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哈佛
从50年代初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大陆长达二十年的封锁，使得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当时西方大学的亚洲系或者东亚系对中国的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因此，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去台湾，而台湾的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我教，所以他们很多人旁听过我的课。法国有个著名的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就在我的班上听课，当时我正在讲阮籍的咏怀诗，他后来写了一本研究阮籍的书。还有一位耶鲁大学的皮特·贝尔（Peter Bear）是跟我念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有个德国的学者马汉茂（Hamlet Martin）跟我念过杜甫诗。所以那时来台湾的西方学者都会注意到，很多大学的诗词课都是我在教。
台大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中文名字叫孔恩，被交换到台大来了。后来，密西根州立大学提出要把我交换到他们学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
台湾大学每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都有一个谢师会。1965年的那次谢师会，除了任课的老师，学生们也请了台大的校长钱思亮。就是在那次谢师会上，还没有入席，大家都站在那里签名，钱思亮校长来了。我从来都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到我就说：叶嘉莹老师我要跟你说个事，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项交换计划，每两年由两校互派一个教授到对方的学校讲学；我们台大已经答应美国明年把你交换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你要准备一下英语。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可是我回家跟我先生说了，是他一定要我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很想出去而又出不去，所以一定要我出去，我于是就同意了。但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级就遇到“七七”事变了，英语课都改成了日语课。于是我就开始念英文，当时我背的是《英语900句》，从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当时美国的福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对一些要去美国任教的台湾学者，都要有一个当面谈话，英文叫Interview。这个美国基金会在台湾的负责人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刘崇铉先生。1966年春夏之交，有一天下午，刘崇铉先生通知我参加面谈。那一年来台湾主持面谈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海陶玮先生（James R．Hightower），面谈结束后我就走了。刘崇铉教授的秘书吴女士随后追出来对我说：今晚刘教授邀你和一些友人在他家中聚餐。
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宴会，海陶玮先生也参加了，我与海先生就有了更多交谈的机会。原来海陶玮先生在哈佛大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的，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所以谈得非常愉快。宴会结束我们告辞时，刘崇铉先生让他的秘书叫了一辆出租车，送我和海陶玮先生回家。因为我的家离刘崇铉先生家近一些，出租车就先送我回家，然后再送海陶玮先生回他的住处。从刘崇铉教授家里出来，海陶玮先生在车上对我说：如果我们邀请你去哈佛大学，你愿意不愿意呀？我想哈佛大学是那么有名的学校，能去看看也好，我就说我愿意。出租车到了我家我就下了车。第二天早晨，刘崇铉先生的秘书吴女士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海陶玮先生送我到家后并没有回他的住处，他让出租车又原路回到了刘崇铉先生家，对刘崇铉先生说，要请叶嘉莹去哈佛大学。吴女士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到底去哪个学校做个决定。我想哈佛大学当然也不错，而且当时台大有很多人都想出国，我想既然大家都想出去，我干嘛占着两个名额呢！不如让中文系再派一个老师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两全其美吗！
于是我就去见了钱思亮校长。我说我非常感谢学校给我的这个机会，可是现在哈佛大学也要请我去，不如把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的老师吧。钱思亮校长听了非常生气，说：我们这是去年安排的，已经跟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约的，就是要把你交换去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他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没办法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海陶玮先生，我告诉他，我跟学校说了，学校不同意，因为是两个学校签了约，指定的是我，不能临时换人。这样，我就把哈佛的事推掉了。
