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见惯古长安，万里来游鄠杜间。弥望川原似相识，千年国土锦江山。（《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一）
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今日我来真自喜，还乡值此中兴时。（《纪游绝句十一首》之二）
我本来以为，我平生学的这点东西，是没办法报效祖国了。看到这种形势，我想我还可以回国教书。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回到加拿大，我就开始考虑着申请回祖国教书的事情。1978年的春天，我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回国教书。当我写好了信就要到邮筒去寄。我们在温哥华的家门前，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那一天我是傍晚黄昏的时候出去的，我要走过这一片树林，才能够到马路边的邮筒去投信。当时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亮丽的光影，春天的温哥华到处都是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正飘舞着缤纷的落英。这些景色唤起了我对自己年华老去的警惕，也更使我感到了要想回国教书，就应争取早日实现的重要性。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金色的夕阳虽美，终将沉没，似锦的繁花虽美，终将飘零。我想要回国教书的愿望，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也就像一场美梦终归破灭消失，最后将了无寻处。当时满林的归鸟更增加了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就随口吟写了两首绝句：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二首》）
第一首“向晚幽林独自寻”，是说我独自在这片幽静的树林里边行走，这里不说“独自行”而说“独自寻”，是因为你在行走之中有一种寻思，一种思索。“枝头落日隐余金”，是说树枝被落日染上的金色已经渐渐褪去，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这是写实的，景色就是如此，同时里边也有象征生命的意思。1978年我已经五十四岁了，中国都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过半百了。人生已经开始走向下坡了。“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是说我看到飞鸟都已经归巢了，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实现我回国教书的愿望。第二首“花飞早识春难驻”，这是说春天正是花落的时候，我看到这些落花想到春天是不能永久停留的，人的光阴，人的寿命也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梦破从无迹可寻”，如果你有个梦想，而不能把它付诸实践，就等于你这个梦破了，再也寻不回来了。“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突然间想到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快要向六十岁奔的人了，而我还是漂泊在海外，在天涯，我今后的生命，我的余生，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度过呢？我要怎样来珍惜我余下的这一点光阴呢？
我把申请信寄出后，就一直注意着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因为我既然要回国，就总要了解国内的情况。所以我就常常看报纸，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说“文革”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有很多已经得到平反，其中我看到了李霁野先生的名字。我当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的教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我虽然没有跟李霁野先生念过书，但是我知道李霁野先生。因为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虽然是在中文系教书，但他是外文系毕业的，跟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教书，1948年当我快要去台湾时，顾先生还写信让我到台湾后去看望李先生。所以1949年春天我到台湾大学看望了李霁野先生，那次我看望李先生不久前，台湾发生了许寿裳先生被暗杀的事件，其后又因白色恐怖牵连多人入狱，我的先生和我也先后受到牵连，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不久李先生就离开台湾回大陆了。从那时起我与李先生就完全断绝了联系，已经有三十年了，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写了封信向李先生问候，并告诉李先生我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回国教书的申请。很快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文革”已成为过去，目前国内教育界情势很好，一切都在转变，高考已经恢复。知道了这一切，我更是兴奋极了，就用前两首的诗韵，又写了两首绝句：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再吟二绝》）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瘖”，是说提到当年“文革”时期，很多人曾经对那时万马齐瘖的状况感到悲观。“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又可以到春天的郊外去尽情地驰骋了，我也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辔齐驱。下一首“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是说我在海外只能怀念祖国，而不能实际报效祖国，不能畅所欲言地给学生们讲我所热爱的古典诗词。“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曹操的诗里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我的故乡，我虽然已经是一匹老马，但是我仍盼望能尽到我的力量。
