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13日，当他在上海写下《四寄北方青年》一文时，与“七七”事变相距已不足四个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即将被日本的炮火中断„但他知道外患终究会成为过去，他希望“救国”只是一个暂时的表述，不是一种做不完的工作，更不希望“救国”成为中国人代代世袭的工作，总要使我们的国家有不用再救的一天。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中心问题仍是现代化，我们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害，而忘记我们的根本使命。他引用当时一位北平青年的来信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今日的中国，需要一种新运动，需要一种现代化中国的新运动。中国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无匹地大人多的国家，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责任，不仅政府要负，一般国民，知识分子，尤其青年中的知识分子，更得去担负。政府应该有胆量有计划的，把这种责任交给知识阶级，而知识阶级也应该有勇气有远见有本领的负起这个大的使命。科学运动，工业建设，消灭文盲，改良农业，成了今曰中国迫切的工作。政府要来做，知识分子更得艰苦的来做，而青年将是这条道路上最有效力的工人。
显然，他是认同这些观点的。他也重视那些与他不同的观点，有误会的给予解释，不能同意的继续深入讨论，深化自己的思考。在关于“联合战线”、“团结建国”等问题上，他与左翼青年都有很多分歧，年轻的顾准当时就曾化名给他写信，解释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他把信附人自己的文章中，并阐明自己的真实想法。无论持有怎样不同的政治立场。在共同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都在寻找共识，寻找民族生存之路，同时又并不因为要救国，就把彼此之间的分歧遮掩起来，而是公开地讨论，把各自的观点、论据、分析都一一呈现在阳光下面。哪怕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态度本身，或许比讨论的内容还要令我们这些未能身历那个时代的人产生更多的感慨。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还能够以充分的理性直面不同的观点，付诸公开的讨论，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因为它一定可以找到自救之路，这样的“牛”是“老鼠”吃不下去的。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他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更有天渊之别。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们的行为，在每一步骤中，必须被统治者的同意，加以审核与决定。”
威尔逊的解释不免太抽象了，我们要的民主究竟是哪种形态？王芸生自问自答说，综合时贤的论点大都倾向于立宪的民选议会的代议制度，他也赞成这种制度，但他知道实现的步骤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适称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但即便是幼稚生也要达到能走路、会提小书包的年龄。“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国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着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先天的缺点。”所以，他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在步骤上却须逐渐地达到，也就是走一条渐进的民主之路。在当时，就是借助孙中山设计的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来推进民主，给国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在体制外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在1937年1月10日写的《再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呼吁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且把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这个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个比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团结全国力量以担当建国的任务了。”
有人批评王芸生对民主的要求不彻底，他解释说，他在这里说的“更……一些”、“比较……的”都含有“逐渐”的意思。他认为逐渐推行民主政治。这是顾及实际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不是马上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但在时间观念上，和他的民主信仰并不矛盾。在1月19日写的《三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又一次提到国民大会，“我虽不敢对国民大会预存多少幻想，但它确是和平递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条大路”。在4月20日写下的《五寄北方青年》中，他说得更详细。当时已确定在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都已在研讨修正中一“我们虽不敢幻想由这个大会中出现一个完善无缺的宪政，但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阶梯，不要放任使它变成一个四肢不灵意志不全的东西。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他的这些主张社会影响很大，就连中共中央宣传代部长凯丰都在延安的《解放》上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然而，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民主要求、“顾到实际的逐渐办法”也未能实现，国民大会安排固然是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但执政的国民党不是没有责任的。延搁十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为共产党、民盟等重要党派的拒绝参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一个阶梯。因为八年抗战、时势的变化，王芸生倡导的这条借助国民大会的渐进民主之路走不通了。
