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幸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友，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响我后半生的前辈——李霁野先生
李霁野先生是属于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辅仁大学时，李霁野先生正在辅仁大学西语系教书。我虽然早就读过李霁野先生翻译的《简·爱》等小说，但从来也没想到要去拜望这一位前辈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结婚离开北平时，与李霁野先生也没有见过面。而谁料到相隔三十年后，李霁野先生竟然成了影响我后半生教学生涯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当我到台湾后，顾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让我去看望李霁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机会到台湾大学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这次与李霁野先生见面以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许多知识分子惶恐不安，李霁野先生就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等到我再次见到李先生，已经是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的事情了，那时距离我于1949年在台大与李霁野先生初见，已经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从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为全家生计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不得不担任了一班必须用英语教学的中国文学概论的课程。每当我必须用我笨拙的英语来解说我所深爱的那些中国诗词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那时的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连给大陆亲友通一封信都不敢，当然更不敢奢望回国去教书了。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请回国探亲。1974年获得批准，我才在去国离家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重返故乡，与祖国和家人建立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国教书的申请，1979年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书。就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文革”后复出，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当时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从台北一别三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告知了我已被国家批准回国教书的事。李霁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北大还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开在“文革”的冲击后，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开教书。李霁野先生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霁野先生的邀请。于是就在结束了北大的课程以后，来到了南开。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专家楼，就安排我住进了天津饭店。我原来打算安顿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霁野先生，谁知第二天一早南开就告诉我李霁野先生马上就要来看我了。那年李霁野先生已是七十五岁高龄，比起三十年前我们台北初见时当然显得苍老了许多，但仍然精神矍铄、热情依旧，一见面就问我的生活情况，对我在南开的讲课时间与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霁野夫妇，中立者为叶嘉莹
接着李霁野先生就向我问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况。我告诉李先生当年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办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许世瑛先生已经在1972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郑骞先生虽然健在，也已是老态龙钟，行动不便了，只有台静农先生身体健康，精神比李先生还好。
李先生与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县叶集镇的同乡。据李先生说，当他们还是婴儿，被分别抱在父母怀中相见时，彼此就已经有了“相视而笑”的情谊了。后来叶集镇创办了明强小学，他们同时从私塾转入了明强小学的第一班。后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同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与鲁迅先生一起办起了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力于外国名著的译介，台静农先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后，他们同时被捕，一起被关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们两个人不仅有同乡之谊，更有童稚之亲，而且还是患难之友。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从李先生貌似平静而深蕴激情的语调中，不仅体会了他们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领会到了他们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当时我曾经写了两首七绝送给李先生，诗是这样写的：
