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的军队并没有歇息，而是像开弓的箭，一路勇往直前，继续强行军，结果一路上望风投降的城池有四十多座。整个扶余地区都被收服了。薛仁贵这三个字，就像长了翅膀，在整个辽海地区传扬。高丽人用鲜血记住了这个可怕的名字。
另一方面，扶余城的攻占，彻底打乱了高丽的防御部署。泉男建气急败坏，乱了方寸，他又派遣了五万人马，想夺回扶余城。这样，战局就完全进入唐军的掌控之中。李一看，不用强攻坚城了，真好。指挥大军轻轻松松地围点打援吧。于是在薛贺水之地一战，唐军野战，大破高丽军，斩获三万余人。随后，南北两支唐军顺利会合。这次战役的胜利，宣告了灭高丽战争大局已定。
可以说，攻克扶余城，是平定高丽的关键战役。而薛仁贵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让这个胜利提前到来。因而此后不久，“前线慰问团团长”贾言忠汇报工作，高宗问他，你看前线哪个将军最好啊？贾言忠脱口而出：“薛仁贵勇冠三军。”想来这次战役给贾言忠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其实，“勇冠三军”并不足以形容薛仁贵。这次战役，更多地展示出了薛仁贵对战局的阅读水平，对战机的把握能力，还有对军队的指挥能力。因为这一战，薛仁贵是独立指挥，并且力排众议，最后顺利完成战略目标，为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关键基石。这一切，难道仅仅是靠勇冠三军就能做到的吗？
薛仁贵能成为名将，并不仅仅靠武艺，还更靠头脑。他在寂寞守宫门的十几年中，并没有荒废时间，而是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汲取了很多营养。同时关心周边形势，收集了许多情报。这对他的脱胎换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高宗初年，苏定方前往西域征讨西突厥，薛仁贵并没有机会参战。但他仍给皇帝上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贺鲁，为其所破，虏系妻子。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还，厚加赉遣，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意思就是，当时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有个对头叫泥熟，皇帝可以帮助和扶植泥熟。这样不仅更加师出有名，而且可以获得一大助力。高宗采纳了，果然泥熟积极要求随军效死。这对后来平定贺鲁的西突厥有很大帮助。这说明，薛仁贵一直在关心着“国际战略”，并且所开“药方”也很对症。
天道酬勤，薛仁贵早已非吴下阿蒙，他还写过一本《周易新本注义》。《易经》属于儒家经典，而且非常玄奥深刻。薛仁贵身为武将，居然敢为《易经》做注解，看来是深通其理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薛仁贵的文化理论水平，已经有相当深度了。
平定高丽后，高宗皇帝让薛仁贵率兵长期驻守平壤，巩固胜利果实。留任薛仁贵，首先是因为他威名远扬，镇得住场面；其次，恐怕也是因为薛仁贵足以独当一面了。此时的薛仁贵已变成了“麦克阿瑟”了。
史书上说薛仁贵在高丽旧地做得很出色，“抚孤存老，检制盗贼，随才任职，褒崇节义”，以至于“高丽士众皆欣然忘亡”，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这哪里是个猛将的形象啊，简直就是一员儒将呢。
六、大非川之败（1）
平定高丽是薛仁贵的人生顶点，此后他升官加爵，当上了左武卫大将军，这是正三品的武将，也是武官的最高职位了，相当于今天的“上将”。具体的职位则是“安东都护”，是安东都护府的长官。而这一时期，除了安东都护府外，还有安南、安北、安西都护府。这也正是唐朝疆域的鼎盛时期。（高宗时期的疆域，其实比玄宗时候更广大。）
不过很遗憾，不久之后，薛仁贵和唐军就遭受了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大非川之败。十余万大军遭到吐蕃军队毁灭性打击，唐朝军队从此再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以西地区。而吐蕃一跃成为与唐朝相抗衡的一个劲敌。唐朝独尊的地位一去不返。所以，这次失败，是战略性的失败。从历史上来看，也许是唐朝最惨痛的失败了。
吐蕃的兴起和灭亡，与唐朝都是先后脚。而自唐末之后，吐蕃民族就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甚至长期都无法统一。有时候，真的会让人怀疑，吐蕃的出现，就是上天给唐王朝安排的一个对手，以免让它过于强大。
