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叙述自己总要先从自己的家世说起。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有“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的话。像陶渊明那么洒脱的人，在他的一首四言诗《赠长沙公》中（长沙公是他的一个本家）也说家世如何如何。中华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传统，讲究慎终追远。所以我还是要从家世谈起。
一、家世
我们家是旗人，但我的祖先不是满族旗人而是蒙古族旗人，本姓叶赫那拉。历史上，以那拉为姓氏的有四个部落：辉发那拉、乌拉那拉、哈达那拉，还有叶赫那拉，统称为扈伦四部。扈伦四部中有三个那拉部落都是海西女真人，只有叶赫那拉这一部落跟他们不是同族。叶赫那拉这一部落本属土默特部，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后来土默特占领了那拉的地方，于是就也以那拉为姓了。这四个以那拉为姓的部落各自取他们居住地附近的一条河的名字加在前面，以示区别。土默特改姓那拉的这一部落住在叶赫河畔（今吉林省长春市附近梨树县），所以就叫做叶赫那拉。
根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部落最早的始祖叫星根达尔罕，原来居住在今天的黑龙江省松花江北岸巴彦县东北四十五里的蒙古族人世居的山地。16世纪初，叶赫部首领祝孔革率众南迁到叶赫河畔。到16世纪中叶，祝孔革的孙子清佳弩、扬吉弩兄弟时，这个部落势力强大起来。他们在叶赫河畔修了两座城，清佳弩驻西城，扬吉弩驻东城。到叶赫那拉氏最后一代部落酋长金台石及布扬古的时候，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渐渐强大起来。
2002年摄于叶赫古城遗址
建州女真与叶赫那拉这两个部落本来是友好的，而且通婚，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就嫁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先后灭掉了那拉其他三个部落。1619年9月发兵攻打叶赫城，尽管叶赫部英勇抵抗，但终没能抵挡住努尔哈赤的进攻。金台石守在东城不肯投降，与努尔哈赤讲条件，说叫你的儿子上来，我要认一认是不是我的外甥。因为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是金台石的妹妹孟古格格所生，金台石是皇太极的舅舅。皇太极要上去见金台石，努尔哈赤怕被金台石据为人质，说什么也不让他去。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交恶中，发生过一件事：努尔哈赤的皇后孟古格格，美丽贤惠，希望能把丈夫、娘家都保全。当她病重时，提出要见见她的母亲，可是男人并不在乎女人的这一份感情，金台石也是担心被努尔哈赤当做人质，就是不让母亲去。后来孟古格格死了，努尔哈赤很愤怒，便以此为由率兵攻打金台石。
现在金台石让皇太极上去，努尔哈赤当然也不会让他去的。金台石誓死不投降，引火自焚。但当时没有烧死，跌下城来，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捉住缢死了。金台石在临死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族即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一定要让建州女真亡国。后来人们说，西太后果然应验了这个说法。当时叶赫那拉氏本来不许进宫当皇后的，西太后是在选宫女的时候进宫的，所以她的地位原本很低下。后来因为她生了儿子，又用种种的手段才得到权位。
就是在这次叶赫部与努尔哈赤的交战中，金台石战死，守西城的布扬古见大势已去，开门乞降，但是因为布扬古见努尔哈赤不拜，也被努尔哈赤命部下绞杀，叶赫部从此被灭掉。
努尔哈赤将叶赫部兵民全部带到建州女真，入籍编旗，成为满族成员。叶赫那拉氏编入满籍的后裔，人才辈出，康熙朝大学士明珠、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明珠的儿子）等，都是金台石的后人。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实际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但我并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何况清人入关后，很快就接受了汉文化，像纳兰性德，就是叶赫那拉氏，因为纳兰、那拉在蒙文中是同一个字的音译，只是译成汉字后写法不同而已。在说到纳兰性德的时候，经常说纳兰，但说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则说成是那拉。清初入关时，我们家这一支被编在了镶黄旗，纳兰性德那一支被编在了正黄旗。纳兰性德被汉文化所吸引，非常喜欢汉文化，他交往的很多朋友都是汉族的文学家、词人。他不但词写得好，还整理了汉族的古典经书，著有《通志堂经解》。
我的祖先是几世入关的，我已经不清楚了。我在写《论纳兰性德词》那一篇文稿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我与纳兰同里籍”之句。国民革命后，清朝被灭掉了，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我家就取叶赫那拉的首字，改姓了叶。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族谱，我想满族人没有详细的族谱。现在我所知道的都是听我伯父、父亲和堂兄告诉我的。
我的曾祖父名字叫联魁，号慎斋。道光六年（1826）出生。在咸丰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去世。
