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用小令来写比兴之词，写得非常典雅、深隐，真是难得的好词。不但在女子之作中是难得的好词，就是在男子之作中也是难得的好词。诗是可以反映历史的，词也是可以反映历史的。经过了明清之易代，果然清词里不少的作品都是反映当时历史的，所以有了所谓“史词”。鸦片战争以后，晚清词人所写的都是反映国家盛衰世变的小词。所以你看这个小词就很妙，从给歌女写的歌词居然演化成了反映国家盛衰兴亡记载历史的词了。沈先生看到了前朝的词这么多的演化，她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事变，她就真的是把历史写到小词里边去了，而且用这样深隐的比兴寄托，这样典雅的词句，写出来这么美丽的词篇。
沈先生还能把很多不容易写出来的东西也写得恰到好处，她有一首词《宴清都》。前边小序说：“庚辰四月，余以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午夜忽告失慎。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剪断柔肠，（割瘤时并去盲肠——自注）剪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
写得真是好，这么复杂的这么特殊的情事，沈先生写得非常贴切。“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写得真是美！沈先生实在写得好！这是医院，你看她把医院写得这么美，她说“罗裀”是雪白的，非常典雅，完全是词的语言；“并刀”是手术刀，她化用的是周邦彦“并刀似水，吴盐胜雪”（《少年游》）的语句；“素纱轻护”，你想象白色的丝纱这么朦胧，她缠着纱布，但写得很美。“凭教剪断柔肠”是说割瘤时并去盲肠。“剪不断相思一缕”是说我的肠子虽然断了，可是我的感情还在。“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因为我这么多情，所以这寸寸的情丝就把我留住了，而“情丝”也暗喻了伤口的缝线。“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她是写的着火，“烟横”是浓烟，“霞”是像晚霞一样的红色的火光。“长街月沈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半夜里她从病房里逃出来。“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这句真写得好！第二天早晨，在窗前她跟程千帆先生夫妻两人“泪眼相看”，把帐幔一开忽然间看见了，“搴帷乍遇”，写得这么多情，这么宛转。
沈先生还有一首有名的《早早诗》，是写她的外孙女，我们节选一段看看：
汝独爱家家，膝下百回绕。喜同家家睡，重愁家家抱。关心唤吃药，饮茶试凉燠。分食与家家，儿自不嫌少。唯愿快长大，为婆洗衣袄。随母休沐归，相亲复相扰。夺帚争扫地，脱衣唤洗澡。玩水瓶时灌，弄火锅空烤。倒罐更翻篮，到处觅梨枣。帐杆当竹马，手杖满地捣。凌空学杂技，一跌意未了。吓人装老虎，怒吼势欲咬。打狗踢苕猪，不怕舞牙爪。偷攀自行车，大哭被压倒。婆魂惊未定，儿身痛已好。一晌转安静，向人索纸稿。移凳俯书桌，画鱼又画鸟。积木堆高低，皂泡吹大小。三餐端正坐，家家喂饭饱。饮河期满腹，美馔视藐藐。不喜着新衣，敝服曳缁缟。阿母责顽劣，此语使儿恼。鸡鸡不洗脚，上床胡乱搞。狗狗不睡觉，半夜大声吵。我是最乖儿，家家好宝宝。
“家家”武汉话是外婆的意思。这首诗受到很多名家的高度评价。
朱光潜先生读过后题了一首诗：
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遭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独爱长篇题早早，深衷浅语见童心。谁言旧瓶忌新酒，此论未公吾不凭。
荒芜则认为“一篇早早有情思，绝胜骄儿娇女诗”。沈先生真是一个集大成的作者！她各种的体式各种的内容都写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找来《涉江诗词稿》看看。
八、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是北京大学1936年历史系毕业的，他的毕业论文深受胡适先生的赞赏，毕业后留校任教，40年代曾短期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来，几经重版，行销数十万册，蜚声海内外。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是陈寅恪先生写的序言。我在台湾大学教词选课的时候，常常参考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那还是旧的版本。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在历史考证方面做得是非常仔细的。可是我跟邓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对他十分敬仰，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和他相识。1979年我回国教书以后，跟国内学术界开始有了联系，1987年国内邀请我到江西上饶参加一个纪念辛弃疾的会议。因为我一直读稼轩的词，他的《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写得真的是很美，我很想去上饶看看带湖是什么样子。就是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邓广铭先生。
90年代初摄于北京大学邓广铭家门前（左起：刘乃和、叶嘉莹、邓广铭、启功）
那一年，我接到辛弃疾纪念会的通知，开会的地方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飞机不能到达那里。我只能先飞到上海，然后换火车才能到达江西上饶。这样我在国外订票就很麻烦，所以就找到我的侄子言材。那时他已经在日本的北九州大学教书，侄媳妇桐岛薰子也是读古典文学的，一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也一起来了。还有我以前的学生台大教授林玫仪，也是研究词学的，那时她还从来没有来过大陆，很生疏，不知道怎么回来，听说我来参加会议，也决定一起来。我侄子预先订好了旅馆，我们四个人分别从温哥华、九州、台湾飞到上海会合，从上海一起坐火车去了江西上饶。在火车上大家一起聊天，我记得那天林玫仪问我：你讲了这么多人的诗词，最喜欢谁的诗词？她还问我：中国古代这么多诗人词人，你觉得有哪一个你愿意跟他交朋友，跟他一起生活呢？我想了半天，我说还是稼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杜甫这个人，他的诗忠爱缠绵，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好像古板一点；李商隐诗我一直很喜欢，可是李商隐的诗我可以欣赏，但是李商隐这个人又太忧郁了一点；所以想来想去辛弃疾这个人不但词写得好，而且这个人在生活上也是个很有情趣、很有办法的人。你看他写的词里边，他所居住的地方，要栽什么花啊，种什么树啊，什么地方盖房子，什么地方开窗子都安排得多好！我当然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问林玫仪，她想了想也说愿意跟稼轩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如今我们一起来参加稼轩词的学术会议，真是有缘。