可是海陶玮先生还是不放弃，他说这样吧，密西根州立大学不是9月才开学吗，那你一放暑假就先到哈佛，至少能停留两个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合作研究，等到开学的时候你再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海陶玮先生为什么非得叫我去哈佛呢？那是因为他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因为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很微妙的，他很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中国古典诗的给他讲一讲，说一说。我觉得先去哈佛两个月的办法可行，台大的钱思亮校长让我去密西根州立大学，我按时到就行了，利用暑假去哈佛并不妨碍。反正台大也放假了，我早两个月走还是晚两个月走也没有关系，于是我就答应了海陶玮先生。我先生一直很想离开台湾，他说你这次走，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带走，所以我就把两个女儿都带到美国去了。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又带着两个孩子，所以我心里是很紧张的。我们乘坐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台北起飞在日本的东京停留一下，然后再从东京飞到西雅图，从西雅图再飞芝加哥，从芝加哥再飞波士顿，哈佛就在波士顿附近。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我在台湾养成的习惯，喜欢喝热水。外国人常常都是喝冷水，他们的水很干净，打开自来水就喝。我那会儿身体不是很好，有气喘病，很瘦很瘦的，所以我对于饮食也很注意。在飞机上他们给我喝冷水，我就让他们给我换成开水。
我这个人还是很想得开的，我想既然出来了，就尽量多转转。因此我们一到日本东京，就立刻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在日本简单地逛了逛。又坐上飞机先到西雅图，然后是芝加哥，最后到了波士顿。一路上换了几次飞机，我们都很累。到了波士顿以后，我们就去取行李，我们母女三人至少也有三个箱子。结果等了半天，行李带都绕完了，我们交托的行李，一个箱子也没有见到。刚到美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还好，海陶玮先生亲自接我们来了，他当然懂得行李遗失怎样办手续，就让我们填表报遗失，他指导着我们填好了表交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康桥的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给我们这些海外的访问学者事先就安排好了宿舍，那个地方叫Holden Green，是一个小区的样子，中间有一个院子，周围都是房子，住的都是海外来哈佛的交流学者和留学生。给我们的房子挺大的，楼上楼下一共有三个房间，我带着两个女儿就住下来了。我们的箱子既然没有找到，我就带着两个女儿找一些廉价的商店，临时买一些衣服，就算安顿下来了。
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bridge是桥的意思，加上前边的Cam，如果按音译就叫康桥，如果按意译就叫剑桥。有人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康桥，把英国的Cambridge叫剑桥。从Holden Green到哈佛大学东亚系有一段路程，我每天都是走路去的。其实那时的美国，不管是康桥还是纽约，市内交通基本上都是走路，因为这些城市都很难停车。
我的两个女儿虽然已经安排好了学校，可是我们到的时候是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我的小女儿还小，海先生就帮助她联系好了一个暑期的夏令营，让她学一些英语，熟悉美国的生活。我的大女儿已经念到高中了，英文还可以，海先生照顾我们，恐怕我们经济上有问题，就安排她在图书馆做一些管理借书的工作。我的大女儿性情活泼，当时在哈佛留学的一些台湾来的学生常常跟她来往，有杜维明、李欧梵、梅广等等，我们也都很熟。这些台湾来的学生要拍一个反映海外留学生的片子，还找她一起去拍。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
这个暑假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主题，一个是陶渊明的诗，一个是吴文英的词。海先生写陶渊明的诗，我写吴文英的词。我们谈话主要是用英语，虽然海先生能看懂中文，可是他很少讲汉语。就是一开始我英文那么差的时候，他也不肯讲，他以为他的发音不标准。那我只好跟他说英语，当然我说汉语他也还是能听的。实在说不通时就写中文，反正他是可以看的。每天我就和他一起讨论陶渊明的诗和吴文英的词。这个暑假对我真是很有意义，海先生为人特别诚恳，如果我的英文说错了，他马上就告诉我应该怎么说，这使我的英语日常会话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海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所以我学会了许多用英语表述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海陶玮先生这个人很热情，他不只是让我给他讲陶渊明，同时还让我拿出一篇论文，由他来帮我翻译成英文拿到哈佛大学学报发表。那时我刚刚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论吴文英词》。我是用中英结合的口语讲给他听，他用英文写下来。我在哈佛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这篇论文。在研讨问题时，海先生的理性、逻辑性的思辨方式，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却为我们以后长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论吴文英词》是我在台大的一次讲演，我曾经说过我在台大只教诗选和杜甫诗，没有正式开过词选课。而我在辅仁和淡江开过词选课，因此台大中文系的学生们要求我讲一次词。讲什么呢？台大的词选是郑骞先生教，郑骞先生每次讲词都是从五代、两宋顺着讲下来，因为时间不够，南宋的词很少讲到，所以我就讲郑骞先生没有讲到的吴文英的词。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台大一些写现代诗的学生，常常用颠倒的句法，句子写得模棱两可，引起写传统诗的人们跟写现代诗的人们之间的一场笔战。我也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举出“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古典诗也有这种句法颠倒的情况。而如果以词人来说，写的最模糊晦涩不清楚，而且句法颠倒的就是吴文英。所以我就在离开台大到美国之前，给他们讲了吴文英的词。就是在这次讲演的基础上我写出了《论吴文英词》这篇论文。