写了这两首诗以后，又过了一段日子，我寄出的申请终于有了回音。
1979年的春天，国家同意我回国教书，并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所以我第一次回国教书是到北大，到机场来接我的是教育部的赵冀先生。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我的几位老师非常热情，他们安排我住到了友谊宾馆，北大宴请我的是周培源先生。我在北大中文系还结识了两位“老鼠同盟”，一位是与我同岁的甲子年出生的陈贻焮先生，我好像比他大几个月，还有一位是小我们一轮的丙子年出生的袁行霈先生，他那时只有四十多岁，还很年轻。负责接待我的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锺芸和中文系的教师费振刚。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常常陪着我去上课，还陪我去看老舍的话剧《茶馆》。有一天陈贻焮先生还陪着我去游览了圆明园，那年我先后游了三次圆明园，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老同学史树青陪我游的，第三次是美国回来的朋友梁恩佐和刘元珠二位陪我游的。第一次是在下午，第二次是在早晨，第三次是在夜晚。后来我还写了几首绝句记述当时的感受：
惆怅前朝迹已荒，空余石柱立残阳。百年几辈英雄出，力挽东流变海桑。
莫向昆池问劫灰，眼前华屋剩丘莱，暮云飞鸟空堂址，可有游魂化鹤来。
1979年与陈贻（左一）、费振刚（右二）、袁行霈（右一）在北京大学合影
九州清晏想升平，高观遗基号远瀛。不为苍生谋社稷，寿山福海总虚名。
新知旧雨伴游踪，吊古三来废苑中。斜日朝晖明月下，一般乡国此情浓。（《游圆明园绝句四首》）
陈贻焮先生比较喜欢作诗，他的诗思敏捷，我们之间也有一些诗词的唱和。
多年以后，我在哈佛碰到一个学生叫商伟，他是当年我第一次到北大教书时的学生。那时国内还没有投影仪，上课前要请学生把要讲的诗抄录在黑板上。后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有一次我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又遇到了他，他在讲到当时上课的情景时还说，叶先生你知道吗，你第一次到北大讲课的时候，黑板上的诗是我抄录的。
但我在北大教书的日子不长，那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知道我回国讲学的安排，便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我去天津的南开。
四、南开大学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之十二）
这是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我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就是从那一年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回首前尘已有三十年之久了，当年我申请回国讲学，还不知是否能获得国家批准，到今天已经在南开大学组建了一个古典文化研究所，带出了一批硕士、博士生。将近三十年的往事头绪纷繁，幸亏我自己有一个写诗的习惯，我就还是以诗歌为线索，回顾我与南开的情谊吧。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右三为叶嘉莹
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课后，就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南开。当时从天津到北京来接我的，是中文系总支书记任家智先生和一位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那时我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任先生很客气，说我们来接你，不是要你马上就走。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了，我们可以陪你转转，在北京游览一下。那么去哪呢？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说去西山八大处吧，顺便看看碧云寺和卧佛寺。碧云寺有个中山堂，因为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在那里。那一天碧云寺的中山堂正在举办画展，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右边墙上挂着一张屈原画像。可能因为我对屈原很景仰，那张屈原像画得也是真好，好像把屈原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而且神情也很像我心目中所想象的屈原的样子。我带着照相机，正要把它照下来，忽然间展览室中的一个小姑娘拿着杆子把这张画给摘了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把这张画摘下来，他们指着旁边的一位游客说，这位日本客人把这张画买了。我当时就表示遗憾，这张屈原像画得很好，可惜我连一张照片都没来得及照。任先生在旁边对我说，这位画家范曾是南开校友，我们认识他，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他的画。这张屈原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为这张屈原画像填了一首《水龙吟·题屈原图像》的词：
