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匀田回答：“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梁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及此，均表示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肋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蒋匀田晚年追忆前尘往事，在回忆录《中国近代史转捩点》中留下了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对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留下一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其中讲到毛泽东重庆之行的重要收获：“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一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事实和毛泽东所料的确实差不多。等到1949年1月21口，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如此总结失败原因：“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中间势力”最后的斡旋。胡绳晚年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说：“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该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中间势力，不是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团体，而是指当时处于国、共之外的社会力量，既包括民盟、民建、民进等民主党派的人，也包括更多无党无派的人，他们同样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哲学家、长期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张东荪就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代言人之一，这有他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言论为证，他不光公开提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而且在《观察》周刊、《时与文》、《文汇报》、《再生》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倡导“中间路线”。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他曾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是重要的斡旋人之一。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他参与的另一次重要的斡旋和平行动则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春。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的国民大会，国共和谈中断，周恩来于这年12月19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只留下董必武在南京。张东荪觉得和平还有一线机会，他说：“我们便要利用这个机会，作调人再想办法，以堂堂正正的姿态，不偏于一方，不开罪两边的立场，促进协商团结。作这个斡旋和平的工作，关系国家整个前途，不是闹着玩的事，要完全保持着‘调人的资格’。”张东荪这样说，也这样做。当事人叶笃义在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中说：“张东荪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的。”“张东荪见蒋介石。蒋说将要改组政府，希望张能参加。张东荪说那样一来，他就失去参加和谈的身份了。张东荪劝蒋先不忙改组政府，而是恢复和谈。蒋介石对这一点不同意。”（见蒋时叶没有同去。）“张东荪见蒋之后，司徒雷登约张吃午饭。我同他一道前往。……他劝司徒雷登也对蒋介石做同样劝告。司徒雷登不置可否，说现时劝蒋先不改组政府而恢复和谈，恐不大可能。他说将来和谈时候，希望张再来南京继续合作。”
此时，张东荪和共产党方面也保持着密切接触，1952年他在《张东荪检讨材料底稿》中说：“我后来所以见了蒋匪，是想在中共条件基础上恢复和谈，这事曾与董必武先生商量过。”张东荪和董必武商量也好，去见蒋介石也好，和熟悉的“燕京大学之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吃饭也好，都是在做“调人”，为和平斡旋，尽管没有达到现实的效果。1947年1月10日通过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最后提出四个建议：“第一，努力促成和谈”；“第二，重新举行政治协商”；“第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第四，成立联合政府”。这四条都可以看出民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国共和谈已“彻底破裂”，和谈的大门已彻底关闭。张东荪之所以想做“调人”，显然也认为和谈之门还有可能重开。
等到民盟“为和谈正式破裂”发表宣言，已经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当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沪渝等地中共办事人员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后，宣言说：“不幸今日国共两党，终于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这个文献写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谈并没有宣告“正式破裂”。张东荪暂别燕京大学，南下奔走于南京、上海，做“调人”，就是想尽最后的努力。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发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释：“即在政协失败以后，我一个人还奔走沪宁几次，想谋挽回，不外乎忠告国民党把这个幻想收起来罢，拿出真正的良心来以谋合作……”
