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北宋晏殊《蝶恋花》词里的两句。这首词本来也是写相思离别的，但是其中这两句却使王国维产生了成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一种境界的联想。叔本华认为，每个人都跳不出意欲的圈子，不过每个人目光的广狭和远近都不相同。一般人为庸俗浅薄的东西所吸引，而成大事业的人则意愿远大。所以，一个人要追求更高远的理想，就一定要先打破眼前五光十色的繁华世界，经过一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阶段，才能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目光。于是，王国维就从这种感发的作用看出了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柳永《蝶恋花》词里的两句。柳永的词原来是写男女之情的，但是他这两句也能给人一种联想，使人想到人类为追求理想而殉身不悔的精神。衣带宽松了，表示一个人憔悴消瘦。但是他说，“为了我所爱的那个人，我不后悔。她是值得我为她而憔悴消瘦的”。这种激情，也与我国传统诗歌里的一种感情相合，那就是屈原《离骚》里所说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王国维把它列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二个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辛弃疾《青玉案·元夕》里的句子。现在有些青年人急功近利，总想一下子打出一个知名度来，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充其量只能得到眼前小小的名利。要知道，坚持不悔，而且耐得寂寞，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三个境界。
王国维从这些小词里看到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境界，这是一种“兴”的联想，但这种联想与原词的主题显然不同。所以他在列举了这三种境界之后说，如果真的这样来解释这些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种体会完全是他个人的联想。
再看第三则词话，李后主有一首《相见欢》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几句表面上是写林花的凋零，但实际上是表现了生命的短暂无常。而在这短暂无常的生命之中还有那么多的折磨与痛苦：“朝来寒雨晚来风”，这样的悲哀是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的。王国维所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并不是把后主比作释迦和基督，而是一种借喻的说法。因为后主词中所表现的虽然只是他自己的悲哀，但却包举了所有人类的悲哀。王国维的这种“兴”的联想与前边所说的那两种又有不同。在这里，他所感受的是后主词中那种感发力量的强大。
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说过，好词一定会使读者有言外的联想。用什么方式来理解词的言外的联想？我认为主要有张惠言和王国维的两种不同的说词方式。张惠言说作者一定有这样的用心，是由语码产生联想，内容是传统的以政教为比兴之说的方式；王国维说作者不一定有这样的用心，但是我可以有这样的联想，是由感发的“兴”引起联想，内容是一种以哲理为主的方式。
80年代初我开始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共同撰写《灵谿词说》的合作。当我写到《论周邦彦词》一篇时，我对于周邦彦的词所表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提出了“赋笔为词”的说法。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谈到自五代北宋以来，词的内容与风格虽然有多方面的表现，也不乏创新的开拓，比如苏轼在内容方面的开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开拓，都有着极可注意的成就；但我以为他们在本质上仍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是以直接的感发为作品中的主要质素。而周邦彦词的出现，特别是他的一些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来写作的新的质素的出现。这种写作质素的改变，为词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种新途径，对于后来的南宋各家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造成了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两种不同的品质与风格，我在文章中把这种新途径叫作“赋笔为词”。既然写作质素有了转变，那么评赏的途径和标准当然就也不得不随着转变。许多欣赏北宋词而鄙薄南宋词的人，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写作质素的转变，没有清楚的认知，还是以评赏北宋词的眼光来评赏南宋词的缘故。张惠言之所以把五代宋初的那些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不喜欢南宋词的偏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的写作中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没有能够加以区分的缘故。我提出这种说法后，首先得到了缪钺先生的肯定，后来程千帆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也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许多困惑的问题。
《论周邦彦词》一文写于1985年，从1986年开始，我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为他们写了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当他们来邀稿时，特别说到当时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为什么大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但我的努力也并未能挽回《文学遗产》的颓势，所以在写了十五篇以后，就停止了。这时又有人向我建议，把这些《随笔》中的零星见解改写成一个长篇的专论。
1988年我在《随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对中国整体词学做了一次通观的梳理。我把唐五代两宋词在发展演进中所形成的几种不同词风的作品，结合对历代词学家词学理论的探讨略加归纳，划分出了三个阶段，正式提出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说法。歌辞之词流入士大夫手中之初，他们的意识中原来并没有要借之来抒写自己情志的用心，他们只是为流行的音乐填写歌词，可以说完全脱离了伦理政教的约束，这对于中国诗学的传统而言，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一般来说，这一类作品往往不免流于浅俗柔靡。但其中一些好的作品，却形成了一种可以显示作者心灵中深隐的本质，而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微妙作用，这可以说是五代及北宋初期小词的一种最值得注意的美感特质。其形成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由于词在形式上，本来就有一种伴随着音乐节奏而变化的长短错综的特殊美感，适合表达那种深隐幽微的情思；其二是由于词的内容是以叙写美女和爱情为主，自然形成了一种婉约纤柔的女性品质；其三是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本来就有以美女爱情为托喻的传统，所以凡是叙写美女和爱情的辞语，常常容易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其四是由于词的写作落入士大夫手中，他们在以游戏笔墨填写歌词时，无意中流露了作者自己性情学养所融聚的一种心灵本质，这可以说是歌辞之词在流入诗人文士手中以后第一阶段的特殊美感。