我们在上饶开会的时候，邓广铭先生也去了，而且我跟他的座位相邻。我跟邓广铭先生谈话的时候，告诉他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常常参考他的书。跟邓先生见面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人非常诚恳，非常和蔼，而且做学问是非常认真的。我记得那次会上有人提交了一篇论文，大意是说稼轩做了好几任地方长官，在带湖、瓢泉都盖了房子，一定也搜刮了民财。邓先生很生气，他觉得这种说法对稼轩是一种污蔑。他认为，稼轩绝不是一个搜刮民财来给自己盖房子的人，辛弃疾所造的房子，在宋代优待文臣的标准来看，实在并不奢侈华丽。我同意邓先生的看法，我也觉得稼轩经营他居住的地方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历史上像姜白石记载的张镃那些人，他们的房子都装饰得富丽奢豪，家里养着歌伎酒女。可是稼轩以诗人的眼光非常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住处，在房前种了一大片庄稼，小溪旁栽了几棵柳树，种了一些梅花，圈了一围篱笆，他的房子虽然很美，但不是雕梁画栋。在带湖新居盖房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房子上梁时他作《上梁文》：“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中国古人盖房上梁时，要把一些象征吉利的东西，抛到屋梁的四方，同时念诵一些祝词。稼轩这是说：我向东边抛东西，我就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朝暾”是早晨初升的太阳；即使朝廷上不用我了，我不能在朝廷做官，成为江海的一个闲人，我还是要忧国忧民，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稼轩经营他的住所，跟那些富贵奢豪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邓先生就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稼轩墓，要走很远的路。那时邓先生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地的人很客气，给邓先生准备了一把可以抬着走路的藤椅，可是邓先生坚决不肯坐这椅子，他说去拜谒稼轩的陵墓一定要走着去。我保存的相片里还有邓先生在走路，抬着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后边，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轩墓，我跟邓先生、林玫仪还照了相。恰好我跟缪钺先生合作写的《灵谿词说》已经出版，那本书里的《论辛弃疾词》一篇是我写的，我想邓先生也看了。从我们在上饶认识以后，他对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后，我们常常见面，邓先生还约我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邓先生认为我的稼轩词说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当面说，我是一直到邓先生去世以后，才看到他最后校订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前言上，写了一大段关于我写的稼轩词说。他说他在近十多年读了我的多篇论唐宋词的文章，其中包括论稼轩词的多篇。他说我写的“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宏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他还大段引用了我的论稼轩词的文字，最后还说：“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
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汉学的会议，主办人是林水檺。林水檺原来是我在台大的学生，后来他申请到U.B.C.大学念了一个硕士，还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就到马来西亚去教书。这次会议邀请了我，也邀请了冯其庸先生，我跟冯先生就又见面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我老家察院胡同的房子要拆迁的说法。因为我曾经参观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式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的老家办成一个像白鹿洞那样的书院。那时我已经在南开了，我也希望南开的研究所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有这么一个联络的地方，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有老家呀。我打算跟国家交涉，希望国家在拆迁我的老家时，能够给我们另一个地方，重新盖起一个院子来。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很多人都问我们老家房子的事情，当时冯先生也在场，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冯先生很热心，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联系，帮助我联系找地方。
