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为研究所捐出了我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我平生虽然教了六十年以上的书，但却从来没有领过一笔完整的退休金。起初在北京教书，不到三年就到南方去结婚了，不久又随先生的工作去了台湾。在台湾虽教了二十年书，但因未到退休年龄，我就于1969年到加拿大去了。到1989年我六十五岁从加拿大的教职退休，又因我初来的第一年只是访问教学，不是正式教师，算来不到二十年，所以也没拿到全额退休金。当时只拿了三十多万加元，折合美元不过只有二十万而已，所以十万美元是我退休金的半数。不过那时美元值钱，折合成人民币，也还是不小的数目。
这两笔基金的命名要说明一下。“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用我老师的别号命名这项奖学金，是为了纪念他。因为无论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绵延久远，都是要依靠有继承的传人，而教学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惭愧，多年来流寓海外，饱经忧患，没有能够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现在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更因眼见社会上对古典文化传承的忽视和冷落的状态，所以想到用老师的别号设立一个奖学金，希望能借此给青年人一些鼓励，使他们能认识到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责任重大。如果真的能使这一点薪火得以继续相传，也可以减少一点我对师恩的愧疚之情。我诚恳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
1999年在驼庵奖学金颁奖仪式上
至于学术基金以“永言”这两个字命名，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毛诗·大序》中的“诗言志，歌永言”。我是一个从事古典诗歌教学研究的工作者，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自然包含着我对古典诗歌重视的一种取意。其实除此以外，我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大女儿言言夫妇。我的大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在1976年3月因为车祸去世。我好不容易熬过了半生的劳苦，又遭此不幸，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能是一个人一定要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我大女儿的去世这件事，使得我反而有了一种觉悟，使我下决心回国教书，给我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所以我摘取了我的大女儿、女婿各自名字的一个字做了这笔学术基金的命名。
六、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
我们的研究所还得到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的赞助，说来也是有一段因缘的。
2000年6月，有两个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是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一个是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台湾的会议在前，澳门的会议在后，我就先去了台湾。那一年到机场来接我的，有“中研院”的人，还有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的校友。还有台湾媒体的记者知道我来了，也跑到机场来采访。那天很热，我刚下飞机很狼狈，背着自己的行李包、皮包，手里捧着鲜花，记者还要给我拍照。我的一个学生姚白芳也来接我，她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说“你把皮包给我拿着吧”，我说好，就把皮包给了她。等记者拍完照了，我就找姚白芳问：“我的皮包呢？”她说：刚才有一个同学，是个男士，看我拿的东西多，说帮我拿着，我给了他了。我说，那是谁呀？姚白芳说一定是老师的学生吧。结果问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个人，那是外边的人混进来，把我的皮包给骗走了。我的护照、驾照、信用卡、机票，所有的证件都丢了。本来计划台湾的会议结束后，隔一天我就到澳门去开会。澳门会议主办人施议对先生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护照、机票都丢了，我不一定能按时去开会了。