胡政之与张学良
张学良，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牵动着几代国人，是家喻户晓的“少帅”、“西安事变”的主角，被幽禁近60年。相比之下，胡政之就不大为今天的人所知了。其实在1949年前的中国，办《大公报》成功的胡政之也曾闻名遐迩，特别在新闻界、军政界和其他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胡政之在第一次人主《大公报》前曾有过在东北从政的经历，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与奉系有关系，对东北始终怀有很深的感情。他和张学良有过很好的交情，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到“九一八”事变，身为天津《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胡政之，多次亲自出马，以记者身份采访张学良，得到了不少独家新闻。那是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一个手握重兵的“少帅”与一介报人的故事，更可以看出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张学良有过哪些作为，又是怎样作出自己的选择的。
1928年6月初，叱咤东北，甚至饮马长江边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随后，年仅27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了东北的主帅。当年9月到10月，胡政之第一次赴东北采访，在沈阳停留了两天，“历访张学良以次各要人，于军事外交，多所探询。略得真象”。他在《大公报》发表《东北之游》通讯九篇，其中第二篇就是《军事外交之探询》。其时正值在北伐中战败的直鲁军阀张宗昌向张学良借地屯兵，以图东山再起，遭到拒绝后向张学良的奉系军队发动突然进攻。张学良告诉胡政之，他没有料到张宗昌真会对他倒戈，所以最初毫无准备。张宗昌的直鲁军以家眷车的名义渡过涞河，不料竟是七万大军潮水般涌来。其时奉系军队不过万人。最初一战，奉系军队损失惨重，两名团长阵亡，但张学良极有把握，一等大军云集，张宗昌势必软化。经一场恶战，奉系军队死伤2000多人，直鲁军则有2万余人伤亡。
谈到“建设计划”，张学良对胡政之说，他父亲死后，他即召集兄弟会商分给相当资财，剩下的2000万元，他自取250万元，其中100万元分给部下，并把张氏所有的土地分给他们。另余1750万元，以500万元作为补助中小学的基金；以500万元办同泽中学等事业；以500万元借给省政府，改组边业银行；以250万元捐人东北大学。他还准备扩充无线电事业，将来各县都有发报机，各村镇乡区都设收报机，不但匪警可以迅速知照，还可以借此传播消息，助长文化。他认为东北的旧思想仍占大势力，他的资望不能与他父亲相比，所以办事“殊不能径情直行”，而老辈中袁金铠的潜势力很大，将来新旧思想必有大搏击的一天。最近如东北大学开放女禁，允许男女间学，已经很为旧人物所不满，张学良想拆城墙修马路也为老辈所不赞成。
张作霖统治下的东北是保守的，胡政之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眼光，一眼看到了张学良初掌权柄后东北的新气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了，学界颇有生气，学界同人将成立东北文艺研究会，已有基本社员百多人，宗旨是革新文学，作为输人新文化的先声。当时奉天各个学校的国文教员，大多陈腐老朽，教材也是旧的，新兴的学界力量试图刷新东北的教育，扫荡旧的势力。教育厅长王铁珊是北大毕业生，长期担任张学良的秘书。也很想有所作为，只是感到经费短缺，不能大举改造。
10月18日，胡政之还发表社评《东北之游以后》，对张学良暂时没有实现东北易帜作了三点说明，为张公开宣布易帜埋下了伏笔。此时离张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尚有两个多月。1929年上半年，中苏之间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震动世界。7月下旬，胡政之第二次亲临东北采访，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再游东北》通讯五篇，对这次中东路危机作了详细调查，但没有与张学良见面。文中提及张的作为时还是肯定的，比如讲“张学良返沈阳方分调各军，积极布置”等，又讲“此次对俄事起，以万福麟部出动最速，万随张学良久，所部尚有相当之新式教育，故海拉尔方面，军纪风纪，名誉不恶”等。
1930年9月，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祥等为一方，以中原为战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双方打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牺牲了大量无辜的生命。双方都在拼命拉拢张学良，东北道上，各方密使、说客络绎不绝，而张始终没有表态，他的取向几乎成了一个谜。在这场战争胜负的天平上，已没有人怀疑最重要的砝码并不是交战双方，而是雄居东北、按兵不动的张学良。胡政之就在这时悄然出关，第三次亲赴东北采访。9月17日，张学良在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单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胡政之。张明确告诉胡，他准备人关。胡政之立即用事先与张季鸾约定的暗语给他发电报：“请汇三百元。”9月18曰，《大公报》即在要闻版头条刊登专电《东北对时局态度揭开，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并配发了张学良的半身照片。以胡政之和张学良的私交，他才得以顺利完成此行的采访任务。赢得了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报纸面世，张学良的通电尚未发表。9月19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拥蒋通电，并发表社评《时局感言》，肯定张学良：“昨日张学良一电。对目前罢战，想有重大效果，是则与民众利益一致之事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政之正在北平。《大公报》编辑汪松年回忆，张学良对胡政之是无话不谈，倾诚相待。“九一八”事变当夜，张亲自打电话告诉胡这一消息。开头就是：“政之，我的那一块洋钱丢啦！”胡立刻明白了这则消息的含意，马上把汪松年从床上叫醒。命他立刻乘赶得上的火车去沈阳采访。胡还把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他，说出了“那一块洋钱”的哑谜之解。原来“那一块洋钱”是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常荫槐前用来占卜决疑的。张将这个哑谜告知胡，可见关系不一般。®9月19日早晨，胡政之到协和医院访问了正在那里休养的张学良，他是事变后第一个见到张的新闻记者。张在匆忙中对胡政之说：“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张的话主要用意在于戳穿日本方面诬中国军队挑衅的谣言。第二天（9月20日），《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张学良的这次谈话，同时刊载张学良19日发表的通电：“日兵自咋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普遍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辛亥革命元老马君武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再抱佳人舞几回。