1966年的冬天，在美国百慕达有一个高级学者的研究会（American Learned Society）要举办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议，那时美国所注重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海陶玮先生就把我的名字提出去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那时我已经如约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我与海陶玮先生约好先从密西根飞到康桥，就是哈佛的所在地，然后跟海陶玮先生一起去百慕达开会。不过到会期近时，康桥下了大雪，我就没有去康桥，直接从密西根飞到了百慕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美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一些北美汉学界的同仁，我提交的论文就是海先生帮我翻译的《论吴文英词》。
这一年我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刚刚出版，我到哈佛去的时候带了几本，送给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教授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每人一本。高友工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梅祖麟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们看到我这本书以后不久，两个人就合作写了一篇《分析杜甫的〈秋兴八首〉——试从语言结构入手作文学批评》（Tu 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的论文，发表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上。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我汇集了很多家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各种注释、各种批评、各种解说。高友工和梅祖麟两位先生就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这些注释、批评做了仔细的分析，这篇论文现在成了西方用英文讲中国诗很有名的文章。后来我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还把这篇论文作为教材给学生讲过。当时班上有个学生叫李跃进，把它翻译成中文，名为《唐诗的魅力》，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班上曾经有一个越南学生叫黎时宾，有一年他回来时告诉我，他在越南看到了翻译成越南文的《唐诗的魅力》，我真的没想到这本书居然流传到越南了。
当我初到哈佛不久的暑假，高友工教授在佛蒙特（Vermont）办了一个中国文学的暑期班，叫我去讲古典诗词。所以我在美国第一次讲课不是在哈佛，也不是在密西根，而是在这个暑期班上。这次去佛蒙特讲课，是我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英惠奇开车带我和两个女儿去的，她是我1950年在台南光华女中教过的学生，对我们母女一直非常好，直到现在对我女儿和我的外孙女们也很好，因为我教她时小女儿还没有出生，她是看着我小女儿出生和长大的。1966年她开车送我们去佛蒙特的时候，已经是8月下旬了，路上的很多树叶都开始变红了。我以前是在北京香山看过红叶的，而我在台湾一住就是很多年，台湾是亚热带，春夏秋冬四季不是那么鲜明。所以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红叶了。这次看到红叶就很兴奋。所以后来写过“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的句子。
二、密西根州立大学
两个月的暑假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开学之前，9月初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到了密西根。临行前，海先生与我说定了明年暑期再返回哈佛。
到了密西根就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为我们安排的宿舍楼里。刚到的时候，办理所有的手续，包括搬行李都是我一个人。因为太忙了，不小心我把脚扭伤了，可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两个女儿的入学手续不能耽误，所以根本不能休息。说来也奇怪，穿平底鞋一走就疼得不得了，我就试着穿上高跟鞋，反而好得多。我将就着把最初的手续办好了，两个女儿也都如期进了密西根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的大女儿各门功课都很好，而且是均衡发展，数学、国文、英文成绩都很好。她小的时候，我曾告诉她，作文主要是要有你自己的东西，要写你的感情、你的观察，写你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所以她的作文也不错，当年在台湾她的国文老师很喜欢她。那时考高中也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入学考试都是在夏天。两个女儿考试都是我亲自陪着她们到考场，给她们准备好饮料和食品在外边等着。她们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从来不问考得如何，恐怕给她们增加压力。我只是给她们扇扇子，照顾她们喝水。结果还不错，我大女儿考上了台北最好的一所女子高中北一女。