唐太宗时期，双方已经交过手。当时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求婚，太宗不许，于是吐蕃攻打松州，被唐军击败。不久之后，松赞干布再度求婚，太宗就把文成公主嫁给他，这就是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但和亲的温情，并不能阻挡两个政权的政治利益冲突。特别是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吐蕃，有着非常强烈的对外扩张地盘的欲望。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
大非川之战的背景，是唐蕃双方争夺吐谷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青海）。早在太宗时期，吐谷浑被收服，成为唐的藩属国。而吐蕃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对象，必然就是吐谷浑。吐蕃先发制人，大败吐谷浑，国王遣使告急。与此同时，吐蕃在西域一带步步紧逼，给唐朝带来很大压力，以至于罢了安西四镇。如果不遏制这个势态，西域迟早落入吐蕃手里。
于是咸亨元年（670），新近最辉煌的唐军将领薛仁贵奉命出征，以右威卫大将军的身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这一年，薛仁贵已经五十六岁。
行军大总管，相当于本次战争总司令。这对薛仁贵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全权指挥一次独立战争。如果这次战争能获胜，那他就是李的接班人了。
事实上，从战争目标来看，唐高宗和薛仁贵的野心都很大。“逻娑道行军”，逻娑，就是拉萨，是吐蕃的政治中心。显然，这次军事行动是以拉萨为终极目标的。也就是说，如果战争顺利，那就要趁势夺取彻底的胜利。从贞观初年与*厥的战争，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略思想。
不过，征发的唐军总数只有十多万人，规模并不大。这个数量级，在唐前期算是大规模了。在那个战无不胜的年代，唐军每次大战的军队都不多，因为当时奉行的军事思想乃是“兵贵精不贵多”，以机动灵活为主。（武后时期开始，唐军打仗出动的军队就越来越庞大，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可是战绩却明显下滑。）薛仁贵显然是服膺“兵贵在精”的军事思想的，十万之众，已经足够了。
再来看副职的配备：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这是最失败的一点。阿史那道真倒也罢了，是突厥后裔，属于客将。而要命的就是郭待封。他是名将郭孝恪的二儿子。郭孝恪则是李从投唐之前就开始追随左右的副手，也是最亲的心腹。后来李亲征高丽，曾把郭待封带在身边，显然是为了给他这个老部下的儿子混点资历。但郭待封基本上没像样的功劳。这也还罢了，关键是这个郭待封自恃名门之后，很瞧不上出身低微的薛仁贵。所以，一路上不听指挥，“颇违节度”。行动不听指挥，这是军中大忌，焉得不败？
六、大非川之败（2）
唐军的战术部署，依薛仁贵的计划如下：一、把大本营扎在大非川，留两万人固守；薛仁贵自己率轻锐，迅速而出其不意地攻打乌海，吸引敌军主力；二、郭待封率主力大部队随后跟进，与敌军主力决战。这个战术部署，仍然强调“机动作战”。关键是要行动迅速。
从前半程来看，战争朝设想的目标进行。薛仁贵率前锋部队一路奔袭，多所杀掠，中间还俘获牛羊万计——这些牛羊大概是薛仁贵要用来做军粮的。最后薛仁贵顺利攻到乌海城。
但是薛仁贵并没有发现吐蕃的主力部队。原来吐蕃早有计划，避开唐朝精锐的前锋部队，而派主力去包抄唐军的后续大军。
郭待封并没有听从薛仁贵的指令，将辎重留在大非川，而是带上所有辎重军粮，一股脑儿全部跟着前锋部队出发了。因为道路险阻，又是高原地带，辎重军粮本来就笨重难行，这下就更加行动迟缓了。此举犯了兵家大忌。
而这次薛仁贵他们遭遇了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吐蕃的主将葛尔·钦陵，是禄东赞的儿子，号称吐蕃历史上第一名将，被吐蕃人视为战神。这样一员名将，自然不会放过这么明显的漏洞。
所以，还没等唐朝的前锋和中军在乌海会合，二十万吐蕃大军突然出现在郭待封率领的唐军面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就算唐军再神勇，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也创造不了奇迹了。
