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多事之秋，世情纷乱，欲摧毁政府甚易，欲建立政府却难上加难矣。
——约翰·亚当斯致詹姆斯·沃伦，1787年1月
费城全市笼罩在一片褥热的暑气中，老人家说，这是175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夏天。有人在日记上记道，平常消暑去热的雷雨也没有往常那么频繁猛烈；也许是家家户户屋顶上新竖起的“电棒儿”，把云层里的电气都给吸走了吧。法国来的旅人，写信回家抱怨说热得不能呼吸了：“每吸一口气，你就得为下一口发愁，稍稍动一下就难过得要命。”
在我们现在称为独立厅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厅里，由十二州州议会派来的约五十五名代表们，正聚在一堂开会（罗得岛拒绝合作，不曾出席）。他们辛苦了一个夏天，在热烈讨论之下，拟出了一份政府组织纲领方案，希望各州能够批准。这份建议书，代表们定名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会议在5月份开始，闭会时已经是入秋的9月了。出席代表中不乏全美赫赫有名之士，包括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及平克尼家两位堂兄弟；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莫里斯和古弗尼尔·莫里斯；特拉华的迪金森；弗吉尼亚的威思、梅森和布莱尔；康涅狄格的舍曼；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和格里等等。整个名单读起来，就好像在念美国国庆的纪念辞、爱国英雄的名人榜一样。他们几乎个个是青年才俊，查尔斯·平克尼才二十九岁，汉密尔顿年方三十。鲁弗斯·金三十二岁，新泽西的戴顿二十六岁。一条木腿，温文尔雅的古弗尼尔·莫里斯也不过三十五岁。连今日被尊为“宪法之父”、谨慎持重的法律学者——弗吉尼亚来的麦迪逊，都只有三十六岁而已。全体代表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三岁，这都还得怪高龄八十一的富兰克林把它给拉高的呢。那个年代，人老得快，死得也早。约翰·亚当斯三十七岁的时候，有人请他赴波士顿演讲，他就曾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不克复作大型演说”。
当时亨利·李曾由弗吉尼亚来信表示，欣见大会“济济多士，年富力强”。代表们当中，连最年轻的成员，也不乏问政经验。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曾出席独立前后的大陆会议；多位担任过州议员，并在独立之初参与各州州宪的制定。还有八位曾经在《独立宣言》上签名，七位担任过州长，二十一位打过独立战争。难怪当时远在巴黎的杰斐逊读了这份名单，不禁叹道，这可真是一场“半神大会”啊！
话虽如此，这次会议可不是稳当必成的事。代表们看来相当紧张焦虑，但也只在会中同仁面前表露。每会都秘密进行，绝少泄出半点消息，写信给朋友也措辞谨慎。事实上，当时全国各界并没有把这场大会看作是一个“制宪”会议，连代表们自己也不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名称是后来才叫开的。如果一起始就打着立“新宪”的主意，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代表都会裹足不前。而报上也只是说在费城要召开一场重大会议，或称为“联邦大会”，并且总不忘用古雅的复合元音拼出“联邦”（Foederal）一词以示慎重。而会场内外，众人对会中正在起拟的法案，以及自己打算起拟的内容，都毫无把握。早先于2月份在纽约召集的国会，已明令这场费城之会“唯一且特定的任务，系修改现行《邦联条例》”。国会可丝毫不曾提过什么新宪法。对十三州而言，以《邦联条例》作为宪法已经足够了；从1781年以来，大家不都是靠着它的庇佑这么过来的么。《邦联条例》第三条载道：“……准此，以上诸州互结稳固之友好同盟……”也许打仗拼命时，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可以光靠友谊就使全国上下一心共赴患难，但是在平时，光仗着友谊却是不够的。可怜的邦联，只是单凭大家的信用存在的空架子，既无实力收税、保国御敌、偿还公债，更遑论倡兴贸易与商务了。1781年的那一天，约克敦大溃英军的捷报传来，国库竟然穷窘到连支付递报佳音的信差费用都捉襟见肘。在会诸公只好各自掏腰包，每人拿出一块钱才应付过去。国会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向各州发出征用令，华盛顿对此现象有一说：“国会怯怯地有请诸州解囊。”但信寄出去常常石沉大海，其中尤以新泽西和纽约两地最为顽强。1787年10月1日的《纽约邮报》上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告示，它登过两回：
