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他去发电报，把和顾维钧的谈话发给《大公报》。其中就有这么一句：“余等仅为留声机之喇机，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检查员一看就删掉了。他对此很不满。认为检查员滥用职权，按照新闻检查的范围只应该限于军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领袖行踪，这个关于留声机的比喻究竟与国家大计有什么关系？他本以为是牯岭的邮电检查特別严苛。没想到中途汉口的邮电检查更离谱。有两次他给报社发的新闻电稿，牯岭已经放行，到了汉口电报局中转时却被扣留了。他在庐山接到通知，赶紧去找有关当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岭局电告汉口局放行，几经周折，等电报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感叹：“一个电报，先经发报地的检扣，又经收报地的检扣，中间还要经转报地的路劫，真是难如登天。假使检查员真有见识，也还令人佩服，往往问题发生在情理和常识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汉口电报局扣留了三天经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个电报，是他在庐山上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采访，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奖勉政府，鼓励人民，完全是有利于政府的宣传，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情拦劫。
他和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陈芷町说起新闻检查的问题，认为政府对于一个问题的发生，不要尽是消极地叫报馆不要登，应该积极地告诉报馆怎样登。政府要实行新闻统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国通讯社及报纸遍布国内，本国报不登的事情，外报传得更厉害。譬如当时关于四川军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报纸登载，外边揣测纷纷，甚至以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许报纸报道四川的情况，人心反倒安定下来了。
办报出身的陈芷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王芸生的用意无非希望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给新闻界更大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越能防止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流传。但他提出的“积极办法”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如果每则新闻都要由政府告诉报馆应该怎样报道，各报馆的自主性同样将受到严重影响，自由报道的可能性未必会加大。结果很可能不是离新闻自由近了，而是离新闻自由远了。王芸生在庐山上曾两次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谈了半个小时，第二次谈了一个小时。他用了六个字来概括蒋给他的印象：“虚怀，热诚，苦干。”他了解到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约人谈话。蒋请人吃饭很简单，常常只有几样菜不美而且不丰”，所以许多人都要先吃些东西再去赴蒋之约。张学良感慨地说：“他太苦了，整天的在严肃的态度下见人治事，毫无舒展个人兴趣的余地。亏得他，换个人谁也受不了。”然而，仅仅从邮电检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蒋治下的中国与真正开放的现代社会仍有距离，他还在旧传统中打转。
一个1893年人的“三原则”
左舜生也是一个1893年人，他最后成了一位历史学家，他前半生的经历非常丰富，非常多姿多彩。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来是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曾”是曾琦，“李”是李璜。在国民党掌权时代，这个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也是国民党压制的对象之一，长期处于半公开状态。他们办了一份有名的《醒狮周报》，上面印有一头狮子，因此被称为“醒狮派”，一般他们也以这个名目公开对外。办党始终不是左舜生的职业，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同时也是复旦大学等大学的教授。
情况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渐渐有了变化，大约1933年到1934年之间，蒋介石两度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有机会与他见面谈谈。当时，他认为国民党与青年党还是有相当距离，怕引起其他同志的误会，加上蒋所托的人虽然与他很熟，但无深交，并不十分信赖，所以迟迟没有答复。到了1934年春天，他接到蒋介石从杭州发来的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他这才和曾琦（慕韩）商量。这个曾琦是他佩服的人，多年后，蒋当面问他曾琦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如此回答：“慕韩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他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久居过法国，但他的思想相当保守。他对4五四’以来新思潮不重视；连白话文运动他也不理会，他依然写古文，做旧诗。他以一个不名一钱的穷书生，居然创建了一个党，已有二三万个党员……他有一个特长，便是‘长于组织’，也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当他征求曾琦的意见时，曾说：“一个在野党人和执政党的当局见面，这是再寻常没有的，你尽可以去。”