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然独往，依稀泽畔。呵壁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 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凛然当面。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
参观碧云寺的第二天我就随任家智先生他们一起来到了天津，那时还没有专家楼，他们就安排我住进了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饭店旁边有个小公园，唐山地震后里面搭盖的许多临建棚还在那里，公园附近的楼房有的还留有震毁的残迹。但忙碌的拆建工作，也使我看到了未来重建后所将有的一片美好前景。而且那时正是春天，街旁墙角的路树，有的已经绽放了深红浅粉的花朵。于是满怀着对祖国的美丽前景的祝愿和憧憬，我就写了一首小诗：
津沽劫后总堪怜，客子初来三月天。喜见枝头春已到，颓垣缺处好花妍。（《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一）
转天上午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我，经历了“文革”批判的李霁野先生，外表看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我所见到的他显得苍老了，但精神矍铄依然，对人热诚如旧。李霁野先生先问我的生活情况和课程的安排，接着就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他最怀念的是当时台湾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年轻时一起离开安徽的老家来到北平，又一起追随鲁迅先生参加未名社的活动，还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关进过监狱。海峡虽然隔断了他们的往来，但是不能隔断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李霁野先生在“文革”中的坚强不屈和今日对老友的深沉的怀念，都使我非常感动。
南大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是“汉魏南北朝诗”，从建安时代讲起。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上课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
朱维之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我每次上课，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我在南开讲课约有两个月之久，原计划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小时，讲授汉魏古诗。后来又增加晚间上课一次，讲授唐宋词。朱维之先生还是每次都亲来听讲，我见到朱维之先生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以为他不过六十岁左右，直到那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听到朱先生自己讲述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说他六十年前参加“五四”运动时，年龄只有十四岁。我才知道朱维之先生已有七十四岁的高龄了。本来我对先生亲来听讲，早已感到惶愧，知道先生的年龄后，心里更是不安。尤其是天气热起来了，我的课排在下午两点到四点，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是汗流浃背。而朱维之先生则依然一直从容端坐，毫无倦容。因此我就为朱维之先生写了一首诗：
余勇犹存世屡更，江山百代育豪英。笑谈六十年前事，五四旗边一小兵。（《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五）
那时在国内，大家上课都是听那种传统的讲法，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我自己的习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所以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的。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中文系就想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只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这个办法实施以后，虽然解决了我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仍然挤满了坐在地上或站在墙边的人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逐渐热起来，那时也没有空调设备，满教室的人，常常都是挥汗如雨。有一天一位女教师从讲台下传递过来一把扇子给我。黑色的扇面，上面用朱笔以隶书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那正是前几天在课堂中我偶然讲过的一首自己的词作，题目是《秋日有怀国内外各地友人》。那是在1978年秋天，当我决定要回国教书时，写下的这首词，寄给我以前在台湾教过的学生，还有在美国的友人，以及在北京的一些亲友和旧日的同学。词是这样写的：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岛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扇面上写了这首词，也写了上款我的名字，但却没有写下款的署名，只是盖了一个小小的图章，而书法则写得极有功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这把扇子的，原来是天津有名的书法家王千女士。于是我就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女士：
