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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回忆》作者：郑曦原
书名：帝国的回忆
作者:郑曦原 编，李方惠 等译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8月01日
ISBN： 23340548
内容简介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上册）》是《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讫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帝国的回忆（上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分为上下两册，本册为上册。
《帝国的回忆（上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收录第一篇夕照的社会-第三篇诡异的内政等内容。
《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下册）》是《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讫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帝国的回忆（下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分为上下两册，本册为下册。
《帝国的回忆（下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收录第四篇艰难的国防-第七篇绝境的奋争等内容。
作者简介
郑曦原，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曾为新华社《经济世界》杂志特约撰稿人，参与策划CCTV多期电视节目，著有《中国远古文化》、《通向未来之路：与吉登斯对话》（与李方惠合著）。为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1984届选调生，曾志愿到地处秦岭深处的陇南乡村工作3年。热心社会公益和环境保护事业，是中国天然彩色棉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2年底，进入中国外交部，曾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3年，现供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目录
评论
前 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引 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
年的上海：自由港（1）
年的上海：自由港（2）
年的上海：火轮信使（1）
年的上海：火轮信使（2）
年的上海：租界见闻（1）
年的上海：租界见闻（2）
年的上海：会审公廨（1）
年的上海：会审公廨（2）
年的上海：会审公廨（3）
年的上海：对美贸易出口
清国的官式学堂
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1）
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2）
清国皇室生活记趣
光绪皇帝学英语
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1）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2）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3）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1）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2）
日本强制奴化台湾，再损兵250人
西藏叛乱平定，清廷诏示十三达赖罪恶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1）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2）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3）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4）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5）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6）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7）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8）
李鸿章访问纽约记（9）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
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1）
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2）
英国承认大清对西藏拥有主权
清国欲收回澳门，葡国派军舰遏阻
孙逸仙博士被清国驻英使馆绑架
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
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1）
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2）
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3）
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4）
