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四、投身军戎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1）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从安禄山后来的指挥能力来看，他确实不算一个真正具备战略天分的军事家。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天赋显然要超过军事天赋。
麻烦的是，这次战败的损失相当严重。从当时宰相张九龄给张守珪的信件中屡次提及此事可看出，当时中央对此很关注。张九龄还特地写信给平卢军的将士进行慰问和鼓励，显然，这次战败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中央朝廷要加强思想工作。
军事的失败，自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按照军法，作为直接指挥者的安禄山自然难辞其咎。但是作为安禄山直接上级的张守珪却下不去手。史书上说张守珪玩了一招——将安禄山直接捆缚到长安去，“请斩之”。
五、大难不死（2）
一方面，张守珪“铁面无私”，依法要斩安禄山；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己动手，直接将安禄山送到皇帝和宰相面前，让他们来拍板——实际上，他是有八成把握，赌李隆基不会下杀手。这样，他既摆脱了责任，又保住了爱将。
不过，这一招也是险中求胜，他可是还有二成的没把握，这主要来自宰相张九龄。张九龄基本上是个标准的儒生——比较爱讲原则，爱公事公办。张九龄一开始给的批示是“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所谓的“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正是古代两个严格执行军法的著名例子。司马穰苴是齐国名将，曾将阅军迟到的监军同时也是国君宠臣的庄贾依法处斩。孙武同样以军法名义斩杀了吴王宠妃，使吴国军威大振。张九龄的意思很明显，要军法从事——斩！
但是，李隆基不舍得杀。张九龄坚持，并提出了第二个理由：“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张九龄认为安禄山有造反的相貌，以后肯定会是心腹大患！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并有不同的版本。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九龄又不是看相的。他要有这先见之明，就不会败在李林甫手里了。
不过，张九龄要严惩安禄山，甚至主张军法从事，则是事实。奈何李隆基不听。后来安禄山造反，李隆基逃到成都后，还特地派使者去祭奠了张九龄，表示后悔当年没有听张九龄的意见，把安禄山一刀解决，以至于现在江山危殆——肠子都悔青了。
且说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安禄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撤职，一撤到底，只能作为一个“白衣”身份。不过他仍可以继续在军中任职。这样的处罚，看似严重，其实是留下了很多空间。
唐代君主，从李渊开始，都喜欢这句话——“使功不如使过”。意思是，用人的时候，用一个有罪的人，比用一个有功的人，要更好。让人戴罪立功，会更大地激发他的潜力。在这样的原则下，受到过戴罪立功待遇的将领就层出不穷，比如李靖，比如刘仁轨，比如薛讷，比如朱可夫……这些人都曾经以“戴罪”之身，立下了赫赫功绩。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安禄山。看起来是很平常的又一次发挥“使功不如使过”的原则。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安禄山的东山再起，会很快。
果然，三年之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安禄山的机会来了：张守珪部将假传张守珪的命令进攻奚人，大败。张守珪隐瞒真情，谎报胜利，结果被告发遭贬。第二年，740年，安禄山被重新起用，担任平卢兵马使。可能玄宗提拔他上来，就是为了取代张守珪留下的空缺吧。总之，从此之后，安禄山开始时速二百码的一路狂飙。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1）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重新被起用，当上了平卢兵马使。此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从这年开始，安禄山的升官速度和得到的宠幸之大，绝对令人惊讶。
也许可以提一下另外一个事情，这一年，玄宗笑纳了杨玉环。
过了两年，天宝元年（742），玄宗将此前一直隶属于幽州节度使的营州独立出来，并升格为节度使，称平卢节度使，然后让安禄山做了节度使，并兼柳城太守，押两蕃（契丹、奚）、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安禄山终于做了老家的最高长官。玄宗这显然是为了荣宠安禄山，他一直希望有个名将替他一手解决东北问题，现在他把这个希望选放在了安禄山身上。
这次提拔，也和安禄山自己的努力经营有关。他经营的手法其实很老套，就是贿赂钦差。就在安禄山当上平卢兵马使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当了河北的钦差大臣。安禄山不失时机，“百计谀媚”，拼命拍马屁。甚至还拿大量的金钱贿赂张利贞的手下。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结果很有效，张利贞回去后极力美言。玄宗皇帝本来就对安禄山有好感，两下一合，升官就顺理成章了。
