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时趣事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住在东厢房，当时我并没有留下记忆。当我有了最初的记忆，都是关于西厢房的。所以我在《叶嘉莹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我出生在西厢房，后来我的堂兄纠正了我，说我出生在东厢房，后来才搬到西厢房的。堂兄这一说，使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姨母在一起聊天，说我小时性格倔犟，要做什么就一定非要做。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母亲铺好了被子要睡觉，母亲给我摆枕头的时候，我就认为母亲摆放枕头的地方不对，于是大哭不止。母亲就不停地纠正枕头的位置，我一边哭一边说：“里边一点……外边一点。”母亲始终不理解里边与外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总是摆不好。直到伯父来了，才理解是枕头与被窝的位置。大家后来得出结论，说我脾气很犟。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东屋。但当他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有所不懂，我记得小时在西屋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东屋呢？后来堂兄一说，我才终于明白，原来以前伯父和父亲是在东屋、西屋轮流住的。
大人们还说过我小时候另外的故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唐诗，大人就让我给客人背诗。背的是什么诗我都不记得了，但大人们还记得，说是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我那时当然不知道。小孩子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有一次我到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办了一个学习古典文化的学校。用了叶圣陶的名字，叫圣陶学校。他们带我参观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住校，除了常规的课程，还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等一些中国古代经典。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而且要求背得非常熟。我就问孩子们背诵的这些书什么意思，孩子说老师没讲。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样的，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是符合小孩子这个阶段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差，而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小孩子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等他理解力发达了自然会懂得，将使他受益终生。
后来我家外院的五间南房租出去，新来的房客姓林，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儿，排行第六，我叫她六姐。而我出生在阴历六月，那是个荷花盛开的日子，家里给我起的小名叫荷，她就叫我荷姐，从此我就有了玩伴儿。我家是旗人，有许多旧的旗人衣服、鞋子。旗人的鞋底很高，有花盆底和元宝底两种。一般来说，花盆底是年轻妇女穿的，元宝底是老年妇女穿的。但有时年轻妇女为了方便，在家也穿元宝底的鞋。在我家大衣柜的底层，存有这样一堆鞋子。六姐喜欢打扮，一天她跑来找我玩，就把这些鞋子翻出来，她穿一双，我穿一双，还弄了一个纸卷，做个像旗人梳的“两把头”。那些衣服很简单，没有什么装饰，六姐就拿个剪子，把我穿的一件短袄，剪了许多穗子，成了一条条的。晚上，妈妈看见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你们这玩儿的是什么游戏，怎么把衣服都剪了。
祖父管我们很严格。比如，有客人来了吃饭，小孩子是一律不许上桌子的。孩子们就在旁边摆一张小桌子吃，不许上大人的桌子。可是有一次有客人来吃饭，不知为什么把我弄上了大桌子，问我吃什么，我从小就不大计较，就说给我什么就吃什么。
小时候的故事还有许多。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祖父说我错了，非让我认错，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是在祖父的权威面前我也不肯让步，就跟祖父说：我错在哪里，你给我讲讲理。我母亲看我不认错，就在屋里打我，逼我认错。我就是不认错，坚持要祖父讲理。祖父在窗外大发其火，说这么小的孩子坚持不肯认错，一定是打得不够。那意思是说我母亲没有真的打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我依然不让步，母亲真的发狠打我，当然也是为了打给祖父看。小小的脸蛋，到了第二天都没有消肿。恰好，第二天外婆家来人，看到我的脸，就说我母亲，怎么可以把孩子打成这样。可见我小时候脾气真的是很犟。其实小时候的这两个故事，已经表现了我一生的性格，我对于吃什么穿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大在意的；而对于是非道理这样的原则问题，就是要坚持，不肯让步。
祖父认为我性格太倔犟，就对我母亲说，这个女孩子太犟，不能让她到外面去读书，否则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管她了。结果，我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祖父就去世了，他也管不了我了。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到小学去读书，那是另有缘由。
二、幼年读书
小时候，我跟父亲学习，当时叫认字号。我的父亲字写得很好，他用毛笔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把字写出来，如果有一个字可以读多音的破音字，父亲就用红色的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画上一个个小红圈。