我们来密西根这一年大女儿正在念高三，只念了一年，就拿到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可以免费上大学。当地的报纸还发了消息，说一个外国的学生来美国只念了一年，就以优异的成绩得了奖学金。可是一登报纸，就被学校发现了。因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奖学金是不发给外国人的，所以就被取消了。小女儿在台湾只念到初中一年级，英语基础不太好，但是她跟同学相处得也很好。我常常听见同学给她打来电话，她只是回答说yes或no，她还是能听得懂。她的老师跟我说，你们在家里最好也讲英语，这样可以帮助她进步。可是我的小女儿说不要，她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在家里干嘛讲英语呢！当然小孩子学得很快，她的英语很快就跟上来了。现在她的英语和汉语都很好，可以做同声翻译。
我们在哈佛时，因为大女儿上学比较远，就弄了一辆自行车练习骑车，小女儿常常帮姐姐扶着。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的小女儿的膝盖跌破了，大女儿正在给她涂红药水。我看了看也不是很严重，只是外皮破了，以为等皮长好了就没事了。暑假后，我们到了密西根。刚到密西根的时候我们不开车，有一天我们母女三人出去买菜回来，大包小包地抱着上楼，我的小女儿走在前边，我忽然间发现她的两条腿不一样了，膝盖受伤的那条腿比健康的那条腿瘦，我想是因为这条腿受伤以后，她走路的时候这条腿不大用力，时间长了就影响了正常发育。这可不得了，因为她正处于发育的时期，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哈佛有一张照片，她还没有我高，可是这一年已经蹿得比我高了。如果这样下去，将来她走起路来都会不平衡的，会影响她的一生。我跟学校说了这件事，学校就让我们到医务室去看。医务室的大夫用物理治疗的方法给她治疗，每天她放学就去校医室做理疗，我下了课也直接去校医室陪她。
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校园非常大，校园里有校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搭校车去的。我们到密西根差不多一个月，也就是九月底十月初，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而且非常的冷。台湾根本就不大下雪，北京也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因为密西根是一个大湖区，有很多的湖，水气很重，所以雪下得厚得不得了。学校里有专门铲雪的车，把中间的路铲开，路两旁的雪就堆成了雪墙一样。刚刚开始下雪那天，上午我们还在照常上课，等到了下午，我去医务室去接我的女儿的时候，雪已经下到膝盖那么深了。本来我们刚到密西根的时候，当地有一些华人告诉我，你们一定要赶快买那种能在雪地里走路的高筒靴子。而这一天我们就是穿这么高筒的靴子，雪还是都漫过来了。我们就踏着没膝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回了家。
第二天，雪更大了，有的地方连校车都不能开了，没有办法上课，所有学校就都停课了。一听到停课，我的两个女儿都非常高兴，她们还不是因为不上课高兴，主要是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下雪，更不要说这么大的雪了。我在北京的时候，还见过下雪，她们两个都是台湾出生的，真的是第一次看见下雪。她们两个都兴奋得不得了，跑到雪地上滚来滚去。然后她们又弄了个杯子，跑到外面接了一杯天上下的雪，回到屋里浇上一些果汁吃，说是跟台湾的刨冰差不多。学生们也很高兴，他们在餐厅里吃完饭，就拿了盛菜的托盘，跑到校园里的一个高坡上，坐在托盘上往下滑，大家都很开心。可是我还得带着女儿去做理疗，因为路很远，我们还是得搭校车去，就是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有校车的地方，路也是很难走的，中间的雪都是没膝盖的。这样治疗了一阵子，小女儿的腿并没有好转。
这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从前在台大我教过的学生柯文雄，这个学生还不是中文系的，他是我在台大教大一国文时植物系的学生。我刚到密西根不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叶嘉莹先生吗？因为他不是中文系的，我真的不记得他。后来他跟我说：“我虽然是植物系的学生，可是我听老师的课很受感动，得到很多鼓励。你知道吗，我从台湾出来到美国留学，把上大一国文时你给我批改的那些作文都带出来了。”他说：“小慧这个病在学校治不好，要找一个医院去治。你们在这里也不开车，交通不方便，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因为有他帮忙，我就把小慧送到了医院。她主要是膝盖之间的软骨错位了，一走路就疼，所以就开刀做了手术。小慧那时已经长得很高大了，可是以她的年龄还是住进了少儿病房。美国的儿童病房设备条件极好，你可以随时要冰激凌呀、果汁呀什么的。所以小慧住得还挺高兴的。她的同学有个女孩对她很好，虽然语言还不太通，但几乎每天都来看她，有时还给她带个小礼物。小慧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的时候医院问她要不要拐杖，其实她已经不需要了，可是小慧好奇，还是跟人家要了一根拐杖。
柯文雄真是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那时我们没有车，很多地方根本不认识，也不懂得应该去哪个医院治病。我当年教他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但他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照顾。从此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来带我们去买菜或者办一些其他的事情。到了放假的时候，他还开车带我们去密西根的大湖和底特律汽车城去玩。
