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审汪精卫，先把这段经过告诉了他，然后对他说：•‘我指定你们都是有抱负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抱负写下来，我替你奏呈太后去。”汪精卫在他的看守室里，写下了他的长达一万余字的供词……我当时读了他的供词，亦深为感动，于是呈由堂官转奏。奉批：“让他革他的命，咱们仍做咱们的皇帝！”我于是把汪精卫开释了。
许世英说得如此笃定，称是亲历，似乎不由得人不信。然而，他的回忆在《人间世》月刊一发表就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他双目失明的亲家凌铁庵，一听家人读到这一段即表示异议，汪精卫刺摄政王是宣统二年（1910年）的事，那时许世英正因出席万国监狱会议赴美并去欧洲游历考察，人都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受命审问汪。回忆录也曾讲到他于1910年暮春出国之事。对于隆裕太后那个批语，一般认为不合她的性格。但他说：“我自己经过的事，难道还会有别人知道得比我自己更清楚更真实吗？”替他执笔写口述回忆的冷枫不无遗憾地说：“这些错误，却始终无法加以澄清。”
与汪精卫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回忆，直到他们获释前一天，才将脚镣去掉，两足才获自由，之前都是戴着脚镣的，因为是无期，所以下的是“死镣”。许世英所说不给汪精卫上镣铐的说法也有问题。更值得疑问的是，此案不是法部所办，而是民政部所办。黄复生回忆录说，被拘捕之初在区警察署，然后到内城警厅，厅丞章宗祥，这是民政部下属机构。
金祥瑞《我是怎样破获谋刺摄政王一案的》也说，汪精卫一案是民政部办的，民政部尚书是肃王善耆，“头脑比较清新”，不准用刑，不叫下跪，看了汪精卫写的供状，有爱才之意。这对于汪没有被处死，关系至重。当时在民政部内城总厅主事，负责审讯此案的王劲闻告诉金祥瑞，肃王把他叫去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几乎已经明示。还有人说，汪精卫在供词上捺手印时，见上面的罪名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说自己见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国人都在沉睡，是要借此警醒国人。汪精卫一看不是原供，不肯捺手印。几经劝说，说肃王向摄政王就是这么说的，他才肯捺。
黄复生回忆可以与此相印证，有一天他正在读书，肃王突然来，对他说：“现在最好读书，汝与汪精卫将来还可替国家办事。”移送旧刑部监之前，肃王亲自告诉他俩，官司已定，“不过我还在争这有期与无期之间耳”。又说：“你们所办的《民报》，我是最喜欢读的，不过我觉得你们的三民主义，似乎稍嫌狭隘了一点，在我以为要主张大同主义才好，我想将来不但中国要大同，就是世界都有大同的一天呀！”汪精卫回答：“我们的宗旨已揭橥于《民报》，王爷所谈，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故不能作答。”肃王称许他们到生死关头仍能坚持一定宗旨。
等到辛亥革命发生，清廷下罪己诏，大赦党人，资政院议员易宗夔等上书请赦汪精卫、黄复生。最初向法部质问，回答是此案为民政部送来，不属他们管。再质问民政部，则称此案虽为他们所办，但已送交法部。最后同时质问，两部无法推倭，同上一折请赦，他们才得获释•共计在狱中18个月。
包天笑记忆中的知识分子
王学泰谈到自己读《钏影楼回忆录》时的感受说：“该书所记多是当时三四流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些人物也多是个性鲜明、不随人俯仰、具有独立人格、有学、有品、有趣的人。把他们与我们这些一望尽是‘黄茅白苇’的芸芸众生相比较，则高下立见。”
其实，包天笑回忆录中也有不少一流的知识分子，如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等等。其他如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苏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也都不是“三四流的知识分子”。
包天笑（1876—1973），从晚清以来。曾在《时报》14年。在辛亥革命前夜，时报的息楼是个群英毕集、高谈阔论的场所，他参加过南社、江苏教育会等团体，交游极广，他的有些回忆非常生动、传神。
先说严复，19世纪末，他虽以《天演论》震惊学界，迅速在文坛上走红，官场上却走的是背运，成了“直隶候补道”，更兼他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所以经济上很穷。经人介绍，他向做过南京高等学堂监督的蒯礼卿借了3000元，因为还不了债，正好他手头译了几部书稿，自己没有资本出版，也没有人接受，七部译稿就成了他给蒯礼卿的偿债之物。蒯专门派包天笑等到上海开设了一个金栗斋译书处，严译名著《原富》、《穆勒名学》、《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就是这样问世的，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却也传诵一时。《穆勒名学》出版，许多人不明白“名学”是什么，这是一种什么学问，正好严复到上海来，就请他举办一次名学演讲会，张元济、郑孝胥等人都来听。本来约定下午两点钟，严复到了三点以后才来，原来他烟瘾发作，午睡起来吸足了烟才能出门。难怪迟到一“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戴上一架细边金丝眼镜•而金丝眼镜一只脚断了，他用黑丝线缚住了它。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他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
