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言论虽然尖锐，国民党各地党部乃至中央党部确实对他大为不满，要求惩戒乃至拿办的呼声充斥报纸，许多朋友为他担忧，他从未被捕却是事实。哈雷特•阿班回忆，胡适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恐怕不可靠，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舆论对他的安全无疑是一种保护。
不入国民党的黄郛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黄郛，辛亥革命时期与陈英士、蒋介石结为盟兄弟，蒋终身称他为“二兄”。1927年，蒋挥师北伐，底定江南，正是叱咤自喜之时，有一天在上海的黄郛家谈政治，谈到了十多年前被刺杀的陈英士，叹息说，如果英士不死，可以办党，黄郛可以办政，自己则专心军事，三人分工合作。蒋说这番话是在“很闲散的神气中”，当时在场的还有宋子文、汪精卫，以及黄夫人沈亦云，就是她在《亦云回忆》中记下了这一情景，她说，可惜英士已死。而黄郛“始终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
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民国的开国元勋，但在“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他就没有参加需要摁指模、宣誓效忠领袖的中华革命党，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他也不再加人。蒋在北伐途中，几次写信请这位寓居天津的“二兄”南下协助，并派张群北上敦请，他“斟酌公谊私交”，决定南归，时在1926年冬天。在江西南昌蒋的司令部，一个开会用的大厅里，悬挂着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几个人的大照片，还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他直言，中国规矩没有生人、死人相片同挂的先例，请将蒋的这一张除下。蒋在许多方面需要他的帮助，几次要他加人国民党，他都没有答应。如果要在国民党主政的时代从政，必须是个国民党员，如果要发言有力，还必须是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以中央政治会议为最高行政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是由中央执行委员组成的。不是党员就不可能参与最核心的会议。1927年春天，他从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前往上海，与蒋分别不过一两天，忽然杨虎匆匆赶来，面交一封蒋给他的信，信里没有别的事，只是一份已为他填好的人党志愿书，上面的介绍人张静江、蒋介石都已签了名，只要他本人签个名即可。他没有签名，由杨虎原件带回。
有一次报纸上发表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指导委员中赫然出现了他的名字，原来是几位老同志认为他当然是党员，不必再经过入党手续，也就是要为他开方便之门。他夫人说他对人党一直不动心，不是因为矫情，而是他对国民党当时的组织、政治作风、政治制度都有异议。
他觉得，在北伐告成之后，蒋已经是全国的领袖，“不必以党自外于国民。在党有左右及地区派系之别，而在国只要为国家人民做事，可心无二用。他曾列举一个领袖的成功，国民要多少负担，民国以后袁世凯用国家多少钱，段祺瑞用国家多少钱，他当时说的数目好像是四五万万元。袁、段二人都错过了机会，没有导国家上建设之路”。他再三在蒋面前说这些话。对于国民政府下的政治制度他有两点异议，一是委员制，一是头重脚轻现象。委员制人多而不负责，结果不是被不负责任者误事，就是成就负责任者的独断，事无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这个制度养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组织复杂庞大，亲民之官-县长——愈无力亦无能。他主张“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职，各负全权之责。
他以非国民党员的身份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长、外交部长，虽然都为期很短。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已隐居莫干山，国难当头，有传闻说蒋介石要辞职，他在12月4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蒋不可辞职，并提出取消训政、早行宪政，与全国人共负对外之责的建议：“以今国民之不满于党治，乃至党内之无限纠纷，即无国难，犹宜早日开始宪政，况国难当头，欲实现举国一致之时乎？”他说，如果完全脱去训政进入宪政有困难，还可以折中一下，提议由立法院制定宪法草案或临时宪法，规定民选国会为下议院，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上议院，并规定元首对外宣战、媾和的大权应得到上下两院同意，而审核预算、决算之权则专属于下议院。“同时除国民党外允许组党自由”，使国民有机会练习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权初步”。如果蒋能做到这样，可以不用辞职，即便辞职也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蒋给他回信说，“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蒋无意做华盛顿，也做不了开创新局的华盛顿，他的一片苦心注定了打水漂。
