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去参观了一所小学堂，这些学堂其实很好辨认，你只要循着学童们发出的喧闹声找去，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发现一间教室里有位长者带着大约20名学童在念书。孩子们在课堂就坐的方式并不像我们英国孩子那样，他们的课堂里摆有好几张小桌子，每张课桌旁坐着一个或两个男孩。
这个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的柏木棺材。很显然，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非常特别的是，在这具棺材的端头上贴着一张鲜艳的红纸，上面写着一个“喜”字，这个字在汉语里代表幸福和快乐，其含义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有一点关系。这与我们英国人真是太不相同了。①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叫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大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当我发现这些小家伙们正朗读着的课本并不是什么儿童入门之类的书籍，而是大清国的经典文学著作时，其惊讶程度可想而知。有人指给我看的一位男孩正朗诵着孟夫子的作品，还有人对我说谁谁能背读清国著名学者所有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请想象一下，在一个乡村学校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孩子们正在读柏拉图、荷马等人的著作，并且还能凭记忆把它们背诵下来，如此你就不难明白清国人的教育方式了。
这种教育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学生们参加会考。会考制度在清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程度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大清国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核心。虽然这是中国一项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我认为，对它好好研究一番肯定会对我们英国人自己的考试制度有所裨益，毕竟我们自己的考试制度才刚建立起来不久。
清国人这种考试制度的宗旨无疑是好的，但它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可想而知，一种沿用了上千年之久的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也决不可能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能背诵孔孟的著作当然是好的，但如果仅仅把一些简单的词句硬塞进一个人的脑袋里，这绝对算不上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人的大脑除了记忆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功能。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一直存在着是多学习经典著作还是多学习一些现代知识之间的斗争。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开放人类知识的整个殿堂。宣称“世界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昨晚十点半”的美国人在教育上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每天早晨早餐时间阅读的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文，就是世界历史没有包括进去的一页，就是这一页，让世界历史总是停在“昨晚十点半”的位置上。
士：“无知”的知识分子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非常仇恨外国人。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
把教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清国女孩的脚在幼年时就被人为强制地束裹起来，迫使它们停止生长。而清国男人们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这里的女人走起路来活像一只尝试着只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山羊，而这里的男人在现代知识的道路上行走时也如他们的女人一般无能为力。
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外国文明开始的年代晚于孔夫子的时代，而受过中式教育的清国人，就连形成一种科学观念和理性思维所必需的初步知识都没有。在北京国子监的大门外面立有一块醒目的标志牌，上面题道：“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而在这座大门里面的标志牌上则题道：“率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门者，譬之宫墙。”这意味着，在19世纪的大清国，要让一个男人成为其他男人的统治者，其所需的全部学识仅仅就是那些经典著作而已。①人们禁不住有这样一股冲动，就是奉劝英国的保守党分子统统移居到大清国来，因为在这块幸福的土地上他们会找到真正信仰其宗旨的人。我宁愿有一些公正无私的、脱离了所有政治偏见的，或者至少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良心来客观评判事物的人从大清国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好好描述一番大清国的教育制度。我想，这对那些坐在自己的家中来支配和规范我们自己社会体制的人而言，肯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2）
功名的授予
