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树，有次被雷劈裂开好几丈长的口子，居然将一个雷公夹在了中间，疼得他吼声如雷（雷公的吼声，自然是雷了）。当时狄仁杰刚好在代州，就带着一群宾客随从去观看。快到达时，众人都纷纷惊退，不敢向前。结果只有狄仁杰敢独自前行，靠近大树后问雷公这是怎么回事，雷公说：“因为我要赶跑树里的一个孽龙，但我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姿势不对，降落位置出错，所以被树夹住了，请你救救我。我一定重重地报答。”于是狄仁杰找来木匠把树锯开，雷公才得以解脱。此后，凡有吉凶祸福之事，他都预先向狄仁杰报告。
以上这几个故事，从鬼到妖怪，甚至到天神，或是怕狄仁杰，或是要狄仁杰帮忙，虽然流于奇谈怪论，但恰恰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狄仁杰，一身浩然正气，能够克制各种神怪。
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后来狄仁杰居然也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不断被人供祭——反对淫祠的狄仁杰自己竟也成了一个“淫祠”的主人！狄仁杰地下有知，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为民请命
狄仁杰心中装有老百姓，不是一句空话。他曾数次冒着危险，救下了很多老百姓的性命。
早在狄仁杰做御史的时候，就曾被派遣出使岐州，安抚当时岐州的逃亡兵士。狄仁杰到了当地，先释放了被抓的几十个人，并给他们粮食，遣返回乡。然后贴出告示，允许自首，既往不咎。效果很好。高宗很高兴，将他的这个做法推行天下，结果当时类似的很多逃亡者都纷纷回来了。可以说，狄仁杰这个宽大处理的安抚模式得到推广，实际上是拯救了很多人。
垂拱四年（688），唐朝宗室、豫州刺史李贞起兵反武则天，叛乱很快被平定，之后狄仁杰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处理后事。当时，受株连被捕获的有六七百人关在监狱中，家产被没收的有五千人。司刑使一个劲地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李贞及骨干分子都已经战败死亡，而这些人不过是被胁迫无奈参与的，于是冒着危险，上疏武则天，给这些人请命，表章中提到，他反复几次写了后撕毁，撕毁又写，非常矛盾。这说明他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很敏感，这个时期也正是白色恐怖盛行的时候。狄仁杰这么做，实际上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他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可他终于还是勇敢上书了。所谓“仁者必有勇”，狄仁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为流放。
这个结果，可以再次证明，武则天实际上是很关注狄仁杰的。事实上，几乎每次狄仁杰的奏章，都被许可。这应该可以视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这六七百人最后被朝廷发配到丰州（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充军。当这些九死一生的流徒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告诉他们：“是我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呀！”于是双方一起到早先州民所立的“狄公德政碑”下痛哭。押解差役和宁州官吏也十分感动，允许宁州父老的请求，“设斋三日”，招待流徒。因此，后世将“狄公德政碑”又称为“梁公坠泪碑”，并在立碑处建“狄梁公庙”。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在这里做官时，曾专门写了狄梁公的碑文，以记述狄仁杰的事迹。而多少年风吹雨打过去后，狄梁公庙至今还在。
流人被送走了，但前来平定叛乱的将士们却不容易被打发。将士们倚仗着有功，横行霸道，大肆勒索。此时率军的是宰相张光辅，他不加制止，反而予以纵容。豫州刚刚经历战争，府库空虚。狄仁杰没有理会，张光辅大怒，小小刺史竟敢藐视自己这个宰相兼元帅？狄仁杰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意思是河南叛乱的不过是一个李贞罢了，而你纵容将士勒索，与李贞一样。还怒斥张光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甚至说出“如我有尚方宝剑，我就一剑砍了你，我虽死如归”这样激愤的话语。要知道张光辅身居宰相，位高权重，眼下又手握重兵，新立大功，而且也心狠手辣，实在是个不可得罪的人物。可狄仁杰深深痛恨张光辅乱杀平民，以冒军功，显示忠诚（拿平民的头冒充敌人首级，在古代一些混蛋将领手里是常见现象）的可耻行为。狄仁杰性格刚烈，不畏权贵，这一番话，真是痛快淋漓，掷地有声。在他的凛然正气面前，张光辅居然也就偃旗息鼓，无言以对。
不过他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武则天暂时将狄仁杰贬到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可笑的是，一年之后，张光辅以不忠的罪名被处死，而狄仁杰则被调任洛州司马，其实是调回中央（因为武则天是以东京洛阳为她的统治中心的）。
但这次回去，狄仁杰遇到了一次生死劫难。
