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吐气梨园行
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年轻的梅兰芳第一次听到同行参加革命的消息，心中非常激动。由于南北音讯的阻隔，京、津一带报纸对于南方的情况报道得并不详细，有关上海伶界参加革命的事，当时在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他辗转得知，夏氏兄弟和潘月樵本来就是伶界商团的负责人，夏月珊还是伶界“救火联合会”的会长，••救火员”大半是剧团里的武行，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商团。在攻打制造局的行动中。由他们充当先锋。
亲历上海独立的“和泰豆米行”学徒、商团队员胡根生记得，上海宣布独立的那天清晨，他目睹潘月樵来报告制造局的战况。潘的装束很特别，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白绸包头，耳边垂着两个彩球，身穿黑缎衣裤，外罩玄色斗篷，腰佩马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装束一样。他指手画脚地报告攻打制造局情况，口齿清楚，颇为动人，报告完了就立正敬礼，走出大门，跳上一匹白马，又回到制造局去了。临行前他还扬鞭对大家说：“大家等着听好消息吧！”
他还听说，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这几位伶界商团的领头人，前辈武生张来顺，武丑马飞珠，铜锤丘治云、薛寿龄、夏月华，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参与了战斗，他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11月5日，苏州中学学生叶圣陶的日记中说，有人从上海来。说起攻打制造局的事很详细，“首先奋勇者为新舞台艺员小连生，而敢死团之不顾生命尤为不可及”。“小连生”就是潘月樵的艺名，那天就是他绕到制造局的后门，率先攻人，他还受了伤。沪军都督陈英士写信给他。称他为“月樵大志士”：素知足下现身说法，以改良社会为己任，深佩。不意制造局一役又亲见阁下，躬冒矢石，奋勇前进，为惊讶者久之。而来书耿耿，犹以足受敌弹未获南征为憾，具见爱国热诚有加无已。比又慨助千金，当仁不让，实为难能可贵。
事后。他担任了沪军调查部长，少将军衔，到南京见过孙中山，但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经常与夏氏兄弟等同行一起演戏为革命军募款。上海的报纸上不时可以看到他们联袂具名演出的广告，比如1911年12月〗6日，《民立报》刊登这样一则北伐联军总部为四舞台汇串演出助饷的启事，四舞台全部演员轮流合演各种新戏，包括七盏灯、月月红、明月亮、小连生、盖叫天、夏月珊、夏月润、三麻子等名演员都将出场。参加革命的女学生沈亦云说：“九亩地的新舞台，向以演新戏开风气称，这时任何团体借用剧场开会，或请演义务戏助捐，有求必应。”
当时，北方伶界也有人参加了革命，最有名的是留日学生刘艺舟（又叫木铎），他组织的剧团在辽东和胶东半岛一带演出，《波兰亡国惨状》、《明末之遗恨》、《武汉之风云》、《黄花岗》等剧目，不仅有宣传的作用，同时为革命募集经费。一天拂晓，他们剧团的船到登州，放了一排枪，守军以为革命党的兵舰到了，逃的逃，降的降，他就这样当上“登黄都督”，后来他说起打登州的事：“我以前爱听棒子《打登州》，还能学几句秦琼唱的唱腔，想不到那次无意中唱了出真的‘打登州’。”当他解职南下，加人“新舞台”，人都称“都督唱戏”，被视为梨园的盛事。
他与留日学生王钟声在京津合演新剧《孽海花》，曾风靡一时，王钟声南下参与过上海光复，又北上天津在奥租界召集戏剧界的同行，酝酿起事，不幸遭到逮捕，不少同行也被捕去。他直言自己是革命党。被判死刑，临刑时面不改色，高呼“驱除鞑虏，光复大汉”的口号，被一连打了13枪，才倒下去。
辛亥革命着实让梨园行扬眉吐气了一把。沈亦云发现，社会上轻视伶人的心理，自革命时起开始改变，她初次听见年轻的世家子称呼演员为某先生、某伯伯，与革命有关的演员开始弃掉艺名而用本名。戏剧演员的地位从此提高。潘月樵、夏月珊等在上海发起创立“伶界联合会”，陈英士批了这样一段话：“潘、夏诸君于伶界夙负声誉，数年以来专事排演新剧，感化社会，其影响所及，能使国民心理趋向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来上海，应潘月樵、夏氏兄弟等的邀请，到新舞台观看新剧，当天，孙中山亲书“急公好义”四字匾额送给潘月樵，“热心劝导”匾额送给夏月珊，另书“警世钟”三个大字送给新舞台。
唐绍仪：未完成的“二十二条”
在容闳带到美国留学的幼童中。既产生了詹天佑这样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也出现了唐绍仪这样的政治家。在辛亥革命这幕大戏中，唐绍仪作为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南下，与民军总代表伍廷芳展开的和谈。是其中重要乃至十分关键的一出。和谈避免了南北之间大动干戈，使政局朝着妥协、和平的方向转换，并且最终以清廷退位告终，唐绍仪也成为南北统一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因为恰好与幼帝溥仪同名，当时的报纸上，唐绍仪都被写作“唐绍怡”。
