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中国的小说和戏曲，大多是以写实为主，经常带有说教的意味。而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却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以整个故事传达一种喻示的含义。这种表达方法是近代西方小说家、剧作家，甚至电影导演，都曾经尝试用过的一种表达方式。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尤金·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到60年代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他们所写的戏剧都是借助故事的外表来喻示和传达某种思想的理念和心灵的感受。我这样说，也许会有人不以为然，因为顾先生的这两本杂剧都是1936年冬天写定的，比西方那些剧作家写作这一类剧本要早了十年以上。顾先生的剧作虽没有像西方那些剧本极端荒谬的形式和意念，但他以剧中具体的人物情节来喻示一种抽象的理念这种表达方式，与西方的那些剧作家是极为相似的。顾先生之所以能够突破中国旧有的传统，开创一条与后起的西方剧作家相近的写作途径，成为了一位在文学创作发展中的先知先觉者，与他早年研读西方文学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顾先生在谈论对戏剧创作的理想时曾经赞美古希腊名剧《普罗米修斯》，认为它表现“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除了西方戏剧以外，西方近代的小说，以及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小说，也都给顾先生很大的影响。
顾先生写第二本剧集《游春记》时，我正上大学二年级，开始跟顾先生学习。记得当时顾先生在课堂上讨论西方悲剧中的人物性格，曾经与同学们讨论过这个剧是以悲剧结尾还是以喜剧结尾的问题。顾先生给悲剧和喜剧所下的定义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一般悲剧中人物性格可分两种，一是被命运所转，一是与命运相搏，顾先生认为只有后者才称得上是悲剧。按照这一标准，顾先生认为只有像莎士比亚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才是真正的悲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而顾先生认为元剧的《梧桐雨》、《汉宫秋》中的唐明皇与汉元帝，都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属于被命运所转，而不是与命运相搏，这一类戏剧不属于真正的悲剧；明以后传奇中的所谓喜剧应称为团圆剧，所写不过是功成名就，亲事和谐，人情物欲得到满足而已，浅薄庸俗，完全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志意，也不能称之为喜剧。顾先生理想中的喜剧是要表现一种为美好理想付出艰辛追求的精神。在《游春记》这一剧作中，顾先生为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游春记》取材于《聊斋》中《连琐》的故事，主要是取其由死复生的象征的用意，借以表现一种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的精神和感情的伟力，表现一种求生的强烈意志和愿望。《游春记》第一本是秋天肃杀悲凉的景色，男主角杨于畏一出场就唱出了“任岁月难留如逝水，尽摧残不尽是生机”的坚强意志，还唱出了他自己“平生有多少相思意，相伴着花开花落，春去春归”的缠绵执著的感情。连琐的鬼魂被杨于畏的诚挚所感动，前来与他相会，象喻了在凋零肃杀的秋日也难以被摧残的生机。第二本的第一折背景由肃杀的秋日转为凛冽的严冬，这可以说有两层的提示和暗喻：一是因季节改变暗示出杨于畏和连琐的感情的增长和坚定，二是凛冽的严冬更可以显示他们追寻生机不畏风雪严寒的坚强和执著的精神。连琐一上场念的定场诗有两句“常爱义山诗句好，不辞风雪为阳乌”，表现了她不畏严冬追求光明和温暖的坚强心意。第二本的第二折已经是风光明媚的春天，连琐的幽魂已经洋溢着生意。她唱道：“幽绪满怀蚕作茧，生机一片水生涛。”而正如古今中外所有的神话或宗教所喻示的一样，凡一切再生的救赎，都需要有一种牺牲的血祭，因此连琐向杨于畏提出了要以一滴活人血滴入脐中的要求。当这庄严的仪式完成以后，杨于畏在下场时念了一首诗：“带月荷锄汗未消，南山曾记豆生苗。谁知深夜明灯下，一朵心花仗血浇。”这首诗用陶渊明写躬耕辛苦的诗句“带月荷锄归”来喻写对于心田之花的浇灌，彰显出一切收获都必须付出汗血代价的严肃意义。第三折是对连琐起死回生的正面叙写，是顾先生的用力之作，有几只曲子写得笔酣墨饱，非常出色：
【九转货郎儿】也是俺的至心宁耐，也亏俺的痴心不改，感动得巫娥飞下楚阳台。我破家私将春光买，我下功夫将好花栽。也有个万紫千红一夜开。
【四转】且莫道人生如梦，说不尽至心爱宠。将一幅图画儿叫真真，叫得哑了喉咙。也有个幽灵感动，悲欢相共。恰便是向荒田中，沙漠里，将情苗种。也有个一夜东风装点春容。人道是三山难遣风相送，凡人休做神仙梦。你看俺恰便是挂起了布蓬，东指云海蓬莱有路通。
【八转】俺这里凝看不瞬，他那里星眸闭紧。告巫阳好和俺赋招魂。且将这安息漫焚，漫焚。悄无声，气氤氲，我静待青春归来讯。则见他挪娇身也么哥，渖香津也么哥，下鬓云，慢转秋波，动着樱唇。渐渐地娇红晕粉，晕粉。两朵明霞弄腮痕，越越地添风韵。听微呻也么哥，看轻颦也么哥！这一番亲到瑶台逢玉真。
这里所引的三支曲子，前二支写经过艰苦的寻求和期待以后，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欢欣和兴奋，第三支写亲眼见到自己所期待已久的美好生命的复活。顾先生把这些写得极为细腻生动，所有的描写都带有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一种象喻的含义。
