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十七讲》的最后成书，要感谢那些为我整理讲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沈阳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还有大连的张高宽先生。我的一位从中学到大学多年的同学好友刘在昭学长对全部讲稿做了最后的通审。虽然我对各位友人心怀感谢之心，但是对我自己来说，仍然感到有许多不足之处，我的女儿给了我相当的鼓励。因为我去探望女儿一家时，随身带了一部分正在审阅中的讲稿，当时他们家中住着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见到这些讲稿就借去看。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学生，对唐宋词不一定感兴趣，谁知她真的看进去了，还介绍给另外一些中国留学生看。到我临走的前一夜，她们竟然看了一个通宵。本来我女儿家也有我写的几本关于诗词的书，可是她说：那些书写得文白相杂，过于理论化，除非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的人，一般读者没有很大兴趣；可是这些讲座面对的是普通的听众，用的都是口语，解说得也比较生动，这本书印出来以后，肯定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我女儿的这些见解，无疑使我对于《唐宋词十七讲》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辞辛苦，承担唐宋词系列讲座这一繁重的任务，除了我对古典诗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我的内心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责任的使命感。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这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头上；但是杜甫说过“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歌似乎也正是有这样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构厦多才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正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份真诚的感情，使得我不仅接受了这次讲座的邀请，而且在讲授时倾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关怀我的友人，听过我的讲课后，常常劝告我不要讲得声音太大，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只要一讲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投入到古典诗词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嘱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时讲课的录像，就会发现我在讲课中常常有轻微的咳嗽，可是我讲课的语调却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的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