本年度纽约州应缴款项，本人迄今尚未收到分文。
汉密尔顿
联邦征税人
而那些照规定完税的州呢，更是打心眼里看不过去，愤愤不平地指责着抗不应命的几州。弗吉尼亚有人曾在1787年写道：“新罕布什尔从停战以来，就没有缴过一个子儿，而且他们打算就这么一直赖下去。至于纽约，他们付得起，那是因为他们可以打劫新泽西和康涅狄格。而新泽西为了报复和利害关系，一定会大干一场的。”
其实，《邦联条例》不敷应用、亟需修改的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历届国会议长除了一再向各州去信催款外，也再三要求各州议会投票授予国会更多的权力，各州议长也分别吁请州议会提案加强国会的权力。
可是始终一事无成，毫无动静。最早推动修法改革的人士当中，以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三人最为突出。虽说史家们迄今仍有争议，为麦迪逊作传的人士也大费周章地为他抢功，但根据各项证据显示，最强有力地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的人，似乎非汉密尔顿莫属。但是，如果我们说，麦迪逊在理论逻辑上看出了会议的必要，汉密尔顿以滔滔雄辩宣扬了会议的必要，那么华盛顿是以亲身的体验，很早就深深感受到邦联力量的薄弱。对英作战争取独立期间，眼看他的部队饱受补给不足之苦，鞋子、肉类、军火、军服、营房、药物，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身为总司令的华盛顿在信中往往怒气冲天，充满了愤懑之情：“我们当中生病的打着赤膊，没病的打着赤膊，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也照样打着赤膊。”当年面对着部队的如此窘况，国会不是一点也未曾帮忙吗？总司令亲笔签名的急件，从剑桥、哈林高地、莫里斯敦、福吉谷各处阵地飞驰国会，有云：“1780年5月27日，莫里斯敦。本人无限痛心地知会国会，肉类再度短缺，亟需补给。”而一筹莫展、不受各州议会支持的国会，只能不通气地回复：“上一回作战，军服都是由士兵自己筹措打理的。”
上一回，上一回……真是活见鬼，华盛顿不禁为之气结。上一回在独立以前跟法国人打仗，只是局部零星的战事——而且经费根本是由英王出的。国会难道搞不清楚状况吗？这一次战争是大陆的，经费和责任该由全部十三州、由大陆共同分担！现在不是地方争权夺利眼红吃味的时候。身为独立战争部队总司令的华盛顿，觉得国会里各州派来的代表，只对提名任命新官员、新将领有兴趣；他们看重的只是如何输送利益到老家巴结选民，对于军队的需要根本漠不关心。
华盛顿自己这个独立战争大陆军（又名大美陆军）将军的头衔，也是国会赐予的。文人控制军队，是革命战争的最高原则。约翰·亚当斯即曾告诉霍雷肖·盖茨将军：“我们不打算把太大的权力，长久地托付给你们这些将军们。”国会还另外制定了所谓的军队管理规则条例。但是华盛顿抱怨这些规定非改不可，不然他没有法子维持军纪，也不能枪毙逃兵，或有效惩治那些盗窃军马和医药补给、焚烧抢掠军营附近民舍的士兵，这样倒不如干脆把部队解散算了。各州部队依恋本乡本土之心特重，很容易就激起地方情绪。华盛顿曾想劝新泽西来的部队向合众国宣誓效忠，他们竟然顽强地一口回拒：“新泽西才是我们的国家！”而新泽西来的一位代表，竟然因此在国会里抨击华盛顿这种做法失当，不成体统。
华盛顿把问题背后的症结，可是看得很清楚。美国现在独立了，格局已经是大陆性、整体性的，大家必须学着从这个层面上来治理国家。将军对于政治及本国政情，自有一番愤世而务实的见地，再加上他具有一种论事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被人认为极富知性的本事，他曾在1783年写道：“老天爷，国会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不都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吗？不都行事对人民负责，仰人民的鼻息度日？那到底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便宜行事施政、为邦联造福的权力呢？”
