家四姐妹开的，三个都很有礼貌，但其中一个听我口音不是台湾的“国语”腔，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偷渡来的？去年11月我去“中研院”访问，住在学术活动中心，一个女清扫工看我是大陆来的，一直是冷脸相对。台北的公交巴士从不报站，只有少数线路的公车上有显出站点的视频，给外地来客造成极大的不便，有几次我问司机站点，他听你不是说闽南话或台式“国语”，就爱理不理，所以我每次坐公车都问同车的乘客，特别留神，生怕下错了站。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母亲的老熟人已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因讲大陆方言，在菜市场受到小贩的欺辱。前天我参加系里组织的春游时，一位教授太太和我聊天时说，他的先生日前在他住的新店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饭，也是因为讲“国语”而被羞辱。他说的还是台式“国语”，而且还是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区。在台湾南部，因说“国语”被羞辱更是常事，前不久电视上报道，南部一小吃店老板娘把一碗热汤圆泼到说“国语”的客人脸上。我原想利用假期，环游全岛，但有朋友提醒我，不要一人去南部，一定要有人陪同。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有不少学生来大陆求学，但是当局就是坚持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资格。上个月，当局出台一项政策，规定迎娶大陆新娘要具备600万的家产，在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后，才不得不修改。
在提出“中原心态”的同时，我觉得也应看到在台湾确实存在一种可称之为“台岛心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盛行在下层民众中，更反映在社会的“高端”，这种社会心态包含有多方面的来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对立的产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长轨迹，使这种精神气氛几乎随时可以感受，甚至可触摸到。
几次来台湾，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有着自己特有的“议题”，所谓“特有的议题”就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是从台湾的环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中产生，这其实非常正常，因为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两岸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总不能叫台湾老百姓去关心我们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两岸分隔五十多年，造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诸多的差异，但是两岸毕竟同文同种。然而我看到的是，台湾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除了个别部分和大陆有交叉，绝大多数和大陆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没任何关系，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对于不少人来说，台湾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说得严重一点，给人一种很自恋的感觉。在3月6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吕秀莲竟说：“台湾要以柔性国力征服世界！”我相信这种极为夸张的“自我中心感”是和近年来陈水扁一再鼓吹的“台湾第一”和“台湾优先”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就是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在台湾政界人物齐喊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官、商、学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湾，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处的电视有一百个频道，可是我极少能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马德里车站爆炸案，才有从外电编译的电视新闻。我为此问过一位台北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是因为台湾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事，电视台从市场需要出发只能如此。一般情况下，电视上有关大陆的新闻每天会有一两条，几个电视新闻台滚动播放，也有正面客观报道的，但多数是从CCTV剪辑下来的大陆各地“黑心方便面”、“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间或有几条大陆社会新闻，诸如“鞍山美发厅跪式服务”、“痴心郎跪爬十里求爱”。我不清楚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导向”，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那个原因：台湾百姓对大陆没兴趣。
学界对大陆的兴趣也大不同于以前。近年来，不少过去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纷纷转行研究起台湾史，台湾史本来就应该研究，这无可厚非，但我发现这里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建构台湾的国族认同”相联系的。绿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大历史学家连横的名著《台湾通史》，说该书反映的是“失去台湾主体性”的“大中国史观”。过去我们来访的人一般很难接触到绿营人士及其社会基础，现在可以说根本无需专门寻找，“绿色”人物到处都有，学界更甚，一些人更发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会学家萧新煌已成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台大法学院退休教授李鸿禧是陈水扁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原是和胡佛等齐名的七八十年代台湾自由派代表人物，现在以陈水扁的“国师”自居，他在“民视电视台”主持“天佑台湾”专栏，在3月30日的节目中，竟信口开河说，“中国在清朝以前没有”。昔日的乡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为绿营极为活跃的政治鼓动家，他除了时常主持在南部的露天群众大会，还在“年代”电视台主持“台湾心声”专题访谈节目，他每天晚上都面对“乡亲们”喊话，和被他邀请来的学者、教授一起，情绪激动地用闽南话在批判所谓“大中国主义”。现在“中研院”个别研究所已逐渐调整学术交流的方向，以减少和大陆学界的来往。申请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说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长李远哲先生。来台以后，我一直关心有关李远哲的新闻或报道，也时常听到不同朋友对他的议论。在“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和陈水扁同开记者会，然后表态支持陈水扁，只是这次李没有提出号召，而是说他个人的态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样。当天下午就有五个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对李进行了批评。王永庆、张荣发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但两人都公开呼吁开放“三通”。
李远哲当年回台是一件大事，这其中肯定有他对台湾乡土的一份强烈的关怀，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向往，但学者一旦卷入政治，事态就不可避免要复杂化。总的说来，李远哲现在的社会声望已大大降低。他这次的表态对拉升陈水扁的选情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支持绿的人早已决定，支持蓝的人不会被李影响。不少学界朋友都说，李远哲的超然地位已没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种类似胡适50年代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流失。