1911年12月，他在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惟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即回京罢议。”当时，报纸上登载了他所带的和谈方案，是袁世凯和外交团商定的，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君主共和立宪制”构想，共二十二条：一、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二、大清国皇帝改为中华联邦共和国国王；三、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四、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五、国王及大总统之岁俸由国会议定，但其额务从丰裕；六、满、蒙、汉各旗特权一律废除；七、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八、满汉人权利全为平等；九、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十、国王及大总统之待遇相同；H-—、国王所自使用之人员，得由国王任用，惟此项人员，不得与政争关系；十二、国王为万世一系；十三、将加危害于国王者或谋加危害于国王者，皆处死刑；十四、除大总统外，所有国民皆为臣民；十五、国王及大总统均受同等之尊称；十六、凡为吾国王敌之国家及其君主或大总统，吾大总统亦以其为敌；十七、国会为立法机关，无论大总统及国王均不得干预；十八、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十九、宣战靖和及缔订国际条约并颁布法律等权，操自大总统；二十、宪法及关系于国王权限事宜之改订则须候国王同意；二十一、宪法之改订，专由国会决议；二十二、除以上各款外，资政院所已表决各事宜均采用之。
这个方案，既回应了南方革命党人共和的呼喊，有总统，有宪法，有国会，又照顾了皇室的体面，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可以借此顺理成章地掌握政权。他以为南方会同意。然而，当唐绍仪抵达武汉时，南方就向他提出四点建议：推翻清廷，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对他带来的“二十二条”根本不予考虑。到了上海，他进一步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个方案也就不可能拿出来作为讨论的基础。
受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内心倾向于共和，很多人知道，他与伍廷芳对话时就说，“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所以，北方有人对他恨之人骨，认为他“通匪卖国”，资政院有人要弹劾他。法国驻上海领事斐格给他们的外长报告：在上海聚会的南北方代表一周会谈的惟一结果是明确了共和派代表的不妥协态度和袁世凯派出的代表、他的大使的软弱无力。唐绍仪是否事先就被对方争取过去了，或者说他的行动是否完全听命于妥善安排的未来？这尚未可知，然而不管怎样，从第一次接触时起，他便显得受周围气氛的强烈感染，仿佛已认定帝国事业毫无希望。
这位法国人不明白，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是袁世凯的态度，他只是袁派出的全权代表，对于他在思想上倾向共和。袁本来就清楚，袁交给他的“二十二条”方案也是共和制的框架，只是要保留一个皇帝的虚位，是否保留清帝，袁并不是很在乎。消息灵通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知道内情，曾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1912年1月24日，他给朋友写信说：“12月里，我有几天待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若没有袁世凯的暧昧态度，早就可以撤换唐绍仪，甚至中断南北和谈了。当我们奇怪唐到了上海之后，闭口不提“二十二条”，而是按照南方革命党人设定的框架进行谈判时，忽略了作为代表，他只能按照袁的意志办事，凡事都要汇报，只有经过袁的同意，和谈才有可能进行下去。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对袁是个意外，作为回应，他撤销了唐的代表资格，同时也给皇族一个姿态，一切都在袁的掌握之中。真正放弃“二十二条”的还是袁本人。
萨镇冰出走
袁世凯正式向隆裕太后摊牌，逼清廷退位是在1912年1月16日，这一天他和内阁全体大臣联名上了一个折子，表示大势已去，他已无能为力，其中一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与新式陆军一样，海军也是清朝依赖的长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10月15日，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写信给汉口的苏古敦：“我认为海军将继续效忠皇室，并成为巨大力量的来源。因为他们将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断。如果他们变了，局势就很糟了。”
清廷也认为有海军的配合，攻下武昌不成问题。所以，当水师提督萨镇冰的舰队到达汉口，10月17日北京的《政治官报》刊载的消息就说，萨镇冰有电到京，“人心大定，学部亦发布命令，通饬各学校学生，照常上课”。
萨镇冰是第一届派往英国学海军的。与严复同学，海上经验极为丰富，又喜读有关海军的外文新书，并每天看中英文报纸，以明了国际情形。他精通英文，英文函件都是亲自撰写，不用秘书代笔。他待人谦和，对下无骄傲暴躁之态。
10月20日，鄂军都督黎元洪给萨镇冰的信口称“夫子大人”，表示革命的目标在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劝说老师反正：洪之所以能明此大义，一系吾师平日训诲之功，此次武昌之举，洪已审定确实，非他项革命可比，以数小时之间，居然恢复武汉三镇，其地有兵工厂、铁厂、织布局、麻布局、缫丝局为全国商务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国都合建于此，始能与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华盛顿相颉颃。
华盛顿兴美，八年血战，吾师若出，将见不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满汉存亡，系于师台＿身。
马超俊自述，当时黎元洪焦急万状，想要写信给萨镇冰，但又无人敢冒险前往送信。他毛遂自荐，愿一死报国。萨的旗舰戒备森严，海军列队握枪，经过周密检查，他只身登船。将信面呈-
