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为不义的战争而死的亡灵是否能被天堂接纳，我只知道他们亲人的痛苦，不知粗糙的十字架能否安慰这种痛苦。一切非正常的死亡，无论对于日本人、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人类的伤痛。这些一百多年前老镜头中的战争场面和死亡场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暴力不可能解决问题，只会留下永远的创伤。战争以日军获胜而告终，镜头中的日军最高统帅大山岩手持指挥刀，表情严肃。战场的胜利实在来之不易，虽然俄军伤亡达27万人，其中死亡115000人、被俘8万人，但日军的伤亡也超过了10万人，其中战死的就有88000人。战争持续一年半，东北这块土地成为战场，中国付出的代价难以计算。这场战争的结果为“九一八”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影响历史至深、至巨。
《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源自1905年美国出版的一套关于日俄战争的战地照片，一共98张，拍摄者不仅包括战争双方日、俄的摄影师，还有英、美两国派出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1905年8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五月花号”上召集俄、日两国代表谈判，照片中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个月后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各国媒体纷纷赞誉美国总统：“让一百万人放下了手中的枪，为此他将获得一座纪念碑。”
“立宪上谕从天而降”
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仿行宪政”。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上谕全文。以书法闻名于世的郑孝胥恭敬地抄在日记中。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反响最热烈的还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等自治组织和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包括《申报》、《时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联合举办庆祝会，上千人到会，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发表在《时报》上。即使现在读来，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出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当年10月2日《申报》有一则报道说，当消息传进深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颇深嘉悦”。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往年人民都很冷淡，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自发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的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大江南北，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这道上谕在国人尤其是学界、商界、报界的精英阶层心中点燃了希望，华夏的天空仿佛曙光初现，他们为此激动、亢奋，乃至彻夜难眠。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颟顸的慈禧太后，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人了“预备立宪”阶段。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不是自愿、主动、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毕竟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独立，承认地方自治，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专制的老树上能从此抽出别样的新芽吗？历史已经作出自己的回答，“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呼喊中。这个结果令不少真诚支持君主立宪、倾心推动立宪进程的立宪派感到痛心，他们中有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有远见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者、报人，以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人为代表，他们满怀信心想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宪政的新枝，他们不想把这棵已被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借“预备立宪”的东风，他们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立宪团体，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也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把这些温和的立宪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齐白石眼中的蔡锷和黄兴
木匠出身的国画大师齐白石是湖南湘潭人。湖南近代多豪俊，包括改写中国历史的蔡锷（字松坡）、黄兴（字克强）等人都是。齐白石晚年自述，他40岁出头、画名初起时，曾和蔡、黄二位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
时在1905年，齐白石在桂林以卖画刻印为生，借助樊樊山的大名，他把樊在西安给他定的润格挂出去，生意很红火。樊樊山就是樊增祥，号樊山居士，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官至护理两江总督，以诗词骈文名噪一时。
当时，湖南邵阳人蔡锷还很年轻，只有24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不久，挟“士官三杰”的美名，受各地督抚器重。正值晚清兴起练新军之风，湖南巡抚端方、东三省总督赵尔丰等争相延揽，声名直上。
7月，广西巡抚李经羲聘蔡锷人桂，担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随营学堂总教官，不久创办测绘学堂。请他兼任堂长。蔡锷托人找这位画家老乡，说是学生每到星期天放假，常去外面闹事，想请他在星期天去教学生画画，每月薪资30两银子。白石老人记得是巡警学堂，可能是随营学堂或测绘学堂之误。拿出30两请一个教员，在那时算是一个很优厚的待遇，何况每个月只教四天课，比卖画强多了。没想到，齐白石一口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还是不去的好。”
戎马倥偬的蔡锷有意跟齐白石学画。这位怪人老乡也婉言谢绝了。