李远哲先生引起社会争议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他主持下的台湾“教改”。“教改”和最近几年教科书内容的修改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在台湾当局教育部门主持下，新版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已成为和台湾相对应的“外国”。在当下的台湾，彰显“台湾优先”是以“去中国化”，即疏离大陆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的，这种社会氛围已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不久，我应邀担任某著名教授一个研究生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他特地问我选课学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选课学生很多，其中还有外系学生，甚至外地大学的学生专程来上课。他说“学生有兴趣那就好”，然后称赞道“早知你上课好”，我初不解，后恍然大悟：我的这位老朋友原是担心台湾学生对有关大陆历史的课程没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博士生告诉我，我的课受到同学的普遍欢迎，他们说：“到底是来自大国的学者。”我闻之，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选我课的学生并不代表台湾学生的一般情况，因为他们是学历史专业的。我所在的这所著名大学有一门面对全校大学生的通识课“财经制度与社会生活”，现在已用“国语”和闽南话进行“双语教学”。不久前，“国家”考试中竟有闽南话，其中夹有日语的出题形式。高雄医科大学并在医学系一年级开设“台语文入门”，在三年级开“医学台语”。中部某私立大学把中文系改成“台语系”，在征选应聘教师面谈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该系教授以最流行的闽南话讲“台湾文学史”，大受学生的欢迎，选课同学高达三百多人。学生告诉我，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最后一次关心是在十多年前，自那之后，就对大陆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个学生说，“是由厌恶而导致的没兴趣”，我闻之，汗沾襟背！“台岛心态”竟包涵如此复杂的内容！
在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大氛围还保存一种“中华”气象，80年代台湾人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至今仍让许多蓝营群众热泪盈眶：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
……
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水不断，
……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但是到了现在，“正确”的观点是“乞丐赶走了庙公”（李登辉语），而谈“中华”更是“政治不正确”。“主流民意”对大陆毫无兴趣，其口号就是那个“台湾第一”，“台湾优先”，你要是“立足台湾，放眼大陆”，那就是“唱衰台湾”。和大陆民众普遍关心台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两极对照，“主流民意”对大陆抱着“惹不起，躲得起”，还要加一条，最好对大陆什么也不知道，紧闭双眼，紧紧抱住美国，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台湾”。如予不信，请听眼下台湾最流行的歌曲《相信台湾》：
山是海的岸，海为山唱歌，
这家拢是台湾仔，互相疼痛惜命命，
咱的代治家已管，勿免别人来操烦，
相信咱台湾，相信咱台湾，改革无底限。
海涌若夯头，海水缀咧走，
春风叫醒咱心肝，满地翠青好作伴，
意志坚定亲像山，打开未来向前看，
台湾咱的名，台湾咱的名，为伊来打拼。
这是一首类似民谣的歌曲，它乡情浓郁、朴实诚挚，可它就是今年绿营“总统大选”竞选主题曲！在当下的台湾，在社会意识的领域，“台湾主体意识”更多就是以这种草根性的形式出现的，它裹挟着台湾人民爱乡土的朴素情感，却少了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磅礴的大气、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心态，而透着强烈的封闭和排他色彩。台商有近百万人在大陆，大陆就紧靠着台湾，但我在这里却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陆好像是在遥远的非洲！
2004年4月7日晚于台北
* * *
* 发表于《凤凰周刊》2004年12期，笔名“侃之”。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台湾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依然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保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
一位台湾教授对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大体如此。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在台湾教授家里和乡下普通农民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来自日本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
1949年之后，出现另一种历史书写，那就是大规模的个人自传的书写，只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首先，它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之用；其次，它不会公众化，不进入公众阅读领域。前几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检讨书》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认识定势：历史是官家所写，这特别体现在一些大项目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写作上。历史也可由个人所写，但要体现官家的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的一个生产、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化体系，再加上官办的史学会和省社联一类的机构，有几个大佬分兵把守，项目之获得、评奖，都与作者的利益挂钩，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就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写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许多被评奖的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还是余英时先生说得对：“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民间书写的兴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文革”后读书界对“假大空”的厌恶；对外开放，域外读物的引进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都是对长达几十年的一元体制下的国家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然而，社会上对民间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历史，是有疑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历史是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和其他人往往强调历史事实不同，克氏认为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即如葛剑雄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说到民间的书写，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为回忆性作品，主观性强，当然没有大量的注释，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其次，历史由谁来写？学院内的人可以写，民间的人能否写？而且学院内的人是否就一定要以官家意志来写？何为“民间”？是不是学院之外的，都是民间？依我看，区分官史和民间的历史，就是看有无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价值取向：
1.官史都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是运用宏大话语来阐述历史规律，在这种角度下，人民是附带和附属的，不是被观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取向就是跳出这个框框，去“自我论证化”，但还是继承“鉴往知来”的中国优秀的良史传统，
2.官史谈现代有避讳，需遮蔽，谈古代好得多，因为和现实的关联性较少，民间不避这个忌讳。即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1]
3.官史论人看地位，分等级；民间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层也是多重面，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我看一本书，张胜写他的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中走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民间的取向。该书去领袖神化和圣化。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上是举其要者。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2]
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第一类：重点叙述“文革”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左”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有关讨论“文革”历史的作品较多。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文革”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文革”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
