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只对身边的人说起过两件有关的事，年谱中记下来了。有天夜深，他送孙中山回行馆，孙对他说：“我与项城（袁世凯）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他问是什么事，孙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他回答：“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之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之事理也。”孙听了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孙中山接着问：“我以为硬币与纸币均为价格代表，易重以轻，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动之似尚非难事。而君谓必先取信于民，方法如何？愿闻明教！”原来有一次孙、袁会谈谈及改革全国经济时，他的一番话给孙留下很好的印象。这正是他最熟悉和擅长的领域，他掌握的“交通系”自晚清到民国，曾多年执中国财政金融的牛耳，袁之所以倚重他，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他回答：“币制是物价的代表，饥不可食，人所共知。中国的币制数千年来由重而轻、由粗而细，但都是以硬币为本位，如果一旦全部以纸币替代，担心形格势禁，不容易奉行，所以必须先有取信于民的方法。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发行40亿纸币似乎也不算多，现在我也卑之无甚高论，先由政府组织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施行统一的币制政策，比如要发行5000万纸币，那就先将现金1500万银元熔化，制成银山，置于中华门外，公开告诉人民这就是国家的准备库。发行的纸币越多，多铸的银山也就越大。等到信用建立起来，习惯成自然，假以时日，以一纸风行全国，又有什么难？关键就是要先取信于民。”对他的这番宏论，孙中山称善。这是孙、袁会谈之外的一个插曲。
两部小说支配南北人情
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发出“二次革命”后的第一张通缉令，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各有赏格：黄兴10万元、陈其美5万元、黄郛和李书城各2万元。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论生死，一体给赏。”这四个人中，其实只有陈其美最初就支持孙中山用兵的主张，黄兴等人是反对动武，主张用法律解决的。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横遭暗杀之后，革命党内意见并不统一，有意思的是赞成动武的大致都是文人，军人却大多持慎重立场。目睹那一幕历史的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袁世凯身居临时大总统之位，名器在手，又掌握占有绝对优势的武力，这一点黄兴、黄郛、李书城这些革命党的军人看得很清楚。面对宋教仁之死，最痛心疾首的无疑是与其公私交谊最深的黄兴，但黄兴认为人死不可复生，而“民国根基未固”，力主慎重。他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时法律解决的路确实没有走尽，上海地方检察厅5月8日曾票传嫌疑人、内阁总理赵秉钧到庭，赵虽以生病为由没有到庭，也不得不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在国会之内，国民党籍议员占有多数席位，可以提出质询、弹劾案，在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寻求问题的解决。还有一点，黄兴征求过许多国民党内实际掌握兵权的人的意见，如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谭延闾、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人，他们都不肯此时出兵反袁，与他“论交深在十年前”的云南都督蔡锷更是反对动兵。孙中山、陈其美、戴季陶等主战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黄兴仓促前往南京起事。这正好是袁世凯所期待的，如果不动武，他就没有借口用武力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解散选举产生的合法议会，整个中国尤其是南方的地方自治格局也触动不了。他虽居元首之位，也不能不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他那套《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权术、权谋也不会有用武之地。按宋教仁的设计，革命党此时应该向普通政党转型，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内运作，所以他组织了国民党，积极筹划参与第一次国会大选。革命党终究还脱不了“水浒”气，只能选择习惯的暴力反抗之路，而不是陌生的法律程序和国会博弈之路。革命党与国民党看起来是同一回事，实际上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不仅局外人常常混淆。就是局中人也不大注意。革命党不是某个组织的特称。而是民国之前参与革命者的一个泛称，提起革命党，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的烈士。民国以后，把革命党叫作“民党”，含有褒义，就是指那些努力创建民国的人，革命党人也自称“民党”。
这个说法与正式组织的国民党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局外人更加搞不清楚。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和人心厌乱的舆论下，“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孙、黄等民国元勋再次踏上流亡之途。几十年后，当初曾随黄郛亡命异乡的沈亦云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反思：癸丑二次革命有两件很大后果，影响国家：其一，动辄以武力解决政治，拥兵即为政治资本，中国又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议而变为领袖指导，且以教条为重，则去民主自由反远也。
如果当年与民国成立有关系的革命前辈，思想能再进步一层，多以“民国根基未固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设必由“和平”开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掷于一旦，而培养国家胜于党派、理智胜于冲动、恢宏胜于狭窄、条理胜于攘夺的下一代。吾人闭目以思，今曰的中国为何如耶？
历史无法假设，如何走出“三国”、“水浒”，却是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历史命题。
袁世凯的无奈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言。”这样的信竟然能顺利地通过检查，予以放行。相隔半个世纪，还让读到这些影印《章太炎先生家书》的历史学家左舜生感叹不已：“这也可看出今天比袁世凯的时代进步多了！”
当时的报纸，对于章太炎在南北纷争、大动干戈之际突然北上，曾有过种种的议论和揣测，对此，他曾在给夫人的家书中说：“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民国初创。《临时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给新闻界带来了希望，“章太炎们”几篇文章、声明就可以迫使南京临时政府收回“暂行报律”。仅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种。然而从袁世凯上台到他死去的四年间，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捣毁。60个新闻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的总数迅速从500家凋零到130多家。这些数据与章太炎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袁世凯时代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