很明显，这是影射“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沉湎于女色之中，抱着当时影后胡蝶翩翩起舞。实际上，大病初愈的张学良当晚在北平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并没有跳舞。
不久，《国闻周报》编辑马季廉要将这首诗在底页补白中刊出。胡政之见到样本，大为不悦，批评马季廉不该刊用，并通知发行课停止发售这一期刊物，即使这样的打油诗或许有卖点，能获得大众青睐，可以增加刊物的销量。1933年秋天，蒋介石到北平处理张学良下野一事，暂驻保定，许多名流应邀前往，胡政之也在其中，并代草了《告东北军将士书》，意为安抚东北军军心。汪松年目睹他起草此书时，“确曾字斟句酌，煞费揣摩，远非为报写作时的挥笔即就可比”。可以想见他落笔时的艰难，并非“利尽交绝”，其中当然就有他与张学良的交情，对张的理解与爱护。
军人和报人的心有灵犀
一辈子办报的张季鸾对自己的职业很自信，他曾对年轻的后起之秀徐铸成说，做一个新闻记者对国家的贡献，可以不亚于一个政治家。自从1926年他和胡政之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以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立报之本，迅速成为举国舆论的重心。1937年9月，张季鸾抱病主持创办了《大公报》汉口版。不久就发行5万份，他执笔的社评深受读者好评。当年11月日本攻陷上海、威胁南京之时，日本政府就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七项议和条件，包括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接管；停止排日；降低日本货的进口关税等。孔祥熙等人颇为心动，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蒋介石在12月2日、5日曾两次和陶德曼见面。7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三路发起猛攻。就在此时，武汉街头巷尾盛传陶德曼秘密在做说客，劝中国与日本议和，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
当时在《大公报》兼职编副刊的陈纪滢回忆，那天，张季鸾从外边访友回来，不像平日那样春风满面，和同事们有说有笑，而是神情严肃，脱了外套之后，“就在编辑部倒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若有所思。大家知道情势严重。谁也不敢贸然的向他请示问题”。大约来回走了十几分钟。他就走进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的办公室，开始写社评。一小时后，他拿出底稿，交给曹谷冰，曹看完，问是否马上发排，他回答：“马上发排，你给我校对一下，别让它错一个字。”陈纪滢向他请教陶德曼的事，他说：“写的正是这个问题。”并慨叹说：“这真是存亡绝续之顷，一念之差。就可以亡国！”此前，他接连发表了《德国调解之声》、《国家主权和国际信义》等评论。
12月8日早上出版的《大公报》刊出他那篇著名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指出：“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在此时。应当重新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但同时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游行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大家只就这简单两条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是如何玩弄辱没中同。并可以知道敌人所谓调解……之意义。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因为如此则省得他制造傀儡。并且可以藉我正统政府之力，以自己消灭国内的抗战精神，同时使国际上无法说话。这于他太便利、太合算了。……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陈纪滢应张季鸾的交代去看看蒋百里，听听他的意见。这位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学家，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是鲁登道夫的门下，著有《国防论》。见面时，他已读过《大公报》上的社评，他说：“季鸾先生的主张绝对正确，这次与日本打仗，千万不能中途停下来，停下来便亡国，打到底日本必败！”
他想起德国有一位夫人论中、日两个民族的话。那位德国夫人熟读东方历史，在中、日两国住过多年，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有很深的认识，她说：“日本民族重小节，刚强，但因系海岛国家，胸襟不阔，气量窄小，靠武士道精神维持国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极渊博的国家，是大陆国家。同时有极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洋国家。人性醇厚，酷爱和平，但守旧，少开展。同时工业不发达，因此地虽大，物虽博。却积弱贫穷。日本与怎么一个国家为邻，一定会引起她的觊觎之心。假若日本一旦侵略中国，凭中国地理环境就可以打败日本，因日本绝无那么大的兵力占领全中国也。”显然，他同意这些判断，他感叹：“如今不幸而言中，诚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悲剧。”
陈纪滢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心仪的蒋百里和张季鸾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当年说的话，他们的神态举止，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思考和主张，不管相隔多少年，他都无法忘记。