我们在密西根住的那个楼上，还住着一家中国的访问学者，不过他们是学理科的。他们家有五个女儿，中间的两个跟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常常在一起玩。通过他们我们又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中国人，有时他们请客也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我也不能总是吃人家的，于是我也请他们到我家来吃饭。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的East Lansing这个地方是个小城，没有几家中国餐馆。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是在家里。我那时就学会了做一些菜，像香酥鸡、珍珠丸子、红烧鱼、炸春卷这些菜，我也能试着做。我毕竟是在北京长大的，小时家里有佣人做饭，后来是母亲、伯母做，虽然她们不让我做，但我还是看见过的。包饺子、蒸包子甚至包粽子、摇元宵我也能做，而且做给我的女儿看。到现在小慧也会包饺子、蒸包子，甚至连包粽子都会。
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来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前，我就跟他们讲好了条件，用中文讲课。学生都是学过中文的研究生，听得懂中文，也能讲一些，所以不太累。这样我有时间旁听了两门课。有一个老师讲西方文艺理论，讲得很好。还有一个老师讲英文诗，他很注重朗读，常常喜欢把一首诗大声地读一遍。虽然我也没有跟他们联系过，也没有人认识我，可是在课堂中他们都是西方人，而我是东方人，所以这个老师一眼就看见我了。有一天他问我，你们中国人读诗是不是也有朗读，也有吟诵？问到我头上了，我就说中国诗是有朗读和吟诵，我就给他们吟诵了一首诗。这个老师非常感兴趣，他说你读得很好，我一听就知道你对诗很有体会。你要给我们班上的学生作一次讲演，就讲中国诗的诵读，我就用英文给他们作了一次讲演。我能用英文给他们讲，真是得益于在哈佛大学跟海先生一起研究的那两个月。虽然我在来美国前自己也恶补了一些英文，背了《英语900句》，但那只是日常用语。可是文学有很多特别的术语，像《五言律诗》怎么说，《七言绝句》怎么说，这些术语都是跟海先生研究的时候学来的。我给他们讲演以后，那个老师很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听人讲过中国诗，更没有听过中国诗的吟诵。他还跟我女儿说，你母亲是天才的会讲诗的人。
到了一年期满的时候，密西根州立大学要跟我延期两年。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海陶玮先生要回哈佛去，因为我在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海先生就告诉我，你到密西根就教一年，不要延期，然后你就回到哈佛来，我们继续合作研究。所以我就按照海先生说的，没有跟密西根州立大学延期。因为我在密西根只是教书，到了哈佛我除了教书外还可以跟海先生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这对我是很有帮助的。
三、再访哈佛
1967年7月密西根州立大学放了暑假，我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哈佛。我的大女儿已经高中毕业，密西根州立大学已经接受了她。这次回来她还是继续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工作，小女儿还是去上暑期学校，继续补习英文。我就继续与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并且开了一门中国诗词的课。
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是从一条叫Kirkland的路拐到Divinity的路上，在Kirkland到Divinity的拐角有一座很高的白楼叫威廉·詹姆士楼。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美国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个兄弟叫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是美国的一个有名的小说家，小说写得很好。这座白色的楼在我写过的一首《菩萨蛮》中曾经提到过，词是这样的：
西风何处添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 天涯人欲老。暝色新来早。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
“西风何处添萧瑟”，秋天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说来总是悲秋，因为秋天到处是一片萧瑟。“层楼影共孤云白”是说威廉·詹姆士楼的影子和天上的云彩都是白色的。“楼外碧天高”，高楼外边的天空碧蓝而且高远；“秋深客梦遥”，我在台湾当然是不能回大陆了，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是可以回去了，可是此时大陆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北京老家的亲戚联系。“天涯人欲老”，1967年我是四十三岁，已经是中年了。“暝色新来早”，在北美一到秋天的时候，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我下午从图书馆回来，天色已晚，落叶满地，所以我说“独踏夕阳归，满街黄叶飞”。这是当时的我见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词。
这一年在哈佛我还写了一首《鹧鸪天》：