在袁世凯当政之初，新闻界还是有自由的空气，1912年12月12日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名记者黄远生发表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对袁世凯作过这样的评论：“大抵袁总统之为人，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他承认袁自有其长处，之所以“为善日少而恶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于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
此前，他在12月4日发表的《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文中说：“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此时离袁称帝尚远）此后12月19日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中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
黄远生的这些评论都发表于袁氏掌权时，虽有褒有贬，但实际上贬多于褒，袁那时不仅容忍了那些尖锐的批评，而且后来还想拉拢他为己所用，这也是容易让我们在今天产生感慨的。等到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新闻界的自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所以，到1915年11月，黄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时，感慨当时的新闻自由甚至远比不上前清之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袁世凯就能一手遮天，让人真心实意对他俯首帖耳。世人皆知，以《天演论》等译作影响过一个时代的翻译家严复列名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他私下对人说过，自己确实赞成君主立宪，列名“筹安会”则是杨度擅为，对于袁世凯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从他1915年写给熊纯如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袁虽是“一时之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旧日帝制时才督抚耳”，要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应付列强的挑战，他认为袁“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多年后这封信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尽管严复的信只是当时私下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的批评则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严复眼中无科哲学识、无世界眼光的旧督抚，梁启超眼中“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这是同时代人近距离看到的一个逼近真实的袁世凯。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还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莫理循的证物
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里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当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一度叫作“莫理循大街”。1894年，年轻的莫理循就来到中国长途旅行，沿着长江，一直深入西南边陲。1897年他成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进人中华民国后，他应袁世凯之聘出任总统顾问。他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感情，足迹远到西北和西南，他的镜头留下了那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面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之剧烈，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莫理循有职业记者的敏锐，也有相当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感，他似乎知道自己所目睹、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无论他亲手拍的照片，还是他保存下来的请柬、便笺、股票、银票、名片、人场券等等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已成为重要的证物。
这些证物向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活的近代中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与挣扎，看到上层达官贵人的奢侈和傲慢，看到世纪之交的那场动荡——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时的真实状况，看到八国联军铁蹄踏进北京时的场面，看到慈禧太后重返北京和她出殡的那些镜头……这些照片所呈现的细节，往往能让人感叹不已。我看到他拍下的西北民众的那些肖像，男女老少，特别让人震撼。1902年1月，惊魂已定的慈禧太后带着她挟持的光绪帝从西安回到北京，在大批士兵马队护送下，乘着马车、轿子一路风尘颠簸而来，远处冰面上是三三两两跪着的顺民，总觉得弥漫着一股凄凉之意。相比之下，八国联军的军容、枪械和刺刀，他们的飞扬跋扈，踏人异国之都如人无人之境的狂态，都足以让一个古老民族在感受屈辱的同时，重新思考未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莫理循目击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立宪政、兴学堂、发股票、办铁路、练新军……1907年，远在新疆具有近代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虽尚未成立，他留下的照片却有一幅挂着“新疆咨议局”的牌子，虽然房子看上去很不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丫，一片冬天荒凉的景象。在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1909年11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军士兵已剪去辫子。然而变革来得太晚了，任何良药也救不了一个垂危的病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不可回避的。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介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并为袁世凯登上历史的大舞台立下了汗马功劳。袁最终以民国总统而称帝，回到王朝的老路，这是莫理循这个“高等政治顾问”意料不到的，也是他不能同意的。从1913年到1915年，蔡锷曾和莫理循有过来往，莫理循文件中保存着蔡锷写给他的便笺、请柬。目睹英年早凋的蔡锷英气勃勃的亲笔手迹，我想起的是莫理循和袁世凯的那一番对话：1916年2月7曰。其时蔡锷在西南举起护国反袁的旗帜已有一个多月，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