民国的党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君子不党……透过这些古老的成语，我们不难想见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党”并不是什么褒义词，在繁体字中“党”尚“黑”，世人忌讳分门结党，“死党”、“朋党”也不是什么好词。“老派共产党人”李锐先生晚年念兹在兹的就是把“党”搞清楚，几乎逢人便说。自19世纪以来，党派逐渐在古老中国兴起，开始各显神通。1912年民国初创。一夜之间冒出数百个政治党派。尤其是进人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党成为时代的重心，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决定了古老民族的走向，一部中国政治史几乎成了国共两党史。然而，长期以来，国人并不清楚，在风云跌宕的20世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国、共两党之外，除了我们熟悉的几个民主党派之外，还曾有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党派，其中有些如昙花一现。比如1923年，留学美国的北大学生康白情痛感中国内忧外患、既无中心思想又无中心人物，与康纪鸿等留美学生筹组过一个新中国党，提出“发扬中国特性，融会泰西文明”的“新中国主义”，制定了政治上主张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分立（三权之外加上劳工），经济上主张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上主张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等的党纲。显然，这些主张中不难看到“少年中国学会”早年的理想色彩，康等都是少中会员。
中国中和党、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大同党、中国公利党、中国民生共和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国民主合众党、中国农工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农民自由党、中国劳工党、中国和平党、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急进党等，都是我们陌生的。其实，光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就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先后出现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生产人民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中国国民党再造派、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组织，说它山头林立、派系众多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深受苏俄建党模式影响的国、共两党，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反复较量，最终以海峡两岸的对峙暂告一段落。那些选择中间道路的党派则分别归向两岸，或消失在历史的烽火硝烟中。
1947年6月21日，中国洪门自治党、中国民生共和党、中国国民自由党等三党在上海联合组成中间党联盟，提出的政纲包括：要求国家秩序，实现和平统一；要求政治进步，实现多党的政党政治；要求民生安定。确立适应国情的经济制度；要求国际合作，建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国际关系，并采取主动的外交政策。与大多数主张中间道路的党派一样，中间党联盟也消失在时局大变的前夜。
蒋介石回天无力
十几年前，学界对于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还有过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不可能。其实，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罗家伦日记提供了生动的细节，1948年4月4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曰开国民党临时六中全会，上午九时在中央党部举行，蒋先生主席。……下午续开会，蒋先生自己提出彼不愿竞选总统，而主张让与有下列五条件之社会贤达：（一）非国民党员^二）忠于宪法并忠于宪政；（三）有民主风度；（四）有国家民族思想，勇于为国奋斗；（五）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意在适之先生。蒋先生话毕，全场默然良久，因许多人看风色也。我登台说话，极力赞成，谓此举蒋先生不但表现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现最高政略，本会当予赞成。最后又说，行宪后以立法院之庞大复杂，政局恐常动荡不安，吾人万不能如第一次大战前后之法国内阁，平均8个月13天一个，我的话是点明若蒋先生能长行政院，政局倒易于安定。吴稚晖先生亦有类似主张，但彼之无锡官话，懂者不多。邹鲁杀横枪，叫道：“谁赞成总裁任总统者起立！”于是大家起立，未起者仅吴老先生、蒋夫人与我三人。蒋先生复恳切发言，谓“不能重对余之感情，而可当了解余之政策又谓“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至沉痛。（他之所以知道蒋所指的是胡适，不仅根据五个条件，早一天他就从王世杰那里得中知。——笔者注）同一天，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会临时会，会前半小时蒋介石夫妇到党部总裁室约几个老头谈话，“内定总统暂不提名……开会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决，交常会研究再开全会决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听他话，不由他摆布”，日记中对蒋表示不满：“假天下为公之名，让总统于他人，并强由本党提名。”只是未点出胡适之名。
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为昨天的议案讨论很久，到下午1点，“说来说去还没结论”，讨论之激烈从居正日记不难看出，最后结果是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天罗家伦在日记中说：闻至傍晚蒋先生让步，并托人告适之先生，谓彼之主张通不过，心中难过，恐对适之先生不起云云。（中午蒋曾分别接见元老）闻蒋先生让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总统候选人，则现在竞选副总统者皆将提升一级，从事竞选总统，彼之原来目的仍达不到。更见李（宗仁）态度之骄横，遂牺牲原来主张也。好题目竟做出坏文章来，可惜可惜。
蒋先生眼光实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属不了解，亦多为自私也。罗家伦为北大“新潮社”健将、“五四”风云人物，留学归来，先后做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敬重老师辈的胡适，对当政者蒋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对蒋的评价很高。当天他的日记里不仅提到胡适当天换了住处，而且提到在翁文灏处吃晚饭时遇到胡适，这些信息不是凭空想象的。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杰曰记中就说，蒋在上庐山休息前对他所信赖的张群就说：“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当在蒋先生考虑之中，蒋有意推胡适这样的清流为总统，自为行政院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可惜他的党内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过一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石头城，已是金陵王气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时为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在日记中写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蒋先生就总统职的一天，何等热闹。