此后，几乎所有的钦差、巡查、特使，没有不被安禄山的拉拢贿赂拉下水的。于是，这些本来应该是皇帝耳目的官员，却主动地扮演起了烟幕弹的角色，以致最后玄宗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玄宗甚至只敢悄悄处理掉最后那个被拉下水的宦官钦差。一个帝国被腐蚀到了这个份上，不出问题才怪。
但安禄山真正飞黄腾达，还要等到他直接拍玄宗马屁之后。这是在天宝二年（743）。这一年，安禄山亲自前往长安，朝见皇帝。并且，俘获了皇帝的心。
安禄山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甚至编造故事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我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愿使虫散。”结果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玄宗听得津津有味。
安禄山还扮演了一回“正义使者”的角色。就在他入朝期间，这年的科举考试中出现了舞弊情况。有人就通过安禄山的路子来向皇帝告发，安禄山也就很直率地报告给了玄宗，结果一调查，果然有猫腻。不仅吏部侍郎被贬官，作为吏部尚书的李林甫也很失面子。可以说，安禄山是败坏了一次“潜规则”。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安禄山有正义感。实际上，他不惜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实在是向玄宗表达一个政治姿态：他唯一忠心的是皇帝陛下，自宰相李林甫以下的官员，他都不惮冒犯！
安禄山在长安待了整整一年，也做足了一年的功课。天宝三年（744），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玄宗下令让文武百官都去送行。虽然，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任命兼领了范阳（幽州即范阳郡）节度使。但这样的高级荣宠，完全不应该是一个地方将领相配的。
玄宗的这个姿态说明，安禄山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地方节度使，而是一个社稷重臣了。史书上说“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显然，朝廷百官也都已经认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皇帝现在对安禄山有足够的充分的信任。
皇帝的恩宠远没有到头，天宝六载（747），安禄山兼了御史大夫一职；三年之后，赐爵东平郡王，将帅封郡王，这在唐代是头一回；又下令给他修建豪华的住宅和别墅；到天宝十载（751），再兼领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安禄山的宠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六、一路狂飙的安禄山（2）
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安禄山的军功并不是那么显眼。虽有些小斩获，但一直没有突破性的战绩。甚至在天宝十一载（752）安禄山亲自出征契丹，还吃了一个大败仗，他自己都差点当了俘虏。而次年的复仇行动也不了了之。如果我们还要拿西北方向的名将哥舒翰、高仙芝们耀眼的赫赫战功来比较一下的话，安禄山应当会更加羞愧的。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诡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安禄山星星点点、拿不出手的战绩，一方面则是唐玄宗如火如荼、无人可及的恩宠。这显然不合情理，但这一切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玄宗已经把他视为一颗重要的政治棋子，一个社稷重臣，而不单单是个普通将领。所以，战功已经不是首要的问题，甚至不是问题。唐玄宗用他的首先不是军事才能，而更多的是政治才能和政治资源。
天宝时代的唐玄宗，固然还有些开拓的野心，但已经比较怠政，他更希望能够垂拱而治，而不是事必躬亲。
如果说这时候，玄宗在文的方面有了李林甫，那么武的方面，则想倚重安禄山。李林甫其实是个小心谨慎、忠心有加的人，玄宗虽然比较放心他做宰相，但毕竟还需要有个力量平衡，而安禄山则是他认为的最佳人选——安禄山的作用不在边疆，而在于庙堂。
李林甫在内，安禄山在外；李林甫是文官，安禄山是武将。此外，李隆基以为安禄山有足够的忠心，也有足够的政治才能。这是政治平衡。
很多人对天宝三年到天宝十年安禄山身兼三镇，大唐的东部，甚至北部的一大部分军事势力，都控制在安禄山手里这个异常现象，都从军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当时的军事需要大军团的联合作战，所以兼领不同节度使正是战争发展的需要。这个解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则更有说服力。