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二。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为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十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曰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座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和杨度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座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2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提倡“少数人的责任”。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个“少数人”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一种势力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改变社会是他们“少数人”的天然责任。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倡导少数人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认为，无论世道多么混浊、多么可恶，只要这些“少数人”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时局变幻，政权更迭，外患日深，他的这个观点却没有改变过。
1933年1月15日，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对华北领土的觊觎，丁文江在他们少数人办的《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指出：“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他希望认清这样的事实，其一，日本是得步进步的，它要实现所谓的“全亚洲”主义或“亚洲门罗主义”，绝不是割一小块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块土地。其二，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它要吞并整个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我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抗，要让日本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不是拱手相让。其三，无论我们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计划。我们要生存当然要靠国际的均势，但是先要自己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我们才会得到別人的援助。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希望别国的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便宜的事？他说，如果他指出的这三点是对的，主张抵抗就不是一种高调，而是最低的低调，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而是从十分的理智出发的，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有了认识，才会有决心，有决心，才可能找到办法。要提出具体的办法，不但要清楚许多未公布的事实，而且要了解军政权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否则。空言办法也不可能真的实行。国家虽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国家，抵抗也不是蒋一个人的工作，但因为蒋的特殊地位，其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他说，假如自己是蒋介石，他的办法有三条：第一，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假如我是蒋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用极诚恳的忏悔态度，请胡到南京。天下惟诚可以动人，何况在现在的情形之下。”