又回想到我于4月间赞成他不竞选总统的时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拥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说：‘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我做总统，照你们的做法，我想不到两年，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于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当时所可惜的，是他见到了而不曾坚持他的主张。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蒋介石引退离开南京的消息，远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感触万端，国事恐更不可闻矣。为国家前途悲，非徒为知遇之感已也。设介公于去年选举总统时引退，其为公为私之佳妙为何如。乃当年介公有此主张。（我是在会场公开赞成者）而群小包围，不任其变一作风。介公最后亦不幸让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临时会上脱口而出“像你们这样搅下去，政府命运不能出两年”，恐怕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不幸一语成谶，而且只有一年出头，就要面对“一片降幡出石头”。高处不胜寒的蒋氏预感到了大厦将倾、江山易手的危机，却已回天无力，只能到海峡对岸去守望大陆。时局的演变已不在他掌握之中，即使胡适勉强当上总统候选人，变数仍然很大，国民党内各种势力未必买账，蒋的谋划也未必能成。
许君远的民国气味
许君远曾是《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1928年毕业于北大，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上海版《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任职，1945年在美国见证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召开。他大半生事业的成就都在民国时代，可以说是典型的民国人。民国不是神话，也没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话，清华不是神话，燕京不是神话，西南联大不是神话，南开、春晖也不是神话，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国立、私立到教会办的学校，那个时代的教育不是神话，教育出来的人更不是神话。那个时代的媒体不是神话，《大公报》不是神话，《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不是神话，那些挺立在动荡乱世中的报人更不是神话，他们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他们是那个时代具体的活的见证。许君远就是当中的一个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叶公超等人的学生。他投身新闻界，尤其在《大公报》工作多年，在胡政之、张季鸾他们身边亲身体会过做报人的喜与忧。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今天的许多读者也许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代本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曾写过一个北大系列，回忆北大的师长、同学，北大的生活，真实感人。那时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蒋梦麟先生在苦苦支撑，老师中有许多学术界的精英，但“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叹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他说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造就了许多专家学者”。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虽未出洋留学，他实际上却已窥见西方文化的真谛，他翻译的文字也清新耐读。他的文字贯通中西，舒缓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风格，是那个激荡时代中保持着内心宁静的一种类型。
他进人《大公报》，能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中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的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是能识人、用人的。在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成就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办报成功的资本之一。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北塔山事件”，全国其他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版《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从许君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革命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我们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或浮躁不安。在乱世表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的气息的气味，就是典型的民国气味。
深水静流
一陈亚先追忆民国生活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这样的民国生活当然是值得追忆的。