契约华工的悲惨境遇
唐人街上的华人孩子（1）
唐人街上的华人孩子（2）
再版后记
《帝国的回忆》是《纽约时报》版的“晚清史”，是该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通讯、评论的合集，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着实让人吃惊。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南方周末》
当我们看到别人眼里的自己时，除了好玩，更多的感觉是惊讶，居然有那么多自己未曾察觉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
本书也算是历史，谁在史料上作功夫谁就是准史家。
——《中国时报》（台北）
获读这本《帝国的回忆》竟好像白内障动了手术，觉得眼目一清凉。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克艰
该书的编辑意义在于给我们送来了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
我翻阅此书时极为感动,有很多事物我们要重新思考。
——前香港特首特别顾问、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读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再读《帝国的回忆》，实在有趣。
——作家池莉
晚清的中国社会政治，就像一纸雨浸风蚀的远年老报章，无论你怎样秉持现世溯往的人文情怀或烛照历史的学术放大镜去看，终有字行模糊、知见为障的隔世之感。
——赵原（读书）
前 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纽约时报》自19世纪中期创刊以来，历经150年仍雄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这在世界新闻史上绝无仅有。本人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曾比较系统地查阅了《纽约时报》从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晚清时期的408篇文电。当我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跨世纪追踪报道，其篇幅是如此之巨大、时间是如此之连续、视角是如此之完整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1997年夏季，我向时报提出准备选择该报部分原始报道来编纂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期望寻找到《纽约时报》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同时也以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领域的变迁，捕捉到中国积弱而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轨迹。这个提议获得时报的重视和响应，并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因此，我们从1997年冬开始着手，首先形成了“纽约时报看中国”三部曲的编纂总纲，然后选择晚清社会为第一部，至1998年秋完成这一时间段的资料选辑工作，以此奠定了本书的原始文献基础。将来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准备着手第二部(民国卷)和第三部(人民中国卷)的编纂工作。
“纽约时报看中国”第一部定名为《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独立成书。本书全部原始文献均采选自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缩微胶片库，跨越时间从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共采用133篇原始文电，皆从我们编制的《〈纽约时报〉晚清报道总选辑目录(408篇)》中挑选出来①。我们挑选文电的标准，主要依据以下方面：直观反映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文电；直观反映传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文电；描述中国上层社会政治生活的文电；描述中国近代重大外交活动的文电；叙述中国若干重大战争事件的文电；叙述中国近代变法与革命的文电；反映华侨生活习俗的文电。选用文电的形式包括快讯、新闻专稿、特写、述评和社论，力求较真实地再现时报的新闻语言风格和报道特点，既有直观式的描述和观察，也有深入分析和背景报道。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对重大战争事件的文电选择以中日战争为重点，对重大革命事件的报道以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为重点，对重大外交事件的报道以李鸿章访问纽约为重点。如此选辑，难免挂一漏万，为此我们特将《〈纽约时报〉晚清报道总选辑目录》的英文索引附于书后，供有更多兴趣的读者参考。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年代久远，纽约公立图书馆保存的缩微胶片显示效果很不稳定，有不少我们自认为应该选入的文电实在无法辨识，只好忍痛割爱。
本书在编辑顺序上一共安排为七篇，首先以社会、文化等较轻松的内容为开端，力图先引起和保持住读者的兴趣，再随之以内政、战争和革命等沉重的内容，供读者思考。许多众所周知的事件，以及大量涉及教案的内容，本书没有收录。为了帮助年轻读者阅读，本书在每篇之前加了一段“篇首语”，再在若干涉及近代史的人名、地名和事件背景等处撰写了译注，希望能对这一部分读者起导读的作用；本书在对国名的表述上，大量使用了“清国”、“大清国”、“大清帝国”等字样，是有意识地将近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在时间上作清楚的划分，以帮助读者在阅读时保持相对超脱的心境，以利较为理性和冷静的思考。在整个编译过程中，我负责文稿的选编、分类和注释工作，并起草了所有的自撰文字。翻译工作则由李方惠、胡书源和我三人共同完成。