他问：“万一因我和蒋先生见面，演变到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您的态度怎样呢？”曾琦的回答更干脆：“现在国难如此严重，日本军阀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为时必不在远，最后我们除抵抗以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到那时候，全国无论任何党派或个人。都非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不可，我们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党，当然必须与国民党一致，您先去做一个底子当然更好。”他说：“您既赞成我去，而且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我便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我们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我们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摇。二，我自己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曾琦考虑了一下，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三点。
当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他认为，蒋除了以前和共产党人交过手以外，与另一个党派的人见面，他也许是较早的一人。蒋小病初愈，和他谈话并不多，临别时，蒋似乎意犹未尽，恳切表示，希望保持通信。他回到上海后，曾琦问起他对蒋的印象，他说：“蒋先生病后精神已很好，他正以全神贯注在国家的大问题，无疑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山居的生活简单朴素，待人很亲切，看不出有什么难于接近的架子。”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把各党派领袖、各界社会名流都网罗到了“国民参政会”当中，曾琦、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的头面人物都在其中，终于有了书生问政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对待青年党之类的在野党派。大致上是拉拢上层人物，打压基层党员的活动，不让在野党派在地方上有政治发展的空间。李璜气愤地说：“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在地方上活动，而青年党则不可，这岂不是只许国民党放火，不许青年党点灯？”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中华民国诞生时，南京只有一辆汽车，就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专车。有一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开着空车轧死了一个行人，南京警察总监吴忠信接到报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机和汽车。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说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办理，最后这位总务局长到警察厅办理了赔偿手续才算了结。
吴忠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来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国难当头、时局艰难之际，家乡安徽上一年刚刚遭遇大水，民生凋敝，疮痍满目，匪患严重，省财政捉襟见肘，机关发不出工资，有些学校都停了课，49岁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他以“清慎廉干”四个字为自己的施政要领，第一步先从取消特种营业税、裁处米捐开始，兴水利、修公路。整顿各级学校，到当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转。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辞职，但没有获准。
他有一种想法，要想繁荣社会，必须从“裕民”人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预算从1600万元减到900多万元。
他修了从芜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对外交通便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恢复，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准许。实际上他辞职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为桑梓服务，但是有一批人专门捣乱，不是今天要某县缺，就是明天要某关卡，我对他们一律术买账的，他们就遇事兴风作浪，来反对我，最后，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他们抓来，依法办理；一是我只有不干这个主席。可是我考虑结果，我如采取第一办法，不但难为皖人所谅解，就是我的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辞职。”
可见官难做，即使贵为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不得已的难言苦衷，甚至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下属，就是整天包围着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要想拒绝这种包围都很难，辞职是洁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简单的途径。官僚政治的逻辑实在可怕，除非能跳出这个框架，产生新的制度，这却是吴忠信做不到的。