我的祖父名字叫中兴，号一峰。咸丰十一年（1861）出生。在光绪朝壬辰科（1892）考中翻译进士，是满汉翻译。光绪二十年出版的《大清缙绅全书》第一卷有关工部的记载中，我的祖父是工部员外郎，不过我的堂兄说是农工商部郎中，两种说法，我现在无从考察。祖父于民国十八年（1929）去世。我是1924年出生，那年我已经五岁了，所以祖父去世我是记得的。
祖父是一位严肃的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格。祖父共有三子二女：伯父、父亲、叔父和两个姑姑。我出生的时候，叔父和两位姑母都早已去世，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根据伯父和父亲的说法，他们三个兄弟之中，叔父是最有才华的。我小时候，家里一个很高的橱柜中放置了许多书籍，我一个人没事就爬上椅子去翻看。有一次我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写着许多诗句。伯父告诉我，那就是三叔的诗。我只记得三叔的两句诗“白水臣心似，青天大道如”，其他的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伯父说三叔的诗是写得不错的，字也写得很好。三叔喜欢在外面交朋友，听说在他很大的时候，祖父还常常骂他，让他罚跪，可见祖父的严厉。
祖母我没有见过，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她就去世了。我看见过祖母的照片，梳着旗人的“两把头”，非常瘦弱，但容貌很端庄、很秀气。祖母一向身体不好，有气喘病。
我的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伯父年轻的时候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因为我祖父生病就回国了。去日本留学是当时的一种风气，那一代的年轻人不满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社会进步比较快，很多人都去日本学习，为了回来后报效祖国。辛亥革命以后，腐败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不久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许多有理想的青年都感到失望。我伯父曾经在浙江地区的机关中工作过，不久就辞职回家，研读医书，做了中医，1958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伯父旧学底子很深厚，尤其喜欢诗词、联语。他对我视如己出，尤其是对我的教育、培养十分重视，在我的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后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航空的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发展，做过一些贡献。曾经担任中航公司人事科长等职。1948年父亲随中航公司第一批迁到台湾，主要是做先期准备，以迎接第二批中航公司的人员到台湾。结果“两航”起义爆发，国民政府计划落空。父亲曾经一度也想回大陆，人已经到了基隆却不准上船，就留在台湾了。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把已经退休的父亲从台湾接到温哥华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岁。
二、故居
我家祖宅的四合院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是我曾祖父购置的。大门上方原来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外边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因为祖父和伯父都是学过中医的，所以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因为宋朝有个学者叫叶适，号水心，他也研究医学，所以用了这个堂号。大门内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
老家大门口
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挖地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那时的风气，很多大宅院子里都是有天棚、鱼缸、石榴树。祖父、祖母住的五间北房，前边也搭了个天棚。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等我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刚出生，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诊室，我们叫做“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
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花草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在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我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我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荫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长大，而且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大约我十一岁时，伯父教我学着作诗，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生活体验，所以我家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我写诗的主要题材。记得有一年秋天，院里其他花草都已逐渐凋零，只有我移来的那丛竹子青翠依旧，我就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对窗前秋竹有感》）