例如：如果“数”字作为名词“数目”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去声，像“树”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上角画一个小红圈；如果作为动词“计算”的意思来用时，应该读成上声，像“蜀”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左上角也画一个小红圈；另外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副词“屡次”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入声，像“朔”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也画一个小红圈；这个字还可以作为形容词“繁密”的意思来用，应该读成另一个入声，像“促”字的声音，就在字的右下角再多画上一个小红圈。因为“促”这个音的读法与用法都不大常见，这时父亲就会把这种读法的出处也告诉我，说这是出于《孟子·梁惠王》篇，有“数罟不入洿池”的句子，“罟”是捕鱼的网，“数罟不入洿池”是说不要把眼孔细密的网放到深水的池中去捕鱼，以求保全幼鱼的繁殖，也就是劝梁惠王要行仁政的意思。
父亲叶廷元
当时我对这些深义虽然不大理解，但父亲教我认字号时那黄纸黑字朱圈的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古人说“读书当从识字始”，父亲教我认字号时的严格教导，对我以后的学习，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在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把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父亲告诉我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来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通过词尾的字母变化来表示，例如：learn这个词就是通过词尾的变化learning/learned来表示它不同的词性，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所以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因此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另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一本小楷的字帖，写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述的故事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和谐委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
父亲虽然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没有把我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典诗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就为我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我的姨母。所以说姨母就是我和弟弟的启蒙教师。第一天开始上课，我家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而且不只是拜老师，还设了一个木头牌位，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我跟弟弟都给孔子的牌位磕了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给孔子磕过头的。目前看来，这些可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我们用的课本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我们去背。
那时，我们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上午，我们做昨天的作业，昨天的《论语》读到哪儿了，要把它背下来；昨天留的数学题，都要做完；大字、小字各应写多少篇，也都要写完。午饭以后，姨母就来了，再上新课。每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s，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之类。他认为只学中文是与时代不相符的，为了帮助我们学英文，父亲还给我们买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玩具，里面都是英文字母。谁能够先拼成一个英文词，谁就赢，我与弟弟就玩这样的拼词游戏。当时祖父已经去世，我应该是七岁左右。
有一次，我以前的学生方光珞到南开来讲学，我们一起去吉美百货楼上吃饭。那里有排特殊的座位，桌子就是普通的桌子，可是椅子却像秋千一样吊在那里，方光珞也想坐在那里，可是很多客人都觉得好玩，已经坐满了人。这使我想到，人生真是各有得失。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孩，管得很严，不许出去玩，我小时候没有荡过秋千，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我都不会。冬天北平很冷，北海、什刹海都结了冰，许多男孩子、女孩子都去溜冰，我也不会，因为家里没有放我出去过。像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踢毽子，那时我根本没见过。我真的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去读书了。
我父亲是北大英文系毕业。在他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新成立的航空署工作，航空署就是后来的航空公司的前身。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刚刚开始，而西方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就需要参考西方航空业的经验，于是就要把西方的有关书籍翻译成中文进行学习。因为飞机在天上飞，要从星座上了解飞机的方位，所以父亲也要看这方面的英文书。我当时虽然不懂英文，但也翻看父亲的这些书籍，主要是看那些星座，因此对一些星座有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平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唐诗三百首》中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时分，即使天色很晚，我也不肯回到房子里去，坚持要在屋外乘凉。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的天空的景色也确实诱人。我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不肯离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一直到1971年我四十七岁时才有机会去欧洲，把这些地方看了一遍。