蔡锷虽非革命党人，却是黄兴一直信赖和器重的小老乡和朋友。同盟会在曰本成立不久，黄兴见他在桂林有了地位，当年10月化名张愚诚，和赵声悄悄潜人桂林，和他密商，希望他能支持、响应同盟会的起义。据说蔡锷以时机不成熟婉拒了，但黄兴等人还是在镇南关搞了一场小型起义。
正是这段时间，有一天，齐白石在一个朋友那里遇到一个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別人都称之为张和尚。他见这个和尚行动不是很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也都是闪烁其词，没有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地“唔”了几声，他就没有再多问。张和尚请他画过四个条屏，送了他20块银元。他打算回家的时候，张和尚知道了，特地跑来对他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着马，送你出城去！”让这位画家感叹：“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
六七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告成，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出现，黄氏大名威震全国，妇孺皆知。那位朋友问齐白石：“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他说：“不认识。”朋友又问：“你总见过他？”他回答：“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他这才恍然大悟。但他和黄兴自桂林一别，再无缘见面。
1916年10月31日，手创民国的黄兴在上海病故，终年42岁，同年11月8日，发动护国战争再造民国的蔡锷在日本东京病逝，年仅35岁。黄兴是1874年生人，比1864年出生的画家小了整整10岁。蔡锷生于1882年，比他小了18岁。一辈子画画的齐白石活了94岁，阅尽人世沧桑，直到1957年在北京谢世。
齐白石在88岁时口述流年往事，由门人张次溪记录，就是洋洋6万字的《白石老人自述》，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价值。我们从白石老人的回忆里，看到了叱咤风云、功勋盖世的蔡锷和黄兴不为人知的可爱一面，看到了一个少有人注意的细节。
同是湖南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对此评价极高，对于齐白石和蔡、黄两位重量级历史人物之间那段因缘，他点评说：“松坡在百忙之中欲从白石学画，克强有重要使命在身，亦于齐备致殷勤。且欲骑马相送，其爱重艺术如此，可窥见两先生风度与兴趣之一斑也。”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立国之本
“教育为立国之本”，当一个古老民族尚未从科举制迈出来时，要说出这句话，不仅要有超前的眼光，还要有辞旧迎新的大勇气。1904年6月18日，才华堪比李清照的女词人吕碧城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教育为立国之本》一文。
在20世纪之初，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她意识到中国已进人充满竞争的世界。从兵战、商战到学战，她分析，如以为兵战可恃，当亚历山大、拿破仑鼎盛时期，威震全欧，谁能与之争锋？然而一旦战败，惊骇一时的武略也就随之湮灭。如以为商战可恃，上古埃及、波斯等国的工艺商业也不可谓不盛，如今早已沦为流亡之种族。世界上真正有持久竞争力的还是学术，在她当时有限的了解中，想到了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他们掌握着转移世界的大权，这不是世上眼见的那种权势。却是19世纪文明的原动力。“文明的原动力”——这个说法很精彩，是包括她在内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此难得的认知。一个民族要产生自己的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需要“兴学校、隆教育”，她认为这是“当今之急务”。
当时新教育初兴，与千年浸染的旧式教育相比，无疑是一棵幼苗，尚不大为国人理解，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所以，她要大声疾呼，为新教育张目，阐明“教育为立国之本”之理，她说：“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枢纽也，先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始能运转自由，操纵如意。若教育一日不讲，则民智一日不开；民智不开，则冥顽愚蠢。是非不辨，利害不知。所知者，独自私自利而已。”
从旧式教育出来、在旧体诗词上有卓越表现的吕碧城，却热衷于新教育，在举世瞩目于富国强兵之际，把目光投向了迂缓的教育，认为富强的根本，“非兴学校为普通强迫教育不可”。相距110年，我们的外部环境早已发生变化，教育已然普及，问题也随之转换，今天要追问的不是教育是否为立国之本，而是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成为立国之本，什么样的教育才有可能产生“文明的原动力”，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开启民智，而不是培养自私自利的人。吕碧城当年还用不着思考、来不及面对的这些问号就在我们的面前。说穿了，就是要认清教育的目标，如果把富强作为目标，教育不过是手段，教师和学生充其量也只是作为机器上的零件，终究还不是主体。如教育是以开民智为目标，也就是以造就具备健全心智、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为目标，教师和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就是第一位的，没有独立思考，一切不过是原地打转，做做习题，背背标准答案，练练应试技巧，教教答题诀窍，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成为立国之本，我相信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的教育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代又一代精明的自私自利者，却不会产生文明的原动力^
作为立国之本的教育是需要有理想主义底色的，而不是日复一口总是苟全于现实主义的泥潭当中。无论追溯孔子的传统，还是古希腊的传统，从本质上说，教育的真谛都蕴含在独立和自由当中。老师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驰骋。学生同样要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世界里求索，老师与学生，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他们的生命相互碰撞，相互连接，在课堂内外彼此启迪，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通过教育，每个人的思想天空进一步拓宽，每个人精神的翅膀进一步展开，这样的教育才是令人向往的，也是教育的现实中所匮乏的。一旦失去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教育绝不可能成为立国之本。在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里，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育，尤其值得深思。很多人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从现实的条件出发，这诚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千万不能丧失底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分清楚“是什么”和“要什么”，不能不断地降低标准，不断地承认既成事实，最终连方向和目标都找不到了。重新找回方向和目标，需要向教育的真谛回顾，那是吕碧城时代还无须直面的问题。