便面黑如点漆浓，新词朱笔隶书工。赠投不肯留名姓，唯向襟前惠好风。（《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二）
因为我在课堂上曾提到过一些我自己的词作，中文系就又提出了希望我能再给讲一门唐宋词课。同学们白天的课都已经排满了，于是就把唐宋词的课排在了晚上。大家的反应是同样的热烈，听课的人还是满满的，而且晚上不肯下课，我临走时最后一次课，一直到熄灯号都吹响了才下课。这件事我在那二十四首绝句里也有记载：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
在这一期所有的课程都结束之后，中文系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夏日午后，不仅中文系师生都来了，许多来旁听过的人，也都来参加了这个欢送会。朱维之老先生的那一段致辞说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下来。朱维之老先生非常诚恳、热情，真是让人感动。学生致答谢辞的是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最后中文系向我致送礼物。他们拿来了一个包装得很仔细的长轴，请我到台上去，把长轴展开来一看，就是范曾先生画的另一张屈原像。后来跟范先生熟悉了，我曾跟他说，这一张屈原像跟我在碧云寺看见的那张屈原像比较，我更喜欢那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这张屈原画像得来也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当初去北京接我的任家智先生，一直记得我喜欢在碧云寺游览时见到的那张范曾画的屈原像，所以当中文系讨论要送我什么纪念品时，任家智先生就提起了这件事。于是中文系就请历史系的前辈教授郑天挺先生与系领导联名写信，向范曾先生求画，又派中文系教授宁宗一先生亲自到北京与范曾先生联系。得画后又请杨柳青画店去装裱，最后赶在欢送会上把这张画送给我。这一份盛情，真是让我感动。最后大家要我题诗留念，我就为大家吟诵了我在1977年夏天到西安旅游时写的一首绝句：
难驻游程似箭催，每于别后首重回。好题诗句留盟证，更约他年我再来。（《纪游绝句十一首》之十一）
欢送会结束后，我又写了两首诗来记述这一次感人的盛会：
题诗好订他年约，赠画长留此日情。感激一堂三百士，共挥汗雨送将行。
当时观画频嗟赏，如见骚魂起汨罗。博得丹青今日赠，此中情事感人多。（《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二十一及二十二）
然后我又为中文系送我的这幅范曾先生画的屈原像填写了一首词，调寄《八声甘州》：
想空堂素壁写归来，当年稼轩翁。算人生快事，贵欣所赏，情貌相同。一幅丹青赠我，高谊比云隆。珍重临歧际，可奈匆匆。 试把画图轻展，蓦惊看似识，楚客遗容。带陆离长铗，悲慨对回风。别津门、携将此轴，有灵均、深意动吾衷。今而后、天涯羁旅，长共相从。
范曾先生是清代著名诗人范伯子的后代，家学渊源，擅长吟诵古典诗词，他还送给我一卷吟诗的录音带，我填了一首《水龙吟》答谢：
一声裂帛长吟，白云舒卷重霄外。寂寥天地，凭君唤起，骚魂千载。渺渺予怀，湘灵欲降，楚歌慷慨。想当年牛渚，泊舟夜咏，明月下，诗人在。 多少豪情胜概，恍当前、座中相对。杜陵沉挚，东坡超旷，稼轩雄迈。异代萧条，高山流水，几人能会。喜江东范子，能传妙咏，动心头籁。
除去以上这些与诗词有关的人物和情事以外，我还写过很多首赠给南开中文系友人的诗词。
赠给为我安排一切教学工作的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鲁德才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襟怀伉爽本无俦，为我安排百事周。还向稗官寻治乱，雄风台上话曹刘。（《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六）
鲁德才先生是古典教研室主任，因为我来南开是李霁野先生请我来的，鲁德才先生曾经陪李霁野先生来看望我。那时我住在天津第一饭店，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别的国外来的老师也都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学校有一辆汽车来接我，送到主楼前面，鲁德才先生永远站在主楼门口等我。过了几天，我跟他说我已经来了这么多次了，已经熟了，你不用天天在这里等我。鲁德才先生开玩笑说，那不成，我不等你，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
赠给与我的研究兴趣相近讲授唐诗的郝世峰先生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绝代风华中晚唐，义山长吉细平章。月明珠泪南山雨，解会诗心此意长。（《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七）
赠给讲授《离骚》及汉乐府的杨成福先生的一首是：
风谣乐府源流远，兰芷骚辞比兴深。赠我一言消客感，神州处处有知音。（《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八）
赠给为我赴北京向范曾先生求画的宁宗一先生的是：
一从相见便推诚，多感南开诸友生。更喜座中闻快语，新交都有故人情。（《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九）
赠给也曾从顾随先生受业的与我有同门之谊的王双启先生的是：
两篇词说蒙亲录，一对石章为我雕。铁画银钩无倦赏，高情难报海天遥。（《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
“两篇词说”指的是王先生曾助我查寻顾随先生遗著，在天津图书馆录得顾先生40年代所撰的《东坡词说》与《稼轩词说》两篇文稿。另外王先生还写了十二首诗送给我，所以我还写了一首诗，说：
