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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帝国尽头是民国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ISBN：9787561553169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近代史
编辑推荐
李锐、章诒和、张鸣鼎力推荐
继《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
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解读与追寻
一部故事体民国微历史
配作者收藏民国老照片数十幅，领略更真实的民国图景
民国，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别样世界
“民国形象”，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样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
——傅国涌
内容简介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为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本书是既《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后，作者对民国精神的又一次深入挖掘与追寻，在尘封的老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希望、奋争与热血，是新时代大幕开启的曙光。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多家重要报刊开设评论或历史专栏。主要著作有：《金庸传》《叶公超传》《历史的误会》《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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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8月，顾准曾说，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然而，“史官”二字的重心还是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也服务于“官”的。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被看做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常常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最初的用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换句话说，“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这些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则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年，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翔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明的视角，以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一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教堂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如果说，随着帝国的终结，“史官”时代一去不返了。记者记录历史的功能也因种种原因（包括缺乏新闻独立等）而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很可能是一个“史民”记录历史的时代。2013年8月我在“一席”演讲《寻找真相就是寻找未来》，临时想到了“史民”这个词。与史官不同，毫无疑问，“史民”具有更强的个体性、独立性、民间性，他们可以不依附权势集团，也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完全凭个人之良知、专业之训练，以求真相为唯一目标，秉持客观、独立之原则，探寻历史之真相，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与史官不同，史民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资源，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条件，单枪匹马。诚然无法建构卷帙浩繁、面面俱到的大历史叙事，却可以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坚持以独立的立场挖掘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史事，重述被颠倒的史实，或者记录自身所历、所闻、所见、所思，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史料。也许，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证历史的新时代就此起步，随风人夜，悄无声息。
2014年8月28日
香港给中国的灵感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在停泊于长江上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正式签订，其中第三条规定：“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使立法治理。”当时，香港在清廷的眼里不过是一块“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他们并没有把这块弹丸之地放在心上，不会想到有一天它将变成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金融贸易中心，当然更不会想到它将为许多改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物提供最初的思想灵感。
1862年也就是20年后，一个名叫王韬的秀才流亡到香港，在这里居住、工作了12年之后（1874年），创办了一份《循环日报》，不断发表评论，呼吁变革维新。正是香港给他的启示和机会，使他产生了这些新思想，做出了自办媒体的举动，这是中国人独立创办成功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他不仅开启了中国新闻史的新时代，而且在思想上影响过倡导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主张革命的孙中山。
康有为的家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形成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3年2月19日，他在30年后故地重游，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开篇即说：“我此时无异游子宁家，因香港及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也。”他还进一步说，自己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就是香港，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50英里的故乡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制度的差距，因此要从制度入手改变自己的祖国。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他们头脑中新思想的萌芽都与香港有关。在孙中山发起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包括杨衢云、谢瓒泰等重要成员都是香港人。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香港成为康有为流亡的第一站。1900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凭借的就是香港提供的空间。