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并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个竞争单位。为了保证这样的初衷，一开始他们想把加人的人限定在几个发起党派内，所以叫“政团同盟”。
在“民盟”出现之前，他们之间有过一个更为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介石曾约梁漱溟面谈一次，只是问他参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们说公道话，那是1939年10月的事。发起“民盟”之初是瞒着国民党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才正式公开。不久，蒋介石就要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书长左舜生找来谈话，地点在重庆郊外的黄山上。蒋最关心的是“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逐一询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蒋问的第一个人是曾琦，左说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在法国长住过，但思想很保守，写古文，作旧诗。他的特长是组织，以一个一文不名的书生，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党，有了两三万名党员。
蒋问的第二人是张君劢，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少年时即在我们湖南经正学堂教英文，后来留学日本。他与梁启超并无师生关系，但感情在师友之间。再后他留学德国，治哲学有心得。第一次大战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蒋百里、徐新六等随同梁先生对巴黎和会进行侧面的国民外交，顺便在欧洲考察；他自己更游历过许多国家，对国际问题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学工具远在梁启超之上，但他谈学问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响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民主宪政，最能‘坚守原则’，以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他的主张是最不容易动摇的。至今他依然好学不倦。”
蒋问的第三人是梁漱溟，左说：“漱溟先生的个性很强、能刻苦，26岁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自己研究的主题为中西全文化之比较，我最早看见他的著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定建设中国应从改造农村做起。他有一个特点，即不尚空谈，‘凡他所见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为实现他的主张，即与韩复榘那样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蒋问的第四人是黄炎培（任之），左说：“任之是前清的举人，与邵力子同年，也加人过同盟会，且曾一度被捕。他自来热心教育，活动的范围以上海、南京为基本；近年提倡职业教育甚力。为维持他的教育事业，与李纯、齐燮元、孙传芳都处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对中外的学问无深造，但‘办事有条理’，不能说他对教育无贡献。”
这次谈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蒋问，左答。左几次要告辞，蒋都要他继续谈下去。
左舜生对蒋问及的民盟几个要角都有较深的了解。对蒋说的大致上也是他本人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这些卷人党派政治的书生各有个性、特点。对这些人，蒋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有些还是打过交道的，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别人的介绍，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在应对民盟时心中更有谱。对我们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记录，具体而可以触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样档案。
“最后一课”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硝烟，“八一三”事变上海的炮火，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都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三大名校北大、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先是设在南岳衡山。“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这是教授们的伙食，闻一多先生为此在家书中诉苦，他可能没有想到，更困难的生活还在后头。
到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出纳组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薪水领到手了，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伴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因为粮食短缺，她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了，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编“平明”副刊，仅仅因为在“编者的话”里说了一句“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就被人断章取义，概括为“与抗战无关论”，揪住不放。他在战时写下的系列《雅舍小品》，也曾被看作是“与抗战无关”的典型，其实他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蔑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雅舍的设备，简陋到无以复加。床是四只竹凳横放，架上一只棕绷，睡上去吱吱响，摇摇晃。日久棕绷要晒，要放在水池里泡，否则臭虫繁殖之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雅舍的饮食也是很俭的。我们吃的是平价米，因为平价，其中若是含有小的砂石或稗秕之类，没有人敢于怨诉。”
西迁重庆的大作家老舍穿上了有损斯文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曰“雪茄”。茅盾一到开会，从乡下赶来，带着一把黑色小雨伞，腋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他们聚在一起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我常常觉得，正是这些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一段活的历史。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历史往往更可信。记录生活，就是记录历史。