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袁对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极为自负，他不仅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他向莫理循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莫理循对此未予理睐。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至死都不能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是“为国民争人格”。
莫理循保存了1913年10月10日出席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的“庆祝券”、“国庆观礼券”，还有1916年元旦邀请他出席“朝贺典礼”的请柬、礼节单，总统“府”改称新华“宫”，不过请柬没有将时间称为“洪宪元年”。而是照旧叫“（民国）五年”，不知是不是失误。总之，看上去是那样的不伦不类。®“少年中国学会”的名单
那真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一个可以尽情做梦的时代，青春、理想、激情都可以袒露在阳光之下，没有人会嘲笑你的理想，没有人蔑视你的青春，更不会有人打压你的青春。1918年6月30日，几个年轻人开始筹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这个横跨全国，远到欧洲，拥有南京、成都、上海、巴黎等多个分会的青年社团最富有“五四”的特征。阅读会员名单，我们可以发现在126个会员中，最年长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当时不过三十来岁，已是北大教授，其他会员都是一群年轻人，大部分是来自北大、复旦、南洋大学、成都高师、金陵大学等校的大学生，他们中许多人以后都出国留过学，没有留学经历的反而是少数。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只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的青年群体，他们各自的政治选择也不相同，有许多人走上不同的政党道路，也有许多人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有出色的表现。“少年中国学会”的诞生和它的分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在青年身上的燃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个性、观念、追求的多元，分化是必然的。1925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年会之后无疾而终。此时，“五四”大幕已经落下，那个众声喧哗、多元并存、开放包容的时代已被激烈的斗争时代所代替，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各自对“少年中国”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我相信，他们在许多时候都会回望年轻时参加过的“少年中国学会”，回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浪漫和梦想，正是那些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青春岁月陶冶了他们，成为其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有些人很年轻就为自己选择的主义献身了。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大钊、高君宇、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赵世炎、黄曰葵、沈泽民、杨贤江、刘仁静、肖楚女、毛泽东等参与组织了共产党，成为领袖和骨干。杨亮功、易君左、程沧波、吴宝丰、沈怡、周佛海（先加入共产党）等加人了国民党。青年党发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几乎清一色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还有孟寿椿、康纪鸿等会员发起过一个昙花一现的“新中国党”。另外的人包括了音乐家王光祈、小说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学家宗白华、戏剧家田汉、教育家吴俊升、地质学家杨钟健、诗人康白情、哲学家方东美、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他们的选择同样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痕迹。在这份名单前面，历史将会长久地沉思。
1922年部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德国“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是富有魅力的王光祈，1892年出生于四川，在左舜生的记忆里，“光祈这个人的长处甚多：办事负责任而有条理，待朋友充满热情，求知甚切，而表现力也很强。我从没有见过他一篇模糊不清的文字，也从没有见过他一次拖泥带水的行为”。当时，在这批受过良好教育、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中.1893年生于湖南的毛泽东并不显得突出。左舜生记得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的情形。他们还摆过一回龙门阵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只是土头土脑的一个苦学生”。与光彩照人的王光祈不可同日而语，王只比他大了一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別离；短別离，常相忆！……”这是王光祈出国留学之际写下的《去国辞》，他没想到这是一次永別离，1936年他在德国谢世。在经历急风暴雨的岁月涤荡之后，这个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一个年纪轻轻就深刻影响过时代的人，没有被林林总总的时代潮流裹挟，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是何等不容易。我们不能因为他被遗忘而轻视他的理想和追求，更不能以事后的成败观来评判历史，回到历史。就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没有命定的道路。只有确定的价值，无论到什么时候，后者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这些年，我先后看到过两本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著作，一本是已故王小龙先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一本是陈正茂先生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少年中国学会”史》。这个学会以及相关的历史值得更深入、详尽的研究，这些会员们在20世纪的选择、命运各不相同，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也是云谲波诡的现代史，会员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要远比这个团体的命运来得复杂而丰厚，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更丰富的历史信息。感受到中国社会进程的艰辛和曲折。
“五四”青年的记忆