寒入新霜夜夜华。艳添秋树作春花。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 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寒入新霜夜夜华”，哈佛大学9月就开始结霜了，天就开始冷了。“艳添秋树作春花”，我在台湾是看不到红叶的，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红叶。而且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二楼的办公室，窗外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枫树。你就亲眼看到这棵枫树的叶子一天一天地变红了，像春天的花一样。“眼前节物如相识”，我说眼前的季节，这地上的新霜、这树上的红叶，这些景物我是认识的。因为北京的地上也会下霜，北京的树叶也会变红，可是这些景物台湾没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梦里乡关路正赊”，可是我的故乡还在梦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从去国，倍思家”，从我离开了祖国以后，我说的祖国当然也包括台湾，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当然我在台湾也怀念祖国大陆，但是我离开了台湾就更加怀念大陆了。因为我以为到了美国就可以回大陆去了，可是还不能回去。所以我说“归耕何地植桑麻”，陶渊明的《归田园居》不是说“但道桑麻长”吗，我不知道哪一年才可以归去。“廿年我已飘零惯”，是说从1948年离开故乡，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飘零。“如此生涯未有涯”，是说我像这样在海外漂泊的生活不知道哪一天才算结束。
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
这一年暑假海先生继续研究陶渊明，我自己又找了另外一个题目研究，就是《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这是为1967年寒假将在贞女岛（Virgin Islands）召开的一个会议做的准备。这个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文学本身，而是讨论文学批评。以前我写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批评和欣赏，不管是李商隐的嫦娥诗还是温庭筠的词，不管是杜甫的诗还是陶渊明的诗，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作品本身。可是这次要开的会议是讨论中国文学的批评，我既然喜欢诗词，那我就选了这个关于诗词评论的题目。这是我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这篇论文也是海先生协助我翻译的。
这次已经是我与海先生的第二次合作，我们已经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问题时，我们也就能够更加坦诚相对，遇有不同的意见也互相争论，这样就更增加了共同研读的乐趣。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跟燕京图书馆在一栋楼里边，我跟海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楼上，各有一间办公室。我的办公室窗外都是非常漂亮的很高大的枫树，朝暮阴晴各有不同的光影，我来时正好是夏季，窗前是一片浓密的树阴，每当我抬头一望，就可见到一片翠色的繁枝密叶，随风起舞。秋天来到以后，这一片翠色被逐渐染成一幅红黄相间、色彩缤纷的图画。到了冬天，树叶落尽，枝干上积满了晶莹的白雪，真是美不胜收。
因为有海先生的缘故，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不但有办公室的钥匙，还有图书馆的钥匙。那时我正在研究王国维，真是整天都在图书馆里边。我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早晨吃两片面包就去上课，中午就做一个三明治，我再多做一个三明治就是我的晚餐。当地的老师一下班就回家了，海先生也是下班就回家吃饭。每天下班以后，整个图书馆常常就是我一个人在里边看书。晚上回家我出来时，要一个一个地关灯。因为我整天都在写王国维，当我从黑暗的通道走过的时候，竟然常常会觉得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
原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长，谁想转眼就过去了。第二年当我窗前的枫叶再染上秋色的时候，已经是深秋9月，我在哈佛的一年聘期也到了，所以我就准备一个人先回去。这时我先生也已经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1967年冬天才办好申请眷属团聚的手续，把他从台湾接出来的，离开台湾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也是他当年鼓励我带孩子们出国的主要原因。这时他已经在美国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个教华语的职位，大女儿言言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读大学，小女儿小慧在读高中。
海陶玮先生曾经几次坚持要把我留下来，他说你们那里的政府对你们那么不好，把你们关了那么久，我们这里还继续聘你，就不要回去了。我说虽然政府对我们不好，可是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这三个学校的老师们都对我很好。我在这三个大学都有课，现在快开学了，我说不回去了，把三个学校的工作都给撂了，我不能那样做人。还有我也不能把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带出来了，把我的老父亲一人留在台湾，我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海先生说，等我回去跟学校说清楚了，把这些学校的工作安排好，把我父亲接出来再说，但是现在我一定要回去。海先生一看我这么坚决，没有别的办法，就让我写了一个研究计划，为一年后再度来哈佛合作研究做准备。临别的时候，我写了三首七言律诗，题为《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已看林叶经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我以前说过，我写的诗常常是自己跑出来的，这几首诗也是这种情况。哈佛大学的校园是分散的，不像我后来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整个校园在一起。哈佛大学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有一个主校区，总图书馆和主要办事机构都在这一带。