前边第一本的四折和第二本之前三折，剧中的故事情节与《聊斋》中《连琐》的故事差不多。到了第二本的第四折写的杨于畏与复活以后的连琐并马游春的故事，则完全出于先生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了。前面我提到顾先生最初写这个剧本时，对于以悲剧还是以喜剧结尾的慎重考虑，顾先生之所以决定以喜剧结尾，并且增加出一折《聊斋》中本来没有的“游春”的情节，把全剧定名为《游春记》，这其间必然有顾先生一种深微的用意。我以为先生这一折要写的，实在应该是理想之中一种美满人生的象喻。特别是顾先生在“游春”之中，还特别安排了“登山观海”的叙写，也就是说顾先生理想中的美满人世，不仅应该有如春日的欣荣，而且更应该有一种如同“登山观海”的高远理想和志意。关于这种象喻的意义，顾先生在这一折的剧曲中，也有足够的叙写和暗示。杨于畏与连琐来到海滨观海的时候，连琐唱道：
【耍孩儿】自然海上连成奏，多谢你个弹妙手，相伴着长林虚籁正清幽，珊珊佩玉鸣。说什么翠盘金缕霓裳舞，月夜春风燕子楼，到此间齐低首。听不尽宫音与商音同作，看不尽云影和日影交流。
在这支曲子中对于海的赞美，当然也就象喻着对于一种高远雄壮的美好境界的向往。后来写到海上日落，连琐又唱了一支曲子：
【一煞】遥空晚渐低，绮霞明未收，将海天尘世一起来庄严就。将遍人间绛蕊融成色，合天下黄金铸一个球。潮音里响一片钧天奏。比月夜更十分渊穆，比春朝加一倍温柔。
在这一支曲子中，其歌颂和象喻的意味，比前一支曲子就更为明显了。我以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是在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创作中，如此富于反省自觉地苦心经营，使用象喻的手法写出一种至圆满、至美好的理想人世之境界者，实在应当以顾先生这个剧本为第一篇作品，这一种成就和用心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重视的。
五、先生的期望
顾先生天姿卓逸，而且用力精勤，他的书法，也一如其人，丝毫不苟，所以能够写出清严与淡宕相融的作品，盘旋与挥洒兼有的姿态。顾先生书法，师承沈尹默，也有相当的成就。顾先生对我师恩深厚，但我年轻时天性拘谨羞怯，很少独自去拜望顾先生，总是和同学们一起去。每次见到顾先生，我也总是静静在一旁聆听，很少发言，我对顾先生的仰慕，只是偶然会写在诗词的作品中。记得1944年夏天，顾先生给我看他亲手写的一册自己的诗稿，我当时有感而写下五言古诗一首，题目是《题羡季师手写诗稿册子》：
自得手佳编，吟诵忘朝夕。吾师重锤炼，辞句诚精密。想见酝酿时，经营非苟率。旧瓶入新酒，出语雄且杰。以此战诗坛，何止黄陈敌。小楷更工妙，直与晋唐接。气溢乌丝阑，卓荦见风骨。人向字中看，诗从心底出。淡宕风中兰，清严雪中柏。挥洒既多姿，盘旋尤有力。小语近人情，端厚如彭泽。诲人亦谆谆，虽劳无倦色。弟子愧凡夫，三年面墙壁。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我的诗虽不佳，但我在诗中所叙写的对顾先生的诗与字的种种感受，却是真诚地发自内心的一片仰慕之情。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顾先生所传授给学生的，绝不仅是书本的知识而已，而是诗歌的精魂与生命，以及结合这种精魂与生命，所表现出的顾先生整体的品格和风骨。
1948年，我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一开始住在上海和南京的几个月中，与顾先生还有书信往来，可是从11月我随我先生迁到台湾后，我们的书信往来就完全断绝了。而我保存的顾先生的一些书信，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也在搜查住所时被没收了，从此没有再归还。我现在所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手迹，一部分是顾先生当年亲手评改的我的习作旧稿；另一部分是我离开北平前顾先生给我的几封信；还有一首顾先生为我送别而作的七言律诗。这几封信和这首诗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我已经把它们作为书法装裱起来了，才没被调查人员搜去。顾先生这首诗的题目是《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这首诗包含了顾先生对我的一份鼓励和奖勉的情意。1978年在美国麦迪逊（Madison）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上，我认识了久闻大名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周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也曾从顾先生受业，论起来该是我的同门学长。会后汝昌学长写信告诉我顾先生曾经将这首诗抄录了转赠给他，并且写信告诉他这是当年送给叶生的一首诗。汝昌学长曾写信问叶生是谁？现在何处？而顾先生没有回答。读了汝昌学长的信，我特别感动，从顾先生诗中所写的“上堂”、“传法”、“鹏起北”、“吾道南”等句来看，顾先生原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谁知从1948年我告别了顾先生不久，就因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断绝了音信，而我又因离乱和忧患多年停笔不再研读写作。有时我也曾想，幸亏是断绝了音信，不然的话，顾先生知道了我的不幸，一定会更增加他老人家的忧伤和挂念。也幸而有汝昌学长在研究著述方面取得过人的成就，使得顾先生将“传法”的期盼转而寄托到汝昌学长身上，让他老人家晚年稍得安慰，也可稍减我在顾先生生前未能报答师恩的一点愧疚。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顾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顾先生对我的过高的期望，虽然使我甚为惶恐惭愧，但顾先生的鞭策，也给了我不少追求向上之路的鼓励。