冯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西城区的区长赵重清、书记李雅清，给我们在什刹海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后海，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我回来就跟南开大学说了，南开大学说很好，可以去看一看。可是南开大学没有去办，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听说那块地被别人买走了，开了饭店。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这块地没有了，还有别的地方，他又陆续介绍我们看了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地点。那时南开大学有一个专门管建设方面的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事不是他能赚钱的买卖，所以就一直不热心，使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这个人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听说后来他逃跑了。冯其庸先生、赵重清先生、李雅清先生这些朋友帮了很多忙，陈洪先生也见过他们，一起看过一些地方。南开大学那个管建设的人也去看了，但是都没有给回音，最终都没有办成功。冯先生真的是非常热心，为了保存我家察院胡同的房子、帮忙寻找新的地方尽了很大的力量。
虽然这件事没有办成，我却跟冯先生成了很熟的朋友。他送给我很多本他自己的书，我也写过《七绝三首》赠冯其庸先生：
威州高会记相逢，三绝清才始识公。妙手丹青蒙绘赠，朱藤数笔见高风。（注一）
研红当代仰宗师，早岁艰辛世莫知。惠我佳篇时展读，秋风一集耐人思。（注二）
一编图影取真经，瀚海流沙写性灵。七上天山奇志伟，定随玄奘史留名。（注三）
注一：宽堂冯其庸先生与余初识于1978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所主办之国际红楼梦会议中。冯公对红学之研究固早为当世所共仰，而在会议期中冯公更曾以其亲笔所绘之紫藤一幅相惠赠，于是始识其诗书画三绝之妙诣。
注二：1993年冬又得与冯公在北京再度相晤，冯公复以其大著多种相赠。其中《秋风集·往事回忆》一文，曾备叙其早年生活之艰苦，而冯公能有今日多方面之成就，则其资秉之高、用力之勤，固可想见矣。
注三：2001年返国与冯公又得相晤，冯公又以其近日在上海展出之《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线暨大西部图影集》一册相示，既叹其七上天山之探奇考古精神之卓伟，更赏其摄影取景之艺术境界之高妙，钦赏之余因写为小诗三首相赠。
冯其庸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九次到西部考察玄奘取经之路和丝绸之路。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上了帕米尔高原，发现了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经过的古道——明铁盖达坂山口。2005年8月冯其庸先生随“玄奘之路”文化考察团再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达坂山口立起一座1.4米的石碑，以纪念玄奘追求真理、传播文化的伟大功绩。冯先生的摄影水平非常高，他拍了很多照片，而且上面还有他的题诗。
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我家祖宅的关心，他还非常关心我这边工作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清代手写本的陈维崧的《迦陵词》，我请冯先生亲来看过；我还请他给我的学生们讲过课等等，冯先生总是非常热情地答应我的邀请；前不久他还让一个雕塑家纪峰先生跑来给我塑像。多年来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念不已。
十、饶宗颐先生与陈邦炎先生
饶宗颐先生是当今的一位大师。他的学问真是渊博，不管是中国的学问、外国的学问、文学的学问、史学的学问、甲骨文的学问，他的学识绝对是渊博，而且是根底深厚。饶先生是广东潮州人，出身于一个世家。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热心购书做学问，有著名藏书楼“天啸楼”。饶宗颐先生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父亲，十八岁就续编了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的《潮州艺文志》，发表在《岭南学报》上。他编撰的《楚辞地理考》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领域，这部书在上海的出版使二十九岁的饶宗颐先生一举成名，从此他就专攻文史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国的国学真是从小学习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国学浩如烟海，如果不是从小就背就念，根本没办法掌握。后来饶先生移居香港，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学位，最近香港大学一些饶先生的晚辈，成立了一个饶宗颐学术馆。
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大约是在三十年以前我给香港中文大学讲演的时候。当时有朋友介绍我跟饶先生见了面，我记得饶先生还请我吃了一次饭。饶宗颐先生多才多艺，古琴弹得很好。饶宗颐先生对于后学都是很鼓励的，他还把他自己的诗词稿送给我看。我送给他两本我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我的诗词稿。饶宗颐先生看了以后，曾送给我他亲手抄写的一幅长卷，录了两首他自己和吴文英词韵的《莺啼序》。饶先生写这两首词给我其实是有意思的，不是随便写的。饶先生说他多年前曾经到过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个名胜叫Lake Louise，中文就是路易斯湖。饶先生游路易斯湖的时候写的这首词，用的是吴梦窗的韵，可是词的内容写的是游路易斯湖。那为什么他抄给我呢？我想是因为路易斯湖是加拿大有名的地方，我也曾经去过。另外一首和梦窗词饶先生写的是秋天的红叶，因为加拿大是用红叶作为国旗的标志，而且加拿大的秋天也满山都是红叶。所以我以为，饶先生写录这两首和吴梦窗的《莺啼序》送给我，是因为路易斯湖和红叶都跟我居住的加拿大有关。
隔了一天他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是一首他和我的《蝶恋花》词。我当然不只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和的那首《蝶恋花》是我在50年代初忧患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词：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地思量着。