在这份报纸上，曾经的改良派章太炎首次发表主张革命的文章。众所周知，包括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内，清朝垮台前的多次革命举动都是以香港作为根据地的。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年轻时曾在广东当差，往来于香港。他自述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到了外国，惊讶于满山的灯火，那时的香港虽然马路只有三条：上环、中环、下环，但已是内地难得一见的街市，何况有了上山的吊车，更难得的是夜不拾遗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在他年轻的心中刻下深深的印痕。他女儿荣漱仁在《我家经营面粉工业的回忆》中说，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荣德生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见埠头一片雪白，原来是装卸面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何不自己来办。他和哥哥荣宗敬一拍即合，当年就集资在家乡无锡创办第一家面粉厂。多年以后，荣家的企业蒸蒸日上，在面粉、纺织两个行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就是他创办近代工业的一个触点。
香港，再也没有人把它看作“荒芜、人烟罕见的岩石”，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名动中国企业史的荣德生……这些在不同领域改变了中国、影响历史至深的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在小小的香港获得最初的灵感，仅仅凭这一点，香港也足以一直骄傲下去。
百多年前的香港明信片
“万木森森一草堂”
少年读史，即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做变法维新的准备。2008年3月我曾去广州寻访“万木草堂”旧址，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是大门紧闭，不得人内，只好怅然而归。“万木草堂”曾三次搬迁，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长兴里3号旧址，也是最早的一处，门前尚有一块“邱氏书室’’的旧门额。1891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迈出r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梁启超就是他当时的得意弟子。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进入历史的视野。康有为最初租下此地设馆授徒，名为“长兴学舍”，到1893年冬天，三易其址后才有了“万木草 ▲康有为堂”之名。1898年10月7日，万木草堂被封，藏书300余箱被焚毁。我为什么关心“万木草堂”？因为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康有为、梁启超休戚相关，他们当年的作为、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历史之中，化作历史的土壤。正是那些参与创造历史的个体生命，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他们不是教科书中一个个干巴巴的名字，他们与那些幸存的历史遗迹血肉相依，在相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寻觅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后人可以闻到历史的气味，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历史离得如此之近。
我曾想，近代以来广州曾多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走向，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作为标志性的旧址，至少包括：万木草堂、黄花岗、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今年仍生活在农讲所创造的时代。万木草堂也足以代表一个时代，它曾激起维新运动的浪花，推动了有声有色的戊戌变法，虽然功败垂成，乃至“六君子”人头落地。毫无疑问，康有为就是那个时候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万木草堂”则是他创造历史的支点，是他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平台。
拉开时间的距离，我们愈加能体会到“万木草堂”存在的意义。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前，康有为敏锐地察觉到必须以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子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不变就是死路一条。从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不成，到1898年终于等来“定国是诏”，这十年当中，他的许多时间、精力都耗在“万木草堂”。他的《孔子改制考》是在这里完成的，“万木草堂”的弟子中有许多人成了维新派的骨干，著名的梁启超之外，徐勤、麦孟华、汤觉顿等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据弟子的回忆，康有为当年在“万木草堂”，不仅讲中国学术的源流，指导学生读中国古籍，而且引导学生读西方译本、声光化电等全新的科学读物，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把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的封闭状态，从思想、文化到制度，开始新的探索。“万木草堂”成为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起点之一，就是源于思想上的求新、求变。以民间的力量推进新思潮，不仅是解放思想，而且要在制度层面有所创新，突破僵化的旧制度框架，向先进文明国家看齐，在制度上与它们接轨。尽管康有为身上有很多缺点，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作为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以布衣之身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主张，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动、努力，这也是常人做不到的。他的思想创见和行动热情因此而感动过一个老大民族。
想想当年，在听得见海潮音的广州，在“万木草堂”，雄心勃勃、有大抱负的康有为，带着才华横溢的梁启超和其他年轻而有朝气的弟子，日夜探i寸新思想。发出变法的呼喊，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历史图画。昔日读梁鼎芬赠康有为的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我想象“万木草堂”是在一片树林之中。环境清雅，蓝布师生，胸怀天下，激扬文字。我在“邱氏书室”门前屋后徘徊，不见一棵树的影子，更不要说上百年的森森古木，心中未免有点失望。其实，培养了梁启超这些森森之木的“万木草堂‘周围哪怕没有一棵树•也完全无愧于“万木草堂”之名。
“覆巢几见能完卵”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作“康南海”，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身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翔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他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 A＄31胃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他任户部左侍郎六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