天宝时期，大唐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边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央直接掌控的军队，所谓强枝弱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有经验的政治家不可能不产生警惕。玄宗肯定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威胁。但是要彻底扭转，似乎很困难，可能玄宗也是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有彻底改革，而是采取了一个搞平衡的策略来对应。
当时最强的边军可以大致分为两大集团——西北系和东北系。西北系以朔方节度使为中心，东北则以幽州节度使为中心。除了安禄山占据了幽州等三镇外，西北系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安思顺、高仙芝等名将，都与安禄山关系不佳，尤其是哥舒翰，两人的矛盾是公开化的。据说有次宴会中，安禄山想和哥舒翰拉近关系，结果反而造成了误解，双方矛盾恶化。当时，高力士是亲见其过程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造就了矛盾的不可化解。高力士的行为，很显然是代表了玄宗的意思。
玄宗用关系恶劣的将领来掌握不同的边军，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政策。万一有一方造反，另外一方肯定会反对。这样一来，造反成功的机会大大减少，那有谁敢去冒险？实际上，这个政策在后来确实起到了作用。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主要就是依靠朔方军等西北系的力量。
但这种政策显然是一种走钢丝的危险行为。一旦失衡，大唐帝国就要堕入深渊。平衡掌握得一时，掌握不了永久。可以想象，钢丝一路走下去，即使在玄宗时代不爆发叛乱，到他的后代手里，也肯定会问题丛生。此举看似高明，实则贻祸子孙。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宗实在不是个足够好的政治家。
到了安禄山有些跋扈不臣的苗头之后，玄宗发现问题已经很严重，他甚至已经没有太好的法子控制安禄山了。人君控制臣下的手段，无非是生杀予夺、富贵贫贱。但是此时玄宗发现问题麻烦了，如果他翻脸，杀了安禄山，那么这个巨大的空缺由谁来顶替呢？所以，节约成本的做法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断宠任安禄山，不断给他好的、更好的待遇。
有一次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下令给他在昭应（高官别墅区）修建一个别墅时说：“材料啊，设施啊，都给我尽量往好的用。这小子眼孔大，别让他笑话了咱。”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都有点拍安禄山马屁的意思了。
臣子做到这个份上，就是“不臣”了。你让安禄山不产生点歪心思，恐怕都不容易了。可以说，安禄山的野心，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给培养出来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大概可以反映玄宗对安禄山的心态。有一次玄宗在皇宫中夜宴安禄山，安禄山大醉之后，呼呼大睡。左右服侍的人很恐惧地发现安禄山化身为一个巨大的黑猪，但他的头则是龙头。大家跑去报告玄宗，玄宗轻松地说：“这叫猪龙，不是真龙。没什么问题的。”
要说玄宗对安禄山完全不猜疑，那也是不可能的。但玄宗的问题是，他确确实实太小看了安禄山的贼心和贼胆了！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1）
那么，安禄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贼心的呢？恐怕这个问题，玄宗最想知道。
按照传统士人的看法，安禄山那是杂胡，是异种，野心是天生就有的。这种看法太过简单，不够有说服力，而且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最早提出安禄山要造反的，大概要算张九龄。但他并没有什么根据，按史籍上的说法，他是靠看相看出安禄山会造反，那属于超自然的内容，不能算数。而张九龄的心理，大概就是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导致的。
较早提出安禄山有造反野心的，还有王忠嗣，他是玄宗朝最著名的汉族名将，曾经一度领四个节度使，控地万里，威震军中。天宝六年（747），安禄山提出要在边防线上建筑一个雄武城，并请王忠嗣出军队来协助筑城。王忠嗣提前跑去当地看了看情况，没等见到安禄山就回来了。然后他先后几次上书，力称安禄山必反。王忠嗣是名将，他又亲自去看过筑城之地，大概是能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
另外，《安禄山事迹》中记载过一段故事，也是披露安禄山的野心萌发问题。故事说安禄山每次上朝的时候，经过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龙尾道是大明宫中含元殿前面的阶梯。因为含元殿高耸在高大的台基之上，所以前面列有两条石阶，供上朝官员拾级而上。远望石阶，宛如龙升而垂其尾，极为壮观。而含元殿则是大明宫的中心所在，相当于明清故宫太和殿的地位。含元殿也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的象征，其巍峨雄伟，壮丽华美，自不待言。安禄山在这个地方“南北睥睨”，绝对是一种不臣之心的表现。很可能是当时朝臣们发现了安禄山这个特别的举动，在事后回忆起来，自然就成了安禄山野心萌发的表露证据了，所以判断说“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这段故事记载时间也恰好在天宝六载（747）。而正是在这一年，安禄山第二次入朝，这次他得到了更加特殊的待遇。