当唐军辎重军粮全部损失的消息被报告给薛仁贵后，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军，一直退回大非川。但这时候出现在唐军面前的吐蕃大军已经聚集到四十万之众，这几乎是倾巢出动的兵力了——要是不把唐军一口吞下，钦陵就枉称名将了。史书上说“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也就是说，十余万唐军精锐，基本上全军覆没。
军事失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失败，随后“吐谷浑遂没”。
此战失败所带来的深刻的政治影响，前面已经论及。此外，这次战争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就是唐军不败的神话被打破了。虽然有过唐太宗亲征高丽而不果，可毕竟没有遭到战役的重大失败，只是平定高丽的战略目标没有达到而已。而且唐军在前不久还刚刚征服了高丽，创造了又一个大唐军队神话，可转眼之间，十多万精锐丧命高原，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失败。
其次，对唐军本身的士气打击非常严重。在过了多年之后，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薛仁贵、郭待封覆我师徒，军人丧气，至今不振”。这种对自信心的打击，对士气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唐军在此后的战争中，就再也没有能恢复到之前那种所向无敌的气概和信心。也许是巧合，就在咸亨元年这次大败之前的一年，即总章二年（669），名将李刚刚去世。在此之前，唐军拥有的名将统帅是李世民、李靖、李这样的军神，他们的战无不胜是唐军自信的来源。本来，薛仁贵正是延续这个名单的最佳人选，可是很遗憾，薛仁贵的运气差了点。
其实，这次失败，看似薛仁贵个人的失败，但它所反映的问题是很深刻的。前面我们分析过，大非川之败，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做到“令行禁止”，副手居然敢不听主将的指挥！这样的军队，绝对不可能是一支可以百战百胜的军队。很明显，这次战败说明，正是唐军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确切点说，是唐朝的高层政治有了严重的问题——武则天掌控了朝政，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内部斗争上，而比较忽视军事。实际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武则天掌控的时期内，唐朝没有太多名将，即使偶尔出现的几个，也都被武则天自己给灭了。一直到玄宗朝，方才逐渐涌现出一批新的名将来。这里面的问题，着实很耐人寻味。
高宗比较念旧，也比较心软，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可终究没有杀薛仁贵，而是将其免官为平民。有人在评价此事时，认为高宗没有对薛仁贵等用极刑是失策。因为这大大败坏了军规，败军之将可以不死，开了这头，那就导致了以后唐军都不愿拼死，最终战斗力明显下降。
其实唐军军力下降原因有很多，完全归因于不杀薛仁贵，恐怕并不合理。但唐军战斗力下降，这里成为一个转折点，应该是不错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薛仁贵成了大唐军队转折点的推手和见证人。
不管怎么说，大非川之败，让薛仁贵离军神差了一步。这一步之遥，让薛仁贵在唐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也许，薛仁贵注定只能做一个有遗憾的大唐名将。
七、余威犹在
薛仁贵被免为平民了，但只要不死，总有翻身的机会。因为皇帝不杀他，主要还是为了要用他。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久之后，高丽的反叛力量强大起来，唐军弹压不住。于是重新起用了薛仁贵。但不久之后，他又被流放到象州去了。象州在今天的越南境内。
不久，朝廷大赦，他又回来了。高宗皇帝毕竟还是念旧，召见了薛仁贵，说：“以前在万年宫，没有你，我都变成鱼了。你还曾经为我消灭过九姓突厥、高丽，功劳是很大的。但是，有人在我跟前告你，说你在乌海城下故意放跑了敌人，以至于失利。这件事让我非常恨你，而且疑心你不忠。事情都过去了，我知道那是有人诬告你。现在辽西不安宁，瓜州、沙州的路都不能畅通了，你怎么能安稳地睡在家里，不给我指挥打仗呢？”就这样，薛仁贵被重新起用，官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
开耀元年（681），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薛仁贵开始了自己最后的一场人生舞台表演。这年，开始重新崛起的*厥不断壮大，姓阿史那的一拨人再次聚集在大漠上，蠢蠢欲动。他们开始将触角碰及大漠以南，进犯并州北境，杀了岚州刺史王德茂。
