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创建的辽国、党项族创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创建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与军事上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因循相反，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是宋朝的优势所在。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守内政策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宋代政府用租佃制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大大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宋政府又鼓励农户开垦荒田，并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政府的田赋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规模也日渐扩大，分工更为细密，纺织、矿冶、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相当发达，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如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雕版印刷著名的建阳（今福建建阳）等。
宋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甚至出现了百万户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出现了“瓦子（歌舞场所）”，内有“勾栏”、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热闹非常。留传至今的著名宋画——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景象。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的流通。
宋代的对外贸易较唐朝更为繁荣，北宋时就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当时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由海路与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
宋代的文化也极为昌盛，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如此，宋朝的科举使得大量读书人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在言论相对自由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哲学上，不仅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李觏（gòu）、二程、朱熹、陆九渊、叶适等大家，还涌现出濂学、洛学、荆公新学、闽学等流派。
文学上，则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谈及散文，人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宋诗也别具特色，具有含义理、重意念的特征。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话本”，也在宋朝现身。
此外，宋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官修史书有政府组织专门机构修撰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私家著述的质量也非常之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而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则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
宋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此时出现即为明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十一世纪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果，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具很高地位，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强化，同时也给元、明、清的统治者提供了模板。而它在文化上的兴盛可说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只有军事可说是最软弱的，没有一个王朝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乏善可陈的军事状况。
陈桥驿“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陈桥驿“黄袍加身”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这得从赵匡胤在后周末年慢慢发迹，最终掌握重要军权说起。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境优裕，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后汉干佑元年（948），他投到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创建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赵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959），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然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谣言，世宗有些坐卧难安。回朝后，世宗身染重疾，开始安排后事。为防军事政变，他罢免了名位较高的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此时的赵匡胤周围已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有他以拜把子的方式聚集的一批生死与共的号称“义社十兄弟”的铁哥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yūn）等，又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等。此外，还有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等。
世宗死后，恭帝尚幼，赵匡胤军权在握，时机已经成熟。显德七年（960）春天，边境报称北汉勾结契丹联合进攻边境，后周宰相范质匆忙派赵匡胤率禁军北上御敌。一个号称通晓天相的军校苗训对人说起“日下复有一日”的异象。正月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临时驻扎。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如今主上幼弱，我们拼死御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于是，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两人十分赞同。他们一面派人连夜赶赴汴京，向石守信、王审琦密报，以做内应，一面组织将士，加强守卫。次日黎明，众将士集结在赵匡胤的帐外，赵光义和赵普直闯进去。此时的赵匡胤酒醉才醒，睡眼惺忪地被请出来与大家相见。将校们大呼：“众将士无主，甘愿立太尉为天子。”还未等他答话，已有人把黄色的龙袍披在了他的身上。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众将士一齐下马，答道：“唯命是听！”于是，他颁布入京后的纪律，率大军返回汴京。
城门早已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进城。时早朝未散，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想逃回家中召集人马进行抵抗，被军校王彦升紧追不舍，韩通全家遇害。宰相范质、王溥等被军士挟持来见赵匡胤，他们不得已跪地礼拜。当日，行禅让大礼，正愁没有禅让书，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gǔ）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好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宋，是为宋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