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的口号之所以得到民间相当程度的支持，有许多原因：一是人心思安，多年战乱之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的心理；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自信心增强，许多人主张通过各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来消除内战；三是国人对南北统一不再抱有希望，不相信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南方，也不相信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北方。对“联省自治”热情最高的是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军阀最初处于被动。
呜呼，三月十八日。1926年3月18日，周作人的日记很简略：“晴，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史学家顾颉刚的日记则要详细得多：“今午国民大会到执政府请愿拒绝八国通牒（炮击大沽日轮事），卫队开机关枪，伤者百余人，死者四十余人。在国民军之下而卫队敢尔，谓非执政府与国民军默契而然否！年来，国民颇有依赖冯玉祥之意，得此教训，宜也。”如果说顾颉刚只是对当时驻扎北京的冯玉祥系国民军私下表示质疑和不满，3月20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的《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就把同样的意思公开表达出来了，他说：“在民国时代，不，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现在却不料发现在国民军治下的北京。”并点了国民军首领（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国民军要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的名。3月21日，他又在《京报副刊》发表19日所写《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一文，直截了当地指出：“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执政府里虽然还有许多安福及若千卫队，但事实上这个北京是完全在国民军治下，是国民军之北京，无论友仇都不能否认的，现今在这个北京城中发生了这样的残杀案，国民军的当局将怎么办？”
他的文章点国民军将领的名只点到张之江、贾德耀和代理京畿卫戍司令李鸣钟为止，是因为冯玉祥当时远在蒙古，3月26日在库伦看报纸才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不过他并未意识到与他的国民军有何关系，当天日记只是说：“政府如此屠戮民众，诚自杀也。”对于段棋瑞的执政府来说。这确实也是自杀之举。
冯玉祥1924年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直奉之战中反戈一击，把贿选总统曹锟拉下马之后，没有实力单独组织政府。将段棋瑞推出来，与张作霖勉强合作，这种联盟本身即很脆弱，随时可能出问题。国民党等政治势力乘机在北京发起群众运动。不断挑战段祺瑞政府。“三一八”惨案发生前，1925年11月就曾有过“首都革命”，顾颉刚这年11月28日的日记说：“今日国民党之机关报《闰民公报》大登新闻，谓今日下午二时，举行国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计今日应该有一番动作矣。乃至傍晚看报，知群众集队赴段宅请愿解职，推代表人见。嘻，岂有革命而向执政府请愿者！近来所有群众运动皆由国民党主持，党中好争权利而不敢牺牲，故有此等笑柄。”“三一八”惨案次日，执政府拟下令捕徐谦、李大钊、易培基、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群众领袖同样没有任何好感：“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辈实在闹得太利害了。我对于这种人，和段氏一样地深恶痛绝。”
在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时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在“三一八”当天日记中感叹：“国务院有枪杀天安门国民事，此后政局益陷悲境。”3月19日，他在日记中说，“昨日惨事虽应由军警长官负责。但国务院亦不能免其责任”，司法总长卢信与他商量进退，他劝卢辞职，卢甚以为然。此时，政府已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称他们是共产党。他表示异议Zb令中绝不提及学生，一律指被杀者为乱党，殊非事实，此令似有人借此泄私忿，恐将起反动也。”卢信与他有同感。3月20日，卢对他说，“政府昨令甚不妥，宜设法救济，本来此事政府宜于发生时立派大员查办事实真相，然后下令公平处断，今一味栽赃，何以服人。然命令既出，不能收回，亦惟思所以补救而已。补救之法，宜由国务院布告谓，査出被杀者皆各校学生，受党人利用，以致如此，情甚可悯，亟宜从优抚恤，一面则对于卫队长官加以惩处”。当天下午，他回司法部，“知此主张不为诸阁员所同意，仅允下抚恤令，而措辞殊不得宜”。卢信率先要求辞职，大家跟着附和，内阁提出总辞职。京师地方检察厅于3月19日即决定依法查究“三一八”事件真相，着手搜集证据。20日，旅津议员致电京师检察厅，请捕段祺瑞依法治罪。
4月10日的顾颉刚日记说：“今日鹿钟麟（国民军将领）驱逐段祺瑞，释曹锟，迎吴佩孚人京。一年半间事，变幻至此。”4月15日，挡不住奉系军队的攻势，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20日，“段祺瑞于今日逃天津，复位仅三日耳”。4.月21日，“奉军迁往景山。旬日之间，景山三易其主矣”。“H—八”惨案的发生，不仅把段祺瑞送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终结，也导致了国民军在道义上的失败，整个北洋主导的时代可以说因此落幕。