欲把高标拟古松，几经冰雪与霜风。平生不改坚贞意，步履犹强未是翁。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白头不尽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天津纪事绝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从此以后我就主动地担任了替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这两位老友传递信息的任务。不过我自从1974年回大陆探亲后，就被台湾当局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连文稿也被禁止在台湾的书报上刊登，当然无法亲自到台湾去。我只能通过台先生在美国的两个女儿纯懿和纯行，以及在台湾的学生施淑女，替这两位老人辗转传递书信。其中以施淑女传递的信息最多，直到现在在她手中还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还有几篇她代李霁野先生在台湾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稿手迹。从这些文字看来，李先生实在是一位风格极为淳朴恳挚的性情中人。
李先生不仅写作白话的诗文，同时还写作旧诗。我把前面写的那两首赠诗寄给他以后不久，他就也寄了两首回赠给我的七言绝句，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李霁野先生的旧体诗。当时我以为李霁野先生只不过因为我是个喜欢旧诗的人，所以特地也写了两首旧诗来送给我。后来我虽然又读过一些李霁野先生写的赠台先生的诗，我仍然想那是因为台先生定居台北以后常写一些旧诗，所以李先生才也写旧诗赠给台先生。直到我因为要写纪念李先生的文章，与李先生的孙女李正虹女士联系时，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写旧诗的事，才听她告诉我李先生一直都是写旧诗的，现在所保存的旧诗共四集：《乡愁集》收录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国瑞集》收录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体诗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云集》收录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体诗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还有未标年月的《露晴集》收录有五、七绝小诗四十首。加起来，李先生所留存下来的旧体诗作共有六百多首。这使我不禁想起了远在台湾的他的老友台静农先生，他们原来都是倡导新文学而不欲以旧诗示人的新派人物。李先生写的一篇题名为《从童颜到鹤发》的文章中记述，他与台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时期都具有极强烈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参加过许多像“剪辫子”和“砸佛像”之类的活动。这正是为什么他俩在未名社中一个从事于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个从事于新小说的创作的原因。
谁知数十年后，我竟然发现他们二人原来都对写作旧诗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诗寥寥无几，而他所写的旧诗现在已由香港翰墨轩主人许礼平先生编注出版成一册极精美的《台静农诗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诗也不多，据他的家人说只有薄薄的一小册，而旧诗的数量超过新诗有数倍之多。我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旧体诗词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对这种情况有很多感想。从国内这数十年诗歌界的现象来看，旧体诗的诗词学会和诗词刊物，可以说已遍及全国各省市，而新诗的作者和刊物的数量则相差很远。
李霁野在家中
我认为旧诗之所以容易流传的主要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一是旧诗有一定的格式和韵律，这种格式和韵律，虽然似乎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但它其实是与中国语言的单音独体的特点，以及呼吸声吻的生理自然韵律，有着密切关系的；二是旧诗注重直接的兴发感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出口成章，读者也可以由直接感发而声入心通。新诗则不然，新诗如果纯任口语的自然，大白话的叙写就会失去了诗的韵味；所以新诗的叙写，为了避免过于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隐约含蓄。台湾当年之所以出现晦涩的现代诗，大陆前些年之所以出现隐晦的朦胧诗，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个人对于现代诗与朦胧诗的佳作，也都极为欣赏，但这种诗作一是远离大众，二是不易记诵。
所以一般说来，凡是略有旧学修养的人，纵然在思想上属于革命先进之人士，但偶有感发，仍习惯于以旧体诗来表达发抒自己的情怀。不仅李霁野与台静农两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们所追随崇敬的鲁迅先生也是如此的。关于这些新派文人的旧体诗作，其实也是一个大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李先生真可以说诗如其人，真诚无伪而且朴质无华。我们如果按照写作年代顺序读下来，李先生数十年来之生活经历，真可说是历历在目。无论是于国于家于友，甚至所闻所见的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说是没有不关怀的。
