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就是没有法子信任你们！
——贝德福德，于联邦大会
现在连天性斗志旺盛的格里，都开始为代表间相持不下的情况悲叹不已了。“我们完全不是像一家兄弟来商讨事情，”他说，“我们把政治谈判的那一套都带来了。”个性温和、在某些南方人士中颇具影响力的康州的约翰逊博士也表示，如果大家的立场一直不同，争执定会没完没了。对于有些人担心联邦太强的想法，戈勒姆提醒大会，马萨诸塞本身也一度有过三处殖民地：马萨诸塞湾区、普利茅斯和缅因，而康涅狄格原先包含康涅狄格和纽黑文，新泽西也曾分为东西两部。戈勒姆说，“我们对联盟的畏惧之心本来是相互的”，但是“等到大家渐渐结合成为一体，各方都感到安全满意，彼此之间的差异也就忘怀了”。戈勒姆总结道，如果在各州联盟的问题上，其他麻州代表和他持有相同看法，而且只要其他诸州也愿意留下来好好商量，大家共同找出一个可以推荐给民众的方案，不管还要花上多少的时间，他都誓为己任，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到底。
本来代表们已经投票否决了在众议院中各州席次相等的建议，继续讨论了两个多礼拜之后，大会再度就此问题加以表决——结果还是不能打破僵局。其实大州的态度也很坚持，不过麦迪逊老是喜欢把顽固罪名推到小州的头上。现在投票表决不再是在全体委员会，而是在全体大会中进行了。可是由于议事规则规定可以一再推翻已有决议，次日再行投票，议事进程慢得令人发疯。然而最后却证明这样的规定只有好处，因为如此一来，每位代表都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意见。最终大功告成，就没有人能批评合众国宪法是匆匆而成的急就章了。
康州代表三度提出原先由舍曼提出的“大妥协”建议，也就是各州不论大小，在参议院中的席次一律相等。如果大州反对这个方法，埃尔斯沃思说道，那大家干脆散伙算了。他表示自己通常并不是一个好妥协的人，但是与其一事无成，他情愿能做成半件好事。但是麦迪逊不肯让步。他认为各州的代表权一致，根本就不公平。威尔逊同意他的看法，他质问，小州到底为什么要怕大州？这是个大家一问再问的老问题，却从来没有人好好答复。威尔逊很不耐烦地告诉大会，世界上只有两种政府——一种做得太多而欺压，一种却做得太少而软弱。
埃尔斯沃思可不信这一套，他认为小州一定得拥有抵制大州的权力。麦迪逊闻言不禁大怒，一反他平日作风，几乎有点近乎侮辱地反驳回去。他质问，这位仁兄难道忘了，当年作战之时，他们的州曾经拒绝出该尽的一份力吗？康涅狄格难道不曾“明确拒绝”了邦联要求的款项吗？“过去两年里，”麦迪逊继续问道，“康州向国库缴过一个子儿没有？这看起来还像个政府吗？像是在履行一个严肃的契约吗？”
麦迪逊这番话，康州来的埃尔斯沃思可听不下去了。不论现在还是过去，美国人一向都听不得别人攻击自己的州，埃尔斯沃思也不例外，这种话真是气得人要发疯。埃尔斯沃思转向主席说道：“我要向阁下申诉，我敢说……当年官兵名册上明白地记载着，康州派往战地的部队人数，甚至比弗吉尼亚还多。我们费尽力气召集成军……到今天还感受到余波影响……我们一直都以最快速度向我们的人民征集金钱……如果说敝州因为无能积欠了账目，至少不比别州为差，我们可没有他们那种种借口来拖欠。”
其实就事论事，他并未回答麦迪逊的问题。可是埃尔斯沃思的热烈忠诚，却赢得大家的好感。当时华盛顿的脸色一定缓和下来了吧？北卡来的年轻人戴维，表示支持埃尔斯沃思的动议，在参议院各州席次一律相等。威尔逊则建议每十万人选出一名参议员，而小州每州最多不得超过一名——这样十三州一共选出二十六名，可以保持参议院人数精简，易于办事。“我如此建议，”威尔逊作结道，“并不是因为我来自大州，我的用意是要拉倒这间破败的老屋，从头建起一栋新厦。”
富兰克林插嘴说道：“如果我们要做张大桌子，可是发现相拼的两块木板边缘不相配，通常匠人就得在两头分别去掉一些，才能拼得合适。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双方都得让步些，才能在互有通融的提案下达成一致。”他已经备妥了一份方案，“打算放到桌上请大家考虑考虑”。
可是今天这个场面，似乎连博士的话也起不了劝解和缓和的作用了，大家又起争执，情况变得很难看。鲁弗斯·金宣布，他听不得，也绝不会接受参议院各州有同等投票权的安排；他对这一切感到痛心不已，为国家十分担忧。来自新泽西、二十六岁的戴顿，则尖刻地批评大家徒以空言代替论证。戴顿说：“一味强词夺理，却拿不出证据来……讲得再好听，也不能代表事实。我认为桌上这份建议（《弗尼吉亚方案》）立意太过新奇，是个四不像的怪物，我相信人民绝不会接受它的。”