“严先生演讲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
这次演讲大约有一小时之久，虽然设了座位，严复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不过虽是一小时，在他也觉得吃力了。”
说起演说，包天笑在另一处说到“马相伯的演说，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深人浅出，层次井然”。包天笑早在南京就闻章太炎之名，有人称他是怪客，也有人呼他是“章疯子”。大约1900年，包天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章太炎，“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衣。手里拿了一柄团扇，好似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了，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后，好像一个鸭屁股。他是浙江余杭人，那时排满思想，已塞满在他的脑子里，但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实在不容易听呢。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他也很高兴，但一定用黄帝纪元。有人请他写扇子，他也写，字颇古艳，别有风姿，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
“为人诚挚而好学”的马君武在包天笑笔下又是另一番风采，“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然其天真处亦不可及，当时传有二事：其一，这时日本留学生回国者甚多，颇多浪漫不羁之士，如沈翔云则挟妓驾了亨斯美车（一种自行车拉缰的马车）在张园兜圈子。如林少泉（白水〉则见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鸦片烟。至于出人花丛，竟无忌讳，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闹事（上海人称之为‘打房间’），据说为龟奴所殴，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战，亦受微伤。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见之，果额角有血痕一条。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人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人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谈”。
包天笑笔下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也值得一说。那时他想重印谭嗣同的《仁学》，就去找夏瑞芳，他明白地告诉夏这是一部禁书，以及作者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被清廷杀戮的故事。这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近代出版业巨李的回答是：“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哪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原定商务印1000部。等到印好，夏瑞芳主动告诉包自己多印了500部，并表示可以在印刷费上打个九折。其实，夏要是不说，多印多少部，包天笑他们压根就不会知道，这大概也可见出那个时代文化商人的品质。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
清朝人关统治自摄政王多尔衮始。自摄政王载沣终。载沣的爷爷是道光帝，父亲是第一代醇亲王奕澴。哥哥是光绪帝。儿子是宣统帝，他生于帝王之家，一生的命运便注定了身不由己。他儿子溥杰曾听说这样的传言，醇亲王府之所以出了个皇帝（光绪帝），是因为醇亲王府在妙高峰的坟地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醇亲王——“白”加上“王”，不就是一个“皇”字么？这些话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她就下令把两棵白果树锯掉了。结果民间的传闻更离谱了，说在锯树时，从树身中出来了很多的蛇，义和团就是那些蛇精所化的。这些传闻当然未必可靠，慈禧太后临终之前又选择醇亲王府的幼儿溥仪来接替皇位，这是年轻的载沣未曾想到过的。
在美国人眼中“浑身透露着高贵”的载沣，在载润看来，却是“生性懦弱，在政治上并无识见”，“怯懦怕事”，“优柔寡断，毫无政治手段”。他的亲弟弟载涛也说：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曰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在他儿子溥杰看来，“我父亲的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致和我的祖父相似”。
1883年出生的载沣8岁就承袭王爵，19岁就被任命为阅兵大臣，以专使身份到德国道歉，一旦要他来主持国政，应付危机四伏的大变局，他的性格、训练、阅历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的对手既有思想超前、富有政治能力、与他同龄的宋教仁这样的一代新人，又有比他年长一代、老谋深算、历经宦海风波的枭雄袁世凯等人。都不是他应付得了的。