从1979年我初来南开大学讲学到现在，我在南开大学教书前后已经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仅有了余生可以托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师友同学，可以一起从事于诗骚李杜的欣赏和研读，人间幸事何过于此！而这一切都源于当年李霁野先生从南开发出的对我热情的邀请，我对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终身不忘的。
二、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端木留学长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运遭。一言能贾祸，百劫自难逃。岁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遥。如何偏罹疾，二竖不相饶。
记得津门站，相逢五载前。行囊蒙提挈，风度远周旋。捡册时劳送，论诗善作诠。重来人不见，惆怅惜兹贤。（《端木留学长挽诗二首》）
这是我写的挽端木留学长的两首诗。端木留是辅仁校友，比我高几班，过去并不认识。1986年我在南开大学讲学，有一次到北京去参加校友会，回津时天津校友分会安排几位校友到车站来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学长。初次见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学长什么话也不说，过来就帮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于应酬，还是经别人介绍，才知道他是国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图书馆工作。
我常到图书馆去查书，自从认识了端木留学长，就常打电话烦他帮我借书，他总是在下班时送书来给我，有时候也坐下来谈几句。有一次天津校友会要我作一个讲演，我在讲演中引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几句诗“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我把“若为容”一句解释作“教我为什么人而化妆呢”。端木学长听了讲演后对我说，“若”字还可能有一个讲法是“如何”的意思，这句可以讲为“教我如何来化妆才是呢”。我觉得他的说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旧学修养和诠释旧诗的能力。
后来渐渐熟了，就提到他过去的经历，原来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辅仁大学附中教过书，解放初期参军南下。1955年他因为对“肃反运动”扩大化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队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经被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没了职业，干过泥瓦工，管过食堂和仓库。难得的是，他在谈这些往事时是心平气和，一丁点儿埋怨的口吻也没有，而且觉得学会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种随身的谋生手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将离开天津的时候，他写了一幅字送给我，于是我又发现他的书法功底也极好。
与天津辅仁大学校友合影，左二为端木留
当1990年我再来南开时，本以为会再见到他，没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学长常说他自己身体很好，除得过一次牙病之外，平生连感冒都没得过。他的病来得很突然，据说他发现脑瘤症状时已到晚期，从出现症状到去世只有三个月。天津校友会的程宗明女士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写毕业论文时常常到图书馆去请端木学长帮忙查找资料，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视物不清和头痛的症状，可还是很热心地帮助她。程女士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流了泪。她说：端木学长是个好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这样好的人如此默默无闻地离开这个世界。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后来我在天津见到了端木留学长的弟弟端木阳，他对我讲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于是我对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对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伤。
端木阳说，他哥哥上中学时文、理、体育兼优，本来是准备学理科的，但由于看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就改学文学了。他同时考上了辅仁和师大两个中文系，两个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头也舍不得丢下，在选择辅仁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两头跑着上课。在辅仁他每年都得到奖学金，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北京解放时，他正在辅仁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好的职业。但他出于青年人爱国的热忱，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和随军记者的职务，去过湘西，还到过朝鲜。他教部队学员写作总是从字词句讲起，力求给学员们打下扎扎实实的语言基础。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他还编了一部成语词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纠正了时人对一些词语的错误理解。如果就这样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业上本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可是“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运动中，他因坦率地对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提出意见而遭到批判，并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送到煤矿去劳动教养。