戊戌变法时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他与王文韶受命主持。没多久，政变发生，康、梁亡命，他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共八人先后被捕。在狱中，他向狱卒打听“能不能留下一两人”，狱卒说留两人，他问是谁，回答是杨深秀、康广仁。行刑那天，他果然听到套车六辆，自知难以幸免，只有静坐等死，结果，八人中留下了他和徐致靖，徐永远监禁，他流放新疆。上谕宣布他的罪名只有四个词：“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都很空洞，并无实际内容，从这十六个字我们实在看不出什么来，难道仅仅因为他和康有为是同乡？其实，他对维新事业参与不深，他只是一个比较能干的新官僚罢了。他之所以为慈禧太后不喜欢，原因还是在朝廷内部的派系之争，当时所谓的“帝党”、“后党”，他本无倾向，但他与翁同龢接近，而被视为“帝党”。加上他出使多年，沾染了洋气，吃洋菜，看灯影戏，生活非常奢华，家里收藏大量名画，光是王石谷的山水画就在百幅之上，书斋就叫“百石斋”。他很喜欢钱，维持他的那种生活也需要钱，他先后供职的总理衙门、户部又都是肥缺，再加上他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因此颇受“后党”的嫉恨，多次遭到弹劾，一度曾被革了职。
还有一件事，对他的命运也不是无关紧要的。1897年，他前往英国祝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归途中在巴黎拍卖行买了贵重的红、绿帽花两枚，钻石手镯两副，献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帽花是绿的更贵，他指名献给慈禧，但是他忽略了给一手遮后宫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备一份，结果李使坏，在慈禧面前说正室穿红，妾只能用绿。西宫出身的慈禧对此极为敏感，恼怒之下就将两份礼物一律退还。此事虽然发生在前，但慈禧对他从此有了恶感。
戊戌政变后，如果不是英、日两国驻华使节出面救他，他也是要送上菜市口的。那就不只是“六君子”了。他办外交、出使多年，在外国人眼里，就是个外交家。
1898年9月25日，他被捕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李鸿章写了信，觉得分量不够，又写信给日本代公使林权助，希望当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帮忙。林权助在和伊藤商量后，亲自去见李鸿章，并以伊藤名义，请李出手救张荫桓。
李一开始不答应•林权助威胁说这可能要引起列强干涉。不得已，李给荣禄写信，要他到慈禧那里想办法。李当时虽不在位，但影响力仍在，接任他的荣禄对他的话还是很相信，徐致靖也是他通过荣禄保下来的。
张荫桓流放新疆，在直隶境内半个月，押解他的两人叫王庆保、曹景鄺，他们一路聊天，两个有心人将他所说的逐日记下来，结果成了一本书《驿舍探幽录》。其中讲到朝廷引用康有为的经过、“六君子”被杀的情况，德国亨利亲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召见他的往事，甚至提到：“皇太后私蓄有二三千万金，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头绳束之。”两年后发生八国联军之乱，他在新疆被杀，和他的这些言辞恐怕也不会没有关系。十年后，英国记者莫理循抵达乌鲁木齐，还特意找到了他被处死的那个菜园。
张荫桓在流放途中作了很多诗，不知为什么他要为诗集起名《荷戈集h他对自己的处境倒还坦然，只是怀念流散的名画，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百石斋随黄叶散，两家春雨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
“乾坤泡幻局如棋”
史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没有惊醒老大民族，国人依然昏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耽误了20年，我以为，如果不是从技术层面、器物层面来看，着眼于制度文明的变革的话，至少耽误了半个多世纪。张謇是1853年出生的，康有为是1858年出生的，梁启超是1873年出生的，历史要等到他们，当然还有谭嗣同、张元济以及陈宝箴、陈三立等新人物登场，才有了点新迹象。
1898年，27岁的光绪帝确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是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一部分大臣和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关于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那些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贏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了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是合力构成的。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康有为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上，他晚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学术上还多有建树。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出来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比如光绪帝的那份密诏不是写给他的，比如所谓1300多名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并非事实，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绪帝下的新政诏书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像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已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还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的18个行省，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真正推行了新政，尽管不断遭到守旧势力的反抗、抵触。而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维新更早一些，到戊戍年已有一定基础。
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不以诗名的陈宝箴在维新失败后留下意味深长的诗句：“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
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110多年的时光，即使放在千年纪的尺度下，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110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过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清王朝来说，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轻、代价最小的。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君主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这是一次空前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在漫长的编年史中，这样的机会不仅极少出现，而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人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漂橹，以及近乎绝望的等待。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的维新大剧从拉开序幕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从来不想放弃绝对权力的慈禧太后再次从台后走到台前，垂帘听政直至临终。贵为皇帝的光绪有苦无处诉，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1898年的中国，光绪帝手中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志士大臣运筹好了，能一步步地稳健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历史没有命定。