第二，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与曾经反蒋的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达成彻底的谅解。第三，“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上三件事实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虽然没有把握，但是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是应该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四五年间，蒋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脱这三条的范围。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个有训练、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要承担起“少数人”的责任，并不是自己直接去从政，担当政治领袖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见识、学养，提出应对危机的办法，不任当局者能不能接受。我最喜欢的是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这个句式。在此之前，丁文江曾发表过一篇《假如我是张学良》的文章。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石瑛（1879—1943）被冯自由推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因他个性耿直，身材高大健壮，又正好姓石，朋友都叫他“石头”。他的湖北同乡曹亚伯在革命党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留学英国伦敦时，什么人都挨过他的骂，独有提起石瑛，他总是竖起大拇指。推许其为“湖北的圣人”。
石瑛于1903年中举，有旧科举的功名，1904年到欧洲留学，先到比利时，再到法国海军学校学习，后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铁道工程。
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从美国到英国，在朝野活动时。随同左右的就有他和李书城、吴稚晖诸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诞生，孙中山特派他总办全国禁烟事宜，三个月后。他回湖北主持同盟会湖北支部。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当选为众议员。“二次革命”后，他名列袁世凯的通缉令，再度到欧洲留学，人英国伯明翰大学学采矿冶金，前后共九年。到1923年回国时因为路费不足，他只能搭乘货轮，睡在甲板上，遇到风浪则避到货舱底。回国之后，他的理想是兴实业，到广东办一家机械厂，没有成功。受蔡元培之邀。先为北大教授，不久他回故乡出任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校长，不到一年即与当地军阀不合，重回北大。
1928年，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他和严重、张难先分别出任建设厅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他们三人被官场视为异类，被称为“湖北三怪”，不仅因为他们衣衫朴素，在街头走路，不认识的人往往把他们看作“乡下佬”，更因为他们一反官僚积习，荡涤官场污垢的清新作风。不过只干到1929年的冬天，他就辞职了。1931年冬天，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也邀他为建设厅长，杭江铁路和发电厂就是在他任上建成的，当时浙江财政匮乏，是他通过上海金融界找到借款投资。
1932年，石瑛出任南京市长，正是在这个任上他的才能、品格、气度都得到了很好的施展，可惜为时也不过三年。南京是当时的国都所在地，达官贵人冠盖云集，往往依仗特权无视法律、法规及各种规则，他则一视同仁，从建筑、税收到地籍、交通等，一律都按规定办事。他很反感特权阶层以汽车接送子女上学，他认为大部分纳税人都是以公交车代步，号称“公仆”的人岂能只顾自己和子女的享受，何况这样做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不利，与培养刻苦向学的风气相背离，所以他派出警察在各学校门口严查违规者。他提倡节俭，力戒奢侈，要求市属机关、学校使用国货，不要穿洋装，以便与一般市民的生活接近。他自己穿的衣衫都是土布制的，所以被市民称为“布衣市长”。他为了提倡守时，在南京市内设置了多处标准时钟，这些钟楼是很好的广告位置，有人提议在上面做香烟广告，可以收取巨额广告费，他坚持不许，国民党元老、他的老朋友吴稚晖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在英国留学时注意到工党机关报《每日新闻》绝不刊登烟酒广告，认为这样做就是奖励奢侈行为，这是世界各地的报纸没有的。他很推崇这种严谨的态度，所以要效法它，即使牺牲财政收人，也不在公共建筑上做烟酒广告，以免给民众造成赞同奢侈消费的印象。他在南京市长任上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积极扩充小学，改善教师待遇，甚至亲自物色、礼聘小学校长。对于保障市民生计，他更是无日不放在心上，从推出小额贷款到支持、帮助传统的织缎业等，他在关乎民生、发展经济方面都动足了脑筋。
石瑛在南京市长任上，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日本全面侵略危机的时期，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买日本人的账。有一次，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和他在路上相遇，要外交部人员引见，他不予理会，只管自己走了。1935年春天，有日本团体来南京访问，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市政府科长以上人员全部到机场迎接，他认为此举辱国，就挂冠而去，对南京市长的职位毫无留恋。从1939年夏天起，他出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为抗战操心，对调和湖北的国共关系也尽了不少力。1941年春天他还抱病主持参议会会议，拖到1943年1月才转往战时陪都重庆治疗，于当年12月4日病逝。
