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唐盛世以来，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大唐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是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罢免张九龄的相位，使朝政落入奸邪小人之手。以至于国事日非，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大唐玄宗，纵情于声色中
李隆基（685—762），唐朝皇帝。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庙号“玄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清朝为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多称其为唐明皇。另有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李隆基在位期间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李隆基英俊多艺，仪表堂堂，少年时代就显出了极有胆识的性格。他七岁时，正是武周时期，武懿宗自认为是武则天的侄子，趾高气扬，根本不把李氏宗室放在眼里。有一次，武氏诸王到朝堂参加每月朔望的两次会见时，他看到李隆基的车骑仪仗威严而整齐，心中不悦，便利用自己金吾将军纠察风纪的权力横加阻挠。李隆基却理直气壮地责问：“我家的朝堂，干你什么事？竟敢胁迫我的车骑随从！”（“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武则天知道此事后，不仅未加罪于他，反而高兴地说：“这孩子真有气魄，终当作吾家的太平天子。”
李隆基先被封为楚王，后改封为临淄王。景龙二年四月（708年），兼潞州别驾。景龙四年（710年）从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回到长安。他暗中聚结才勇之士，在皇帝的亲军万骑中发展势力。太宗时，选官户及蕃口中骁勇者穿虎文衣，跨豹文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武则天时增加为千骑，中宗时发展为万骑。李隆基非常重视万骑的作用。
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姚崇，革新政治。姚崇建议：抑制权贵，重视爵赏，纳谏诤，禁贡献，他都采纳。无关大局的具体问题，他都放手让姚崇处理。有一次，姚崇奏请决定郎吏的任命问题，再三请求玄宗决定，玄宗只是仰视殿屋，置之不理。高力士提醒玄宗应置可否，他答曰：“朕委姚崇理政，大事应当与朕共议，郎吏小官的事，何须一一烦朕！”自此以后，群臣就知道了玄宗能尊重大臣的决定。
玄宗弟薛王李业的母舅王仙童，凌辱百姓，被御史弹奏。薛王李业为其求情，玄宗命中书、门下复查。姚崇等奏曰：“王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正确，不可纵容。”玄宗同意姚崇的意见。从此以后，所有贵族都不敢放肆。
为了纠正奢华的风气，开元二年（714年）七月玄宗下令：“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又下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开元二年七月条）同时，还罢两京织锦坊。他还反对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于死者，有损于生者。于是，要求丧葬务遵简俭，凡送终物品，均不得以金银器为饰。如有违者，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者，一律贬官。
为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玄宗喜爱阅读史书，读到有关政事的问题，他特别留心。但常碰到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于是，他要宰相为他推荐侍读，帮助他读书。开元三年（715年）九月，马怀素、褚无量被推荐为侍读。玄宗对侍读非常尊敬，亲自迎送，待以师傅之礼。开元三年（715年）正月，玄宗第三子李瑛被立为皇太子。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四月，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东都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能治理国家，朕与诸位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仙”“贤”虽一字之差，却反映了玄宗重视人才的态度。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玄宗自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逐渐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以致生活奢华，不问政事，使富强的大唐皇朝走向衰落。陈致平《中国通史一百讲》：“开元二十三年的时候，他觉得国家太平，要表现国家的欢乐盛况，于是大宴五凤楼，在五凤楼的殿前，开了一个盛大的同乐会，各种音乐、舞蹈、戏剧，百剧杂陈，让三百里之内的刺史县令，都要带领当地的乐舞伎人，集合到五凤楼之下来表演，这种欢乐表演，热闹喧天，连续了五日之久。”