他所信得过的两个亲弟弟载涛、载洵，让他们一个任军咨府大臣，主持陆军，一个任海军大臣，统领海军。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提出起用袁世凯，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附和。且说东交民巷盛传“非袁莫属”，载泽等最初反对。因大势如此而不再坚持，他也只有答应。载涛回忆，“载沣本不愿意将这个大对头请出。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没有主见，容易为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这就是载沣的性格。他对权力没有特别的追求，这权力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他并没有太在意。所以，当他被迫从摄政王的位置上下来，也没有特别失落。溥杰回忆。母亲对他说过，他父亲载沣从宫里回到家来，神情不变地对她说：“从此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气得她大哭了一场，告诫儿子长大了不能像阿玛那样没有志气。
溥仪幼时见到父亲，见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后来才明白，“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4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天津《大公报》有文章称他的性格“木楼座钟”。有遗老告诉溥仪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
载沣爱藏书，自号“书癖”，家中悬挂着他手书的对联：“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曾写在团扇上：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载沣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曾出使欧洲，亲眼看到了西方文明带来的繁荣和秩序。他是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对电话、汽车这些新鲜玩意儿都不拒绝。他也爱看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戏都是他喜欢的。黄兴北上时，已在权力舞台上谢幕的王公亲贵在那桐家的花园招待孙、黄，曾拿出留声机助兴，唱片中就是谭鑫培的曲子。溥仪看过他父亲用满文写的日记：没有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外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曰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
载沣的天文学爱好让我想起日本天皇裕仁的生物学爱好。他们都不幸而生在皇族，不能按自己的才智和爱好来选择人生道路，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载沣日记里不时出现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都是他自己观测的。他家里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那些天象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王朝的解体。很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
帝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国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267年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7年，人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造成较罕见的“奇灾”，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
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最后巡抚岑春蓂以“办事失当”被革职查办，其他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进入1911年夏天，豪雨继续袭击长江中下游，六七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登高望去。四面八方都成了汪洋，茫茫无际，此时离武昌起义不过一个多月。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这些产粮区也都被淹，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20多个州县就有灾民300万人。饿死的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饿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荩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水深没胫”，低洼的地方积水“过腹及胸”。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鱼米之乡”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五六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人，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如此解释“文明”的原因：“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坟•杂忆》）