又有一年初夏，我家刚刚拆下冬天防寒的屋门，换上了很宽的竹帘子，院内的榴花与枣花都在盛开，我就又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唯爱枣花香。（《初夏杂咏四绝之一》）
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雨后初晴，我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房屋脊上忽然染上了一抹初晴后落日的余晖，而东房背后的碧空上，还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我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小令：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几十年以后，邓云乡先生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专门讲述察院胡同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年轻时生长在北京，“七七”事变以前，他母亲生病，常常请我伯父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他也经常来我家送药方，请我伯父改方子，所以对于察院胡同我的老家是熟门熟路。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他是在80年代初看到一篇介绍我的文章，知道我的老家是在察院胡同。我们认识是在北京的一次诗词学会的聚会上，说起话来，邓云乡先生才知道当年给他母亲看病的叶大夫就是我的伯父，而察院胡同就是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很客气，称我为“词家”，我虽然愧不敢当，但邓先生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他是这样描述的：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一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佣人引我到东屋，……（东屋）两明一暗，临窗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帘子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大夫）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
当年邓先生只不过是病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我伯父改过几次药方。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先生竟然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的意境，留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长久的记忆。而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形成，我与这座庭院，当然更有着说不尽割不断的、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
2003年8月，国家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建，这个庭院就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消失了。当时不仅在北京的友人给我写信报道了此事，连台湾也登载了我的老家被拆毁了的消息。当然我也明白，没有旧的破坏哪能有新的建设，我也愿意见到新的北京将有一片新的高楼大厦的兴起。只是，正如邓先生所说的，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确实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教学的途径。面对这所庭院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有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是这所庭院当年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之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很多，绝不是我个人的人力、财力所能做的。然而，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始终未改。事实上1974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的院子早已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虽然它被全部拆除，但它将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