八、斗智斗勇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正式称帝。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宰相生涯。两人经历，再次契合。
武则天起用狄仁杰，实在是因为朝中无人。就在天授元年、二年的这两年，被杀的宰相有七个，还有一个被流放。虽然还有武承嗣、武攸宁等做宰相，不过他们都是政治可靠，能力平庸。狄仁杰是拉来干活的。
但是这一时期气氛非常紧张，酷吏政治正是高潮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罗织罪名，株连成风，成片打击。以来俊臣为首的一批酷吏无恶不作、不择手段、胆大包天、凶残无比。他们要打击谁，几乎没有逻辑可言，因为他们只要杀人，就是立功。杀的越是高官，功劳就越大。所以，身为宰相却又刚正不阿的狄仁杰在劫难逃。
狄仁杰九月入相，来年三月，来俊臣就告发了一个大案——包括三个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在内的七个高官谋反。眨眼间，这些高官统统被捕入狱。
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叫“诏狱”，意思是为皇帝特诏办理的案件而设置的监狱。实际上，诏狱纯粹是酷吏用来折磨人的行刑场。当时号称，“入此狱者，非死不能出”。可以说，狄仁杰遭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被捕之后，来俊臣诱骗他们说，只要老实坦白，可以从宽免死。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鬼话，然而狄仁杰出乎意料干干脆脆地承认自己谋反：“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很高兴，于是放松了警惕，将他关在牢里，就等皇帝复核之后行刑。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智商，聪明如狄仁杰，会那么傻，自寻死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狄仁杰要了纸砚，偷偷拆了被头的帛布，写好了一个诉冤书，然后放到棉衣里头封好。之后对看守人员说，天热了，让家里人来拿回棉衣。看守人员也不仔细查看。结果这份诉冤帛书，就顺利地被狄仁杰儿子狄光远送到了武则天面前。武则天立刻召见了他，问他为什么先前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如果不承认，早就死在酷刑之下了！于是武则天下令释放了他，同案的七人也都出狱了。
狄仁杰这次被诬陷，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在是个奇迹，不能不说他的聪明灵活、见机行事，远在普通人之上。武则天时候还有一个宰相魏元忠，也曾受诬陷入狱，他一开始死硬，结果备受折磨，体无完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谋反。当时人都说魏元忠和狄仁杰差距太大了。
当然，狄仁杰绝对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是非常坚决的。就在这次关押的过程中，酷吏看狄仁杰这么快就认罪，自以为得计，就想利用狄仁杰来株连陷害别人，于是派了判官王德寿来劝说，希望他能牵连尚书杨执柔，作证他也参与了谋反。狄仁杰问，怎么作证呢？王德寿很高兴，就说：你在春官（礼部）任职的时候，杨执柔也刚好在同部门做员外郎，你就说在这个时候搭上线的。没想到狄仁杰大喊道：“皇天后土，遣仁杰行此事！”然后一头撞向柱子，血流满面。王德寿吓得跑了，不敢再胁迫。
这就是狄仁杰，善于保护自己，也勇于保护他人。
后来，武承嗣曾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都被武则天断然拒绝。事实上，狄仁杰是很受武则天赏识的，即使这次狄仁杰没有自救，相信武则天也不会置他于死地，因为将来她还要大用他呢。
九、定策国老
终于，在神功元年（697）十月，狄仁杰被召回朝中，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第二次成为宰相，成为辅佐武则天治理天下的左右手。此时，他六十七岁。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宠信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狄仁杰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的时候，常不让他跪拜。考虑到狄仁杰已年老体衰，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格外伤心，她哭泣着说“朝堂空也”。这是因为朝堂中再也没有这样的顶梁柱了啊。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信任，还体现在对狄仁杰格外宽容上。狄仁杰的性格是张扬激烈的，他经常会面折廷争，公开直接反对武则天的做法，而武则天则“每屈意从之”。
比如武则天是佞佛之人，狄仁杰就屡次劝谏。久视元年（700）夏天，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武则天答应了。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武则天为此中道而还。秋天，武则天又想造大佛像，预计费用多达数百万。狄仁杰再次力谏，武则天也接受了，罢其役。