682年冬，六十九岁高龄的薛仁贵带病冒雪率军进击，在云州，即今大同一带，截住了突厥军队。还没开战，突厥人问道：“唐朝的将军是谁？”唐军说：“薛仁贵。”突厥人不信，说：“我们听说薛仁贵将军被发配到象州，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别骗人了！”薛仁贵于是脱下头盔，让突厥人看。依然是那个威风凛凛的猛将薛仁贵，虽然看起来沧桑了一些。
薛仁贵在大漠的威名实在太大了，三箭定天山，那是一个神话。突厥人看到传说中的人物，都不由得翻身下马跪拜，然后偷偷地要撤退。薛仁贵并没有跟人家客气，立即追击。突厥完全没有斗志，薛仁贵轻松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斩首一万多，俘虏三万多，还缴获了许多牛马。善战的草原民族，在薛仁贵面前，几乎就是惊弓之鸟。真是让人感慨。
人们都说“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可薛仁贵把自己的神话延续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确实称得上是英雄人物。
第二年，薛仁贵死了，再神勇的英雄也挡不住死神。在民间传说中，薛仁贵是被儿子薛丁山一箭射死的，因为薛丁山也是*星附体，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交接仪式。回想薛仁贵百步穿杨、三箭定天山的神话故事，真是如在梦中。
八、薛仁贵之子
后代评书中说薛仁贵的儿子叫薛丁山，而且是*星的下任主人。他的功绩，最重要的是征伐西方番邦，所以后来就有了《薛丁山征西》。
历史上薛仁贵的儿子虽然有大破吐蕃的事迹，但名字并不叫薛丁山，而是叫薛讷，当是取自《论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他字慎言，正与“讷于言”相合。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既反映了薛仁贵的文化修养，也说明他希望后代“由武转文”的心愿。事实上，薛讷一开始做过县令，看来正是朝文官路子走的。这很可能就是薛仁贵的意思。不过薛讷秉性刚直，在当县令时就敢拒绝酷吏来俊臣的要求。看来颇有家门武将之风。
后来突厥入侵河北地区，武则天到处搜求将才，就把他给提拔起来了，就因为他是名将之后，想来家学不错。在武则天朝，薛讷一直在边境军中任职，也立有些战功，但没什么大功。据史书评价是“其用兵，临大敌益壮”。就是说，遇到大场面的时候，他会更加沉稳。看来确实很有家风。薛讷可能并没有如他父亲那般的武艺和勇猛，但在军队管理方面，还是很出色的。
据说在开元初年，玄宗在新丰进行军事阅兵加演习，薛讷被任命为左军的司令。当时很多队伍都比较混乱，但薛讷的军队很整齐。玄宗又派使者到左军的军门，结果进不去。这一招，明显是模仿当年周亚夫的。所以演习结束，很得玄宗欣赏。——君臣都要制造历史佳话，配合默契。
因为受赏识，所以薛讷也就动了立功的心，于是积极请战。结果在率军攻打东北的契丹和奚的战争中，大败而归。不过后来东山再起，到西部任职，抵御吐蕃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刚好和父亲薛仁贵相反，薛仁贵是胜在东边，败在西边；而薛讷则败在东边，胜在西边。难怪后来人们要编《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那是有道理的，都要拣好的说呗。
总的说来，薛讷是中规中矩，远没有传说中的薛丁山那么多姿多彩，说他是个武官尚可，说名将，那就远不够格了。不过他们家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九、薛仁贵之孙
薛仁贵的另一个儿子叫薛楚玉，也是在军中任职，后来还做过范阳节度使，职位不低。不过后来居然“以不职废”，也就是说他因为不能胜任职务，后来给罢了官——真是丢人的不肖子。薛楚玉有个儿子，那就更加“不肖”了，居然参加了安史叛军，要反唐。
这个反唐的薛家子弟，并不叫薛刚，而是叫薛嵩。
薛楚玉因为曾经做过范阳节度使，大概罢官后也就定居在范阳了。所以薛嵩是生在范阳，长在范阳，成了地道的范阳人。是哪里人，这本来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此时此地，却偏偏有了问题。