萨阅毕考虑三小时之久，我在旁屏息等候，最后亲笔回复：“宋卿学弟：示悉，各尽其职，此复。”下款签萨镇冰三字。我接信后即返武昌报命。黎看信后说：“语虽双关，但无恶意，你不虚此行。”我当时向黎报告，在我登舰时，舰上炮衣已脱下，正向武昌方面准备射击，等我下船后，炮衣又都穿上了。我髙兴的用广东话对黎说：“都督，我们成功了。”可惜他听不懂。
在汉口办《大汉报》的胡石庵冋忆有所出人，上舰送信的人是黎玉山。得到萨镇冰的亲笔回信，•‘甚简略，谓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云云，言外已有深意存也”。
黎元洪民国初年主持编辑的《武汉战纪》（初稿）也说，萨镇冰复函：“彼此心照，各尽其职。”黎元洪的儿子黎重光回忆，他父亲连写了两封信给萨镇冰，语极恳切，记得第二封信大意是：“吾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经过再三考虑，乃接受此职。望吾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此信去后。很有成效。
兵舰相继离去。
萨镇冰的亲信汤芗铭回忆说。他们10月17日到汉口，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堃向萨镇冰报告，军舰上有军官郑礼庆、朱孝先同情革命，投到黎元洪那边去了。隔几天有人假装西洋人戴假胡子来，就是朱孝先。用英语说，有一信给萨上将。这信是黎元洪具名的，称萨为老师。萨阅后默无一言，只告诉他黎原是海军中人。又过几天，瑞典人轲斯，红十字会会员，乘悬有红十字会旗帜的小火轮来见萨，所说都是宣传武昌革命军怎样好，清朝一定会推倒等等。最后拿出一封黎元洪的信，与朱送来的大意相同。要求复信，被萨拒绝。
“楚有舰”轮机士兵刘伦发家眷在武昌，被派到武昌调查革命军情况，回来报告，革命军秩序良好，人们同心协力要推倒清朝，建立共和，青年学生纷纷投人军队，准备作战。萨镇冰听了未发一言，只是听到革命政府每人每月支20元的生活费时连连点头。
萨镇冰的部属赞成革命的不少，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收到哥哥的来信，也心有所动。舰队官兵推汤芗铭向萨提出举义的要求。同时，萨还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方面压力。他不愿叛清，却又不愿与革命党为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悄然离开舰队。他邀请各舰舰长到海容舰谈话：“本人有病，必须赴沪就医……”
这是平日为人仁厚的他对部下的临别赠言：“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他用灯语示知停泊在阳逻的各军舰和雷艇：“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船艇好自为之。”实际上就是听任部下改旗起义。
萨镇冰的出走和海军的起义，给予清廷心理上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连袁世凯逼宫都要拿海军说事。萨镇冰在关键时刻的这一选择，对于时局朝着和平转型的方向演变产生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从武汉到九江，萨镇冰在英国领事馆借宿一晚，次日早晨，他乔装商人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去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后来写信给外交大臣格雷说：“萨镇冰提督所率领的全部舰队现已明确地拥护革命事业。提督本人仍继续忠于清朝，因此他的地位颇有危险。他被允许在英王陛下的一艘军舰上避难，并在英王陛下驻九江领事馆过夜。他化装成商人离开九江，已平安抵达上海。”英国人并不理解他的内心。
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们
等到四川籍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赶到南京，已过了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同志居正、田桐见他没有做官，感到很抱歉，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一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回答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居正他们随后还是给他送来了疆理局（类似于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他退回。又送来参事的委任状，他又退回了。就在这时，孙中山邀他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
吴玉章由此成为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之一，当时与他同在这里做秘书的包括李肇甫、熊成章（后来做了参议员）、萧友梅、任鸿隽、张季鸾、邓家彦、冯自由、谭熙鸿、杨杏佛、王云五、雷铁崖、柳亚子等人，几乎都是一时才俊，年轻，有朝气，有才华，满脑子的理想主义，不仅是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他们，而是带着露水气息的新生共和国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在那个创造历史的时刻集中在一个机构工作，朝夕相处，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他们的食宿免费，每日三餐，每桌大概四碟四碗。每人每月军用券30元。任鸿隽回忆说，他拿了这30元，一无用处，大半都送给朋友了。