因为抗战。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中国驻美大使，自称“过河卒子”。谁能想象大使的经济也很拮据，钱是数着花的，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了。他的薪水是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的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肯定不会收的，后来果然退还了。
作为大使，他有一笔特支费，不需报销，可他分文未动，及至卸任，全数缴还国库。一直没有离开上海的郑振铎，坚守“孤岛”，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焦虑的是如何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遗存。当他得知曰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他的民族意识更强烈了。对他来说，“买书如攻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为止。他曾写过一篇《最后一课》，记录了1941年12月8日在暨南大学的那一幕：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在场的历史记录。德高望重的张思之大律师在回忆中学生活时，无比深情地缅怀那些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同学。1943年冬天，16岁的他在四川三台国立十八中读高中，受爱国热情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成了一名通讯兵。在缅甸战场上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密支那战役中，与他同龄的学生兵牺牲惨重。60多年后，他还在文章中追问：“青山白骨，去国万里，不知英魂漂泊何处？”
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会内心激荡，难以平静。那些在异国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少年，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就是发生在缅甸山谷丛林里的可歌可泣的中日之战。也常常被遮没，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正是在那场扭转东南亚战局的密支那战役中，一位年轻的上尉黄仁宇曾被日寇的子弹击中，好在只是伤在腿上。
抗战爆发时，比张思之年长9岁的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他毅然中断学业，选择从军之路。多年以后，客居美国的黄仁宇以历史学家知名于世，他的《万历十五年》等史学著作传诵久远，广为人知。不过，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他早在成为史家之前就出过一本书，即《缅北之战》，这本书出版60年后，终于在他的祖国重新面世。如果用狭隘的学术标准来看，人们也许不会给这本书太高的评价，因为这只是一个“业余新闻记者”的业余作品，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本书不光是用笔写的，还是用血写的。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关于缅北之战的书也见过一些，但都是后来的人们根据史料写的，真正来自亲历现场者的记录，黄仁宇的这本书很有可能就是唯一的，更何况他在经历无数血与火的磨炼之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这本非历史的开山之作也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年轻的黄仁宇在抗日前线恐怕还没有想过将来要研究历史，但他作为史家的潜质在这些战地通讯中已流露出来，他的业余写作当时被第一流的大报《大公报》看中，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仅有细致的观察力，而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即使在万分紧张当中也能宕开一笔、从容着墨。
比如他在写一次伏击日本军队前夕，竟然来了这样一笔：不知道什么时候，乌云上面开出一个洞，洞口照出来一线阳光。树枝上透过来一阵轻风，带着树叶清香，林子里面只有鸟啼，人都屏息着呼吸。
又如有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喝酒，刚刚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敌人的炮弹来了，他卧在地上，还回头去看豆荚和啤酒——“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
他在后记里说过，战场上有许多生动的镜头——枪炮横飞之间，许多蝴蝶在树林里来去；一场激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也许，对他自己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一次追击战中，路过一座桥，发现桥底下歪着一具敌人的尸体，头还浸在水里。战友得意地向他展示缴获自这具尸体的手枪，他还得了一副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原来这是一个日军大尉，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1944年4月，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在贵阳广播电台播出时比较简略，他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心态和感受。他也许一直难忘这一幕，很多年后在回忆录《黄河青山》里再次提及，还写下了他内心的感慨：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我不知道，緬北之战与黄仁宇成为史家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联系，但我相信，亲身经历这场血与火的战争，对他的人生一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大公报》上连载四天、长达几万字的那篇《密支那像个罐头》就是他受伤后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出来的。生死系于一线的考验，在他笔下并没有那样惊心动魄，反而显得有点轻松，甚至炮弹的声音在他耳朵里都有了音乐节奏。他如此记述自己受伤的情形：“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倒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然涌出来。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