由于这些诗人文士早已习惯了诗学传统的言志抒情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词的写作也逐渐由歌辞转入了言志抒情的诗化阶段。诗化之词写得不好的作品容易流于浮率叫嚣。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最杰出的代表，他们为小词的写作开拓出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天地。夏敬观说苏轼的词“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陈廷焯说辛弃疾的词是“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虽然属于豪放之词，但仍然具有曲折含蕴之美。像苏轼的《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都是诗化之词的成功之作的例证，就是说词在演进到第二阶段诗化之词以后，仍然保持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周邦彦《清真集》的出现，使用赋笔为词，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取胜，使得词的写作进入了赋化之词阶段。特别是他的长调慢词，使得词的写作在本质上有了一种改变，就是以思力安排为写作动力这一新的质素的出现。赋化之词写得不好，常常流于形式堆砌而内容空洞，而成功的优秀作品则往往在勾勒中见浑厚，隐曲中见深思，在思力安排之中蕴涵深隐之意。只要读者找到欣赏这一类词的途径，从思力入手去追寻，自然也可以获得它蕴涵于内的一种深思隐意。像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阴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都是赋化之词中的成功之作。这些词可以说在词演进到第三阶段赋化之词以后，仍然保留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
我认为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的是：歌辞之词的出现是对于诗学中言志的传统以及伦理教化观念的一种突破；而赋化之词的出现则是对诗学传统中以兴发感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一种突破。至于诗化之词，表面看来虽然似乎是对诗学传统的一种回归，但是词体与诗体的形式不同，诗是齐言体式，直接抒写长篇歌行，可以用气势取胜；而词是长短句的体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写，就可能因为失去了齐言的气势，而流于叫嚣了。这也正是长调慢词不得不改用赋笔为之的缘故。苏轼、辛弃疾是诗化之词中写得最好的，那是因为这两个词人在本质上有着沉厚超拔而不致流于叫嚣的一种质素，当然就不需要借赋笔为之了。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这三类不同的词风，它们的得失利弊各不相同，但是如果综合来看，我们却不难发现它们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三类词中好的作品都是以“具含一种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为美”。
在写成这篇文稿后不久，1990年我又应邀在美国缅因州参加了北美首次国际词学会议。在这次会议我提交了《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这篇论文，对我以前论王氏之“境界”说的一些论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王氏之不能欣赏南宋词，乃是因为他对于词体中以赋笔为词的这种新途径的特质未能有所认知的缘故。记得当时一同开会的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对我的说法很感兴趣，他说“赋化之词”的说法还没有听说过，但这种提法确实解答了词学中的许多问题。在这篇论文中我还提出，无论是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还是赋化之词，都要以其中含有一种深隐幽微之质素才能称为佳作。不过当时我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形成这种美感特质的原因，还未能做深入的讨论。
1992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在这篇文稿中，我就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叙写中无意流露出来的双性心态，探讨了花间词所形成的一种美学特质。我以为花间词具含了一种不同于诗歌的、不属于作者显意识的活动，而完全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传达出的深微幽隐的意蕴。这种意蕴特别富于引起人产生言外联想的潜能，这种潜能使得花间词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我引用了西方的多种文论，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所形成的这种美感特质的基本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我以为《花间集》中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容易引起人产生托喻之想，是由于一种双重性别的因素。张惠言的比兴寄托之说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这种双重性别的质素，确实具有使读者产生一些联想的可能性。
“双重性别”是说这些写女子相思怨别的感情的小词，现实中的作者是男子，是男子来写女子失意的感情。当他写这个女子没有找到一个爱她的人的时候，无意之中把他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把他自己得不到人的认识和欣赏的某一种潜在的感情给流露出来了。这是小词之所以形成了以要眇深微为美的美感特质的一个要素。
只不过小词中的双重性别这一质素，与过去传统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的有心喻托之作，实在有极大之差别。我在该文中还引用了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说法，指出诗歌语言中的两种作用，一种被克氏称为“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种被称为“符示的作用”（semiotic function）。中国传统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比兴之说是属于前一种作用，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则是由其叙写的口吻及语言符号与显微结构等因素而使人产生托喻之想，是属于后一种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而后者则是自由的、不断在生发变动之中的。这一种说法，当然也是前人词说所未曾指出的。
以上各篇文稿，反映了我对词学中之困惑的一段长期探索的路程。我对词学中的困惑之形成以及词的美感特质之形成的种种因果关联，其间一些微妙的质素，都做了简要的说明，但似乎仍然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结。我觉得还有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一是词体中的要眇幽微之美，它的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素；二是这种难言的美感，既不能用张惠言的说法拘狭地指为比兴，也不能用王国维的说法含混地称为境界，那么这种美感特质究竟应叫做什么呢？
