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研究单纯集体化考察的视角。他抓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把集体化运动置放于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解释。
毛发动集体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此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南海到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完全控制，实现了经济组织与政权单位的合一。
这就是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1949年，毛说要使广大农民完全服从国家，农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号召阶级全面专政的那个社会状态（建立全面的国家控制）。事实上，这种农村中的新状态在1960年也曾实行过，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周晓虹论文的这个视角极为重要，打开了过去研究忽视的空间。
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3.摆远景。
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我的点评的结论：
1.文章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交汇，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含丰富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3.有两个建议：
（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 * *
*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为了教育、改造人民，政治家、革命家总要根据最新的政治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或叙述做出修改、完善和补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甚至是常见的，文字的修改更是司空见惯。
这样的删改，包括文字的和图像的，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胡乔木说过，领袖要给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文革”中，根据政治需要删改历史文献，是大家可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奇怪的。在“文革”中，如果有关文献保留了那些已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还会遭到群众的指责。文字可以修改，历史歌曲的歌词也可以修改，1970年重新发表了30年代一组救亡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绝大多数的歌词已被修改，添加了歌颂毛和共产党的内容。至于图像则更被重视，因为对人民影响更大。
对毛的图像，一向要进行修改，张大力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对鲁迅与他人的合照，也做某些技术方面的处理，不可以出现林语堂、伊罗生、李济等的形象。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担任周恩来翻译，外国记者把照片和录像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照片，站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却是王海蓉。
中国的这种做法或传统是否受了苏联的影响？直接证据还没有，但心口相传、耳濡目染，则是肯定的。
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分工，斯大林除了总负责，还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斯大林不断修改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文字的、影像的，有关托洛茨基等的图像全删去。斯大林脸上有麻子，在照片上也都被隐去。斯大林要让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叙—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影像，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等，美化、突出自己。
斯大林的好学生，“大清洗”的直接领导者叶若夫，本来其貌不扬，但是在油画上，叶若夫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的威严”（闻一：《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137页）。
1935年，苏联举办第一届工农业成就展，展览会上“工农兵”雕像的形象，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兵的坚毅、健康和美好，以后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影响很大。
二、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背后是一种绝对论，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认为他体现了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为了突显这种美德，就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符合现实的“完美”。
“完美”首先是“政治正确”，而达到“政治正确”则需要建制上的保障：
1.反映领袖国事活动的新闻记录片有中央审看制度，“文革”期间主要由姚文元（政治局委员）负责审看，有时，周恩来、江青也参加审看。
2.“文革”前，如回忆录中出现有关领袖的叙述，则需报批。1957年，李六如为了写他的《六十年的变迁》，特将涉及青年时期毛的革命活动的有关章节送中宣部检查。
3.拍摄者的自律。
为了达到“完美”，就要突出主要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简言之就是突出领袖，这就是“三突出”的由来，以后就成了一种指导原则。
“完美”也是要体现在“艺术完美”上。
正面人物，工农兵的形象是被固定化的，从源流上讲，就是1935年苏联的工农业展览馆的工农兵形象，简言之，就是“高大全”式的。据中山大学冯原教授研究，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一些没有学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广东艺术家，他们自发创作的有关毛和工农兵的作品是非常个性化的，但不符合国家主义的美学路线和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很快都被淘汰了。
江青的一系列署名“峻岭”、“大海”的摄影作品，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完美主义的艺术观。
更突出的是，有些国家要求所有外国参观者在参观照相时只能照好看的地方，不许照不好的地方；为了突出完美主义的美学思想，还将所有残疾人赶出首都；更厉害的是，把接待外宾的小朋友们都训练成会随时假笑的一群—瞬间就笑起来，呈现出幸福欢快状，这就达到了最高境界，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无须艺术家再做二次修改，而是标准化了。也就是，照片是真实的，内容是不真实的。
类似的情况，在70年代的台湾也有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北民众在街头跪迎蒋的灵柩，场面颇震撼。但一位当事人，也是台湾一位著名教授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的下跪，是不自愿的，是在场的情治人员大喝一声“跪下”，他的腿不由自主发软，才跪下的。还有一位台南的大学教师对我说，他是在他的小学老师强迫下才下跪的。
这是“第一历史”还是“第二历史”呢？
三、何谓“第二历史”？
看展品，回想历史，有启示，也有困惑，对什么是“真实”疑问更多。我们通常讲的“历史”，有两层含义：
1.原来的事实；
2.被表达的事实。
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已很难说它是完全客观的了，因为历史事实一经表达，就主观了，大凡我们所谓的“历史”，都是经由主观才被反映和表达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福柯也说：历史是被塑造的。
所以，我觉得更适合的概念应是：“第二历史”应该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为什么是“国家主义”的？
首先，它不是一种在个人美学趣味支配或主导下的创作或修改过程，而是国家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其次，它是经由国家推动的方式加以传播和扩散的。
我个人对“当代摄影”与真实的关系有一些悲观，因为太多的事实说明，“电脑成像术”对“真实”起了一种消解与颠覆的作用，以至于我对什么是“真实”，都发生了疑惑。例如：记录“影像”应是反映真实的，可是它又不尽是“真实”，它还是创作者的“作品”。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对许多过去可以认知的现象发生困惑。因此我把这个疑问提给各位专家，不知能否获得解答。
* * *
* 2010年3月27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参观张大力“第二历史”展览的发言。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学习“理论和方法”有无必要？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从1997年我给硕士生上课就不断强调，要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使之有机融入历史学研究。
过去有没有“理论和方法”？1949年前，主流史学不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多数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学”（傅斯年）。前有乾嘉学派，后有引入的兰克史学，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国对接，合流了。
“解释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但在建国前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边缘，以北大几位教授、胡适为一派，他们主张史料即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容易进来。1949年后解释学派成为主流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几十年一贯如此。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有其贡献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国后，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史料派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1949年后出现“三化”（绝对化、公式化、教条化），由国家的力量在支撑的解释体系，只能解释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中外历史现象。
