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他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在他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孙立人将军的毕业纪念册
1927年，年轻的孙立人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我看到这样一些话：这位东方青年，正如昔日的拓荒者，渴求知识，横渡太平洋，来到西方进步的国度里，追求高深教育，他在三年级新生中，禀赋优异，超越同侪。
关于他的性格，他具有许多优良品质。他不多言，但仁慈温顺，尊敬长官，对人诚实友善。
要练成为一个军人，生活并不舒服，更非浪漫梦想，须要在炎热沙漠中行军，在酷寒的夜间站岗守卫。孙立人有男儿志气，肯负一切责任。我们坚信他将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人，但望他不会利用其军事学术，在其故国掀起革命。
孙立人归国之后的军旅生涯，很好地验证了毕业纪念册上关于他性格的评价。从淞沪战场上身受十三伤，到缅甸战场上一鸣惊人，以不足两千之旅出奇制胜，击败十倍之强敌，救出被困的七千英军，赢得国际声望。他以非黄埔嫡系而手握兵权，训练新军，防卫台湾，此诚大局突变之际的时势也。其实，蒋介石早在1949年5月29日的日记中就流露过对他淡淡的不满：“午前，以孙立人不愿上海之部队撤退来台，令其设法代筹驻地及让出若干该部营房，彼词搪塞，并多说无谓攻讦之语，令人悲伤矣。”然此时蒋还需要他，故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直到1954年改任“总统府”参军长，不到一年，突然以“郭廷亮匪谍案”牵连令其引咎辞职，并软禁了33年。
当时还有传闻说，孙立人1950年有过政变驱蒋的谋划，但没有任何证据，有之，也只是美国方面某些人曾有“驱蒋立孙”之意。至于“郭廷亮匪谍案”完全是制造出来的，多年后，此案九人调查小组的成员王云五虽不敢对熟人说明真相，却表示“孙立人和郭廷亮是中华民国的模范军人”，另一小组成员俞大维说得确定：“孙立人绝不会造反。”当1949年上海撤退之际，孙立人应麦克阿瑟之邀到东京会谈，麦氏当面表示，要他负责守卫台湾，经费由美国提供，不必操心，并跟他说，不必再服从蒋介石，他并未照办。那一刻，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纪念册上的那段寄语：“但望他不会利用其军事学术，在其故国掀起革命。”
他并无反蒋之意，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得罪蒋的地方。，他的部属王霖记得他在军训班讲统驭学时，就明确主张军队国家化，“民主国家应采行这种政策，才可能避免内战”。这种言论当然是蒋不喜悦的。王霖还听说他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公开检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认为上级遥控作战是军事失败的关键，话锋直指蒋。这样的直言批评也是蒋难以容忍的。王霖认为，最终导致他被构陷的还是蒋经国与他的冲突。蒋经国要在军中扩大政工系统的影响力，他不赞同。他虽已不直接掌军，却深受军中旧部的拥戴，当时军中情绪不稳，拿他开刀，可以作为震慑。从此之后，有男儿志气的孙立人将军只能学着养鹤、养鸟、养猪，并种花、种草、种树。他早年求学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时在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又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民族，他自称对政治没有兴趣，只想替国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却不料蒙此不白之冤。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纪念册对他的评语一字一句，如同铁铸，他以自己一生的作为证明了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一代名将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公正，92岁高龄离世时被誉为“中国军魂”。
大时代同学不同路
“五四”前后，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张道藩等同学，在清华学校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同学，在潮起潮落、风云不定的大时代里，他与周恩来、罗隆基三人最终走的都是从政之路，三条路却截然不同，各自的命运遭遇也大不一样。他曾经少年得志，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归国之后，因缘际会，受到新崛起的强人蒋介石欣赏，年纪轻轻就当上汉口市长，此后一路攀升，从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日本投降之后，他出任上海市长。国民党丢掉大陆，蒋介石要这位受美国青睐的留美博士做“台湾省主席”，“这简直等于是托孤寄命”，他也由此达到一生仕途的巅峰。最终却与蒋介石闹翻。出走美国，酿成轰动一时的“吴国桢案”。初到美国的沉闷日子里。他回首半生，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书稿，没想到微缩胶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躺就是大半个世纪，直到2009年才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历史学家左舜生目睹过吴国桢当年的春风得意。在重庆林园，一次欢迎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的宴会上，吴国桢任宾主两方的翻译，左的座次刚好在吴太太黄卓群的正对面。他看看吴、看看黄，觉得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佳偶，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钢笔写下吴梅村《圆圆曲》中的两句诗：“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交给邻座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要了他的笔，顺手在上面批了“恶作剧”三个字交还他，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写《圆圆曲》的诗人姓吴，诗中被咏叹的对象也姓吴（吴三桂），他因此想到以这两句诗来开吴国桢的玩笑。在他眼里，那时的吴国桢“既能善事长官，又拥着一个如花美眷，于公私交往，可以说路路可通”，仕途的前程一片大好。但对于这样的平步青云，他是不以为然的。
等到1955年12月17日，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跌下的吴国桢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不再是那个“白皙通侯最少年”，他在《夜来临》最后说：“但对我来说，黑夜早已来临……但是在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见了能将我引向安全的灵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长，那么黎明还会远吗？”那一刻，海峡此岸，他的南开老同学周恩来正身居总理高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他的清华老同学罗隆基身为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央副主席之一，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登上了主席台，不久前还曾衣锦还乡，回到故乡江西安福的那个村庄。而吴国桢先是被迫别了大陆，接着又被迫离开台湾。对于这几个政治上不同路的老同学，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也许唤起了属于他的那些好时光的记忆，如同打翻的五味瓶。