我在家念书念到差不多十岁应该上五年级时，父亲说应该到外边去念书了。当时我家附近有个教会学校叫笃志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教英语，因为父亲一直主张学英语，就让我们到笃志小学上学，我上五年级，弟弟上三年级。
笃志小学离我家不远，每天我和弟弟走着去上学。那时小学分成初小和高小两部分，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笃志小学的高小是女校，男生高小就去了志诚小学。因为女校没有男生，女生就与女生交朋友，特别要好的女生就称dear。我是在家里长大的，没有上过学，对这些根本就不懂。但是自从我在教室里参加入学考试时，就有许多高年级的女同学跑来看，她们就是来选朋友的。我被高年级的两个女生看上了，一个是初二的叫高文玲，一个是小学六年级的姓董，好像叫董玉琴。这两个人的性情完全不一样。那时，因为我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很害羞。董同学总是带着我到处去，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还被她家的狗咬了一口，幸亏是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没被咬伤。而高文玲则不然，她总是和我谈功课谈学习。可是，后来我跟这两位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1992年冬与杨振宁（右）在南开大学专家楼叙旧
很多年以后，杨振宁先生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在南开祝寿，他一定要让我讲几句话。我到台上说：今天来参加杨振宁先生寿宴的都是物理学家，有杨先生的同学、同事、同行的学者，而我是学中文的，但我可以和杨先生认一个“半同”的关系，因为他所上的崇德小学和我上的笃志小学是同一个教会办的，是兄妹学校，男校叫崇德小学，女校叫笃志小学，而且，他上崇德小学时正是我上笃志小学的时候。那次祝寿会上，我还写了几首诗送给杨振宁先生，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卅五年前仰大名，共称华胄出豪英。过人智慧通天宇，妙理推知不守恒。（《杨振宁教授七十华诞口占绝句四章为祝》其一）
这里说的卅五年前是1957年，我正在台湾教书。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教授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传开后，所有华人都为他们骄傲。物理一下子就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当时我教过物理系一个班的大一国文，记得我为他们讲唐五代小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引申的联想。那天讲的是韦庄的《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我告诉学生，不要把它仅仅看成是写美女跟爱情的小词。我们每一个人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要知道，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如果你为物理付出了你的一生，最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杨振宁教授的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更在于他对物理学终身不渝的追求和奉献。
其实，我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时就已经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我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中，正课是“四书”，只是我十分喜欢背诗。在我家里不仅伯父、父亲喜欢读诗，伯母、母亲也都读诗。但是女人读诗不像男人那样大声诵读，而是低声吟哦。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我的是伯母。伯母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按着《唐诗三百首》编选的顺序来教的，其实她也不教什么，就是让我背。《唐诗三百首》是按体裁编的，五言古诗，五言古体乐府，七言古诗，七言古体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乐府绝句，七言绝句，七言乐府绝句。那时我伯母并没有给我讲这些诗歌的体式，就是从第一首开始念。
不论是伯母教唐诗，还是姨母教“四书”，都不详细讲，都是让我背诵。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很有道理的。小孩子实际上不需要多讲，应该利用他们记忆力强的优势，让他们多记忆、多背诵。而“五四”以后新式教学，主张小孩子不懂是不该背诵的。我的女儿在台湾，新式教学虽也要背诵，而背的却是什么“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见到老师问声早，见到同学问声好”。背这些有什么用处呢？我小时候，虽然似懂非懂只是背诵，可是我觉得这种背诵的古典教学方式是有用处的。小孩子是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此时，即使他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如同智慧库，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
其实，按人的智能发展规律来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方法才是合乎人的自然成长阶段的。比如我早年背诵《论语》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逢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诵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犟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世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此外《论语》中有一些论诗的句子，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写文章和讲课的时候，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这就是我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都曾经受到过《论语》影响的一个最好证明。