®自学出身的王云五十七八岁就开始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教英文，因为在广东同乡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被推发言。由此受孙赏识。邀他去南京工作。1912年的1月中旬，他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报到，孙中山亲自接见，并立即下手条，派他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面嘱他在接待处代孙接见一切来访的宾客。孙中山对他说，由于他能说英语，又擅长国语和广东话、上海话，做这个工作最适宜。并说，任何来访的人都先由他接见，认为无须亲谒孙的，便请他分别改向总统府其他有关单位或府外的有关部会寻求接洽。如认为需要孙亲自接见的，则把要晋谒的事由与地址记下来。待请示后安排接见的时间，再由他去信通知。他每天总要向孙中山汇报一次，或书面，或当面请示。不到半个月，教育总长蔡元培亲笔给他写信，邀请他去教育部工作•他带着蔡先生的信向孙中山请示，孙听看他的报告，随即说：“你多年从事教育，担任教育部的工作实最适宜；但你在总统府任职也很得力。我主张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上午接待处来访的人较多，你还是上半日留在这里，下半日往教育部办事；如此便两不相妨。”随后又加派一个秘书到接待处，上午协助他，下午则代替他。
据王云五说，临时总统府的秘书人员的任务不限于文书或机要工作，除了接待处以秘书主持外，收发处也是一位秘书主管，此人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杨杏佛，当时只有19岁，却掌握了十分重要的收发处，除了标明特别机密的文件外，主持收发处的秘书都有权开拆。直接分送某单位或秘书办理。
张季鸾曾在《民立报》工作，因于右任保荐，出任秘书，执笔起草了孙中山的那篇就职宣言，不过他从不愿居为己功，他说：“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他一生骄傲的是，孙中山宣誓就职时他发了一个新闻电报给《民立报》，认为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发的专电。
办报出身的雷铁崖是临时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约往南京出任秘书的。临行时，他又代邀了柳亚子、杨杏佛等人一同前往。仅仅半个月，他就辞职去了西湖，并且赋诗一首：“一笑飘然去，霜风透骨寒。十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稷下竽方滥，邯郸梦已残。西湖山色好，莫让老僧看。”“南社”诗人柳亚子过不惯“这种紊乱的生活”，不足三天，就托病逃回上海。到《天铎报》当主笔去了。
不到三个月。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解散。这批秘书随即星散。杨杏佛写下了“春好恰逢人怨别……锦瑟华年逝水过”的诗句。他们多数人无意北上继续从政。而愿意出国学一点有用的学术。为建设新生的民国服务。稽勋局奉命办理留学，杨杏佛、吴玉章、萧友梅、任鸿隽、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等都出国，各自选择专业深造。无论是留学的，还是留下来的，不少人后来都在各自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张季鸾成了民国时代最好的报人，王云五是最好的出版家，任鸿隽是最好的科学家之一，杨杏佛因为民权保障同盟而殉道……曾经风云际会，这批集中在临时大总统身边的年轻才俊，以后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一直从政的反而不多。
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布的这道诏书结束了清朝人关以来267年的统治，也终结了秦始皇以来周而复始的王朝轮回。没有流血漂橹、尸横遍野，没有连年苦战、民不聊生，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有朋友说。如果放在今天，隆裕恐怕也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了，难怪当时国际舆论普遍叫好。
隆裕太后在下达退位诏书时，伤心地对大臣们说：“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说到这里，她失声大哭。她接着又说：“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即朝臣亦纷纷告退。……”当天，徐世昌、那桐、绍英、荣庆这些大臣的日记中，都只是简略地记下了这个事实，平静得出奇，似乎波澜不惊。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早有了心理准备。对王朝陨落深感痛苦的却是一些像辜鸿铭这样的人，他多次告诉他的朋友，当他听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时，正在上海沈曾植的家里参加宴会。听差的带来一份从街上买来的晚间快报，上面登载了退位诏书已经发表的消息。所有客人都一齐站了起来，转向北边跪下，一面悲伤地哭泣着，一面在地板上叩头。夜深他离开沈家时，对沈曾植说：“灾难临头了，我们怎么办？”沈用双手抱住他，流着眼泪，用一种他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声音对他说：“世受国恩，死生一志。”
然而真正愿意一生守护前清遗民身份的人寥寥无几，更多人接受了现实，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曾经的太保徐世昌以后也做了民国的总统。幼帝溥仪曾经发出一个疑问，为何民国的官员都如此熟悉？连那些王室贵胄都以穿军服、挂指挥刀，担任袁世凯的总统府侍卫为荣。