黄仁宇不是战地记者，而是职业军人，不仅亲临过第一线，而且常能接触高级将校，知道军事部署，所以他的报道既有现场的细节，又有超越一时一地战场胜负的眼界，当然由于这些报道都是当时公开发表的，身为军人，受严格的军纪约束，他并不能畅所欲言，很多内情都不能如实写出来。如果作为史家之作，显然有些单薄。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供了许多其他作品难以替代的第一手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能显示出其珍贵价值，这毕竟是一个亲历者留下的现场记录。当缅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很多弟兄已两个月不曾脱过鞋袜，由于长久浸在泥浆水泽里，等到要脱下鞋袜。脚上的皮肤附着在袜子上整个地被撕下来。这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和那些悲歌慷慨的牺牲同样感人。
建都北方的民间声音
时值1937年11月20日，日寇兵临南京城下，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陪都，准备长期抗战。战争打到1943年9月25日，胜利已日渐临近，很多人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思考战后的国家命运。这一天，当时重庆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题为《战后国都定在北方》：中国是大陆国家，同时也是海洋国家，应该海陆兼顾。我们的外患，可能由海上来，更可能由大陆上来。怀想战后的国际关系，我们的主要外交对手是美英苏曰四国。……我们战后的外交，是从海上接受英美的资本与技术，在大陆上与苏联合作，以防曰本的再起。由关系国家安危的国防观点上看，我们战后军事外交的重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才能够策应周全。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事实，建都北方的享国较久，建都南方的享国就较短，其中实在有一个大道理。因为南方较富，政府设在财富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奢丽，派粮课税比较繁重，国家艰难，民生疾苦，皆不甚感觉真切，就会出乱子。反之，政府若设在北方较贫之区，其施政标准就较朴实，就比较知道艰难辛苦，而政简民洽，就自然国祚绵长。文章提出，假如抗战的胜利是完整无缺的，收复了东北，那就应该建都北平。假如胜利打了折扣，东北还没有收复，我们可以建都西安。对于战后建都北方的主张，在此后《大公报》上陆续有呼应^比如1943年11月29日，傅斯年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战后建都问题》，倾向于建都北平；1944年1月2日，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建都济南议》；1944年1月23日。又有地理学家洪绂在“星期论文”专栏上发表《从地略论建都》，“从地略观点，北平最适于做战后统一中国的永久首都”。在这场关于建都的讨论中，有主张南京、北平、西安的，也有主张武汉、长春、济南的，各有理由。
1944年5月5日，司法院长居正在讨论宪法时发表了《中国宪法上几个问题》，强调指出宪法与国都的关系非常密切，国都的位置问题十分重要，他以为建都应该在物质享受不过高之地，交通便利而且开发较易之区，从以往历史和最近事实来看，南京都不宜建都，因为它不符合人民克制物欲以求自强的条件。抗战前南京官吏醉心于上海的繁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南京自东晋至六朝、明，虽皆定都于此，不免失之于偏，有一种‘‘南方之强”的习气，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东晋时的一般人物尚闲逸，讲潇洒，临敌不决，都是中了“南方之强”之毒的原故。所以历来定都南京的朝代，国祚皆不能久远。汉、唐之所以有“长治之世”的，乃在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人民皆克制物欲，卧薪尝胆。诸位试看民国十六年以前之南京，与至民国二十六年之间的南京，就可以明白了，前重享受，后重自强。今有主张仍还北都，或定都武汉，倒是值得研究的。无论如何，要在刻苦耐劳，自强自励，建都须本此原则……®此时，主持《大公报》笔政长达15年的张季鸾先生已经病故，接替他的是王芸生。王的故乡在天津郊区。他对北方怀有更深的感情。但他提出迁都之策显然不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而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早在1935年9月16日，华北危急之际，他在天津就写过一篇《到北方来！》，这是他读王船山明末清初写的《宋论》引起的一番感想，认为首都的位置要靠近边防。最好就是把首都放在边防线上。明成祖迁都到北京，修长城，以首都当要塞，以天子守边疆，所以明代两百多年蒙古都没有成为大患。清朝继续以北京为都，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的辽阔超过了以往列朝。他感叹“这都是首都置在边防线上的成绩”。民国以来，东北一向都是半独立的状态，但直到张作霖离世，东北都没有大变故。虽冒亲日之名，却未损失大权利。等到北伐之后，首都南迁，1929年东北发生中俄冲突，1930年“九一八”张学良通电入关，一年后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是个重大的教训，证明了远统不如近防的铁则。他因此大胆地指出，如果没有1928年的迁都南京。便不会有“九一八”事变，更不会有四年来国不成国的劫运。“中国的边疆半部临海，大陆上就是东北与西北，首都在北平，适当边疆的要领。从外交上看，日俄是主要的邻国，头脑摆在北平，耳目自然聪明些。”他认为，在这个理由上，国民党定都南京真是极大的遗憾。
所以，他呼吁：“我们应该把首都迁回北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华北撒手。这样使全世界知道国民政府还要华北的决心。没有了华北，也就没有了国民政府，这是我们最后的边疆，无论如何，绝不撒手！”
从1935年到1943年，他几次发出建都北方的声音，国民党当政者都没有理会。盼望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临后，他们作出了还都南京的决定。1946年5月5日是国民政府还都的日子，也许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里，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不足三年的时光。如果预先知道这个结果，决策者会不会认真考虑移都北方的主张呢？
访英归来两演讲
1943年11月，抗日战争已进人后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参加访英团，与王世杰、杭立武、温源宁等一同到战时的英国访问。身为中国最大的民间出版机构和最受欢迎的民间报社代表，此次英国之行，与从政的王世杰等人相比，王云五和胡政之的感慨尤深。胡政之亲自为《大公报》撰写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h王云五不仅留下了访英日记，而且回国之后多次演讲，讲述自己对战时英a的政府、财政、经济、工业、教育、出版、妇女、少年及英国人的特性等方方面面的观察，演讲稿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随后汇编为单行本《战时英国》，于1944年7月出版。归国之初，王云五在重庆为“宪政实施会”做过一次演讲，他根据对英国的观察，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地方自治，有了地方自治的基础，人民便有学习参与政事的机会。