三、伯父
伯父在民国初年曾经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公务员，辞职回家后，精心研究医书，做了中医。我一直觉得伯父有很多地方像王国维，他们都是早年去日本留学，一个是因为父亲有病回国，一个是因为自己有病回国，回国后都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现状感到失望。和王国维一样，伯父也一直留着根辫子，每天都是伯母给他梳头。平日在家里的时候，伯父就把辫子垂下来，如果要出诊了，他就把辫子盘起来，戴上一顶帽子。那时，北京的风沙尘土很大，伯父出去时常戴一顶黑色的风帽。房门口常挂一只布掸子，他回来就掸一掸衣裳裤角上的灰尘。
伯父的医德医术都很好，有很多的疑难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他的脉房里边挂了很多幅字画，有些是清代名人的字画，也有朋友写了送来的。其中有一幅上面写的诗我还记得：“道貌尊青主，而今见叶公。起家长白外，遁迹软红中。松柏凌寒节，参苓造化功。阳和真有脚，小草被春风。”这首诗对我伯父充满了感谢和称赞。伯父行医，一般上午在家里看病，下午出诊，出诊时他就坐一辆包月的人力车。伯父有了空暇喜欢跟我聊天，读诗写字。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家里佣人没有了，我们跟伯父就分开吃饭，伯母和母亲就亲自做自家的饭。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就又跟伯父一起吃饭，伯母做饭，伯父有时会帮忙买菜。
伯父曾经想过要教我医术，可是我的功课很忙，后来又离家远嫁，所以就没有教成。但是大弟结婚以后，弟妹想跟伯父学医，伯父却不肯教。伯父认为学习中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修养，因为中医的很多典籍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而且学习中医还要靠你本身智慧的体悟。伯父以为，假如你没有那种智慧，学了以后只是死板地掌握教条，生硬用药，对于病人来说，那是非常不好的。
伯父曾经生有两儿一女，可是大儿子和小女儿都没能保住，只有一个儿子留下来，就是我的堂兄叶嘉。伯父对我自幼就特别疼爱，又因为我的父亲很早就转往上海中国航空公司工作，常年不在家，所以伯父就自然而然地对我的教养特别关心。我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自己有两个弟弟，加上堂兄，院子里共有四个孩子。男孩子都喜欢出去交游，而女孩子是不许出去的。伯父古典文化的修养极深，他特别喜欢诗歌，又见我也喜欢诗歌，自然是更加欣喜和愉慰。但其实伯父始终没有一本正经地教过我，只是喜欢和我聊天。他熟知很多诗人词人的掌故，有了工夫就和我闲谈。我的堂兄和弟弟们喜欢在外面玩，就是我喜欢听他聊天，很多掌故就是这么听来的。有一次，伯父和我说起清朝词人陈维崧的词，伯父告诉我，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他写了很多词，是中国词人里写词最多的。清代还有一个词人叫郭麐，别号“频伽”，这两个人的别号合起来就是“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佛经里一种鸟的名字，是一种共命鸟。后来我在国外遇见一个印度学者告诉我，很多佛经里都讲到这种鸟。我还查到《正法念经》里说：“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紧那罗是佛经中主歌唱之神）当时这些关于词人别号的掌故让我觉得有趣，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上了大学，跟顾随先生学诗的时候，有一次先生叫我起个别号，要把我的习作拿去发表，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觉得“迦陵”这两个字跟我的名字“嘉莹”声音很相近，就用“迦陵”做了我的别号。
伯父与父亲都喜欢吟诵，记得每当冬季北京下大雪的时候，父亲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那时我自己也常常翻读《唐诗三百首》，遇有问题，就去向伯父请教。有一天，我偶然跟伯父说起父亲所吟诵的那首五言绝句，与我在《唐诗三百首》中所读到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首五言绝句，有一些相近之处。一是两首诗的声调韵字有相近之处，二是两首诗都是开端写景，最后写到上楼，三是第三句的开头都是一个“欲”字，表现了想要怎样的一个意思。伯父说这两首诗在外表上看虽然有近似之处，但情意却并不相同。“大雪”那首诗开始就表现了外在景物对内心情意的一种激发，所以后两句写的是“心里事”和“酒家楼”；而“白日”那首诗开始所写的则是广阔的视野，所以后两句接的是“千里目”和“更上一层楼”。伯父这些偶然的谈话，使得我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上初中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在上海，他要求我经常要用文言写信报告我的学习情况。于是每当我写了信，就先拿给伯父看，伯父看后提出修改意见，我改完后再抄寄给父亲。就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也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诗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我不仅在初识字时就已习惯了汉字四声的读法，而且在随伯父吟诵诗歌时，辨识了一些入声字的特别读法，例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这首诗中的“独”、“节”、“插”等字，原来就都是入声字，在诗歌的声律中应该读仄声，但在北京人口中，这些字却都被读成了平声。若依北京的口语读音来念，就与诗歌的平仄声律完全不相合了。伯父教我把这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这样在吟诵时才能传达出那种声律的美感。记得伯父给我出的第一个诗题是《咏月》，要我用“十四寒”的韵写一首七言绝句。现在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未知能有几人看”，大意是说月色清寒，照在栏杆上，但在深夜中无人欣赏的意思。那时我大概只有十一岁，从此以后就引起了我写诗的兴趣。