1993年我又写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文稿，对以上的两个问题提出了两点说法。一是对词体中之要眇幽微之美的基本质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以为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晚唐五代与北宋的令词之佳作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之词的佳作，基本上也都是缘于其具含了这种弱德之美的质素。二是张惠言所提的比兴之说与王国维所提的境界之说，对这种特殊的美学品质都不能加以涵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传统说诗的论述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加以说明的缘故。
我认为由《花间集》为词这种文类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使后世的词学家因此形成了对词的衡量的一种特殊的期待视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词在演进的历史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是柳永的长调慢词的叙写，对花间派令词的语言造成了一大改变；二是苏轼的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内容造成了一大改变；三是周邦彦的有心勾勒安排的赋化之词的出现，对花间派令词的自然无意的写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变。如果从表面来看，这三次重大的改变无疑是对花间词原来的语言、内容、写作方式的层层背离。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词的演进发展中，无论是柳词一派的作品、苏词一派的作品，还是周词一派的作品，凡是其中被认为好的作品，大多都是仍然含有一种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词的演进中，虽然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由“花间”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一期待视野与衡量标准，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我从花间词以来艳词发展的历史，透过对朱彝尊的爱情词所做的考查，发现他的《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
可是当我对《静志居琴趣》中的词再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些词的言外之情思，却与早期令词所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因素有所不同。早期令词之所以引人生言外之想，往往是由于在作者的潜意识中，果然有某种深隐的情意——如双重性别、双重语境、忧患意识或品格修养等种种附加的质素——渗入了艳词的叙写之中的缘故。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只是写爱情，没有其他质素在里边，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词具含了无限情思于言外的美感特质呢？要想回答这一问题，我以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朱彝尊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从陈廷焯这段话我们推论，朱彝尊的这些爱情词之所以有深厚不尽的情思，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难言之处”，而朱彝尊的难言之处是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确有所指”，而不是一般士大夫写给歌伎唱的艳曲，他写的是现实中确有，但却不为现实所接受的一段私恋之情。由此看来，朱彝尊的爱情词虽然没有早期令词那些作者潜意识中的双性心态、忧患意识等等附加质素，但是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受到一种深微幽隐的意境，是因为他所写的爱情对象不同的缘故。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正是这种不为社会伦理所容的感情的难言之处，反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
如果进一步反思，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发现，那就是词之所以形成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之意蕴为美的这种美感特质，原来就是因为在早期令词的发展中，有些作者曾经把他们自己内心中的某一点难言之处，无意中写进了小词的缘故。例如温庭筠仕宦不如意的失志之悲；冯延巳深感国势岌危而不能挽救的烦乱之情；南宋辛弃疾壮志难酬的苍凉沉郁之怀——凡此种种，如果从广义来说，实在都可以说是一种难言之处。如果按照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说法——词的特质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然后才能使词表现为一种“低徊要眇”的美感特质——来看，虽然朱彝尊所“难言”的，与贤人君子们“幽约怨悱”的志意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很有相近之处，那就是：二者都同是处于外界的强势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情思以委婉的姿态表达出来，但内心在约束收敛中还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自身品格的操守。如果从这种基本相通的一点来看，我觉得可以对词的美感特质归纳出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共性，我姑且称之为“弱德之美”。这样，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凡是被词评家们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特质原来都是属于这种弱德之美。
1998年初，我为一位古农学家石声汉先生的词集《荔尾词存》写了一篇序言，对我所提出的“弱德之美”这一词的美感特质又有所发挥。
石声汉教授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平生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忧患困苦中完成的。他以深厚的古典学养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平凡的词作，他的不平凡之处，在于生而就具有一种特别善于掌握词之美感的、属于词人的心性。当我读到石声汉先生以“忧谗畏讥”为题目来叙写他自己写词的经历和体会时，油然产生一种共鸣。我以为石声汉先生所提出的“忧”、“畏”之感，与我提出的“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都是在外界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一种品质。我实在没有料到，石声汉先生以一个非诗词专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竟然能以他所禀赋的词人之心，如此敏锐地以他自己的直观体验，轻易地掌握了词的美感的最基本的特质。
“忧谗畏讥”这四个字出于宋代范仲淹的一篇名作《岳阳楼记》。范仲淹所叙写“忧谗畏讥”的心态，正是一位具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才人志士的“忧”、“畏”。所以“忧谗畏讥”这四个字所蕴涵的，实在不仅是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弱者的感情心态，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之中还有着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的操守。其形虽“弱”，但却内含着“德”的操守。这正是我之所以把词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的缘故。石声汉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词作，我在本书第八章有专题叙述，大家可以参看。