1935年，他受命出任贵州省主席，和他初到安徽的情况相同，也是财政枯竭，百废待举，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之后采取了如下施政举措：一是整饬吏治；二是发展教育；三是人事公开、财政公开，确立会计制度；四是禁绝烟毒；五是肃清匪患；六是积极修筑连接本省与邻近各省的公路。“建设以交通为先，教育以职业为重”是他立定的宗旨，全省预算的三分之一都用作这两个方面的经费，地质调查所、农事试验场都在他主政时发挥作用。目的就是要开发地下、地上的各种资源，改善当地经济，他决心“为贵州作远大的建设”。他去南京开会，本来可以乘飞机，但他想顺便考察沿途情况，所以乘汽车从尚未正式通车的川黔公路出行，正逢阴雨天，道路泥泞，汽车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时临峭壁，危险无比，还要忍受饥渴，随行的人心中叫苦，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
他在贵阳身居省府，除了一颗大印，四壁萧然，只有庭院里的两株紫薇是他的最爱。东边的一株据说有400年以上的历史，西边的一株也有200多年的光景。秋天花开之时，红紫相间，芳香随风而动，灿烂不可言说。他盘桓花下，常常不忍离开。他嘱咐身边的人，对这两株花要好好地保护，使它们能历久弥荣。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他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素有渊源，本来就是蒋介石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他主动提出辞职。抗战之前，他两度出任省主席，为时都很短。他曾给自己一个评价：“曾带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事绝不敷衍，更不肯向恶势力让步”。离开贵州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两株紫薇，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倘无贡献于社会国家，反不若此类无知的花木。”
权力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沈从文的长篇杰作《长河》嘲讽了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朴实的湘西乡人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新生活”，就是对这个称呼也感到莫名其妙，以为是一群人、一个军队之类。一位妇女得知“新生活”要来了，十分担忧，她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问了许多人也说不明白。一位老水手同样对“新生活”抱有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要有些变化。湘西人实在是被折腾怕了，之前，又是土匪，又是共产党的苏维埃，又是“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一点风吹草动，新名词、新运动都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等到新生活运动在湘西小城实施，人们看到的只是些不切实际的可笑之举，比如强行规定乡下人走路要靠左，不然要打膝关节，不扣纽扣也得挨罚，等等。
《长河》也因此被国民党图书审查官认为“思想不妥”，辗转交涉，作了删节，最后才得发行。沈从文的小说固然出于虚构，湘西老乡对“新生活”的那种惧怕心态却是真实的。“新生活运动”到底有什么内容，很少有人去研究，我在翻旧报纸时发现，到了铁血抗战时期，报纸还在纪念“新生活运动”多少周年。
这个运动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的，进而推广到全国，目的是想用最简易、最急切的方法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习性，也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礼义廉耻”标准重塑国民的行为规范。当时，他雄心勃勃，要把江西造成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这年2月19日，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新生活运动”，希望从江西尤其是南昌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心目中的“新生活”就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概括说，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和本能……”，军事化的“新生活”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比如如何走路，以冷水洗脸，不吸烟，不擦香水，不歪戴帽子，不蓬着头发，不拖着鞋子，纽扣不能不扣，养成不随地吐痰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等等。
《新生活运动纲要》对礼义廉耻作了明确的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后来蒋介石重新解释为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围绕着这个核心，除去不合理的生活，代之以合理的生活，使国民做到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从而达到生活合理化，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把雪耻复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首要课题。