伯父喜欢藏书，特别是一些收藏家卖出来的古书，他只要看到，都是尽量买下，所以我家的书特别多。我家的五间南房三间做了书房，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都是书架，那时辅仁大学的很多老师、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找书、查书。伯父喜欢跟我谈书，我也喜欢看书，常常是我想起来看什么书，就跑到书房搬来一套。我们住的西厢房的堂屋靠南墙有一个大躺箱，箱面比现在一般的写字台都大，上面被我堆满了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套《辛稼轩词集》，是元代大德年间的木刻版，字特别大，看起来很舒服，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我觉得那时我家到处都是书，除了书房的架子上、堂屋的躺箱上，就是衣柜的顶柜里也都是书。我常常登梯爬高地踩着桌子去翻书，三叔写诗的小本子就是我从顶柜里翻出来的。可惜的是这些书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我弟弟说“大跃进”时，因为街道要用我家五间南房办公共食堂，他就把那些书很便宜地都给卖了。
伯父的诗我很少见过，只是常常见他写对联。亲戚朋友有谁过生日、结婚，他就写一副贺联。有人去世了，他就写一副挽联。写完之后，伯父经常拿给我看，跟我谈说。那时过年家家都贴春联，我骑自行车出去给长辈们拜年时，伯父就让我仔细看看哪一家的春联写得比较好，回来告诉他。可是我们家门口当年倒是不贴春联的。据说祖父在世时原是贴春联的，联语是：“春染旧山青，暖消残腊雪；柳舒新翠绿，梅寄隔年华。”我还记得伯父每年都要新春试笔，新春试笔是在大年初一，伯父拿一张纸，来写一副对联，而且一定要启用一支新的毛笔，大多是用“七紫三羊毫”。伯父说因为纯粹的羊毫太软，紫毫是硬毫，这七紫三羊毫硬中有软，正合适。他写的新年联语，多是用这一年的干支作一个嵌字联。记得乙酉年伯父写过：“乙夜静观前代史，酉山深庋不传书。”“乙夜”是夜里的二更天，古人常说“乙夜观书”，是说读书到深夜。“酉山”指的是大酉山和小酉山，是古代藏书之处，见于《元和郡县志》，“庋”是收藏之意。戊子年他写过：“戊为吉日诛蟊尽，子绍箕裘号象贤。”（戊句出于诗经《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
我的第一首诗是伯父叫我写的，第一个联语也是伯父叫我写的。那是我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管外曾祖母叫老祖，伯父说你老祖那么喜欢你，如今她去世了，你给她写副挽联吧。我就写了下面的挽联：
忆昔年觅枣堂前，仰承懿训，提耳诲谆谆。何竟仙鹤遄飞，寂寞堂帷嗟去渺。
痛此日捧觞灵右，缅想慈容，抚膺呼咄咄。从此文鸾永逝，凄迷云雾望归遥。
我的外曾祖母也很喜欢诗，不仅读诗而且写诗。外曾祖母姓曹，名仲山，很有点丈夫气。在她的晚年，家里自刻了一本诗集，题名《仲山氏吟草》。小时候，我记得这个事情，但是忘了诗集的名字，后来是我舅父写信告诉我的。
伯父很少写诗，他的诗我大概记下来的只有一首，就是1948年我结婚时写给我的一首五言古诗，题目是《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其中一段写的是：
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昨日婿书来，招之使南去。婚嫁须及时，此理本早喻。顾念耿耿心，翻觉多奇妒。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
写的真是十分伤感。伯父写给我的诗我带到了台湾，放在左营海军军眷区的家里，我先生被抓时给抄走了，没有留下来。遗憾的是伯父没有相片留下来，我南下结婚时很匆促，又是坐飞机，以为很快就能回来，就没有带相片，不想，这一去就是二十六年。等我1974年回来时，伯父早已离开了人间，而且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家里的相片和大批藏书早已荡然无存。后来我写信给我的堂兄，找伯父的相片和手迹，结果他也没有相片留下来，只给了我当年伯父写给他的信，现在我还保留着。
四、母亲
我的母亲姓李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我的母亲有姊妹二人，姨母比母亲小两岁。母亲从小父母就去世了，她们姐妹俩是跟着叔叔长大的。我们说的外公、外婆实际上是叔外公、叔外婆，我们的小舅是他们的儿子。小舅生下来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是母亲的姑姑一直没有结婚，在家里带着母亲、姨母、小舅这三个孩子，还照顾着我们的外曾祖母。我们叫她三姥爷。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大姥爷；母亲的叔叔是二姥爷；这个姑姑像男人一样撑着这个家，所以叫三姥爷。后来外公又续了弦，但没有生小孩。解放前夕，小舅带着三姥爷去了台湾，后来外公去世了，只有续外婆一个人留在北京。
姨母与母亲