这首《蝶恋花》其实我也没觉得写得怎么好，可是缪钺先生喜欢这首词，饶宗颐先生也喜欢这首词。
饶先生的和词是这样写的：
世味真同纱雾薄。尽有中边，如蜜都尝却。从古多情伤哀乐。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语莺啼闲院落。万户千门，何苦间关约。渐觉老怀输少作，凭栏尽日思量着。（《蝶恋花·和叶迦陵》）
2000年，台湾“中研院”举办了一次以“文学与历史”为主题的会议。我写了《词学与世变的关系》一篇论文，并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会议，饶先生也参加了，我们又见了面。2003年，香港又约我去，那一年正赶上饶先生过生日，他们举办了一个饶先生的书法展览给他祝寿，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展览，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饶宗颐先生把他几十年积累的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和书画作品，捐赠给了香港大学。以这批捐赠为基础，同年11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现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不仅成为香港大学著名研究机构之一，也逐渐成为全球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同时，它还是一个寓私于公的藏书楼，里面的藏书向全世界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自己的藏书或著作捐赠到饶宗颐学术馆，并视之为极高的荣耀。
主持饶宗颐学术馆内学术研究的郑炜明博士和龚敏博士一直致力于搭建饶宗颐学术馆和我们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机制。2009年，两个机构正式开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签订学术合作意向书。2011年，郑炜明博士与龚敏博士还亲自赴天津，在南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我们一起见了面。
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主办了第一次词学会议。这次会议，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清词书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仪和饶宗颐先生、严迪昌先生、卢雄和先生四个人共同负责。一个是词学的专题研究，张以仁、林玫仪、刘少雄和我负责。张以仁先生写的是花间词，我负责晚清词论，这是他们研究院文哲所的“词学主题研究计划”。对于清代的词与词学，我本来早就有研读的兴趣，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紧，先到台湾参加文哲所的会，又到耶鲁大学开会，还到马来西亚开会，不久还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请去教书。我在旅途中那么匆忙，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仪商量，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邦炎先生一起合写。还好，陈邦炎先生答应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约陈先生在北京见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写计划，各自负责几篇，最终完成了《清词名家论集》。
陈邦炎先生的高祖陈沆是清代有名的诗人，他的伯父陈曾寿是近代有名的词人。家学渊源，所以他的诗词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长我四岁，现在已近九十岁了。1944年陈邦炎先生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做过记者、编译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他们出版的词学书籍很多，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研究的开展。陈邦炎先生学术根底深厚，尤其精于诗词，他写的诗词鉴赏文章也很好。退休后，还从事编辑和著述。近来陈邦炎先生精选了他自己多年来写的文章和创作的诗词，编成一册《临浦楼论诗词存稿》，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国讲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金启华教授向陈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论词丛稿》，那时我还没见过他。陈邦炎先生看到我的书稿，觉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门极力争取出版。为了出版我的《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还专门开了个会，研究我的这本书是出还是不出。因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很多观念还没有转变，上海古籍从来没有出过海外华人写的书，他们很犹豫要不要出。在陈邦炎先生的努力争取下，上海古籍首开此例。那时，我们就开始了书信往来。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很快就卖光了。后来，我跟缪钺先生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
1982年我到杜甫草堂开会，上海古籍有人来开会，可是陈邦炎先生没有来。上海古籍的人说，陈先生不知道你来，他要是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第二年，杜甫草堂又开会，陈先生真的来了。我那时正在跟缪钺先生合作研究，也在成都参加了会议。我跟陈先生见面后就问他，你古典修养这么好，一定常常写诗词，什么时候抄几首给我拜读拜读。陈先生就当面写了几首给我看，题目很长：
一九八二年四月，参加杜甫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下榻成都杜甫草堂。犹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来此，值梅花盛开，光景绝艳。今梅候虽过，而庭馆依然。感念旧踪，爰赋四绝