从一开始，这个运动就由“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持，蒋介石本人担任会长，宋美龄任指导长，大批高官或为指导员，或为干事。可以说，运动在国民党内得到许多人的呼应。1939年，抗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于右任表示，由“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而养成“负责任”和“守纪律”的现代文明生活习惯，可以扫除和代替以往“萎靡、污秽、腐败、浪漫、颓唐、懒惰、豪奢、虚伪和无秩序”的野蛮生活，认为“新生活运动”推行五年以来成绩显著，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对于抵抗强敌人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有人把“新生活运动”看作是蒋介石寻求中国国民现代化的举措，“一国的国民惟有现代化，才配做独立自由的国民，国民能独立自由，国家才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金善宝）。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当年作出这些判断是否言不由衷。今天，我们能在这个运动中看到的只是返回“礼义廉耻”传统的努力，并不是一条通往现代公民之路。“新生活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价值错置，其中强调的那些个人生活规范，都只是为了有规矩、服从、守纪律，而没有自主地为这个社会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这类内容，也就是说，“新生活运动”倡导的价值不是现代的，即使表面看去有一点，那也只是现代之末，而无现代之本。自清末民初以来，经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以及基督教青年会推行的公民教育，公民观念，对于受过教育的国人来说，已经并不陌生。即便国民党上台以后，塞入了一些“三民主义”的说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中小学公民教育状况。“新生活运动”离开公民教育，而奢望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重塑一代新国民，本质上不是要培育现代化的国民，而只是想训练听话的工具。这是权力主导的、大规模改变私人生活规范的一次尝试，完全依靠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在公众当中并没有激起多少反响。有之，也类似于沈从文笔下人们的反应^
蒋介石少了一个“弘”字
1934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的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在中华书局做了十年编辑、在复旦大学教过四年书的左舜生，虽然早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因为信仰国家主义，而投身被外界叫作“醒狮派”的中国青年党，但始终只是一个书生，最后也是历史学家。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行事仅限于远距离的观察，对蒋为人的了解也都是来自传闻，所以他在直接见蒋之前，希望多一些了解，就登门拜访了熟悉蒋介石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方震）。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近代军界的前辈，在日本留学时，曾与蔡锷等并列为“士官三杰”，深受梁启超的器重。因为他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门生遍及全国，对后起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当然了解不少，因为与吴佩孚的一段关系，也曾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疑虑。左舜生希望他能抛开个人恩怨，客观地评价一下蒋介石其人。
蒋百里在自家的客厅里点燃一根烟，徐徐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很从容地说：“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从来不讲所谓个人恩怨，您知道我认识南北的高级军人很多，有少数而且是我的学生。以我观察，在今天全国高级军人中，遇着一个相当严重或复杂的问题，能以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当机立断，似无一人能出蒋先生之右，今后只看他统筹全局的方略如何。”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一个人很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先生崛起黄埔，黄埔生在北伐一幕，因为主义的熏陶与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现很不错，但这究竟是打国内战争，今天一个现代的强国，对军事教育的水准，提得很高，日本一个师团长，除必须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外。还要积有长期的资历，才能得到这样高级军职。以黄埔的课程而论，要学生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师以上的军，甚至十万二十万的方面军去从事国际战争，我还是希望蒋先生出以审慎。”他的这个判断当然是站在军事学的角度上。
随后，左舜生又去拜访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个偶然的机会，1934年春天，黄郛因为签订《塘沽协定》，受千夫所指。黯然自北平南下，准备返回莫干山隐居，在火车上意外地读到了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短评，对他却有持平之论、同情之理解。他一路打听这个署名“仲平”的作者是谁。直到后来从上海一个亲戚那里才得知这是左舜生的笔名，便托亲戚邀请左上莫干山一游。左舜生知道黄、蒋是昆季之交，于是在黄的一个旧部陪同下，上了莫干山。黄郛健谈，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4点以后，将一生风云、黄蒋交谊说了个大概，特别讲到当年协助蒋介石击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劲旅，北伐初成，蒋政权在握之后，他辞归莫干山隐居，临别之际，蒋曾单独问他：“今后我所应持的态度怎样？”黄郛回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工夫。”这是朋友之间的临别赠言，是真正的肺腑之言，不是官场的虚应客套，所以话说得直白，没有遮掩。亲耳听到这番话的历史学家左舜生，一直记得很清楚，连语气都记得。可以说，蒋始终少了一个“弘”字。十年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观察蒋的为人处世之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量”和“胆”，都与一个“弘”字连在一起。