因为范阳（又称幽州）此地，在唐朝，逐渐变成了一个“胡化区域”。这个区域，本来是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但唐代，大量的胡人在这里定居，各种种族都有，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个地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区”。现在我们都知道，唐代首都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老外”占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相比较而言，除了规模上不够一点，范阳地区“国际化”氛围更加浓厚。因为这个地区的文化风俗方面，都已经“胡化”了，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比较尚武，不喜汉文化。陈寅恪就说过，都已经开始不像一个汉族王朝地区了。
薛嵩生于斯，长于斯，虽然血统上是汉人，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些“胡化”，史书上说他“性豪迈，不肯事产利，以膂力骑射自将”，整天喜欢骑马射箭。本来骑马射箭也是他家学，薛仁贵的骑射功夫那是超一流的。可是薛仁贵已经开始逐渐“由武转文”了，即使从军，那也是要求如薛讷那样，做个管理人才，而不是冲冲杀杀的角色。因此薛嵩之善骑射这点，应该更多的是“胡化”影响，而非家学。
更要紧的是，“胡化”区域对中央王朝缺乏向心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得这一区域的人民，相对缺乏对唐朝廷和皇帝的认同感。所以，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唐朝统治范围内，但实质上却潜伏着反叛的可能。一旦出现了安禄山这样的野心家与冒险家，反叛就成了可能。
有趣的是，薛嵩这样出身将门的人——他的爷爷是大唐名将，伯父、父亲也是朝廷重臣，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起来反叛这个朝廷。这应该归因于他经过“胡化”，因而缺乏对朝廷的认同感。
安史之乱后期，唐朝廷一时消灭不了河北地区的安史群将，只能采取妥协政策，承认了这些将领在当地的统治权力，而他们只在名义上依然臣属朝廷。于是薛嵩摇身一变，成为藩镇节度使，成了一个军阀。他占据的地盘有相、卫、洺、邢诸州，在今天的河北南部一带。
薛嵩成了土皇帝，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原先的同事，现在的邻居，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对他的地盘虎视眈眈。薛嵩只能整天忧心忡忡，他没法求助于谁。求其他节度使？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求朝廷出面，那也说不出口啊。这个时候，小说家站了出来，替他写了一篇传奇小说《红线传》，说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不仅剑术超强，而且会乘风驾云，居然是半仙之体。她很大方地要替主子解决问题。于是一夜之间便盗来田承嗣的枕边金盒，然后由薛嵩得意洋洋地送回去，以此表明，俺取你首级易如反掌！这下果然把老田吓坏了，不敢动歪脑筋。
这个故事很具有讽刺意味。一个堂堂军阀，居然要靠一个侍女来保护，简直是堕落。
历史事实要更残酷些。后来薛嵩的地盘还是被军阀们瓜分了。田承嗣获得了其中的两个州。
十、薛仁贵之曾孙及其他
大概是厌烦了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勾心斗角和明争暗斗，薛嵩的儿子薛平开始走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放弃割据，回归朝廷。这时，他才十二岁。薛平的归顺让朝廷很满意，被任命为宿卫将领。薛平一口气就做了三十年，和他的曾祖薛仁贵一样，站在了皇帝身边。拐了一道弯，薛家子弟回归到了当年的轨迹。
薛平后来又出任藩镇节度使数十年，功绩显赫。退休的时候，已经做到司徒。死时赠太傅（正一品，最高品级），比起薛仁贵死的时候赠官太常卿（正三品），整整高了五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至此，我们讲了薛仁贵家族的四代人物故事，起起伏伏，弯弯曲曲，构成了非常传奇的一个家族史。而这个家族史，也几乎是唐朝前半期军事政治史的一个缩影。恐怕除了薛氏家族，没有另外一个家族史能与唐王朝历史如此密切贴近了吧？
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在选取一个家族创作评书系列故事的时候，唐朝部分，首先就选中了薛仁贵家族。从此这个家族获得了另外一种生命，存活在人们心目中。
一、桃李满门的宰相