共和百年，中国仍在进步途中武昌起义刚刚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1911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就披露了这一消息，一艘日本军舰舰长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说：“有迹象显示，这次发生在清国的起义是一次组织严密的革命行动。……目前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了革命军方面的优待，食物供给得到保障。”就是这一天，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当地报纸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10月13日，《纽约时报》刊出详细新闻《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其中说：“这是一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计划的革命运动。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然而。我们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读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46岁的孙中山正在丹佛市的一家卢姓中餐馆打工，端盘子，他最初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至少有过十来次，他没觉得这次有什么胜算。何况不久前，他已接到黄兴的电报，武昌新军必动，请他速筹款应急，他有心理准备。
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不仅有多篇有关武昌革命进展的新闻，还有《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曝光》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孙中山与英国银行家的来往信件。记者笔下的“清国革命领袖孙中山”——“身材纤细、体形矮小，具有学者风度。多少年来，他一直都是满清王朝统治者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开始，他的头颅就被大清政府重金悬赏，然而他却能够一次次逃脱大清政府编织的追捕网，并且悄无声息地周游世界，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当天的《纽约时报》社论说：“过去反清运动是很反动的，特别是激烈排外，矛头指向外国人。这次却大不为然，革命领导人一开始就表示尊重外国人的权益。在革命运动中心的省份，临时政府还采取民主政制的雏形，都是很有意义的情况。”同一天出版的纽约《商业财政纪事》周报，也有同样的判断：“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政权可能要垮台了。这次革命在重要的湖北省爆发，明显的经过领导人精心策划，当地军民都予以热烈支持。首府武昌陷落，汉口和汉阳也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占领……至今还没有一个外国表示要阻止这场革命。如果外人要改变目前局势和将来局面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规模要很大和严峻。所以，只要外人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就不应当采取任何干涉行动。”
确实，10月12日，革命党人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名义，照会汉口各国领事，表示起兵的目的为推倒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幸福。照会共七条。包括：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等等。作为回应，日、德、法、英等国驻汉口领事很快也张贴了“严守中立”的告示。
10月25日的《纽约先驱报》、26日的《世界日报》、28日出版的《展望》杂志等都对革命党人的表现大为推许，对此次革命的前景表示乐观。《世界日报》回顾了中国自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以来的历史，认为，“整个世界不得不正视这次运动。中国的革命领导人在过去十五年内，学了很多东西。而满清朝廷对立宪所做的一点努力，又助长了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又可能导致清廷的解体”。
与美国舆论的热烈相比，美国政府则要冷漠得多。10月18日孙中山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信，请求秘密会谈，也没得到回应。
到12月9日，在金融、工商、政界很有影响的《美国银行家》杂志乐观地断言，清王朝的覆灭是不可挽回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应准备争取在亚洲市场上的适当贸易，加强对这个前进中的伟大民族的影响。这个民族具有无穷尽的商业、工业、金融、教育、道德和智力发展的潜力。在一个新的启蒙时期，中国无疑将在未来20世纪的历史中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此前，《亚特兰大宪报》10月14日也曾表示，这场革命如果成功的话，“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民国元勋黄兴的女婿薛君度为了写一篇《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与政策》的论文，查阅过大量当时的美国报刊，使我们今天方便听到这些声音。共和代替帝制，这当然是个巨大的进步，尽管百年后遥望武昌，中国仍在进步的途中。