真正好的诗词作品，让人家从表面的第一层意思还可以联想到很多层的意思。就像王国维所说的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那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独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所举出的都是宋人的词。王国维接着说：“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王国维所说的不见得是作者的本意。但好的作品，它有很丰富的内涵，你把它背下来，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它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以及对人生体验的逐渐丰富，每个阶段都会有更深入的体会。
我开始背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时并不喜欢，这首诗押的是入声韵，念起来也不好听，诗中讲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人生道理，我那么小当然也不懂。而像“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我能体会的；像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也觉得不错，念起来也很好听，嫦娥、银河、烛影、屏风这些词汇也都是我熟悉的，我就背下来，并没有什么深的理解，后来一直也没理会。直到1953年，我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课本里选了一篇《资治通鉴》里的文章《淝水之战》，里面写到前秦与东晋交战，东晋胜利了，获得了一辆苻坚的云母车，想必是车上有云母的装饰。下课后我搭乘公共汽车回家，在等车时，想到刚刚讲的云母车，忽然间李商隐的嫦娥诗从脑子里跑出来了：“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时距离小时念这首诗已经好几十年，当年纪小时我只是从表面知道嫦娥的故事和屏风、烛影这些具体的物象，可这时我对这首诗就忽然有了另一种体会。因为我已经过了患难，才真正懂得了李商隐这种孤独、寂寞、悲哀的感觉。诗里这些丰富的内涵，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就是要把小孩记忆力强的时期利用上，让他背诵下来，只要他记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时都会有所体会，随时都会有所升华。
我小时读诗也是喜欢那些声律好听的、意象优美的诗句，至于那些有哲理的诗也不大懂。哲理诗写得最好的是陶渊明，我小时没有读过，也不知道如果读了会不会喜欢。陶渊明的诗是我上大学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念书时才开始读的，顾随先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我也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陶渊明，并为之倾倒。陶渊明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同样是哲理诗，你把陶渊明的诗与张九龄的诗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不一样。张九龄是把人生的哲理用智力安排出一些形象而表达出来：“兰叶春葳蕤”是说兰花的叶子春天长得很茂盛；“桂华秋皎洁”是说桂树的花开在秋天也很有光彩；“欣欣此生意”是说四时的每一种草木，都有它生命的力量，它都能把自己生命的力量表现得很美丽；“自尔为佳节”是说每一种草木都各有它表现出自己生命力量的适当时节，都能欣欣向荣地把自己的生命表现出来，这是它本身，本身的生命，本身的光彩；“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你哪里知道有些在山林隐居的人，喜欢兰桂的这种芬芳、这种美好，就把兰花或者桂花折了，拿到家里放到花瓶里养起来了；而张九龄就说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草木自己开花那是它本来就有的一种芬芳，自然在生命中就展示它的这种芬芳，它的芬芳不是因为你要欣赏才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我长大了当然也都懂了。但这首诗只是把一个哲理用形象给表现出来了。
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是一首很好的诗，说这半亩大的一方池塘像镜子一样，天光、云影碧波摇荡，问一问这水为什么这样清澈，因为这水不是死水而是有源头的活水。人也是要有源头的活水，就是你的生命要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成长。这些道理当然是很好，但只是在说一个道理。
而陶渊明不是这样，陶渊明是结合了自己的人生体会，有一分诗意的感情，他的哲理诗，写得非常好。我们来看他的《饮酒诗》中的一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有他人生的体验，有一份感觉和感情在里面，不只是由理性安排出来的形象的象征和寓托。有的咏物词是出于理性的安排，是由思想把形象跟意思配起来的，而陶渊明不是，陶渊明真是有他生活的经验、他的体会、他的感情在里面。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确实在那时黑暗多歧的仕途中，有过一段彷徨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在黑暗中迷失自己。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他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他以闪烁着智慧的灯火，照亮了他的四周，终于找到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息之所。于是陶渊明欣然地从他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可赏爱的人生妙趣，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然吟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句。
这首诗中的两句“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写得真是美，而且“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更是非常使人感动。
三、中学时代