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是二张，甚至太子、公主这些人都靠边了。但狄仁杰居然敢公开羞辱张昌宗。有一次，南海献“集翠裘”——大概是用很多绿色的羽毛织缀而成的，非常华贵而美丽，武则天就赐给了张昌宗。刚好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让他们两个一起玩双陆的游戏。狄仁杰就说，要赌一把，而且提出，所赌之物就是两人身穿的衣服。武则天笑说，“你不知道，此裘价超千金。你的紫袍价格不能比啊。”狄仁杰站起来说：“我这个是大臣朝见奏对时穿的衣服；而张昌宗的那件，不过是嬖幸宠遇之人所穿的衣服，用它来换我的紫袍，我还觉得亏了呢。”张昌宗一下子情绪沮丧，心神不定，连输数局。狄仁杰二话不说，上前就扒下裘服，拜恩而出。出了朝门，狄仁杰立刻把衣服丢给家奴，让他穿上，然后打马，扬长而去。
以当时武则天对张昌宗的宠爱，狄仁杰竟敢如此行为，可真是异事啊。如果此事真实，那么可以说明，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宠信，那是到顶了。
基于这样的特殊地位，狄仁杰在尽心竭力治理天下之外，还倾力做了一件顶要紧的事——促成李显继任太子。
武则天临近晚年了，继承人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这可能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困境。她的选择只有两个——儿子或侄子。从武周这个朝代的角度来说，她应该让武姓人继位；而从个人角度来说，儿子总是比侄子要亲得多。
武则天的困境就是，虽然她个人战胜了时代，成为皇帝，但她战胜不了历史和传统，她不可能把父系改为母系。虽然李显、李旦曾经改姓武，但终究改变不了整个世界到底是男性世界这个事实。这是武则天的深刻悲哀，她，无力回天，她可以改变女人不能做皇帝的规则，却不可能将整个文化都倒转过来。
狄仁杰是主张立李显的，在推动李显继任的过程中，他不仅跟武则天讲道理，而且常打心理战。狄仁杰曾经给武则天指出：“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让儿子继位，起码以后祭祀中是少不了武则天这份的。而从来没听说过姑姑会被放到宗庙里面祭祀。又据笔记记载，有次武则天说：“我昨夜几次梦见跟人玩双陆，都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一语双关地答道：“双陆不胜，必定是宫中无子。”他展开了“梦的解析”：“这是上天垂意，暗示陛下，久虚储位必定生变啊。”又有一次，武则天说：我梦到一只羽毛丰丽但两翅俱折的鹦鹉，这又说明什么呢？狄仁杰继续客串解梦大师：“武是陛下的姓，这只鹦鹉就是陛下。摧折的两翼就是陛下的两位爱子。如果陛下起用两位皇子，那就会双翼复振了。”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大臣都或多或少地向武则天建议，重立李显为太子。李显的支持率明显要高，在这种情形下，武则天终于顺从了历史传统，于圣历元年（698）把李显从庐陵接回来，九月，重新立为太子。同时，让太子做河北道大元帅，率军攻打突厥。有意思的是，他的副手、行军元帅，就是狄仁杰。而就在前一年，狄仁杰被重任为宰相。这个事实，说明了在李显重当太子这个事件上，狄仁杰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后来李显做了皇帝后，特别追封狄仁杰为司空。可见他是很感恩狄仁杰的帮忙。另外，唐人还写过一本《狄梁公传》，又叫《狄梁公立庐陵王传》。可见唐人把李显重立太子的功劳基本算在了狄仁杰头上。
这个事情往往被解读为狄仁杰忠于李氏唐室，忠于李显。但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李显能胜出，深层因素是民心支持。武家人对天下基本没什么贡献，而李家毕竟淹有天下多年，特别还有唐太宗这样的超级英主，深入民心。可以想见，即使真的让武承嗣继位，一旦武则天去世，他肯定镇不住。往好了说，也难免血溅宫廷，往坏了说，那就是天下大乱。相比较而言，李显继位，名正言顺，不会有什么大矛盾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的稳定，是最大的稳定。而皇位的顺利继承，又是最大的政治稳定。狄仁杰是正直而又成熟的政治家，正是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至关重要，所以利用特别被宠信的有利条件，促成了武则天任命李显做太子的最终选择。他选择了支持李显，其实是选择了和平过渡。与其说狄仁杰忠于李唐王朝，不如说狄仁杰忠于天下百姓的安宁。
这是狄仁杰对唐朝，对百姓所做的最大贡献。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定策国老，也称得上是中宗李显的定策国老。
十、知人善任
狄仁杰在任宰相期间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推荐和提拔了大量人才。
狄仁杰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有一次，武则天让宰相各举荐一个人来做尚书郎。就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官职，相当于今天国务院内各司司长，地位很重要。狄仁杰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后来狄光嗣果然当上了地官员外郎（户部司的副长官），非常称职。武则天很高兴：“你就像古代祁奚一样，能举自己儿子为官。”这件事情说明狄仁杰是个典型的务实主义者，不玩虚的，同时也不畏惧别人的说三道四，襟怀坦荡。其实这也是武则天的重要特点。他俩在这点上是很合拍的，可谓君臣相得。
狄仁杰也能冒着风险举荐人才。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来兵败来降，有关部门主张处斩。狄仁杰却别具慧眼，认为李楷固是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一定能感恩效节。这个提议也被武则天接受了，授以官爵，委派他专征契丹。果然，李楷固大败契丹余众，得胜而归。武则天为此设宴庆功，宴会上，武则天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
