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为人师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平开始了教学生涯。刚毕业的时候，辅仁大学分配我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天天骑车去上课。当时一般的老师只教两个班，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一开始我只教一个班，学生们对我都很好。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坏了，佑贞女中门口没有公共汽车站，要走出来。下课以后，这些女孩子就非要跟我一起走出来。刚出校门就碰上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我还记得她姓樊。樊老师跟我说，我已经到学校了，你先骑我的车走吧。她把车给了我，我接过车就要骑上走，那些女孩子就是不肯让我上车，一直要跟着我一起走。我常常想起这些，很是感动。
大概因为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使得听我讲课的学生也产生了对国文课的热爱。于是陆续有人邀请我去兼课。不久就有一位在私立华光女中任校董的父执辈的友人邀我去华光女中兼职教学。还有一位我的学生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务工作，他们找不到教国文的合适的老师，听学生说我教得好，就请我去教。他们学校分男校、女校，我教女校的高一国文。男校高二有一班的学生程度很好但很调皮，他们对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赶走了两个教国文的男老师，没人敢教他们。我在女校这边教得很好，学校就请我去教，就这样我的课越来越多。最后不得已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情况下，我竟然同时教了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华光女中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每周三十个小时。因为我和同学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居然丝毫没有感到辛苦。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有一定的进度，有些规模较大的中学，同年度的班级较多，所以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我在讲课的时候，除了培养学生的兴趣以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特别认真不敢掉以轻心。这样当然也使我自己获得了不少教学相长之益，而我任教的几个班级在联合考试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我刚毕业，只有二十岁，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穿得很朴素，就是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当时的北平，无论是女老师还是女学生，往往在冬天的棉衣外都穿一件蓝色阴丹士林的长衫，所以我的衣着看起来跟学生没有多大差别。有个学生四十年后在台湾相遇，告诉我说，我来教他们时，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女校的学生呢！这个班的学生程度非常好，有些人的书法也写得很好。
1948年春天我将赴南方结婚，临走的时候，那些女生就跑到我家来哭，送给我她们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纪念。男校的学生下了课就拉着我的车跟着我走，把他们自己写的字幅送给我留作纪念。当年的一个男生后来也到了台湾，我还记得他的国文程度非常好，过了几十年，大约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他通过报社找到我，跟我通信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希望我下次到台湾跟他见个面。后来我到台湾就给他打电话联系，是他太太接的电话，问我是谁，我就说我是他四十年前的老师。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还骄傲地跟别人说，你们认识叶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认识她时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回到大陆以后，有些我当年教过的学生，见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也都纷纷与我联系，还到天津来看我。近来有些旧日的女学生，身体衰弱，她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来天津看我，还常给我打电话问候，使我非常感动。
1948年南下结婚前与北京志成中学学生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叶嘉莹
二、南下结婚