玄宗最初宠爱的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去世，后宫虽多美人，但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据传，其第十八子寿王妃杨氏甚有姿色，绝世无双。杨氏小字玉环，是弘农华阴人，后来迁居到蒲州永乐县的独头村。杨氏的父亲叫杨玄琰，曾是蜀州司户。杨玉环幼年丧父，寄养在叔父杨玄王敫家。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杨玉环嫁给寿王为妻。玄宗见后，果然以为美貌不凡。天宝三载（744年）十二月，以杨氏为妻子，号太真。天宝四载（745年）八月，册杨氏为贵妃。
杨贵妃不仅个人受宠，其三个姐姐也均赐府邸于京师，宠贵赫然；其远堂兄杨国忠也因此而飞黄腾达。杨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自执辔授鞭，贵妃院有织绣工七百人。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他们所献给杨贵妃的贡品精美，二人均被升官。于是，官吏竞相仿效。杨贵妃喜爱岭南的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急运新鲜荔枝到长安。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民间竟然流行歌谣曰：“生男勿喜女勿悲，若今看女作门楣。”可见，玄宗宠爱杨贵妃的社会影响相当深远。
唐玄宗晚年骄奢淫逸，终日只顾与杨贵妃游乐，不理朝政。他罢免良相张九龄，任用奸臣李林甫，朝政每况愈下。
杨贵妃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宠爱绝不仅仅是容貌长得美丽，关键是她能有效地揣摩玄宗的心理，而这也是后宫许多姿色艳丽的女子做不到的地方。一天唐玄宗与亲王下棋，并令贺怀智独奏琵琶，杨贵妃站在棋局前观看。唐玄宗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将怀里的猫扔在棋盘上，扰乱了棋局以乱其输赢，唐玄宗因此十分高兴。
唐玄宗在前期还是有所作为的。他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整顿弊政，使社会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史称“开元之治”。但是，唐玄宗又是一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很贪女色。唐玄宗后期宦官开始专权，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使唐朝逐渐衰落。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帝王的纵欲，但是两者是有相当密切联系的。
在唐玄宗时期，后宫之盛也几乎达到了顶点。杜甫诗云“先帝侍女八千人。”
白居易则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嫌保守，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中的宫女多达四万人。而且，唐玄宗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在宫中专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叫做“梨园”的乐舞机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
唐玄宗和杨玉环的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宫廷艳闻。
而太真还俗这一偷梁换柱的不光彩伎俩并不是玄宗创造的，只不过是他的祖父唐高宗李治娶武则天的翻版。武则天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才人不同于一般宫女，而是属于妃妾，而且她曾“更衣入侍”，就是说和太宗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她实际上是太宗的小老婆，也就是高宗的庶母。高宗在太宗生病时就“烝”了这个庶母，太宗病故后，高宗限于名分不能直娶，于是就叫武则天出家为尼，然后再还俗入宫，并且让她做了皇后。李治这种做法表示他爱的不是庶母，而是一个尼姑。所以后人有评曰：“太宗纳巢刺王（元吉）妃，而生子明。明皇亦夺寿王妃，而册为贵妃。武曌由尼而入宫，玉环亦由女道士而入宫。祖父子孙三代衣钵如出一辙，贻谋可不慎与！”当然，封建皇帝有贤明与昏庸之分，但在淫乐方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唐玄宗采取度道入宫的做法，说明李唐虽然发迹于关陇，富有鲜卑血统，对儿女关防不如中原那么严格，但它毕竟是肇基达百余年的中原王朝，封建伦理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唐代皇族中，度道入道者屡见不鲜，女道士是带发出家的，比起落发的尼姑容易嫁人。那时，尚未出嫁的公主照例住在宫内，自然不能随便行动，为了能在性生活方面自由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原因，唐公主主动要求入道的很多。如睿宗的八女金仙公主、九女玉真公主求度后，搬至宫外，住进豪华壮丽的金仙观和玉真观。两个公主时常召集文人宴饮作乐，不少墨客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不乏发生暧昧关系者。
唐代公主渴望宫外的自由生活，以致度道成风。睿宗以降，玄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时都有公主入道，一朝少至一人，多至四人，多数则为两人。清初的胡震亨说：“筑观在外，史即不言他丑”，即皇家女道士如不嫁人，可以享受更多的性自由。流风所及，当时达官贵人家里的女子入道的也不少。高宗时骆宾王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是一起抒发艳情的长诗。玄宗时李白赋诗李腾空，她是李林甫的女儿。中唐诗人韦渠牟《步虚词》十九首、张继《上清词》一首，都是暗喻女道士的风流生活。