“为匹夫匹妇复仇”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绝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党”、“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是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所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其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议和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章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何等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今天，我们也许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及所能达到的影响程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张季鸾驳斥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算得上是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大批德国专家、军人受雇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及军队，中国大量从德国进口机器、武器，不仅官方关系密切，民间的友好往来也很多。当时正逢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崛起，并掌握政权，法西斯主义一度令国民党内许多人乃至一些知识精英迷醉和向往。直到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德国大使还在出面调停。中德关系真正出现大转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广播演说之后。这次演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国内政的，外交方面对中德关系虽只字未谈，但对中国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内容，因为其中伤及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一是他在演说中攻击国联，说国联成了几个强国的工具，德国反对国联，现在已决定就要承认“满洲国”。二是他认为亚洲的危机就是共产党，在痛骂了一番苏联之后，他称许日本是安定东亚的力量。对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南京大屠杀等惊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计，同时，毫不顾惜中德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公开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华的立场。
第二天，“报人中的报人”、主持汉口《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就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中德关系大变化》，他在谴责了希特勒的讲话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认”的约言，是“奖励罪恶”之后，理性地指出，这只能代表国社党，不能代表一般德国人，“我们深知多年来有不少的德国文化界、军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国，赞助中国，也认识中国。并有不少的工商业家愿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在中国各公私机关服务的德国客卿，都是非常勤劳、非常努力。……德国国防军干部多年同情中国。对于中国国军的建设。与以精神的援助。这些情形，是中国国民一般感念的”。没过几个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华的德国顾问团，理由是要严守中立，当然，在承认“满洲国”之后还说什么“中立”，自然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顾问团在华已有近10年历史，最多时有60多人，当时还有30多人，几任总顾问塞克特大将、法根豪森大将都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军事家，其他顾问大多也是学有专长的退伍军官。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处境，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愿意做中国患难中的朋友。奉召回国实出于无奈。
张季鸾对希特勒的驳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发表的《“文化”及“人道”》这篇社评余始终认为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个力量”，这是希特勒演讲中赞美日本的一句话，他为此诘问希特勒。在德语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华的德国人很多，还有使领馆官员、新闻记者，身为德国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杀害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任意杀戮平民，奸淫中国妇女，并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乃至割乳毁阴、暴尸市上，这种暴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各个广大的占领区域内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德国元首所赞美的“文化”和“人道”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保障”？他接着指斥：我们愿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实说，承认伪国，中国人还不怒。因为揭穿了讲，国际上只是论利害，你们勾结曰本，是你们的事，收回失土，是我们的事。……我们的领土主权毕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别人认不认。所以承认伪国这件事，中国人失望则有之，愤怒则不必。其所不能不愤慨，同时不能不好笑者，就是这恭维曰本的一套说词。德元首的权力虽大，但断不能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类共同观念中的“人道”、“文化”这样逆解。