这块长期留学学习修铁路和采矿冶金的“石头”，三任建设厅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再任湖北建设厅长），一任南京市长，赢得了“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的美名。然而，在污浊的官场上，像他这样一块干净的石头即使想保持洁身自好也极为不易。没有好的制度，有了清官也是靠不住的，有了好的制度，有人想不做清官也难。
尿裤子和打赌
湖南私立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中学，创校于1914年，杨开慧1920年曾在此就读。学校除了重视课堂教学，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很注意。学生自治会很活跃，经常举办文艺会、辩论会和演讲会，高年级学生必须自己选题目、找材料，写成讲稿，参加演讲。学校或学生自治会还会组织讲演比赛，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在全校比赛中胜出的学生有机会参加校外的比赛。更吸引人的是辩论会，事先不做准备，临时宣布辩题，思索五分钟，确立正、反双方辩手，然后就展开辩论，最后由所有听众表决决定胜负。当然论题都是同学们平时熟悉的热门话题，一般贴近时事，由国文教师出题。1935年上半年，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又步步向华北进逼，却喊出什么“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有一次就拿“中日应不应该经济提携”作为辩题。正方是赞成日本的立场，理由站不住脚，辩起来难免捉襟见肘；反方义正词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不仅容易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人。结果自然是反方获胜。在演讲和辩论中，学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比起单纯的读书来，更能提升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以及实际反应能力，使学生养成关心社会的习惯。过去的许多中学对此都有足够的体认。
1920年，两位世界级的大学者——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相继来到长沙，曾在湘雅医学院演讲，福湘女中的学生有幸前往听讲，就是学校组织的。学校还会经常邀请社会各界的名人前来演讲，1934年是福湘女中建校20周年，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就是那个提倡“读经”的军阀何键也来做过一次讲演。学生回忆，那天，他带来一班全副武装、腰挂盒子枪的卫兵，他一登台，卫兵就立即分左右站开，隔一段距离站一个，一直站到了楼梯的下面。他们两眼紧盯着会场上的听众，虎视眈眈。学校虽然通知学生今天听演讲，任何事都不能离座，不过学生没有想到是何键，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架势，心里发慌，哪里还有心思听讲，所以何键讲了些什么，她们都忘记了。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吓得尿了裤子。此后提起，师生都很不开心。
有一年，蒋介石来长沙，长沙各个学校的高中学生都被集中起来，听他演讲或者干脆说是“训话”。在一个很大的礼堂里，男女学生坐得满满的，福湘女中的学生坐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她们看不清楚蒋的模样，因为没有扩音器，她们也听不清蒋讲了什么，只记得当时蒋正在讲话，突然有一个男生站起来，大喊了一声“报告”，蒋问：“什么事？”这个男生弯下腰，满面痛苦地说：“我肚子痛。”蒋说了一句：“让他下去。”该男生就出去了，当时也没有人注意。
原来，真实情况是这个男生与同学打赌，他所在的学校队伍排好之后，他忽然对同学说：“今天我想和蒋委员长谈谈。”旁边的同学说：“开玩笑，你哪有资格？！”“我一定要和他谈谈，如果谈上了，赌什么？”接下来就发生了上面的这一幕。君临天下的蒋介石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个中学生开了一番玩笑。大人物何键到中学演讲的架势把学生吓得尿裤子，更大的人物蒋介石却被学生游戏了一通浑然不觉。这都是那个时代发生在长沙的小故事，也许不起眼，却永留在当年中学生的记忆深处。福湘女中的毕业生殷达在编著《福湘史话——湖南私立福湘女中校园散步》一书时，记下了这些真实的点点滴滴。
福湘女中虽然可以邀请何键演讲，但和同时代的许多学校一样，它在权势面前其实并不那么低眉顺眼的。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湖南一个大官有两个女儿同时来投考，姐姐被录取了，妹妹却被淘汰了。那位大官愿意捐给学校一笔巨款，条件就是录取小女儿，学校没有接受，理由是学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哪怕巨金也改变不了这个简单的原则。第二年，妹妹也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考进来。此事在学生中曾被传为佳话，只是那位官员的名字没有被记住。
“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