徐谦的“基督救国主义”
1926年3月19日，“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段祺瑞发布的“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等五人，指控他们“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这当然是强权逻辑之下最典型的抓“一小撮”手法，死伤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是无辜的，他们的热血到任何时候，无论曝出多少内幕都不容亵渎。所谓火油、炸弹、木棍袭击军警也与事实相背离，但是对于长胡子的徐谦之类的指控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是他们发起的示威运动，而刘和珍们却承担了惨烈的后果。徐谦字季龙，虽然名义上只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校长，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南北报刊对他颇多批评，胡政之甚至痛斥他是“社会之妄人”，“有热心而无真知识”。这番话也许可以看作对他不盖棺的论定。
徐谦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浮沉十几年，他的资本就是所谓的“三宝”。他是进士出身，又学过法律，先后在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就职，对于晚清司法制度建设有实际的贡献，号称“司法界先进”，所以进入民国以后，他在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这是他的第一“宝”。辛亥革命发生，他上书要求清帝逊位，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组织“国民共进会”，随后与同盟会等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被选为本部参事。这是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大手笔，他由此与国民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他的第二“宝”。袁世凯削平“二次革命”之后，他灰心丧气，黯然南下，以律师谋生，哥哥见他消沉，劝在“基督救国主义”之外，有着强烈功利心的徐谦还提倡过“资本救国论”、“委员制救国”等。孙中山曾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对委员制绝对反对”。他的政治生涯最高峰是在1926年到1927年的武汉政府时期，在云谲波诡的复杂时局中，他的领袖欲一度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乃至可以与不可一世的俄国代表鲍罗廷和资望在他之上的汪精卫抗衡。1926年圣诞节在汉口举行反基督教大会，他公开发表演讲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我们要反对；但基督徒是很热心传教的，富有精神的，我们不反对。”也许人们无法理解，曾热衷于“基督救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一转身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他在政治舞台上迅速滑落，失f之中迁居香港。他的“三宝”已失灵，除了1934年参与昙花一现的“福建事变”，他没有再涉足政坛。抗战爆发，他却于1937年9月到南京共赴国难，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防空洞里，他和马相伯一同回忆起20年前公布黑龙会分裂中国阴谋的文件一事，而今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三年后，他在香港病故。
铁肩辣手殉《京报》
1918年10月5日，32岁的《申报》特派记者邵飘萍在北京独立创办《京报》，这是一份对开四版的日报，没有资本后盾，没有政治后台，更无外国势力撑腰，秉持的仅仅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这样一个理念。不到一年，发行量就从300份扩大到4000份，中间被查禁一年，复活后又从4000份迅速发展到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报。
飘萍在自办《京报》前，已有过七年新闻从业经历，做过主笔、记者、特派员，办过通讯社。他是采访的天才，也是新闻的全才，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等都自叹不如。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热切地关怀社会，对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议员都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嘲讽和鞭挞，他不喜欢用曲笔，他的针贬往往直截了当。《京报》办公室墙上挂着他手书的“铁肩辣手”四个字，代表了他的追求。他自述为什么要办《京报》：他在北京两年，目睹各大报几乎都被各种不同的势力操纵，“绝少背后无政治关系者”，《北京时报》有段祺瑞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他因此下决心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独立发言，独立报道，做民众的喉舌。