2月13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给外交大臣格雷写信说：作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而且它早期的皇帝们曾使中国达到空前兴旺发达状态的一个王朝的最后法令，这道告别谕旨是具有某些历史兴味的。不过，虽然为准备这个谕旨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很显然，该谕旨的起草人在宣布把古老的帝国变为新生的共和国时，感到了某些困难。
最初由南方各省发出的实行共和的呼吁，在北方各将领的奏折中得到了反响，直到最后它终于成为全国的普遍要求。朝廷不想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发，阻挠国民的意愿；隆裕太后遵循古圣先贤关于天下为公的遗训，将统治权交还国家，并且正式宣布赞成共和。
2月16日，英国驻南京伟晋颂领事写信给朱尔典：除官方人士外，似乎对谕旨没有任何兴奋情绪，若干时候以来人们便已期待着它的颁布。在南京的绅士和商人们中间，相信袁世凯具有诚意的人始终要比官员们中间多得多，他们无疑地感到，袁世凯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安排退位问题。
同一天，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
《泰晤士报》为共和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而欢呼，同时又不无担忧：“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人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君主制的终结并一定是专制的终结，赤裸裸的君主制，变相的君主制，总之形形色色的专制仍有可能顽强地挣扎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然而，隆裕太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选择以这样体面的不流血的方式放弃江山权位，放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史上仍是值得称道的。
剪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以后成了画家的陕西青年王军余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其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日本留学生对此高兴不暇，哪里会为之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只见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觉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当天，他在街上遇到同乡、同学张季鸾，马上要出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当年，正是张季鸾在日本强行剪去了他的辫子。季鸾笑着问他说：“你今天看的剪发，是否和我们在东京与你剪的情形一样？”他笑着回答：“若不是你当初亲手强迫的话，说不定我还保留至今，才和这里的人们，一齐凑热闹的送掉哩！”季鸾又说：“这不是笑话，革命成功，就是自强迫来的，为的是除旧更新，旧的习惯，若不强迫革除，新的那能会逐渐展开？以后进行步骤正多着呢，这才是开始的一件小事，望我辈不断的努力啊。”
这是王军余追忆张季鸾时留下的记录。以后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刹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刹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就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
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有些人不肯剪也正常。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所以，直到1914年的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
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众所周知，清军人关时要求剃发留辫。不服从者杀无赦。从北到南，为了这道不可抵抗的命令，不知有多少汉人丧了命。经过两百多年，脑后拖一条长辫子似乎成了习惯。然而，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1903年1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3月15日刊出第一名获奖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的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当年10月16日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人场考试。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自1904年起，练兵处要改军服，辫子成了障碍。之后，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因为实在难以阻挡，所以进人1910年，军咨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新军脑后没有辩子的真实留影。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武员，都是有功名的。