相逢喜有同门谊，相别还蒙赠好诗。十二短章无限意，俳谐妙语铸新词。（《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十一）
那一阶段我在南开讲诗词，常常来听课的还有当时的校长吴大任先生和夫人陈先生。他们夫妇虽然都是数理学家，但也非常热爱古典诗词。从1979年以来，每次我到南开大学来讲诗词时，他们夫妇常常一起来听我的课。陈先生还酷爱昆曲，一直到晚年，她还经常约一些喜欢昆曲的朋友，每周在她的家里有一次聚会，有时也邀我到她家中参加昆曲的聚会。1986年的秋天，吴大任校长跟夫人陈先生还送给我一盆菊花，让我很感动，想到陶渊明的诗句“秋菊有佳色”，就写了一首诗答谢他们：
白云难寄怀高士，驿使能传忆岭梅。千古雅人相赠意，喜看佳色伴秋来。（《谢友人赠菊》）
与陈（右）合影
我对他们夫妇二人的学问久怀敬仰，而他们对朋友的敦厚热诚，尤其使我感动。
南开当时的老师同学对我真的都不错，我与南开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让我感动的开始。我的侄子叶言材1978年参加过一次高考，他也属于被“文革”耽误的那一代，只有国文还不错，根本没有学过其他的基础课，所以当年没有考上。后来有朋友为他补习了一些基础课，1979年他又再考，这一次他考上了。那时他老想跑得离家越远越好，想报广州的暨南大学。我弟弟不赞成，不让他一个人跑那么远，我弟妹也不同意。就是这一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国到南开教书，南开的老师也都挺熟的，离家也不远。我就跟我弟弟说，让他去南开吧。所以叶言材就到南开来了。我想天下事有时真的是有些机缘，我到南开来就是因为认识李霁野先生，后来我又叫我侄子来了南开，不但我侄子来了南开，后来我侄媳也来了南开。那是因为我侄子毕业后到日本进修，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日本九州大学教书。我的侄媳桐岛薰子是日本人，当时在日本的NHK电视台做新闻节目。她喜欢历史，她的大学老师跟她说，要研究亚洲历史一定要熟悉中国，要到中国去留学。她想到中国去留学当然就要学中文，有人跟她说九州大学有个叶言材教得不错，她就找我侄子教她中文。因为我侄子是南开校友，就让她到南开来读书了，她喜欢李商隐的诗，就跟郝世峰老师念了硕士。有了这种种因缘，我们家人跟南开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而我也果然信守了当年“更约他年我再来”的诗句中的盟诺，经常回到南开来讲课。
那时因为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来。好在U.B.C.大学的暑假放得早，4月初我就可以回来，教课到6月中旬或7月初，至少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除此以外，U.B.C.大学还规定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的薪金。我曾在1981年到1982年及1986年到1987年间，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1981年暑假后我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1986年9月到1987年4月我在南开又教了半年多的课。
但是那时我没有固定在南开，我教了很多地方：西南是成都、昆明，东北是哈尔滨、沈阳、大连，中间是北京、天津，东南是南京、上海，西北是兰州、乌鲁木齐。而且每一个地方还不只是一个学校：北京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乌鲁木齐有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等。
1989年，我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请去短期讲学。我从1969年离开台湾到了加拿大U.B.C.大学以后，本来一直跟台湾保持联系。我在台湾的一些学生常常跟我要稿子，我写的一些论文也常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表。但自从1974年我回到大陆探亲旅游，写了那首《祖国行》的长诗以后，台湾就认为我是“附匪”了——不仅跑到大陆，还说了很多赞美的话。当时台湾的《联合报》用了半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叶嘉莹你在哪里》。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台湾的杂志都不敢跟我要稿子了，像《文学杂志》这个刊物，过去经常刊登我的稿子，这一期也已经印出来了，但是接到官方通知，把我的稿子抽出去了。从那以后，我的文章不准在台湾发表，台湾的任何学术会议也不敢请我参加了。所以自1979年以后，将近十年我都没有回过台湾，我只能通过从台湾到海外留学的学生跟台湾的师友通一些消息。
1987年母国光校长（右二）为叶嘉莹庆祝生日，中立者为叶嘉莹，左侧为陈省身夫妇，右一为滕维藻校长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公告，台湾持续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台湾忽然间开放了，有很多从前不允许回台湾的人都可以回去了，而且台湾人也可以到大陆寻亲访友、旅游观光了。台湾一开放，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第一个邀请我回去讲学。其实我在1969年离开台湾时，新竹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院还没有成立，所以我没有在新竹清华大学教过书。1980年新竹清华大学才成立了中文系，1982年又成立了外国语文学系，到1984年又成立了经济系，而且中文系、外文系合起来组建了人文社会学院。当时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中文系系主任吕正惠都是当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的学生。