本书在起步阶段即获得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同志的支持，并蒙他亲笔赐函指教，获益匪浅；在与《纽约时报》的接洽过程中，承蒙时报亚洲事务顾问刘仕诚先生的多方周旋和鼎力帮助;在制作文献拷贝的工作中得到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热情帮助；在书稿草成后，又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左步青先生的垂教和指正，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郑曦原
2000年4月
引 子：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
1996年秋天，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参观《纽约时报》世纪回顾展。这是个深秋的下午，茂密的加拿大枫叶点点腥红，衬托着曼哈顿蔚蓝的天空。来自大西洋的海风挟带着饱满的潮气掠过哈德逊河，向曼哈顿徐徐吹来，新鲜而清爽的气息弥散在每个人的心中。
图书馆外，那大理石砌成的花台石阶上，密如繁星的小黄花开得飘飘洒洒，仿佛一个金色年龄的老人绽开了微笑。石阶旁，那两头雄壮的石狮精神抖擞，矜持庄重，以英格兰老派绅士的古典气派，紧紧守卫着知识圣殿的尊严。第五大道上车水马龙，人群从世界各地涌来，熙熙攘攘。各个国家的语言混杂在喧嚣的声浪中，震荡着空气，重重地撞击着人的耳膜。
我从市井鼎沸的大街上走进用厚重石头包围着的图书馆，顿时，有一种神秘的安静令人屏息。在展览大厅内，我发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19世纪中后期，中文报纸和白话文尚未流行，《纽约时报》即开始了对中国跨越世纪的追踪报道。年轻的报纸，年轻的国家，刚摆脱南北战争的阴影，还保持着几分“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的清新，对人类的关爱之心也远比今天纯洁。商业的动机，传播基督福音的理想，以及向东方世界探索和开拓的冲动，都非常强烈。因此，《纽约时报》这个时期的对华报道和评论尚没有老牌帝国主义的狡诈与世故，也少一些对弱势民族的蔑视。
大清帝国是我心中尘封的痛。当我在纽约这个色彩斑驳、变幻如梦的城市，读到外国人对当时我民族之情态很细微的描写时，封闭了好久的疮疤被撕开了，血流了出来，隐藏于心的爱也掀起了波澜。亲爱的读者，这是在图书馆故纸堆里沉睡了百年的文字，今天它醒了，像一轮世纪的新月浮现在我们心中。如此珍贵的一份记录，如此甘醇的一坛佳酿，我想与你分享。
晚清的政治家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是国家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千年未有的大危机。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从本书提供的一些珍贵史料可以看出，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当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体承担。中国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都像保险丝一样脆弱。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清国国民面对着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并不足以担负起抵抗的重任，这是一个浅显的事实。靠太平天国不能救中国，靠义和拳杀几个洋教士也不能救中国。
国民的教育与觉醒，非旦夕之功。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千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革命的决心，谈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个人的血警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少。类似于女人缠足一类的小事，虽然由慈禧下诏禁止，亦难有成效，何况改革政治制度之类的大事，靠103天的“维新”就能奏效吗？晚清时期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
洋人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紧锁的国门，迫使中华民族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必须投入到民族竞争的大潮流中去。过去隐藏了千年的污秽终于见了阳光，过去沉积下来的各种劣根性也暴露无遗。在达尔文主义盛行，视“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为“人间公理”的时代，在世界各民族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孔孟之道的文弱，实难以抵挡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恭亲王奕在甲午战争后期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天真地说:“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亲王大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炮舰外交的时代，他老先生的“法度”从何谈起？