黄郛当年的谈笑风生，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位北洋时代做过内阁总理、摄政临时大总统，国民党时代做过上海市长、外交总长的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真是太可惜了，好在他的爱侣沈亦云有一本《亦云回忆》。莫干山上的黄郛别墅名为“白云山馆”，“白”取自他的字“膺白”，“云”取自沈亦云的名字。在一个纷乱的年代，他们有幸抛开俗务，在山上度过一段宁静的神仙眷侣生活。2005年9月，我初上莫干山，看见“白云山馆”后面他们当年手植的山茶花犹在。
陈布雷日记中的浙大学潮
陈布雷由一位报人而受蒋介石赏识，成为蒋最重要的幕僚之一，蒋对他信赖有加，他却从未利用这种信赖为个人谋私利，因此赢得各方敬重，而他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许多事情上，他给蒋的建议也总是善意的、建设性的。1936年初，他在杭州小莲庄休养时，浙江大学的学潮已蔓延多时，难以平息，连他儿子也卷进去了。
1933年4月出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是个心理学家，在管理上却完全不顾学生心理，所推行的军事化管理令许多学生不满，“衣冠不整”就可以着令学生退学，学生与老师在运动场上发生一点口角，就要开除学生。包括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内的许多教授因对郭不满而纷纷离开浙大。这次学潮的直接起因则是1935年12月20日浙大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到南京请愿，在火车站遭到大批军警阻拦，12个学生被捕，经学生抗争而获释，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代表省党部和省政府向学生公开道歉。可是当学生回校时，郭任远却布告开除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和副主席杨国华（分别是浙大农学院、工学院的学生），由此激怒了学生。
从陈布雷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忧虑，也可以看到他为化解学潮所做的种种努力，虽然他常常只是记录，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1936年1月3日，他记着：“此次浙大学潮，由爱国运动而转移于反对校长，初起时闻泉儿并未参与，嗣以同学情感激昂，举动逾分，学生中之稳健者感于前途危险，旷日持久，将于学校不利，遂由旁观地位起而主张。……泉儿天性谨愿，自近日观之，乃为该校学生运动之中坚，殊出乎意料之外。”他儿子告诉他，自己本来是温和派，到学潮后阶段才成为积极参与者，目的就是想抑制激烈派，让他们不要太过分。
1月17日，有人来访，谈及学生运动的趋势和浙大学潮前后种种，他在日记中称“多杞忧之言”。蒋介石来到杭州，1月20日，他们在西湖边的澄庐见面时，正好郭任远来了。蒋决定次日去浙大视察。1月21日，由陈布雷陪同蒋到浙大，日记所记比较详细，到校门口。“见学生有服军训制服者，有服学生装者，三三五五候于门首。下车人大门•则另有一队肃立行礼”。先到校长办公室与教职员见面，蒋训话约半小时。接着三位学生代表来见（包括被开除的施尔宜、杨国华），他们声明三点：一、郭校长自请辞职，学生未有驱校长行动；二、校务会议系部令教职员组织，非学生所组织；三、始终没有停课。他们请蒋到礼堂训话，学生约有300人到场。蒋讲话后先离开。他在日记中还记了一条：“蒋先生对施、杨二生，拟许其悔过自新。”
次日早上，陈布雷去澄庐向蒋报告浙大情形，午饭前他又去了一趟澄庐，陪蒋接见施尔宜、杨国华等四位浙大学生代表。谈了些什么，他在日记中没有记，但从蒋几次接见学生代表可以推知，其态度还是想缓和，不是一定要开除这两个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已经不容易了。
2月10日下午，刚从杭州回到南京的陈布雷在谒见蒋介石时＿首先报告浙大近状。2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着：“昨日接浙大郭校长来电，报告该校学生十一日晚又开大会，以援助上海被难工人为名，议决停课，出发京沪宣传云云。今晨询教部王（世杰）部长，知部中已有严厉电令，且闻今日已上课，遂不另拟办。”当天下午他向蒋汇报时，也把浙大近事排在最前面。
这次浙大学潮，以不受学生欢迎的郭任远离开，浙籍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新校长而告终。竺可桢被选中，与陈布雷等多人推荐大有关系，其中陈布雷的作用应该最大。据2月17日的竺可桢日记，先是翁文灏告诉他要他做浙大校长，他向蔡元培征求意见，并问是否要去看蒋。蔡以为能不往浙大最好，但蒋那里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即可。相隔几天（21日），竺可桢见蒋就是陈布雷陪同的，陈在日记中说：“蒋先生以浙大校长事征藕舫（竺可桢）同意，藕舫谦辞，结果允考虑后答复。”同一天的竺日记说，自己告诉蒋，须与蔡元培先生谈后方能决定。而蒋很急，希望他马上答应。
2月22日，陈布雷见了蒋介石之后，去找王世杰，顺便又谈浙大近状，可见他一直关心此事。当前一天竺可桢问及浙大情况时，他的回答是：“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操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他早年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就是浙大前身，现在他儿子又在这里上学。对母校的感情，对家乡这所重要大学的维护，无疑是他为解决此次学潮忧心和建言的出发点。