我觉得，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伟人枭雄、政客名流们书写的，历史更是由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书写的，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造物主眼里都堪为宝贵，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单纯由大人物书写的历史是残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质感，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记录来填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叙事者本身也是主体。我们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就是眼光未免狭隘，对普通人、对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视不够，或者说缺乏人的意识。日记、书信、回忆录，所有这些私人记录因此就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与偏重政权更迭、权力得失的官方叙事相比，私人记录关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个体生命对自己亲历的时代的记录，这样的叙事总是带着生命的体温，有着与时代血肉相连的感觉，也真正能深人“生活的底里”，与生活本身完全融为一体。一个时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个生命所经历的生活，他们的记录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历史，那是一个人的“史记”。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入手，寻找欧洲近代历史变化的脉络，另辟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受到世人的推崇。
《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民国生活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举国唾骂声中弃世之时，军阀争竞的帷幕就在这一年拉开。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风云翻卷在她的少女时代。抗日战争的滚滚硝烟曾经遮没她的青春年华，国共角逐的结果决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与那些成王败寇、充满杀戮与阴谋的大历史不同，这里没有喧嚣，没有躁动，在沉重、壮阔的大背景下。人们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难中也总有无价的阳光洒在身上。
她回忆自己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那些同学、那些老师，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左、右分野泾渭分明，她的小学老师中就有“教养院出来的”左翼青年。在她成长的年代，她可以读到不同思想倾向的读物，小学时读过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作品，大学的课外书中就有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西安事变”发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学求学，事后，每个同学人手一册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而且要求人人写读后感，她在作文中认为“西安事变”真相究竟如何，“倘若单凭一方之言而作出结论，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其中之谜了”。如此的“大逆不道”，老师也只是要她重写了事，并没有将她打人另册。抗战爆发，她进人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学，课余做家教，先后辅导过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自忠将军的后人。在那个国土沦丧、强寇人境的年代，她教读《诗经》中的诗篇，心中点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线灯火，那种感受更非平时可比。“孤岛”沦陷，她由衡阳、独山一路到重庆，在银行工作，经历了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报时的歌声。在叙述这些往事时，老人的笔触无比平静。这是回忆录应有的样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国风范。
多年前，在南京友人的家中，我与陈亚先老人有过一面之缘，但没有交谈。儿子9岁那年独自到南京友人家住了一段•倒是与老人成了忘年交，他回家时带回了老人给他的临别赠诗，笔迹秀雅，诗意清新，一派民国的气息。此时通读《此生此家》，发现其中一些文字似曾相识，隐约觉得在哪里读到过，查看《老照片》目录，蓦然发现《杭州头发巷一号》和我的一篇小文《蔡锷与袁世凯》刊在同一期，只是一直以来人与文没有对上号。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历经岁月沉淀、朴素自在的文字，忠于生活本身的文字，如此的安详无忧，如此的从容不迫，一如深水静流，那水从她记忆的深处依依而来，汩汩淌出，没有夸饰，没有抒情，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仿佛将尘世的所有浮华、纷扰都过滤尽了。那水是活水，从民国流淌至今，无论时代的风浪如何翻涌不定，无论不可抗的外部环境如何变迁，都挡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忆。民国生活，一户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带着我回到那个时代，回到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那里并不满是春天般的诱人，但那里有永存的温暖细节，有任何外在力量都夺不去的生活。也因此，老人的大部分记忆停留在了民国时代，其实民国生活终结时她不过33岁。民国生活的诱人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丰盈，不是十字街头的灯光烂漫，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平常心，是对生活本身始终如一的肯定。
陈果夫没钱出国治病
—陈果夫1949年的一封私信。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自1946年11月13日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之时起。就渐渐流行，等到单行本出版，更是一版再版。
发行量巨大，成为击垮国民党政权的重磅炸弹之一。岁月沧桑，“四大家族’’似乎早已铁板钉钉，谁曾想“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山河改易之际竟无钱出国治病。他于1948年12月6日抵达台湾，1949年4月在台中突然喉头发炎、喑不成声D虽经诊 A陈果夫治，病情却日益加重，8月初查明结核菌已由肺部侵人喉头，成喉结核。亲友闻讯，都认为当时台湾良医良药皆缺，纷纷劝他出国治疗。时在广州的何仲萧（曾为他的秘书）也写信劝他出国，并认为“区区出国费用为微不足道矣”。当月15日，他给何仲萧回信表示自己无力出国、也无意出国。
又像我这样一个人，如何可以到外国去住呢？不但言语不通，生活不习惯，即将我带台之物尽行变卖，充个人在外国的生活医药之费，恐怕不能达到一年之用。如果带个翻译，像三叔之意见，还要带家眷，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假使像共产党的宣传，把我所管的都变成我所有的，真把我变成一个豪门，那么可以为保产保命而出国。