我这个人是比较古板的，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我确实没有谈过恋爱。上辅仁大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合班上课，不要说男生，就是女生我也很少跟她们说话，有些男孩子给我写过信，我从来也没有回答过。我先生的妹妹跟我是同学，同级不同班。我初中的英文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因为我书念得好，所以她特别喜欢我，大概就是她把我介绍给了我先生赵钟荪，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告诉我。那时过年的时候，学生常常去给老师拜年，可是没听说老师给学生拜年的。而有一年，这个老师突然跑到我家来拜年，我还挺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有意来我家的。抗战时期我先生曾去过后方，胜利以后回到北平，还没有结婚。就是这时，我先生的堂姐向他提到我这么一个人，那时他在秦皇岛工作，他有一个同事是我的大学女同学侯英的男朋友，于是他就托侯英将他介绍给我。侯英打电话约我去她家，恰巧侯英的父亲去世了，我想人家有不幸，我应该去安慰一下，就去了她家。在侯英家，我见到了我先生赵钟荪。他一见我就说，我是你老师的弟弟。既然是老师的弟弟，我自然就得客气一些，不会像对其他男生那样，理都不理人家。恰巧那时我家的南房空了出来，我弟弟都长大了，就在那里弄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常常有同学来打球，赵钟荪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他也就借机常常来，我们就慢慢熟悉了。后来他也几次跟我提过婚姻的事，我都没有答应他。
1948年结婚照
我们认识差不多两年时，赵钟荪丢掉了秦皇岛的工作，又失业了，还得了病。失业的原因至今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姐夫在国民党海军工作，就在南京的海军给他谋了个职。他就提出要跟我订婚，我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走。我当时心肠就软了，我以为他可能是因为常请假到北平来看我才失去工作，见他又失业又生病，好不容易谋到个职业，别耽误了，就答应了他。不久，我父亲从上海回来度假见了他，内心并不满意，说他学无专长。但是我家不论是伯父还是父亲都比较开明，既然我答应了他，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赵钟荪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就写信要我南下去结婚。1948年我离开北平，去上海结婚。我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里也没有给什么陪嫁，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年书了，手里有一些钱，就连赵钟荪当时去南京的路费也是我出的。因为我父亲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我是坐飞机去的，也因为觉得很快就会回来，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书都没有带。但是我老师顾先生课堂上的几大本笔记，我是随身带着的。
1948年3月29日青年节，我在上海结婚，这一天是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我父亲和我外公原来都在上海工作，但当时父亲正在北平休假，外公也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只是赵钟荪的姐姐邀请吃了一顿饭，并且照了几张结婚照。我到上海后是暂住在赵钟荪一个堂弟赵荃荪夫妇家中。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在南京，所以结婚后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南京。他的姐姐临时给我们租了一间大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就借了一张大床，买了一个红泥的小火炉子，开始了婚后的生活。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我的堂兄还在北平，可是这时他也到了南京，没有地方住，就跑来找我。我们就在屋里拉了一个布幔，让我堂兄他们夫妇住在了另一边。不久我就找到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叫圣三中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
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紧张，币制混乱，一日数变。起初是法币贬值，贬到不足制造这张纸币本身的费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本来最高限制是二十亿，结果是十个月发行了六百万亿。我们租房子都不说一个月多少钱，而是说一个月是几袋米或者是几袋面。因为这个月说一百，下个月连五十都不值了。我出去买炒菜的油，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排在后边，肯定是买不到的。南京有个太平商场，到了紧急的时候全都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商人都不肯卖货，把货都存起来了。因为一双鞋子今天卖五元，明天就卖十元。只有银元才能保值。那时南京的白下路两边都是卖银元的，分别有大头和小头。大头是袁世凯的头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价格不同。我和赵钟荪每个月拿到薪水后，就赶快到白下路去买银元存起来，买银元的时候要先把银元叮叮当当地敲敲，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吹它一吹，再放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回声，可以帮助判断银元的真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一块一块地去卖。我结婚时，父亲在北平休假并不在上海。休假满期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了，因为我母亲老早就去世了，生活上一直没有人照顾他，我有时就去上海看望他。我父亲真的不会料理生活，也不会理财。我每次去看他，他很多的脏衣服、脏手帕都没有洗，我就给他洗干净。我拉开他的抽屉一看，他所有的钱票子都在那里，他根本不管，不换也不存，都成了一堆废纸。这就是当年南京和上海的生活。