《京报》创刊八年，当他以身殉报。踏上天桥刑场时，俨然已是北方舆论重镇，深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喜爱，他本人正当40岁年华，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
我心中常常会产生一个问号，飘萍到底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说他生不逢时，他不幸而生在一个乱世，政局诡谲，军阀混战，有枪即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B从辛亥年在杭州走上新闻报国路，15年间，他一次次遇险，下狱、流亡、封报、诽镑、恫吓……这一切对他都是家常便饭，最后为自己的《京报》付出了生命。说他生逢其时，他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王纲解纽、天下未定于一，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延续几千年的集权专制瞬间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息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晚清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进一步获得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和“三一八”，短短15年，他有幸遭逢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赤手空拳创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影响一个大时代。那是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邵飘萍他们还能在一个无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抉择，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发挥到极致。
现在看来，飘萍办报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和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
飘萍有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他殉难，北京一片风声鹤唳，家属和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收尸、下葬。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挺身而出，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200元，拜托师傅侯瑞春替飘萍收尸，京剧名角马连良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存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30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办的《中华新报》连载，被张作霖下狱，一关就是三个月。当他殉难，北京新闻界的喉管被卡住了，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他的同学、朋友、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悼文，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都公开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商报》、《民国日报K《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文章。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是《京报》赖以产生并存活多年的条件，尽管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游戏走马灯般上演，但在民间社会，在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走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飘萍生逢其时。
军阀的雅量
说起军阀，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想到裂土分疆、你争我夺，想到赤裸裸的暴力，总之军阀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骂人的名词。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人体模特儿风波”中，《申报》曾发表过孙传芳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这些发黄的照片、书简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历史现场，这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与炙手可热的大军阀之间的一场较量，一方的手中只有画笔，一方却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刘海粟没有因此而畏缩，而是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捍卫他的艺术理想，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断然发出了“鄙人提倡艺学之志不能夺”的誓言。这场“人体模特儿风波”从1917年延续到1926年，前后经过长达十年的争论、冲突，以1926年5月13日《申报》报道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裸体画的消息为标志，把这一风波推向了高潮。多年来，因为开设人体写生课，刘海粟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上海女子学校的校长率先指控他是“艺术叛徒”、“教育界的蟊贼”，并上书江苏教育厅要求取缔制裁。如果不是他顶住了种种困难，人体写生课早就被取消了。面对禁令，他决定起而反击。5月17、18日，他在《申报》发表写给孙传芳的公开信，再三强调美术学校设立人体绘画课的必要性，驳斥危道丰的禁令。