其他院系都在不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条的大马路，而且是交通非常繁忙的马路，行人过马路时真的是很危险。1966年我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他们刚刚动工修建一条走汽车的地下通道，当时的路况更是乱七八糟的。到1968年我要走的时候，地下通道就已经修好了，来来往往的汽车都到了地下，上边铺了一大片草坪。那时我已经把我先生接出来了，两个孩子也都在一起，我们就另外租了房子住。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去，正要经过这一片已经铺好的草坪，当你走在草坪上的时候，有一种很从容、很轻松的感觉，不用像以前那样，还得紧张地注意来往的车辆。因为那一阵子整天都在讨论我回不回台湾，要不要留在哈佛这些事情，那天我从家里到学校去，路上还是想着我去留的问题，经过这片草坪，看到秋天的落叶，觉得我就像这落叶到处飘零，先生女儿在这边，老父亲在台湾，哪头我都不愿放下，我究竟应该到哪里去？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这些诗句就从我的脑子里跑出来了。
这三首诗我只讲两首。第一首我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1967年我那两首词《菩萨蛮》和《鹧鸪天》也写到红叶，也是秋天。现在又是秋天了，又是红叶飘落的季节。就好像我在海外，总是过着飘零的生活。何之，就是何往。我要到哪里去？哈佛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故乡。我现在要回到的台湾，也不是我的故乡。“曰归枉自悲乡远”，“曰归”是《诗经》上的句子，“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是说，回家吧，回家吧，这一年快要终了了。这里我是说我也想回家，可是“枉自悲乡远”，我觉得我的故乡北京那么遥远。在台湾当然根本不敢想回北京，不用说回北京去，就是连信也不敢写；现在虽然到了美国，可还是不敢回去，因为大陆已经是“文革”了，所以我说“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命驾”就是准备驾一辆车，我说我就像杨朱对着一个歧路哭泣，因为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这里是说我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美国，而现在我要把她们留在国外，自己要走了。“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是说我是个漂泊的浮家在外的人，反而羡慕《博物志》上说的那个乘浮槎离家又定期回去的神话人物了。
第三首是写给海陶玮先生的。“临分珍重主人心”，表示我对主人海陶玮先生的感激之意，“酒美无多细细斟”是说我跟海先生的合作研究已接近尾声，因为海先生研究的陶渊明以饮酒为名，所以用“酒美”来比喻。“案上好书能忘晷”是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丰富而且阅读方便，使人读而忘倦。“窗前嘉树任移阴”是说窗前嘉树美景与光阴推移之快。“吝情忽共伤留去”，这里用的是陶渊明“曾不吝情去留”的句子，说明海先生反复挽留而我坚持回去的去留之争。“论学曾同辩古今”是说我与海先生在研究讨论中建立的真诚友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最后两句说出了我的告别之意。在写了这首诗不久之后，我就只身回台湾去了。
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现在有时到中国大陆，有时到温哥华，有时到台湾，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说当初我刚刚离开北平到台湾的时候，又遭遇了种种不幸，那时真的有天涯漂泊的感觉。所以我写的诗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和“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那样的句子。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四海为家。现在我在南开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的老师学生已经是很熟的友人了，每次回来真的感觉是回家了。温哥华当然也是我的家，台湾我在那里教了十五年的书，那里有我很多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有回来的感觉。这些地方不管到哪，都是回来的感觉。我不是随便说的，真的都是回家的感觉。
1969年我接到哈佛的聘书，却因为签证拒签没能成行。后来辗转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学系任教，1970年海陶玮先生再邀请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可是海先生还是常常约我去哈佛跟他合作研究，我就常常在暑假的时候去哈佛，继续我们的合作研究。所以从1970年以后接连很多年，每年暑假我都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
后来我开始回国教书，所有的假期都很忙，因此去哈佛与海先生合作的机会就少了。直到我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再去哈佛跟海先生把我们以前合作研究的成果编成了一本书。这时海先生的眼睛已经不好了，中文的书稿都是我一个人整理的。英文书稿我也做了大部分校读，有些需要他看的，他还得拿着放大镜，吃力地一点一点看。
现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文名为《中国诗的研究》），就是那几年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署名是我跟海先生，当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所以把海陶玮先生的名字写在前边。我和海先生各自写了一篇序言，介绍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以及多年来研究的过程。