关于我在南京这一段日子的生活，我曾写过一套《越调斗鹌鹑》的曲子，反映了当时币制改革后国民政府迁台前，百物腾贵，老百姓争换银元，民不聊生的景象：
一九四八年旅居南京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
高柳蝉嘶。新荷艳逞。苔印横阶。槐阴满庭。光阴是兔走乌飞。生涯似飘蓬断梗。未清明辞别了燕京。过端阳羁留在秣陵。哪里也塞北风沙。早则是江南梦醒。
【紫花儿序】一般凄冷。淮水波明。蓟树云凝。风尘南北，哀乐零星。人生。说法向何方觉有情。把往事从头记省。恰便似梦去难留。花落无声。
【小桃红】有多少故人书至尚关情。惭愧我生计无佳胜。休猜做口脂眉黛打扮得时妆靓。镇常是把门扃。听隔墙叫卖枇杷杏。赋长闲寂寞营生。新水土阴晴多病。哪里取踏青拾翠的旧心情。
【秃厮儿】更休问江南美景。谁曾见王气金陵。空馀下劫后长堤杨柳青。对落照，逞娉婷。轻盈。
【圣药王】争败赢。论废兴。可叹那六朝风物尽飘零。更谁把玉树新词唱后庭。胭脂冷旧井。剩年年锺山云黯旧英灵。更夜夜月明潮打石头城。
【麻郎儿】说什么秦淮酒醒。画舫箫声。但只见尘污不整。破败凋零。
【么篇】近新来更有人把银元业营。遍街头一片价音响丁丁。寻不见白石陂陶公故垒。空馀下朱雀桥花草虚名。
【东原乐】这壁厢高楼耸，那壁厢园菜青。错落高低恰正好相辉映。小巷内雨过泥泞不可行。好教人厮幸。休想做听流莺在柳堤花径。
【绵搭絮】俺也曾游访过禅林灵谷，拜谒了总理园陵。斜阳有恨，山色无情。白云霭霭，烟树冥冥。大古来人世凄凉少四星。山寺钟鸣蔓草青。更休赋饮恨吞声。向哪里护风云寻旧灵。
【么篇】乌衣巷曲折狭隘，夫子庙杂乱喧腾。故家何处，燕子飘零。霎时荣辱，旦夕阴晴。当日个六代繁华震耳名。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醒。现而今腐草无萤。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
【拙鲁速】我家住在绒庄街，巷口有小桥横。点着盏洋油灯。强说是夜窗明。这几日黄梅雨晴。衣履上新霉绿生。清晓醒来时也没有卖花声。则听见刷啦啦马桶齐鸣。近黄昏有卖江米酒的用小碗儿分盛。炙糕担在门前将人立等。我买油酱则转过左边到南捕厅。
【尾声】索居寂寞无佳兴。休笑这言词儿芜杂不整。说什么花开时三春觅句柳丝长。可知我月明中一枕思乡梦魂冷。
三、渡海到台
这一时期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11月海军就要撤退了。因为局势很紧，就是海军的眷属也订不到票。我们是跟我先生的姐姐一块儿走的，因为他姐夫包遵彭在海军的政治部工作，地位比较高，弄到了“中兴轮”的统舱票，没有正式的位子，就是打地铺。他姐夫还不能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就让我们跟他姐姐、带着他们的孩子还有姐姐的婆婆先走。
1948年11月我们从上海坐“中兴轮”先到了基隆，到基隆时天还没有亮，又换乘火车从基隆到左营。那时的台湾不像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都有，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那时只有一种慢车，从天没亮就上了车，一站一停整整开了一天，到左营已经黑更半夜十一点多了。左营当时还很荒凉，一天没有吃东西，我们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店，一间竹子搭的棚子，里面卖台湾的炒米粉。一进去就看见墙上爬满了壁虎，我们也顾不上许多，胡乱吃了一些，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海军来了辆车把我们接到海军宿舍，当然也是因为他姐夫的关系才来接我们的。
台湾的风土人情跟北方大不一样。我们住的海军宿舍是日式的房子，房前有一种树，上边结了一些绿色的瓜，我们也不敢吃，后来才知道那是木瓜。到了晚上你坐在屋里，就听见房顶上有叽叽咕咕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是鸟叫，是一种很稀奇古怪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壁虎在叫。以前在北京，偶尔也看见过壁虎，但是在左营小饭馆竹棚里满墙的壁虎是没见过的，尤其是壁虎的叫声更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后来听说在台湾嘉义以北的壁虎不叫，嘉义以南的壁虎就叫。我在台湾居住多年后，证明果然是如此的，左营的壁虎叫，台北的壁虎就不叫。这时已经11月下旬了。当时真可以说是身无长物，而且所有的书籍也都在辗转的长途邮运中全部遗失了，既无事可做，也无书可读，直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当年我北平老家的邻居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在台大教书，听说我到了台湾，就介绍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教国文。