我的外公原来在上海工作，后来姨母也到了上海，做家庭教师，一直没有结婚。到了快四十岁，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给人家做了续弦。这个姨父是密云县的一个地主，年龄比姨母大得多，后来不久就去世了。姨父的前妻留下了好几个儿女。姨母是一个相当通达的人，跟这家的儿女相处得不错。解放以后密云县的土地也被分了，姨母就回到了北京城里，外公去世以后她就跟续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当艰苦，靠糊火柴盒为生。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她还在北京住，那时姨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把我写的小时候跟姨母读书的事给她看，她很高兴。后来她到密云跟孙子一起住了，她的孙子是当地的官员，对她不错，我跟我弟弟曾经去看过她几次。后来她跌了一跤，胯骨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能起来，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和姨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都从事教育工作，在外面做教师。听说当时有人给父亲提亲，介绍了母亲。那时还是老式婚姻，结婚双方在婚前是不能见面的。父亲就假借到学校参观，去听我母亲讲课。后来外婆告诉我说，那天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今天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到课堂上来听课，竟然听了一个钟头。
母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又不失干练。生有我们姐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熾，小我八岁。“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长弟只有十一岁，幼弟只有五岁。当时在沦陷区，生活十分艰苦，父亲久无音信，一切都靠母亲操持。我在这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中医叫肺积水，西医叫肋膜炎，在家休学了一段时期。母亲因父亲音信隔绝和我的这一场大病，常常处在忧伤之中，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经过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虽然开刀做了手术，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享年仅有四十四岁。
我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我记得父亲和伯父管祖父叫阿玛，我们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满人家里规矩特别多，比汉人家里规矩多。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原来在一所桑蚕女子学校教书，结婚后还教了很短一个时期。去教书的时候，母亲是很朴素的，虽然是很整齐，但不化妆。回家后要参拜长辈，到我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一见到我母亲就说，怎么不化妆啊，这是给谁穿孝呢？所以后来母亲回家后就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涂上胭脂抹上粉，再去参拜婆婆。一般而言，满族是很重视教育的，小孩子从小就受教育。我六七岁时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正可授读诗书。满人的女子也都是要受教育的，因为她们生下来就有可能被选进宫里，所以我的祖母也是受过教育的。那时祖母年岁已经大了，也就不看什么书了，每天晚上就让母亲和伯母站在地上给她念。什么时候祖母说好好，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
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性格非常好。祖父在世时，家境很好，有门房、有厨子，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工。母亲出去教书就不用做家里的事。祖母去世后，祖父曾经娶了一个姨太太来服侍他，后来姨太太跑掉了，就由母亲和伯母伺候祖父。1929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减少了厨子、门房，就剩一个女工帮助做饭、打扫。祖父还留下了一些房产，父亲常年不在家，就由伯父管理这些房产，所得收入两家公用，吃饭、请佣人等一些日常开销，都用公款。做衣服就是各房管各房自己的。伯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她是知府的小姐，书念得很好，但平常不苟言笑。母亲却很随和，也肯帮助人，对家里的佣人很好，有时还会跟他们聊聊天。我小时候就听她们聊一些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祖父去世后，我家外院的南房就租出去了。盛成教授、许世瑛教授（字诗英），还有一家姓林的都曾先后做过我家的房客，母亲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的女眷也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来。