所以，我认为大可不必一提到晚清就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当我们的文化领先时，长安、北京是世界的中心；当我们的文化落后时，纽约的时报广场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风水轮流转，有什么稀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步的时代，怎么可能孤立而封闭地存在？我们民族在19世纪中叶，由于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因此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为远东一个边缘的“乡巴佬”国家，这固然不幸之至，然而，也要看到，我们并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亡种亡国，支离破碎的大好河山虽然残缺，但尚有大致的模样，我们并没被完全打倒。最重要的是，我们毕竟在血淋淋的拳击比赛中终于学会了现代游戏的法则，逐步挺直了腰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想如果没有我国军民从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浴血奋战中一次次惨败下阵，没有全体国民面对列强瓜分和凌辱那痛彻心肺的痛，这个“悠然见南山”的农耕民族会愤然而起，“我以我血荐轩辕”，终于打响武昌首义的枪声，最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开启20世纪中华民族不断进步自强的光辉吗？
我们所付出的不过是国家与民族进步图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看穿了晚清的血泪，才真正感知到我族今日之辉煌。旧闻新读，往事如烟，我们不妨从兴衰成败与功过是非的纷争中超脱出来，沏杯香茶，找个舒适地方，心平气和地读读、想想。毕竟，痛苦已过，国家与民族已渐入佳境，伟大而光明的前程已在足下。
年的上海：自由港（1）
1854年4月20日
摘自《北华捷报》1854年1月28日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公告
谨告在华美国商人：
签名于此的金能亨副领事奉命告知在上海的美国公民，他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获得指令：鉴于目前的形势，只要清国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自由出入港口而无需交纳海关税，那么，美国船只也只需在出发港提交文件，而无需出具清国的海关结关证明。
清国海关对于其他国家船只实施的规定，同时也适用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这是基于最惠国所享有“利益均沾”的原则，而美国公民的这一权利是由美国与清国签订协议（《望厦条约》）中的第二条所规定的。
（签名）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
美国驻上海副领事
1854年1月20日
根据美国驻华领事于本月20日发布的重要“告示”①，对于美国船只，上海现在成为自由港。如果各国都遵循这一先例，上海对悬挂“其他各国国旗”的船只当然也是自由港。现在，我们将对困扰多时的税收问题做一个历史的回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我们的商人利益攸关，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他们呼吁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9月7日起义发生时，清国政府在这里的行政权力一分为四。当我们的商人想要借此机会，将自己沉醉在“走私的狂欢”之中时，英国和美国领事却站出来，要求以“白银或是期票”来完付关税，作为船只离港的惟一条件。
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一国政府由于其所承受的不幸而无力行使权利，远不是其他国家忽视该国权利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国家因此而获利的理由。事实上，这正是其他国家显示他们诚信的时刻。”而美国领事则毫不掩饰地用最直接的语言告诉他的国人，条约上规定的纳税义务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条约存在，它就有效”。
毫无疑问，两位领事都是尽责行事。然而，这二位都做得不对。领事们错用了他们的慷慨和同情心。事实上，一个政府的软弱是它自己的错。如果一个政府变得软弱，以致于无法行使它的行政职能，那么，“它的权利”与它的行政能力也就一同消失了。
英国领事完全遵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对待虚弱的清国政府，而美国领事的论据则颇有争议。因为依据条约的纳税义务，并不是“没有任何保留或附带条件的”，而是完全依据清国一方履行其义务的情况而定，它是在一定前提下生效的。但英美两国商人必须依照本国政府的规定行事，当美国人为他们领事颁布的法令而争论时，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关于遵守条约义务的道德说教。
最初，英美政府都遵循共同的立场。但是，当清国的道台①在舰队和军队支持下重返上海，力图继续履行他过去的职责时，领事们改变了他们先前的立场。
为了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我们在此要说明的是，当爽官①重回上海道任上时，他的目的是要在外国人所占的租界中重建海关，但他未能办成这件事，因为他在租界里没有足够的兵队来保护他免受起义者（小刀会起义）的冲击。考虑到租界可能成为官民爆发流血冲突的战场，生活在这里的人生命财产可能处于危险的境地，道台的行为被制止了。
此乃问题要害所在，并由此引出有关保障或反对外国人权利的许多争论，道台大人和他的施政目标因而受阻。我们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但有必要简单指出，外国人认为他们在租界有正当的自卫权力。他们确信，不论清国交战双方是否有意愿保障租界的安全，而实际上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来实施这种保护。于是，他们决定将所有有武装的清国人都阻挡在租界以外。