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
1908年夏天，离戊戌变法流产已近十年，离“预备立宪”诏书颁布也近两年了，清廷给各省官员下诏，要求他们切实筹备咨议局的选举。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报道，各地督抚毫无动静。因为他们压根不知从何下手，朝廷再三催促，他们才开始打听该怎么办。确实，在这块专制土壤极为深厚的土地上，咨议局是个新生事物，选举更是国人陌生的名词，官员无从着手。做惯了臣民的百姓更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月月小说》上曾发表过^篇讽刺“预备立宪”的小说，说有一个鸦片烟客，在烟馆里听说选举的消息，以为议员就是官吏，赶紧购置田产，以符合选举资格。因为咨议局的选举章程规定的选民和候选人资格之一，就是“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正是这一条限制，偌大一个中国，最后参与各地选举的人只相当于总人口的4%。多一点。许多人即使能达到这个条件也不承认，担心官府多征赋税，而且怕钱财露白，就算有些确认了选民资格的人对投票也毫无兴趣，放弃的很多。
这次选举的范围尽管很小，意义却极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由投票选出参与公共事务的代表，这毕竟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投票选举和代议制都是人类伟大的制度发明，古老的中国引人这些形式本身，就是一幕值得欢呼、值得赞美的历史大戏。所以，咨议局的选举和运作都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关注，美国驻华公使评价说：“各地的选举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热心，合格选民仅有极少部分真正投了票。官府对议员选举的影响非常大。有些省份，迹近指派，此中以东三省最为明显。”英文《北华捷报》对山西和陕西的选举和运作表示赞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访问过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那些选出来的议员们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都有共识，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日本人井一三郎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咨议局开设之状况》中说：“以江苏第一，浙江第二，河南第三，湖北、直隶、河南、安徽、江西、山东诸省在伯仲之间。”
当时21个行省咨议局议员分配的名额，并不是按照人口的比例，而是按照科举制所取学额的5%分配，直隶、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五省名额最多，这个标准大致上是以教育情况定下来的。选举产生的议员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非常年轻，而且绝大多数都具有科举功名，有的曾经留学日本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毕业，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具有知识和教养的阶层。他们不仅仅是来自田间的读书人，其中一部分有从政经历，一部分有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经历，具有问政的能力。开会时秩序井然，质询、辩论，有声有色，并非只是扮演举手和鼓掌的角色。特別是江苏咨议局，张謇当选为议长，对督抚代表的强势的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对待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曾运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
在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陆续出现之后，咨议局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在通往现代政治的路上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放在百年之前，这一步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选举中有贿选现象，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暴力，选民的表现也比较淡漠，但是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走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不幸的是，一个被既得利益蒙住了双眼的上层集团，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次次地拒绝以咨议局议员为中心发起的请愿开国会等要求，越是搞改革，反而越是把权力往皇族手中收拢，在“皇族内阁”出笼之后，咨议局代表的这条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就走不下去了，历史等待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就是革命之后，历史仍将回到民主选举的轨道上来，晚清咨议局走出的这一步仍不能小看。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端方算是个有才能、有见识的满人，在官场和士绅中口碑颇好，在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任上都有所作为。他热爱收藏，主张走立宪之路，曾出洋考察宪政，著有《列国政要》等书，他不幸卷人辛亥的历史大浪中，惨死在四川资州，头颅都被割下来，浸在煤油匣里，到处示众。他生前收集的大量文物星散，许多同僚、朋友为他的死而哀伤，其中包括选择了共和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批信札，很多年后在海峡对岸成书出版，名为《甸斋（端方）存牍》。这些来信透露了晚清中国的许多真实信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进一步读懂那个时代。
写信给端方的人中有恭亲王溥伟、海军大臣载洵贝勒、镇国公载泽这样的天潢贵胄，有裕禄、良弼、铁良、瑞澂、岑春煊、陈夔龙、孙家鼐、魏光焘、张之洞、徐世昌、盛宣怀、李经羲这样的重臣、疆吏、将军，也有严修、严复、王闾运、陈三立、叶德辉这样的饱学之士，有袁世凯、张謇、沈家本、伍廷芳等人，这些名字都是那样显赫，或在当时，或在未来的史书中。1909年，载洵在他到直隶赴任时写信为朋友叶崇质谋取巡警道一职，罢职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则派弟弟袁世传送上土特产：汴绸八匹、咸菜二十篓。