孙传芳其时号称“苏、浙、闽、赣、皖联军总司令”，占据东南五省富庶的地盘，是在军阀纷争中崛起的一个显赫人物，关于人体模特儿的禁令最初也不是他下达的。刘海粟的信等于揭开了这场不对等的较量的序幕。双方的观点虽然不一致乃至截然对立，但令后世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虽然一介武夫孙传芳称人体模特是“赤屁股姑娘”，但他并没有因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的挑战而暴跳如雷，动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平心静气地给对方回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称刘为“海粟先生”。信是6月3日写的，离刘的信发表不过半个月，信中说：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要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
我在《老照片》上读到孙传芳的这封信，仿佛墨迹犹新，禁不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军阀也有如此的“雅量”吗？其实，这不是军阀的雅量，而是那个纷乱的年代里，军阀并没有掌握绝对的无限权力，没有学会把手伸进他们所不熟悉的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此外，独立的民间报纸《申报》在租界的存在也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多多少少还要顾忌一些舆论，所以刘海粟才可以在《申报》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申报》为平台与军阀讲道理。也正是如此，1912年，17岁的刘海粟就和几个画友白手起家办起了上海美专的前身上海图画美术院，并在五年后就设立人体写生课，开辟了一条艺术教育的新路径，重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
一个早就认识到“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的艺术家，当然听不进孙传芳的劝告。6月10日刘海粟又一次在《申报》发表致孙传芳的公开信说：“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就是拒绝孙传芳停止人体模特儿的要求，军阀这才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知事查禁美专的人体模特儿。刘海粟于7月15日第三次在《申报》发表给孙传芳的信，表示“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但这只是表面上应付军阀而已，据知情人说，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孙传芳也没有深究。
刘海粟手擎一支画笔，敢与坐拥数十万大军、用大炮和刺刀武装起来的大军阀较量，几个回合下来，虽然以他表面上的屈服告终，实际上却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的傲岸人格，也使人体模特儿在经历十年的风波之后渐渐得到世人的默认，刘海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无疑是新的文化观念、新的文明观念对旧势力、旧礼教、旧习惯、旧思维的一次有力冲击。南社诗人柳亚子后来回忆“模特儿案，最予我以深刻的印象”。翻泽家、美术评论家傅雷认为，人体绘画得到社会承认，“只表示西方思想对于东方思想，在艺术的与道德的领域，得到了空前的胜利，所以尤有特殊的意义”。
军阀孙传芳在这场较量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恶劣，尤其是当《老照片》将尘封的信笺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也不是一个干瘪的脸谱化的军阀形象，至少不是那么颐指气使、粗暴无理。而刘海粟的形象却在这场沸沸扬扬的“人体模特儿风波”中更显得丰满，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画家能挺身与权势人物交锋，也足以惊心动魄，无论结果如何。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陶菊隐是新闻记者，更是旧闻记者，他一生在旧闻上的收获甚至超过了在新闻上的。他以记者而写史，论学养功底乃至严谨也许都有所不足，他的史话也好，传记也好，难免都比较浅显，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材料来源以当时新闻报道为主，也不可全信，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读。但是，他以新闻记者的角色，亲身经历过民国时代，笔下有一种在场感，这是他无可争议的优势，也是他的旧闻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主要因素。他的作品受到喜爱的第二个因素也和他的身份有关，长期的新闻训练使他的文字清新如话，可读性很强，没有书斋学者的呆板。