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进取心。在煤矿他学会了推独轮车，他的煤总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别人更稳，更快。但他从未说过在这几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残。他弟弟只记得有一次提到劳改生活时，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红楼梦》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1963年他劳教期满回到天津。没有人给他安排工作，只有自找出路，去当泥瓦工。他把瓦工技术也当作一门学问来学，经过刻苦钻研，竟一下子就考上了四级瓦工。干瓦工极其辛苦，但是他工作一天之后回家还看书，吃饭时也拿着书，他常说：看着书吃饭比吃肉还香。“文革”时人家把他辞退了，全家人在很长时间里，只靠他妻子在工厂干活的一点点收入生活。不过，他也沾了没有正式工作的光，否则，一定会被单位的红卫兵狠狠批斗，说不定就难以活到今天。后来形势稍微松缓，他又找了一份泥瓦工的工作，由于他干得好，人家就让他去管食堂和仓库。这个系统所属的服装学校知道他文化高，请他去教英文。英文虽然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全力而为，他还特意为学生们编写了一本《英语服装词汇》。
端木留年轻时才华横溢，也许就因为他的才气，才惹出了那么多的灾难。但中年后他的傲气全消，和他交往过的人，几乎无不对他的宽厚平和与热心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端木留学长的书法真草隶篆皆精，而且有求必应，至今南开很多地方尚有他的墨迹；但由于人不出名，所以字也不出名。他曾经有志于著述，但苦于工作太忙，一直没能如愿。他平生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前边提到的成语词典，一部是“文革”时偷偷写的文字学专著《转注论》。这两部书，至今未能出版。
南开中文系的郝世峰先生，中学时曾是端木学长的学生，后来端木学长到南开图书馆工作了好多年，郝世峰竟没有认出他来。直到我有一次无意中和郝先生提到端木留的名字，说他就在南开图书馆，郝先生才大吃一惊，他说，在他读辅仁附中时，端木是语文教师中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当时翩翩年少，很英俊，与如今的样子判若两人，所以他绝没想到如此苍老的端木，竟是他当年的翩翩英俊的老师。
我与端木学长交往的时间不到半年。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人无所求也无所怨，总是在默默地为别人做事。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不管做自己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工作，他都是那样认真、努力，毫无保留地奉献。这种精神，在当今真是太难得了。
东晋诗人刘琨说过，“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又说，“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我们这个世界人口过剩，但人才并不过剩，对那些有才华的人，应该让他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端木留学长有过人的才华，而一生却遭受了很多挫折苦难，虽然在“文革”以后得到平反，但终于没有能够把才华充分发挥出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遗憾；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损失，是一件应该认真反省的事情。
当我听到端木留学长去世的消息时，震惊之余立即想到两句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程宗明女士也认为，用这两句诗来挽端木学长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愿端木留学长的精神永存世间，但愿那种浪费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在我们今后的社会中永远不要再出现！
三、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缪钺先生
我对缪钺先生的景仰，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从小爱读古典诗词，常常有一种感受，可是自己又说不出来。就像《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说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在这种渺茫的追寻之中，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本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钺先生的《诗词散论》。我开始读《人间词话》，是在上初中以后；而读到《诗词散论》，是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以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开启门户的一把钥匙；《诗词散论》是我有了一己的评赏能力后，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与共鸣。这两本书虽然不尽相同，可是我却感觉它们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所写的，都是在多年阅读和写作的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人的只是引用成说或者以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缪钺先生论王国维的文章，是对王氏的学问有深刻领悟的。他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说“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而且缪钺先生对静安先生自沉深感惋惜。