季鸾先生见识高远，能见常人不能见，足以成为新闻从业者永远的榜样。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他耿耿在念的竟是这些普世公认的“人道”、“文化”价值不容亵渎。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帮助日本尽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退还“红包”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个年代前往新疆采访，要穿越戈壁、荒漠，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新疆王”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作为嘉宾在那里度过了40个风光的日日夜夜。此外，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和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他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五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曹问明缘由，转身交给了会计。陈纪滢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他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两千块钱。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红包”。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红包”，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红包”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说过这样一番话：“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
“丘八诗人”冯玉祥的谦虚
从士兵到将军，冯玉祥是个典型。他有许多绰号，“基督将军”、“倒戈将军“，还有一个“丘八诗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身居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高位，手中并无实权，所以他就以“丘八体”打油诗鼓吹抗日，还办起了一份《抗到底》月刊。一介武人此时热衷于谈诗论文，与文人、作家来往。当他住在武昌一个教堂后院时，吴组缃、何容、老舍等人都曾住在他的家里，有时也帮他修改“丘八诗”。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中宣部负责筹划、担负经费，茅盾、老舍、田汉、洪深、胡风、以群等文艺界名人济济一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也应邀出席，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躬逢其盛，而且发表了演讲。当时在现场、后来去了台湾的《大公报》记者陈纪滢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穿了一件长仅及膝的藏青色外罩，戴一顶鸭舌帽，满脸肥肉，个子又高又大，就这一副仪表就招人好笑，尤其是那件外罩，说它是短棉袄，又长了些；说它是长袍，又短了些。看到他这一身朴素、奇怪的装束，许多人私下称奇。他演讲时每句话都很能打动人，他仿佛天生就懂得群众心理，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他一口一个“玉祥是个老粗儿”，说自己“不敢和全国大作家们站在一起”，“承大家不弃邀我参加这个盛会，真是感激万分。以后我的丘八诗还请大家修改修改，使我跟着大家学习学习”。在场的数百文人有好多只闻其名，这一天是初次亲见其人、亲闻其声，他的一番谦虚贏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台下窃窃私语：“老冯真了不起，你看他多客气，多么平民化！’’
那是个名人大会，找冯玉祥和池田幸子签名留言的人最多，使他们应接不暇。会毕，前往饭店就餐，从大街上浩浩荡荡走过，也数冯玉祥最引人注目，人们指指点点，大半是对他。他在大会上的谦虚也许是由衷的，他自认为行伍出身，读书太少，所以对文人敬之如宾。他家客厅里挂着他自书的对联：“吃饭太多，读书太少。”他曾对记者说：“上海有的是一座座鸽子笼，藏着醉生梦死的人。除了一部分执笔者尚能革命之外，其余都是行尸走肉！”他那本传世的《我的生活》先由他口述，一位秘书整理成文，由他自己校阅，再交给吴组缃润色，然后再由他修改。
冯玉祥在武昌请文艺界的人聚餐，馒头、牛肉汤加盐煮花生米，或打卤面，这样的宴客方式曾传为佳话。他提倡节俭，说中国人穿长衫太浪费了，主张缩短，他身体力行，所以就穿了长仅及膝的棉祆。他给当年有名的《良友》画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的人伍前后》，开篇就说：“许多人常批评我个人生活的刻苦耐劳节俭朴素，是‘矫情’，是M为装’，是‘矫枉过正’……”比如，他出远门还要带一套粗瓷碗碟，如果把运输成本加上去，粗瓷碗碟就成了奢侈品。
他只读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11岁就当了兵。在军营里，他喜欢看些武侠小说和《三国演义》一类书。因为买不起笔，他在一根细竹筒的一端栽上麻，蘸着黄泥在洋铁片上练习写字。数十年后，他自述往事时还不无得意。1934年，《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在张家口采访他，他当场作画相赠，画面上一个车夫在拉车，线条简洁，上面还题了一首“丘八诗”，诗共四句：终日拉车牛马生活委员薪水一月八百。他是有感而发。一次在南京参加会议，谭延闾在会上提出中央委员月薪八百元太低了，提议增加。他当场反对，说猪受主人的豢养，有肉有皮还主人；我们白受人民豢养，对猪也有惭愧。
此前，他已在泰山读书多年，梁得所请他推荐四五本书，他推荐的有《科学宇宙观》和陈保仁的《新政治学》，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唯物史观》，还有《圣经•新约》。因为梁听说他在泰山画画、写诗，问是否可以给杂志发表。他笑笑回答：“我的诗不行的，还是送两本关于最近意见的书看看罢。”其中一本《冯在南京》，里面有一段他关于“革命领袖与猪”的高论。
重庆不仅是历史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书《中国的惊雷》，开篇第一章就是“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每次想起重庆这座城市，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本书开头的那段话：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这些人，由于相信中国的伟大，由于具有守住国土对抗日本的巨大的热情，曾经聚在重庆城边。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庆聚会过一小下；他们现在都回了家。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依然是大都市，依然是号令和决策的中心，同样的名字响亮的人依然住在里面，同样的朋友们依然在旧而熟悉的场所会面〇可是重庆只是战时之物，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重庆是死了，而它曾经照耀着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随之而死了。