一代法学家吴经熊1920年留学美国，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得到霍姆斯大法官的赏识，当时霍姆斯已年过八十，德高望重，而他只是一个20多岁的普通留学生，他们之间却开始了长达14年的书信往还。霍姆斯的那些来信，对于吴经熊未来的法学生涯和人生道路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虽然不会有一个可以量化的答案，但毫无疑问，这位一脚踏人了前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子，在他学成归国之前，与一位在美国法律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相遇，注定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阅读他们之间的通信时，我一下子就被吴经熊1933年4月2日写给霍姆斯的那封信抓住了-
“在您一生众多的教诲中，我感到最伟大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您将我从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名誉诱惑中解脱出来。本能的冲动是惟一激励着我去创造一种美的、和谐的生活的动力。我初涉人世、阅历浅薄。但我会试着在这张白纸上绘出自己喜爱的画卷。”
那一刻，霍姆斯已92岁高龄，而吴经熊也在中国法学界风生水起，成为民法典的编撰人，也是《宪法草案》（著名的“五五宪草”）起草人，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名望和世俗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反而战战兢兢，以“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告诫自己，这一句话正是声名显赫的霍姆斯大法官给予他的教诲。在古老中国的价值图谱当中，平步青云一直是读书人乃至社会各阶层的人追求的梦，功名之心几千年来始终捆绑着这个民族，有多少人能在内心深处超越这样的企图？即使生前以淡泊名利自许的那些高人，骨子里真正在意的也是身外的名声，特别是死后的名声，就是所谓的“不朽”，人们念兹在兹，想要寻求的三不朽，无论是立功、立德还是立言，说到底都是要给自己求得点什么，要生前，也要死后。一•句话，中国人缺的是一■颗平常心，总想出人头地，做t人，就是不想做一个平常人。所以，吴经熊面对这位令人敬重的异国老人充满感恩地说，正是他将自己“从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名誉诱惑中解脱出来”，只盼望在人生的白纸上画出自己喜爱的画卷来。这样的境界是中国历史中常常匮乏的，是一个重视现世功利、缺乏超越信仰的民族很难企及的。
在吴经熊的回忆录《超越东西方》中，他讲述了信仰上帝的历程，包括如何在信仰上跌倒，如何再站起来的痛苦经历。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法学家在现实与超越之间的彷徨、挣扎和追求，他在致力法学之余，以典雅的“诗经体”将《圣经》中的“诗篇”译成了中文。在他走过的这条路上，自然不能绕过年轻时与霍姆斯相遇的那一段，他为此而无比感恩。他们开始通信不久，他曾在1921年11月23日的信中不卑不亢地写下这句话：“我们年龄差距大，但相对永恒而言，年岁与世纪无足轻重，我们的故土遥距天涯，但相对宇宙而言，海洋与陆地又算得了什么？”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令我心动，他们之间的交往超越了身份、年龄、种族、地位等一切的限制。只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虽然当吴经熊在中国出生的1899年，霍姆斯已在美国发表了传颂久远的那篇演讲《法律与科学及法律中的科学》。
1923年6月2日，吴经熊因申请卡内基国际法奖学金落空而情绪十分低落，给霍姆斯写了一封短信。不久（当月16日），霍姆斯回信安慰他：“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对理想或对有理想的人的考验就是看他在困境中对生活是否还抱有美好的希望，因为人在春风得意之时。难免要高谈阔论。”一个人若在年轻时遇到这样一位历经岁月淘洗、智慧通透的良师益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带给你心灵的帮助，那是何等美善的事，吴经熊是幸运的。他遇到了。1924年4月，当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服务前，他写信给尊敬的霍姆斯：“中国正处于一场大革命的前夕。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知识和思想革命，一次文艺复兴！……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您可以相信您播撒的种子将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获得丰收。”带着忘年交霍姆斯极为珍贵的教诲和不可替代的友情，他将自己的专业和才华献给祖国，在跌宕不定的大变动时代里，一位随时有机会平步青云的留美法学博士，念念不忘的是老人那一句话：“永远不要期望平步青云！”他无比珍视这一“最伟大的教诲”。