总之，我把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之为“弱德之美”：“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
2000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分析了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反思与世变所形成的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之关系。
2003年摄于研究所办公室
西蜀南唐的大多数歌辞之词中所蕴涵的幽微要眇、悱恻凄凉的美感特质与事变的阴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五代时也出现了少数诗化之词，如李煜、鹿虔扆。这些诗化之词直抒哀感，变歌辞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更是与破国亡家的巨大的世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诗化之词的出现，北宋初期却并未被广大的词人所接受和继承，直到柳永与苏轼二位作者的出现，才使北宋词坛发生了变化。柳永的贡献是在形式方面的拓展，写出了大量的长调慢词；苏轼的贡献则是在内容方面的拓展，使得词突破了艳歌的局限，成了可以抒怀写志的新体诗篇。这两方面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柳永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才能与苏轼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过人禀赋，所以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个人的因素，与世变并无必然的关系。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之，词的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形成，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时先后形成了各自独具的美感特质。后来的元、明、清几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很少有超出于以上所说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此一直没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清代常州词学派的词学家周济，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把词的写作与世变结合起来，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在词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提出不久，清朝就发生了巨大的世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件相继发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经历了明代的衰落以后，又迎来了清代的中兴。
前面所谈的是我多年来思索和探讨的结果，可以说我对中国词体的特殊的美学品质的形成与演进，已经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我觉得在词学理论中还有两点有待于补充和完成：一是关于弱德之美的特质，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说得仍不够详细，还有待于补充；二是我过去所做的研讨，大多以男性词人的作品为主，至于女性词人的作品，我觉得其美感特质的发展又是另一途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对女性词作进行探讨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动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双眼长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经感到不方便；二是我在南开已经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在南开这半年除了上课，还要看学生的论文和许多文稿，另外半年也常常被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使得女性词这个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近年来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对女性词的研究。
关于女性词的研究，我选择了以《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为题目来展开讨论。“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我要探讨的主题，“性别与文化”是我立论的依据，这是受西方近年来文学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角度。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来自于以男性为主的士文化的影响。在文学评赏中，也一贯是以男性文化为主流，对诗歌衡量当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作品中襟抱志意的高下大小为优劣的衡量标准。从这方面来说，女性一向处于劣势地位。女性不仅在创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评价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我搞了数十年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我的写作和讲授一向都是以男性作品为主。这自然因为人类之历史不分古今中外都是由男性所创造和写成的。文学史以男性作品为主体，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历史为什么要称为history而不能称为herstory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可笑，但却是人类历史文化上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品评标准。在以士人为主的文化中，诗歌一向有着以表达襟怀志意为主的“言志”传统，而千古以来那些被压抑的女子，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李白大笑出门、寻仙五岳的豪情和远想？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伟愿和深衷？所以在诗歌之传统中，妇女之作自然就一直处在了弱势之地位。