十三州之间的争斗越凶，将军的怒火越盛，他在制宪会议开幕前不久曾写道：“运用影响力绝非为政之道。”更早之前，他还写道：“除非就像州政府的政令可以有效通行全州一般，我们设立一个能将号令施行全邦联的中心权力，否则我真不敢想象我们还能够作为一个国家长久存在下去。”
至于汉密尔顿，他在战时曾担任华盛顿的侍从官。一个是在国外出生、年轻气盛、才思敏捷的律师，一个是老成持重、遇事徐缓、自有灼见的总司令。两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友谊。他们在国会和十三州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而且，汉密尔顿还不断在华盛顿身上下功夫，敦促将军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并经常替他在这方面的谈话执笔撰稿。1780年9月，汉密尔顿从革命军在新泽西自由竿镇（今称恩格尔伍德）的总部行营，给友人杜安写了一封如今极为有名的信，信中首次仔细申述召开制宪会议的必要。单看这封印出来足足有十七页的长信，姑不论出自何人笔下，都会令人叹为观止，更何况是这位在国外出生，当时才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呢？他写道，透过十三个各自为政的主权州来治理合众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没有实权的国会，使政府变得什么都不是，既无法应付战时的需要，也不能处理平时的国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召开一个各州全体参加的大会。”而且汉密尔顿认为，此事越快越好。同时，在会议召开以前，应该不断有许多“既有内容又广为流传的好文章”，广为鼓吹讨论，以便让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于是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汉密尔顿无时无刻不在推动这个会议的诞生。他写私函和公开信，做演讲，在报上发表一系列以《大陆主义者》为题的文章——只此标题便可看出他的心意。他大声疾呼，我们迫切需要的，不再是一个“我们一向习于局限在狭隘殖民地意识里”的政府；相反地，他期待在一个“有更大的格局，合于独立国家地位的政府”。他虽然不是纽约州议会一员，却在1782年促使他们通过决议，敦请国会召开一个大会。同年，他当选国会代表，便亲自草拟了一份类似的提案，却仍然不见效果。
各州来个相应不理。有国会就可以了，干吗还要另起炉灶再开什么大会？马萨诸塞州的代表鲁弗斯·金宣称：当前的国会就是“研拟任何修改的最适当机构”。他写信给约翰·亚当斯道：“这个大会能够完成的任务，国会都能达成，而且还会更合乎当初立国的原则。”
当初的原则标榜的是革命的精神，日后联邦大会召开之际，就发现这个名词非常好用。而当初的原则，也依各人需要，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对纽约州长克林顿、宾州法官布莱恩、帕特里克·亨利、年轻的詹姆斯·门罗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国会代表格雷森等人来说，当初起始的原则，就是政府越小越好；大家组成一个邦联，各州各自为政，国会则听命于他们行事。《邦联条例》不就是照着这个最高指导原则写成的吗？从1776年起，这些条例自草拟、国会辩论表决、修正折衷到终于在最后一个州也获准施行，费时五年之久。这些条例事实上就是美国第一部宪法。《邦联条例》第一条就说：“邦联之名称定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各州也唯有在战争的危险威胁之下，才勉强首肯形成这个薄弱的结合。当时，约翰·亚当斯甚至曾将马萨诸塞湾区称为“我们的国家”，将马萨诸塞派出的代表称为“我们的大使”。危难险阻的确是令众人结合最有力的混凝土。