姚白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她也很能干，她马上帮助我联系去补这些资料。我那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年纪了，不过身体还好，大热天，我除了开会，也跟着她跑。还好，加拿大在台湾有个临时办事机构，给我补发了一个临时护照，最后还赶上了澳门大学的国际词学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沈秉和先生。
开会那天，我匆匆忙忙赶到澳门，他们还让我作了主题讲演。第二天，澳门大学安排我们去参观大三巴，还参观了一个小公园，里边有很多荷花。参观回来吃饭的时候，通知我们晚上有人宴请。晚上的宴会上，沈先生夫妇就坐在我旁边，那时我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主持人让宴请人讲话，沈先生就到前边去讲了。他讲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因为他讲的内容跟我平常写的关于诗词评赏文章时的想法非常接近，我感觉他是一个对于诗词很有感受的人。沈先生讲完话，还是坐回到我旁边。吃饭的时候，沈先生跟我说：等一下吃完饭，你不要跟他们大巴一起走，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然后让我太太的车送你回去。饭后我就留下来了，沈先生跟我说：听说你在天津办了一个研究所，我想给你们一点点赞助；你回去以后，要把详细的地址给我，我们好跟你联系。我们谈完以后，他的太太陪着我，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接下来一天大会结束，又请大家吃饭送别，这次沈先生跟我不在一张桌子上，吃完饭他又专门来到我的桌上跟我说：叶先生你一定要记得昨天商量的事情，回去以后给我详细的地址，我们好再联系。我就答应了他。沈先生自己喜欢喝茶，他还送给每一个开会的人一袋很讲究的茶。
澳门大学的会议结束后，因为刚放暑假，我没有回南开，而是先回了温哥华。我回到温哥华以后就给沈先生写了一封信，当然写得很简单。我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么热心，这次在会上碰到他很荣幸，并且简单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情况。过了几天，沈先生就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沈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不俗。以前我听到他的讲演，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对诗词很有感觉的人。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就是随便写的，这回看到他的信，我才觉得沈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一般很浅薄的人，字句写得就浅俗，而文学修养好的人，写的就很文雅，沈先生本质上就是那种对于诗词有真诚的感受的人。他是真心热爱诗词，不是一般的人，有钱就拿出来赞助。那时我已经到了加拿大的东部，住在我女儿家，第二封信是在我女儿家写的，从此我们就建立了通信联系。
2005年与沈秉和夫妇（右）合影
到了秋天我回到南开的时候，沈先生就给我们寄来了一百万人民币，而且对我们表示信任，怎么用他不管，由我们自己决定。
沈先生在我们来往的信中说，他非常喜欢诗词，二十多年前，也就是70年代，他在香港看到了我的书，给了他很多启发，可惜他现在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了。我写信跟他说，我有讲课的录像带，可以给他寄去看看。我把我讲唐宋词的录像带给他寄去了一部分，大约有两三个小时。沈先生看了以后又给我来信说，他一口气把录像看完了，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课堂上，就是太短了，他问我还有没有。我就告诉沈先生，还有很多，一共有二十四讲。如果你还想要这些录像带的话，9月份中华诗词学会约我去深圳开会，离澳门也不远，这么多带子寄也不方便，我去深圳的时候，给你带着好了。
我到了深圳以后就跟沈先生联系上了，他很快就带了公司的两个职员到了酒店来拿那些带子。恰好这时台湾桂冠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的作品集，沈先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赞助，他又喜欢读书，我就让桂冠公司送了一批书给沈先生。这次我见到他就问书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那么多书我读就得花很多时间，你写的时候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呢！我跟他说这套书分四部分，有创作集、诗词讲录、诗词论丛、诗词专著，每一部分我都写了序言，前边还有一篇总序，他要是想了解我，看看那些序言就可以。