1989年这一次我回到台湾，虽然发动请我回去的是新竹清华大学，可是后来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都参加了。我就订了一系列讲演题目，从新竹到台北一路讲下来。因为我从前在台湾教了很多年书，除了台大、淡江、辅仁这三所大学，我还在广播电台讲大学国文、在电视台讲古典诗词，所以台湾知道我的人很多。因为这么多年没有我的音讯，忽然间回来了，台湾当地的很多报纸都发了消息。所以我在新竹清华大学讲演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大的礼堂，大约能够容纳1500人。不仅是新竹，还有台中、台北各地方的人都跑来了，把这么大的礼堂都坐满了。这么热烈的场面，真的让我很感动，当时台湾的媒体也都做了报道。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新竹清华大学又请我到台湾客座讲学一整年。所以那两年我就没有回到大陆来。
五、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与蔡章阁先生
1990年我从U.B.C.大学退休以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先后都表示愿意请我去教书。特别是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曾经请当时负责接待我的史梅女士问我是否愿意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去教书。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了。那是因为一则天津离北京比较近，当时我北京的老家还有不少亲人，京津之间来往比较方便；再则也因为当我1979年初来南开讲学时，在李霁野先生对我的热心关照下，南开中文系的整体给了我一种亲如家人般的感受；三则也因为我曾问过安易（我的学生，对我很好，后来成为我的秘书）是否愿意跟随我，她听说我要回国教书了就给我写信说：“叶先生你如果在天津，我一定愿意跟随你，但是如果在外地，我就不能跟随你，因为我的老母亲跟我在一起需要照顾，我不能离开天津。”有此种种原因，所以我就决定到南开来了。
199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接受证书
1991年我当选了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院士。皇家学会本是英国学术界的最高组织，而以前温哥华市是英属地，所以我任教的大学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而原来的英国皇家学会也就被称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了。那一年我正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客座讲学一年，并在台大、淡江和辅仁三所大学兼课。寒假中南开大学邀我来天津，由前一任校长滕维藻和当时的校长母国光两位先生共同主持，为我获得了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在东方艺术系的讲演厅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南开大学当时外事处的庞颂丰处长，通过我侄子叶言材与我商议，希望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一个研究所，由我出任所长。
因为当时外事处成立了一个汉语教育学院，我想庞处长的构想是要把汉语教育学院扩大，提高一个层次，从单纯的语言教学提高到文学的层次。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干这事的人，对于行政、人事我真是一窍不通，尤其是中国这么复杂，我根本什么都摸不着门。我就跟叶言材说这个事我绝对不能做，我只能教书。可是校方说你不用管那些行政事务，你只是挂个名做所长，我们找一个副所长帮你管事。接着就又提出了请谁来担任副所长，以及研究所挂靠在哪一个部门的问题。本来是由鲁德才先生做副所长，可是不久鲁先生就被韩国请去讲学了。后来就想请郝世峰先生做副所长，可是郝世峰先生是不喜欢出头做事的人。最后征得崔宝衡先生的同意，在研究所起步的艰难时刻，来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经过反复商量，研究所挂靠在汉语教育学院。
我来南开讲课的时候，有很多天津师大的老师和学生也常常跑来听课，师大有一个王英博老师还帮我介绍中医。过了几年，我还在专家楼住着的时候，有一次王老师来看我，跟我说：有个学生安易人很好，读书也很好，她也听过你的课。那时安易在《开发报》做记者，1986年冬天她来采访我，那时我就认识了她。研究所成立了，需要找一个秘书，我觉得安易无论是为人或为文各方面都很好，就请安易来做我的秘书。1994年安易正式从报社调到南开大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确实很艰难，崔宝衡先生跟安易在研究所创办初期做了不少辛苦的工作。
学校给了新成立的研究所一些创办费，没有正式的经费，也没有办公室。学校就把东方艺术系的一个房间借给我们作办公室，王文俊校长另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存放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批线装书。因为没有正式经费，连电话费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维持。我侄子叶言材每年从日本带一些日本学生来学中国文化，安易也帮忙开一些课。郝世峰先生、崔宝衡先生、李剑国先生也给这些日本学生开一些课，所里才有一点收入。学生多的时候，还要找个教室来上课。像糊窗户纸、擦桌子扫地、整理教室这些事情都是安易跟崔宝衡先生亲自干的。研究所的所有的杂事都是安易跟学校、系里交涉。安易对我真是没说的，以她的性格，她是绝对不喜欢这些工作的，她是为了我才接受了这些工作。我在南开这些年，安易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工作，真是忠心耿耿。我生病住院也是安易跟张静轮流陪着我住的。她虽然也不怎么说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她真的是很关心你。安易到了退休时，我问她要不要我跟学校说继续聘用她，她说不要。但是她跟我说：叶先生今后不管您有什么事，我一定全力帮忙。一直到现在，不论是查资料，还是打录我的文稿，或者我要讲演准备一些教材，还是安易去做，她只是不愿意做那些事务性的事，安易真的是我的终身秘书。她为人很诚恳，丝毫不重视也绝不追求外表的东西。安易的真诚，也赢得了我身边学生们的尊重，大家都很尊敬她。