他笔下的《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同样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袁世凯活着时，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中级军官，他的崛起是在1919年前后，他以区区一个师长的身份，居南北交战的湖南衡阳前线，发表通电，干预时局，开始崭露头角。在此之前，他只是曹锟手下一个军官，在同僚中被称为“吴傻子”，沉默寡言，落落寡合，无人理睬。从此之后，他名动全国，过武汉时，学生向他献花。称他为“革命将军”。他的声光几乎盖过了直系的主将曹锟，曹的左右对他嫉妒得要命。好在曹始终对他信任有加，常说“子玉是我的本钱”。1923年，他驻扎洛阳，练兵整武，雄心勃勃，怀抱武力统一中国之梦。那年正值他50岁，他在各报刊登载《谢人洛宾客启》，有几个部下将领不顾禁令，前来祝寿，都被他毫不客气地赶回去。“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只有康有为送来的祝寿联，大概会令他内心窃喜。这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洛阳一时成为举国注视的中心。他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的最强者”。他曾被苏联看中，希望与他合作，扶他为中国之主，但他骄傲地拒绝了。解密的档案中文版出版已有多年，其中往来文电可以为证。这一切，陶菊隐当然不可能知道。
在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之战中轻易成为胜利者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叱咤自喜，何等威风，因为部属冯玉祥等的倒戈一击，第二次直奉之战成了他的“滑铁卢”。可就是在兵败彷徨、困在白帝城之时。日本人当面向他表示，愿供给他私人借款100万，赠他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包括弹药等，他竟然回答：“过去我有枪不止10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这几支枪的。我要借外债，引外援，何必今日？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在当时的军阀当中，小胡子、光头、目光有神的吴佩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爱钱、不爱女人、不怕死、痛恨吸鸦片，他对张学良说过“军人最大力量是个死字”。更重要的是他所主张的不住租界、不借外款、不与外人勾结。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不打一丝折扣的中国人，上马拿枪。下马赋诗，他熟读古书，深受传统的影响，常以关羽、岳飞自许，眼高于顶，在旧军人中显得有几分桀骜，乃至有几分酸腐。他不大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现代眼光不足，在急剧变化的20世纪，他的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里，这些都是事实。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即使一度东山再起，也是回光返照，北洋军阀这一幕到1926年以后终究要落幕。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五四”前后那些有声有色的作为不能轻易一笔勾掉。陶菊隐传中未提及他那封声援“五四”学生的著名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未免遗憾，这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蒋百里（方震）是个军事理论家，和吴佩孚不属于一个类型，曾做过吴的参谋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他曾与蔡锷齐名，同为“士官三杰”之一，随后继续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他具备现代眼光和现代军事观念，在一个枭雄主导的动荡乱世，他常常找不到用武之地。他和梁启超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梁回国办《庸言》、《大中华》杂志，军事文章都是请他执笔。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对他推崇备至，南苑练兵时，给所部将校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其中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赫然还有“蒋方震曰”，梁漱溟曾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普及军事常识，也是请蒋百里来主编。黄炎培说他“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他身上有浓厚的书生气。更像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战将。他写过一本大受欢迎的《欧洲文艺复兴史》，14个月内曾连续再版三次。当然，他一生最高的成就还是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留下了《国防论》等军事学著作。抗战之前，国民政府要找一个人去西方考察现代军事，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通外语，二是有军事天才，三是驰名海内外。兼备这三条的只有一个蒋百里。
“一生事业在名山”