因为我早年就喜欢静安先生的作品，所以当我读到《诗词散论》的时候，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70年代初期，我在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常常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国维的说法，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景仰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为读书而仰慕作者的人，常常未必能有机会与作者见面。像杜甫尊敬宋玉，就曾发出“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弃疾仰慕陶渊明，曾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的想象。我所仰慕的王国维早已成为古人，而对缪钺先生我也没敢存有能见一面的冀望。
1981年4月，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开会。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先生把我的一篇论杜甫七律的文章提交给了大会。当我接到会议通知时，正是U.B.C.大学期末，本来不易抽出时间来开会，但是因为杜甫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诗人，我还教过杜甫诗，而且开会的地点又是杜甫草堂，我想在诗圣的故居，跟国内的学人交流学习读杜诗的心得，是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匆匆订了机票，飞往成都开会。当时正是春天，4月的温哥华，繁花似锦，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飞机上我曾口占绝句一首：
平生佳句总相亲，杜老诗篇动鬼神。作别天涯花万树，归来为看草堂春。（《一九八一年春自温哥华乘机赴草堂参加杜诗学术会议机上口占》）
当时就是怀着这样兴奋的心情，我来到了杜甫草堂。在会议议程上，我忽然间看到缪钺先生的名字，我就问工作人员，哪一位是缪钺先生？他们说一会儿就给你介绍。当有人把我介绍给缪钺先生时，我确知他就是《诗词散论》的作者。我告诉缪钺先生，我早年读过《诗词散论》，对我有很大启发。缪钺先生也告诉我，他也读了国内新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我们的看法很接近。他还跟我说，起初他还以为这本书是个男人写的，后来看到讲“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时，才想到可能是个女性。我自己想我写的这种论说文章可能是有点像男人的作品吧。
80年代在成都与缪钺（右）合影
1981年与缪钺（中）、金启华（右）摄于杜甫草堂
当时会议规定，参加会议的国内学者住在草堂，成都本地的学者晚上回家，而外籍学者都要住到锦江宾馆。每天早上有一个交通车，去接本地的学者，顺便到锦江宾馆接我一起去草堂开会。中午大家都不回去，两个人一屋在草堂休息。我的同屋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冀勤女士，而缪钺先生则跟他的孙子缪元朗同住一屋。第一天吃过午饭，我正要休息，缪元朗就来找我说，我爷爷说你们在国外中午都不睡午觉，他让我叫你过去谈话。我当然就去了，那自然是非常愉快的谈话。当天晚上会议开到很晚，真是一整天的会，以缪先生的年龄可说是够累了，而且他最近刚刚做过眼睛的手术。可是第二天一早，缪先生就把昨夜亲手写的几首他早年的诗送给了我。而且以后每天中午饭后都要他孙子邀我去跟我谈诗论词，会议结束前，缪钺先生还作了两首七言律诗送给我：
相逢倾盖许知音，谈艺清斋意万寻。锦里草堂朝圣日，京华北斗望乡心。词方漱玉多英气，志慕班昭托素襟。一曲骊歌芳草远，凄凉天际又轻阴。
岂是蓬山有夙因，神交卅载遽相亲。园中嘉卉忘归日，海上沧波思远人。敢比南丰期正字，何须后世待扬云。莫伤流水韶华逝，善保高情日日新。
先生的褒奖，我真是不敢当，可是先生以知音相许，使我大为感动。
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来开会的人组织了一次旅游。从成都到江油县李白的故居去参观，那里还有李白的衣冠冢。我那时还年轻，只有五十多岁，喜欢旅游，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去。缪先生则因为年岁大了，走路不大方便，而且眼睛视力也不好，就没有参加。我从江油返回成都后，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温哥华了，我想缪先生对我这么好，我就叫了出租车到川大缪先生宿舍向他告别。我一进门就看到缪先生正伏在桌子上写字。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正在给我写信，说着就把没写完的信给我看。就是在这封信中，缪先生以清朝的一个著名的学者汪容甫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刘端临相知订交的事相比，提出要跟我合作研究，不辜负我们这一番相遇相知，希望留下我们共同写的论词专著。以先生的年辈之尊，学养之崇，而对我有这样诚恳的情意，我真是感激不已。因此，我在回温哥华的飞机上就写了两首七律送给缪先生：
早岁曾耽绝妙文，心仪自此慕斯人。何期瀛海归来日，得沐春风锦水滨。卅载沧桑人纵老，千年兰芷意常亲。新辞旧句皆珠玉，惠我都成一世珍。
稼轩空仰渊明菊，子美徒尊宋玉师，千古萧条悲异代，几人知赏得同时。纵然漂泊今将老，但得瞻依总未迟。为有风人仪范在，天涯此后足怀思。（《赋呈缪彦威前辈教授七律二章》）
从此以后，我跟缪先生常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拟订了一个研究计划，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由四川大学向教育部提出，邀请我到川大讲学以及合作研究的申请。本来我在1981年暑假后有休假一年的机会，不过南开大学和北师大早已安排了我去讲学。所以直到1982年4月中旬，我把南开大学和北师大的课都结束了以后，才来到川大。我来川大时，随身带来的书不多，缪先生总是把他自己的藏书借给我用。除了研究以外，我在川大也教唐宋词，常常在课前课后与先生讨论交换论词的意见。先生治学严肃认真，每次我写好了诗稿、文稿都拿去请他看。回想我半生漂泊，特别是到北美以后，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偶有读书心得无人可谈，遇到问题也无人讨论，常常有陶渊明所说的“欲言无予和”之叹。如今忧患余生，我竟然遇上多年仰慕的前辈学者缪钺先生，而且对我的知赏、爱勉有加，这实在是我平生极大的幸事。以前陶渊明说过“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我到川大以来，因为与先生一起写作《灵谿词说》，常常与先生讨论商榷，这中间所获得的切磋之益与相知之乐，都是诉说不尽的。《灵谿词说》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为止，共写成论文三十九篇，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灵谿词说》完成后，我写了一首绝句：