二章的作品—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章诒和著的《往事并不如烟》等系列作品。这两本书可归于文学书，但在我，却是把它们作为历史来读的，我把它们看作民间的历史，去官方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当然，可归于民间修史范畴的图书还有很多，但能够达到这两本书水平和境界的并不多。
章诒和一再强调此书的真实：“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1957年那场运动的残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被打成阶下囚和下放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谋略和手段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来，也有些荒唐。但在当时，这些无法想象的手段却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为。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也从民间的眼光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真实地反映当年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类：一些研究性读物。
例如：谢泳的部分作品，王学泰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后者以美国胡佛研究所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揭示了蒋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和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内幕，是作者研究蒋介石二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为知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却不抱残守缺，以七十多高龄远赴美国，两度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抄录刚开禁的蒋介石日记，以高度的学术热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重新勾画了蒋氏大陆时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原委，逐步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该书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
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其背景是1983—1985年，余英时教授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里存在着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诗的古典与今典，表达诗人的心曲），此论一出，堪称石破天惊。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余英时的解说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解读的只是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这部著作，解读陈诗一句不遗，旁征之博，考订之精，令人叹为观止。[3]陈寅恪身处20世纪的革命、内乱、外敌入侵的大变局中，目睹传统文化与道德之花果飘零，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空前一体化的举国体制下，忧国感时，将其私语诉说投放在诗稿中，“以诗证史”。数十年后，作者将其“密码”破译出来，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文化泰山的心迹和他笔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吴宓日记续编》，收集的是吴先生建国后详细的私人日记，对了解50—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类：自印本。
一些前右派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这类读物数量较大，前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和体制的缺失和弊端有深度体会和观察，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般反思力度都较强，例如赵文滔的《伤害》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海外写的回忆录，其中刘光华《烈日之下》就很有价值，作者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该书全面展现了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学院（前身为中央大学，后身为东南大学）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此书是留美华人历史学会印刷的文本。
另一些是前高干某些不符合主旋律的作品，例如粟裕夫人楚青的《慰英灵》等。
第四类：在境外出版的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前“文革”或高干读物。这些出版物数量颇大，水平参差不齐，在大陆较为严格的出版环境下，只能拿到香港出版。
网络中的一些读物，包括个人博客，使得书写进入平民百姓。
我看过的比较有内容的历史类个人博客有：
1.方子奋的博客。“狗日的档案”，“南京慧园里六号的母子冤魂”。
2.萧一湘的博客。作者是湖南常宁人，八十多岁，谈建国后该县历年政治运动。
3.《释证纪历》，所收都是“文革”名词解释，刊于“凯迪中途岛”。
4.《我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说的是“文革”前西宁市中学存在的严重的出身歧视，反映的是当时全国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初中第一节课，老师叫每个同学报家庭出身，令作者屈辱、愤懑，更令他感受到政治的残酷无情。
5.《拾来的纸片》。说的是作者的一个同学，“文革”大乱的时候，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其中一份就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说的就是作者的母亲，当时作者所在的北京一所中学在“文革”前对老师搞的政治类别的排队。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基层党组织：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头，在会议上逐一仔细排队。该校总共有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只是1963年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了1966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还有一些网上发表的个人长篇回忆录，例如：丁人卜编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一个乡村教师的人生回忆》，作者安寿，发表在“猫眼看人”，2007年4月发表，我是7月初看到的，说的是上海青浦县一位乡村教师的普通一生，其中写到“反右”和“大跃进”对作者一生的深刻影响，很朴实感人。这些正印证了某位哲人的话：“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另有两个综合性的、与民间回忆相关的网站，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以及加拿大陶世龙主办的“五柳村”。
有两份个人主持的网络电子刊物，在记录历史方面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1.《往事》。2004年由原中宣部干部郑仲兵创办，作者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往事》不定期，已有七十多期，主要为回忆和专题研究文章。
2.《记忆》，2008年9月13日创刊，综合性电子刊物，由吴迪、何蜀主编，已出26期。主要刊登“文革”回忆和研究资料。
由此可见，互联网拉近了学院研究与民间的距离，促进了学院与民间的交融。民间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兴趣一直较高，这可能和所处的时代有关，凡是与当代现实有某种关联性的历史，都会引起社会的兴趣。一些网站辟历史专栏，也设立个人专栏，如“天益网”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汤因比（1889—1975）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还原的，至少可以部分还原。民间书写的兴起体现了普通人的价值得到尊重，是人性的彰显。民间叙述的兴起也受惠于印刷术的改进和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普及，但是对于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还应详加考辨，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以求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真貌。
2008年12月19日在华师大历史系