吴健彰不能建立陆上海关，即将目光转向水上，试图在停泊于外国船只之间的“羚羊”号上建立清国海关。然而，如同反对他在岸上建立一个有武装的海关一样，也有同样的势力反对他在船上建立海关。“羚羊”号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船只当成危险邻居赶走了。这位不幸的道台大人四处碰壁，智穷力竭，不知所措。这段时间，道台与外国政府之间也进行了大量的通信交流。
我们首先提到的是道台大人与英国领事罗伯逊在去年10月10日至18日期间的通信（全文刊登于《北华捷报》10月22日，第169号）。吴健彰宣称他奉命回到上海，将依据老规则征收关税，要求领事“授权予他”。英国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清国收复上海，重建海关，否则免谈关税。
于是，吴健彰要求偿还所欠关税，并要求英国领事向其国人明示，领事是代表上海道台，即清国政府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英国领事向吴道台通告了“暂行条例”，并再次通告他：“须俟清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视事之日”，即海关重建后，领事才会与他就征收关税事交换意见。
年的上海：自由港（2）
吴道台断然下令，要求收回所欠税收，并要求各国遵守原来的征税规则。他明确表示，如果各国不遵守，清国的钦差大臣将毫无疑问会采取措施，恢复从“外国商人”处征收全额关税，不许丝毫拖欠。罗伯逊领事的反驳可简单归结为一句话，即清国政府如此作为“将立即被视为敌意和侵犯”，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将是“帝国利益的灾难”！这一表态很有效，事态暂时平息了。
与美国当局的沟通情况，更令吴健彰满意。清国钦差大臣可能事先告知美国驻清公使（他当时在上海），吴健彰已获得朝廷的授权，奉命重操旧业。吴道台的行政权力迅即被美方承认，尽管吴健彰被告知，关税欠款的偿还需满足某些条件。美方同意，一旦吴道台指定一个地点，让清国官员能开征关税，他们就做好完税准备。
美国领事在延迟了两至三周后，于去年10月24日向吴道台发出一封重要信函，要求知晓吴道台的行政衙门设在何处，并同时知会清国方面，在租界实行的《暂行条例》只是为了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美方绝对无意认为，当清国官员无法行使海关职能时，美国政府可以负责征收美国船只所应交纳的关税。现在，紧急状态结束，道台阁下在此，而且他有足够的兵力足以保障安全，因此，《暂行条例》将于三天后失效。而在这三天时间过去前，道台必须确定衙门地点。
在这个压力下，吴健彰最后宣布，开征关税的地点选在停泊在租界外的两艘清国兵船上。美国商人在规定的时限内获得通报。去年10月28日早晨，《暂行条例》失效。此后，美国公使于11月1日启程前往香港。
10月26日，道台再次致函罗伯逊，称依据清国钦差大臣的命令，大清浮动海关已经建立，要求“照章办事”。他于11月2日被告知，此事需提交英国女皇驻香港的全权代表审定。不久后，他获得答复（查阅《北华捷报》12月3日，第175号），大意是此事已呈报伦敦寻求指示。香港总督并通过英国领事通知吴道台，直到伦敦下达命令，或是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正式海关来处理关务，“否则，我不认为我可以认同他向英国公民征收关税。”这就解决了浮动海关问题，至少，英国官方这样认为。
此前，法国领事伊担（参阅《北华捷报》11月12日，第172号）也已拒绝承认浮动海关，并告知这位“尊贵的道台阁下”，除非清国在上海建立一个规范的、有能力切实履行条约各项条款的海关之前，否则法国船只可以自由出入港口，勿需交纳任何关税。
其他国家的领事也都拒绝承认这个海关，于是这些税收船成为专门征收美国船只关税的机构。如果允许这一状态持续下去，就显得令人吃惊和滑稽可笑了。那些对美国驻华公使的性格有深刻了解的人肯定地说，他不久就会做出决定，而这一举措绝不会是倒退。他们猜对了，一份有纪念价值的“告示”就这样诞生了。它宣布，只要清国政府无法对其他国家的船只收取关税，那么上海同样也是美国船只的自由港。
这一命令是本月20日颁布的，并被立即执行。次日，刚装完一船茶叶准备运往纽约的“奥奈达”号就收到了美国驻华领馆出具的证明领事规费已付讫的简单公文。
毫无疑问，对此事的功过争论很多，观点各异。美国政府对清国的政策一开始完全依据友好条约的规定而行。的确，美国当局被指责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在吴健彰道台处于危险境地时将其当成朋友，在他重返上海时立即承认他的行政权力，而且美国公使也表示：“美国政府愿意为清国当局的行政权得以正当行使提供方便。”但是，如果道台大人幻想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孤独地支持清国政府令人难以忍受的软弱，那么很遗憾，他就误会他的美国朋友了。
10月24日，吴道台被明确告知，“暂行条例”将从该月28日起失效，他必须做好准备，自行处理关税。吴道台应该理解到，“暂行条例”只是在突发的紧急状态下，英美当局采取的一种友好行为，但它并非条约规定的义务。
各国不再继续代管清国海关后，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接手此事。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并承认了清国新的海关税则。现在，他们只是严格遵守条约，由吴道台对所有外国船只实施管理权，或接受失职的后果。美国公使在给予道台足够时间后，发现他什么事情也没完成，于是做出公正决定，命令颁布上述“告示”。清国政府必须承担因其无能而导致的后果。当一国政府缺乏实施权力的核心要素、无法履行其义务时，即无法同等而公平地对待所有人、或对之“行使权力”时，那些“权力”也就有必要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
10月，有一艘奥地利商船进港，装卸完货物后启锚离开。这艘商船既没有申报也没有结税，逃避了所有的海关责任。但离港后，也未遇到来自清国当局或其他外国政府的任何阻碍。
年的上海：火轮信使（1）
——一个美国人的游记
1877年12月24日
《纽约时报》特别报道，记者：
上海，中国，星期二，1877年10月2日
清国海岸独特的景象
清国和日本是近邻，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两个颇为近似的国家。然而，只要作一次简短的访问，就能消除这个印象。旅行者如果行色匆匆，他甚至无需上岸，就能明显察觉到这两个国家的区别。