狄仁杰并不是老师。但他在武则天朝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原来是说狄仁杰提拔了很多官员，几乎遍布朝野。这是恭维他呢。狄仁杰则正色回答：“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一生好杀，宰相都杀了一箩筐，但她却对狄仁杰另眼相看，称为“国老”，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特别对他推荐的人才，一概加以重用。所以狄仁杰才能够在短短四年的宰相任上就能做到“桃李满天下”的局面。
这，绝对是个奇迹。武则天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宋太祖赵匡胤曾这样评价武则天：“则天，一女主耳，虽刑罚枉滥，而终不杀狄仁杰，所以能享国者，良由此也。”这个看法倒是很有意思，赵匡胤认为，没有杀狄仁杰，是武则天后来还能被唐代供祭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新唐书》里，在《狄仁杰本传》后，宋祁评价：“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就是说，武则天将唐政权给灭了，而狄仁杰通过提拔张柬之等人，最终完成了匡复唐室的丰功伟业。
武则天一生英明，居然信任了一个处心积虑的掘墓者。这难道是真的吗？
要说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的审案子的官员，那是包公。但在老外的眼里，狄仁杰这个名字远比包公来得著名多了，他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就像很多老外通过李小龙知道了中国功夫一样，很多人通过狄仁杰知道了中国式判案。而近年来，通过电视连续剧，狄仁杰作为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也同样为中国百姓所熟悉。
狄仁杰是怎么成为老外和今人心目中的神探的呢？
二、少年老成
贞观四年（630），大唐名相杜如晦去世。也就在这一年，未来的名相狄仁杰，刚刚出生。
狄仁杰，字怀英。因为他后来被封为“梁国公”，所以常见称呼有“狄梁公”。唐朝还有两个著名的梁公，一是房玄龄，称“房梁公”；二是姚崇。三位“梁公”分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朝的重臣，真可谓国之栋梁。
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曾做过贞观朝尚书左丞——这是一个很要害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他和尚书右丞（办公厅副主任）一起掌管尚书都省（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尚书省各个部门颁行天下的文件，都要经过他们两个的检查审核。可以说是整个尚书省的枢纽。不过狄孝绪的事迹可考的极少，可能因为他做尚书左丞时间很短，政绩不显，所以泯然众人矣。
狄仁杰之父狄知逊，官位不如狄孝绪。明经及第，然后做过东宫内直郎，掌管太子东宫的符玺、伞扇、几案、服饰等事。对于刚出道的官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起点。可惜狄知逊此后官运很一般，一辈子都只在地方做官，郑州（今河南郑州）、梁州（今陕西汉中）、越州（今浙江绍兴）、华州（今陕西华县）、夔州（今重庆奉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却一直没能做到刺史。虽然当时全国刺史有三百多，但刺史品级也是相当高的，上州刺史入了三品，算高级官员；普通刺史也有四品。狄知逊最后做过夔州长史。长史，当时称“上佐”，就是一州的高级佐官。虽然品级地位都不错，一州之内，也仅次于刺史，但没有实权，如一定要拿现在的官做个对比，就类似于市人大主任。
不过，狄知逊在大江南北的四处宦游，对青少年时代的狄仁杰而言却是个很好的经历。他因此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民间疾苦，这对他以后做官总是关心民情，坚持为民造福，有着很深的影响。
狄仁杰是家中长子，自然会被寄予殷切期望。而狄仁杰也没让父母失望，从小就表现出了不俗气质。据说有一次，他家门人被害，当地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全家老小都出门来接受讯问，只有狄仁杰安然不动，一个人专心读书。官吏就责问他，狄仁杰昂然回答：“我在书中，忙着和古代圣贤交接，哪有空来见你们这些俗人，管这些俗事！”这个事情被两唐书的本传都记载了。大概是想反映狄仁杰从小就有崇高志向，追慕古人吧。此外，从这个故事能看到少年狄仁杰确有很多不凡之处：一般小孩遇到这种难得的“大事”，大概早就跑出去看热闹了，他却不爱搭理，颇为特立独行，有个性；还有，对于官吏的责问，一般孩子估计都汗不敢出，他不仅对答如流，还敢于讽刺对方，可见他有见识，胆子大，嘴巴快。总的来看，狄仁杰比较早熟。