由此可见，唐玄宗安排杨玉环入道，这并不是一个特殊事例，而是当时统治阶级既想在性方面自由、放纵，又要掩人耳目的一种社会生活现象。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玄宗得到杨玉环后，沉湎于她的美色，宠爱异常，以致“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政日非。在当时的宫中，都称杨玉环为“娘娘”，礼仪与皇后相等。天宝四年（745年）八月，杨玉环被正式册封为贵妃，那时她不过27岁，而玄宗已是61岁的老人。年龄上的不相称，虽有尊贵的身份地位，豪奢的物质享受，然而在性生活方面是难以使杨贵妃满足的，她和安禄山的暧昧事，即明载于史册。至于玄宗，也并不因为有了杨玉环而满足和专一，最明显的是他和被封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三个杨氏姐妹之间所发生的淫乱事情。所以，玄宗和杨贵妃之事与其说是纯真的爱情，毋宁说是一场贪色慕贵的游戏性悲剧。
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恩遇甚深，上呼之为儿。常于偏殿与贵妃同宴乐，禄山就座，不拜上而拜贵妃。上问之，曰：“胡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宥之。贵妃常中酒，衣褪微露乳，帝扪之曰：“软温新剥鸡头肉。”禄山在傍对曰：“滑腻初凝塞上酥。”上笑曰：“信是胡人，只识酥。”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喧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之日洗禄山儿对。上自往观之，大喜，赐贵妃以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笑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禁，或与贵妃同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不觉也。
唐玄宗和杨贵妃为了寻欢作乐，还让几百个宫女、宦官列成“风流阵”，用锦被当旗帜，互相斗闹取乐。玄宗对于被“进御”的宫人，都要在她们的臂膀上印上“风月常新”四字，然后渍以桂红膏，水洗也不褪色。以后的唐穆宗也学老祖宗的样，而且变本加厉，在黑绡上写白字，白纱上写黑字，用它做衣服赐给被“承幸”的宫人，上面写的都是不堪入目的淫鄙之词，人称“诨衣”。
帝王们的淫乐生活总是和穷奢极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玄宗、杨贵妃自不必说，由于贵妃得宠，其三姐妹同时诰封国夫人，唐玄宗特令每月各给10万钱，专作脂粉之费，平日赏赐更是不计其数。虢国夫人的照夜玑、秦国夫人的七叶冠都是稀世之珍；韩国夫人节日时在山上竖起百杖灯树，高80尺，光芒盖过月色，百里之内都能望见。她们各造府第，富丽堂皇，接近皇宫，每造一堂，所费超过千万，如果见到规模超过自己的，就毁了重建。出门游玩时，各家成一队，穿一色衣服，车马仆从堵塞道路，车上装饰的珠宝价值不下数十万贯，车过之后，首饰珠翠洒落得满地都是。
有一次，三夫人在宫中陪唐玄宗玩乐，唐玄宗击鼓后，开玩笑地向秦国夫人讨赏，秦国夫人说：我是大唐天子的阿姨，岂能无钱？一下子就拿出300万来凑趣。她们不仅富贵荣华至极，而且“炙手可热势绝伦”，连公主们都不得不退让三分。各级官员出入她们的门下，逢迎贿赂，以求进达。她们出面请托之事，官府视如诏敕，为之奔走，唯恐不及。对她们的所作所为官员们无人敢惹，例如有一次虢国夫人看中了韦嗣立的宅基地，带人进去不分青红皂白就拆房子，只给了韦家十几亩地作补偿。
禄山崛起，大唐危机暗藏
安禄山，营州胡人，原来姓康，母亲阿史德氏曾是女巫，在突厥统治时到轧荦山为求子祈祷，回家之后果然怀孕，于是生下来后取名轧荦山。轧荦山的父亲死后，母亲改嫁给一个吐蕃小头目安延偃。轧荦山即随母到了安家，改姓为安，名为禄山。后来因为所居部落离散，安禄山与安家另一个儿子安思顺一起逃到幽州，投到当时的平卢节度使张守珪旗下。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月，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第二年，他的裨将假借张守珪的命令，发兵攻叛奚，遭受大败。在向朝廷的报告中，“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张守珪把吃败仗的事按下不表，反而夸大战功。这件事被人举报，玄宗派宦官牛仙童前往调查，牛仙童接受张守珪的贿赂，回到朝廷替张守珪圆场，这事就过去了。谁知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牛仙童接受边将贿赂的罪行暴露，被玄宗处死。张守珪本来也应该受到重处，但朝廷念及他过去战功不少，从轻处罚，把他贬到括州任刺史。——括州，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县。到任不久，因为背上的大疮恶化，不治而死。
就在张守珪被贬官后不久，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军兵马使。兵马使是军区司令员“节度使”之下的最高武职僚佐，打仗时是前线总指挥。第二年三月九日，加特进，享受了正二品的待遇，这个待遇在当时是很高的。
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安禄山巧言献媚，巴结奉承，又以金帛贿赂张利贞左右，因此大得张利贞欢心。张利贞回到朝廷，盛称安禄山才能，玄宗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知左厢兵马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天宝元年（742年），平卢升为节度时，安禄山又被任命为节度使。安禄山由一员武将升为司令员，又身兼数职，把东北地区的经济、行政、交通运输、外交等事务都管起来了。在这些职务中，最重要的是平卢节度使，其他不过是其兼职。“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资治通鉴》卷215）。