日本列岛的海岸，地势险峻，陡峭的海岬星罗棋布，海湾的出口通常也很不规则。从太平洋横扫过来的风暴，大多会被阻挡在海湾外面，不会危及安全。而清国海岸，在最靠近日本的部分，地势平缓开阔，通常看不到陡峭的悬崖和海岬。由于海岸线十分低平，领航员通常不能使用陆地坐标。扬子江上的领航员主要使用的导航标志是河上的小船和浮标。扬子江河口非常宽阔，一望无际。因此，测水深的铅锤就成为了重要的航行工具。
从长崎到黄海的航行距离大约只有450英里。当我们沿这条著名航线前进时，不由怀疑，它是否只是现在才开通的。直到1858年，这条航线上还极少有船只冒险穿行。日本列岛的海岸，宛如在世界的尽头，没有多少人愿意到那里去。而现在，每周都有蒸汽班轮在清国与日本之间对开，而不定期蒸汽轮和帆船的数量几乎与班轮的数量一样多。东方世界在过去20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一些航海地图，将上海的坐标定位在距扬子江江口不远处。事实上，上海坐落于黄浦江边，离那条著名的大河还有12英里。黄浦江水从吴淞口流入扬子江。清国地方政府最近在这里建了一个炮台，用以保护这个水上通道。如果清国不幸与他国发生战事，这个炮台可以阻止敌国舰队进入上海。
一些吃水很深的拖船不能开进黄浦江，它们通常就在炮台附近装卸货物。于是，吴淞口一带，千帆云集，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耸立着，一个城镇就这样拔地而起。这里有清国惟一的一条铁路和电报线，连接着吴淞口和上海。
铁路和电报线对当地的清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它们经常被人为地中断，尤其是电报线。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迷路了，因此导致祸事发生，等等。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一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①扬子江和黄浦江的江岸，地势低洼，地形少有变化。而在长崎、神户和日本的其他港口，映入访问者眼帘的，是陡峭的山坡，耕作精细的梯田，还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气势非凡的商埠大都
上海静卧在黄浦江的河弯处，整个城市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新奥尔良，同样是水流湍急、浑浊不清的河流，同样是蜿蜒的河岸和岸边停泊着的汽船、驳船，而河中船上耸立的桅杆如森林般密集，江岸上也有一排排错落排列的储物仓库。江上，划艇和小帆船穿梭不停。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组特有的景象，也不全是新奥尔良的翻版。上海有更多的小划子和小帆船，前者是一种摇橹而行的小船，后者是一种平底的帆船。船头坐着的那些留长辫子的清国船员，也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船工们毫无相似之处。
在许多小划子和平底帆船的船首，画有人的眼睛，它们就像肯塔基州大钟乳石洞里那些著名的鱼一样。据说，如果有这样的图案，船只就能看清前途。清国人会用严肃的口吻解释道，如果没有这些眼睛，一定会发生许多的事故。为表示对清国人习惯的尊重，许多在扬子江和其他清国水域航行的外国蒸汽船上也画上了眼睛，这消除了当地人对蒸汽船许多反对的意见。但清国人也不像先前那样看重这个水上人家的习俗了，现在的许多小划子和平底帆船上就找不到眼睛了。
从江上看去，上海比日本的港口显出更好的风貌。理应如此，上海是一个更早开埠的国际商业城市，商贸业也有更丰厚的利润。临江的那条街道名为“外滩”。外滩上，有一排宏伟的西式建筑，有些楼房修了好几层高。豪华夸张的建筑风格向世人展示，在这个城市兴建之初，它的土地是多么廉价啊，没有人会在意占地面积是多少。著名的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和其他大洋行，都拥有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
蒸汽革命和环球旅行改变了上海
上海的俱乐部显得十分的奢华、阔气，足以让从伦敦和纽约来的客人们羡慕不已。早先的惯例，洋人来到上海，可将行李留在船上，自个儿先走下船来，然后按照介绍信标明的地址，前往事先指定的酒店。仔细检查过他的介绍信后，当地人会提供一个房间给他。然后，一名侍者会立即出发，去船上取回客人的行李。接下来，他愿意在上海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食宿费全免。上海盛情好客，无比慷慨，这里的主人真诚地想让每一个从远方来的客人心满意足。
那个时候，到上海来的洋人很少。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大流动，一大批环球旅行家应运而生。今天的上海，从世界各地拥来了无数的观光客。酒店为他们敞开迎宾的大门，但上海人也改变了先前免费的惯例。这里有十几家服务层次不等的酒店。其中，以礼查饭店①最受欢迎，其服务水准与它在纽约的姐妹店相差不远。
这里的结账方式简单，这是对酒店而言，对于入住的客人来说，则很复杂。如果客人是头天中午入住酒店的，于次日傍晚离开，他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索要了两天的房费。他抗议道，自己只在房间住了30个小时，至多也只需支付一天半的房钱。但酒店经理会打断他的话说：“根据惯例，我们把不足一天当做一天计算。你住了两个不足一天的时间，所以你需要支付两天的房费。”
年的上海：火轮信使（2）
豪华马车横行的世界
在上海，即使在洋人的会馆里，也到处充斥着清国人的身影和声音。大街上，到处是扛着包的苦力。如果离开汽轮上岸，你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行李搬运工都在等待着一个可以挣点钱的差事。码头上还有一种独轮的手推车①，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几乎都是清国人。刚到上海的那个傍晚，我与一个朋友在街上闲逛时，提议去坐一回手推车，他同意了。一眨眼工夫，我俩就爬上了一辆，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推车的苦力。车轮下的街道，新近刚用碎石铺就，而这种车没有安装减震的弹簧，坐在上面真不舒服，刚走过几个街区就足以让我们领教了。