时代的危机已逐渐显明，面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朝廷官员也并非毫无知觉。1907年夏天，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不久，端方刚到两江总督任上，因为江淮赈灾而赢得好感，世袭侯爵的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写信给他说：“数年来，水旱频仍，盗贼蜂起，夜观天象，荧惑光芒折人南斗，分野适应江南一带。虽新学家无此占说，究宜先事预防，以期弭象于未形。公亦信此说否？”那个时代，以“天象”来预测未来时局比较流行，我没有看到端方的回信，不知他会如何回应，当时他正热衷新学，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严修、熊希龄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严修在这年正月写给他的信，就是关于在南京设高等学堂的，对他很有恭维：“夫繁盛重要，莫江南若矣。又适得学识气魄如公者，以谋取始，此千载一时之会也。”
如果说“夜观天象”之说靠不住，同年秋后，江苏籍的吏部官员沈云沛写给他的信中所说就是事实，“敝省今岁托公福容，乃亦有秋，民气大和，民心亦靖。惟兵学界日益嚣然，毖后之图，不得不预，惟公刚决之柔服之耳”。这是提醒，也是建议。沈云沛的观察是准确的，兵学两界确实成了清廷的掘墓人。
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给端方信中也说：“方今时局如行荆棘丛中，动辄有所窒碍，东三省其尤甚者耳。”身为封疆大吏，端方对时势应该是同样清楚，无论他在两江规划地方自治，还是开创新式教育，以及支持新兴的工商业，筹办南洋劝业会，都可以看作他在积极应对急遽变化的时代。
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扭转不了大势。1909年他调任直隶总督，不足半年即遭革职，李国杰弹劾他的奏折指控他在慈禧太后出殡时安排沿途拍照，“全无心肝”，违反祖制。而且说他架设电线杆在风水墙外。辛亥春天，端方被再次起用，出任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郑孝胥说他静极思动，是他的功名之念害了自己的性命。当然他的死因不只这么简单，他只是赶上了一个变幻不定、把握不了的大时代。
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
不少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总是把本国报业史的源头远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邸报，连传世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也未能免俗。其实，古代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硬扯在一起最多只能增加一点虚无缥渺的“民族自豪感”，骨子里不过是一种凡事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在作怪＿。
“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邸报的作用仅限于传达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皇帝诏令、诸臣奏议与宫廷动态而已，且只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及至晚清，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办报，将西方报纸模式输入中土，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端绪。”®毋庸讳言，中国报业史的第一页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报纸是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中国报业少年期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与整个晚清大变局休戚相关，报业的兴起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的变动不可分割。
从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从维新报业到革命报业，“以报业发展为经”，初生的报业经外国人之手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新生事物在古老民族嫁接的艰难。从1815年第一种中文月刊在马六甲问世到1872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申报》在上海诞生，再到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口报》，其间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从1874年到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又是22年，而严格意义上的报、刊分家要等到1904年《时报》出世才算初步完成。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尽管清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诸如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旨在钳制舆论而不是保障舆论的报律，封杀报纸，逮捕、流放乃至杀害报人，通过租界拘禁章太炎、邹容等，但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报人没有屈服，没有恐惧，没有停止对报业理想的追求。“苏报案”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永垂史册，章、部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感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风吹枷锁满城香”，这样的故事远超出了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想象。1907年4月。因言获罪的《京华日报》创办人彭翼仲离京流放之日，有数千读者自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叫郭瑞的读者自愿万里相随、陪同他远赴新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年轻的陕西青年于右任，三落三起，先后手创《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关押、罚款、驱逐出租界等打击都没让他丧失信心，特别是最后的《民立报》时期，他和宋教仁等一起以热情的政论呼唤了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的到来。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在投身这个事业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们对理想的矢志不渝，而且能体会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与读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品质。由他们经办的报纸，虽然在印刷质量、技术硬件上或许都很粗糙，但从报业的精神内涵上，他们与西方近代报业几乎是相对接、相吻合的。