有人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人谋不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康有为确实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步子迈得太急而导致决策失当，这一点不容忽略。上百年后，当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时，如果仍停留在对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味谴责上面，无疑太简单化了，对于维新阵营设计的方案、背后的思路尤其是心态，我们同样要有足够的审视。甚至严厉的解剖。历史的教训如果不能正视，那么教训将永远是教训。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在当时就曾遭到强烈抵触。他的许多言论也以其激烈的姿态为士大夫所难以容忍，他与汪康年争夺上海《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以及采用的手段，今天看来都有许多可议之处。他以为抓住一个年轻的光绪帝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幼稚心态，包括他们最后仰仗袁世凯的幻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都有孤注一掷的心态，这都是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书生意气，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把握和历练，缺乏长期、可持续地改变中国的心理准备，当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和平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路径。当时严复、张謇曾劝说康有为去办教育，他都拒绝了，他的只争朝夕正好表明。他没能摆脱一心为帝王师的古老情结。戊戌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现代型的领袖，即使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康有为也只能走到这一步。
更何况，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言论，就其在读书识字人群中的影响面而言，还不如张之洞，一部《劝学篇》仅仅在变法期间的印量就高达200万册。而康有为著作的传播还是受到很大的阻碍，鼎力支持维新的地方实力派、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曾上折子，要求光绪帝降旨销毁《孔子改制考》，他不认同康有为的这套学说。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陈宝箴主张由张之洞这样有从政阅历的稳健派进人朝廷中枢，主持维新大业。这一步还没来得及实行，形势就已逆转，遭到革职处分的陈氏父子抱恨终天。
反思戊戌年，不能孤立地把百日维新摘出来。往前推，至少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人手，甚至更早；往后，要看庚子年的八国联军进京，以及由此引发的晚清新政，乃至清朝的覆灭。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事件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拔起萝卜带起泥，观察历史要有一定的纵深感，同时还要看到不同的历史侧面，了解戊戌年的基本史实，不能只听康、梁的一家之言，还要看方方面面的记录，比如外国观察者的记录、故宫的档案、反对变法者的记录，哪怕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也是值得一读的，当然我们要有分辨的眼光。只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大量史料都呈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较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只有了解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告别历史的伤痛。无论如何，110多年后，这条告别之路已经在我们的脚下铺开。
摩登人物的登场
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前后，可以这几个人为标志。第--个人是张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中状元时已经41岁。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缘际会，在故乡江苏南通开始实业救国生涯，当戊戌变法之时，他筹办大生纱厂已进人第四个年头，变法第二年，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他的纱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时代，一个状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实业家道路，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个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5岁那年中的进士。他虽然认同维新变革的思想，却不赞同康有为浮急的做法，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如此深，不在根本上培养人才人手，企望靠几道上谕一举解决问题。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变法失败，他并未被牵连，但他在当年9月毅然离开了翰林院，辞官南下，选择教育救国之路，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他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人是张元济，他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中进士。戊戌变法的百日间，他曾受到光绪帝的亲自召见。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只身南下另谋出路。他有一个好母亲，在他受挫之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几年后，他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进人出版业，把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出版这个全新的领域呼风唤雨，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们之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人，那就是办报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张元济都是1889年同科的举人，1894年获“同进士出身”的资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条报人的道路，从1896年创办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时务报》到后来的《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他以自己办报的实践深深地介人了晚清中国的发展。