重来已是鬓繁霜，花木依稀旧草堂。几树庭梅应识我，癫狂曾忆对华妆。
花开花落几蹉跎，苦恨芳华掷逝波，二十五年真一瞬，人间可有鲁阳戈？
松竹葱茏想岁寒，杜陵一语可吟安？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
百花潭北又春回，一寸春心总未灰。虎倒龙颠风雨过，锦城还见绣成堆。
这几首诗写得很好，陈先生在诗稿中曾注明其中第三首中“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斩万竿”一联的“自要”、“何需”两个呼应、承转的词是我提议修改的。
就是在我们合写《清词名家论集》时，陈邦炎先生告诉我晚清词人陈曾寿是他的伯父。我比较喜欢陈曾寿的《旧月簃词》。《旧月簃词》可称是一卷遗民词，由于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朝代更替，在朝代更替之交的遗民现象和遗民文学，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陈邦炎先生本来希望我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太忙了，一直没有写。我跟陈邦炎先生说，第一篇写陈曾寿的词应该由你写，因为你是家里人，许多情况比较清楚，陈曾寿的一些资料，外边人知道的不多。
当时台湾有一位姚白芳女士跟我念硕士，我向她推荐写陈曾寿词的论文。我还介绍了姚白芳到上海去找陈邦炎先生访谈。清代文人间有“太常仙蝶”之说，就是清代一些有名的词人况周颐、陈曾寿他们每次有词学聚会时，就会有蝴蝶飞来，他们管这个场景叫“太常仙蝶”。当时的一位画家就把这个场景画下来了，就是《太常仙蝶图》，陈邦炎先生曾经拿给我看过这幅《太常仙蝶图》。姚白芳写陈曾寿的论文，经常去拜访他，最后陈邦炎就把这幅《太常仙蝶图》送给了姚白芳。我虽然没写陈曾寿的词，但是在班上也讲过陈曾寿的词。我本来的意思是，安易写完了王国维的词以后，让安易跟我合作写陈曾寿的词。可是我们还没写，有一个女学生曾庆雨考进来了，她主动要写陈曾寿的词，所以我就让曾庆雨写了。我告诉曾庆雨要研究陈曾寿一定要去拜访陈邦炎先生，他有很多陈曾寿的材料。陈邦炎先生还复印了很多陈曾寿的诗词给我们。
许多事说起来都有一些因缘。上世纪60年代初，我要写王国维词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淡江大学教的一个学生陈槐安说，“这些查资料的事让我来做吧”，我就把刚刚开始写的本子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出国到北美去了，跟这个学生断绝了联系，这个工作就没有做下去。台湾开放以后，我又见过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个本子就没有再拿回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国维词的注评。陈曾寿的词呢？是陈邦炎要我写陈曾寿，我没有时间写，介绍了姚白芳写。那时我还在想，安易写完王国维以后，我跟安易一起写陈曾寿词注，同时写评赏。可是我们还没写呢，曾庆雨来了，她就写了。所以天下事很难说，最后落到谁写是有因缘的。不过曾庆雨写的只是陈曾寿的咏花词，其他的没有写。其实我还是想像王国维词那样，让安易跟我合作给陈曾寿的词做注，同时写评赏，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没有兴趣。不过我现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孙康宜、高友工他们组织召开了北美第一届词学会议，他们问我大陆有那些人是研究词学的，我就向他们推荐了陈邦炎先生。后来陈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清词名家论集》中写了一篇《陈曾寿及其〈旧月簃词〉》。
这一章讲的都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结识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无论在我人生道路上还是学术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人支撑起我完整的人生，我从心里感念他们。
结束的话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胸无大志，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老老实实去教中学，并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国的理想，更从来没有过要成为什么学者专家的念头。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什么预定的理想目标，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以学者自期，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以学术著作自许。然而数十年来我却一直生活在不断讲学和写作的勤劳工作之中，直到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对工作的勤劳，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姊，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第二次打击对我其实是最重的，它几乎影响了我一生。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当第一次打击到来时，衣食虽然艰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不仅可以不改常规地读书上学，在学业上有师友的鼓励支持，在生活上还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所以苦难对于我才能够成为一种锻炼，而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但是第二次打击到来时完全不是这样了。那时我已远离家人师友，身在台湾。我先生被海军拘捕死生未卜，当我经过拘审带着女儿从警察局出来以后，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而且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也没有。这还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实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我先生本身的问题。