近年来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文化的文章，我才逐渐省悟到过去一贯以男性为主流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女性词作是多么不公正的一件事。如果不能透过性别与文化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女性词作妄加评说同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想为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这样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得已我只好把女性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就以当时习见易知的文学体式，写下了自己不便言说的情感和经历之作；三是两宋良家妇女的有心用意于词的写作，而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代表作；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这是我的研究大纲，具体的选择，还有待斟酌，所以没有列举名氏。到目前已经研究到晚明时期，陆续已经写出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五、关于《迦陵文集》和《叶嘉莹作品集》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一套的《迦陵文集》。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收辑更广的一套二十四本的《叶嘉莹作品集》。本来，我并不是一个热心为自己的作品编印什么文集的人，我对于古典诗词虽说情有独钟，偶然读书有得，常常写一些论说诗词的文字，但我对于事务却不善于打理，向来是把文稿发表以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从来并没有想要整理成为一系列文集的念头。但近年来却在海峡两岸连续出版了两套文集，这实在是由于偶然的因缘。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从1954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教书，直到1969年转赴加拿大，前后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湾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和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们有着一些因缘的关系，他们有的为我抄稿校稿，有的为我联系出版，有的为我整理录音，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向我约稿，促使我不得不经常写作，才得以积稿而成书。像台湾大学的柯庆明教授，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林玫仪教授，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淡江大学校友陈国安同学，都为我的一些书的出版尽过不少心力。
桂冠图书公司的发行人赖阿胜先生是由台湾大学的吴宏一教授介绍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过我的诗选课，那时我住在信义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条巷子里。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车往返于台大与信义路之间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他总是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讲话。但他在班上成绩极好，旧诗和新诗都写得很出色，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讲学，1968年返回台湾时，他已经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郑骞先生的指导之下写《常州派词学研究》的论文。那时我与郑骞先生共用一间研究室，所以与宏一经常有见面谈话的机会，不久我就转去加拿大U.B.C.大学任教了。1974年因为我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后，我不敢再回台湾，有些在台的亲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仅仍然与我继续通信，还在1986年趁着到美国去访问的机会，亲自到温哥华来探望过我。那一年温哥华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宏一是借着参观博览会的名义来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根本没去过一次博览会，也没有会见过其他友人，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宏一提到当时的心情时，说起他那次决心来看我，是因为怕再也见不到我了，说到这，他突然失声哽咽。这一份师生之谊，使我非常感动。
80年代中吴宏一（左）来温哥华，摄于家中院内
台湾开放以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请我回台湾短期讲学，1990年到1991年间又请我回去客座讲学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宏一介绍我与桂冠图书公司的赖先生见了面，提议把我近年在大陆出版而没在台湾出版的书，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从此我与赖先生有了联系。桂冠图书公司此后曾先后出版过我的六本书。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后，正好我到台湾淡江大学去讲学，因为台湾有我从前教过的很多学生，我就带了几套回去送给他们。赖先生听说我回来了，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看见了这套《迦陵文集》，就说想在以前所出过的那几本书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离开台湾以后，就由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与赖先生联系出书的事情。所以我说大陆出版我的文集，是由于我的老师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而台湾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于我的学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这一切都是使我极为感念的。
六、关于唐宋词系列讲座
1987年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是当时的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马英林学长促成的。可以说没有马英林学长对我的敦促和鼓励，就没有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的产生。
1986年这一年我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为了去四川大学跟缪钺先生商讨我们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过北京时，我的同门学姐杨敏如教授邀请我到北师大讲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词的欣赏，马英林学长也不辞劳苦地跑来听讲。听完我的课马英林学长说：“讲得太好了！可是只给这两三只小猫讲太可惜，我要给你办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讲课。”起初马英林学长提出让我在10月份辅仁大学校友会聚会时给校友讲一次，我想作为校友，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就答应了。第二次回国是在8月份，因为我在8月以后向U.B.C.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应了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及湘潭大学等几所大学去讲学。我到了北京以后，又有中华诗词学会的周一萍先生来访，邀请我参加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的座谈会，也提出要我在会上作一次讲演。说来还有个笑话，原来我4月间在四川大学访问时，有一天川大外事处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来访。这位周一萍先生是国防科工委的，那天来时好像还带着一个卫士。我们并不认识，我请他坐下以后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问，叶先生呢？我说我就是。原来他把我当成叶先生的夫人了。那时因为我讲学的日程已经排定，很难再做安排，就让诗词学会与辅大校友会联系，或许可以把这两次讲演合为一次。