80年代初与安易（右）在南开大学校园
当时国家教委已经有政策，允许在职读研究生。安易、徐晓莉、杨爱娣，听说我成立研究所，就都想读我的研究生。但是因为我们所挂靠的汉语教育学院没有招收研究生的指标，结果她们三个算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指导的老师是郝世峰先生。徐晓莉、杨爱娣在外校工作，她们两个虽然也念了，但是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拿正式的学位。最后只有安易坚持下来，拿到了硕士学位。最初我们研究所也考虑挂靠在中文系，可是那时中文系也不是很热心接受我们，大家真是看不出我们的研究所有什么前途，觉得是个累赘。直到1993年陈洪先生做了中文系主任，才接受我们挂靠在中文系，研究所才有了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因为我招博士生需要国家批准，所以当时只从中文系给我两个硕士生，就是迟宝东和舒娟。后来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批下来了，才开始招博士。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讲学时，陈洪先生当时在南开中文系读研究生，讲学结束时，他曾亲自帮我整理行李。陈洪先生毕业后留在南开中文系工作，1993年做了中文系主任，后来又做了文学院院长、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多年来，陈洪先生对于我们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因为我们研究所当时什么都没有，母国光校长亲自跟我说，叶先生你如果能在海外募来一笔捐款，我们就可以像日本所一样，给你们一块地盖一座楼。我跟崔宝衡先生为筹建这个研究所的教学楼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我们两个还跑去看了位于老图书馆旁边的日本所，看看它有几层楼，有多大面积。也看了学校说可以给我们用的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后边小花园附近的地方。
促成给我们研究所盖楼的是U.B.C.大学亚洲图书馆的谢琰先生。谢先生的夫人施淑仪女士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古典诗歌有很高的兴趣和修养。那时她常常约我到她家里去，有时也跟他们吃一顿饭。我刚刚开始在南开办这个研究所的时候，真是相当地艰难，谢先生夫妇跟我都很熟，常常听我说起来这些事。
谢琰夫妇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举办一些诗词讲座，有一位热心中国文化的企业家蔡章阁先生也在他们府上听过我讲课。有一次蔡先生跟谢先生谈起推广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谢先生就请蔡先生吃饭，也约了我去，我就跟蔡先生见了面。蔡章阁先生少年时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就出来学徒做工，后来很有成就。他自己也经历很多不幸，他到了香港以后，在把全家从广东接出来的时候，船遇到战争留下的海上鱼雷，他的第一位夫人跟孩子全都遇难了，他是后来再结婚才有现在的这些孩子。蔡先生虽然小时家境也不好，但是旧日的中国，尽管是广东的乡村，一般还是有私塾，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
蔡先生一直很热心教育文化事业，晚年退休以后到了温哥华，他曾经捐了一笔钱给U.B.C.大学，建立了一个亚洲研究中心。蔡先生的理想是要推广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一般人都是注重经济交流，一些亚洲太平洋区域性的会议，也是以经济交流为主。U.B.C.大学这个亚洲研究中心盖好了以后，事实上也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蔡先生觉得跟他的理念并不是完全相合。
有一次我在谢琰先生家讲课，讲的是清朝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张惠言是清朝有名的词学家，编有《词选》一书，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其实是一个经学家。他是研究易经的，张惠言在易经方面的学问，对他的词学研究很有影响。中国这些读书人，读的都是孔孟之学，对于自己本身的品格修养，道德学问是非常重视的。我认为这五首《水调歌头》在中国词学史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早期的词都是写美女与爱情的，后来的词虽然有了比兴寄托，但都是指国家的、政治的，或者是自己仕宦的不得意，发一些牢骚。可是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杨子掞的，讲的都是求学、修身、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本来实在很难在词里边写进去，但张惠言这五首《水调歌头》写得真是好，他把形象、情意跟他的理想配合得非常好。他把自身的儒学文化方面的修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张惠言的出身非常贫苦，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三十多岁就死了。两代人都是寡母抚养孤儿长大的。因为父亲死得早，没有人教他，他的母亲就把他寄托到一个亲戚家去读书。他的母亲和姐姐靠给人家刺绣维持生活。