做到节度使，就有了直接与皇帝打交道的机会。天宝元年（742年），朝廷任命安禄山为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军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这其中只有柳城郡太守、平卢军节度使和采访处置使是实职，其他只是代表一种级别或身份而已。这次任命的重要性在于“管内采访处置使”，其职责是考察辖区内地方官员的政绩，地方官们的升降以对他们的考察为依据，这使安禄山更容易控制辖区内的官员们，更容易安插党羽，扶植个人势力。
安禄山升任节度使，除了张守珪出事落马为他提供了空缺之外，唐朝边防政策的变化也为他创造了必要条件。
唐朝建立以来，统兵出征或御边的将军都选用忠厚名臣，不长久担任元帅，不以宰相或权臣遥领，也不让一人兼任几个军区的长官，战功卓著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刘仁轨、娄师德等人都曾出将入相。玄宗即位以后，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人，都是以边帅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蕃族的将军，即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才略出众，也不曾专任一军元帅，而是另用朝廷大臣为使职，对藩将加以管领。如阿史那社尔率兵攻打高昌，侯君集为元帅；契苾何力攻打高丽，李责力任元帅。
开元年间，玄宗出于开拓疆土吞灭四夷之雄心，让那些边帅常驻边地，长期担任边境地区军事长官，常常十多年不换人，边帅开始出现常驻久任的现象，例如王晙、郭知运、张守珪等人就是这样。庆王、忠王、萧嵩、牛仙客等人在长安，又担任边境军区的节度使，开始出现亲王、宰相遥领边地军区军事长官的现象；盖嘉运、王忠嗣等人都曾一身兼任几个大军区的节度使，开始出现一人兼统数镇军事长官的现象。
李林甫担任宰相后，深感自己在政坛上缺乏两方面优势：一是没有玄宗喜欢的边功；二是缺乏社会上崇尚的学术。他感到对自己相位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学术，又有军功的边帅。他们出将入相，只在玄宗转念间。李林甫大概苦思冥索了许多时间，终于想出一个堵塞有学术的边帅入朝为相之路。他认为胡人不识字，让他们担任边境地区的将军，没有担任宰相的可能。
于是他上奏玄宗：“文士为将，怯于冲锋陷阵，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担任边将。胡人勇敢果断，习于战斗；寒族则孤立无党，不会互通关节。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们称心如意，这些人都能为朝廷效命疆场。”玄宗觉得李林甫说得有理。此后的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边境各大军区便大规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将军，胡人将军如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军功升任节度使，这些人被称为“藩将”。
安禄山后来又一身兼任数镇节度使，便与宰相李林甫这一深谋远虑有关。李林甫的精明打算，巩固了自己的相位，却给帝国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第一次以节度使身份入朝奏对，甚得玄宗欢心。据说安禄山向玄宗表白：“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臣心。”（《安禄山事迹》卷上）据说听了这话，玄宗非常感动，加给他骠骑大将军的军衔，虽然这是一个虚衔却也预示着安禄山日后的平步青云。
天宝三年（744年），朝廷加封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任命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朝廷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也都称颂安禄山忠君爱国。以上三个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大臣，于是安禄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宠信稳固不可动摇。此时，安禄山完成了对玄宗政治声势上的包围。正是由于玄宗这种稳固不可动摇的信任，造就了日后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稳定了朝廷对他的绝对信任，继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宝四年，发动了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以此谋求在军事战功上的成绩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宠爱。奚和契丹原本是归附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分别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禄山发动战争后，奚和契丹便杀掉了唐朝公主反叛。虽然安禄山出兵讨叛并击败了他们，但是却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丧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御史大夫。表明安禄山的身份既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内阁重要成员，更兼有监察百官之责。于是安禄山命令自己的亲信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刺探朝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如果安禄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刘骆谷就替他代写上奏。从此，朝廷举动皆在安禄山的掌握之中。这一点充分说明安禄山的情报机关已经安置在了朝廷之中。同时也完全表明安禄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为他已经在监听朝廷的动向了。