关于我的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的后叙里也简单说过一点，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真正的情况我没有写，我所说的其实已经隐藏了很多难以诉说的事情。我说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性情发生变异，实际上是一个借口，我不愿意只说他的不好，就归罪于多年的监禁使他变成这样。其实不然，是他本来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说，是因为我一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何况是自己家里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隐瞒了很多，现在有些事我以为也还是不说为好。
这么多年，我虽然一直不对人说这些事，但是我的诗里其实还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诗词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儿去世时，我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曾经说：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辛酸说向谁”，说真的，我人生最伤痛的就是这件事，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后两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我吃苦耐劳地什么都做，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当然我是为了我们的家，也为了两个孩子。我的大女儿当初跟我一起被关，赵钟荪被关了将近四年，是我一个人带着她，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为命度过的那几年啊！所以大女儿逝世后我说“一生劳瘁竟何为”。
后边我还写了一首《天壤》：
逝尽韶华不可寻，空余天壤蕴悲深。投炉铁铸终生错，食蓼虫悲一世心。萧艾欺兰偏共命，鸱贪鼠吓禽。回头三十年间事，肠断哀感不禁。
这首诗不解释的话，其实一般人也还是看不出来，而我当时之所以这样写，也就是不想让人家看出来。因为中国的旧传统，对于婚姻的事情是不说的。做妻子的无论有什么样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说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做女子的一种妇德。
这首诗的题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两个字。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这样做的，《诗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诗里的两个字做题目是可以的，这个题目不会有人注意。“天壤”其实有个典故：是说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她觉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好的才华；所以她结婚以后，常常说他们王家的子弟都有这样那样的才华，“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就是说，没想到天地之间有像王郎这样的人，她的意思是对她的丈夫不满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这两个字，知道这个典故，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写婚姻的不如意。只不过谢道韫还只是因为丈夫才华不够好而生的感慨，而我与她则完全不同，因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个完全无法理喻的人，是你们一般人所难以想象出来的一种人。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容让的，一个人但凡有点感情、有点理性，我也是能够跟他相处的。而且我平生也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才能，没有工作，或者学问低就看不起人家。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尽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1971年的时候，严复的女儿请我去西雅图大学教书，因为我已经被U.B.C.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就介绍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为什么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从来不许我问。他回来以后，就又开始整天发脾气。那时候过圣诞节，我不愿意在我们艰苦的时候，让孩子们觉得人家过圣诞节都挺高兴的，我们家怎么不同。我的愁苦从来不跟孩子说，总是愿意她们都好好的。我就买了圣诞树，而且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我还给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让大家高兴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上去就把它毁了，把树上的装饰扔了一地。他这个人的美感经验、品位也都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温哥华我家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对于树木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它枝叶扶苏的样子，但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树的枝子都给剪了，那些大树，枝子、叶子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很粗的树干。人家都很奇怪，问我你们家这是什么树，怎么都这样子。我真是没有办法回答，我也争不过他，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弃了。所以我们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