又是午间时分。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还是热得不得了，大会又度过了毫无结论的一周。特拉华的贝德福德此时站了起来，只见他身材肥胖，言辞流畅，开始生气地向大州开火。看看这个大会表决的结果！他说，不都是受到野心驱使吗？大州的心眼不都被自私自利的心态蒙蔽了吗？他们不都在牺牲小州以张大自己的旗帜吗？甚至连乔治亚这种小地方，都以为自己不久也要变成一个大州，跟在他们的后面摇旗呐喊。而南北两卡罗来纳也不例外——尤其南卡“拥有财力和黑奴，就自我膨胀起来”。贝德福德问道，为什么大家对小州的道德要求就比较严？你们这些大州不断地叫屈，不断地问：到底联合有什么危险？“他们坚持说……他们绝不会伤害小州。各位，我就是没有法子信任你们！”贝德福德说道。做笔记的人在他这句话下面画线强调。
当贝德福德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直瞪着麻州、宾州还有弗州这三大州来的代表。他不客气地对着他们问：“你们信誓旦旦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会不会欺压小州？”如果小州自己联合起来独立成国，“那都是你们的错，世界各国也都会认为我们有道理。一种专制口吻一直在告诉我们，这是公平审定出一个好政府的最后机会了。不错，如果我们真把委员会的建议书向人民提出的话，”贝德福德说，“这就真的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大州是不敢解散邦联的，如果他们真敢这么做的话，小州马上就会向国外另找更有名声和诚信的伙伴，而新伙伴必能亲切公平地与他们携手。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威胁或恐吓大家，如果我们小州马上离开大会，并且严正地否定你们的提案，结果将如何？你们就会面临联邦政府的被废弃，陷入毁灭！”
与外国势力携手！这种说法疯狂又轻率。也许小州里面确有人私底下这么说过，可是在大会上公然如此表示，贝德福德实在大错特错，很容易被对方攻击他有叛国之嫌。有人马上站起来反驳他了，鲁弗斯·金表示自己“很难过地看到”一位可敬同仁“心中竟存有这种念头”。他“更为难过”的是，这位先生竟然还亲口把它说了出来。看来他唯一的借口只能说自己是一时冲动。“至于我自己，不管处境有多艰难，”这位马萨诸塞代表用他高亢清晰的声音作了结论，“我绝不会求外国势力帮我解任何困。”后来伦道夫也对贝德福德的不当言辞抗议——麦迪逊很严肃地记道：“他责备贝德福德先生激烈轻率的用词。”
大会循例解散，周末休会。那天下午，当特拉华的代表们一同步入会场外的胡桃街，不知道贝德福德的同事跟他说了些什么，想来一定很有意思。贝德福德这一顿发作，迫使大家不得不公开考虑这个其实萦回心头已久的问题：外来干预和贿赂的危险——虽然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州用这种事来威胁其他姊妹州。先前汉密尔顿就曾经警告过，“共和政府的弱点，即在受外来势力影响的危险”。麦迪逊也在次日（6月19日）质问《新泽西方案》能否“保障联邦抵制外来势力对其成员的影响”。
可是欧洲的存在是美利坚各州逃避不掉的事实，单单靠着定罪君主或贵族制度，以及一味地赞美自己，并不能把欧洲一笔抹去。“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古弗尼尔·莫里斯提醒大会道，“因此无法不顾及欧洲政治。”
而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中，更不乏国外出生或在国外受教育的成员，人数大概有十至十二名。古弗尼尔·莫里斯本人虽然从未离过美国海岸半步，却与汉密尔顿、威尔逊等人抱持相同的看法，认为美国必有办法和欧洲建立一种和平甚至有利的政治往来。可是格里的一席话，却更清楚地说出了大多数代表的心声。“如果我们不能在内部取得一致的看法，”他说，“恐怕某些外来武力就会强行替我们办到了。”
美利坚各州作为一个国家，迟早得在英法两国友谊中间做出选择。目前大家的态度比较倾向法国，毕竟在战时法国一直是他们的有力盟友；若非法国部队和舰队的帮忙——若没有法国罗香波将军和德·格拉斯海军上将相助——华盛顿也不会在约克敦大败英方的康华利。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品位、法国君主制引起各国风从，各地小王侯都争先恐后向凡尔赛宫的堂皇看齐。