“这与你无涉”1932年12月，史量才起用28岁的黎烈文改革老牌的《申报》之《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衣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有“东洋人”中的“东”字都换成了“X”，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出庭应诉。因为那个“X”，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X”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审查官抽文章而开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官打了个大红“X”，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后来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萧乾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鲜活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期刊的精、气、神。
鲁迅与顾颉刚到底有何过节
读《鲁迅全集》，鲁迅对历史学家顾颉刚有很多尖刻的讽刺，甚至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过与孙伏园的通信，说顾颉刚反对国民党。原文是：“我真想不到，那个反对民党使兼士（指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也到这里作教授了。天下老鸦一般黑，我只得走开了！”（《鲁迅全集》没有收人。）气得顾颉刚要起诉鲁迅，写信要鲁迅别离开广州，等他回去对簿公堂。鲁迅回信嘲讽，拒绝留在广东待讼。他买了鲁迅所有的著作来读，在日记中说：“乃活现一尖酸刻薄、说冷话而不负责之人。”“鲁迅有三个主义：（1）架子，（2）金钱，（3）党派。”鲁迅比顾颉刚大12岁，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致双方纠结如此之深？过去有过种种猜测，取攻势的鲁迅并没有明说，顾颉刚这些话都是写在日记当中，1927年3月1日这天写得比较详细：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总之，他不许别人好，要他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第一人，永远享有自己的骄傲与他人的崇拜。这种思想实在是极旧的思想，他号‘‘时代之先驱者而有此，洵青年之盲目也。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遇问而已，何必妒我忌我。
关于第一条，他在不久前2月11日的日记中说：“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陈西滢），《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4月19日，他到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在此，造了我许多谣言（例如说我为研究系，称胡适之为世界上第一好人、陈通伯为世界上第二好人，作北大的书记等）。孟真（即傅斯年）谓他恨我过于免他教育部佥事职之章士钊”。
顾颉刚所列其他几条理由，未必令鲁迅对他如此耿耿，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则确实伤害了鲁迅。陈西滢1926年在《晨报副刊》公开指出，鲁迅对此有过正式回应，在《语丝》周刊发表的《不是信》中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
同。”他认为虽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抄袭说是对他的羞辱。胡适在鲁迅身后写给苏雪林的信里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假工译出了……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陈西滢误信张凤举之说，从顾颉刚日记可知，鲁迅似乎知道此话源自顾颉刚，难怪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能原谅。
相隔几十年，鲁迅身后的形象已被神化。1973年7月11日，顾颉刚追忆往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很长的话，他听人说。鲁迅最后十年在上海，“最恨之人，非胡适与陈源，亦非杨荫榆与章士钊，乃是顾颉刚一人耳”。他分析鲁迅的心态，特别是“心理之沉郁”，甚至借用了鲁迅当初批杨荫榆的“准寡妇”一词，称其早年有“准鳏夫”心理。他提及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说“阿Q”的读音只有待于“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证，当时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帮助胡适收集了很多文字资料，鲁迅到中山大学说“顾颉刚是胡适的书记”就是因此，其实那些年，顾颉刚已发表了大量古史、故事、歌谣、风俗等方面的论文。傅斯年当时即说：“外国大学者中尽多是由作人书记起家，何况颉刚只做北大助教，并非胡适私人书记。”很奇怪，此文未及《中国小说史略》，大约他已知抄袭说不成立。
最后他说：“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鲁迅其人其文受到的关注远过于顾颉刚，听听顾颉刚的说法，对于了解这段公案，显然是重要的。
《大公报》评价鲁迅起风波
1936年10月19日，56岁的鲁迅在上海病故。第二天，具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上海版）用大半个版面作了报道，有《鲁迅昨在沪逝世》的消息，有《鲁迅事略及其生平译著》，还有日本作家佐藤春夫谈《鲁迅之作风将影响口本今后文学》，并配了四幅图片，包括鲁迅遗容、鲁迅近照、鲁迅家属合影、力群的鲁迅木刻像。左下角另有一则《悼鲁迅先生》短评，就是这则不足300字的短评引发了一场风波：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风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这篇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王芸生执笔的，按《大公报》惯例，短评和社评一样都是不署名的。此论一出，上海文艺界一片哗然，守灵的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报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编文艺副刊的萧乾愤怒之外，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下报纸就去找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自己的文艺版编不下去了。