六、整理出版《顾随文集》
1974年我回来时，没有惊动太多的同学朋友，只是跟我最亲近的、比较要好的同学联系了，从她们那里，我知道了顾先生早在1960年就去世了。那时，顾先生的著述作品一本也没有正式出版，除了自己的创作，别的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且这些创作也不是出版社出版的，是顾先生在世时自己用中国传统的纸印刷装订成册的。我觉得应该搜集整理老师的文稿。
1977年我再次回国时，“文革”已经过去，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从那时我就发愿，一定要竭尽全力，与各位同门好友一同搜集整理顾先生的作品。我找到了当年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在昭，刘在昭帮我联络了一些辅仁的老同学。因为当年我的伯父喜欢藏书，而且喜欢收藏一些藏书家收藏的古书，所以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也常常来我家看书，很多同学也都认识我家，所以我们第一次聚会就在我们察院胡同的老家。这次见面我们就商量了搜集整理顾先生遗作的事情。
这次回国时我还参观了母校。因为解放后国内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合并到北师大，我就参观了北师大。接待我的是我同班的同学郭预衡，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他毕业以后又念了一个研究所学位，后来就留校教书了。我问他辅仁大学有没有顾先生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查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回到我老家后，我女儿小慧还跟我弟弟说，我妈真是麻烦人，这么多年了，还让人家找这找那的。我弟弟在一旁就说话了：小慧你不知道你妈妈跟她老师之间的那一份师生的情意，这对她有多重要！真是，我今天之所以终身走上诗词的道路，是跟我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
顾随《送嘉莹南下》手稿
顾随致叶嘉莹信，信中说道：“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1979年我回南开大学教书后，才知道顾先生有一段时间曾在河北大学教过书。南开大学中文系王双启先生是顾先生在河北大学的学生，算是跟我同门。我跟王双启先生说我要帮顾先生整理遗作。王双启先生告诉我，从前顾先生在河北大学教书时，有个辅仁的同学高熙曾也在河北大学教书，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也在河北大学，顾先生去世以后，他们就开始整理顾先生的遗作，而且已经整理出来一部分。高熙曾当时已经生病住院，我们去看了他。可是这时高熙曾已经不会说话了，据说有一些顾先生的稿子交给天津百花出版社了。当我们找到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说已经还给高先生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王双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记得天津的老报纸上登过顾先生的《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我们去找找看。他带我去市图书馆去找那些旧报纸。当时我没有每天去图书馆，是王双启先生亲自把《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抄下来的。
我又联系上了顾先生的女儿顾之京，她来天津看我。当时我住在天津饭店，一个房间有两张床，顾之京就和我住在一起。我告诉她我有很多本顾先生讲课的笔记，她说那你带回来，我来整理好了。我把保存在身边几十年的当年听老师讲课的八本笔记带回来交给顾之京，经她摘录、整理，辑成七万余字的《驼庵诗话》。后来我又联系上了北京所有的同学，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请大家帮忙找顾先生的作品，搜集起来，最后由顾之京总承其事。我写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记述了这一次的聚会，其中有一首写的是：
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手迹珍藏蒙割赠，中郎有女胜须眉。
后二句指的是在一次聚会中，顾之蕙与顾之京姐妹曾把手中所保存的先生一封亲笔信送给了我。
1984年，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编订完成，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随文集》。从1948年我辞别顾先生南下，时隔近四十年，此书终于出版。而且，自那时起，我就和之京师妹约定：我所带回来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凡经她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她所有，这或许也算是我对顾先生深厚师恩的一点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