80年代中与辅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刘乃和（左二）等人，右一为叶嘉莹
随后我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课，9月底又赶回天津南开大学讲课，10月上旬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北京参加了辅仁大学校友聚会。因为时间太紧，这一次没有安排讲演。马英林学长说那就等春节假期回北京时多讲几次吧。我说可以讲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后来又有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这一讲座的筹办工作。马英林学长与我联系，跟我说想把这个讲座搞成系列，对唐五代及两宋词作一个系统介绍，要借用国家教委大礼堂做讲演场地，还要向各报纸发消息。一开始我不同意搞成这样的规模：一是我担心自己的学识能力不足；二是担心时间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为我从小接受过“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古训，不喜欢过分的铺排。但是马英林学长是一个坚强执著的人，对古典诗词特别热爱，他以中文系前辈校友的关系，多次以弘扬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我答应。就是这一点共同的理想和爱好，我最后被他说服答应了下来。于是我本来答应给校友会作的一次讲演，就逐渐扩大成了四个单位参加主办的系列讲座。
1987年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举办唐宋词系列讲座时，接受各报刊记者访问
1987年2月3日，阴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国家教委礼堂正式开始，由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个单位联合主办。基本上隔一天一讲，一共讲了十次，每次大约三个小时，一直到2月下旬结束。讲座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听，还有一些记者来采访。听众包含了社会上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岁的老诗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社会青年。我当年在辅仁大学的一些老校友史树青学长、刘乃和学长、刘在昭学长也都来了。这中间还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过的学生，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带着我当年给她们纪念册上写的留言来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动荡，学生们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现在，说来真是让我感动。但是这一次讲座只讲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南宋的词人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没有讲到。
后来辅仁大学沈阳校友会的赵钟玉学长又请我去沈阳接着讲南宋词。本来我这一年休假回国讲学的活动早已经排定，南开的讲学结束后，我还要去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讲学，实在无法安排。可是赵钟玉学长锲而不舍，先后五次专程来京、津两地邀请我，最后又请马英林学长一起来劝我。他们主张一定要把南宋词讲完，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我再一次被他们说服，不得不分别写信给湘潭大学和兰州大学，请求他们的谅解，把原订的讲课取消。6月下旬我结束了四川大学的讲学以后，从成都直接飞沈阳继续讲南宋词。
可是一到沈阳，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我来沈的目的是为了续讲南宋词，可是沈阳的听众已经不是北京的那些听众了，而且南宋词又一向以深晦著称，如果对全无准备的听众，一开始就讲述这些深晦的南宋词，恐怕他们难以接受。还得从五代北宋词讲起。可是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经讲过，所以在取舍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同时又有编辑北京讲座录像的许宪同志从北京带着录像来让我审查。于是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每天上午早饭后就开始审查录像，直到中午；吃过午饭后，下午又去讲课；晚饭后又开始审查录像，常常到晚上十点半才停止。此外我还要利用这些紧张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厅等候饭菜的时候或者在晚上睡觉之前，抓紧时间审读已整理出来的北京讲座的录音稿。在沈阳讲学期间，又有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的饶浩学长坚持邀请我去大连给他们讲。当时我所讲的南宋词，还有最后一家王沂孙未讲，于是又在7月初转往大连接着讲了王沂孙的咏物词。而大连又是另一批新的听众，王沂孙又是一向以晦涩著称最难讲的一位作者，这种情况确实给我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使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对咏物词的渊源又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宋词十七讲》的讲稿中王沂孙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缘故。就这样，1987年这一年，在以马英林学长为首的几位热心的辅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在北京、沈阳、大连三地断续完成了。我在大连除讲课外，还要同时审查在北京、沈阳两地讲课的录像，更要继续审查北京、沈阳、大连三地陆续整理出来的讲稿，因此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这些整理出来的讲稿，就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的底稿。
在这一路的行程中，马英林学长和他的夫人尹洁英大姐一直陪在左右照顾我。当时我有点轻微的咳嗽而且有时痰中带有血丝，每到一地，他们夫妇都安排我去看病治疗，只是马英林学长却没有要把讲座停下来的打算。碰巧我也是一个工作狂，一旦承担起一项工作，决不愿意半途而废。我觉得马英林学长对于这次讲座的安排，确实是出于弘扬中国古典诗词的愿望，这也正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我当然也就不辞劳苦了。现在，这一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早已编辑成书，书名是《唐宋词十七讲》。最初由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后来又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收进了我的《迦陵文集》。马英林学长对我讲课的能力的信心，以及他办事的热诚和魄力，他对于工作不辞劳苦、无私忘我的精神一直使我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