重庆死了吗？在我心里，重庆从来都是活的，卢作孚的北碚建设、张伯苓在沙坪坝办的南开中学、吴宓度过余生的西南师院……哪怕物是人非，哪怕物非人非，但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想象中，重庆都是活的见证，与许多有历史、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一样，承载着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悲欢离合，承载着岁月河流的起伏沉浮。1949年出生在重庆的大胡子王康，一脸的沧桑，眼中常含着忧郁。很少有笑容。作为重庆人，他对那场关系着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有着更多独特而深人的体会，他写的那篇有着祭文性质的长文《沉潜磨洗六十年》，他拍的《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等许多纪录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不是画家，却主持创作了一幅国画长卷。这不是一幅一般的国画，这是一幅长达700多米、熔铸了上千个人物的抗战长卷，以绘画的形式再现了70多年前发生的那段惊心动魄的民族历史，创作这样一幅史诗式的巨型国画，就是放在整个中国画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所有已知的阵亡将领几乎都能在这里看到他们的面容：张自忠、戴安澜、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王铭章、左权等200多位将领，他们悲歌慷慨、战死疆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将受到永远的尊敬。为抗日英烈树碑立传，在纸上建立抗战纪念堂是这幅画的使命之一。但是，他们的目光绝不限于死难者，那些曾为抗战鼓与呼，在大后方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做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各自的位置。
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万里迁徙逃难途中，一个个母亲坚毅的面容和她们佝偻的身躯。我们都知道过去那幅有名的《流民图》，曾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国人。这幅长卷一开始就是画家江碧波的《大地母亲》，这位当年在逃亡重庆的难民行列中出生的女画家深情地说：“母亲的无助、忧愁和愤怒，生命的反抗，生命力的孕育，这些都是通过我的画传达出来的，从中可以体会到生命的涌动，是不可战胜的。”这些母亲们在民族灾难中的处境与命运，和血战疆场的英烈们在这里得到了同样的关切，这是最令我感到安慰的画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重视大人物、成功者、英雄的同时。对于普通人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历史从来不属于他（她）们•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镜头中。他（她）们几乎都等于零。而在这幅抗战长卷中，这些母亲、这些普通人不仅同样居于国画的中心，是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首先展开的一幕。这一选择本身彰显出的是现代眼光，也因此放射出人性之光。如果没有这些为抗战承受了苦难和作出牺牲的普通中国男女出现在这幅国画中，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憾。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幅国画也容纳了日本天皇，容纳了清朝末代皇帝以及汪精卫等汉奸、民族罪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无论是身份显赫的领袖、名满天下的名流还是普普通通的男女，都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这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抉择，更多的是人性的考验，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每个历史人物都得交出自己的答卷。遗臭万年的罪人、浩气长存的英烈，出现在同一幅国画中，这才是完整的历史。
为了这幅史诗式的长卷，几年来，王康前后动员了重庆当地几十位画家，他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个群体行动中来，完全是冲着这个题材来的。王康讲到一个细节，参与创作这幅画的工作人员，所有男人都是没有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至于理由，他的回答很简单，男人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这样一幅画在重庆完成，不仅是重庆文化界、艺术界创造的奇迹。也是重庆这个城市创造的奇迹，没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阶层的重庆人的支持，凭王康一个人和一群画家，要想完成这样一个宏大计划。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当这幅画终于面世的时候，如果世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个纯粹的民间自发行为，既没有商业动机、商业目的的诱惑，又没有官方背景，没有政府资源和经费的资助，将会如何的吃惊和震撼。凭民间自发的一点看上去那么微不足道的力量，竟然能完成这样一个壮举，也许只有在重庆这个昔日“风云际会之点”才成为可能。王康也好，那些画家也好，他们不计报酬，殚精竭虑，投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的奔走、筹划和创作中，如果内心缺乏一种精神支撑，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精神在重庆的骨子里仍然活着，如同当地老百姓当年在面对日寇飞机大轰炸时讲的那番话：不怕你“龟儿子”炸，
不怕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等你“龟儿子”炸，
等你“龟儿子”轰，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经历过抗战洗礼、牺牲了无数生命的重庆仍然活着，在硝烟散尽之后，这座山城依然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在雾起雾散之间矗立。这幅可歌可泣的抗战国画长卷在重庆诞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重庆活的力量，重庆拥有的不仅是历史，“它曾经照耀着全中国的伟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诺言”，也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死去，它活在历史中、山河中，也活在人们心中。
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个政治精英联盟。包括了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人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希望两党都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