彰化女中的单身女老师，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另外一个名叫张荣荪的教国文的女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和她的同乡教国文的杨菁，我就跟她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渐渐地熟悉起来。在白色恐怖时期，杨菁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后来关了很多年。那时我已经怀孕了，怀的就是我的大女儿。
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人很好，她的先生在台北师范大学做教务主任，她自己带着儿子住在校长官舍里。我暑假中在左营生下了大女儿，开学以后，校长就让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校长官舍。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是校长当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同学，她丈夫留在大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也住在校长官舍里，那时这种两地分开的很多。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起。194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我先生来彰化女中看望我们，大女儿刚刚四个月大。那天我们三家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我先生还跟他们下了一盘跳棋。次日凌晨天没亮，有人敲门，进来就把我先生抓走了。事实上，他们在来之前，就把我们左营的家给抄了，伯父给我写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先生给我写的诗，我已经裱成了条幅，所以没被拿走，原件现在已经交给了顾之京。还有我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当时也因已装裱，未被抄走。
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湾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不如离开吧。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最近两年（已是时隔五十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当年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在物资调节委员会工作。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9月新学期开学时，我的堂兄介绍我到台南一所私立光华女中教书，本来他在那里教书，后来因为他又找到一个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光华女中了。于是我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它不是正式的整齐的房子，是一个统舱式长条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是通道，水泥地，两侧就是住房，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每侧各住了两家教师，一拉门上去就是地板，地板上铺着草席，就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我买了一个竹床跟我女儿睡。做饭就在通道上，开门下去是水泥地，我买了个小煤油炉在那里烧饭。因为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我切好菜、擀好饼或是面条，就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的一个小桌子上，然后下去点炉子。那时我女儿刚满周岁，已经会淘气了，当我点好炉子再回来，我女儿已经把我准备好的面条呀、饼呀统统都抓了，我只好重新再来。后来，我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女孩请假，我就带女儿去教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有时她忽然说，妈妈，我要尿尿，我就赶快带她去厕所。幸好同学们还都不错，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台南刮起非常可怕的台风，那天台风非常大，就好像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我就带着女儿躲到了竹床的底下，我是想，万一房顶被台风掀起来，我们母女两个也算有个遮挡。忽然间看见外边都是火光，而且很多人大喊大叫的，真是可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们住的地方隔着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叫胜利国小，里面有一部分教室住着军队。台风把他们住的教室的屋顶给掀开了，屋里漏了雨。因为电线也被吹断了，所以也没有灯。那些士兵就点起了蜡烛，整理漏雨的房屋。不小心引起了大火。还好，没有殃及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台风。