以他们为标志，这些拥有科举功名、状元翰林身份的传统读书人，终于告别“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实业、教育、出版、新闻等不同层面，开创出各自的新事业，不再挤在从政这条独木桥上，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标，在他们多元的选择背后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们走的道路已经偏离了朝廷这个重心，围绕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开始出现。可以想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这些人物在幽暗的长夜里冒出头来，脑后一样拖着长辫，嘴里说着子曰诗云，他们不懂外语，当时还没有看到过更辽阔的外部世界，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是历史的“新人”，他们的登场才真正意味着近代史在中国的展开。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做人模式，提供的是新的价值，一句话，他们的追求在儒家学说、八股文和诗词歌赋之外。有了他们，其他读书人（当时的和后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参照。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新的风气，社会进步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而风气的形成靠的是个别具体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作出的示范。一百多年前，无论怎么评价张謇拖着长辫在南通那块土地上办工厂、办学校、做社会事业的贡献都不会过分，他影响的又何止一代人。
慈禧后悔杀记者
慈禧太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47年之久，平生杀人多矣，却为杀了记者沈荩而后悔。1903年7月31日，在日本人主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就职的沈荩在刑部狱中被活活杖死。从被捕到处死仅仅20天，他的罪状并没有公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他的死因是在报纸上披露《中俄密约》草案；也有人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他的死主要是因为他是三年前自立军的首要人物之一，唐才常等惨遭杀戮。他侥幸漏网。一直是清廷通缉的要犯。
沈苺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
打了200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据说，这个牢房不久前还关押过原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名妓赛金花，一位刑部司员因此戏成一语，作为上联：“儿女英雄流血党”。迄今尚无下联。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也。”
不久沈荩死状之」渗公之于世，连西方人都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僖叫作“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草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还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沈蓐之死等于给反对者送去了一个炮弹，因“苏报案”获罪的章太炎在上海狱中写诗追悼，章士钊编了《沈荩》一书，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江苏》纷纷刊出批评文章，谴责清廷的暴行，给反清革命再增加一个理由。
当年8月4日，天津《大公报》公开发表沈荩绝命词四首，以往较为流行的是最后一首：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
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大公报》最初报道沈荩案时。只是说他“牵涉戊戌之事”，后边的持续报道也始终未涉及案情真相。其实，在他第二、三两首绝命词中，不仅有“谁把辽东今断送，中朝从此失陪都”的诗句，而且有“验疫管关新密约”这样的句子。由这两首绝命诗推测，他的死因与《中俄密约》不无关系。
无论沈荩是否确为《中俄密约》而死，众口一词，百年以来几成定论。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深受中外舆论的责备，沈荩因此被誉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因为各国驻京公使“啧有烦言”，当年9月14日，《大公报》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尊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郞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
鲁迅在《响喊自序》中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时，“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在《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中再次提及，看这个幻灯片时，日本学生拍掌欢呼“万岁”，因为这张幻灯片的刺激，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从此选择弃医从文a因为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他的巨大影响，他的说法广为人知，很少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直到有一天，学者董炳月在《“仙台神话”的背面》论文中说，鲁迅离开仙台、弃医从文另有原因。文中提及，1965年初夏，仙台医专的后身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院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发现了德国造的一台陈旧大型幻灯机和几张称为原版的幻灯片，仙台医专毕业的眼科医生半泽正二郎跑去调查，在《鲁迅•藤野先生•仙台》一书（1966年10月由仙台鲁迅会出版）中说：“我听到这件事就立即跑到年轻的教授那里看了实物，我大吃一惊，有大明信片一半那么大的旧式幻灯片十三张放在桐木箱里。在邮票似的标签上盖的紫色胶皮图章的印戳稍有些褪色，但还能清楚地看出横写的‘卫生学教室’几个字。从桐木箱的大小来判断，以前要装二十张幻灯片就该满了。是东京浅草区鹤渊商会制作的，都是些‘第二师团吉井中尉光荣战死的场面’等类的片子。但是震撼了鲁迅灵魂的‘处死俄探场面’的片子，终于未能找到。”
尽管看到了《“仙台神话”的背面》，但当我见到这本《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徐广宇编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时，我最期待的还是看到鲁迅所说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军砍头（或枪毙）。很多中国人围观的照片，最终没有找到。不过我看到了俄国军队在通往旅顺的路上设置的路障，有主干道上削尖的粗大木桩和铁丝网，有道路两边大片密匝匝的被削尖的木桩，“如同丛生的毒草”，可以阻止日军步兵的推进。旁边就有当地的中国人，大约就是被俄军征用来做苦力、设路障的。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批无辜的中国人被卷入战争，实际上，当时日、俄双方都征用了大批的中国人，也不排除为他们双方当侦探的。
战争是惨烈的•牺牲的不仅是双方士兵的生命，还有当地的中国人。我看到了俄军堡垒的一个战壕里横七竖八的日军士兵尸体，也看到了为掩埋俄军士兵而挖的大坑，在荒凉的原野上，这些弃尸他乡的士兵不可能拥有一个单独的坟墓，他们只能这祥被集体掩埋，信奉东正教的这个民族给他们竖起一个个木头的十字架。在另一幅画面上，我看到神父正面对无数躺在地上的尸体举行一个宗教仪式，为那些战死的同伴做祷告。俄军著名的工程师沙卡洛夫，负责设计和建造了大连、旅顺的那些堡垒、炮台，也在旅顺被日军围困期间死于疟疾。在俄军当中有唯一的一名女兵。她身穿军装、手持步枪，英姿飒爽，正在严阵以待。这位名叫克里缇娜的女性坚决要求跟丈夫到前线来，最初没有给她枪，她就做护士、做缝纫工、做女招待，在她坚持了三个月之后，当她的丈夫身负重伤后，她终于拿到了枪。然后就在俄国摄影师为她拍下这张照片两个小时后，一枚日军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她当场丧生。她的葬礼面朝旅顺港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