殊途同归
晚清中国从改良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袁世凯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东方的一个蕞尔小国击败，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袁以外的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謇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踏上推翻清政府、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
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国。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1894年，年轻的西医孙文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八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文只是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也曾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观应观应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观应和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观应加上去的，我们则已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在甲午大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八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謇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将近十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再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美国商人大来发现一一“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张謇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天津不远的小站开始练兵，十年后，以这支有崭新训练方法的北洋军为后盾，他成为晚清权力舞台上最有实力的人物，“非袁莫属”的起点就在这一年，他也曾是康有为维新运动的赞助者。
甲午年，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文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剪掉了象征臣民的辫子。相隔十几年，59岁的张謇在上海剪下辫子，袁世凯也在北京剪掉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殉清男儿有几人
武昌起义不经意间就摇撼了一个有267年根基的王朝，不仅起事者未曾料到。就是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也都没有想到。在此之前。清廷遭遇过的大大小小的起义、骚乱，都被一一平息了，谁知这一次就是最后一击呢？到了大厦将倾的一刻，人们才发现没有几个享受朝廷俸禄的男儿愿意与王朝共存亡，湖广总督瑞澂率先弃城逃跑，其他各地像湖南巡抚余诚格这样选择逃走的居多。北京城中，真的愿与大清共命运的王公显贵也几乎没有。新到任的山西巡抚陆钟琦因此而值得敬重，他一家多口死于起义者的枪下。当时《海上光复竹枝词》就说：“试观督抚将军辈，死者寥寥遁者多。”
各省的文武官员中，自杀或被杀的还有一些，有汉人，也有满人。11月27日，以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身份带兵人川的端方走到资州，被部下所杀。福州独立。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被杀。西安独立，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而死，副都统承燕、克蒙额自杀，另有长安知县德瑞自杀。60多岁的杨立潮调任华县知县不久，“人很博学，一脑子忠君爱国思想。逃到甘露寺，一再设法自尽，被人所救。后来某一天终于上吊身死”。10月29日凤翔起义发生，参将王志英兵败自戕身死，知县彭毓嵩在县署边的桑园旁为老百姓所杀。甘肃提法使张义调任四川，经乾州，闻新军起义，惊恐之下投井自尽。
长沙易帜之际。被杀的仅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等几人，11月15日，苏州文人叶昌炽在报纸上看到长沙知县沈瀛“骂敌不屈，死事甚烈”，感慨系之，郑重写在日记中。次日，郑孝胥在上海《民立报》看到有关《沈瀛之愚忠》报道，深为感动。将这则报道详细抄在当天日记中，并写下《哀沈瀛》诗一首。