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一脉灵水，要共词心证古今。（《〈灵词说〉书成，口占一绝》）
自1981年春缪先生与我在草堂相遇之后，给我写了很多诗，充满了一种欣喜期望的心情。1981年我们相识不久，先生给我写的诗中写道“离合神光照眼新，婆娑冬树又生春。能从西哲探微旨，不与雕龙作后尘”。当我们约定共同撰写《灵谿词说》之后，先生又写诗给我“唐宋及五代，词兴四百年。微旨待探抉，相契写新编。天地本无穷，人生驹隙迁。精英苟有托，永世期能传”。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辞，我自然愧不敢承，但他在诗中对后学晚辈的奖勉，对诗词传统的关怀，所表现的胸襟和眼光，是一般人不能达到的。
缪先生1982年还给我写了一首题为《相逢行》的长篇歌行。全诗将近四百字，里边写了我的家世以及我在患难中不废读书写作的教学生涯，也写了先生与我相逢的欣喜，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草堂三月明春色，鹃花红艳松楠翠。早岁曾耽绝妙文，初逢竟似曾相识。论著精宏四五编，如游佳景入名山。最难所见多相合，宛似蓬莱有胜缘。灵光一接成孤往，庄惠相期非梦想。书生报国果何从，诗教绵绵传嗣响。凤凰凌风来九天，梧桐高耸龙门颠。百年身世千秋业，莫负相逢人海间。”先生对我的知赏与期望，使我既惭且感无已。
1992年10月，四川大学为缪钺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祝寿大会，我在温哥华没能亲自来参加，于是就为先生写了一首诗祝寿：
当时锦水记相逢，蒙许知音倾盖中。公赏端临比容甫，我惭无己慕南丰。词探十载灵境，人颂三千绛帐功。遥祝期颐今日寿，烟波万里意千重。（《贺缪彦威先生九旬初度》）
1994年12月，先生重病住院，当时我正在北京探亲，已经买好了机票，准备去看望先生。后来因为我得了重感冒，家里人都不让我去，我侄子便把机票给退了。我给先生家里打了电话，说好转年4月中旬回国时再去看望。没想到先生竟然在1月中旬去世，没能在先生生前见上一面，令我感愧不已。于是我写了三首诗悼念缪先生：
锦城又见杜鹃红，重到情怀百不同。依旧铮楼书室在，只今何处觅高风。
当时两度约重来，事阻偏教此愿乖。逝者难回悭一面，延陵徐墓有深哀。
曾蒙赏契拟端临，词境灵许共寻。每诵瑶琴流水句，寂寥从此断知音。（《缪彦威先生挽诗三首》）
四、我与赵朴老相交往之二三事
我与赵朴老本不相识。我只是在报刊上偶然读到过他的一些诗词，特别是“四人帮”倒台后，他写的一些自度曲我都看过。只知道他旧学修养很深，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1988年夏历5月，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在北京召开大会，我被邀请以顾问的名义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发言后主持人介绍我与主席台上各位贵宾见面，其中一位就是赵朴老。因为当时一大堆人，我与赵朴老只是握握手，并没有机会讲话。虽然我因为终于得与赵朴老见面而感到高兴，但是并没有期望能与赵朴老有更进一步之交往。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赵朴老竟然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我在北京的老家察院胡同，约我两天以后到广济寺吃素斋。说来凡事都有个巧合：从时间上来说，那天正是我的生日；从地点上来说，四十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听过《妙法莲华经》。那是因为我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顾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讲到禅宗和佛经的一些话头，我觉得我也应该了解一下佛经，那时广济寺正在讲《妙法莲华经》，我曾经约了我从高中到大学都在一起读书的最熟悉的同学刘在昭到广济寺去听讲。此次见到赵朴老以后，我就告诉他，非常感谢今天邀请我来广济寺，这里是我当年听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而且恰巧今天还是我的生日。赵朴老听了也连说这是因缘，然后他就问我，当年听到《妙法莲华经》后，有什么所得吗？我回答赵朴老：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青年学生，对佛法既没有研究，对宗教也没有信仰，我去听讲，只不过因为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在讲授诗歌时，常常以禅理为喻说，引起了我对于佛法与禅理的好奇；还有就是因为我生于荷月，小名叫荷，所以对一切有关荷花或者莲花的名称和事物都感兴趣。至于听讲《妙法莲华经》所得，到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花开莲现、花落莲成”两句偈语，“花开莲现”是说成佛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花落莲成”是说要当你把世上外表的繁华都撇掉了以后，方能成正果。赵朴老听了说，这两句就是佛法入门的真谛。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姓杨的青年，笃信佛法，赵朴老资助他不久就要去日本留学，他听到了赵朴老与我的谈话后，就给我们念了他自己写的两句诗偈“待到功成日，花开九品莲”。那天与赵朴老会面我感触很深，回来以后我就填写了一首小词，前边还写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戊辰荷月初吉，赵朴初先生于广济寺以素斋折简相招。此地适为四十余年前嘉莹听讲《妙法莲华经》之地，而此日又适值贱辰初度之日。以兹巧合，枨触前尘，因赋此阕。
当年此刹，妙法初聆，有梦尘仍记。风铃微动，细听取、花落菩提真谛。相招一简，唤辽鹤、归来前地。回首处红衣凋尽，点检青房馀几。 因思叶叶生时，有多少田田，绰约临水。犹存翠盖，剩贮得、月夜一盘清泪。西风几度，已换了、微尘人世。忽闻道九品莲开，顿觉痴魂惊起。（《瑶华》）