“赤都’’娱乐中的个人生活。1934年，苏联还在斯大林的鼎盛时代，世界上或许还没有人想象过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半个多世纪后就会崩解„在人类未曾见识过的新制度之下，那里的人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许多人对此怀着好奇心。踏上那块土地，亲眼看一看，对以研究历史为业的蒋廷黻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今天重读他当年从苏联寄回来，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系列随笔，苏联的方方面面都吸引着他的眼睛。让他感到新鲜„尽管他走马观花，看到的大致只是表象，但作为历史，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之处。其中有一篇《赤都的娱乐》，是他对莫斯科娱乐生活的观察。
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
爱看戏是俄国人的传统，即使到了苏联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变。他在“革命戏院”看过一出题为《个人生活》的戏。一个工厂的经理是个十二分热心的共产党人，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厂里的事务，就连衣服破了、胡子长了、头发乱了。他都顾不上，更不用说陪太太和女儿出去玩玩了。太太却是好玩的，十七八岁的女儿也是好美的。终于，夫妻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冲突，太太到党组织去告发了他，说他蔑视女权。同时他女儿也出了事，她竟然饿了三天，省下钱，去买了双丝袜子，也被人告发到党组织。党组织开会讨论，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现在全世界的劳工都受压迫，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活跃。我们应该节衣缩食。努力奋斗。还想穿丝袜吗？这位同志显然不明革命党人的天职。衣服像我这样的简朴不就够了吗？（与会者大笑）我提议开除她的党籍。”其他同志却不以她的这种议论为然，他们认为党员也应该有“个人生活”。有人批评经理说：“做经理同时也要做人，外表不整、家庭不理不一定就能做个好经理。”戏的内容确实很简单，戏的结尾却很有意思。一位男同志对买丝袜的经理女儿说：•‘你这事虽可原谅，我看你还不深知马克思主义。让我尽点义务，每天教你一点钟的《资本论》，同志们是应该这样彼此相助的。”不过，到后来他并没有辅导她去读《资本论》，而是答应了结婚之前替她买三双袜子和一件新外衣。
蒋廷黻在文中感慨：“我们虽不能说苏联从马克思降到丝袜了，我们可以说苏联的人觉得马克思和丝袜子可以同时并行。”他听说莫斯科就有50多个戏院大戏院”是昔日帝王贵族富翁的消遣之所，仍保留着当年的御厢。作为政府招待贵宾之用。踏进这些戏院免不了使人想起“十月革命”以前这里生活的繁华。有个美国游客甚至对他说：“我如能够一见当年这院任何一夜所见过的美人和美人的妆饰及她们的同伴的衣冠，我觉得费几万几十万也是值得的。”有内行人告诉他，其实，那时莫斯科的音乐及歌舞。并不在当年之下。当时做国际业务的“外客旅行社”组织了一个“莫斯科戏院旬”，吸引欧美的戏剧专家纷纷前来，他们都对苏联的戏剧艺术十分佩服。
他发现，政府并没有把戏剧都当作宣传工具，像《个人生活》这样具有宣传色彩的只是一部分，而且也有戏剧的意味，并不特别枯燥。大部分戏与任何政治的、经济的主义或运动没有丝毫关系。他在“大戏院”看过三次舞剧，没有一次是带点宣传性质的，其中有两剧都是神话故事。古典戏剧在当时的莫斯科盛行，包括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在上演。
夜戏一般从晚上7点30分到11点左右，晚上11点以后，莫斯科人的夜生活才真正开始，人们三五成群地跑进咖啡馆、饭店。吃喝，跳舞，听音乐。娱乐场所最讲究的是音乐，所以它们的广告只提乐队或舞女的名字。当时最盛行的音乐是爵士，其次是吉普赛的民族歌舞。棒球、足球、网球等各种比赛也是当地民众最要紧的娱乐。他曾在莫斯科看过一次足球。“赤都”的两份大报向来不登琐事，却尽量发表体育新闻，苏联崇尚运动的风气很像英美。最令他惊讶的是赛马。他以为赛马、赌马是资产阶级的投机事业之一，没有想到生平第一次看赛马居然在社会主义的莫斯科。他发现，那里最普遍的娱乐还是逛街。每到休息日，街上总是人山人海，人们没有一定目的，走到哪里算哪里。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买双丝袜都有可能被告发，个人生活的空间确乎很小。然而在娱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对艺术的热忱没有因为革命而消失，而且可以看到娱乐中还是有个人生活。这种对个人生活的追求，是任何制度都改变不了的。蒋廷黻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对苏联的制度尝试无疑保持着深深的警惕，他的苏联之行，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到列宁格勒，并没有看到斯大林时代严酷的一面，他只是如实地记录了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娱乐中的个人生活，就是他看到的那个社会最温暖、最有人味的一面。
段祺瑞庐山谈国事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死了那么多青年学生和无辜市民，不管背景多么复杂，开枪杀人，段祺瑞身为执政，永远难辞其咎。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政变中黯然下台。“北洋之虎”从此离开权力舞台，闲居天津，以下围棋、念佛经打发光阴，很少出门。有人说，他这是闭门思过。“三一八”惨案确实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一个污点，“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的利诱威逼面前，他却经受住了考验，保住了晚节。