他认为此文攻击鲁迅，犯了众怒，坚决提出辞职，并要求报社刊出道歉启事。两人最后商量的结果是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悼念文章，作为弥补：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此文由萧乾执笔，经胡政之亲自修改，带有社评性质，再配上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容，〗〇月26日刊登在文艺版的正中位置，用的是大号楷体（专栏外本来都是用新五号铅字），对鲁迅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胡找萧乾谈过两次话，其中一次，大谈自己办报的奥秘，大意是说：“我早年是留学日本的。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得兼容并蓄。一家报纸心目中绝不可单纯只有一种读者，那样销路就不会大，影响也就有限了。现在这十四版报纸，各有各的读者。你这个《文艺》版是给青年读者看的。”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28日，《大公报》天津版在《论取缔文艺政策》的社评中对鲁迅就有过类似评价。当时道路传闻鲁迅及一些左翼作家被捕，《大公报》呼吁国民党当局调整文艺政策，奖励、保护所谓“左倾”、“普罗”的新文坛，以养成真正伟大的文学家。文章谈到鲁迅时说，“其作品虽间有讽世疾俗之情感，而尖刻琐细，遗青年以不良之影响”。这个观点和悼念鲁迅的那篇短评如出一辙，都表达了对鲁迅的不满。两天后，《大公报》在1月30日的《读者论坛》上刊登玉棠女士《鲁迅被捕的感想》一文，显然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新思想的先进者”“青年受其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觉醒勇敢起来，若执而问之全国，想来不知有万万的人了”，“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
关于鲁迅被捕只是误传，这样的误传有过几次。鲁迅一直在上海租界生活得好好的，熟悉他的曹聚仁说过一句话，鲁迅的晚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
《大公报》一贯倡导的文风和鲁迅完全不同，鲁迅生前也从未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似乎没有建立什么关系。《大公报》对鲁迅的看法从1931年1月的社评到1936年10月的短评，并没有发生变化，那篇惹起风波的短评代表的也不只是王芸生个人的立场。当然《大公报》内也一直有萧乾等代表的另一种声音。到1944年7月8日、9日，萧乾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由外面看一论我海外宣传政策》，文中说起鲁迅，一些英国人，“曾读到英译的鲁迅及其他新作家的作品，才知道少年中国正在创立一个新的文明。读了鲁迅的作品，他们才知道这新一代的中国已在重估五千年文明的价值。对那些社会黑暗的描写，他们并不吃惊。反而说：‘中国人素尚反省自责，这是大国民风度，这是开明改进的先声。’”。
“老鼠食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芸生因为在《大公报》编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而一举成名，被看作中日问题专家。
1934年夏天，他有机会上庐山，与蒋介石等政要都有直接的接触。就是这一次。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对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好比老鼠食牛，像似很难的；但是这个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样不动弹，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这番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希望中国不要成为一 A王芸生头不动弹的牛，要有点“气”。他和朋友聊天，常常感叹一个“气”字：“中国幅员广大，没有‘气’贯通着，便成许多块不相联系的碎土；中国人口众多，没有‘气’蓬勃着，便不啻一群死人。”此后，他写的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倡导从容赴死主义。他说：“我们在历史上尽管也有文天祥、史可法等动天地、泣鬼神的人物，从容赴死的精神却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
当然，仅有“气”，仅有“从容赴死主义”还是不够的，不能从根子上解决中国的出路。从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抗日战争的大幕即将拉开，立志生平以文章报国的王芸生一连发表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不仅讨论当时迫在眉睫的救国问题，而且讨论更为重要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时刻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为此不停地思考、行动，这只是个常态，王芸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的思考提供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作为一位经历时代风云变幻的报人，一位深人研究过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学者，他在观察、分析问题时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加上他满含热情的文笔，打动了许许多多青年读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与他商榷的人也接连不断，在他自己的文集中附录了不少来信和文章，其中有赞同他的，也有与他论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