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有靠着少数几个人锲而不舍、富有技巧地苦心经营，联邦大会最终才得以召开。原来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州，正为波托马克河的航行权闹得不可开交。1785年春天，两方议会决定各派专门委员，在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开会讨论此事，顺便处理东西两边交流的一般问题。双方发现，这是个拉拢邻州合作助阵的好机会。委员会因此扩大，次年9月再度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会面。麦迪逊出席了这次会议，汉密尔顿也专程从纽约前来参加。
安纳波利斯委员会议在结束之前，向国会建议（报告由汉密尔顿执笔）十三州应一律派遣代表到费城，“于次年5月2日，开会讨论合众国的贸易与商务事宜”。
“商务”一词，非同小可，麻烦可多着呢！各州战债高筑，信用低落，情况好转的希望不大；有七州已经得求助于发行纸币了。不错，战后不景气的状况，正日渐消除，可是要谈到繁荣，还只限于一地一区。宾夕法尼亚印行的纸币，只能在自己的地盘里流通。州县党派之间，忙着羡忌猜疑，正事不做，只顾为未定的几处州界争执，设关税法规互相抵制。新泽西有自己的海关；纽约根本就像外国一样，得小心防备它的蚕食鲸吞。各州之间，彼此报复的伎俩高强，甚至有九州拥有自己的海军（弗吉尼亚居然还单独批准了对英和约）。而康涅狄格、特拉华、新泽西几州的货物运输，则全操纵在宾夕法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几个大州的手里。
麦迪逊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写道：“新泽西就像一个两头开孔的酒桶，夹在纽约和宾州两大之间难为小。而北卡罗来纳夹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之间，则像个两臂流血的病人。”原来弗吉尼亚曾通过法令规定，凡是过往其港口的船只，如果不缴纳税金，任何人均可将其扣押，强制执行，“税金的一半赏予通风报信之人，余下一半缴交州库”。注意这项法令的对象，不是西班牙或英国，而是同国的宾夕法尼亚、马里兰以及马萨诸塞的货船。麦迪逊写道：“目前我们政治上的许多弊病，追本溯源，都出在商业上面。”信哉此言，于今国家之间，亦普遍如此。小州怕大州，对其恨之入骨。康涅狄格的舍曼曾在联邦大会上表示：“小州的居民日子比较安乐。”可是他又加上一句：“但是罗得岛恐怕又实在太小了，内部反而更易起纷争。”康州另一位代表埃尔斯沃思也说：“大州的管理最糟：弗吉尼亚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将支配权延伸到肯塔基一带，马萨诸塞甚至连首府外一百里的和平都无法维系，现在得组成部队来保卫了。”
这番嘲讽可真击中了要害。1786年以来，马萨诸塞就因谢斯领导的西部农民暴动，在各州面前大为丢脸。当地农民不堪“波士顿”苛捐杂税的剥削，眼看着牛只土地被法院一一扣押，不禁全豁出去，闹出一场暴动。他们抄起草耙和木板条，追随当年独立革命的榜样，冲到郡公所示威，吓得主张金币本位、反对纸币的人士不知所措，也使得华盛顿将军大为愤慨：一个刚从一场艰苦战争中获胜的国家，竟然无法在和平时期维持秩序。到了1787年1月，十四名原遭判处死刑的暴动领头分子，全部获得赦免；新选出的麻州议会，应谢斯党人曾有的要求，也立法通过多项改革。但是，这场纷乱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而后来出席联邦大会的人士当中，如威尔逊、罗伯特·莫里斯以及迪金森就曾吃过暴民为虐的苦头，他们很清楚暴动是有传染性的。
因此，带着这个余悸犹存的印象，国会经过讨论，应安纳波利斯会议报告所请，投票通过在费城举行一场大会。尽管如此，国会的行事如履薄冰。本来安纳波利斯的报告不但建议费城会议应对贸易商务事宜进行讨论，也暗示整个邦联体制都得加以修正。国会却不敢造次，特别声明该次会议的“唯一且特定的任务”——这句话不久就成了反宪分子的护身符——“系修改现行《邦联条例》”。从缅因到佛罗里达，各地不断兴起强烈反对会议的声浪。大家独立自主，各凭己力，辛苦革命六年，好不容易才打了胜仗，击退了敌人。为什么送走了一个强悍的王家议院，却要换来另一个强悍的国会来抽我们的税？让我们各州自个儿管自个儿的事好不好！这种想法，是各地普遍的观念。各州仍然存有一种无政府的心态，就好像当年的麻州小镇阿什菲尔德，被“自由”冲昏了头，竞于1776年在镇民大会上投票通过宣称：“除了宇宙的主宰，我们不需要任何统治者；在宇宙的主宰者之下，设一议院，以与合众国内其他人民协商，共谋众人的福祉。”