1931年11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与他多次接触，要提供500万元活动经费支持他出关，去东北建立“满洲国”，因为他拒绝了，日本人才盯上溥仪。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个有骨气、有操守的中国人。当他于1933年1月20日飘然南下时，《大公报》专门发表一篇社评《送段芝泉先生南行》，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此行是举国团结的新象征。这一年他已69岁。
对段棋瑞这样一个重要的在野领袖留在北方。蒋介石始终不放心，担心他被日本人挟持，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带亲笔信前往天津，劝说他“南下颐养”。他表示如果自己南下对国事有益，随时可以动身。当他到达南京时，蒋介石下令少将以上军人戎装整齐渡江到浦口车站•自己则在下关码头亲自迎接，执弟子礼甚恭。
1934年春天，段棋瑞在上海患了很严重的胃出血。这年夏天，江南大热，蒋介石安排他上庐山避暑。每天早晨，他先作禅课，然后用茶点，午前睡一会儿，再吃午饭，然后以下棋、看书作为消遣。到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得知他在山上，岂能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
王芸生第一次见到70岁的段氏时，段式穿着蓝绸长衫，面容瘦削，精神却很好，虽有点儿重听，应答却毫无迟钝。略为寒暄之后，王即转入正题，问他对国事的感想。他回答说，治国之道很简单，“维持人民，提倡商业”八个字而已。看现在的政令，哪一件不是剥削人民的？商业情形，人超年年增加，而平津一带的商店多少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多赔累不堪。这样下去，国 ▲晚年的段祺S哪能好？他说给蒋介石回信时的一首诗，都还能背得出来：忧乐与好恶，原尽与民同。三章法定汉，民足国不穷。兴邦用顺守，世民竟全功。提倡兴百业，四海扬仁风。
大致意思也就是他上面说的八个字^“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他觉得现在的政府是议论多而效果少。他接着说：“现在中国无第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蒋先生是站在二等边上的。就治军论，蒋先生当然是个人才。”说起蒋历时数年，统兵数十万，没能将江西的红军肃清，他感叹“中国事之难为可知”。
王芸生在写《赣行杂记》时，这一节就以《合肥座上论人才》为题。就在段祺瑞毫无顾忌地议论蒋介石只是“二等边上”的人才时，蒋派人送来了一篮故乡浙江奉化的桃子。他很开心，要大家尝尝。吃了水多味美的奉化桃，他继续说：“中国事，坏在一般人的我见太深。”汪精卫去上海看他时，他当面就说：“现在不是讲吾的时候了！”他笑着对王说：“现在不讲‘吾’的，除了‘吾’还有谁？”又说：“治国如防水，大堤一决。就难再防堵了。”这些心得，无疑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即便如今看来，也值得人们仔细斟酌。
年轻的王芸生因国难当头之际编了《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而声名鹊起。段祺瑞说：“已看过，很好。”此时离“七七”事变引发全面抗战还有三年，问及中日关系将推演至何种地步。他回答：“这话很难说。中国本无亡国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国之途以趋。中国吃亏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于4小’与‘穷’。中国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与穷，故拼命苦干。日人的妄念太重，当然有碰钉子的那一天。不过中国人若长此泄沓，前途实难乐观。”此次谈话虽只有30分钟。内容却不少。王告辞出来，回望段氏的住处，转眼已在云雾笼罩之中。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故。
黄郛：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
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中初露头角，1924年与冯玉祥策划“首都革命”，推倒贿选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黄郛在民国史上也曾叱咤一时。如果不是因为盟弟蒋介石在1927年的崛起，黄郛几次介入中日谈判，他不会背上骂名，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1928年之后，他隐居莫干山，在“白云山馆”过着平静的山居生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觊觎日甚一日，局势危急，蒋介石再次想到了他这位“曰本通”盟兄，任命他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北上应对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
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在风雨飘摇中又拖了几年，功过是非，如今看来绝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可以评定的，然而，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是一片骂声，“卖国”之类的砖头纷纷砸向他。这样的结果他在北上之前其实就已料到了，但他既抱定“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即便万千唾骂集于一身也只能在所不顾了。