我曾说过，“五四”是个次好的时代，是一个值得生活的时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有十分丰富的不同侧面，不同的人可以追求不同的梦想，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过不同的精神生活。“五四”其实还没有那么政治化，只是职业革命家们、林林总总的政治党派要借“五四”的开放氛围，将青年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在北大求学的俞平伯晚年写诗念念不忘的就是“五四”的多元，“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北大中国文学门，一个班的同学办出了三种不同方向的杂志：《新潮》、《国故》和《国民》。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内。既有提倡新文化、新价值的《钱江新潮》，也有针锋相对的《独见》。
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才子胡兰成赶上了“五四”的尾巴，他在杭州读中学，呼吸到了那个时代自由和青春的空气，在《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中都透露出了他对那个带着朝露的时代的欣喜一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曰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在他的记忆里，那正是一个有许多好事情要做的美景良辰，当时的年轻女子尤其是女学生穿的是短衫长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时的青年是。男子都会做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
“五四“女学生
1902年生于湖北枣阳的杨子烈就是短衫长裙的女生，当时在武昌省立女子师范读书。191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她生平第一次读到一份白话报，那上面不仅有反对“二十一条”的内容，还有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女子缠足和束胸、妇女应当剪发等令她感到新鲜的题目，看得她又悲愤又欢喜，同学传阅，都一样的激动。随着“五四”运动而来的是游行、演讲会、辩论会、游艺会、演话剧，罗素、杜威到武汉，都曾来她们学校演讲。梁启超到武昌男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她们也被允许前往听讲，还有她们自行解放束胸。撕掉紧背心，剪发，杨子烈晚年写下回忆录《往事如烟》时，这一幕幕都没有真的如烟而逝。她不久就加人了共产党，北上继续求学，从事革命活动，并成为北大学生张国焘的妻子。1904年出生的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短衫长裙。清纯的面容，她在中南海曾对史学家王来棣回忆起“五四”时她对新知识的渴望，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刘半农等人演讲的情景，坦言那时对各种主义的内容并不清楚，最初更接近的无疑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觉悟社”
成立时。她们每个人抓一个号码。她抓的是一号，周恩来是五号，所以后来他们分别以“逸豪”、“伍豪”为笔名，周恩来年龄比较大点，也只有21岁，当时大家都是娃娃。之所以要用代号，带有“废除姓氏，割断历史”的意思。还带有一点神秘思想，实际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读过一本无政府主义的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同样不了解。
19〇4年生于河南舞阳的郭廷以后来成了史学家，时在开封二中读书，读商务印书馆的新书，读《新青年》、《每周评论》，认为“思想界仿佛在动了”。翰林出身的徐世昌上台让他们这些学生感到兴奋，认为文人当总统，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激动了年轻的心。他们游行、开大会、结社、办刊，除了开封学生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周刊〉〉，还有“青年学会”，《青年》半月刊，十几岁的少年大谈什么“个性的本能”、“真实的学问”、“青年的真精神”，晚年回忆，他自承“乱搞名词”、“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谁能否认得了那曾经是个青春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展开自己思想的翅膀，最终不同的人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如同北大校园里“一班刊物竞成三”。即使一同归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杨子烈和邓颖超也免不了分道扬镳。
也许记忆总是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往往过滤了那些苦恼、平庸、不愉快的成分，但是，从这些青春男女的记忆里，我们仍然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们对那个时代的肯定、眷恋和庆幸。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却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晚清以来一系列改革所结出的果实，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们开始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胡兰成的这个表述很贴切：“皆只觉五四时代原是向来的本色，好到使人不起怀旧之感，因为没有一个旧时代在死灭，然而眼前的已是全新的。”
那本是一个有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可以包容不同价值、不同选择的时代。呼吸到新空气的少男少女，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代新人开始成长起来，一个未曾有过的时代就要展开，往哪个方向去，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W”主义“五四”时代之所以令人怀念，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话几乎都可以说，哪怕激烈得有点过头…胡适断言“中国百事不如人”，鲁迅在古书的字缝中读出了“吃人”二字，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更干脆。提出废除汉字。
这些老师辈的激烈言论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他们的言论，也许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当时。两个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杜威和罗素都曾造访中国，拥有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诸多中国弟子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之久，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虽然只住了几个月，就因病回去了，但他们都曾在全国各地演讲，他们的思想言论对“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至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深远影响。北大学生孙伏园（就是推出了鲁迅《阿Q正传》的名编辑）在杜威起程回国的当天，在著名的北京《晨报》公开发表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今天很多人看了恐怕还会不舒服，甚至会跳脚大骂，这个孙某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爱国”，他说：“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