出席联邦大会的这些代表们，当时没有人预见到不久之后将在1789年发生的那场法国大革命；他们更从未想到，不出几年，费城街头将挤满了喧闹的人群，头戴象征自由的圆锥帽，高唱起法国革命歌曲《我们会赢》。美国人都知道，自独立革命初起，法国某些圈子就对美利坚极表同情。在巴黎，“义民”（le insurgents）一词曾经流行一时；而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之后，法国那些哲人也喜欢玩一种叫做“波士顿”的牌戏：
赞，赞，赞（唱出豪情）
波士顿
听那炮声隆隆响！
一家法国官方报纸还刊出了《独立宣言》全文；另有一家单张小报，更大胆转载摘录了潘恩那本对王权大加谩骂批评的宣传小册《常识》。而法国那位机敏的宣传者林奎特则表示：“美利坚人民所追求的大义，正是我们自己的目标啊。”杰斐逊从巴黎写信回国告诉麦迪逊，《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业已译成法文，并列入那有名的法国百科全书。对于宾州的贵格派，巴黎人产生了一种浪漫的亲近情愫；他们极为推崇此派的创建人，有名的思想家纪尧姆·佩恩。大家都知道，凡相信自由平等的法国人，都不免崇拜宾夕法尼亚理想国。法国人甚至写诗赞扬这位贵格派的人士：
大哉贤人，真乃智者，
不嬉不酒，不近女色。
纪尧姆·佩恩简直就成了吕库古
的化身，在18世纪再度建立了一个黄金年代。 这些从法国传来的反应，固然都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可是不论是联邦大会的成员，还是合众国驻派欧洲的人员，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些好感其实和欧洲各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政策无甚关系。如果说法国人民喜爱我们，法国政府可一心巴望着我们软弱分裂。法王路易十六当初同意和我们结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和英国对抗，而不是同情美洲抗暴的义民。这是多好的破坏大英帝国的机会啊！它也达到了目的。英国诗人考伯曾经这么说过：“英格兰王冠上这枚珠宝之所以被人撷取下来，多亏法国的背信所赐。”
法国是我们美利坚的盟友，我们并没有忘记。可是就血缘和历史来看，美洲各州却都渊源于英格兰。大家过去身为英国人，曾经在美洲的大地上和法国人打了足足一世纪的仗：威廉王战争、安妮女王战争、乔治王战争……这些都是美洲版的名称（同样这些战争，在欧洲是以随各役而兴亡的朝代为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等等）。欧洲各地始终战火连绵。而自从弗吉尼亚建殖民地以来，不管是内战、宗教之争还是王朝相伐，欧洲的战争一直且无可避免地波及着美洲，影响殖民地内部事务的进行。尽管大家努力挣扎，想要摆脱掉“外来的纠缠”，却永远无法从中挣脱。
至于欧洲本身，他们对美利坚的情况始终很注意。万一真如谣传所说，美利坚各州的联盟借由这部宪法而加强，美国的债信便可能提高，就值得考虑和他们签署几个商务条约。自英美讲和以来，各国之中只有荷兰允诺贷款。欧洲的学者和自由人士，尽可以大肆褒扬美洲成功的起义，可是对于欧洲各国主政之人，那些拥有绝对王权的君主来说，他们自问尽管地理位置遥远，却也犯不着去鼓励那些革命分子。法国数学家达朗贝尔就曾致信给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表示：“我依然担心美洲这滴热油会散布各处，及于我们。”这位腓特烈大帝，已经在大会召开前一年（1786年）去世。此时俄国正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治下，西班牙则由卡洛斯三世统治。欧洲全地，开明专制正当行，也是流行的口号。不错，社会改革的风气渐起，可是改革大权却完全操在统治者一人手中，人民改善现状的唯一希望，只有寄托在明君身上。而从普鲁士易北河往东而去的欧洲地区，其政治社会结构，仍然实行由诸侯与小农、领主与农奴组成的封建制度，就算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哲学或启蒙学说有什么兴趣，也绝不会到达甘冒社会或政治风险的地步。