过了几天，我就带着这首小词和我的几本以前出的书回访了赵朴老。这次见面，赵朴老告诉我，从1980年国内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以来，已经读过我的好几本书。《迦陵论词丛稿》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原来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就是赵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女士的堂弟，陈邦炎先生早就把我的书送给他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赵朴老在与我见一面以后，就邀我到广济寺聚餐的主要原因。那天陈邦织夫人也一同在座，我们谈得很愉快。
又过了一些日子，赵朴老亲自来到我的老家察院胡同，因前次我送给他一首词《瑶华》，他这次则和了一首词送给我，而且亲自抄写成了一纸横幅：
光华照眼，慧业因缘，历多生能记。灵山未散，常在耳、妙法莲华真谛。十方严净，喜初度、来登初地。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 灵台偶托灵，便翼鼓春风，目送秋水。深探细索，收滴滴、千古才人残泪。悲欢离合，重叠演、生生世世。听善财偈颂功成，满座圣凡兴起。
注：“灵谿”指我与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
赵朴老在词中对我的称赞，我愧不敢承。但是就词论词，赵朴老这首词用笔深细，用意高远，自是一篇佳作，而且赵朴老还不只是和韵，他是步韵。以前苏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一词是用章质夫原韵，虽然每一韵字都是步和原韵，然而却句句自然工妥，完全看不出步和牵强的痕迹。世人说东坡的和韵远胜于原作，我以为赵朴老的这首和词也远胜我的原作。
从那以后，我与赵朴老就有了一些书信往来。而更使我感动的是，赵朴老来过我的老家以后，看见我家的四合院已成为大杂院，因为很多房子还没有收回来，我住的房子，只不过斗室一间，连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都无法全部打开；赵朴老就跟我说，他可以在北京给我安排一处住房，居室宽敞，便于读书写作。我对赵朴老之盛情，虽然十分感激，但我经常往来海内外，并不能在北京长期居住，如果因为偶尔回来就占用一处住房，不大合适，就婉言辞谢了赵朴老的好意。
不久，我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台湾大学以及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先后约我去讲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约我去讲学。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也有时回北京探亲，但因时间紧迫，来去匆匆，除了与赵朴老偶尔打电话问候外，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94年冬，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邀请我写《清词名家论集》，我忙得一个人写不过来，就提出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合作撰写，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和陈邦炎先生都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我就利用新加坡大学的寒假返回北京，与陈先生商讨写作事宜，我向陈先生询问赵朴老的情况，打算前往探望。陈先生告诉我赵朴老正在医院休养不大方便，我就没有去。但我请陈先生代我向赵朴老转达一件事，那就是对于幼少年学习古典诗歌的倡导。
因为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多次回国。发现国内年轻人的古典文化水平已经日趋低落，许多人只注重物欲追求，社会风气日下。我想如果能在幼儿园中开设“古诗唱游”的课程，以唱歌和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唱诵古诗，就可以通过教给小孩子诵读和吟咏古诗的训练，来培养和提高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与文化程度。我深信孩子们如果能在童幼年时代诵读吟唱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长大以后不仅能够成为富有爱心，对社会和人类更加关怀的人，而且还能使他们在学习中更富于联想和直观的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格修养。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将终生受益无穷。我的这个理想，多年来在各地讲述多次，但因人微言轻没有什么效果。我也亲自给孩子们讲过古诗，但只是一两次。我知道这件事情凭我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所以想请赵朴老以他的身份呼吁一下。陈邦炎先生将我的意思转达给赵朴老以后，赵朴老立即就给陈先生写了一封回信，说：
叶嘉莹教授和您谈的关于古典文学幼年班的意见极好。我往年曾与谷牧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意见大致相同。我想请吾弟代拟一个提议稿，我打算约几位政协委员，如张志公、叶至善等联合提出，尊意如何？我认为此事至关重要，再不着手抓，传统文化将有大损、甚至断绝之虞。请您考虑写一篇文章，敲敲警钟。拜托，拜托。……
朴初十一·六
后来赵朴老就在当年全国政协八届第三次会议提案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当时署名的除赵朴老以外，还有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等，共九人。不过这一提案，扩展了我原来只想在幼儿园内开设“古诗唱游”一科的原意，可能在落实方面涉及问题较多，所以这一提案虽然经教委批文答复，但却终于没能付诸实践。与此同时，我与天津作协的一位田师善先生合作，编写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儿童读诗选本，这本书编成以后，我又拜托陈邦炎先生转请赵朴老题签，并附去我为这本书写的两篇序言。赵朴老再次回陈先生信说：