我之为人，你所深知。我从来不装穷，也不装阔。我的一切均从平淡中过去，因为平时平淡，所以苦时不觉苦，阔时不要阔。病时不得不撑，能够不求人，总是不求人。在上面的人，总以为你做了金融界的领导人，自己一定有办法；友朋们还以为你是管了两个金融机关、一个财务委员会，一定在经济上很活跃；在这个机关里的人，一定当作你得到其他机关的帮助；那个机关也是＿样。其实我只是一份薪水，以及其他的少数马费。但是开支不能不大，生病的医药费就无所出。谁也不能体谅我。假使我不做这些事，个人的生活当然要好得多；就是和人家合伙做点生意也可以。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公人，公私又不能不分的。从民国二十年至今，没有做过一笔生意。自己爱惜羽毛，也是为公人争这＿点体面。
陈氏兄弟长期掌握国民党党务，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确实权势煊赫，颇为党内外所侧目。在南京国民政府垮台前的几年，陈果夫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三职，主管金融机构和党营事业，过他之手的金钱何止万万，陈伯达恐怕正是据此将陈家列人“四大家族”之一，与孔、宋并列。当时，他名义上还是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主委，次年1月19日他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辞职。
他已病成那样，与亲密的旧部在私信中当然无须哭穷装假。仅仅两年后，1951年8月25日，他病殁于台北，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在他寄托了全部生命的国民党一败涂地，从大陆败退后的日子里，他卧病孤岛，心情之落寞与凄凉可以想见。然而他在病中仍能保持美好的想象，他在一篇随笔《抹布画》中说，整日卧床，看着玻璃窗，佣人用抹布抹过玻璃后，灰尘没了，但抹布留下的痕迹，透过光线，却变成了一幅幅图画，有像山水，有像人物，有像虫鱼的。
许多时候，历史也如同抹布过处留下的痕迹，变成了各种各样并不真实的画面尤其在20世纪风云激荡的剧变中，许多人物都被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亦真亦幻。在政治宣传的驱动之下，真实与否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有效。陈果夫在给何仲萧的信中最后称：大家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要说：不尽然！不管人家怎样，我总是这样；不管环境怎样，我永远这样；人家冤我也好，骂我也好，笑我也好，我还是这样。所以我个人在外国没有一分存款。我在台湾之生活费，本来动身时筹一年，现在估计下来，还可以有过六个月以上之用。若到外国去，实在不可能，也不愿借医病而去。台湾如何，现在不去想，亦不愿想到坏处去。完了。®“沈氏三姐妹”
民国史上，“宋氏三姐妹”因为分别嫁给孔祥熙、孙中山、蒋介石而广为人知，相比之下，知道“沈氏三姐妹”的人就不多了。“沈氏三姐妹”沈性真、沈性仁、沈性元，浙江嘉兴人，都受过新式教育，大姐以字“亦云”为人所知，嫁给当年颇有争议的风云人物黄郛，留下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亦云回忆》，受到胡适等人的肯定；二姐性仁嫁给社会学家陶孟和：小妹性元嫁给长期主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
沈家并无显赫的家世，父亲沈秉钧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7年编辑，参与编辑过《辞源》等书。老大沈亦云是个很有个性的女性，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她们做制服，上街头募捐，还想上前线。一班受过教育的如花少女，睡地铺，穿黑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花钱，一片报国热忱。其间，她认识了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的黄郛。她早年就学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堂是袁世凯办的，她曾见过袁几次，算起来还是袁的学生，她却对袁在戊戌年的表现一直不能释怀。民国初年，她随丈夫黄郛北上，托故留在天津，不去北京。袁当面向黄郛提起沈亦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
老二沈性仁幼时喜欢数学，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求学，因为父病回国，后人北京女高师，1917年与北大教授陶孟和结婚，夫妇志趣相投，生活淡泊。小妹沈性元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爱昆曲，擅书法，热心教育，1927年与留学英国归来的钱昌照订婚，夫妇相伴60年。
黄郛在北洋政府官至摄政内阁总理，在国民政府任外交总长，厌倦了政坛上的权谋计算。起起落落，1928年后，他和沈亦云在浙北莫干山隐居，自筑“白云山馆”，希望从此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一到春天，莫干山上到处都是杜鹃花，沈亦云知道妹妹性仁爱花也爱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语请她上山看花：“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妹妹的回信说，她到南京邀请性元一起，先回故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清明时节，“沈氏三姐妹”在莫干山上盘桓10天。临走时，性仁、性元添了不少行李，大筐小包，都是山中的野兰花、野杜鹃，一路上还要浇水。
这样美好而宁静的心境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姐妹通信都充满愤慨，大姐在回忆录中称“匹夫有责，而我们匹妇无谋，藉文字以发愤”，她们认为招致外侮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不能抵抗外侮则是因为内争，所以她们约定一个“很幼稚消极的制裁行动”：不与参加内争的人为友，如有友人参与内争，相见不与其握手，给全社会添一项道德标准。当黄郛受命出山，前往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签订《塘沽协定》时，沈亦云相随左右，社会舆论施加给黄的压力甚大，责难纷纭，连妹妹、妹夫也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卢沟桥事变”后，沈性仁带着一个孩子乘船南下，几十个小时，没有床位，连座位都没有，而且一路饿着，苍蝇、蚊子扑面，只有以手帕遮口，到上海时已面容憔悴无人色。接着，她辗转前往桂林。与陶孟和及其他孩子会合。她前往红十字会报名，自愿去看护伤兵。身体检査不合格。不久她肺病发作，48岁去世，留下三女一子。大姐以她们共同尊敬的文天祥《别弟诗》中二句挽妹：“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