在大清国，每个省的省城都设有会考考场，通过这些省城的考试可以获得两个级别的初级功名（秀才和举人）；但更高两级的功名只能到北京去争取（举人经会试考中者为贡士，贡士经皇帝陛下殿试赐出身者为进士）。“状元”是清国功名的最高名位，相当于我们英国的“学位考试甲等第一名”，它又被称为“万中选一”，因为考场能容纳一万名赶考的举子，而每三年只能有一人获此殊荣，此名即由此而来。
一次又一次，清国男人们千里迢迢进京赶考，直到他们渐渐老去，头发变得灰白和稀疏。人们想获得显赫功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听说有一个人，每次都来赶考，一直考到80岁。如果有人能坚持到这么大年龄的话，清国皇帝通常会授予他一定的荣誉。
在北京的这项争夺是一场异常严峻的考验。考试要持续九天，分为“三科”。整整三天三夜的时间，这“一万人”全部的智慧就被限制在他们的笔头上，每个人都被关进一块大约仅有一平方码的狭窄空间内，这样可以把他与其他人完全隔开。他必须在这里完成试卷或论文。
考试题目是由考官们出的，这在考生进入他的小房间之前是决不可能知道的。贴着官方封条的试卷分发给每位参加考试的人，他们完全凭借着对那些经典著作的记忆力来把答案写在考卷上。有人制作了那些经典著作的微型抄本，以便考生能偷偷带进考场作弊，但现在制作和贩卖这些抄本都算犯罪行为。我曾经阅读过这样制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它让人回忆起大部分在早期学校中学过的小品文或为培养年轻人的思维、智力而写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包含有数不清的引经据典，而这些文章的风格我们可以从前面给大家提到过的标志牌上得到些启示，都是些以华丽词藻堆砌而成的空泛文章。
会考考场占地达数英亩之大，由很长很长的一排排小房间组成，这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考场四周立有不少塔楼，上面站有监考人员在一直监视着考场。监考官禁止外面的人与考生交流，也不准考生之间相互沟通。
“一万”考生（其中有些年纪已经很老了）就这样被关在小房间里，三天三夜，而前后一共要进行三场这样的考试，这真是一项痛苦欲绝的考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考生死在了里面。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从外面凿个洞，把尸体拖出去扔掉。这样的结局对一个人的求学生涯来说真是再悲惨不过了。①然而，考试带给成功者的荣誉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封闭考试的另一个侧面。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这些功名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名字就会被迅速地张贴到他家宅院的院墙上，而整个村庄或乡镇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光荣和骄傲。政府的职位和升迁机会就摆在成功者的面前。也许，这位幸运儿能升迁到大清国最高的权贵阶层呢！假如他获得了一个读书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状元”，家乡那些欢腾的人们就会在孔庙里为他树碑庆贺，而他的名字也将流芳百世。
清国皇室生活记趣
1886年8月29日
据香港《每日新闻》：
满清皇室的皇子们在未谙人事时就在教育上获得最严格的训练。他们每天凌晨起床，由宫内惟一的太师授课。①第一堂课是中国文学。当这些皇室学生走进教室时，老师要从他的椅子上起身，接受学生们的“大请”，他也回敬一个礼并坐下。
如果功课记熟了，一个学生会把书放在太师面前，然后回到座位反复默记。如果功课没有背熟，太师会叫一个在场的太监拿一根教鞭来，再做一次正确的示范。每位皇子由八名学生（满语叫“哈哈珠子”即随侍皇子皇孙的幼丁）陪读，他们要与皇子学习同样的课本。更加严厉地训诫后者是必要的，皇子如果背不上来，哈哈珠子就要代他挨教鞭。但另一方面，如果皇子与其他学生学得一样好，他们也会受到嘉许或得到奖赏。
对最桀骜不驯的皇子，作为最后手段，只有让他自己挨教鞭。尽管太师多数时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但实在忍无可忍，也会把他带去见皇上。这时，清帝会命令一个太监拧他的脸。皇太后就是用这一方法处罚已故的同治皇帝。
中国文学课要上两个小时，然后是用满族的通古斯语和蒙古语作文。教师的级别比太师低一些，称“师傅”，他须在门口恭迎学生，并要先鞠躬，然后才开始上课，学习满族通古斯语和蒙古语，有时还要学习地方方言。
接下来的课程是在“谙达”（满语，教习皇子皇孙弓马、国语的人）辅导下进行马、步、箭等竞技运动。击剑、摔跤，年轻王子们一整天都用来进行脑力与体力的训练，他们睡得比较早。每天饮食也是定时定量，决不允许赌博。
皇子15岁时必须结婚。如果确定为皇储，还要为他选太子妃。选立正式的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他选一位比他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他学会怎样做丈夫。如果皇子同意，这位宫女也可以立为太子妃。
皇后的尊号在妻妾成群的后宫内只许一人使用。其他妃嫔除非获得皇太后的准许，否则不准与皇帝过夜。清帝就寝时，床边有8名宫女侍候，还有16名从内务府传来的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职责是服侍主子，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清帝醒来的第一个动作是击掌召唤执勤宦官。
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一场宫内大宴。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这是一年中惟一一次全体妃嫔汇聚的场合，皇帝能见到他所有的爱人，并对她们进行比较。皇后将食物递给宦官们，他们接到食物后会把它们恭敬地放在膝上。皇帝陛下也用同样的礼节向他的妃嫔们赐食。
光绪皇帝学英语
1892年2月4日
清国上海，12月28日讯：
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
1894年8月27日
题记: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约瑟夫·G.亚历山大在描述清国大臣李鸿章时说，他是个很健壮的老人，虽然最近因对日本作战失利被清国皇帝给予褫夺黄马褂的严厉处分，但他对学习西方文化仍饶有兴致，也不失显贵体面，只是显得有些烦躁。李热爱和平，反对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