我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可时间长了人家当然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个孩子，整年地都不见我先生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不能说我先生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那还了得，学校哪还敢聘我，我不就又无家可归了吗，这些我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就是我当时在光华女中三年的生活。一直到1953年我先生才放出来，他刚回到家时，我住的房子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好奇地来看他。
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在校长被抓以后就离开了彰化女中到了台北二女中。1953年前后，台北二女中要招聘高中国文老师，我以前教过吴学琼的侄女吴忆进，所以她知道我教书不错，她就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到台北二女中来教书。那时我先生刚出来还没有工作。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可以到二女中教书，如果能帮我先生找个工作，我们就过去。台北二女中在近郊有个分部，那个地方叫汐止，她就把我先生安排在汐止分部的初中教国文，我们全家就到了台北。
我在二女中教两个高中班国文，还要兼做一个班的班导师。国文课每两周有一次作文，每班六七十人的作文都要改，而且二女中规定班导师还要看大楷、小楷、周记、日记，所以忙得不得了。经过了几年的患难，我那时非常瘦弱，体重不足一百磅，还得了气喘病，二女中的一个女同事说她都不敢碰我，怕一下子就会把我的手臂拉断。校长王亚权对我很好，同学们对我评价也很好。那时台北教育主管部门有督学，督学下来视察国文教学，学校就把他安排到我的课堂上听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讲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打了下课铃，我还没有讲完，就延长一会儿把它结束。那位督学也不走，一直听完。校长一看都下课了，这个督学怎么还不回来，就找到教室来了。后来校长开会的时候还报告说，那位督学认为我的课讲得非常好。
我到台北以后参加了“浸信会”的一个教会，我们住在信义路168巷，“浸信会”的教会就在信义路的大街上，从我家出了巷口，过马路就是教会。那时每个礼拜天我都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我在教会教主日学。主日学分大班和小班，当时我的小女儿很小，为了能照顾她我就教了最小班的主日学。
到台北以后我就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住一间房子，我们夫妇与两个女儿住的是一间六席的日式房子，地方不大，我没有单独的地方读书备课。只能在走廊的一点地方放一个小桌子读书写字，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后来台湾大学聘我去教书，我的很多文稿就是在那里写的。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1966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美国，1967年我把先生也接去了美国。我们都走了以后，我的一个女学生施淑女一直住在我家，照顾我父亲。她一直称我父亲“太老师”，她曾经写信告诉我：“太老师有时晚上谈话时对我讲，你的命不好，遭遇了这么多不幸，而且整个家都是靠你支撑着。”她还说我父亲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讲话。我知道父亲是心疼我的，他不是喜欢啰嗦的人。父亲还给我女儿写过一首诗，告诉她不要忘了母亲的辛苦和艰难。诗是这样写的：
莺歌燕语报良辰，万物昭苏气象新。似锦韶光应珍惜，如花岁月逝难寻。总是更生须自力，几曾事业总因人。记取春晖寸草句，常思母爱慰亲心。（《辛亥元旦写小诗示外孙女言慧》）
四、忧患时期留下的诗词
我写诗比较多的就是在大学的那几年。毕业以后，因为同时教三所中学的国文课，工作很忙，写得就少了。特别是1948年结婚以后，不久就随国民党海军撤退到了台湾，这以后等待着我的都是忧患的日子。我真正是把什么都放弃了，我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一个人真是千辛万苦，历尽了多少精神上、物质上的苦难，人只能是活下来就是了，除了活下来以外的事什么就不用说了。所以很多年我都没有写诗，那一段的作品很少，只留下两首词、一首诗。
台南有一种树叫凤凰木，枝干很高大，有点像北方的槐树。凤凰木的叶子都是对生的，很茂密，到了夏天就会开很大朵的红花，红得非常鲜艳，那是夏日台南的一道风景。我曾写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一树猩红艳艳姿”，是说满树开的都是非常鲜艳的红花。“凤凰花发最高枝”，是说凤凰花开了，而且是开在那么高大的树上。一般来说，大朵的、色彩鲜艳的花都是开在草本的植物上，木本的、高大的树很少开这么大朵的、这么艳丽的花，而且这么茂密、这么繁盛。它的名字也很漂亮——凤凰木，所以台南的这种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惊心节序逝如斯”，从1949年冬天我先生被抓，1950年夏天我又被抓，到现在已经是1951年的夏天，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还是过着痛苦忧患的生活。“中岁心情忧患后”，我说“中岁”，其实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是1924年生的，1951年时我只有二十七岁，但我可以说是历尽苦难了。最早经历的苦难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我可以说备尝之矣。