沈先生看了我的唐宋词录像带，又给我写信，他说：“唐宋词中的温庭筠和韦庄我听了两遍，像我这样只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听懂，所谓懂就是听了你的讲课，知道了中国的传统中原有这样一路精致的美。”他还说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做出来流传，而且一定要做好。沈先生还不只是说说而已，还亲自投入精力来办。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大约是12月，沈先生亲自来了大陆。他先去了上海，又跑到山东，找各地出版社联系，想把我的这些讲课录像好好做出来，沈先生还带着出版社的人来到了南开。听说他从山东坐火车到天津来，没有座位，是一路站着来的。说实在的，我对于沈先生的热心赞助真的是很感动——我说不是感谢，而是感动，现在做出来的我讲唐宋词的光盘，最早就是沈先生张罗做的。
这次沈先生来到南开，他说虽然看了我的录像，可还是没有真的听过我的讲演，我说那我就作一次讲演好了。后来就安排在东艺系的礼堂，我讲了李商隐的《燕台》四首，请了沈先生去听。在我讲演之前，我们还请沈先生讲几句话，他讲得非常好，真的是文学家的讲话，是诗人的讲话，不直接说而是用比喻。他开头说：“今天我本来是准备听梅兰芳的戏的，怎么让我上来了。”他说的“梅兰芳的戏”是指的我的讲演，可是台下的人没有听懂，讲演结束后，就有人说：沈先生今天晚上本来是要听戏的。遗憾的是南开大学没有把他的讲演录完，刚开了一个开头就没有了，这是后来我找他们要来那天的录像看时才发现的。真是很可惜，很多宝贵的东西就是这样没有保存下来。我在开始讲李商隐之前跟大家说，沈先生不但是捐给了我们那么大一笔钱，一出手就是一百万，而且为了做我讲唐宋词的录像带，亲自在路上奔波，没有座位，就站来站去的，还亲自去听我给小孩子的讲课。我对沈先生不只是感谢，真的是感动了。那时没有人像现在这样，有心把我的讲课好好拍得像样子一些留存，那时还没有这个观念，我在南开讲了那么多大课，都没有录下来。这次讲李商隐是因为沈先生来才录的，只可惜还是既没有录全也没有录好。
沈先生既然来了南开，也跟陈洪先生见了面，也商量这一百万怎么用。我这个人不大会管钱，也没有什么计划。到了2001年沈先生就约我们去了澳门，陈洪先生、我们所的副所长赵季、助理张红还有我，在沈先生家里开了一个讨论会，研究推广古典诗词的问题。我在认识沈先生之前就给江泽民主席写过信，呼吁重视中小学读古典诗词。在这次讨论时我们又谈到这些，大家说现在学生读不读诗词，关键是要看老师怎么教，老师教得好，学生就愿意学，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就不愿意学，说不定还讨厌了呢！我们就决定还是先从老师入手，打算办一个师资培训班。
暑假的时候，由沈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蓟县召集了一个古典诗词讲习班，主要培养对象都是师范院校的老师。这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沈先生没能亲自来，但是他亲自给讲习班的同学们写来了一封信，大家很受感动。
沈先生认识了陈先生以后，他再来信就写给我们两个人，他说这笔钱怎么用，只要陈先生跟叶先生说可以就行，不一定要等他的同意。后来这笔钱就由学校安排购置了一些教学用的器材和书籍。
沈先生不但有诗意，而且真的关心我们的事业。那时天津电大的导播徐士平先生正给我录制给小孩子讲诗的课程，我告诉了沈先生，他也去听了。徐导是我被徐晓莉约去给天津电大中文系讲课时认识的，他负责给我录像，他们全家都看了我的讲课录像，都很喜欢。因此他主动要给我整理《唐宋词十七讲》的录像，还拍了我给幼儿园小孩子讲诗词的录像，可惜一直没有做出来。很多工作徐导都是义务做的，沈先生也给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给幼儿园讲课这套录像没有做完的原因，是徐导有一个理想，打算拍一些小孩子以诗歌为题材的舞蹈、唱歌的节目放在讲课的内容之前，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徐导就生病了。徐导去世以后，有一位张蕾老师又接着做了《唐宋词十七讲》的录像的一部分工作，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现在唐宋词的录像光盘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给幼儿园小孩子讲诗词的录像还没有做出来。
从2000年6月我在澳门国际词学会议上认识沈先生，9月我到深圳参加中华诗词学会的会议与沈先生再次见面，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些年的交往中，我也留下了几首诗词。沈先生真的是很儒雅，对文化很有感觉。出版《老照片》的那个山东画报出版社，后来出了一本《老油灯》影集，沈先生看见了就买了一本送给我，触发我写了一首《鹧鸪天》，前边写了小序：
友人寄赠《老油灯》图影集一册，其中一盏与儿时旧家所点燃者极为相似，因忆昔年诵读李商隐《灯》诗，有“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及“花时随酒远，雨后背窗休”之句，感赋此词。
皎洁煎熬枉自痴。当年爱诵义山诗。酒边花外曾无分，雨冷窗寒有梦知。 人老去，愿都迟。蓦看图影起相思。心头一焰凭谁识，的历长明永夜时。