母亲教育我也是什么都要学会，包括女红。我中学上的是女校，女校都有家事课，我学过烹饪、缝纫、绣花、钩针、打毛衣等。有一次，我绣了一对枕头套，是学校的作业。母亲很会做人，她对我说，大爷那么喜欢你，把你第一次做的手工成品送给大爷吧。大爷就是我伯父，那时北平人管伯父就叫大爷，管伯母叫大大，这都是旗人的称呼。母亲说女孩子光会绣花、织毛衣还不够，要学会做衣服，那时都穿旗袍，旗袍是最难做的，尤其是那个斜大襟。我家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母亲就想了个简单的办法耐心地教我，例如倒扣针、明针暗缝、撬贴边这些基本针法都教会了我。母亲还教我盘扣子，我们北京人叫“算盘疙瘩”，“算盘疙瘩”旁还有各种盘花，有琵琶花、葫芦花、蝴蝶花，母亲是很讲究美观的，也要求我学会盘这些花。后来我真的自己做了件旗袍穿上了。
母亲虽然对我很好，但也有一点重男轻女。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子才是真正的后代，才能继承家业。可是父亲却偏爱我，因为我念书念得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有人对母亲说，你闺女不能跟你儿子一块念书，聪明、秀气都被女孩子夺走了。其实是因为我弟弟是男孩子，喜欢出去玩；而我从小不出去，又喜欢读书，才显得我念书念得好。不管是诗词还是古文，我都喜欢背诵，而且是大声地吟诵。辅仁大学的许诗英教授那时搬到我家外院，就常常听到我背书，对我的印象很好。其实母亲对我还是很好的，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小孩都睡了，母亲还没有睡，我突然说了一声，我的铅笔还没削呢，说完就又睡了。黑更半夜的，母亲就把我所有的铅笔都削好了，装了满满的一盒。
母亲也是一个相当重视仪表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出去时，要先照一下镜子。发现头发乱了，一定要回去梳好才行。母亲也很注意打扮我们几个孩子。每年阴历六月十二，是我外曾祖母的生日。因为她是我们家族中最高的长辈，每年给她做寿，成了我家亲戚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天，院子里都要搭起席棚子，请厨子到家里来做饭。沿席棚子底下都要挂上帐幕，上边是玻璃框的京剧戏出，许多亲戚朋友都来聚会。六月初一是我的生日，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时给我买些新鲜的洋式的衣服。有一年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白绸子的短袖连衣裙，镶着很多层荷叶边，挺好看的。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穿不得了，父亲就带我到西单的绸布店挑选了一块浅粉红的料子，照样做了一件。这样，我过生日穿的新衣，不久还可以在外曾祖母生日时穿。后来弟弟们也长大了，母亲也给他们买一些新衣服。天冷了就买来那种很粗的毛线，请外边的人给我们织外套，给我织的一件是浅驼色的，边上用红色毛线织的花纹。还有白色的帽子，也是用红色毛线织的花边，我穿着到学校去，高班的同学们就喊我：“红边儿小孩，红边儿小孩。”母亲最得意的就是在亲戚家族聚会时，听人家夸赞她的孩子。
母亲常常回娘家。外婆家在靠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我和大弟（小弟那时还没出生）还有小舅（小舅只比我大三岁，现在我保存一张我最小时的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大弟两岁、我四岁、小舅七岁）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记得我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我们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我们。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再一起去北海的时候，弟弟们去玩，我就陪着母亲，帮她拿东西。母亲感到很欣慰，说你小时那么犟，没想到大了这么懂事。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我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我们品味河鲜。这一直是我最难忘的童年乐趣。
三岁时与小舅李（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母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父亲寄回的钱，除去生活所用都存了起来。母亲不仅节俭而且很能干，还很会理财。她亲自找人设计，用几年攒下的钱在西直门东新开胡同盖了五座小四合院。每座院子有七间房子，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母亲打算以后老了，她和父亲住一座，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座，给我外婆家一座。这几座房子还没盖好，抗战就爆发了。北平沦陷后，一些日本军官的眷属陆续住进北平，这五座院子一盖好，整整齐齐的，一下子被他们看上，就强租了这些房子，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那时，我是家里的大姐，弟弟们都小，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房租的事，都是我去的。解放以后，姨母家在密云的土地被分了，她带着家人回到城里，跟我的续外婆就住在母亲当年盖的房子里。