除博览群书之外，狄仁杰还有个特点——对医术很有兴趣。这也是有别于一般官宦子弟的特长。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精通针灸之术了。他去长安赶考的时候，路过华州，看到有人贴出巨幅广告：“能疗此儿，酬绢千匹。”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富家少年，鼻子下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稍微碰一下，就酸痛刺骨，两眼翻白，几乎奄奄一息。狄仁杰很同情，于是上前揭榜。孩子父母亲属激动得立刻叩头下拜，还马上把千匹绢拉了过来。狄仁杰先让少年坐起来，取出针，从后脑刺进去。然后问，是否针气已经达到患处？病人点点头，狄仁杰手一抖，迅速抽针。那个瘤子应声落地，少年一下子痊愈，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孩子父母亲属都哭着拜谢，送上绢匹。狄仁杰笑着摇手：“我只是为了帮病人解脱痛苦，并不是要靠这个赚钱的。”转身扬长而去。
未成良相，先成良医。不过，这种医术太过夸张，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从此之后，狄仁杰却真正开始了替天下百姓医治苦难的道路。
三、起步坎坷
显庆元年（656），二十七岁的狄仁杰踌躇满志来到长安赶考，和他父亲一样，顺利地明经科考及第。明经科，和进士科一样，是唐代科举的一个科目，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理科的区别，考试内容有别，但及第之后都是一样做官。一般人都知道，唐代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明经很容易，三十岁考中就算老的；而相对地，进士科很难，五十岁考中，也算年轻的。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一旦做官，以后官途就顺畅了，所以有才之士一般都不屑于明经出身。但这是唐代中后期的情形。事实上，唐朝初年的时候，明经科比进士科更热门，更受重视。因为唐初规定：明经出身的人，名列前茅的，可以获得“从八品下”的散官；而进士出身，名列前茅的，授予“从九品上”的散官。两者相差了三阶呢。所以，狄仁杰选择考明经科，绝对不是“技不如人”而想剑走偏锋的意思。
就在此前一年，永徽六年（655）十一月，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也刚踏上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台阶。说起来，他们俩还是并州老乡呢。不过，权倾天下的武则天并不认识还在底层的狄仁杰，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虽然狄仁杰肯定知道这个帝国最风光的人物，但他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跟这个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春风得意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但他在之后的十八年里，一直都只在地方为官，没有提升的机会。似乎他也注定要和父亲一样，会终老在一个地方的“闲官”上面。
狄仁杰的第一个职位是“汴州判佐”，就是汴州的州级官员。所谓判佐，就是判官，是具体分工处理政务的官员，分别叫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全称是“司功曹参军事”。这些分类，有点类似中央的六部分工。至于狄仁杰做了哪个曹参军事，不可考。
狄仁杰满腔热情地开始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虽然不清楚诬告何事，但从狄仁杰后来刚直不阿的性格来看，估计多半是狄仁杰破坏了官场“潜规则”吧。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这里。
阎立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曾官至宰相，因画名太大，以至于人称“丹青宰相”。不过这个时候，他是个“钦差大臣”。唐朝初年，地方制度是州、县两级，全国有三百多个州，都是中央直辖。而这么庞大的规模，中央的管理实在力不从心。为了弥补管理漏洞，于是中央每隔一二年，就要派朝官分道去各地巡查工作，叫“黜陟使”，类似后来的巡按大人。为什么叫黜陟使呢？因为钦差最主要的工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黜，就是黜落；陟，就是升官。这些钦差在巡查之后，要提交报告，根据官员的好坏进行弹劾或推荐，从而使地方官员升官或降职。此次阎立本就是以工部尚书担任河南道的黜陟使，汴州属于河南道，正在巡查范围之内。