因为狄仁杰知人善任，而武则天也充分信任他，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他推荐的人遍布朝野。因为他为国举贤，并无私心，而且所推荐的确实都是人才，所以很多人后来一直任职到玄宗朝，都位登台阁，成为朝廷精英。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他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曰：“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于是张柬之再被提拔为秋官侍郎（刑部副长官），很快就当上了宰相。
也就是这个张柬之，在后来武则天病重的时候，联合了桓彦范、崔玄、袁恕己、敬晖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将李显推上皇位，完成了所谓的“唐室中兴”。但是，后人一般都将这份“匡复唐室”的功劳算在狄仁杰头上。
根据之一是所谓的狄仁杰“临终遗言”，据说狄仁杰在临死之前，曾召集了这五个人，给他们下达了一个政治遗嘱，让他们先下手为强。
根据之二，是这五人据说都是被狄仁杰精心挑选提拔起来的。联系到狄仁杰极力推动李显重当太子的事实，这个说法似乎很合理。事实上，狄仁杰在唐代和后代得到很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因为这所谓的“匡复唐室”，这是政治功劳，在皇帝和史官眼里，比那种关心百姓的功劳大得多了。
但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以这种解释看，那么狄仁杰必定是个政治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极高明的阴谋家。而且，他显然视武则天为敌人，而对唐室无比忠心，不惜冒险设下一个大局，最终推翻了武则天。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并不能令人信服。
先看那政变的五人，并没有证据表明都是狄仁杰提拔的。事实上，就以崔玄为例，他是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和狄仁杰没关系。在政变那一刻，这些人跑到武则天的榻前逼宫，武则天曾特别生气，对崔玄说，别人都罢了，你可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怎么也反叛我？这点就可以说明，狄仁杰精心布局的说法靠不住。至于那个所谓的政治遗言，司马光在《通鉴考异》有辨证，认为完全是编造的。我认为司马光所言是实。
再来看看狄仁杰这人。从能力上说，他一生基本上是做地方官，行政方面很有经验，判案更是高手，但是政治方面未必就精通。事实上，在武则天这样的政治天才面前，他似乎没什么机会玩手腕，更别说是牵涉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了。
从性格上说，狄仁杰这人虽然聪明，但他刚烈外露，胸怀坦荡。有人就说他“倜傥不羁”。这种性格绝对不适合阴谋诡谲之道。
再从情感上来说，武则天对狄仁杰起码有知遇之恩，待之以国士，狄仁杰也没有理由内心仇视武则天。
总之，狄仁杰虽然推动了李显复位太子，但把最后的政变算在他头上，不仅是个错误，实际上也是个侮辱。
玄宗朝名臣姚崇，其实也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当最后政变成功的时刻，大家都在庆祝，只有姚崇哭了起来，别人很惊讶，他却回答说：“事奉则天皇帝这么久了，突然离开她，内心难过，实在控制不住啊！”
如果狄仁杰还在，他可能也会一样痛哭吧？
十一、东方神探
今天很多人得知狄仁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把他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一、他确实断案如神，在地方，在中央各部门长期做法律工作；二、他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三、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甚至也不畏鬼神；四、他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另外，狄仁杰的民间传说也很多。这些，都是“神探”出现的理由。
当然，“神探”的形象，还是需要经过文学创作的，否则不会这么深入人心。狄仁杰其实并不总是板着脸的，相反，他挺爱开玩笑，喜欢嘲笑人。有次他和同事卢献斗嘴，说：“你配上马，就是驴。”马+卢=驴。卢献反唇相讥：“我一刀把你砍两半，就是两只犬。”狄仁杰笑说：“不对不对，狄字是犬旁一个火。不是两个犬。”卢献回答：“犬边有火，那就是一只煮熟的狗。”这跟小孩嬉闹没啥区别。这么可爱的性格，人们很难不喜欢。喜欢他，就爱把各种故事编在他身上。这大概也是他会成为“神探”的理由之一吧？
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一本《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风行一时，其主人公就是狄仁杰。虽然也有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但基本内容是编出来的一个个破案故事。后来有所谓四大公案小说，即《狄公案》（狄仁杰）、《包公案》（包拯）、《海公案》（海瑞）、《施公案》（施仕纶），都是侦探小说，影响很大。