约翰·亚当斯说得好，他早就看出一件事，打倒全欧所有的船炮部队容易，把我们自己管好却难上加难。
各地一共选派出七十四名代表出席费城会议，可是最后只来了五十五位。两位雄辩之士不能出席，大会虽感遗憾，却不时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其中一位是约翰·亚当斯，其时在伦敦；另一位是杰斐逊，身在巴黎。他们正分别忙着和欧洲各国政府协商商务合约及外债事宜，希望法兰西、荷兰等国愿意信任初生的合众国有能力依约偿还贷款。他们两位对于这个会议具有高度的兴趣，与代表之间不时有书信往还。那本刚刚出炉、论宪法历史和现状的新书《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辩》卷一，大会代表人人传阅。至于褒贬之辞，则随每个人对联邦问题和两院制度的立场而有不同。
坐镇在纽约的国会，则抱怨费城会议把代表都拉走了，害得他们人数不足。自从战事结束以来，国会一直有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代表们索性待在家里，根本不来开会，认为本州个别的利益比共同政府的事务要紧（1783年对英和约由巴黎送达时，国会里竟然只有七州代表在场，距法定的批准州数还少两州）。因此国会不得不发出信函，敦促众人前来纽约赴会。其实就算它最好的人才不去费城开会，国会之惨也够瞧的了。1787年4月间，甚至有人动议干脆休会，把国会搬到费城去算啦。这个建议虽然没有通过，代表们却很苦恼，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现阶段，国会落脚于纽约市政厅的楼上。有人形容这个市政厅，是“一组坐落在华尔街上堂皇壮丽的建筑群——比起波士顿的麻州议事厅，长度虽有不及，宽度却两倍有余”。国会的驻地曾变迁多次，纽约只是其中之一。1774年以来，可怜的国会在战火中一再迁移，曾在费城、巴尔的摩、兰开斯特、约克敦、普林斯顿、安纳波利斯、特伦顿等多地集会。有一次甚至为了躲避因粮饷太差闹兵变的宾州民团，不得不落荒而逃。
5月29日，弗吉尼亚的国会代表格雷森埋怨国会中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又听说费城会议可能开上三个月之久，不禁大发牢骚：“这个会到底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不认为美利坚的老百姓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什么了不起大创新的地步。”
几百年来，“创新”并不是什么好字眼。它给人的感觉是冲动、无聊的琐事，热心家搞的玩意儿，而且十之八九不合法。同时代的那位英国政治家伯克就说过：“创新并不是改革。”而且要是回到16世纪英国柯克法官的时代，指控一个政治家企图创新，可以马上使他身败名裂。而此时与格雷森持同样论调者亦不乏其人，北卡罗来纳另一位国会议员，获派参加费城会议的布朗特，就曾表示对大会的发展情势不敢苟同：“我还是认为，我们大家迟早会走回到各管各的、彼此完全互不干涉的老路上去。”
会议开始，许多代表却姗姗来迟。5月24日，马萨诸塞的鲁弗斯·金写信回去说，新英格兰的代表竟然只到了他一位，真令他“痛心疾首”。“这种慢步调真不像话，拜托你们大家可不可以快一点来。”新罕布什尔由于州库拮据，没法子负担费用，本来有四位代表，到将近8月才来了两位。其中一位是来自朴茨茅斯的富商兰登，曾任该州议长，据说“仪表堂堂，举止高贵；其人热心名望之切，有如恋人情爱之烈，义士节操之贞”。罗得岛则索性来个拒不出席。位于首府普罗维登斯的该州议会，控制在农民党派手中，他们甚至曾立法规定，如果债权人拒收罗得岛当地一路膨胀的通货，将遭罚款处置。许多政客因此大肥，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定会勒令债务人以金银正币偿债，但罗得岛目前可是一个子儿也没有。波士顿一家报纸厌恶之余，把罗得岛改名为“流氓岛”
，建议把他们“逐出合众国，或是干脆让邻近几州把它瓜分了算了”。 对于这个似乎在蓬勃发展的小州，大家对它的嘲弄愤怒不断。纽黑文一位人士，公开宣称“罗得岛的作为，连最蛮荒的野人看了也要脸红。那个小不点儿州，是我们政治体中桀骜不驯的一员，是我们大家的笑柄和耻辱”。“罗得岛，”会议期间，华盛顿曾于7月1日写道，“仍然一味坚持它那无礼、不当、下作、可耻的行为：近来在其所有的公共议事中，便一再展现了这种作风。他们到现在为止，仍然不曾派代表前来开会。”杰斐逊则用法文，叫罗得岛为那个“什么玩意（vaut-rien）”。