半世功名随流水一生事业在名山。1934年7月26日，雁荡山石门潭清澈而不透底的水吞没了蒋叔南的生命。冯玉祥送来这样一副挽联，为这位而今已被世人遗忘的民国人物盖棺定论。三天后，上海最有影响的《申报》报道了蒋叔南去世的消息，称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沪军都督府担任军职，与黄郛同事，“后隐居温州雁荡山，考览名胜，导引游客，凡游是山者，莫不称便”，因此赢得“雁荡山主人”之名。他生前曾自称“山贼”，1924年他作为151位代表之一到杭州出席浙江省自治法会议，善饮的他在酒席上被称为“酒王”，他在诗中说：“昔年策杖为山贼，今夕举杯作酒王。”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山参与重大政治活动。
蒋叔南是我故乡最有名的民国人物，从小在山中来去，到处可见与他相关的踪迹，摩崖石刻，造桥铺路，修缮景点，他的传奇生涯和至今没有揭开的死亡之谜。都能引发乡人的猜想。直到去年，卢礼阳先生编校的《蒋叔南集》由黄山书社问世，我才有机会更多、更深人地了解他。此书厚厚800多页，收人他生平游记、诗文和相关的许多史料，还有翔实的年谱。一个早已被遮没在沧桑烟云中的人物，蓦然回首，仍活在历史的深处。
1901年，18岁的蒋叔南在浙江乐清的童子试中脱颖而出，1905年，在晚清新政的浪潮中他先人浙江武备学堂，两年后选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骑科，与蒋介石、张群同学，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1909年起，他担任温州师范经学与体操教习，后又兼任温州府中学堂体操教习，文武兼备，思想新潮，期间加入同盟会（我在光复会的名册上也看到过他的名字）。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温州，他奔赴上海，任陆军第二师第八十九团团附，师长黄郛，团长蒋介石。民国成立，他随蒋介石到宁波招兵，任沪军招兵指挥部参事室主任，南北和议之后，他到绍兴任浙江省第五区禁烟监督。1913年，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大总统府军事处咨议官时。正值而立之年。到1915年8月。袁氏称帝的图谋日益彰显，他自请解甲，归隐雁荡。在反袁护国运动中，他是梁启超、蔡锷的支持者，蔡锷之死令他无比痛心，参与创建松坡图书馆。出任《时事新报》经理。可惜的是，对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的这段历史，他个人没有留下回忆文字，我们只能从他当时的诗中追想他的心路轨迹。在沪军都督府时代，他带兵驻扎徐家汇，写过这样的诗句：“飘飘风雨千年梦，破晬山河一局棋。如此河山此风雨，诸君能立几多时？”护国运动时，他有诗：“万里昆明有远思……头颅报国寻常事 ”
不久前，读到温州方韶毅的一篇文章，他从吴虞日记（1927年9月21日）看到，当时有报纸报道，正叱咤风云的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中，随身所带的书中，有《曾文正全集》和《兴登堡成败鉴》，另一种竟是《蒋叔南游记》，有空随时浏览。因为蒋叔南之名早被遗忘，1986年《吴虞日记》出版时错印成了“蒋叔商”。别了风云变幻的民国政坛，他遨游于山水之间，足迹遍及武夷山、天台山、普陀山、黄山、泰山、嵩山、恒山……最熟悉的当然还是他家乡的雁荡山。1921年，《蒋叔南游记》在上海出版，梁启超为之作序，誉为“徐霞客第二”。蒋介石此时将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书带在身边，确实不容易令人明白，不过，报道中还述及他喜欢“看山读书”，大约是爱山爱书的缘故，老同学的这本游记便成了他的枕边书。就在此前不久，当国民党的北伐军席卷江南，蒋叔南却因被控在袁世凯总统府任职时参与刺杀孙中山密谋而被捕。在杭州人狱十天。此事査无实据，但年仅44岁的他从此对政治更加灰心，一心在雁荡经营他的名山事业，他为自家大门拟的对联。下联就是：“天生我才，只看南山。”
自解甲归隐故乡以来。他不断邀请张元济、傅增湘、陈叔通、蒋维乔、林纾、高梦旦、黄炎培、康有为、黄宾虹等各界名流到雁荡山游览。当然，他在山中的岁月，也不是两耳不闻山外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的诗就有“惊闻海上烽烟急，深愧山中泉石安”之句。考其生平交往，不乏文人雅士，也有不少政客将军，如陈仪、梁鸿志、庄蕴宽、屈映光、冯玉祥等。他以52岁盛年猝然沉于深不见底的石门潭中，死因长期以来引人猜测。他生平最受后世垢病的乃是“隘门岭事件”，他指挥民团“剿匪”，杀了280多名红军和农民武装。我少时，家乡的传闻多说他的死是“绿壳”（绿林豪客）来报仇，至今未有定论。
无语江山对夕阳
晚清开放咨议局选举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无论选举、自治还是议会问政都是全新的事物。一束政治文明的奇异之光骤然照临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仿佛是几千年沉寂、僵化的老树上一夜之间抽出了新芽。可惜尝试、实践的时间太短，就被一场革命颠覆了大清王朝打断，而事实上咨议局的多数议员几乎都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也有许多人成为民国的议员，或者在其他领域继续自己的事业。他们中有不少人致力于家乡的建设，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兴办实业，引人新的生活方式，造福于一方民众，在把中国从老旧的农业社会带人新的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最有名的如张謇之于it通。
今天已少为人知的王理孚也是如此。他是温州平阳一个秀才，曾人浙江武备学堂。1903年，28岁的他与几个朋友一同在家乡创办小成学院（鳌江公学），投身新式教育事业，担任国文和体育教员，拿严复的《天演论》做教科书。他执笔的校歌颇有时代的朝气：鳌背日初生，讲堂开处，万象光亨。莘莘学子，近海之氓，朝气纵横。潮涨易平还易落，同声嘿嗬，努力上游争！