二是法律主治，就是法律高于一切，这是英国宪法的特点，意义有二：一方面，武断的权力绝对不许存在，换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续经普通法院审判后，不得受罚。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不论贵贱贫富，一律受制于同样的普通法律。并受同样的法院管辖。三是人民的基本自由要受到尊重。英国人的普遍见解，以为民治的宪政能否达到目的，在乎人民是否有权选举其所欲选之人以组织政府，并能依和平的手段变更其所反对的政府。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则人民须能自由批评政府，能自由集会讨论政治，并能避免政府违法的逮捕与拘禁。
胡政之的看法和王云五不约而同，他回国以后，也做过多次演讲。认为要实行宪政，一般国民尤应努力增加知识，明了本身的责任。1944年4月24日，他在广播电台做了一次题为《宪政风度》的演讲，第二天在《大公报〉〉上发表。他说：“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从有史以来，政治制度形形色色。各有短长，不能细述。但从大体言之，多数参政胜于少数主持，公开论争胜于秘密取决。因此，民主的宪政比较上终胜一筹。所谓民主的宪政者，民主而不宪政，则民主是空的；宪政而不民主，则宪政也是空的。但是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民主的宪政，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政府以至于国民，大家都要养成宪政的风度，然后才能发挥真正民主宪政的效能。”他将“宪政风度”简明地概括为四个要点。
二是服从法律。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服从法律的习惯。在法律之前，全体国民都应该遵守服从，任何人都不得有例外，不容许违法、毁法、玩法、弄法等行为。因为法律如此有尊严，所以法律的制定要十分审慎。一定要经过国民代表的赞成，或由国民代表自己提出来制定，法律在国民心目中才有至上的权威。
二是尊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与责任相对等的。能够负责任，才能享有自由。也只有在守护自己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社会才能养成普遍尊重自由的风度。
三是公道竞争。没有竞争即没有进步，竞争要尊重共同信奉的规则，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四是容纳异己。权力越大的个人或团体，越应该时时警惕，虚怀自处，公私分明，容纳异己。
英国人民通过长期努力形成的宪政制度和良好的宪政习惯，无疑是英国之行给两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出版家和报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借着访英归来的机会，他们热切希望把这些见识告诉自己的同胞，提醒知识分子、各党各派如何才能将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正轨，不至于再一次陷人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对英国的观察是细致的，也是准确的。诚如胡政之说的，民主立宪不过是简单平凡的政治，既不是理想的极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是可以模仿、可以学习的。王云五和胡政之共同强调了法律、自由，加上他们分别举出的地方自治、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几乎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匮乏的因素，要养成习惯，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除了走这条道之外，迄今为止人类还未找到更好的出路。
1943年：一叶落而知秋
1943年，抗战已进人第六个年头。重庆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刊登记者张高峰采写的通讯《豫灾实录》，披露河南省严重的灾荒•之后又于这年2月2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些文字至今在中国新闻史上仍散发着光芒。难怪当时，此文一出，重庆街头，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担任国民党要职的法学家王世杰在2月4日的日记中写了一句：“《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毫无疑问，蒋介石有强硬、刚毅乃至刻板的一面，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容易动感情的人，他的日记中不时有“泪涔涔下”、“泪珠盈眶”之类的语句。当最初传来河南严重饥荒、白骨遍野的消息时，他虽然下令处罚如实报道并发表尖锐评论的《大公报》停刊三天，当年4月11日，他却在日记里私下记下了几乎相似的内容：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粵，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盖速救我危亡乎！
由这一天的日记，后人也许不难推测，两个多月前，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真的发生了饥荒，他一面下令处罚了《大公报》，一面还是派人做了调查、核实，所以才会有日记中的这番内心哀告。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为改变这些惨状作出太多的努力。
费正清后来成了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当年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特别助理，在对华回忆录里就有专门一章“1943年：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这位“中国通”说，所谓古老的政治现象，就是天命所归的变动，也是民心所向的变动。那年夏天，他曾去过昆明西南联大，目睹了他那些知识界朋友的日常生活。因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连糊口都很难做到。几年间，考古学家李济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社会学家陶孟和失去了妻子。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知识精英们认为，如果在国难当头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都在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
长期不问世事、一心向学的“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就在这一年开始发生转变，由学者变为斗士。教授们连吃都成问题，更不要说穿了。朱自清经常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闻一多穿的一件灰色旧长袍还是一个亲戚送的，领子很高，袖口很窄。在“云南王”龙云的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时，闻一多破口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他身上穿的就是那件式样早已过时的旧衣服。