2009年6月28日在华师大国史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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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10日。
[2] 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发表于2008年10月26日，来源：真名社区门户，作者：李怀宇（南方都市报记者）。
[3] 参见《南方周末》编辑部评语，2009年1月，http://www.infzm.com/content/22360?efxh3。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张鸣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表现出一个杰出学者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我们教育发展的强烈责任感，我谈不上“点评”，就是谈一谈听了张鸣教授报告和读了他的文章后的几点感想。
有关1905年废科举，我们只要是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但是，我们对科举被废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只知道科举是考四书五经，八股，因为不适应时代而在1905年被废。科举制是什么？科举制的实质是什么？科举和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选官制度和知识传授系统有什么区别？科举就那么废了，为什么国人震动不是那么大？科举制被废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应该说，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学历史的大学生也是基本不知道，或不关心，甚至包括学者教授也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虽然我们有不少专门研究教育史的学者专家，但他们大多说得很不清楚，也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张鸣别具洞察力，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
二、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官员当成所谓的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三、废科举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这是非常深刻的。
四、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
五、更重要的是，张鸣教授还联系新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把对这个问题最尖锐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来。
张鸣说：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张教授的丰富学识和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谈一点张鸣教授的研究风格。我们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个初学者是谈不上风格的，即便许多研究有年、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已成制式的学术生产链上，尽管不断有作品产出，但也很难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我以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生产链对学术产品事实上存在的那种同一化、制式化的产品要求，限制了学者自主性及其个性风格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学者本身素养、眼界的问题。我们往往屈从于学术机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维呆滞，语言干瘪，一下笔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无非是“三个原因”、“五个要素”等等，现在还把这一套往我们的下一代传播，真是为害不浅。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出的东西只在小圈子里看，专业外的读者豪无兴趣，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张鸣教授是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史学随笔作者，他的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把淹没在史海的史实打捞出来，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杰出学者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特别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叙述、大规律下的历史细节，可又都是历史的关键之点，经他的剖析，用生动酣畅的文字给予点化，给我们读者以启示。
我记得马克·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张鸣教授从小在北大荒成长，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对人和人性有很敏锐的观察，这些和历史结合起来，就有一种高度。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性的深刻体会，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像张鸣教授这样优秀的、发人深省的历史随笔的。所以听张教授的报告，读张教授的文字，我们能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思想和智力的增长，而从中获得一种智慧的喜悦。
我对张教授报告中有关新中国教育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的联系，有一点补充。张教授在报告中说：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绝然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我想，这在政策设计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时并不一定考虑要从科举制那儿吸取养分，我觉得还是较多从革命根据地的传统而来，或从苏联经验而来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把高小毕业生纳入干部体系，所有各类根据地学校的毕业生都统由组织分配，而在学校的体制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威大大超过教师和教学部门，这样的传统在建国后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学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专学生也成为我们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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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学科技馆点评张鸣教授论文的发言。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依我看有几类：
第一类最常见，就是对党和国家有关叙述的再阐释，依据政府的一些官方权威叙述进行论述。基本主题是：当年的行动举措是必要的，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过急、过快。基本上，这类研究只是一种政策阐释。
第二类，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以田野调查入手，对发生的事件、过程作细部研究。这类研究有重要贡献，提供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表现出的丰富、复杂的差异性。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是对整体的把握有缺陷，还有就是对建构理论过于热心，有学者批评，叫做“一村一理论”。
第三类是某些研究眼下三农问题的学者，出于某种现实关怀，带着某种理论预设的眼光，对当年这些事件之合理性进行新叙述。常见的看法是：集体化、公社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铁的逻辑，合作体制实现了国家获取资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第四类不常见，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再加以历史学的考察，以原始资料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对局部地区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释，所谓“小中见大”、“大中有小”。
我认为周晓虹教授的论文就是这第四类研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这和周教授的知识构成有重要关系，因为他的博士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他不仅有社会学理论的背景，还有丰富的历史学资源，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