1934年夏天，黄郛正好在庐山避暑，有不再北返的念头。后来成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前往庐山，和他详谈过两次，除了在当时的报纸上做了报道外，《赣行杂记》中也记下了他们聊天的一些内容，现在看来仍是很好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了解历史的不同侧面。
王芸生第一次找他，说北方人多盼他早去，希望他能减轻战区民众的痛苦。他在感慨“恐怕无补于大局呵”之后说：“这一年来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却须时时对内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到北平，日本人认为他既然没有办法，还不如趁早躲开，免得碍他们的事，一球拍要把他拍到南方来。而他到了南方，人们都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又要一球拍把他拍回北方去。他有个说法：日本人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的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所谓北平政整会只是个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就是与虎狼打交道，随时都可能被吞噬，而且北方各省什么事都可以找上来，结果却又是什么也管不了。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个人毁誉还是小事。王芸生安慰他“外交家在胜利中求收获易，在失败中而不偾事难”，他说自己如果为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国家需要他唱这出戏，他只能牺牲个人。自己已经55岁，大小的官都做过，已无所求。“我以为国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诀：（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关，（三）勒紧肚带。大家能本此三点奋斗下去，国家前途才有希望。”
他们第二次谈话时，王芸生发现他的态度积极多了。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在庐山住了许久，觉得这里确是热忱努力的干，这或者是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当时蒋介石等都在庐山办公。他问王在庐山上住了多日，感想如何，王的回答是“很有朝气”。他说，华北最大的危机是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将华北放弃，认为已无可救药，一切都趋向消极。所以，要想挽救华北，首先要革除这种心理，尽心尽力去做，归根结底，中央与地方应该共同努力。
黄郛此次南下，本来就是一种消极的表示。与他接近的朋友也认为，以他的资望才力，可以为国家做其他的事，何必去北平敷衍关东军？可是在国家危亡的关头需要他这样一个人去北平与日本人周旋，明知这是往火坑里跳，他也只能牺牲自己。
等到王芸生写《赣行杂记》时，他已下山，即将起身北上。对他抱有同情的王氏说：“我们并不奢望他施展新猷，但使北方少些国际纠纷，减些民众痛苦，说来虽似平常，实是不朽功业！” ▲黄郭手札历史的风烟散尽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黄郛在庐山上对王芸生说的那些话，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国家出路的三句要诀。放在许多时候都不失其价值。
庐山上的邮电检查
庐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因为蒋介石喜欢夏天上那里办公，各路军政要员上山汇报、请示，络绎道上，牯岭成了政治中心，号称“夏都”，聚居三四万人，光是轿夫就有4000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热闹非凡。而且五脏俱全。由于各路军政要人云集，电报局业务忙碌，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充分领教了邮电检查的厉害，在《赣行杂记》中抱怨说，庐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邮电检查自然特别严密，但有时不免流于苛细。
那年8月30日，当时中国外交界的两颗大星颜惠庆、顾维钧上庐山，正巧被他撞上。第二天，他见到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匆匆谈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此外交紧急的时候，一般国人多觉得顾先生和颜先生不宜久在国内勾留。”顾听了这话不甚谓然，认为中国人没有知识，驻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国外。旋又掉转话题道：“我们也有苦衷，我们在外边办事，等于是留声机的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且外交也是一种战争，大本营如不决定战略，一任前线各自为战。其害更甚于不战。我这次归国，一为向政府请示方针，同时顺便到各地视察，借以明了国内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