这期间我又遭受了丧母之痛，1941年，母亲病故，父亲远在后方，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那年我十七岁。而现在这一次的苦难始于1949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真的是身心疲惫，觉得自己已经是中年了。而且这些事我从来不对别人说，也不敢说，更无人可说。因为我已经远离了我的故乡，远离了我的亲友。所以下面我说“南台风物夏初时”，这里已是台南的夏日，已是开满了鲜红色凤凰花的台南，这是我的故乡北平所不曾有的。景物虽美，但却是强烈的异乡之感，所以下一句就写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昨天晚上我看到天上的明月，想到从前在北平的生活、北平的亲友，我怎么会想到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这样的挫折、这样的痛苦，而且都没有办法说出来，只能说“昨宵明月动乡思”。
50年代在台湾，后排右四为叶嘉莹
我那时根本没有心情写诗，像我在大学时写的《晚秋杂诗》，一下子写出来五首七言律诗，那是因为有人欣赏。我可以给我的伯父看，给我的老师看，也可以给我的同学看，我的老师还跟我唱和酬答，我还受到赞美。可在台南我写了诗有人能看吗！所以我根本就不写，都是它自己跑出来的。这种七言句的韵律平平仄仄仄平平很容易自己跑出来，心里一有感触它就跑出来了。
1952年，我在台南，我先生还没有出来，我仍然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光华女中教书，生活仍没有什么改变。我又写了一首《蝶恋花》：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倚竹谁怜衫袖薄”，是用的杜甫的《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杜甫写的也是在战乱之中，与亲人失散的一个孤独寂寞的女子。“倚竹谁怜衫袖薄”，是说经过了战乱流离之后，远离了亲人，虽然你是衣衫单薄，但没有谁来同情，没有谁来怜惜你。“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当年在北平，虽然是日寇统治下的沦陷区，但是我还有老师、有同学，大家一起学习，春天来了，一群大学的女学生一起到颐和园游春，一起“斗草寻春”，“芳事”是美好的事情，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完全过去了，这一切都是往事了，我再也没有“斗草寻春”那样美好的生活了。“莫问新来哀与乐”，不要再问你是悲哀还是快乐，根本提不到。不用说快乐，就是悲哀都不许你悲哀了。“眼前何事容斟酌”，生活逼在你眼前，没有你考虑的余地，逼到一步就走一步，别无选择。“雨重风多”是指我所遭受的这么多苦难，我那时真的是憔悴、消瘦。在那么远的台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带着女儿勉强活下去就是了。“雨重风多花易落”，我还不是把自己比作一般的花，一般的花你还看得见它开花，开了才落，只是因为风雨的打击、摧残，花容易凋落而已。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王国维的一首咏杨花的《水龙吟》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这是说杨花开时从来没有让人看见过，为什么这么短暂，一霎间就完全飘落了。我以为自己就像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零落凋残了。我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冬天就遭遇这种事情，虽然我读书时一直成绩都不错，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完成，不管是学问，还是感情，什么都没有就完了。“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对王国维的这两句词我是感触深刻的，所以我说“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青春的年华是有限的，可是你的约言、你的理想、你的期待完全落空无凭了。“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刬地思量着”，“屏”字读作“丙”音，是抛弃的意思，相思不一定只是说男女才有相思，对一切美丽的幻想、理想的向往都可以说是相思，每一个青少年都会做梦，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去做梦了，“待屏相思归少作”，就是说我早已准备把所有美丽的幻想、梦想都抛弃了，那都是少年时的事情，一切都过去了。“背人刬地思量着”，但每当更深人静的时候，突然间就又想起来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想，有过的理想。
这只是偶然一时的感触，留下了这两首词。诗只留下一首，但是一直都没有发表。直到好几十年以后，整理诗稿时才把它补充上去的。那是因为这首诗说得比较明白，当时不能发表。这就是诗跟词的不同了，因为词写的都是相思怨别，人家不会想到你这里写的是白色恐怖，是你的忧患。词表面上写的都是缠绵的、婉约的感情，所以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可是诗就不然了，因为诗是言志的，所以这首诗不能发表，甚至1970年代，我的学生施淑女在给我整理诗稿时都没有收过。近年来台湾解禁了，我才把它追忆写出来的。题目是《转蓬》，前面我写了一篇小序：