因办学有成绩，他被任命为平阳县劝学所总董，筹办全县新式教育，得到一代国学大师瑞安孙诒让的赏识，出任温处学务分处文牍。也因此之故，他在1909年浙江咨议局的选举中当选为议员，并成为常驻会员》浙江全省共选出议员118人，其中温州仅5人。与他同时当选的议员中有陈黻裒、褚辅成、沈钧儒、陈时夏、阮性存等。当年他34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在短暂的议会问政生涯中，他留下了与同事共同签署的质问书，这些依据咨议局章程向巡抚部院提出的质问，涉及民生、收税、革除弊政、地方自治的办理等，都得到了详细批答。我们虽不知最终是否落实，但在一质一答之间，依稀看见了清末议会政治学步阶段。一板一眼，老帝国正在学习新文明，议员和官员都开始适应陌生的程序。
辛亥鼎革，他在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时担任过秘书，随后出任过平阳县知事、宁波鄞县知事，至1917年辞职回乡。鳌江沿江靠海，南麂列岛远离陆地，他早在1905年就作过深人调查，有意开发，次年因平阳、瑞安为此岛归属之争而萌生了开发南麂的念头。1912年8月他集资2万，创办“南麂渔佃公司”，招募渔民垦殖。岛上当时只有数十人定居，经20多年经营，人口上万，独自成乡。1918年起他在鳌江办的厂、窑、钱庄相继失败，1924年他责成儿子王文川开设祖辈老字号王广源商号，先后开辟鳌江到上海、大连、营口、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航线，兴建轮船码头和堆栈。在他们父子的推动下，一个昔日的渔村出现银行、电报局、电话局、电灯厂和医院等，成为浙南一个繁华的现代市镇，呼吸到现代文明的空气，俨然“小南通”。这一切在1940年春天都被日本飞机炸毁，父子两代经营十几年的事业也全部化为灰烬。生当清末民初，时代急剧转型之际，王理孚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家藏有159种期刊，他对章士钊评价尤高，认为“其识见之透辟，与文字之谨严，直欲驾梁氏任公而上之”。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他并不陌生。然而，读《王理孚集》，他一生的精神生活基本上就是作旧体诗，这一点，包括张謇那些开一时风气的人无不如此，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诗还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事业上已转向近代。他们的精神生活仍摆脱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那种方式。他因开发南麂。自称“海外虬髯”，取号“海髯”，人称“海髯先生”，所以他的诗集就叫《海髯诗》，其中好诗佳句不少，我特别喜欢他早年的诗句：成群雁鹜嬉春水，无语江山对夕阳。他生活的时代，旧文明虽已夕阳西下，他至少还可以有所作为。他殁于1950年初，在他身后，才真正是江山无语。连夕阳也不再依旧。
几个1893年生人
那一年，表面看起来似乎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年出生的一个男婴。这个年份可能不会被人一再提及。确实，那一年有如许多平常的年份一样，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编年史上很容易被忽略。历史之所以最终记住那个年份，今天看来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其实在历史轨道上刻下了自己印痕的1893年生人，并非只他一个，比如历史学家、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而我更重视的是这两个1893年生人：实业家卢作孚，以及被誉为“最后一个＄儒”的梁漱溟。这些名字一个个听来如雷贯耳，几个同龄人的信仰或许有别，人生的道路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深怀救世之心。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知行合一、坚毅执着的人格特质，他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理想的实践精神。他们圣徒般纯洁的心灵。
他们出生的1893年虽然平淡无奇，但第二年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被一衣带水的邻邦岛国轻而易举地击败，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这种耻辱、这种痛苦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鸦片战争都没有过的。他们5岁赶上戊戌变法，7岁遇到八国联军进京，他们的幼年、少年是在忧患和动荡中度过的，到他们18岁辛亥革命来了，新的民国破土而出。1893年生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和一个大时代共同呼吸，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卷入创造历史的行列，丝毫也不值得惊讶，只能说他们生逢其时。
卢作孚只有小学学历，被叫作“小学博士”；梁漱溟也只读过高中，被蔡元培发现，年纪轻轻就登上北大讲台。两个同龄人最初互不相识，他们的事业却有相通之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在西南、山东分别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他们的方式都是选定一个实验点，按自己的理想埋头苦干，重塑社会。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等地，致力于乡村建设；卢作孚把重庆北碚从一个盗匪出人的破败乡村建成了一个文明的模范市镇。他们追求的方向一致，那就是人的现代化。他们都是志存高远的理想主义者，都属于脚踏实地的实干者，他们在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年龄忠实地奉行“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准则，不以事小而勿为，不因路长而气馁。如果不是强寇人境，风云变幻，谁敢说他们的路一定走不通？当胡适在思想上提倡渐进，一点一点地积累时，他们已经在行动，在实践了。他们之间相互欣赏、相互砥砺、相互扶持，也许是嗅到了各自身上相似的气息。