费正清说的“1943年，我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全失”，不是没有根由的。蒋介石在私人日记中只想到“使倭寇从速败亡”，“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他没有想到即便日寇败亡，一个失去底层民众和知识阶层普遍信任的政权，也是不可能长久维系下去的，他那一套依靠人治的方式已经失效…1943年，如果他能洞察这一切，也许还来得及。一叶落而知秋，蒋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政权，未来的命运实际上在这一年即已埋下伏笔。
1945年：左舜生的延安见闻
1950年，左舜生在香港回首往事，写下一册薄薄的《近卅年见闻杂记》（感谢陈正茂兄赠我此书），记录了“五四”以来他的亲历亲闻。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他和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既不代表参政会，更不代表政府，只是他们的私人行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提供的，赫尔利大使认为他们此行有益于改善国共关系。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中共领袖几乎都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态度相当亲切”，还有两三百个老百姓远远地站着，以好奇的眼光看着这批天外来客。
左舜生在延安接触到许多人，在他看来，丁玲虽然老了，但仍十分健谈，正是从丁玲那里，他了解到延安实行的供给制：“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都是实行彻底的配给制。自一切日用必需品乃至文人的稿纸和妇女用的月经纸，都是由公家配给的。病人与产妇和婴孩，还可能酌配鸡蛋牛奶之类。他们吃的是大厨房的大锅饭，只要凭着一种饭票子，走到任何一个机关去吃饭都不必付钱……不过他们还是有一种保健饭，营养的成分要高些，这是为少数特殊人物而设的。他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月仍可领得极少数的钱，文人写稿子。也可领得若干的稿费，这些都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延安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有各种杂货店，还有几家小馆子，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吃喝……”
在他眼里，朱德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宗仁，而稳重过之。他和彭德怀一起吃饭时，一桌都是湖南人，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其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参观了几个人的家，周恩来的家里最整洁，虽然是一个窑洞，可是窗明几净，图书摆得整整齐齐。经他们要求，还参观了王明的家，除了一床一桌、几张矮凳以外，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王明懂俄语、有常识、能演说，在参政会上颇能表现出一种斗争精神，如今，“已经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什么英雄气概也没有了”。与王明的住处相比，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时代的老朋友张闻天桌上多了一部电话机，还摆了几本书，“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他见到时任《解放日报》社长、老熟人秦邦宪，问及：“你回到延安来怎么胖了许多？”秦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我们在这里不要用什么脑筋！”
离开延安前一天，毛泽东要周恩来通知他和章伯钧两人到枣园吃午饭，并做一次长谈。毛泽东是他年轻时就熟悉的，他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下午四五点钟，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谈到《水浒传》、《红楼梦》，连他的《万竹楼随笔》都谈到了，就是这一次，毛泽东不无激动地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还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他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问：“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泽东的回答很爽快，也很自然：“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有什么不去？”本来他想见见江青，说她正在生病，不能见客。
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他在总结五天延安之行时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回到重庆，他跟朋友说起延安的见闻，尤其强调两点，一是，“他们军人的质素要比文人的来得好，依于组织的力量，军人可能接受文人的领导，决不是假的”；二是，“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当然，他以史家的眼光，也同时看到了延安的缺陷，概括为一个“陋”宇：“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短短几天，走马观花，但他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判断，尤其对同龄人，又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
相隔仅仅四年，延安窑洞里的那一席谈话如在眼前，而历史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延安窑洞的主人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左舜生禁不住感叹，这机会来得太快了，快得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
民国宪法中的教育经费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常有教育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的规定。由此不难看出，教育在当时参与宪法设计、讨论的人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同时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对教育寄托的希望。