1948年随外子工作调动渡海迁台。1949年长女生甫三月，外子即以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教员六人又皆因思想问题被拘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满周岁之女同被拘留。其后余虽幸获释出，而友人咸劝余应辞去彰化女中之教职以防更有他变。时外子既仍在狱中，余已无家可归。天地茫茫，竟不知谋生何往，因赋此诗。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和前边讲到的《浣溪沙》、《蝶恋花》等小令的词，篇幅都很短，很容易写，一有感触，就脱口而出。五言律诗五个字一句，比七律容易对句，也是一种比较容易作的文学体式。杜甫的诗各种体裁都有，但如果统计起来你就会发现，杜甫的五言律诗最多，因为五言律诗是另外一种很容易吟写出来的诗歌体式。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我就如同是一棵蓬草，被风吹断了根，在空中随风飘转。现在有人到美国留学，可以给家人写信、打电话，想回来就坐飞机回来了。我们那时是在战乱中，离开故乡到了台湾，跟大陆断了消息，根本无法联系。“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我先生被捕，我也被抓，连个宿舍都没有了，真是没有托身之所。人说福祸无门，唯人自招。可灾祸对于我就好像是有个门，说来就来了，真是无妄之灾，是你想不到的。“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莫名的灾祸就像一个盆扣在你的头上，看不到天日。当时在台湾你有了思想问题，人家都不愿意沾染你，又好像是你落在井里了，又有谁能给你援手呢？不要说当年的台湾，就连后来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因为1974年我回国探亲时写了一首《祖国行》，被台湾知道了，台湾报纸的副刊上发了一大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那时台湾的亲友都不敢跟我通信，我想大陆的“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吧。“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现在我所能做的，只剩下好好抚养我的女儿，深夜里忍泪吞声。说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我已经很不幸了，但是更大的不幸是我的这个女儿已经在1976年因车祸去世了。
五、台湾大学
从1954年秋天我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到1969年秋天我正式离开台大，前后共有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中，值得我追怀忆念的人和事自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只是对于已经去世的几位师友的悼念。如果按他们去世的年代来说，那就是1972年去世的许世瑛先生，1978年去世的戴君仁先生，1990年去世的台静农先生，1991年去世的郑骞先生和1993年去世的叶庆炳先生。如果按年辈来分，前面四位都是我的师长一辈，只有第五位是我的同辈。回想五十多年前，当我初进台大教书时，这些师友所给予我的种种关怀和协助，实在使我深怀感念，没想到数年之间，竟然相继长逝，说来真是怆然不已。
我进入台大任教，首先应感激的就是许世瑛和戴君仁两位老师当时的推介。
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许世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的公子。早在30年代中期，许世瑛先生刚刚结婚时就住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我家外院的南房。许先生迁入我家外院住时，我才考入高中不久。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大学教授，我是一个中学生，所以我平常根本不敢跟他讲话。虽然与许先生同在一个大门进出，但我每次见到他只是鞠躬问好。而许先生对我印象却很深，那是因为他从一搬进来就常常听见我朗诵。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学校的功课背诵，只是因为喜欢。我喜欢的诗能背下来的，我就大声地吟诵。有时也朗诵长篇的古文，而且是用古代诵读的方法，大声地吟诵。我在许世瑛先生挽诗中写过“旧居犹记城西宅，书声曾动南邻客”，就是记述这时的情景。后来我考进辅仁大学，许先生并没有教我这一班。但因为我在大学也是常常考第一，许先生有时听其他的老师提到我，所以对我在大学读书的情况也相当地了解。
1965年与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合影，第一排：左六为戴君仁，左八为台静农，左十为毛子水，右二为叶嘉莹，右三为许世瑛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由于日本长期对台湾的统治，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阵容不是很强，所以那时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大陆聘请去的。1946年许寿裳先生接受他的好友陈仪的邀请，主持了台湾编译局的工作，为台湾普及国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世瑛先生大约就是那时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也是那时到台湾去的。