玄宗下令让杨铦、杨锜、贵妃三姊妹皆与禄山叙兄弟。而且安禄山得以出入禁中，并请成为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在长安城中，和杨贵妃家族的人日夜一起游玩。杨贵妃家族的人此时都富贵无比，正值杨贵妃最为宠幸的时候，所谓鸡犬升天。这种外戚贵族，最擅长的就是骄奢淫逸。他们本身没有太大的才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肆无忌惮地享受，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是统治阶层中最腐烂的一部分。安禄山跟他们整日厮混在一起，一来让他滋生了对朝廷的轻慢之心，正是在和皇帝、百官、后妃、贵戚这些人的周旋之中，他逐渐地得心应手，占据了上风。所谓知己知彼，在心理上，他已经占据了优势。这就很难不引发他的觊觎之心。二则，此时的大唐帝国正是烈火烹油般的繁华。贵妃家族，乃至公卿官僚们的穷奢极欲，也大大刺激了他的欲望。他的豪奢程度，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连皇帝给他造房子，都生怕被他瞧不上。但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他如果还想进一步，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了，那就是皇位。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满足，只能是自己来做这个花花世界的主人！
所以，如果说安禄山可能在天宝六载产生了邪念，那是可以想象的。
玄宗对安禄山的宠遇是如此异乎寻常。甚至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宴请百官，所有官员都列坐在楼下，而单独为安禄山设了一个座位在御座旁边。作为一个臣子，这种待遇简直是骇人听闻的。玄宗为什么这么做，颇耐人寻味。
七、贼心从何时开始（2）
针对这个事情，后人编造了一些解释。比如有笔记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太子曾经力谏：“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意思是您这种行为不是对待人臣之礼，这会滋长他的傲慢不臣之心。而玄宗则悄悄地告诉太子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我知道这是个过分的举动，但安禄山的骨骼奇特，有异相啊。其实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厌胜他。所谓“厌胜”，就是通过某种行为或物品，来压制另外一种邪恶而强大的力量，相当于“做法压邪”。
这个故事，倒是很符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有玄异色彩。另外，这个故事也很和谐地替玄宗做了辩护，同时还掩盖了当时玄宗和太子的关系紧张这个事实。
天宝时期，玄宗年事已高，说不定哪天就驾崩归天了。接下来，太子登基很可能就是近期的事。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出现*集团的潜流。对于玄宗这样的绝对君主，他要的就是绝对君权，他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异心存在的。
安禄山早就摸透了玄宗的心理，于是他在玄宗面前做了一次表演：有次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结果安禄山见了之后，并不下拜。左右就问道：“你大胆，为什么不下拜？”禄山回答说：“我是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回答：“我很愚昧，心里只知道有皇帝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一再催促，安禄山才下拜。
安禄山的举动，无疑是大大得罪了太子。但他不惜得罪太子，也要向玄宗表态——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而玄宗的反应如何呢？“玄宗尤嘉其纯诚”。所谓纯诚，就是彻底忠心。
实际上，安禄山这样的政治表态，等于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试想如果他不造反，而静静等着太子登基，那他这个“东北王”的好日子也算到头了。即使玄宗时候不反，肃宗上台，他也不得不反。所以，这种“政治站队游戏”，其实正使安禄山造反的危机昭告于天下。
安禄山虽然贼心萌发，但他已经卷入*的漩涡中心，所以不得不先施韬晦之计。其计策有二：一是充分表现他的粗鲁无知，二是努力表达他的忠心耿耿。两下相配，可谓相得益彰。
比如在拜见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表白自己是蕃人，啥都不懂。又有一次，玄宗和贵妃一起坐着，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这是怎么说的？安禄山回答：“胡人先母而后父。”玄宗很开心。安禄山这招“装天真”玩得挺拿手。
在表忠心方面，他也是屡创新招。他三百多斤，肚子大得差点要垂到地上，有次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这胡人肚子都装了啥呢，居然会撑得这么大？”安禄山立刻回答说：“别的啥都没有，都是一肚子的赤胆忠心啊！”玄宗又很开心。