1936年5月5日，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讨论、修订，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终于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1937年5月18日又作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宪法草案中，第七章就是关于教育的，从第131条到第138条，其中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在第137条：“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有一章是关于国民教育的，第52条规定：“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1930年10月27日汪精卫、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关教育这一章则规定：“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其不足时。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虽未明确教育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更早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浪潮中，许多省份制定的省宪法都有关于教育经费的明确规定。1921年9月9日颁布的《浙江省宪法》第110条规定：“每年省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二十。”12月19日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第108条的规定与此完全相同。1922年元旦通过的《湖南省宪法》第76条规定：“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三十。”《河南省宪法草案》第124条规定：“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当年在上海国是会议期间，由章太炎、张君劢分别起草的两份《宪法草案》都有“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一章，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完全相同：“各省教育经费由各省调查财政情形后，以省宪法或省法律明确规定其成数，但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每省岁出百分之三十。”十几年后，“五五宪草”关于教育经费“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大致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然而直到1936年，教育文化经费实际上只占到全国预算总额的4.28%，北大教授胡适禁不住怀疑——难道宪法颁布之后每年就能增加1万万元的教育经费吗？1937年7月4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一文，指出“五五宪草”第137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与其写在那里却做不到，还不如删去，他主张干脆把教育这一章完全删去。因为他认为宪法里不可以有一条不能实行的条文。三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五五宪草”被搁置，他的意见当时也就顾不上认真讨论了。：不过，从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当年12月25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胡适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被接纳。第164条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与11年前“五五宪草”的规定相比，虽然还是坚持“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但不仅包括教育经费，还将科学、文化经费都包括进来。在省和市县的比例上也有所调整，同样涵盖了科学、文化，当然，教育在这三者中无疑是放在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这个宪法在炮火声中还来不及真正实施，就在这块大陆失效了。今天，重读这些宪法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的，岂止是那个时代教育在参与起草、议决宪法的人心中的地位，由宪法来保障教育经费在整个预算总额中占的比例，相当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教育在一个时代的价值定位。他们明白，教育关乎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关乎一个古老民族的未来，因此要保证教育经费。这是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的理想，或者说，这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愿望。
“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
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泽东将到重庆前，时在纽约、尚未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又在两天前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一次长谈，他产生了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念头，托朋友王世杰转交。当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这则电报的内容，中心意思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他以英国工党为例，50年前只得4.4万张选票，经过长期的和平奋斗，这一年得到1200万张选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类似的内容，早在1938年12月10日，哲学家、宪政学家、创立了没有武装力量的在野党——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就在那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说过，时值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里提及：“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张君劢为此恳切指出：“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这封信不仅在当年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发表，其他各地的报纸也多有刊载。
相隔多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蒋匀田见面，主动说起张君劢当年这份书生气十足的信。那是1945年9月24日上午，蒋应约到张治中公馆与毛泽东见面。毛谈道：“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助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老实说，当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斗，甫抵延安之时，人只有一万多，枪只有八千余。蒋若再派一师兵追击，则我当时的处境，诚难设想。幸他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围攻，可说给我们大的帮助。因此演变，乃克逼成对日抗战，而有今日的胜利。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