1948年许寿裳先生在他住的宿舍里被人杀死，三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凶犯，匆匆定案为谋财害命，不到一个月就执行了。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那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写过一首题为《哭鲁迅墓》的诗，里面有“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这样的句子，这里许寿裳先生把国民党当局比做“长夜”，言词并不算激烈。虽然许寿裳先生为人宽厚温和，但他的思想却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的，不管当局做出什么假象，大家都认为许寿裳先生是被他们暗杀的。一时间，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是那以后返回大陆，来到南开的。许寿裳先生、台静农先生、李霁野先生他们三个都是跟鲁迅一起创办未名社的好朋友，许寿裳先生去世了，李霁野先生回到大陆，只有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留在了台湾。
1962年与台大中文系同学合影，第三排中立者为叶嘉莹
戴君仁先生则是我在辅仁大学正式受业的老师，我对他当然更加敬畏，当年做学生除了见面行礼外，我从来不敢随便和他谈话，不过戴先生对我的作文非常赏识。那时我们的作文规定要用文言写作，我占了从小背诵的便宜，又常年用文言给父亲写信，早已习惯了文言的写作。记得有一次戴先生出了个作文题，是《书〈五代史·一行传〉后》。那时北平正在沦陷中，戴先生出这个作文题当然有一些言外之意。我在作文中就把这种含意做了些隐约的发挥，戴先生发还作文时写了几句批语，说我的行文“反覆慨叹，神似永叔”。我想大概因此之故，戴先生对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我先生1948年冬天来到台湾后，人生地疏，谁也不认识，就给许世瑛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找一个教书的工作，许世瑛先生就介绍我到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的先生宗亮东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那时许世瑛先生也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我想许先生是通过宗亮东先生介绍我去彰化女中的。1949年、1950年我先生和我相继出事以后，因为怕牵连他们就断绝了跟他们的联系，我在台南光华女中那三年也没有跟这些老师来往。三年以后我先生被释放出来了，彰化女中以前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已转去台北二女中做训导主任，她就介绍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我们就举家迁到了台北。到了台北我当然要去拜望许先生与戴先生，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台北。许先生与戴先生听说了我不幸的遭遇都很同情。恰巧那时台大招收了一批华侨学生，想找一个普通话讲得好的老师去教他们大一国文，戴先生、许先生就向台大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在二女中做专任教师，教两班高中国文，还担任一班导师，再加上在台大兼任的一班国文，本来已经够忙；一年以后，台大给了我专任的聘书，教两班大一国文，我就要辞去二女中的工作，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却不肯放我走，一定要我把所教的两班学生送到高中毕业，于是我就更加忙碌起来。
两年后，我离开了二女中，只在台大教两个班大一国文。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了，但这时许先生已担任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的主任，许先生坚持邀我去淡江大学教大二中文系第一班学生的诗选课。当淡江大学陆续又增开了三年级的词选和四年级的曲选课时，许先生就把这些课也都交给了我去担任，另外我还开过杜甫诗、陶谢诗、苏辛词等课程。
不久，我的母校辅仁大学也在台湾复校了，戴先生又被聘去做了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于是戴先生又邀我去辅仁大学教诗选、词选等课程。辅仁大学是我的母校，又是戴先生邀请，当然我不能推辞。那时我在台大教了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国文这一班是联考中总分平均最高的一班，人数很多，批改作文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有淡江大学那里的诗选、词选、曲选、杜诗都要我教，还有夜间部的课。所以戴先生找我时，我就告诉戴先生我实在太忙了。戴先生也怕我过于劳累，就跟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商量，免去了我在台大所教的大一国文、历代文选这些要批改作文的课程，改开了一门杜甫诗的专书课程。戴先生非常关心我，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这门课教好，因为国文、历代文选都是普通的课，而杜诗是专书课程。为了这件事，戴先生还多次到我家帮我排课时，告诉我不要和其他的课冲突，影响学生选课。戴先生还把他原在台大担任的诗选课也让给了我去教。这样我在台大就只有两个班的专书课程了。我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学校所开的课程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不仅更有利于我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而且相对来说，也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