总之，安禄山要努力利用自己的异族胡人身份，假装无知、野蛮、一根筋。这确实是很好地配合了唐朝君臣对胡人的一种想象。
不过这种扮猪吃老虎的伎俩，也遇到了克星，那就是宰相李林甫。安禄山甚至怕到寒冬时候和李林甫讲话，也会满身大汗的程度。所以，天宝六载的时候，安禄山很可能萌发了野心，但恐怕还不敢有所举动。他现在只能做些小动作。真正的大策划，还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1）
有贼心的人，成千上万，有贼心而又有贼胆的，那就是万里挑一了。玄宗大概是真的没料到，那个看似粗鲁的安禄山，居然是属于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那一个。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从一开始，安禄山就有了明确的造反目的。事实上，安禄山最终会起兵造反，自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安禄山绝对不是王忠嗣那样心怀天下的人。他一做上节度使，就充满私心地开始为自己储备各种力量。他就像一只不安的兔子，不停地往窝里拖各种食品，随时准备过冬。
当然，由于安禄山最终还是造反了，所以他这一切私下的行为，都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他阴谋叛乱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无疑是个相当长的过程。
最早一个引人注意的行为是在天宝四年，这年冬天，安禄山上奏说：“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说自己征讨契丹，到了北平郡的时候，梦见了名将李靖和李，他们向他要东西吃。于是朝廷允许在那里给李靖、李立庙祭祀。
安禄山说是李靖和李求食，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李靖和李很看好自己，愿意托付在安禄山的地盘里面。这一招是很有深意的。因为李靖和李是大唐军神，早就是军中不朽传奇。安禄山通过这种假借托梦的方式，就成功地把将士们对军神的崇拜，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将士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这种心理战术，他也一样运用在宗教上，比如后来他又利用禄山这个名字，把自己装扮成“光明之神”，使得那些祆教的信徒都匍匐在他的脚下，甘心受他驱使。
事实上，装神弄鬼的方式，几乎是每个反叛者都会利用的。从吴广开始的塞到鱼肚子的布条“陈胜王，大楚兴”，到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简直史不绝书。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以为皇帝是真命天子，有着神性。所以，反叛者只有给自己也加上“天”、“神”的光环，才能让人心理上服从自己，克服对方。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最直接的口号。
当然，这个时候，安禄山还只是利用军神托梦，还远不到挑战皇帝权位的程度。但这无疑是个可怕的起点——安禄山是个心理战高手。
安禄山的情报工作也是一流的。他命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师，专以窥测朝廷内情，一有动静则飞马报讯，故范阳虽距京师有数千里之遥，但安禄山对朝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吉温，他曾经是李林甫的一只狗，著名的酷吏。此人还是著名的变色龙，或者说是政治风向标。李林甫风光的时候，他投靠了李林甫；杨国忠得意之后，他又投向了杨国忠；而安禄山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再次不失时机地向安禄山献媚。此人心狠手辣不说，还是一流的“特工”。他掌握的政治秘密，是安禄山非常急需的内容。因此，两人一拍即合。他替安禄山在长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政治情报，着实上演了一回精彩的无间道。杨国忠发现后，很恼怒地报复了一把，以贪赃借口，将吉温一贬再贬，流放岭南。不久又派人去审讯，最后吉温死在狱中。后来，安禄山在洛阳做了大燕皇帝，还特地找到吉温的儿子，才六七岁，就给他做了河南府参军，还赏赐了大量财物。安禄山这算是江湖大哥的风范。甚至有人说，安禄山起兵是为了替吉温报仇。
八、阴谋是怎么策划成功的（2）
反过来，安禄山的反情报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甚至安禄山起兵造反，一路南下的时候，最初的报告到达玄宗那里，他还在半信半疑呢。直到各地消息不断涌来，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也不是没人向玄宗送情报，但这些情报一概被玄宗无视，后来甚至于干脆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直接送到安禄山那里去。这下玄宗的耳根就清净了。说到底，是玄宗自己选择性失明。
吉温固然和安禄山交好，不过他大概没有胆子劝安禄山造反，据说他曾和安禄山密谋说，只要我们能推翻李林甫，那我保证你能当上宰相。看来他们的目标还仅是定在宰相位子上。