比孙伏园更早，1919年10月，另一位北大学生、“五四”的风云人物傅斯年，在老师辈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他有一次问一个北京警犬学校的人，训练的狗都是外国狗还是有中国狗，对方回答，只有外国狗，中国狗虽然也很聪明，有时候嗅觉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你教他去做一件事，半路上碰到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争食物，它每每就把自己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傅斯年由此感慨，中国人和中国狗一样，也不是不聪明，而是无责任心，“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之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
傅斯年由狗及人，对民族性、国民性作出如此洞察的那年只有23岁。将近90年以后，我们再读这篇《中国狗与中国人》，还会感到惊心动魄。他的判断，以及孙伏园称本民族为“野蛮民族”，是不是失之偏激，有点武断，诚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善意，他们的诚意，他们热切期盼自己的民族走上文明正途，呼唤国人负起责任的用心则无须怀疑。要说爱国，“五四”那一代已经用他们热情的呐喊和踏实的探索证明了自己。至于他们为什么往往语出惊人。在傅斯年的同学，一起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领导“五四”游行的罗家伦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1920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三W主义”，他说中国的学术和社会两千年来一脉相传，一点进步都没有，根源在于我们中了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毒。缺乏批评的精神。只会争吵、口角，不会批评。要养成批评精祌，必须从批评的“三W主义”出发，凡事要问个什么（What），为什么（Why），要怎样（How）。正是这三个“W”的不在场，没有大胆的怀疑，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才会长期以来原地踏步。老师辈的鲁迅、胡适、钱玄同，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罗家伦，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那些激烈言论的后面。隐约都有着三“W”的影子。
“五四”学生运动
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在此前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曾引起相当的关注。1918年1月，胡适和沈尹默就在《新青年》发表过同题的新诗《人力车夫》，1920年4月，陈绵在《新青年》发表短剧《人力车夫》，鲁迅也曾写过《一件小事》，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
如果说这些都只是文学作品，那么比他们更早，1915年，北京青年会下面一个社会实进会的服务团，就已经对北京的人力车夫作过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写了一份英文报告。根据这次调查。社会学家、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陶孟和写了一篇有分量的中文调查报告《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当时北京一共有人力车夫2万多人，这是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调查的只是其中302人，约占六十九分之一，调查项目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的依赖情况、收入、赁车费、生活费、净收入或储蓄、工作时间、从事人力车业的年数、拉车前的职业、识字情况等，其中识字的占半数，这个识字比例之高有点出人意料。他分析说，大多数车夫毫无储蓄。都说自己的收人不够用，每天交了赁车费，剩余的勉强支撑生活费。他对人力车夫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冷静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比如大部分车夫偶有储蓄常会流于怠惰，或去过不道德的生活，直到一点薄蓄荡尽。他观察人力车夫工作之余的消遣。最喜欢的是听戏或听说书。其次就是赌博。还有就是嫖妓，许多车夫没有妻室，有些车夫到私娼家借机休息，晾汗衣。汗衣穿在身上有大害，会引发各种病。所以他说：“自此点观之，车夫出费若干，即可在此种私娼家中休息，亦不能谓全有害也。此种嫖妓风果如何盛行，殆难测定。但无论如何，嫖妓实为恶俗。”
不仅人力车夫，知识分子也关注当时许多不同行业工人的生活和处境。《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就是一次集中表现。这一期的题词有16人，其中除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其他都是工人，有大生纱厂、恒丰纱厂的打包工人，有先施公司大菜间工人。有南洋造船厂铁匠间的工人，有怡和纱厂不同车间的许多工人。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即是对南京、唐山、上海、山西、北京、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劳动状况所作的社会调查，上海的调查涉及了大部分的行业，非常细致5
“五四”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居高临下看待人力车夫在内的体力劳动者，也不像有些人所说有神化体力劳动者的趋向，大致上还是保持了客观和平衡。陶孟和在那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从理想上说。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许有这样违背人道的运输工具，不过他又担心，将来如果电车、公共汽车取代了人力车，这几万人失业仍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采用新式交通前必须先谋人力车夫的生计，他设想要对他们实施教育计划，授予手艺和从事工业生产的技能，增进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给他们正当娱乐的机会。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人力车夫等弱势群体的关切，都应该放在这个尺度上来看待。他们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晚清以来几十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就不可能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掌握了新知识、新价值，把眼光投射到更宽阔的社会，不仅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开始注意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新变化。
“胡老板”不愿登台
1921年7月20日，上海《商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自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叙谈），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曰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曰登台了。