而且及至目前为止，美国人虽然在抗暴一事上获得成功，别人却不曾将他们视为合适的商业伙伴。各州不但没有能力偿债，甚至连利息也付不出来。某位与欧洲国家从事贸易往来的新英格兰人士曾在其州大会上表示，他发现“在欧洲人的眼中，我国地位就好比绅士家中一名循规蹈矩的黑奴”。傲慢不驯的美利坚各州，很清楚自己在财务和军事力量上的薄弱，反过来却又把欧洲看成一处政治沙漠、充满了黑暗与压迫的荒芜野地。“欧洲国家，”华盛顿曾说道，“满是奴役。”
事实上，在欧洲各处，代议政制的确都在衰颓之中：葡萄牙议会在一百年以前就消失了踪影，西班牙议会在这世纪内一共只开过八次会，丹麦贵族院自1660年以来就不曾召开，日耳曼地区的贵族院也在苟延残喘之中，匈牙利国会更是早就失去权柄。奥匈帝国的开明君主约瑟夫二世虽然曾为他的国家努力奋斗力行改革，最后却很快地失望而殁——虽然他说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上天命定他戴上冠冕。欧洲的战争、各国的疆界，以及千万人民的命运，都被欧洲王室间随时变迁组合的王家血缘所决定。不错，英国自有其国会，有其众议院，有其悠久的普通法。可是事实上在英国，有土就是王，普通法把土地看得比人命为高。那些英国辉格党的大地主们，骄傲无情地一味维护着自己的利益，控制着国会，要谈改革，恐怕还得等上一百年。
大不列颠的人口有一千五百万，法国有两千五百多万，维也纳则统治着两千七百万之数。君主绝对专制的王权，当时在欧洲可说达到了最高峰。而就在同时，在这丰美新世界的夏天，一个年轻新生的国家，区区三百五十万人口，却选派了代表前来费城开会，依照他们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想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国家级、独立的共和政府。在这个政权里面，没有君王，没有贵族，没有世袭的封地采邑。而在事实上，这次大会选定召开的时刻，也正是难得的良机；这个实验要在美洲大陆获得成功，此其时也。若把时间倒退五年，各州就还不及准备停当了。五年以来，各州自己的州宪纷纷出笼，开始运作，从中获取了许多实际经验，因此一切就绪。若再过五年，等到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再行召开，其间经讨的暴乱流血，将会使各州提高警觉，缓下脚步，进而分裂成意识歧异的阵营（事实上法国革命事起，美洲各州的确也因此有所分歧）。潘恩早就看清了这个时机，对英作战一开始，他就以大胆的先见和滔滔的雄辞作了前瞻。“良机已经找上我们，”他写道，“自由在全球遭到追捕……欧洲视之为陌生人，英国发出警讯命它离去。这正是我们为美洲大陆的统一撒种的时刻，信念与荣誉……政治新纪元的钟声敲响了……一种新思想的方法诞生了。4月19日
以前所有的方案、建议书等等……都成陈年的旧历。” 当然，当年也是富兰克林在伦敦发掘了潘恩，并将他派往美洲鼓吹新思想。如今潘恩已然返回欧洲，老富兰克林则坐在宾州州议会厅里，看着他的年轻同胞们为这个“新思想”、新形式的政府而奋战，这政府半联邦式半国家式，却全然是共和体制。熟知欧洲宫廷状况的富兰克林，深知在那里不可能以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现政府的改造，因为旧大陆正像一座金字塔：塔基建立在一群无知无识、粗鄙残暴的农民群众之上，塔顶则是一些久为大家公认接受的世袭特权阶级。头顶着扑粉的假发、满饰羽毛的华帽，身上佩着长剑夜夜宴饮的欧洲贵族，与社会上其他人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种族。甚至在大学学府里面，贵族子弟也跟其他学生保持距离，吃睡读书，自成一个小团体；教堂里，戏院中，他们也都坐在自己专有的包厢内。潘恩鼓吹的“新思想”，需要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国民来接受。而美利坚在那非富非穷的阶级当中，就存在着这么一种人，也就是富兰克林所称，我们那“快乐幸福的平凡小民”。
在伦敦的约翰·亚当斯发现自己身陷这些羽帽人士之中，日子真是难过。一位流亡英国反对独立的美洲效忠派人士柯温，听说这位美国新任的公使竟只不过把自己看作一名“一般的美利坚共和人士，服饰朴素，又不佩剑”，不禁批评他把大西洋那一边的作风想法带到此地，未免有些过火。柯温希望亚当斯千万别一味坚持他的顽固脾气，在王室招待会上或圣詹姆士宫中连剑都不佩就贸然觐见。