顷发一函，忘将叶嘉莹教授的序文退还，兹寄上，并再题一书签，附请选一张转寄。叶序写得很好，复函时请代致敬意和问候。
“幼年古典学校紧急呼吁”提出后，国家教委回信表示赞同，安徽师大亦来函响应，香港、台湾亦有积极反应。现在问题在于落实。政协会上当再提出。……
朴初拜复
95年6月3日
不久以后，田师善先生与我合编的《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还曾应天津电视台之邀，为他们做过几次教儿童学古诗的节目。不过我个人之精力、时间有限，不久以后我就返回了加拿大，而这个节目在我走后不久也就停播了。总之，这些年我一直为提倡从幼少年时代学习古诗词的理想做着不断的努力，每年往返海内外，都在各地多次为成人及儿童讲授古典诗词。一般说来，听讲后之反应都极为热烈。只可惜这些讲演都只出于个别的短期的邀请，当时听众的反应虽然热烈，也不过如同一方池水，偶尔投入了一块石头，泛起了一阵涟漪。而事过境迁，石沉水静，投石之举，就只成了一种无用的徒劳。然而岁月不居，年命如流，我也早已超过了古稀之年。赵朴老也经常有病住院，他所说的“政协会上当再提出”的倡导幼少年学诗的愿望，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有了向国家领导人做一次直接呼吁的想法。1998年秋天，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托国务院侨办直接转呈给了江泽民主席。我原以为江主席在日理万机之余，未必会对一封海外华侨的私人信函加以留意，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多年来自己想借着诗词教学以提高国民品质的夙愿，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没想到江泽民主席竟然很快就对我的信函做出了批示，并经李岚清副总理转批给了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只不过当基础教育司打电话到南开大学找我联系时，我已经返回了加拿大。到我1999年秋再次回国，在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期间，才与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司长见面，李司长告诉我说，教育部已请国内专家编撰了一套《古诗词诵读精华》的系列读本，供中小学教学之用，大约不久后就可以印出来了。到2000年秋我再回到国内的时候，被邀参加了以“让中华诗词走进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三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会上拿到了这一套新出版的《古诗词诵读精华》。而就在眼见赵朴老当年的呼吁即将在中华大地初步落实的时候，赵朴老竟然在一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回想这些年来，赵朴老给予我那么多关爱和协助，而在赵朴老住院后，我竟然未能得到一次探望的机会。如今当中华诗词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赵朴老的愿望即将逐步实现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把这一好消息亲自向赵朴老奉告，心里不免深怀歉憾。
1996年在天津给小朋友讲古诗
在台湾给小朋友讲古诗
后来我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说赵朴老的一些生前友好，打算编印一本赵朴老的纪念集，要我写一篇悼念的文字，于是我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联系，希望他能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前面所抄录的赵朴老写给陈先生的那两封信，就是那时他提供给我的。除此以外，陈先生还抄给我赵朴老在1988年5月28日至6月7日游青岛时所写的总题为《青岛日记》的二十首诗中的两首诗，在这两首诗中赵朴老提到我与川大缪钺先生合撰的《灵谿词说》一书，诗是这样写的：
终日不安排，无事闲行坐。灵可潜盘，意与两贤合。
论词精且深，今日难有并。晏柳与苏辛，异音同至听。
这首诗中所提到的晏、柳、苏、辛数家的词说，正是我执笔撰写的，在赵朴老身后，读到他生前写的这些对我的文稿赞美的诗句，使我感动之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悼念之情。陈先生寄给我的有关赵朴老的资料中，还有一篇陈先生自己写的文稿，题为《絮乱天迷，芳心不改——记赵朴老的几首词》，其中有一首《临江仙》词也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原来赵朴老生前还送给过我一幅他的书法，所写的正是这一首词，词前还有一段小序，序与词是这样写的：
夜梦江上，有巨舟载云旗鼓浪而过。舟中男女老幼，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中有一人，似小时无猜之友。方欲招之与语，忽空中落花迷眼。转瞬舟逝，怅然久之。醒作此词以志异。
不道相逢悭一语，仙舟来梦何因？弥天花雨落无声。花痕还是泪？襟上不分明。 信是娟娟秋水隔，风吹浪涌千层。望中缥渺数峰青。抽琴旋去轸，端恐渎湘灵。
我当时收到赵朴老写的这一首词的书法后，虽然深知是一首好词，但不知道他的意蕴指的是什么。不过清代的词学家张惠言说得好，词的特色本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可以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赵朴老这首词可能也有委婉的喻托含义，只是我当时并未向赵朴老做进一步之探询，这次收到陈先生的这篇文稿，才知道我的推测果然不错。据陈先生讲，赵朴老这首词原来是1969年“文革”期间所作，直至“文革”过后，他才加以说明：“此词作于1968或1969年，是陈同生同志逝世之后事。同生之死，是此作诱因之一。当时，相识之人不得正命而死者以百计，故作此词以吊之，而不敢明言，只得假托梦境耳。词序中所言‘载云旗’之舟，暗指非今日人所乘之舟。舟中人‘皆轻裾广袖，望若神仙’者，暗指皆已作古人。词中‘弥天花雨落无声’一句，是全文主旨所在。至于‘望中缥渺数峰青’、‘端恐渎湘灵’，则皆暗指江青也。”我把这些抄给大家，只是为了借此说明赵朴老在词的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兴于微言的幽约怨悱之意境的成就，同时也可以说明赵朴老对人世的一种悲悯的关怀。与此相对比的，是赵朴老在他的遗嘱后附留的一首四言诗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