“沈氏三姐妹”，她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都与大时代的风云密切相关。1937年11月，大姐沈亦云在莫干山上知东南即将沦陷，如天崩地裂，夜间点着柴炉，先烧单据，再烧信札，边烧边念：“有国家必有历史，个人事小。”1949年后，陶盂和在北京做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昌照和沈性元先后从海外归来，她们唯一的兄弟沈怡在抗战胜利后做过南京市市长、联合国远东防洪局长，去台湾之后，曾出任“交通部长”、“驻巴西大使”等职。沈亦云离开大陆，定居美国，晚年她回忆往事，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她在《亦云回忆》自序中说：“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毛彦文晚年评吴宓
清华国学研究院因拥有“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而名动一时，这个研究院的主任就是吴宓，他是陈寅恪的至交，两人曾同在哈佛大学求学。陈寅恪是吴宓生平最佩服的学者，正是他鼎力推荐了没有学历、没有著作的陈寅恪。其实他本人也是有成就的学者。而且是个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人。
吴宓当年成为知识界口耳相传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苦追新女性毛彦文的这段情感经历。毛彦文的人生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她是浙江江山人，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与胡适、毛子水等人都有往来。她嫁给民初做过内阁总理、比她大30多岁的熊希龄。
那段少妻老夫的姻缘曾经是报刊争相报道、轰动一时的娱乐新闻，因而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她是清华名教授吴宓魂牵梦萦的“海伦”，吴宓对她的长久苦恋，曾是知识界的话题。吴宓万里追她•漂洋过海一路追到欧洲，为了追她。不惜和自己的原配妻子陈心一离婚，独居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多年。吴宓抛妻别子，置社会非议于不顾，如此执着，如此热烈，很可能她一度也动过心，或者有过某种承诺，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吴宓a毛彦文回国之后，南下杭州，他就追到杭州，在西湖边彷徨多日，终于无功而返，从此情缘断绝。此事令吴宓伤心欲绝。他的日记满纸沉郁，为爱愁而痛苦多年。何为苦恋？我理解吴宓对于毛彦文，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他简直就是一个痴情种子，他对毛彦文的追求因此成为纯情的象征。
毛彦文晚年在台湾回首往事，这位当年风华照人的新女性心境已归于平淡，谢世前留下的回忆录《往事》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事情，因为时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我喜欢这样的叙述。平凡的“往事”才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她对自己和熊希龄仅仅3年的婚姻生活很满意、很满足，她辅佐熊氏办香山慈幼院，在熊氏去世之后，她继续主持这个人道主义机构。这大概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在她的回忆录中只有一小节淡淡地提到当年深爱过她的吴宓，标题为“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她说：“关于吴宓先生追求我的事，不知内情的人都责我寡情，而且不了解为何吴君对我如此热情而我无动于衷，半世纪来，备受责骂与误解。”她解释说，吴宓心中有个“幻想的女子”，或者说“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要和他一样中英文俱佳，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写诗作词和他唱和，还要善于辞令，在他的朋友、同事中谈古说今应对自如。不幸他把这种理想“错放在海伦身上”。她认为吴宓不了解自己，二人性格完全不同，她平凡而有个性，对中英文学一无根基，又有过失恋经历，对男人失去信心，即使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的，说不定会再闹离婚。何况吴宓和那个对她移情、解除婚约的朱君毅是同窗挚友，她更不会接受他的追求。
毛彦文离开大陆后，一度在遥远的美国任教，她也关心吴宓的下落。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她偶尔看到一本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其中登载了吴宓的坦白书，说自己用纯文学的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她当时看了气得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于此！”她为吴宓的命运而悲伤甚至愤怒。她想不到的是，就算吴宓有这样的认错态度，仍然逃不过随之而来的厄运，当然她更不可能听到被打断了腿的吴宓临终时的声音：“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吴宓始终没能得到毛彦文的爱，这是他一生的遗憾s但毛彦文在回忆录中肯定，“吴君是一位人文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有了她的这番评价，吴宓九泉之下，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丝安慰。
殷海光因思想而受难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阶段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七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就是在这个阶段涂上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也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要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都只能放在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在20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腐败现象的文章，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示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在《自由中国》执笔和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跨越了台湾岛上阴郁的20世纪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人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之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靠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青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力，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