倒是安禄山后来招揽的一批失意文人中，不乏胆大包天之辈。比如高尚（字不危），此人颇有才学，却贫困不得志，常叹道：“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颇类似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虽是文人，却有亡命徒的狠劲。“最怕流氓有文化”，指的就是这种人。
高尚和另一个文人严庄，后来就成了安禄山的“谋主”，他们俩在鼓动安禄山造反这个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造反一度军事受挫，他非常郁闷地训斥高尚、严庄说：“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他们还用了图谶这种东西来劝说安禄山作乱，颇有煽动性。在建立大燕政权后，高尚当了中书侍郎，而严庄做了御史大夫。可见两人在安禄山集团中具有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河北道地区，安禄山提拔了大量行政官员，任为各州刺史。这其中就包括颜杲卿，所以后来颜杲卿拉起反安禄山大旗后，安禄山非常恼怒地训斥他说：我提拔你是对你有恩，你居然反我，恩将仇报！可见，安禄山早就在各州刺史人选上埋下了很多种子，他要等着在这时候收获果实。范阳起兵的开始，势如破竹，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安禄山，大概是很难理解颜杲卿这样的儒家文人的情怀和立场的，但他非常懂得用利益收买人心。
安禄山手下，武将自然是不缺的。比如史思明、安守志、李归仁、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田承嗣等，都先后被提拔。这些武将都是智勇兼备，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是战功赫赫，堪称名将。看来安禄山还颇有识人之明，会用人也是做领袖的必备条件。
不过，这些武将的身份，大多不是汉人。而且，他们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是自成一体的，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长安中央，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当然，他们知道皇帝是最高领导，但不也有句话说“天高皇帝远”么？还有句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因此，这批军中骨干力量，他们对安禄山的向心力和拥戴，恐怕要远大于对朝廷、对皇帝的所谓的“忠”。不是说蕃将就没有忠于皇帝的，但毕竟“忠”这种美德，对他们来说，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也许他们更喜欢“义”，喜欢军队中成长出来的兄弟式的情义。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一批梁山好汉。他们更愿意支持自己的“大哥”。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上奏，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当时宰相是韦见素和杨国忠。韦见素本是个好好先生，从不拿主意。可这时韦见素都急了，极力劝谏玄宗说，这是安禄山要造反的证据。这确实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安禄山几乎已经是*裸地在做准备工作了。
军事方面的准备，除了将，还有兵。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时候，他的军队中，除了本部军队外，还有大量的蕃兵。这些蕃兵都是安禄山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积聚起来的。这些人在叛乱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核心战斗队的作用。
战备方面，那就更多了。比如他“畜战马数万匹”，武器装备，也是堆积如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充分利用了胡商，他派大量胡商去做生意，每年交纳上来的珍货“数百万”，这里面，既有他做过商人的基础，也有他利用宗教的成分——他扮演的光明之神，唬住了很多胡商。
九、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有贼心，也有贼胆，但他选择在天宝十四载造反，其实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说是被逼的呢？这是因为有个叫牛二的人——杨国忠，老是对着他叫嚣，你反啊！你倒是反啊！还把头伸过来。
其实估计以安禄山的本意，大概会选择在玄宗死后造反。提前动手，一是心理上他有愧于玄宗，师出无名。玄宗对他的恩情，足有天大。二是反叛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帅，但真正跟着他造反的，只有范阳一镇。河东和平卢节度使两镇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对立面，坚决反对。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把河东一镇稳稳纳入囊中，那么将来的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在天宝十四载年末起兵，是受了刺激，要抢个先机。因为杨国忠毕竟不只是“牛二”，他是大唐宰相，是杨贵妃的堂哥，圣眷正荣，更麻烦的是，他也是个无耻之徒，是个狠角色。