据《伦敦每日新闻》报道：
李鸿章以“清国伟大政治家”的盛名享誉于世，目前在公众面前仍保持着很卓越的名声，读者们也许会对有关他的独家新闻感兴趣。我是经过好一番努力，才终于使他同意6月11日接见我的。
我是5月4日第一次去天津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巡视渤海湾海防而未能见面。据说李作为海军大臣每三年做这样一次巡视，但三年前大清国与日本之间还没有什么严重的纷争，也没有理由使李总督必须在这个特定时间巡视海防，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战争已迫在眉睫。
我是搭大清国轮船招商局公司的“海晏”号（Hae－An）客轮去天津的，这是一艘李总督经常搭乘出巡的豪华轮船，而我是船上惟一的英国人。我在轮船上特地去参观了专门为李鸿章装备的总督专用客舱和豪华办公室。
在天津，我得到了李总督出巡回来后即接受采访的保证，但这将是三周以后的事了。于是我去北京耽搁了些时日。在北京，我采访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官员张荫桓①，他代表总理衙门接待了我。6月8日周五下午再从北京去天津，但遗憾的是这次又来得不是时候，我被告知因为朝鲜出了麻烦，清国军队将立即开赴那个国家，日本也将派军队进入，所以李总督正在处理各类文电，非常繁忙。虽然如此，李看来对接见我这个英国人还是满有兴趣，拟于6月11日晚上8点钟与我会面。
我是由美国驻天津副领事C.B.托尼先生陪同去的，托尼曾给李总督的儿子做过几年老师。托尼告诉我，总督过去曾经常到孩子们的教室来，有时坐在那里听他上课达一个多小时，显示出了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兴趣，而这些知识正灌输到他儿子们的头脑中去。
从别的管道我知道，李在两三年前得过一次麻痹症，开始曾担心会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欧洲医生或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的中国医生诊治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以至于他现在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虚弱迹象。虽然李康复后的身体不如先前那么硬朗，但他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机旺盛的老人，一点儿没有书生文弱的形象。
我所以渴望与他见面，是因为就像以前会晤其他清国政治家那样，他们给了我一个对鸦片贸易表达见解的机会。这次，李总督也不例外，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清廷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国的，清廷根据条约有义务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只要东印度公司决心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印度人就不可能停止罂粟的种植。李总督最后明确地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当我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道：“荒谬绝伦！”如我所知，这个措辞非常沉重，表达了极端的愤怒和蔑视。李接着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但当我起身告辞时，李仍很善意地用最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大清国摆脱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我向李声称，我只在清国待了两个半月，绝不是清国问题专家，但由于我对最近清廷执政方略的所见所闻，我不能不谈到清国皇帝下令褫夺他黄马褂的这件事。李回应道，任何事情出错后，负责人应该担当，并可能因此失去皇室信任，这在清国是很必要和正常的事情。但年轻的清帝在这件事上，如李总督所说“处理得过于轻率”，因为皇帝陛下无疑深知在清国所有机敏能干的政治家中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李鸿章，只有他是清国皇室可以信赖的干练而睿智的重臣。
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清、日两个东方国家即将进行可悲的冲突，但众所周知，清国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1）
1903年4月13日
北京，4月12日讯：
慈禧皇太后下诏褒扬过世的荣禄①，并授予他与李鸿章相同的谥号。太后同时拍电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①，要他火速进京。
张之洞是清朝政府在沿江诸省倡导改革的封疆大吏，同时也是督办商务大臣。他被公认为中国南方最具势力以及在大清国内部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前些日子，张之洞要求面见慈禧皇太后，并亲眼观察首都政务改革的进展情况，但遭到朝廷内一些反对派的阻拦而未能成行。
张之洞自费将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并让他与新任驻美公使梁诚②先生一同赴美。3月4日从上海发来的消息称，此举引进当地舆论密切关注，并使当地那些达官贵人大为震惊。一般认为，这是国家有希望的进步迹象。
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
1908年6月14日
托马斯·F.米拉德
北京，4月20日讯：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
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
改革的事业：李鸿章遗留下的使命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
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