90年代，有学者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求真求实，在方法上，除了阶级分析法，还可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样“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了。
2.80年代初以来，又有另一类“理论和方法”引入史学界。
最早是“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历史学。以后，新潮不断翻滚，席卷社会科学，包括人文传统科目。经二十多年引入，现在可以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西洋理论已占主导地位。在美学、文艺理论、文化批评、美术理论等人文学科，也是占据主流。唯有历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例外，其中以历史学最为排拒“新潮”。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是外部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在中国，历史学有其特殊性，是建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件之一，长期有几个“老战士”分兵把守，他们有很强的“阵地意识”，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基本已不存在。老同志、“老战士”掌握资源，影响极大，而文学界、美术界等早已多元化，早没了“老战士”。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1）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本质，它不关注宏大理论，理论就是借用来的分析工具，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完全不同，后者总是要在最后创造一个概念，例如岳村政治、华西模式等。（2）中国历史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不以运用西洋概念的多少来作为判别史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而是看事实的发现和叙述的清楚，以及它给今人的启示等，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再现历史就是常看常新），所以历史学是“实学”。那些以西洋理论为骨架的学科，反而因历史学的这个特点，非常重视从历史学吸取养分。
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门举行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中国美术批评的转向”研讨会，专门请我去参加，要我谈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浸会——清华大学第六次研讨会，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他们请孙立平和我做大会主题发言，孙立平讲现在，我从历史学的角度谈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等领域，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趋势，但应“润物细无声”，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某些研究那样食洋不化。学历史与学社科理论不一样的，后现代，理论先行，有些美国学者也不认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恺教授就极不以为然。所以要有学术的自主性，不要随西人而舞，心中无定力，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3.西人或海外在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种叙述框架：
（1）极权主义叙述
（2）“伟大的中国革命”叙述——“革命民族主义”
（3）“全能主义”叙述——“国家与社会”
（4）“新左”叙述
（5）“历史延续性”叙述——“传统帝制复辟”叙述
除了“极权主义”和“新左”的叙述，都不是完整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而基本上是一种分析视角，是一种碎片化的融入。特别到90年代后，几种叙述有综合化的趋向，这很可以理解：中国之复杂，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就可穷尽解释的。
4.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学是方法学的重镇，十分之四的诺奖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也有许多结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点历史资料，把西洋概念连接起来，历史学的元素很少。这是快速、跃进型的研究路径，现在颇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会是历史学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历史学研究不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寻找事实，然而要探究形成这个事实的诸多因素、条件、环节，关键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论来叙述西洋历史，那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看一看，那些优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哪一个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越懂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5.历史学的家法：史料和叙述。
搜集史料。
辨别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别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这是一个无底的过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简单地堆积史料）。
建立叙述框架。
逻辑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声称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说明他不会作。
规范。历史叙述要有规范地表达出来，所有东西要有依据，回答命题的学术史回顾。大家也可以反规范，文章并无定法，只要你写得好，史景迁、黄仁宇都是大家。
摆脱功利的思想境界，视野，关怀，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阅读体会，师徒交流，学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加上历史学的“家法”的训练，悟性的提高，历史学要长期积累、阅读，阅读中有体会。优秀的书要反复读，每次读后都有感悟。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学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立志以历史学研究为职志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要排除那种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绪，克服急于成名成家的焦虑，学术是一个志业，也体现研究者对社会或知识的一种关怀，不是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坦率说，现在一些同学连“为什么学历史”都不十分清楚。和历史系的研究生谈这个问题，似乎不合适，这个题目似乎应该对那些还没有以历史学作自己第一选择的人来说的，其实不然：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学历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
（1）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些特别，许多人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学历史的，只是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人生设计或生涯规划来学历史的。
（2）也是因为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本来就是相对主义，学什么只是来源于临时的冲动。
（3）现在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知识、权力和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于是就出现了三个现象：一个叫“功利”，一个叫“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一个叫“无所谓”。对此现象，一些高校老师都颇有感觉：萧功秦教授告诉我，有的学历史的博士生连“费正清”都不知道是谁。我见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类似问题。可能硕士生的情况更严重。怎么办？有的学者认为是学生原先的知识构成有问题，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则“痛心疾首”，说出一些很重的话，使得不少学生觉得受到伤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责怪学生，他们是无辜的，要责怪就应责怪教师和我们现存的教育体制。
（1）过去的大学教师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是知识中人，是学术和社会的“清流”。可以看看谢泳的文章：《过去的教授》。
（2）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3）过去学历史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国之变，怀感时之心。然而我们这里，前几十年是“为革命学历史”，现在是为饭碗学历史。
（4）也要明确告诉学生，学历史本来是奢侈的行为，是一种智性的活动，或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行为，从中是得不到财富和权力的。