我更喜欢从日本传过来的那种人力车，是新近从长崎流传过来的。虽然它没有日本当地那样清洁和舒适，但十分方便，而且价格不贵。这种人力车雇一辆的价格是每小时10美分，如包租一天，是50美分。在日本，这种人力车只做商业用途，可不是用来享受愉快旅程的。
在上海，任何人若想获得别人的尊敬，他必须有一匹马和一架马车，需要以这样的气派在外滩或某条郊外马路上露面。清国人使用的驭马大多是骏马，许多马都能跑得飞快。他们也从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进口了一些洋马，但当地气候对这些洋马不利，因此多数人更愿意用本地马。上海的赛马会花费巨大，而本地马几乎从来不用于赛马。
电报和蒸汽快船改变游戏规则
环球旅行家的大量出现，并非是上海曾闻名遐迩的好客态度消失的惟一原因。上海的商业近来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利润也不像原来那么丰厚了，因此好客程度也随着利润一起下滑。在没有电报、蒸汽轮也十分稀缺时，少数商行占据了本地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甚至垄断了上海的贸易。
使用蒸汽快轮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将新加坡和香港的市场行情尽快带到上海。当时，一些最激动人心的快船比赛就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商行之间。一方如果比其他商行早一天知道茶叶、大米和棉花的行情，它就能抢占先机。当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交易价格时，它已经独霸市场。在许多年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竞争经营的。
商务函件通过快船从香港送到上海。这些快船的烟囱一刻不停地向外冒着蒸汽，待机而发。一旦拿到送往上海的商务函件，它们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直冲出去。这些船上没有一个乘客，也没有一件货物，别的信件也一概没有。总之，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
据悉，快船的船长和船员都是从所能找到的最矮小的人中挑选出来。他们的蒸汽船快得像风一样，驶往上海。在扬子江江口，有一个跑得特别快的家伙等在那里，信件就交给他。禁止快船立即进入上海，以防止船员偷偷摸摸地带出信息。它要等在上海外面一两天后，才可以悠然驶入黄浦江。
大多数情况下，由此带来的金钱回报足以支付快船的所有开支。据说，旗昌洋行有一次花了50万美元，另一次花了40万美元，还有几次花了25万美元。
然而，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赛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任何人只花一点美元就可获知伦敦、纽约、巴黎或圣彼得堡当天的行情，再没有人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信息优势。电报出现前，所有贸易都操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小人物没有任何机会。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买卖，大商行不可能因为早几天拥有独家信息而挤垮他。我猜想，昔日的那些垄断商们面对此情此景，是多么厌恶而无奈啊！他们一定会为往昔的黄金时光而惋惜，对于今天盛行的新概念，又是多么愤恨！
利润与先前比较，一下子薄了很多，而且常常入不敷出。去年的茶叶贸易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市场都非常糟糕，几乎所有货物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好几个小商行都破产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以外。稍大一些的商行，也被迫在账本和资金平衡表上记录下一笔笔令人不悦的账目。所有的商行都不得不惨淡经营，那些几年内或单单一年就能积聚大笔财富的日子已经远去了，没有重新回来的可能。先前那些嘲笑别人只赚上千元利润的人，现在也为能够获得百元甚至十元的利润而感到满足了。
从前，外滩上的饭馆开席时，总会伴随着香槟塞子从瓶口喷射而出的脆响。据说，那时一个晚上积累下来的软木塞，就需要好几十名苦力用扫帚来扫除。现在，人们只能偶尔听到开香槟的声音了。有时候，连续好些天都悄无声息。昔日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的反差真是好强烈，但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人们的生活比先前更谨慎和严肃了，当然还是有大量尽情狂欢的活动在上海发生。
茶叶、棉花和石油
清国茶叶贸易从好几个方面受到损害。首先，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商业买卖从几家商行扩展到了许多家，这样导致竞争加剧，减少了单位货物的获利；其次，清国贸易刚开时，日本基本上还没有对外开放，当时荷兰人从日本运出的货物数量微不足道。而现在，日本大量出口茶叶，减少了人们对清国茶叶的需求量；第三，英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在印度栽培茶叶，并努力在英国推广印度茶。过去几年里，印度茶发展迅速，严重地冲击了清国茶叶贸易。在清国的英商说，如果阿萨姆茶（Assam，印度东北部的邦）和其他印度茶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到本世纪末，清国茶叶就将退出英国市场了。在过去数年里，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已大幅下降，尽管许多商人坚信可以生存下去，但其他人对此不抱希望，他们认为事情只可能越变越糟，难见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