周恩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装，“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个天生的演员，一个在学生时代善扮女角而愚弄观众的人。……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1962年，他在美国出版过一部以周恩来和他为原型的英文小说《永定巷》。他笔下的罗隆基则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罗隆基）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在那时，有不少人把他当作勇敢的英雄来崇拜„诚然，如果他能以善意和坚定来运用自己的天才，那么很可能会成为我国的一位伟大领袖。但令人遗憾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时代是那么适合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发展，一个人除非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强的原则性，否则是很容易屈从于这种诱惑的，可怜的罗隆基恰好就是许多的不幸者之一。因而尽管他在早年前途有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的盛名也不过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显然，他对老同学的政治选择十分不满，但如果站在罗隆基的立场，吴国桢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被赶到小岛上去的“战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点，吴国桢的预言——“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不到两年就被事实验证了，罗成了顶尖大“右派”，从此命运逆转，1965年在凄凉中弃世。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吴国桢晚年在美国定居讲学，到1984年6月才离世，本来他已答应邓颖超，回大陆访问，还要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最终未能成行。
司徒雷登葬在哪里都已不重要。因为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在中国家喻户晓。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土地。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他离开快60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这绝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挚爱。1926年，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让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司徒雷登和18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人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传教士、教育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一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回荡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里的柳叶沙沙，他的遗愿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20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归骨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属于后一种页码，历史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整个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后记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及我对民国时代的看法，我出版过的著作确也多与民国有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大约2011年秋天，我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
她问及怎样从社会的精神气质层面来评价民国，“民国范儿”又是个什么概念。我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有人追求共产主义，有人追求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按自己的理想、愿望在努力，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
民国在大陆存续的38年间，多数时候，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国家没有完全扼住社会的脖子，虽然也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就是说，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中国人向往“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比较动荡不安的时代。正因为它动荡、不确定，才给文化、教育等精神性的领域。也就是给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时代。
对于“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民国形象”，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空气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即使也有软弱、犬儒和叛卖，有阴谋、谎言与嗜血的一面，但毕竟个体生命还可以从容地选择如何死。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的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为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给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
收人本书的短文大体上写于2006年迄今的八年间，《先锋国家历史》、《文史参考》创刊时先后约我写过大约一年的专栏，《新世纪周刊》也约我写过一年的专栏，内容虽以民国史为主，却也有不少关乎民国前夜、帝国如何转人民国这个过程的，已超出民国的范围。我想起少时即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几句尤其动人，既有穿越时间的沧桑感，也有肉体生命无可奈何的沉重喟叹。我突然想，我写下的这些片段，不正是在“浪花淘尽英雄”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溅起的水珠、水花或泡沫吗？我将这些零散的读史笔记分为六个部分（民国前夜、民国创立、五色旗下、青天白日、寇深国危、浪花淘尽），大致上以时间为序，其中第六辑“浪花淘尽”时间跨度较大，一直到司徒雷登归骨杭州时。“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的浪花消歇，生活仍在继续，我们也在历史当中。
2014年8月13日于古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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