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
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
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2）
日俄战争对大清国的影响
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
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
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
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
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
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终于认识到国际影响是一种力量
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
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
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
袁世凯答美国记者问
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①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3）
何处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
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清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
美国被认为是最友好的超级大国
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百姓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民将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1）
1860年10月9日
据英军随营记者佚名报道：
英军宿营地，距北京东北大门一英里。我们于6日再次扎营。同天夜晚，清国皇室的颐和园、圆明园被联军占领。昨天，小迈克斯、巴夏礼、亨利·洛奇等被清方释放并已回到公使馆。
我4日从离通州六英里的宿营地给你们发了一封信，现在这封信很可能已经到了你们手中。那封信发出的第二天，联军为了寻找鞑靼军队而开始搜索行军，当时预计四五英里外就会发现他们的大队人马。但这两支部队的前锋搜索过大片的乡村后，并未发现敌人的踪影，甚至就连一个丢弃的营帐也未见到。我们于下午1点钟停止搜索。侦察分队是昨天夜晚派出的，他们曾与鞑靼人的哨兵遭遇。鞑靼人向他们开了三枪。6日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但当我们最终发现鞑靼军队曾驻扎的位置时，一切早已寂然无声了。
这一带建有一些非常高的砖窑，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望到五英里外北京城的几座城门和城墙里面的其他建筑。我军继续追击，穿越了一片林木茂密的乡村地带。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土木工事。这些工事沿着这座首都的北面延伸，离北京城约有一英里远近。在这些土木工事附近不到半英里的距离内有些房屋，在这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些鞑靼人。英国皇家骑兵队向他们发起了猛烈攻击，迫使对方丢下八名死伤队员逃走，而骑兵队在这场小突击中有一人受伤。
防御工事阻断了一条通往北京东北大门的笔直大道，我们就在这些工事上掘开一个60～80码的缺口，正与那条大道的宽度相同。部队从这个缺口进入，然后向右转，停到了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这时我们发现在防御工事的内部还建筑了一道40～50英尺高的副堤，这要是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手中，的确是一道非常坚固的防线，恐怕英国军队的大队人马就驻扎不到这里了。
为何我军没按计划继续向圆明园挺进尚不得而知。而法军和我军的骑兵队，连同一些炮兵则按计划向圆明园进发。但法军落后于我军两个小时才到达那里。彼时，已到达那里的英军部队正在等待着其余部队。当法国人到达时，英军指挥官提议与他们合作。法国人要求英军绕到园后去切断鞑靼人的退路，而他们自己则从正面进攻皇家园林。法国人的确进攻了，他们发现圆明园中有300名太监在负责，另外只有40名男人在掌管着花园，他们中只有20人有武器。皇家园林方面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两名太监被杀，而法军有两名军官受伤。接着，法军就占领了这座皇家园林。
据说我军没再继续前进的原因是发现一支鞑靼军队出了北京东北大门，并且在往南的方向消失，因此我们应该追击他们。我想这是个假情报。
从我们宿营地工事的外面，沿着一条曲折的路到位于西北方向的圆明园，大约有五英里的路程。在马戛尔尼①阁下的公使馆中，斯当东②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大清国的作品都对圆明园进行了描述。然而，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却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纹，另外还有统靴、头饰、扇子等等。事实上，房间里面几乎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储藏室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地摆放着。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厚厚地铺满了一层。人们拿着它们彼此投来投去，所有人都尽其所能拿走了他们所看中的丝绸。这些丝绸装了很多车，捆绑这些车辆用的不是绳子而是丝绸。整个法军营地都被这些抢劫来的丝绸堆满了，法国人用它们来做营帐、床铺、被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