汉人中有一个壮烈殉清的沈瀛，可惜，偌大的中国，像沈瀛这样一心求死的知县只有一个。满人中则有一个载穆。镇江独立前夕，策动兵变的新军管带林述庆等料定与副都统载穆的旗兵之间会有一场恶仗，最后竟兵不血刃，大出意料。载穆，满洲镶蓝旗宗室，由侍卫领班做到太原城守尉，辛亥春天才升任京口副都统，到任不久，人颇忠厚。自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终日厉兵秣马，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变，到1911年11月6日，全城道府县以下官员都已逃得无影无踪，商会绅董联名要求他和平缴械，免致生灵涂炭，旗兵也纷纷逃溃。他知道大势已去，恐战端一开，旗人将遭屠杀，镇江也成废墟，不敢轻举妄动，何况他更深知旗兵不堪一战。他向策划独立的林述庆他们提出三个和平条件，一是保全旗人生命，二是保护旗人财产，三是护送他的眷属行囊出境。然后，他下令交出枪支数千、炮数门、马数百匹。1]月9日夜，他在办完缴械手续后。悄然自缢于都统署内。镇江人自发集资将他的灵柩送回原籍。像载穆这样死得有尊严的，也十分罕见。之后，杨振声（时镇中校长，做过丹徒县议会议长，“光复后”为镇江民政长〉、于鼎源（商会会长）等特地为他募捐立祠，并上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把载穆的事迹编人史册。
10月24日，广州尚未独立，时年52岁的广州将军凤山一到广州，就被少年革命党李沛基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头已焦黑无法辨认，左脚炸去，右脚骨无肉，只有手里还紧握着扳指和鼻烟壶。家丁到场才指认。当地各报纷纷出版号外，并将炸得模糊一团的凤山尸首附图刊出，对人心震动很大。第二天，远在美国的胡适即在日记中说：“广州新将军凤山赴任尚未登岸，有党人以炸弹投之，凤山死，同时死者二十余人。广州今日防卫之严，自不待而犹有此事，亦可异矣！”前任广州将军孚琦4月8日被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令人胆寒，4月13日，远在成都的将军玉昆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闻电之下，心警胆怯。足见办事实心为国，便有此事。……日后简放外任务，谁肯为之？……刻下年景，除非坐官不作事，不认真，勿管事，勿多言，方保无虞。乃稍一认真，遇事伤人，呼吸不了之局，可畏至极。”广州将军一职空缺多时，清廷选派号称足智多谋的荆州将军、旗人凤山为广州将军，他受命之时也不无凄凉，有人劝他力辞，他拖到10月终于还是慷慨上路，只带了一妾一女，幼女只有4岁。10月28日，翰林恽毓鼎在日记中说，“禹门将军系乙酉同年，与余交甚洽。上有八旬老母，其何以堪！其由荆调广，正在署将军孚琦被戕之后。或劝其力辞，公慷慨而行，竟罹斯惨，年未满六十也”。
《辛亥殉难录》有比较详尽的殉难官员名单，但很难读到壮烈殉难的故事。追求荣华富贵，一心往上爬的文武官员多如牛毛，真正愿为王朝殉葬的忠臣又有几人？
到底谁指使刺杀吴禄贞
与吴禄贞熟悉的蒋作宾辛亥时为陆军部司长，他回忆：“清廷知吴禄贞有异志，任为山西巡抚，以示羁縻。良弼等认吴等革命性成，非杀之不足以资镇压；余等潜知其消息。即遣王、何等到石家庄，劝他速去山西，以避暗算。翌晨，王、何等至京汉铁路西站购车票不得。知良弼等已运动吴之协统周符麟暗杀吴于石家庄矣。”
另一位目击吴禄贞被杀的陆军部科员孔庚回忆，蒋作宾11月4日对他说：“糟了，吴大炮不知自己的地位如何，总是开大炮，不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却把政府接济打革命军的枪炮子弹扣了，遭了清廷之忌，清廷非杀他不可。昨天军咨府会议，议决，表面上放他山西巡抚，好使阎锡山与他火并，一方面派人暗杀他，这一计划非常毒辣。”
几天后，孔庚赶回石家庄，把蒋作宾说的话以及周符麟要车到石家庄的话。都告诉吴，请他小心防备。“他听了，毫不在意地说，满洲气数已尽，这些小孩子当权，有何足怕。”出事就在当夜。
11月22日，上海《时报》刊登要闻《吴禄贞被刺之始末缘因》称，良弼先发制人，特用2万余金买通吴的部下统领李某及守卫军士16人，刺吴于石家庄火车站。次日早晨，良弼到军咨府，问石家庄有急电到否，众答无电到，良弼形色仓皇，行止不定。这时电报到了，他将电译出，即大呼“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并电告陆军部，捏造吴在石家庄大杀旗兵，现已被刺。此电遂秘而不宣。
吴禄贞去山西前，摄政王给他一个小匣子，嘱他回家看，尽是检举他为革命党的告密书信。他将京中未了手续托人料理，兼程赴晋。他对彭家珍说，在日本因种族之间与良弼是死对头。这次解除兵柄，都是其主谋。彭家珍分析，吴禄贞的死肯定是良弼所为，因为清廷没有杀吴意图，有心示好，小匣子便是明证。彭家珍决心报仇，除去良弼。
动手杀吴的马惠田就是吴的卫队长，有人说他行凶后，割了吴的头颅，“到京后向良弼领得赏银三万两”。马的背后则是周符麟，因吴禄贞撤去周协统职位，周要报复。（阎锡山回忆，孔庚等人说，吴禄贞之死乃清廷以2万两银子买通其部下吴鸿昌所图，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符麟微有出人。）
军咨府大臣载涛回忆，良弼曾向他大力称誉吴禄贞，举荐为第六镇的统制。他没有同意，不料吴既善于钻营，又有良弼做靠山，走庆亲王的路，以2万两如愿以偿。他认为：既非袁之所为，亦非清政府所干，仅系由于个人的私仇，致酿成适逢其会的凶杀而已。如果说是出于袁的指使，袁在当时甫经起用，尚不能知吴之“异志”，尤其是不能知道吴的起义密谋已迫在眉睫，况且鞭长莫及，如何能这样得心应手？况且良弼又是吴的平生知己，如何能够公然下手买人杀吴？不过是，也有一桩事实，我认为确有疑窦的地方，那就是在军咨府任第三厅厅长的陈其采，恰巧在那时到了吴禄贞之处，并且亲自遇到了变难的这件事。
良弼虽然是禁卫军第一协统，也是满族的亲王后裔，但他平素对朝政深感不满，一贯强调必须革新。李炳之有一天有事回军咨府，看见吴禄贞满面怒容。神态颇不正常。“因为吴禄贞曾经扣留枪械，事情发生之后，就有人怀疑是清政府派人暗杀的。但据我了解，清室并没有这个计划。”
也有传闻说是载涛主使杀吴。与吴交厚的冯耿光说不是载涛。载涛、良弼与他都好，袁的起用，以为亡清必袁。他们密议过，他的腹稿，他们不能尽知，倒袁则相同。他被刺电到，载涛大恫计划失败。“总之辛亥之役，吴果布置就绪，整旅入京，中枢皇皇，立时瓦解，倘其成功。决非如袁到京后之局面。”