从纽约的国会过来的麦迪逊，则本着一向凡事准备周到的作风，在会议开幕十一天以前就早早地到了费城。长年浸淫在学问研究里面，麦迪逊已经具有了一种洞明世事的远见。早在当年4月份，他就在写给华盛顿的一封信里，一一列出大会该当讨论的几项重点。麦迪逊，个子矮小，有人笑他“还没有半个肥皂大”。他的声音低沉轻微，开会时，大家得叫他把声音放大一点，有时书记员也无法记全他的发言内容，“因为他说话声音太小没法听见”。朋友们则昵称他为“杰米”。
麦迪逊有一个难得的优点，那就是他虽然执拗却能变通——很少人能同时兼具这两项特质。所有代表之中，要数他在学理知识上准备得最为充分。应他所请，大他八岁的杰斐逊从巴黎寄来书籍，麦迪逊请他把历来所有有关宪政民权的书籍都一并搜罗寄来。寄来的书不是一两本，而是上百本，其中包括了三十七巨册的新版《方法论百科全书》，政治理论、各国法律、历史，柏拉玛克、伏尔泰、狄德罗、马布利、内克尔、德伯恩的著作，还有十一大卷传记、忆往、史述，以及法国革命派政治家米拉波正好适时出版的《辛辛那提协会》。为了报答，麦迪逊则回送他各式各样的美国果树树苗，如胡桃、特选苹果、蔓越橘之类，以在法国展示。不过杰斐逊要他运去的北美负鼠和一对“弗吉尼亚红雀”，他却没有遵命办成。麦迪逊潜心研究古往今来所有存在过的同盟联邦，长篇累牍地一一比较其优劣得失，并在各个分析后附上题为《合众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的个人论述部分。他主张：“在需要有一致行动的决定上，应该让国家级的中央政府具有绝对并积极主动的权力。对于各州所有的立法决议，中央政府也应该像历来英王一般具有否决的权力。而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应该延伸到司法部门。”
行事论理有条不紊的麦迪逊，成为弗吉尼亚州反宪法派人士——尤其是那位易怒的老革命党帕特里克·亨利——最有力的死对头，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汉密尔顿熟知纽约政情一般，麦迪逊深谙弗州政情，也明白制宪之路漫长诡谲。他知道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制宪会议有何等的意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已一一陈述了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首先，各州应该指派代表与会；其次，大会必须取得协议签订文件；最后，此文件应送交国会核可。如果国会通过，再请各州分别召开大会审核批准。因此，就技术层面来说，费城之会只具有提供建议的地位。
如果此举不成，还可能再召开第二次会议吗？在4月，距大会开幕尚有一整个月，麦迪逊就已经向弗吉尼亚一位同仁表示，每想到这一路可能发生的状况，日子越近，他越发害怕。他写道：“从大会达成决议、国会批准，一直到最后各州的核可，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的每一步路，重重险阻，都难免使人灰心丧志，从而选择其他比较容易的退路！”
但是麦迪逊认为，当前的情况太危急，不容人灰心，这正是他一向的本色。同样地，华盛顿也不是向困难屈服的英雄，英国史学家特里维廉说，华盛顿“已经习得了勇者最大的秘密，就是心中虽有最坏的打算，存有放弃的念头——但在行动上却永不屈服”。五十五岁的华盛顿，虽说比麦迪逊大上一轮，两个人却相交已久；麦迪逊自1776年以来就在弗吉尼亚政府中任职。很难说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到底谁比较严肃，但是从他们俩长篇累犊的论政信件里面，不论是麦迪逊冷静的说理风格，或是华盛顿雍容有致的节奏，我们在那精辟说理的背后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对国家的关切热爱，就中的庄严感令我们觉得安心。这两个人，丝毫不因自己坚持到底、有时甚至严肃到尴尬地步的个性而感到赧然，我们也为此而高兴。
“流氓岛”（Rogue Island）与“罗得岛”（Rhode Island）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