父亲自“七七”事变后，随国民政府从上海南迁大后方，与家中断绝了音信，1941年时已分别了将近四年之久。母亲心悬牵挂，郁郁成疾。这一时期生活比较艰苦，家里一个佣人也没有了。没有了为大家做饭的人，伯父和我们就分开来，伯母就做他们一家的饭，母亲就做我们一家的饭。到1941年暑假我高中毕业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到各家聚会，我有时到同学家吃饭，当然也带同学到家里来吃饭。那时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不能给我们做饭，就让我们到外边去吃。当时医疗很落后，我们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她觉得腹部有个硬块，常常流鼻血，例假也没有了。因为伯父是中医，常常给母亲开一些中药吃，但一直也不见好。母亲的病后来经过医院诊断才知道是子宫瘤，很可能是恶性的。
暑假以后，我考上了辅仁大学。伯父说母亲的病中医治不好，应该找西医看看，当时天津有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母亲决定到天津去看病。9月刚刚开学，正好是重阳节。平日里母亲常常给我们买些点心，这回母亲买了一些重阳花糕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留给我们吃，就让舅舅陪着她到天津的一家德国医院去开刀做手术。当时我也要陪着去，母亲说我还小，而且大学刚开学，坚决不让我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因伯父是医生，家里是有电话的。过了两天，舅舅打电话来说母亲开刀后情况不好。已经发现不好了，本来应该留在医院里，可是母亲坚决要回来，一定要回家。舅舅只好连夜陪着母亲坐火车回到北京，住进了一家西医医院。等通知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已去世的人不能再运回家里。母亲的遗体就被运到了北平的嘉兴寺，停灵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从此我和母亲就生死相隔在两个世界了。母亲离开北平之前还是好好的，虽然久病，但不是卧床不起，怎么就一去不返了！我悲痛欲绝，写下了《哭母诗八首》：
1941年母亲去世戴孝照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其一）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其二）
重阳节后欲寒天，送母西行过玉泉（我家茔地在玉泉山后）。黄叶满山坟草白，秋风万里感啼鹃。（其三）
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其四）
飒飒西风冷帷，小窗竹影月凄其。空馀旧物思言笑，几度凝眸双泪垂。（其五）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其六）
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夜漏长。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展旧衣裳。（其七）
寒屏独倚夜深时，数断更筹恨转痴。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其八）
我家的坟地在京西的香山，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葬在那里。那时没有汽车，给母亲送殡用的是马车。因为路远，送到香山已经很晚了，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给母亲送殡回来，我还写了一首小词《忆萝月》：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我曾经把这首词抄给顾随先生看，顾先生在诗稿上批了几个字，“太凄凉，年轻人不宜如此”。现在我家的祖坟早已没有了，听弟弟说迁葬过一回，“文革”以后农田改造就没有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为全家烧饭的责任。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不肯让我帮忙做家务。那时我们都穿布鞋，也是伯母做，从来不指望我帮忙。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这一时期，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回到北京时，我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之久了，父亲写了悼念母亲的诗，摆放在母亲的遗像前。到我离开北京南下结婚时，一直都是摆在那里。可是等到我1974年回国探亲时，什么都没有了。经过“文革”，我弟弟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一点纪念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我父亲回来以后，为了减轻伯母的负担，我们单独起伙做饭。我们有一个远房的本家大姑姑，她结婚以后先生去世了，有一个儿子出去工作就再也没回来。父亲就请她到我家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帮我们料理家务。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到南方结婚，她还在我家。我第一次去听基督教的布道，就是这个大姑姑带我去的。那时我已经教书了，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大姑姑跟我说，有个布道会你去不去。我这个人很好奇，就跟着她去了。1974年我回国时，大姑姑还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我回国以后，对于我的姨母、大姑姑，都给了她们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