“我跟这个国家实在格格不入！”亚当斯生气地写信给杰斐逊道。他继续写道，他决定放弃欧洲打道回府。而且直至目前为止，英国尚未派出公使前来美国；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会还要延长他在英王宫廷的任期，简直有失荣誉和尊严。要是国会真的又把他的任期延长一期，亚当斯考虑将代表团送回纽约。不错，英王乔治态度颇为和气地接见过他。
“阁下，”英王陛下说，“我虽然是敝国最后一个同意让贵国独立的人，但贵国既已独立，我也将是最后一个破坏这个事实的人。”但是，亚当斯在一场伦敦上流社交界的舞会中和英国贵族打了一夜交道之后，在日记里面写道：“全场充满了尴尬胆怯的气氛，那些人简直就不敢正眼看我，他们看我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自觉罪愧的表情。他们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觉得有愧，而且也知道我感觉到了。”
“美国货物在这儿根本销不出去。”亚当斯又写信回母州马萨诸塞道，“这里的人都想努力把美国忘掉，他们一致决心不去阅读任何可以让他们想起美国的东西，他们一想起美国就痛苦不堪。”亚当斯的妻子，那个谁也制伏不了的阿比盖尔，虽然出身清教徒家族的背景，却很喜欢过去那几年在巴黎的时光。可是此刻身在伦敦，她也和丈夫一样终日如坐针毡。“这些乖戾的约翰牛，一点也没改变，”她写道，“他们只会乱踢着呻吟，红眼坏心地看着自己失去的那块沃野。尽管人家已经提出优厚条件让它进来，它却依旧悔怒交加，虽然心里头好想进来大快朵颐，却矜持着不肯咬下半口。”
就连在法国的杰斐逊，他虽然没有亚当斯夫妇那般不肯妥协，也从巴黎来信大骂“海峡对岸（英国）那些又阔又傲、欺善怕恶、不停叫嚣的食肉畜生”。在亚当斯极力要求他前来相助之下，杰斐逊到了伦敦，并在英王接见会上由人引见谒见了英王伉俪。杰斐逊事后表示：“他们对亚当斯先生和我的接待态度之恶劣，再也找不到更差劲的例子了。”而英国的外事大臣卡马森爵士的态度，也证实了杰斐逊认为不列颠“一意回避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务”的看法。杰斐逊足足白等了七个星期，也不见卡马森再度见他，最后只好回到那意气比较投合的巴黎去，他说在巴黎“你待上一辈子也不会碰上半次无礼待遇”。杰斐逊写道，他希望国人能够效法这种有礼精神，“随时愿意互让几分。这正是欧洲人风度宜人，得以免去社会上因戾气而产生的不快场面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处于紧要关头的夏日，合众国虽然尚未真正地结合，幸好在海外有两位这么杰出而又个性不同的代表：一位生性顽强，斗志旺盛，满腔忠诚，带着根深蒂固的新英格兰地方作风；另一位则在南方淡定悠闲的气氛下长大。但是这两个人都极具聪明才智，天性爱好学问，读书孜孜不倦，对政府、农业、政治和人性充满了永无休止的好奇。杰斐逊对人民有信心，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而约翰·亚当斯则把每一个掌权者都视为“贪婪的禽兽”，一定得由政府中其他力量加以牵制均衡方可。当他的堂兄塞缪尔来信大力颂扬“自由之爱深植每个人的灵魂之中”，约翰·亚当斯却回信道：“根据拉封丹的看法，这种心思也同样深植豺狼的灵魂之中。”这种说法，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一定也会同意。这是18世纪的观点，当时人讲究对凡事抱持着怀疑，主张自然神论，“讲理”；可是奇怪的是，这些人却又很乐观，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或按照亚当斯的说法，最好的政府就是“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程度的安逸、舒适、安全，或一言以蔽之，幸福”。