其实说起来，他们俩之前还联手，一起成功陷害过李林甫。况且，此前安禄山一直和杨氏家族交往密切，安禄山还是杨贵妃的干儿子呢。
说到这个干儿子话题，在民间传言中，有颇多不雅的说法。八卦的起源来自所谓的杨贵妃给安禄山搞“三日洗儿”的游戏。天宝十载正月初一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了无数的礼物。又过了三天，杨贵妃将安禄山召入宫内，要给他洗澡，这是唐朝“三日洗儿”风俗——孩子新生下来三天之后，要郑重地为婴儿洗浴一次。同时还要有所赏赐，所赐金钱就称为“洗儿钱”。此前，安禄山正式认了杨贵妃为干妈，所以杨贵妃趁此机会也来个“三日洗儿”，洗完之后，还用锦绣把安禄山给裹上，如同婴儿一般——那得多大一块锦缎啊！一时间欢呼动地，连玄宗也听到了，于是很高兴地前去观望，并且赏赐了一大笔“洗儿钱”，把这个游戏推向高潮。此后，安禄山就可以自由出入宫内，大家都称呼他叫“禄儿”。
这个事情，后来被八卦成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一腿，给玄宗戴了绿帽子。这种说法自然是谣言，完全不可靠。这个举动，对安禄山来说，是通过杨贵妃加深了和玄宗的关系，求之不得。而对杨贵妃来说，可能是给她自己一种安慰，因为她已经没法再做母亲了。虽然是一场游戏，也算是真的洗了一次儿子。至于玄宗为什么这么高兴和凑趣呢？那自然也是一种对杨贵妃的歉疚，他年事已高，无法再给贵妃一个儿子的机会，那就此做点补偿吧。
此外，玄宗可能也有一点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希望给杨贵妃找个强有力的外援——在自己死后，杨贵妃也好有一定的保障。唐代比较流行认干爹干妈——安禄山以前就曾当过张守珪的养子呢。这种关系虽然是虚拟的，但好歹也是一种较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后代江湖兄弟结义，也就是一种虚拟亲缘关系。
总之，玄宗本意是要加强安禄山和杨氏关系的。开始阶段，双方也确实打成了一片。但到了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地位之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分裂并矛盾激化。
这几乎是必然结果。因为李林甫凭着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压住了杨国忠和安禄山。而他一死，这两人之间就直接冲突了，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他们两个都很瞧不上对方。杨国忠看安禄山是野蛮无知的胡人，安禄山则把杨国忠视为靠裙带提拔的纨绔子弟——不服！
杨国忠的做法就是日夜不停地在玄宗面前攻击安禄山是野心家，要造反。天宝十二载，他就替哥舒翰申请了一个郡王封号——西平郡王。而此前的天宝九载，安禄山已经得到了东平郡王的爵位。杨国忠此举明显是要拉哥舒翰对抗安禄山来着。
天宝十三载，双方矛盾激化。正月，杨国忠向玄宗提出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并说他心里有鬼，必然不来。结果出乎意料，安禄山闻命即至。这让玄宗很是高兴。这一次暗斗，安禄山占据了上风，大大稳固了他在玄宗心中的忠诚形象。
有可能是这时候安禄山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谋反行动，加强兵力，储备物资，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所以安禄山并不怕杨国忠拿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杨国忠政治讹诈这招，不幸落空了。
在天宝十三载这次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唐玄宗送他，并亲自解下御衣披在安禄山身上。在唐玄宗来说，大概是送一个莫大荣宠给他，但在安禄山则非常惊疑。归程中他昼夜兼行，过州县都不下船，一日数百里地赶路。
这一回，可真叫“蛟龙归大海，猛虎出牢笼”。对安禄山来说，这是第二次虎口脱险。这之后，他才开始真正着手进行惊天大阴谋了。
自归范阳后，他在对朝廷的态度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朝廷使者来范阳的，他一概称疾不迎，见面的时候也都是戒备森严。曾经有钦差大臣、给事中裴士淹到范阳，他拖了很久才召见，而且在宣读圣旨的时候，居然就大模大样坐着听，完全没有人臣之礼，裴士淹吓得结结巴巴读完圣旨就跑了。
不甘心失败的杨国忠拼命收集证据，以至于擅自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把安禄山的亲信多人逮捕，审讯后秘密杀害。又把搞无间道的吉温给拿下。这些举动无不刺激着安禄山。
在杨国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玄宗并没有禁止，虽然他安慰了一番安禄山，但安禄山还是觉得危险重重。毕竟杨国忠天天在皇帝身边进言，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谎话说了一千遍也成真理了，何况他自己也真的是有不臣之心，有不臣之举呢。既然逼到眼前，那就不如先下手为强！
可笑的是杨国忠在听到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后，居然异常兴奋地说：“你看，我早说了吧，他要造反！”临死而不悟，真是比牛二还牛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