2001年访问哈佛旧友（左起：叶嘉莹、卞学、海陶玮、赵如兰）
海陶玮先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去的。他的夫人是写儿童读物的，她写的书也很受欢迎。他们夫妇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海先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人耿直。也有人不喜欢他，说他不讲面子。海先生生活很简朴，对于美国生活的奢华很不喜欢。哈佛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康桥，周围有很多小镇，海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骑自行车来哈佛是相当远的，但海先生都是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后来他的儿女都大了，就不跟他住在一起了。只有一个孙女在波士顿念书，跟他同住。这位老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就开了一大片地自己种菜。一到收获的季节，海先生就把他种的菜，带到图书馆给大家分享。海先生还自己做面包，自己做果酱，他的儿女、孙子、孙女如果回家，都是他亲自做饭给大家吃。
2001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访问教授时，曾经利用春假又回了一次哈佛。那一次还跟赵如兰一起去看望了海先生，海先生的眼睛这时已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饭，还照了相。赵如兰身上总是带着照相机，走到哪都照相。
本来每年圣诞我都会给他在康桥郊区的家里打电话祝贺节日，但后来连续两年我给他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想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可能到儿女家去了。谁料2006年2月2日我忽然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系韩南教授（Profesor Hanan）一封电邮，说海先生近年迁回他德国的故乡与他的女儿同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韩南教授在电邮中要我写几句追怀悼念的话。我写了一封电邮发给了韩南教授，后来发表在哈佛举办的追悼会上。韩南教授在致辞中也提到了我的悼文。回想当年在哈佛研究和教学的日子，那确实是我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跟韩南先生往还电邮的中文翻译：
韩南的信：
想必你已知道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哈佛大学有一个纪念仪式。今年秋天，我们哈佛的文理学院以及我和这里的同事，也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海陶玮先生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我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会讲几句话。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的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假如你同意，请用电邮传给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久不见了，我想你一定是一直很健康，你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跃吧。
我的回信（一）
韩南先生：
我听到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五年前，我去康桥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他与卞太太夫妇一起吃了晚饭。通常我在每年圣诞节前后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上次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他可能搬到他的子女家同住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我会尽快把上一个世纪我与海陶玮教授长达十年之久的我们之间愉快的、成功的合作的经过写出来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现在还在南开大学教学，2月2日去台湾，4月初回到温哥华。
我的回信（二）
韩南先生：
我想你已经收到前几天我给你的电子邮件，我现在已经写下了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的情况，供您参考。我是1966年在台北跟海陶玮教授认识的，那时我接受美国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当时海陶玮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负责选择。他跟我面谈以后就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而且他安排我在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先去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安排我从1967年暑假到1968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多，他还要求我在哈佛再停留一年。可是我因为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回了台湾。我在哈佛的那一年，他写下关于陶潜的两篇论文，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篇是关于吴文英的词，还有一篇是关于常州词派的。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