天宝九载（750年），安禄山入朝，献奚俘八千人，玄宗命吏部考功司的官员给安禄山“上上考”的政绩，赐爵东平郡王。唐代官员考评，为九个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考是最高等级，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上上考的，这是一种殊荣。唐朝建立以来，还不曾封将帅为王，安禄山是破天荒第一次。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玄宗《封安禄山东平郡王制》，其中表彰安禄山的军功，充满了溢美之词：“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安禄山，性合韬钤，气禀雄武，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所以擢升台宪，仍仗节旄。既表勤王之诚，屡伸殄寇之略。”在玄宗心目中，安禄山完全是一位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将军，俨然是东北方的长城，大唐帝国东北的屏障。
同时玄宗又加安禄山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在原来采访使之外，又加处置使，其职责是考察黜升地方官吏，这为安禄山培植私人势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他实际上掌握了河北道州县官的黜陟任免权。后来安禄山已反，常山郡太守颜杲卿起兵抗击，被叛军俘获，押解到洛阳见安禄山。安禄山数落颜杲卿忘恩负义，说：“你起先只是范阳郡户曹，我上奏朝廷，辟引你为判官，没几年又提拔你为郡太守，有什么对不起你呢，你竟反我！”
阴历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叫千秋节。为了给玄宗祝寿，安禄山进献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炉等物。这年十月，玄宗在骊山华清宫接见安禄山，并在昭应县与长安城为安禄山营建第宅。据说，玄宗亲自向督办大臣和工程师说，安禄山眼高，一定要造得富丽堂皇，让此胡一见倾心，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儿钱叫他笑话。
天宝十载（751年）二月，朝廷任命安禄山为河东节度使。至此，安禄山一身兼三大军区司令长官，又担任掌握河北道各级官员仕途命运的采访处置使，权力迅速膨胀起来。史书上说他“赏刑己出，日益骄恣”——在三镇和河北道，对官员们的奖赏和惩罚都由安禄山决定，他就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心理上就更无所顾忌了。李林甫专权误国，但他诡计多端，安禄山自愧不如。李林甫在位时，安禄山不敢轻举妄动。史称：“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安禄山怕李林甫，怕到什么程度呢？史书记载：“禄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
身任三镇节度使，三大军区的军力已经足以与全国抗衡。按照天宝元年前后唐朝的边防部署，河东节度使下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下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下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合计十八万三千四百人。实际上，天宝年间，各节度使的兵力都不断增长，安禄山既蓄意谋叛，更是暗中扩大兵员，手下直属的部队会远远超过公开的数字。经过十年的扩充，此时安禄山手下三镇兵马可能已超过二十万。在安禄山治下的河北地区，还有数目不详的地方武装，被称为“团练”，后来也为安禄山所用。另外安禄山还控制着边外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队，如室韦、同罗、奚、契丹等，战时他们也听命于安禄山。当后来安禄山举兵南下时，他们都参与其中。
唐王朝内轻外重的边防形势，为安禄山叛军乘虚而入创造了条件。天宝初年全国边兵除安禄山三镇外，另有六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总兵力二十九万三千人。十年后，有所增加，但数字不详。但这些兵马都分散布置在今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云南、广东等地，路途遥远。一旦发生内乱，能够迅速投入平叛的部队几乎没有。中央和内地控制的兵力仅八万多人，尤其像两都的禁卫军都是长期不经战阵的部队，徒存虚名而已。在安禄山直指洛阳、长安的进军途中，朝廷能够抵御叛军的正规部队完全没有。后来调集的抵御部队都是临时招募的新兵，皆不堪一击。再加上杨国忠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众心不服，政局黑暗，更为安禄山作乱提供了借口，可谓“师出有名”了。
盛世变奏，张九龄被罢相