他写文章说，有时他回家看见母亲、姐姐常常在油灯下刺绣。有一次傍晚，张惠言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全家人就都饿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张惠言饿得不能起床。母亲说，我跟你姐姐、弟弟常常过这样的生活。张惠言在亲戚家读了四年书，回家后母亲叫他教弟弟读书。每天晚上，只点一盏油灯，母亲和姐姐相对在灯下刺绣，张惠言和弟弟在旁边读书。这些早年艰苦勤奋的读书生活，对于张惠言为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那天也是很巧，我在讲张惠言这五首词，蔡章阁先生由他的小儿子蔡宏安陪着也来听讲，而且一直听完才走。其实那时我对蔡先生的生平也不大了解，我在想，很可能是我讲的课使他感兴趣。一来张惠言小时出身很苦，而且这五首词讲的都是修身做人的道理，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二来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后来，谢先生夫妇把我这边创办研究所的困难情形跟蔡先生说了，蔡先生可能认为我所讲授的内容，与他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一听说我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马上答应捐一笔钱给我们盖一个楼。
本来我们可以在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附近的小花园那个地方单独盖一个楼。恰巧当时南开大学正要盖范荪楼，陈洪主任跟侯自新校长商量以后，觉得在小花园那里盖楼，离范荪楼太远反而不方便，不如跟文学院合在一起，按照蔡先生所捐款的数额，可以拿到范荪楼东侧的四层楼。这个提议也得到了蔡先生的同意，蔡先生捐资时也跟南开大学说好，他只负责投资兴建，以后的管理由南开大学负责，这样一来，管理起来也方便。范荪楼于1999年落成，第二年“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正式列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仪式上，与捐资人蔡章阁的长子蔡宏豪（右二）、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右三）及题写镌石的书法家谢琰（右四）合影，左三为叶嘉莹
本来研究所开始成立时，我们把它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自80年代的中期我多次回国教书后，逐渐发现学校中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青年学生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偏差，对于海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而忽视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习。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竞相追求物质利益，而精神文化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将研究所定名为“比较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收追求新学的青年，另一方面也因当时的研究所挂靠在汉教学院，有面向海外的意思。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当人们物质利益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必然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有感于这种状态，我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高枝”上的“花”，就象喻着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力量，则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的。为了表示我自己的决心，我还写了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望眼”中的“神山”是我所追寻的理想，“九畹滋兰”是我教学的愿望。我虽然只是一只孤帆的小船，但也不会放弃我追寻的努力，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必将有盛开的那一天。当然我也自知自己的能力薄弱，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就像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所以我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在“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我们研究所在学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汇，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因为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在我与蔡先生商量的过程中，他希望研究所在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家思想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我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最后我们这个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