不可忽略的是，离开了租界，包括《申报》、《时报》、《大公报》以及于右任办的三份“民”字报在内，能否诞生都还是未知数呢。
报业或者说整个新闻业追求的核心应该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不是革命、维新，在动荡的晚清变局中。报业固然与维新、与革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报业仍有它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时报》为例，它有一定的康有为背景，但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这不是说说而已，否则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报告中，就不会满纸都是对狄楚青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一百多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梁启超、狄楚青他们就懂得了报纸首先要守护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固然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
莫理循的眼睛
早在1894年，青年莫理循曾徒步穿越中国西南到达缅甸。1910年，他又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身份穿越西北到达新疆边境，并在《泰晤士报》发表一系列报道。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个外国记者从河南、陕西、甘肃-路西行到新疆。
亲历、亲闻、亲见，留下了可靠记录，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莫理循的这次西北之行是从1910年1月15日开始的，他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达郑州，然后前往西安。他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尽管皇帝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但在北方内陆地区，旧习俗的影响太深远了，这种劝诫当时还没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对于学部规定凡是穿外国服装或缠足的女孩不准人学。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这是最明智的条例之一。
在他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从陕西、甘肃到新疆。他看到很多邮局•邮政线路畅通。能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他在新疆甚至感叹：“中国邮政价格显然是世界上内陆邮政最便宜的。”他访问过西安等地的省咨议局，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选出来的议员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他赞许“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警察也是那个时候的新生事物，西安的警务学堂以近代方式培训警察，他们值勤时很有礼貌，工作努力，比旧体制进了一大步。甘肃的每个县都有几个警察，站岗、巡逻，在莫理循眼中，“他们是最文明的人”。
他在兰州不无惊讶地发现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全面、良好的法语教学，另外有一位已过世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16年，是甘肃西部肃州洋务局的负责人，娶了中国太太，很受中国人信任，帮助中国的工程师、技工在甘肃办起织呢局、蜡烛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采铜矿、金矿。
从铁路、邮局、企业到咨议局和警察，在通往近代化的路上，中国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步履有点蹒跚，节奏有点缓慢。在西北这样远离沿海，没有报纸，信息不灵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莫理循的眼睛，看到明显的变化，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不可想象的。
我特别注意到。莫理循一路西行，从西安到兰州，见到了许多新学堂，那个时代新式教育虽然出现不久，但即使偏处西北，新学也已初成规模。他在西安说：城内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须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拥有好教师的重要性，他们不像日本人用高薪聘请好教师。如果教师比学生多有一点知识，中国人就很满足了。
大家普遍都愿意学习英语，大部分学生在上英语课，但教学还处于基础阶段。英文课由中国人教，他们只在上海或日本粗略地学过。
在兰州，他说这个城市七年前还没有学校，或者说除了教授古文经典的旧式学堂，现在有省立学堂（或者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使用的是伯里兹体系。有漂亮的教科书、教具、地图和图表，每所学校都有。彩图很吸引人，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但人们常常提到的是缺乏师资。”
在乌鲁木齐，三四年前还没有近代化的学校，现在有很多种类，从小学、中学到法律学堂、农学堂、武备学堂。与其他几个地方面临的同样问题是能够胜任的教师很少。
1910年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透过莫理循的眼睛，我们不难看到，新式教育不仅在遥远的西北萌芽，而且起点不低，在外语等课程设置方面，已经有相当前瞻性的认识。在莫理循笔下，那是一个向世界看齐、热情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即便站在西北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满目风沙之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1910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到河南，然后改为坐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人新疆，穿过整个中国西部，深人中亚腹地。他除了给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泰晤士报》发回去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
历史就是这样。相隔一百年后，这些黑白照片在我眼前呈现了一个又真又活的西部中国，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眼睛，我看到那些山川、城郭、人民，戈壁上的驼队。草原上的羊群。寺院、庙宇、佛塔、教堂，集市、街道、驿站、烽火台和关隘……我仿佛重新回到了1910年的西北。