当时，袁世凯新授内阁总理，有吴在京汉路上。构成直接威胁，“不能到京，有吴无袁，情势显然”。李炳之听说是袁世凯指使段祺瑞派人下手的。“段曾任第六镇统制，人事较熟，暗使马队管带马步周（字惠田）下手杀吴。马外号赛吕布，这个人翻脸无情，唯利是图。”1912年秋，李书城随黄兴到北京，吴禄贞秘书张志潭告诉他：“杀吴禄贞的是袁世凯；袁不杀吴禄贞，就不能来到北京，袁的全盘计划就无从实现。”1924年，段祺瑞长子段宏业在北京与何遂闲谈，大大称赞马惠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从小跟袁世凯的贴身随从唐天喜对他的家庭教师任芝铭说，袁派什么人去贿通周，给了多少万两银子，在哪一个银行拨款，连人名、银行名和钱数目都有。可惜时间久了，任芝铭都忘记了。袁世凯儿子袁克文和幕僚王锡彤记载。虽未指出袁指使，却都认定与袁有关。
辛亥革命中的老师
辛亥革命激动了千千万万的少年学子，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内心最欣喜的就是这些在校读书的孩子们，他们或参加学生军，或直接投军，或参加“学团”、“青年团”，或天天注视着局势的变化，以文字记录每一天的心情。在那一代学生的背后，站着他们的老师，许多老师都是革命的支持者，甚至干脆就是当地革命党的头面人物，他们的立场和选择往往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之一的左舜生当时在长沙读小学，他最佩服的老师叫曹孟其，能写一手生动简峭的古文。偶然也作骈文，字也怪模怪样，是长沙名士叶德辉的弟子，思想却很新。他们班的同学，原来只有三五个人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简单经历，至于孙文、黄兴是怎样一种人，“华兴会”曾在长沙发动过革命，他们一概不知。武昌起义前几个月，曹先生陆陆续续把中国革命活动的情况、革命领导人物的历史，对他说了很多，尤其是把有关黄兴、陈天华等人的许多事情说了又说。辛亥当年的时事，广州黄花岗一役的失败，杨笃生的蹈海而死，都是曹先生告诉他们的。革命后，曹出任都督谭延闾的机要秘书，参与省政。左舜生记得一次曹先生问他，革命好还是立宪好，他脱口而出：“立宪好。”因为那时他读了大量梁启超的文章•醉心于立宪。而先生的回答是：“革命好。”
四川的罗任一回忆，保路风潮发生后，就是老师教他们做“水电报”，将消息传递到各地：那时我在模范小学读书，有同学在沱江边拾得木牌檄文回校给同学们传看。有一位蔡老师领头，教学生去拾檄文。学生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小的也只有十一二岁，都去江边捡木牌，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流传各地。捡一块即复制二三十块，做了二十来天。
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会员，沈雁冰（茅盾）后来才明白，校长让他们上体操就类似于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锻炼。光复湖州，靠的就是湖州中学的学生军。那年他刚从湖州中学转人嘉兴中学，他事先就已听说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嘉兴光复之后，他发现，方校长果然成为当地军政分府领导人，多位老师都在军政府任职。
在叶圣陶、顾颉刚就读的苏州中学，拖了一条假辫子的校长袁希洛就是革命党。苏州光复后，叶圣陶日记多次提到这位校长。1911年11月5日，“袁先生自上海归，曾冒死到南京游说各会所。皆空无人。先生平日声色不露，乃由此次之作为，可敬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袁希洛谢绝了教育次长的提名，1912年1月9日，从南京回到苏州，和学生在校园里合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苏州中学的学生对革命的热情与这位校长不无关系。
以后成为将军的少年蒋鼎文在浙江诸暨的翊忠学堂上学，校长吴仲怀举人出身，却很早就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他就是从校长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革命”、“孙逸仙”、“檀香山”等一连串以前未曾听过的新名词。蔡元培等都曾到这个学校做过教习，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光复后他参加学生军，进人大通陆军学堂。梅冷生回忆，温州光复，中小学生则“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中学堂教师陈守庸等更认为责无旁贷，出来维持局面的都是教育界的人。
陕西汉中西乡县高等小学堂教师王举之是西安高等学堂预科毕业生，当场对大众说：“凡欲成大事，必先有宗旨，而后乃可以取信于人，西安之义旗，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今西安虽然光复，而陕南清吏犹盘踞负隅，实为革命之障碍，故吾人今日之举在响应西安，光复汉南，救民水火，不是争权夺利。”
上海出现了“女子国民军”、“女子军事团”，参与者多为女学生，其中“女子军事团”中有不少天津女师的学生，这是袁世凯办的一所学校。沈亦云自述，她们都受到地理教师白雅雨的影响，“北方同学因在官立学校，一向不问时事，四年前对徐锡麟、秋瑾之案，未动于衷，此次倾向革命甚于南方之青年，或即曰南归，或往来南北，携带禁品，不辞艰险。同学陈翠琬、于士嘉等由沪带炸药赴津，装置如送礼之糕点，我见到她们工作，还有李钟和亦在内……天津同学大都受白雅雨先生的影响”。白雅雨发动滦州起义失败，被捕斩首。“白先生生前有得意女弟子嘉定黄君守谨，曾欲聘为儿媳，黄家因事未允，至此黄君自愿许婚，料理白先生后事，奉养孀姑。”从南到北，都有推动革命的老师在起作用，大时代中意气风发的学生背后站着他们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