7月来临了，不幸的是联邦大会的进展却并未比两个月前更接近解决之道，离理想的政府距离甚远。7月2日是个星期一，大会一开议，就对那个最重大的问题进行表决：各州在参议院中的席次是否应该一致？令大家沮丧的是，表决结果竟然是平手：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其中乔治亚意见分歧。会议厅中一片消沉，几乎带着点震惊的意味。大家不能再日复一日就这个问题表决下去了。“如果双方不能让步，”一位北卡来的代表表示，“我们这事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似乎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上，”舍曼说，“怎么做都动弹不得。”“外界全在指望着我们，”格里说，“如果我们一无所成，依我看，战争、混乱一定又会再起。”于是众人决定，由各州分别选出一位代表组成委员会，尝试就国会两院的代表比例问题达成某种妥协。虽然大家对这个方法都不抱什么希望，但是至少在大会重新集合之前，委员会还有三天时间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星期三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光辉的7月4日，大会休会一天。费城当地也盛大地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钟声回荡，礼炮齐鸣——骑兵队放枪庆贺，炮兵部队三回三响礼炮。街上还有鼓笛队游行，路德教会举行独立纪念礼拜（对华盛顿这位弗吉尼亚圣公会的教徒来说，那应该算作“加尔文教会”）。这一天，没有人提起联邦大会那岌岌可危的状况；事实上除了代表们自己之外，外界并没有人知道真相。全国各地都在向大会致敬并彼此祝贺：“向伟大的大会致敬——愿他们制立出一部共和国千秋万代的宪法！”“致联邦大会——愿大会成果辉煌，与其优秀成员相映生辉！”费城处处，不论是伦敦咖啡室、城市旅馆、印第安王后旅馆，还是过河对岸的泽西地方，民众共聚庆祝，欢声唱颂这个“林产盛，庄稼丰……都市旺，万民兴，五湖四海，人人自由，文明生活太幸福”的国家。报纸也不甘寂寞，凑上一笔。“我们满怀兴奋，一片信心，”《宾夕法尼亚先驱报》写道，“期待联邦大会为我们建立一个最理想的政府，长保那永垂不朽的《独立宣言》为我们揭橥的各项权利。”
第二天早上，代表们阴郁地回到自己在州议会厅的座上。新成立的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一份报告，大家都不欣赏，没有人同意。古弗尼尔·莫里斯宣称，他认为此事不论形式或内容，同样都有可议之处。他警告道，世上全人类都将受到大会进展的影响。而贝德福德则试图解释前一天他所谓的小州将和外来势力联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人能预见，”他说，“小州受到压迫之余会采取什么样的激烈手段。”古弗尼尔·莫里斯冷酷地表示：“人类不是为了自由或生存而结合……他们是为保护财产而结合……任何文明社会，都必有其贵族阶级存在，过去如此，未来亦然。”马萨诸塞的戈勒姆坚持应该把大州切开，缩小他们的疆界。富兰克林当即插嘴表示，最重要的是，人民应有权知道他们的钱到底是谁在处理，如何处理。“谚有云，感同身受，方能判事。”
7月5日……6日……7日……8日……9日。“我们正濒临解散的边缘，”卢瑟·马丁写道，“尽管外界以为我们的意见极为一致，事实上，我们正陷于千钧一发的关头。”纽约的雅茨和兰辛两人在7月10日离开了大会。他们的弃会而去，一定令大会沮丧不已，确是一大打击。他们两位是第一批因抗议大会而退席的人士，并且斩钉截铁地明白表示，此去绝不再回。相对地，梅森却表示，他情愿埋骨费城，也不肯无功而退。
在这段日子，费城住着一位华盛顿昔日麾下的法国军官莫雄。年轻的莫雄写信给母亲道，将军从州议会厅出来之后，看来非常阴郁。“他脸上那股神气，”莫雄写道，“不禁使我忆起当年在福吉谷营地那段可怕的时日，当时他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
7月10日那天晚上，华盛顿写信给犹在纽约未归的汉密尔顿。“很难过你走开了，”将军写道，“真希望你能回来。此刻的危机确实相当严重，令人担忧。”大会现在的情形，“已经糟到无以复加，你简直看不出任何理想体制有望的曙光；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对大会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实在不觉得它还会有什么好的进展。我真懊悔跟这档子事沾上关系”。
吕库古（Lycurgus）：据传为公元前７世纪的斯巴达立法家。
作者注：1775年4月19日的列克星敦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