一部曲曲弯弯的中国史，缺乏的从来不是和珅那样在帝王制度中玩得游刃有余的贪婪者，不是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者，换句话，历朝历代，我们缺的都不是有高智商的消耗者，不是有巨大破坏力的破坏者。自古以来，破坏易，建设难，我们历史上最难产的就是建设性的人物。在大变动时代，即我们通常说的乱世当中，更是破坏性人物呼风唤雨的大好时机，如果因缘际会，能击败其他形形色色的对手，这样的破坏性人物很可能乘胜崛起，宰割天下，重造山河，其结果就是进入新一轮的治乱循环，历史于是永远绕圆圈，在原地打转。在乱哄哄的局面中，几个手无寸铁的1893年生人，居然差不多同时把目光转向脚踏实地的乡村建设，试图独立走出一条历史的新路，这样的建设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他们的事业早已被时代的大变动所打断，煙没在历史的夹缝中，但他们对建设的热忱，他们建设性的思路，留下的又岂止是感喟。成败真的能论英雄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胡适何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回忆录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其他可参证的相关史料，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一家之言。读政治人物、新闻记者的回忆录尤其要小心谨慎，甚至要认真辨识。自1926年起，《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驻中国15年，经历过那个风云跌宕的大时代，他的回忆录诚然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如果将他的回忆录当作信史，恐怕就会上当。不说别的，其中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一眼就可以发现，称胡适于1929年夏天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天后无条件释放。书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专门为胡适发表社论。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既然亲历者哈雷特•阿班言之凿凿，对胡适生平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很容易会相信其事，包括此书的编辑在内，在120页的一张胡适照片旁边就配了这样的文字说明：“胡适既曾被国民党投人监狱，亦曾遭受共产党的大批判。”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这一年胡适39岁，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业余办《新月》杂志。值得注意的是，社论通篇没有提到胡适被捕，只是说他被国民党“抨击”、“并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社论中多处使用的措辞都是“受到谴责”、“压制”、“惩罚”、“受迫害者”，无一词指向他被捕。社论是当时发表的，准确性显然高于记者数十年之后的追忆。
胡适本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是最好的依据。按哈雷特•阿班的回忆，胡适被捕的时间在8月3日之前那几天。胡适1929年的日记大致完整，然而从7月22日到8月5日这几天，胡适恰恰没有写日记。那么，胡适是否真的曾被国民党抓捕？
他这几天的日记空白，给人留下了一点想象的空间，但是他7月29日、8月1日都曾给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写过信。从丁8月3日、5日给他的回信可知他安然无恙。8月1日，他还为中国公学的事给教育部长蒋梦麟和次长马叙伦写过信。这些信就是很好的根据，也可以填补他日记中留下的那一段空白。再说，当时上海的报纸，包括老牌的《申报〉〉等都是有一定新闻自由的，最起码有租界的保障，发生胡适被捕这么大的新闻事件，也不大可能不报道。査遍报纸，并无此事。8月6日，胡适日记说，宋子文到上海，邀他面谈，还请他代为起草辞职电文。8月9日的日记中没有一句话，只是剪贴了《民国日报》批判他的文章《胡适所著〈人权与约法〉之荒谬》的剪报。8月13日起，胡适不断将上海等地国民党党部呈请惩戒、拿办他的剪报，以及报纸上批判他的文章粘贴在日记中。9月29日，他粘贴了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转饬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的剪报。10月7日，胡适将三天前教育部下达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训令原件退还，并给老朋友蒋梦麟写了一封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
到此为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曾被捕，更遑论下狱。关于胡适的三篇文章，就是在《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加上另外一篇直斥国民党反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都收入了新月书店随后出版的《人权论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