我在笃志小学只读了五年级一年，第二年我家附近的教育部街新成立一所中学，叫市立第二女中，各年级都招，而且也招同等学力的，隔壁邻居家的女孩要去考，我也跟着去了。结果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那时父亲工作的航空公司办事处设在上海，所以他常年不在家。但父亲要求我每两周都要用文言文给他写一封信，到初中二年暑假“七七”事变这一两年期间一直坚持，这使我的文言写作有了更多的练习。直到抗战爆发，父亲去了后方，才中断了书信联系。
我喜欢读诗、写诗主要都是受了伯父的影响和培养，在我学习写文言文的同时，伯父就经常鼓励我试写一些绝句小诗。因为我从小就已习惯于背书和吟诵，所以诗歌的声律可以说对我并未造成任何困难。
常言说“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虽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生活经验极为贫乏的少女，但从我的知识初开的目光来看，春秋之代序、草木之荣枯，种种景象都可以带给我一种感发和触动，于是我家窗前的秋竹、阶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墙角的吟蛩，一一都被我写入了我幼稚的诗篇：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秋蝶》）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咏菊》）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咏莲》）
1935年我考上初中以后，作为奖励，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开明版的《词学小丛书》，还买了一套所谓“洁本”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我当时最喜欢读的是《红楼梦》，对大观园中诸姐妹吟诗填词的故事极感兴趣。《词学小丛书》中所收录的作者与作品很多，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有两种著作，一个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个是纳兰性德的《饮水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使我对词的评赏有了初步的领悟；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使我对词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虽然伯父和父亲很早就教我诵读唐诗，我早在考入初中以前，就学着试写一些短小的绝句，但是伯父和父亲却从来没有教过我读词和填词。我自己也曾经读过一些五代和两宋词人的作品，可是从来没有我自己也要写词的念头。当我读了纳兰性德的这本《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我立刻就被这位词人的作品吸引住了。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词的优劣做出任何品评，只是觉得这位词人的作品似乎比我以前读过的那些五代两宋的词更为清新自然，使我感到更容易接近。于是我一口气就把《饮水词》读完了。我那时记忆力很强，《饮水词》中的一些小令，几乎可以过目成诵，于是那天然的口吻和流利的声调，就引得我跃跃欲试，这些小令的声律与诗又大体差不多，所以在吟诗之余，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填写起小词来了。当然还有伯父的鼓励，更增加了我填词的一份兴趣。我早年所写的一些小令，确实是受到过《饮水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的时代。
初中毕业 1941年高中毕业前摄于北京
我向来不喜欢早睡觉，有时当然是为了学习和写功课，有时也看一些小说等闲书。闲书看得很杂，像“四大名著”、《七侠五义》、《小五义》我都看，还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母亲有时睡了，一觉醒来看我还亮着灯，就说：黑更半夜都两点了还不睡觉。我家原来也是点油灯，那油灯是一个金属的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这种油灯点着以后有时会冒烟，时间一长灯罩就熏黑了，需要常常擦。我们就用一个木头棒子，头上绑上棉花，在玻璃罩子里面东转西转，把它擦干净。后来家里装了电灯，就方便多了。反正不管是电灯还是油灯，听到母亲叫我睡觉，我就熄了灯，拿个手电筒躲到被窝里接着看。
初中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初二国文的纪清漪老师。那是1936年，当时她是相当左倾、革命的。上课的时候，她讲抗日，讲革命，真是慷慨激昂。日本军队一进城，她就不见了。大约1996年前后，在北京女二中校友会上，我的一个校友告诉我纪老师还健在，我们就一起去看望了她，已经九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那么有精神。虽然腿脚行动不方便，但头脑还很清楚，说话还是那么响亮。
初中二年级时还有一位教英文的姜老师非常好，我的英文如果一直是他教，肯定比现在好。因为他教英文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还不只是背，一定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考试也是一样，也要写英文作文。可惜姜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占了北平，取消了英文，改学日文。因为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学，当然也就不好好学。教日文的老师是从东北请来的，教了一个学期以后，老师要接着往下教，可是我们都说前边的还不会，只好从头来，总而言之，日文根本就没好好学。后来恢复了英文，每周也只有两节课，换了一个年轻的老师，上课时说说笑笑，不大认真，所以我的英文基础就没有打好。
进入高中一年级后，有一位名叫锺一峰的老教师来教我们的国文课，他有时也鼓励学生们学写文言文，我把过去给父亲写文言信时所受到的一些训练，用在了课堂的写作之中。当时我不仅喜爱诵读唐宋诸家的一些古文，同时也还喜爱诵读六朝时的一些骈赋，我在课堂上还试写过一篇《秋柳赋》，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赞赏。
高中二三年级的国文老师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叫王鸿逵。他上课的时候很害羞，也不敢看同学。因为我国文好，所以对我印象颇深。前几年我到台北讲学，报纸上发了消息，一天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爷爷是我的老师，想要见见我。就是这位王鸿逵老师。后来我就去拜访了他，是台大教授林玫仪夫妇陪着一起去的，还录了像。