这里面，包公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不过走出国门，名满全球的，还是狄仁杰。这得归功于一个荷兰人，叫高罗佩。
高罗佩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首先是职业外交官。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精通十五种文字，除了母语外，最好的是汉语。中国的棋琴书画，也是样样在行。甚至他的老婆水永芳也是个中国人。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衷心爱好。
并且，他还想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外国去，于是着手翻译《狄公案》——因为西方人特别喜欢侦探小说，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结果翻着翻着，他感觉故事性太差，于是干脆自己来编写，这下一发不可收，一口气写了十七部，英文名字是Judge Dee，直译为《狄法官》。小说在西方引起了轰动，狄仁杰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后来，高罗佩曾将其中一部翻译成了中文，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密，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狄仁杰如果英魂有知，想来也当作哈哈一笑。
有趣的是，高罗佩还为这部小说画了一套有中国绣像风格的线描插图。因为画这套插图，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绘画，从此不断深入，后来又出版了两本学术著作——《中国房内考》（有关房中术的研究）和《秘戏图考》（即古代春宫画的研究）。这两部书被称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也代表着高罗佩的最高成就。是佳话，也是传奇啊。
今天，高罗佩的狄仁杰也走上了电视屏幕，为更多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这段缘分，可谓是古今中外大融合了。
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十月，冬天到了。和往年一样，皇上照例早早地去了骊山华清宫——那是他的东宫。皇帝一向认为泡在温泉里面度过寒冷的冬天，是个非常美好的享受。而这个习惯，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开始，已经持续了十九年，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
皇上泡在温泉里，突然觉得要谢谢李林甫，虽然他很早就喜欢上了这种休闲方式，但事情总是太多，而他也总是太忙。李林甫做上宰相后，自己轻松了很多。嗯，李林甫的继位者杨国忠也做得不错，没让自己操太多的心。想到这里，皇上搂紧了身边的杨贵妃。不过，安禄山这厮，似乎有点不对劲。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上了年纪，犯不着这么操心了，就算他有什么想法，估计也不敢挑战朕的权威吧？现在也应该放心地花足够的时间来泡温泉。
舒适地泡在温泉里面的大唐天子李隆基也许不知道，此时，在帝国东北角，范阳节度使的驻扎地幽州，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幅秘密的军事地图正在紧张的绘制之中，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从范阳至洛阳沿线的山川形势、关塞要冲。很明显，这是一张军事地图。
十一月六日，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们被召集参加宴会。从八月份开始，幽州城内经常举行各种宴会，款待所有的将士，食物好得就和打仗时期一样。酒很美，肉很大块。不过今天这次宴会有所不同，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安禄山让人给每个将领发了一张地图，一张从范阳到洛阳的地图。还有，很多的金帛。空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又过了一天，十一月八日，一匹快马闯进了幽州，奏事官胡逸从长安回来了。安禄山立刻再次召集所有将领，这次他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诏书，他说：“皇帝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立刻从军！”虽然对于诏书的真实性，大家都很怀疑，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于是，十五万的大军，连夜发动起来了。一切都被搅动起来了，躁动不安已经变成了狂热，整个城市灯火如昼，人喊马嘶。
十一月十日的凌晨，城南，大旗猎猎，安禄山站在旗下，“庄严”誓师。随着他一挥手，指向遥远的西南方向，大军如铁流一般，滚滚而去，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安禄山的庞大身躯，站在一辆车上，这是一辆铁车。虽然他的眼睛很坏了，坏得几乎快看不到什么了，但他依然努力地昂首向前。他知道，在遥远的前方，那是一个怎样的花团锦簇的大唐江山啊。他在心里喊着，这是我的，这都是我的！
这是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一个凌晨。安禄山造反了！
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