拉开一百年的时间距离，回过头再来看这些照片，或许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照片的无比珍贵。百年前的西部中国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我们的眼前，星星峡、嘉峪关、哈密、伊犁……许多我们在纸上熟悉的地名，还有许多被废弃的烽燧，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人迹稀少的道路，哨所外墙上的壁画，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来的一切是那么的苍凉、辽阔，又是那么的坚实。在我看来，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现在他镜头中的西部人民饱经苦难的面容，以及他们的眼神，那些风沙雕琢的老人的脸，阿克苏河边新娘的光脚丫，百年后仍给我内心带来一次次的震撼。横穿西北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从莫理循的镜头下，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广大的西北给男男女女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同时还看到他们生活在多样化的信仰中，从甘肃一路西去，每个地方像样的建筑常常都与宗教有关，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院，顶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在中国的西北部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世代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在这里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托，找到人生的慰藉。莫理循的镜头安静地记录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早在1894年他年轻时就曾独自一人横穿中国西南部，并写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记，由此而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从1897年开始，他在中国的新闻生涯大致上经历了维新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进步他都深为关注，对于晚清新政、“预备立宪”等改革举措，尤其寄予了希望。当他目睹西北边陲要塞的防务漫不经心，形同虚设，曾大为感慨，为中国而着急。在乌鲁木齐，在古城的街头，紧密挨在一起的商号，以及他们悬挂的广告：苏杭绸缎、京广洋货。则让我们百年后依稀感受到西北内陆城镇当时的商业景象。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些繁荣的街市时，他的内心或许又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他在万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仅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土地、山河、建筑，也不仅是那些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土生土长的男女老幼，或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或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一路上他见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神父，他们的眼神安详而镇定，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荒僻的中国西北传播福音，给古老商路上的中国人带来另一种全新的信仰，他们兴办学校，帮助发展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往所忽略或不重视的。在新疆，他见到了新闻同行、《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创办人彭翼仲，这位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人，因为大胆敢言而得罪权贵，被罗织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个官员家中做家庭教师。在他的镜头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代报人在流放地的生活。一位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流放到那里的王公载澜，则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与当地官员往还，并酷爱照相。因戊戌变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1900年7月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处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菜园，镜头中只有空空的菜地，远处的树木、祠堂无言地沉默着。
莫理循自述此次西北之行的初衷，就是想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大中小学校，以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一旦踏上了西行之路，他关注的就远不止这些。他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开阔的视野，对中国政情有着深人的了解，对于中国融人世界主流文明抱有善意的期待，他一度曾和他服务的《泰晤士报》主持笔政者有分歧，最终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在凉州就发现有教会办的学校，外观是漂亮的西式建筑。一路西行，他注意到了许多新事业在悄悄成长，出现在他眼前的铁桥、教堂、织呢厂、邮政、咨议局、军容整齐的新军……这一切绝不是西北大地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代表着新的文明，新的开始。当他捕捉到这些新事业、新变化时，这个局外人的镜头常常流露出一种温情。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人，一个毕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用照相机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国保存了下来。要走进一百年前的中国，他的这些直接的镜头语言，或许比许多文字记录的史料更来得可贵，也更为生动，更具震撼力。这一年正处于清王朝崩溃的前夜，历史的地平线下正在默默地孕育着巨大的变化，他记录的就是巨变前西部中国的面貌。一百年来，西部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黑白照片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共进会”