高三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国文系，西单牌楼附近成立了一个国学班，讲《诗经》、《书经》、《易经》和《左传》。我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就去国学班学习。记得教《诗经》的是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我曾把平日写的一些诗拿给他看，那时年轻人写诗的已经不多了，他看了我的诗很高兴，在批语中曾经称赞我说“诗有天才，故皆神韵”。
其实，我高中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还不是语文老师，而是数学老师萧佩荪先生。他讲的大代数、解析几何，真是清楚，我非常喜欢，也下了不少工夫。常常做习题到很晚，数学成绩也很好。可以说，高中阶段，我的精力都放在数学上了。因为我从小国文底子很好，所以中学国文课对我影响不大，中学时代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数学。当然现在我已把那些数学公式全忘光了，不过，我相信学数学时所习用的那些推理和思辨的方式，对我也仍是有影响的。
四、关于我早年写的作品
一个人在少年阶段，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形成，对一切知识充满了新鲜的感觉。等你年龄大了，一切都司空见惯了，看到四季的更替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可是当你第一次注意到花开花落就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所以我小时写的诗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一些事物。中国的传统都说，诗是见灵性的。从小孩子脱口而出的诗句，就大概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看到他一生的遭遇和命运。古人传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人出题对对子：“风吹马尾千条线”，有人就对“雨打羊毛一片毡”，对得平仄一点也不错，很工整，但“雨打羊毛一片毡”就是那种很凄凉的样子，飞不起来；然而另外就有人对“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气象就不同了。《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一次女诗人谢道韫家里聚会，外边正在下雪，有人问他们兄弟姐妹“大雪飘飘何所似？你们作一句诗来形容一下”。谢道韫的一个兄弟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大家都称赞她，所以后来称女子有才就说有“咏絮”之才。其实我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雪，那种霰雪介乎雨雪之间像小冰粒的雪可称撒盐，而大片的鹅毛大雪可称柳絮。
虽然我从小是关在家里长大的，很少走出家门，但从初中就经历了抗战的乱离，父亲离开了家到后方工作。五岁时祖父去世我也是记得的。尤其是我母亲的去世，给我的打击更大，因此我对死生离别有很深的印象，很早就认识到人生的盛衰、生死、聚散的无常。当然每一个人的感触、认识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我小时写的诗，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对人世空观的认识。当然也不能说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空观，那时我既没有学过道家的哲学，也没有学过佛家的哲学。但因为我很小就对人的死生无常有了认识，所以我对身外之物的得失都不大在乎。有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太马虎，什么都不懂，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天性如此吧。
我的诗集里第一首诗是《秋蝶》，祖父去世后，伯父母搬进了北房，就在北房前开了一个小花池子，种了很多的花，母亲在西厢房靠南墙边上也开了一个小花池子，也种了很多花草。当然有花开，就有蝴蝶飞来，我看到秋天的蝴蝶，就写了《秋蝶》：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口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几度惊飞欲起难”，因为秋天的蝴蝶快要僵死的时候已经飞不起来了；“晚风翻怯舞衣单”，蝴蝶的翅膀就是它的舞衣，在傍晚的寒风中更显得单寒；“三秋一觉庄生梦”，三秋就是深秋，不是庄子说他梦中变成蝴蝶了吗，所以深秋以后好像庄生的梦就醒了；“满地新霜月乍寒”，秋天是白露为霜，就是说一个生命的消失，一切归于空无。
二是我对于大自然，对于万物有一些同情，有一些关怀。顾随先生常常说，诗人要有一种关怀的心，还不只是对人世的关怀，也包括对自然的关怀。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竹子不仅挺拔而且冬天依然青翠不凋谢，中国人认为竹子是坚贞品节的象征。那时北方很少有竹子，可是我初中有个同学家里有竹子，她就给我挖了一段带着一个芽的竹笋，种在母亲的花池子里。其实竹子很容易生长，繁衍很快。一两年的时间，就滋生了很多，成了一大丛竹子。我们住的西厢房是三间，母亲住靠北的一间，我和大弟住在靠南的一间。母亲的花池子正在我的西窗下，所以我的诗里写了很多西窗的事。古人的诗里也总是写西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到了深秋，母亲种的花都零落了，只有我种的颜色青翠的竹子还是绿色的，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记得年时花满庭”，记得年时就是当年春夏的时候，院子里开的都是花；“枝梢时见度流萤”，夏天我常常在院子里看星星，也看萤火虫，在花梢常常看见有很多萤火虫飞来飞去；“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现在花都落了，萤火虫也都没有了，我所写的还不是说你们都枯干了消失了，我种的竹子还很挺拔，值得骄傲。“忍”是“岂忍”、“不忍”之意，我是说“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你怎么能够忍心对着西风一个人这样青，要青就应该让大家一起青才对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并没有用什么心思造作，这些诗句就是很自然地自己跑出来的。