阎立本亲自审讯，却惊讶地发现狄仁杰是个很杰出的人才！他接见了狄仁杰，大加赞誉：“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回去之后，就大力举荐。于是狄仁杰被调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职位也还是判佐，但汴州为上州，判佐是从七品下，而并州是都督府，判佐为正七品上。等于是升官二阶。
对狄仁杰来说，更愉快的是，他回到老家了。因为并州下属县阳曲正是他的故乡。不久之后，他又做了一件让大家深为震动的事情。并州都督府级别高，事务也繁忙，所以配备有两个司法参军，另外一个司法参军叫郑崇质。郑崇质最近心情不佳，因为他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方面，他的老母抱病在身，正需要他悉心奉养；另一方面，刚好上司给了他一个出差的任务，而且是到“绝域”之地。所谓“绝域”，在唐朝规定中，起码是指万里之遥的地方。危险重重且不说，以当时的交通工具，光时间就得一年两载的。正在老郑“忠孝不能两全”烦恼之际，狄仁杰主动站出来，找到领导——长史兰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出这趟苦差。兰仁基听了以后，除了意外，一则感动，一则惭愧。因为这个时候，他和并州司马（也是上佐）正在闹矛盾，关系很紧张。一比照狄仁杰，实在差距太大了。狄仁杰的崇高人格，照出了自己的渺小。后来兰仁基常常将此事挂在嘴上，感慨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能让自己的上司如此推崇备至，狄仁杰不愧叫“人杰”！
此后的狄仁杰具体做过什么官，史无明载。不过肯定还是在地方任职，因为一直到四十七岁他才调到中央。这么长时间的地方官，也不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让他积累了很多具体行政经验，特别是判案的经验。这对他未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是使他声名大振的基础。
四、断案如神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终于，到了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七岁了。巧的是，此前一年，也就是上元元年，刚好是武则天称“天后”，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两人的经历惊人地同步。
大理丞，品级不高，仅从六品上，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百官的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兼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狄仁杰这人个性突出，敢想敢做，同时又才能杰出，所谓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的，所以，他任大理丞一年后就声名大振。
话说狄仁杰上任的时候，已经积压的案件非常之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一万七千人之多，而且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工作真是没得说。怎么看也应该评个先进工作者啊。所以，年终考核的时候，他的上司——大理卿（大理寺长官）张文瓘（guàn）给了他一个“中上”——唐代官员每年的考核称“考课”，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当时的考核还是很严格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才能评“中上”，至于“上下”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各个部门的考课结果，还要提交上级审核过。而这一年负责考核的，则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一看狄仁杰不过是个刚工作一年的新手，想必不会有什么突出成绩，说不定是走后门、拍马屁的结果吧。于是就很主观地否定了这个少见的“中上”成绩。张文瓘倒是护犊子，他很不服气地提出了异议，并将狄仁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