2001年沈先生约我们去澳门，沈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礼物，送给我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叶形的大花缸——因为我的小名叫荷，所以我对莲也是情有独钟，我让学生们从苏州园林移来微型的小莲藕种在里边。莲藕后来没有种成功，但这花缸我非常喜欢，就写了一首《浣溪沙》：
新获莲叶形大花缸，喜赋。
莲露凝珠聚海深。石根萦藻系初心。红蕖留梦月中寻。 翠色洁思屈子服，水光清想伯牙琴。寂寥天地有知音。
2001年，沈先生又计划再创办一个产业，所得利润用于从事文化事业。我得知此事后写了一首《金缕曲》，前边写了小序：
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热心中国文化，雅爱诗词，自谓早在七十年代初即曾因偶阅拙作有所感发，去岁澳门大学举办国际词学会议，筵前初识，即慨然捐资人民币百万予南开大学我所创设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为推广诗词教学之用。近日沈君又计划更创新业，其意愿固仍在以盈利所得为从事文化事业之用也。沈君才质敏慧，经常撰写文稿在港澳报刊发表，间亦写作小诗，其文笔诗情皆有可观，性嗜饮茶，一杯在手，神游物外，虽经营世务而有出世之高情，其资秉志意皆有过人之处，因为此词以美之。
记得初相识。正濠江、词坛高会，嘉宾云集。多谢主人安排定，坐我与君同席。承相告、卅年前日。偶阅拙篇兴感发，似云开、光影窥明月。百年遇，一朝夕。 陶朱事业能行德。况端木、论诗慧解，清才文笔。倾盖千金蒙一诺，大雅扶轮借力。看天海、飞鹏展翼。偏有高情尘世外，伴明灯、嗜读茶香侧。多少意，言难说。
我在南开这二十多年，南开大学各方面的领导和友人们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在国内外的家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事也都非常理解和支持。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我的小女儿，她不仅支持我所做的一切，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多协助，还给了我一个宝贵的建议：她认为对中国古典文学人才的培养，等到了大学和研究所时才开始注意，已经太晚了；她认为如果想真正能培养出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有兴趣和有修养的下一代，实在应该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开始才好。其实我自己个人近年来对这件事也有了同样的想法和认识，小女儿的话不仅更使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增加了我要在有生之年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的决心。我曾经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教儿童学古诗的读本《与古诗交朋友》，也应邀在很多地方做过教儿童古诗的示范教学。这种教学往往因我个人的忙碌，而不能持之以恒，每次教学的反应虽然都很好，但每当事过以后无人为继，使得我的努力都归于徒劳。正如投石于水，投入时虽也可引生一些涟漪，然而涟漪静后石沉水底，便了无踪迹可寻了。后来我在台湾姚白芳女士的帮助下做出一套教儿童学古诗的录像在台湾出版了，我希望能借此唤起负责教育方面的人士的注意。如果能够在幼儿园中设一个“古诗唱游”的科目，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学习吟唱古诗，持之以恒，对于儿童们的文化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必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这方面，资助我们所盖楼的蔡章阁先生也与我有同感，他还提议除了古诗以外，希望研究所能编一本教青少年学习《论语》的读本。这本书已经由南开大学的冯大建编写完成了，书名是《论语百则》，每一则都做了中英文的说明和翻译，受到孩子们家长的欢迎。
现在跟我一起学习的有硕士、博士，还有博士后，我每年都从加拿大回到南开来，每次至少要停留半年。学校也给我安排了长久的住所，自从我北京祖居的老宅察院胡同被拆毁夷平后，南开大学就成了我在祖国的唯一的“家”了。三十年前以李霁野先生为首的南开各位老师的接待，使我对南开有了非常亲切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不少都是当年的旧识，他们随时给我周到的关怀。许多听过我讲课的同学们，无论是三十年前的旧学生，还是近年才考入的研究生，更是对我有如家人亲长一般地照顾，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着如同姐弟兄妹一样的情谊。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三十年前所怀抱的“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能在南开园中真正得到了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