三是我对于荷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写过一首诗《咏莲》。我是六月初一的生日，家里的长辈认为，这正是荷花的生日，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荷，莲花是荷花的别名，所以我一向对于荷花、莲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虽然自从祖父去世后，我们院里的荷花缸里已经不再养荷花了，但是北海、后海、什刹海还到处是荷花。荷花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尔雅》里说荷花也叫芙蓉、菡萏。管它叫“莲”还是叫“荷”，不同诗歌的情境中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李商隐写嫦娥，有时也叫姮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用的是嫦娥，“姮娥捣药无时已，玉女投壶未肯休”用的是姮娥。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说她是嫦娥，什么时候说她是姮娥，与你这首诗前后的语言、文本以及这首诗的情境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当然是现在我这样讲，其实小时候作诗都是靠直觉。诗总是凭直觉写出来的比安排选择而写出来的更好，但是给学生讲课不能不讲这种选择，不能不用理性去分辨，其实最好的创作是没有理性的。我小时也没有人讲过修辞炼句，我自然就用了“莲”。为什么呢？因为莲给人一种联想，莲是与佛经有很多关联的，其实我也没有看很多佛经，这都是直觉。因为那时北京有很多庙，虽然我没有看过佛经，但我知道莲花与佛教有关，你如果到庙里去就会看到，佛像都是坐在莲花台上的。我还念过李商隐的一首诗：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苦海迷途去未因”，佛教总是说人生是苦海，人生有各种生老病死的苦。人在苦海中迷失了自己，既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中的去是过去，未是未来。你对于你的过去或者未来其实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到现在，自然科学家一直都在探索宇宙生成的起因，宇宙是从哪里来？宇宙、星辰、大自然的运行如此之有规律，人类、万物都是从哪里来？人死后如何？都是大家追寻、大家要求解答的问题。宗教尝试给人一些解答，有人觉得可信，有人觉得不可信，所以说“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西方的佛教东传，那么这种佛法东传又经过多少年多少变化了。佛经上说“微尘”是微尘的世界，世界上的劫变。人类的世界如此，你个人的生死也是如此，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劫变，所以说“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人类已经有了这么长久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都是想要追求一种和平美好的生活，那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当今世界上，科学也很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人类并没有完全幸福安乐。特别是美国“九一一”变故之后，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我就常常想，什么时候人类能有一个真正的觉悟，就像李商隐诗里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莲花在佛教里是清净、美好的，他说什么时候大地都变成一片莲花的世界，这“百亿莲花”还不说，而且“一一莲花见佛身”。每一朵莲花上都坐着一个佛，都是一个菩萨。什么时候能真正有这样一个祥和的世界，这是李商隐的诗。
我这个人很奇妙，我读《论语》记了一些人家都不记的句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读李商隐的诗，也不知为什么，就把上面这首诗这些句子都记下来了。那时我也很小，并不懂得多少高深的道理，只是本能地记住了。我自己的小名叫荷，荷就是莲，所以我就写了这首《咏莲》的诗：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什么时候世上到处都是莲花，都是清净、美好、芬芳的世界。而我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把他给否了。
“植本出蓬瀛”是说莲本是从蓬莱海上瀛洲的仙山长出来的。“淤泥不染清”，莲出淤泥而不染，虽然是从淤泥中生长，不管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但它清净的本色没有改变。“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并没有佛教的信仰，我家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叫我们读孔子的书，好好做人就是了。孔子是一个智慧的人，孔子是讲人世间的伦理道德修养。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鬼神之事，孔子也没有否定说没有，但你又不能证明，所以孔子就不说。只是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也没有否定，孔子只讲人间。佛教是说人通过修行可以成佛，李商隐说“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而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世人是不是能成佛，佛是不是有，是不可知的。既然佛都是不可知的，佛还要来度化众生，众生真的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度化，所以我说“何以度苍生”。既然如来都是虚幻的，怎么样才能真的度脱众生于苦海呢？我也不知道小时为什么这样说，那时我也不一定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当时北平正沦陷于日寇统治时期，到处充满着悲痛和苦难，我想我是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完全是出于本能写出来的。
当年母亲在花圃里还种过许多菊花，有大朵的，也有小朵的。菊花比别的花凋落得晚一点，我常常观看这些菊花，还写下一首《咏菊》：
不竞繁华日，秋深放最迟。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不竞繁华日”，菊花开得比别的花晚，当万紫千红的时候它不跟人家争；“秋深放最迟”，春天桃李盛开之时它不开，即使到了深秋时也是开得最晚；“群芳凋落尽”，当所有的芬芳都凋落时，“独有傲霜枝”，菊花才显出可以经霜耐寒的特性。
这些都是小时写的，大都是以我家院子里的景物为素材写下来的。等到长大了，走出了我家的院子，看了很多外边的事情，开始写了一些有人事内容的诗。
我平生的第一个打击就是母亲去世，我写了《哭母诗》八首，这些诗在前面有记载。抗战时期父亲在后方多年没有消息，直到母亲逝世后才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我写了一首《咏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