辛亥革命将剪辫子推向高潮。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即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〇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相隔不过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称这是一生的纪念日。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其实，袁世凯剪辫子的消息是误传，唐绍仪等人剪辫子则是真的。袁世凯要等到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之后才剪掉辫子，身边的人说，他在剪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我曾说，辛亥革命真正完成的目标不过是剪辫、易帜、改历而已，当然，剪辫之外还有易服。如果说。易帜、改历标志着一个王朝的更替，那么，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是否剪辫、是否易服，就成为首要的选择。1911年11月29日，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信中报告，成都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新当选的都督蒲殿俊与新政府其他成员先后发表简短的演说，所有演说的人都已剪掉辫子。前一天《商报》的号外即已宣布：“参加典礼的人都将是没有辫子并且身穿军服；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制服。那么，便着短上衣。戴高帽子，并穿皮靴。”®武昌首义告成，武汉三镇剪辫、易服成风，英文《大陆报》记者目睹武昌街头，人们纷纷剪掉了辫子，商店里，小衣服、丝制帽的行业特别兴隆，都是仿效西方的样式做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穿戴。蔑视那些小小的、圆圆的满洲式帽子。西式的帽子随处可见。在街道旁的商店里，墙上挂满了这样的帽子，到了11月30日汉阳陷落，形势大变，原来一顶帽值七毛线，跌到两毛恐怕也无人问津了。过去做这种生意的人立马把洋货抛到一边，“重新卖起那种圆圆的、顶上还有一个红团的满洲帽子”®。
汉阳易手的态势随之被南京易手改变。12月2日。从日本赶回来的盛先觉在上海访宋教仁不遇，遇到上海独立的主要推手李燮和，次日访章太炎时，遇到即将出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几天后他写信给梁启超汇报时，特别留意他们的辫、服，“李服清服（常人服装）”、“汤清服无辫”®。
许多地方易帜之后直接宣布剪辫、易服，比如南昌吴介璋就任都督，规定以青蓝布衣为礼服，废除了作揖、跪拜之类旧礼节，剪掉男子拖在身背的长辫子。®12月11日下午2点15分，上海丝绸业公所在福建路宁波路口举行会议，约150人与会，其中有8个同业公所的32名代表，包括丝绸业同业公所、茧丝业同业公会、当铺同业公所、衣着业同业公所及苏、杭、宁三地的4个同业公所的代表，旨在组织一个国货维护会。会上共有六人发言，他们对剪辫和抛弃中装深感担忧，认为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倘使每人购买价值10元的西服，流到外国去的钱平均就达四十万万元，这样会使中国穷困，衣着业歇业。最后会议决定，国货维护会要在报上发表文章、分发传单，劝大众不改装，如果剪辫仍穿绸料。他们将上书沪军都督府要求颁布这方面的布告，引导民众。32名代表表示，将在本月剪辫而不改装，以为榜样。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下午4点40分才结束，并宣布两天后在老地方再次开会，讨论国货维护会的章程，让人分明感到了易服给这一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难怪当时上海滩出现了这样的洋场竹枝词：广州一宣告独立，到车衣店来订购新式衣服的人即纷至沓来。®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广东东北部丰顺县的一个山村，“村里的人，男的少了一条辫子，女的少穿镶边花裙，改穿长裤子。此外，就是洋布、洋伞、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在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
民国新立，1912年1月9日早晨，苏州中学学生叶圣陶到校，他和同学要与即将到南京临时政府就任的校长袁希洛合影，大家讨论要一律穿西装，没有西装的只好去亲友那里借，大大忙碌了一番，等到11点衣服齐了才拍照，他也是借来的。®辛亥之前穿西装的人很少，即便有，也以中下阶层的人为多，中等以上阶层的人不屑为之。到了革命潮起，举国竞以服洋装为时髦。避乱在沪的遗臣遗民，经济每多困难，平时出门，只能坐黄包车。时人集一联：“革命巨子绿（毡）帽，亡国大夫黄包车。”®身为清廷外务部的参议、外交次长的颜惠庆目睹了北京城的易服，“至于服饰，也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搭配：有人穿着西式晨礼服，却戴着便帽；有人在晚礼服内衬上皮里（由于北京天气寒冷）；还有人穿晚礼服，却配上直条纹的呢裤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奇特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思潮和走向，即除旧布新，因此有着内在的合理性。®由帝国人民国，女子的服装变化更大。民国初年，胡兰成小时候跟父亲从嵊县乡下到杭州，给他印象最深的包括“共舞台女子演的髦儿戏，以及街上穿旗袍镶水钻的妇女，着实刺激”。那时，“上海杭州的女子，穿窄袖旗袍，水蛇腰，襟边袖边镶玻璃水钻，修眉俊目。脸上擦粉像九秋霜，明亮里有着不安”®。
共和要多久——袁世凯的疑问