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义发生半个月了，对中国十分了解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信给山西大学的新常富（一位来自北欧的传教士）说：“军队里有广泛的不满情绪。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和平地展开。这场运动组织得这样好，引导得这样好，以致人们现在谈起这种可能性，即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
“中国通”莫理循的其他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要是说那个时候就有“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则未免夸大，那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没有起来响应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员当中确实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倾向革命，并尝试建立秘密组织。世人都知道“共进会”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之一，很少听说辛亥前夜京津还有过一个流产的秘密组织也叫“共进会1910年，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徐谦（季龙）一行，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并考察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他们在伦敦与王宠惠（亮畴）、伍朝枢（梯云）及罗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相识，受到影响。回国之后，他们试图秘密组织“共进会”，“作为革命的响应”。许世英回忆：在当时，革命肇因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谈论革命时更自然的会谈到满清政府。我和徐季龙先生都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谈话促使我们反躬自省，对于他们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觉，而且毋宁使我们感到这样的政治，实有加以彻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说当时的伦敦聚会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确使我益发认清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深恶这样的政治环境。以后我道经俄国，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滥肆拘捕，肆意屠杀，正和满清政府的捕杀革命党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触之下，使我也益发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国以后，借口要整理考察的资料，撰拟报告，决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为了避人注意，我从北京迁居天津，和徐季龙先生密谋如何去响应革命。我的辞官，使当时的至友甚至家人为之深惑不解……但是，我们的进行必须秘密的。因为清廷畏惧革命，它们所用的暴力镇压，常常甚至会罪及无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场，使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必不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为满足，我们必须秘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与我联络最勤的，就是王亮畴博士，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深湛的见解，和对于革命的了解，对于我们共进会的筹备和组成，贡献最多。但我们这一组织尚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时，又因为我被派为山西提法使，离开天津，以致使这一组织暂时搁置。
王宠惠是广东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留美时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他们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许世英和徐谦还是司法部的官员。但辛亥前夜他们已在寻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许世英的任职变动，就让“共进会”的组织计划流产。到辛亥冬天，时局发生变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许世英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电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此时，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革命事业一边”。
进入民国以后，王宠惠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徐谦在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做了司法次长，许世英先后出任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谁救了汪精卫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辛亥前夜、人心思变的中国，集才华、热血于一身的青年汪精卫的这些诗句不仅打动了爱慕他的华侨少女陈璧君，也打动了许多的中国人。当他决定北上刺杀摄政王时，就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一旦刺杀行动失败。被捕下狱，他自然不抱生还的幻想。当年侦破此案的清廷官员金祥瑞回忆说他被捕之后“醉饱酣睡，形若无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然而他竟未判死刑，并且在一年半之后就重获自由，成了民国的元勋，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当时在法部（原刑部）任职的许世英民国时期历任总长、总理等要职，晚年在台湾留下半本口述回忆录，其中对自己当年参与审汪一案津津乐道：对于汪精卫，虽然我不能说得上我曾在他谋杀摄政王一案中救了他一命，但我的确曾使他在狱中少受了不少苦痛，和使他早日获释。……我虽是满清的官吏，对这些可敬的年轻人也寄以同情。所以当汪案被指定由我审判时，我便毫不推辞地接受了。
……当案子分发给我时，与案俱来的一道命令，要我为汪精卫加上脚镣手铐，但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汪精卫是个文弱书生，他绝对逃不了，而况且那时的革命党人，都显示了不怕死的磊落精神，也决不愿做逃犯。我甚至大胆地承当了“如果汪精卫逃了由我许世英负责“的责任，决定不给汪精卫上镣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