我说这些不是要给学生压力，我只是从我的角度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是要设一个高台，把学生往那儿赶。现在的社会已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有自己的看法，学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事情，同时也不是现在这种学法，主要是靠师徒传艺、青灯黄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门道，然后还要经多年的清锅冷灶，才能出师学成的。还有就是强烈的爱好，也有自学成功的。
学历史是要靠内驱力，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是学不好历史的。所以我从不去拉学生读硕读博，更没有那种“导师癖”，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再脱钩，也都行，绝不阻拦。
在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对学生也要负一份责任，该说还是说，听和不听，悉听尊便。我带的学生都知道的。
要开阔视野，也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这次推荐学生看的书是唐德刚的书，《新中国三十年》。
另外推荐读几篇文章：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萧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为什么我们缺少独立特行的人生态度》、《晋豫之行手记》。
袁伟时：《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关于“史识”，我多讲一点：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我们中老年学人为什么读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有很大的触动，而读其他一些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没感觉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触动了我们，把我们有感而没表达或不会表达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李泽厚在80年代谈“启蒙和救亡”也有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错，然而，读后没感觉，说到底，就是没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识”。
唐德刚的前两项较弱，但后者是强项，这就是他的著作虽然有不少时间、地点等错误，但仍被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2006年9月4日/9月11日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谈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此书由何高潮翻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农村革命问题，80年代在武汉学习，后去国外读书。
80年代中后期邹谠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当时是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师的进修基地，把邹谠先生的看法很快传播了开来，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其实“全能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概念在英文是一样的，只是邹谠考虑到当时大陆的语境而使用了“全能主义”，从而拉开了一个口子，使这个原先禁忌的问题可以谈了。“集权主义”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偶尔出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在80年代用过。在邹谠说了此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就运用此概念谈“国家与社会”。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概念复苏，大凡重要理论或概念的出现都与时局变化有关。“市民社会”概念进入中国时分成两块讨论区，一块为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另一块为《天津社会科学》。
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居正的孙女居蜜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的负责人。谢持的孙子谢幼田对“西山会议派”有研究，写了《谢持年谱》，是研究“西山会议派”必看之书。
中国革命的解释原来是有巨大覆盖面的解释，邹谠的新解释与此是有交汇的，原来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给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帮忙，其中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上，为中共提供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论说体系。20年代共产国际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列宁吸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印度的罗易。1937年以后，毛的几篇文章建构了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在此前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大致能说明问题，所以说中共传统的解释覆盖面很大。
孙中山和蒋中正的解释与毛泽东的解释有共通之处。孙中山的重点在满汉对立，满人对汉人长期欺压，对中国文化压制，使中国的立国精神丧失，这与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汇。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他们感时而发，唐君毅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后安葬在台北，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后的干净地。
孙、蒋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国共的理论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题并不突出。1927年以前为“国民革命”，与以后的“工农革命”有重大区别。1927年后中共阶级意识出现了，1935年后“中国”概念也突出了。
中国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国民党，中共在毛泽东掌权后开始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共的精神气质有重大改变，此前中共的国际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题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背景乃东西洋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如果没有他们打进来，则中国处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变化。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毛对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参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国旧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时期，中国在发生巨变，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为何失败了？革命往往产生于改革时，改革是危险的，不改是安全的。
邹谠的新叙述之“新”在于突出了外部因素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国共都淡化了这个问题。对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治国新模式，国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宁主义上、下端，上端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端是党治、党军。国民党只要阶级调和，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的反映。日本没有提供整体性东西，而苏联提供了很多。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叙述肯定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1）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帮助。（2）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为当时在党内是留苏派掌权。（3）40年代后期对中共的帮助。（4）建国后对中国的帮助。
60年代对苏叙述开始大变（1960—1970），对于苏联的帮助一般只提列宁，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一笔代过。叙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另一方面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有持续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响，1957年把批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打成反苏、反共分子。毛泽东自己可以批评斯大林，但不允许群众对斯大林有任何批评。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跟在毛泽东后面批评斯大林，结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1960—1970年的叙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斯大林对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毛与斯讨价还价，表面看起来毛更高明，但中国还是吃了斯大林许多闷亏。
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对斯大林有批评。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可见北洋政府是有原则的，中国领土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领土是以后的事。
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