唐玄宗早期做皇子时，以其过人的胆识清除了亲武则天的朝廷内阁，使天下从武系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手中，为延续李唐天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唐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璟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纮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唐玄宗任命的朝廷内阁总理都各有所长。应该说他们治理下的国家，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各民族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风气很正派，为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至张九龄因个性直率而获罪罢相，朝纲才开始走下坡路。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长安年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相，为荆州长史。诗风清淡，有《曲江集》。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袭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誉为“岭南第一人”。
开元六年（713年）春，九龄被召入京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迁任司勋员外郎；开元十年，宰相张说荐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张说罢了宰相，九龄因此事改任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士。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他人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合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会引起玄宗不高兴。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起程。第二天，车驾起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记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李林甫推荐萧炅，于是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出席祭吊典礼，宣读《礼记》，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因此更加记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张九龄说：“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虽然被休掉，却仍然有私情。”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使盛世大唐开始走下坡路。
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大唐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李林甫为相期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膘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猾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后来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玄宗曾在勤政楼观赏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不在楼上，骑马从楼下经过。卢绚人很帅，是美男子，他垂鞭按辔，缓缓而行，那姿态非常潇洒。玄宗隔帘望之，非常欣赏卢绚的才貌风度，连叹数声。李林甫经常用金帛贿赂玄宗身边的人，了解玄宗的动静，有人把这个细节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很担心玄宗会任命卢绚为相，他把卢绚的儿子喊来，说：“你父亲声望很高，现在交州和广州需要有才望的人去做刺史，我看皇上的意思呢，是想任命他担任，你们觉得可以吗？一旦恩命下达，你父亲嫌交州和广州偏远不去，那就会遭到贬官的处罚。”李林甫的话一下子就给卢绚的儿子造成了压力。
广州大致相当于现在广东省和广西的一部分，州治在今广州市，那时叫南海郡；交州大致相当于现在广西的一部分和越南的北部，州治在龙编，离现在越南河内很近。对于中原地区来说，这些都是蛮荒地区，唐朝常常把犯罪的官员流放到岭南，岭南就是这一地区。在唐朝人的心目中，那里是很可怕的，据说那里有“瘴气”，北方人不习南方水土，主要就是容易染上瘴气生病。据说唐朝那些贬到岭南的官员，常常一去不返，就死于这种瘴气。因此唐朝前期官员们都把到交、广任职视同流放。
卢绚的儿子当然不想让老父远赴交、广任职，急忙请李伯伯想办法。李林甫说了：“不想去的话，朝廷可以任命他做太子宾客，或者太子詹事，到东都任分司官，也是对贤明官员的优待，要是想去的话，那就早点提出申请。何去何从，你们商量商量吧。”儿子回到家里，告诉卢绚，卢绚担心远任交、广，要求去东都任分司官。唐朝洛阳是东都，那里有一个备用的朝廷机构，只有皇帝到了东都，这个机构才启用。而实际上从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皇帝就不到东都去了。在那个机构任职的官员叫分司官，当然是闲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