这则花边新闻题为《胡老板登台记》，道听途说，夸张八卦，极尽渲染之能事，只是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但胡适受到商务印书馆之热烈欢迎是真的，而且不是迎自门首，是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直接到车站迎来的。胡适把报纸剪下来，粘贴在日记本上，还加了一句话：“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第二天•被他叫作“顽皮的玩世家”的《商报》编辑张丹斧来商务编译所造访，带了《胡老板登台E》的作者许文声。他特意引许到自己坐的地方，请其看看“那红木家具与那左图右史”。
商务印书馆此时已是一家有二十几年历史的老资格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界居龙头地位，想请新文化运动的明星胡适来做编译所所长。这一年4月高梦旦曾到北京，多次当面向他表达这个意思，力劝他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并恳切地对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双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胡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动过心，但再三考虑，他还是放弃了。他在4月27日的日记中说：“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若干年后，高梦旦去世后，在他写的《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回忆这段往事：•‘那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高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谈话很诚恳，我很受感动。我对他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得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当时我答应他夏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二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自己配不配受高先生的托付。”
商务的前辈张元济、鲍咸昌、李拔可等人对他都十分诚恳，希望他留下来。高梦旦对他说，要对编译所进行“革命”，而不是“立宪”。商务当时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确实面临着挑战和转型。但胡适在日记中说：“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他与编译所的许多编辑都有接触，包括杜亚泉、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李石岑、杨端六、胡愈之等。郑振铎对他说，他们几个新进来的人本想对于改良编辑所的事写一个意见书，后来知道绝无改良之望，所以不曾做。他劝郑写出来，供自己做参考。杨端六对他说，改良编译所不容易，因为须从全部的组织改良起，馆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郑心南对编译所很不满意，对他说：“一个学者在商务编译所久了。不但没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在对各方面工作做了细致的了解之后，他说自己的性情和训练都不适合做这件事，决定回北大去。不知郑心南的话是不是起了一点微妙的作用，他日记里评价郑“甚有思想”。
胡适这次在上海前后45天，中间还去过南京、安徽，最后，高梦旦问他意中有谁可以任这事，他推荐了早年在中国公学的英文老师王云五，并留下一份详细的改良计划书。临行时，商务送他1000元报酬，他只愿收下500元，还给高梦旦500元。
“联省自治”曾是共识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中，许多不同派别的杂志，包括《民国》、《甲寅》、《中华》等不约而同地倡导起联邦制来。戴季陶、章士钊、张东荪、丁佛言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这些声音随着袁在1916年6月的猝死而暂时停息，这一波对联邦制的呼唤还只是小范围的。
到了1920年后，“联省自治”论突然高涨。《时事新报》、《改造》、《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联省自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许多名流包括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都站到了这一行列中。李剑农等人办的《太平洋》杂志尤其是排头兵，李本人一连写了三篇《论民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倡导“联省自治”。北大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人还联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一整套有关“联省自治”的具体方案。当时新崛起的军阀吴佩孚是武力统一的信徒，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反驳吴氏的文章：“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
在晚清督抚时代，地方主义已是既成事实，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强化了这一趋势。民国初年，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一直存有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产生“联省自治”论不是偶然的。“湘人治湘”、“甘人治甘”、“浙人治浙”等口号接踵喊出。各省社会团体争自治的通电、各省代表请愿要求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斥着当时的报纸版面。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13个省市区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也在北京出现了。另一个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诞生了。上海还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鼓吹地方自治的刊物《新湖北》、《新安徽》、《新浙江》、《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等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湖南从1920年起，报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至少有30多个团体积极参与，推动自制省宪。青年毛泽东也曾喊出“湖南共和国”的口号。1921年杭州召开浙江宪法期成会，响应湖南。在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杭州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各律师公会、报界公会，以及各县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县议会的支持下，卓有声望的律师阮性存发起成立了民间的浙江省宪期成会、省宪促进会及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
这些可以看作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各地军阀只是利用了“联省自治”这面旗帜，旗帜本身并不是军阀率先打出来的。对此，记者出身的陶菊隐说：“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以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为目的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