1912年3月28日，共和曙光临到古老的中国不久，云南的白话报纸《民众报》刊登一篇文章《阴间如何采用共和制》，奇特的标题吸引了来自英国的伯格理。文章讲述去年岁末灶神如何升到天庭，报告中国共和制的确立及种种优点。于是各路神仙纷纷聚集，要求中国众神之首的玉皇大帝改为实行共和制。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又怕拒绝此议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清朝皇帝的命运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宣布退位，隐居到西天，并保证不再干预鬼神世界的政府事务。后来众神选举老子为总统，由总统组织内阁，内阁成员都是最著名的神仙。内阁之外还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咨询机构帮助指导新政府的施政。顾问委员会由两位大佛、一名非常仁慈的女神、道家教派的首领及耶稣组成。
记者的游戏笔墨本不足道，这位毕生致力于在云贵偏远地区播撒耶稣基督福音、成效卓著的英国传教士，却把它抄了下来，他说：“这当然又是一个认为地狱只不过乃现存世界复制品的形象事例。”®此时在现实人间，袁世凯出任共和制下的临时大总统，却不明白何为共和。当年秋天，他问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哲学博士学位回来的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顾留美多年，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宪法和行政法、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民国初建，他被唐绍仪紧急召回，在总统府做英文秘书，袁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坚强、有魄力，野心勃勃，是天生的领袖人物。
面对袁的提问，他详细回答：“共和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公民很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
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年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接着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他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表示，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打扫屋子，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问：“那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他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转眼一个世纪过去了，袁世凯的那些疑问依然沉甸甸的，一字一句戳人我们的心坎。与袁有近距离接触的顾维钧洞察袁完全不懂共和国的性质，也无意推动共和制的落实。远在杭州、与袁从无亲身接触的记者邵飘萍，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并对袁始终保持着警惕。
其实，在百年前的中国，不仅袁对共和制缺乏认识，不清楚共和比其他的政体优越，多数国人的认识也差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袁。以后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展开的，百年来的纠结，种种曲折与痛苦，在袁、顾当年的那番对话中都可以隐约读出一些端倪，现实的沉重远非游戏文章的轻松可比。
“梁财神”亲历孙、袁会谈
民国的诞生，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绵延数千年的帝王政治终于走到了尽头，在清廷宣布退位之后，革命先驱孙中山兑现南北和谈时的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掌握实权的袁世凯登上民国的大舞台，宣誓效忠共和。1912年的中国一夜之间实现了历史的飞跃。对许多人来说，袁世凯将会给新生的民国带来稳定和秩序，人们对他的能力毫不怀疑，对他的诚意也少有怀疑，孙中山、黄兴这些缔造民国的元勋无不对他寄予殷切期望。
当年8月，在袁世凯的一再邀请下，孙中山来到北京，一住就是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促膝会谈了13次，常常从下午4点谈到晚上10点甚至12点，有三四次越谈越投机，竟谈到凌晨2点以后。有一次，孙在兴奋之下对袁说，希望袁负责练陆军1⑻万，自己则修铁路20万里。袁则微笑着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这段有名的对答就是这样来的。每次孙、袁会谈，袁总是屏退左右侍从，只留下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场。梁号称“财神”，曾是袁的亲信，和孙又是广东同乡，袁希望他多与孙接近、交好。袁为总统，孙是声望最高的在野政治领袖，两人的会谈当然对国家前途关系重大，13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经济财政、外交情形等等，只有梁士诒知道得最详细，但此后20年，他都没有向外透露过。直到1932年，他已经64岁，有意将自己一生的从政经历记下来，编成书，他曾对身边的一个秘书说：“孙、袁会晤，可以编成一部专书，等我有空时讲述。”不料第二年他就撒手而去，他记忆里的孙、袁谈话就此成了“天上曲‘他的弟子在为他编年谱时还为此感到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