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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凯南日记
作者：[美]乔治·凯南 著 [美]科斯蒂廖拉 编，曹明玉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ISBN：9787508664491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编辑推荐
• “冷战之父”、美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塑造半个世纪国际格局的战略家 乔治•凯南 私人记录首度公开
• 真实还原二战、朝鲜战争、冷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等20世纪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和决策过程
• 两届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后的“作品”，再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直言无讳、时而狭隘却又不失见地的“保守派”对20世纪世界政治重大变革的一系列评价
• 时间跨度超过88年，长达8800多页的日记精选材料，是这个时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式作品，因为极少有人能够如此耐心地站在自身之上观察自己、审判自己，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仅仅靠着敏慧的思辨从自己所能接触到琐碎小事中预测出历史的进程。
内容简介
他是20世纪知名外交思想家，是美国深受关注的战略家
他塑造了冷战时代，又不遗余力要打破美苏僵局
1953年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刚刚退休的凯南迈下美国国务院大楼的台阶。在此之前，他的职业生涯跌宕起伏：早年间前往东欧，二战时坚守柏林，随后又辗转苏联。1946年，凯南发出著名的“长电报”，深入分析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一年后，他在《外交》杂志上发文，提出“遏制政策”，该政策随即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战略。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之后的五十年里，他不遗余力要缓和冷战僵局，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外交思想家，撰写了20本著作，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两次成为国家图书奖的获奖者。
而在这些年间，凯南一直把他对政治、外交和生活的体悟记在日记里。本书从凯南8800多页日记中精选内容，真实再现了众多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作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战略家，作为一个极具天赋的作者、一个困惑于婚姻和爱情的丈夫，一个被俄罗斯的魅力征服却又为苏联感到恐惧的外交官，凯南在日记中展现了深刻的政治、道德见解和哲学反思，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识，去质问美国外交政策中那些不可侵犯的想当然的观念，他追问国家战略和人生的答案，学习与艰难的现实妥协，展现了深刻的政治、道德见解和哲学反思。
作者简介
乔治•凯南（1904年—2005年），美国著名外交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苏联遏制政策始创人，两次荣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1946年2月22日，任美国驻苏联代办期间，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著名的“长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长期对苏战略。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冷战史教授，著有《罗斯福丧失盟友：个人政治如何促发冷战》《尴尬的领导权》《法国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冷战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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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年表
1904年：2月16日出生。
1921年—1925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
1926年：就任外交官。
1927年：担任美国驻瑞士日内瓦领事馆副领事，随后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馆领事。
1928年：相继在德国柏林、爱沙尼亚塔林、拉脱维亚里加的美国领事馆或大使馆任职。
1929年—1931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俄语、俄罗斯历史和文化。
1931年：与安娜莉丝·索伦森（Annelise Sorensen）结婚。
1931年—1933年：在拉脱维亚里加的美国大使馆任职。
1933年—1937年：派驻莫斯科。
1937年—1938年：供职于华盛顿国务院。
1938年—1939年：在美国驻捷克布拉格大使馆任职。
1939年—1941年：派驻柏林。
1941年12月—1942年5月：被关押在德国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
1942年—1943年：派驻里斯本。
1944年：供职于伦敦盟国欧洲顾问委员会。
1944年7月—1946年3月：在莫斯科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的副手。
1946年：撰写“长电报”，随后奉调回华盛顿，受邀成为国家战争学院教授。
1947年：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在《外交》季刊上以笔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
1948年—1949年：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及其他政策，但对美国僵化的冷战政策方针持保守态度。
1950年：从国务院辞职，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建议杜鲁门政府对北朝鲜与南朝鲜开战做出反应。
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沃尔格林基金会（Charles R. Walgreen Foundation）资助下发表系列演讲，演讲汇集为《美国外交：1900——1950》出版；协助开启对苏谈判，最终解决朝鲜战争问题。
1952年：5月—9月担任驻苏联大使；后重返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1957年：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在“里斯讲座”上演讲，提出从冷战中“脱离接触”的建议。
1959年—1960年：继续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以学者身份做研究，就德国问题和冷战政策发表公开评论。
1961年—1963年：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后重返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在随后的四十年间致力于通过学术活动促进美国公众对外交政策的了解与关注。
1966年：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电视听证会，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
1968年：率先支持反战的民主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竞选总统；批评青年反战者的反战策略。
20世纪70年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俄同盟史，撰写了两卷相关著作；对核军备竞赛的关注与日俱增。
1981年：荣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在领奖演讲中建议美苏超级大国将核武器存量削减50％。
1982年：加入“四人团”，呼吁华盛顿政府采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1983年——1991年：几至冷战结束，都担忧核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
20世纪90年代：获得多项荣誉和奖项，公开反对北约东扩。
20世纪90年代——2004年：翔实记述了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衰退，在此期间，仍然出版了一本有关个人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畅销书，以及一本有关凯南家族的书。
2005年：3月17日逝世。
主要人物表
Dean Acheson
迪安·艾奇逊，1949年—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对凯南在德国和核武器问题上的建议渐趋反对态度。
Svetlana Alliluyeva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之女，1967年叛逃到美国，曾经与凯南一家人交好。
Joseph Alsop
Stewart Alsop
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华盛顿颇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
Constance Kennan Brandt格奥尔基·阿卡迪耶维奇·阿尔巴托夫，莫斯科的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USA and Canada Institute）创始所长，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经接待赴莫斯科调研的凯南。
Isaiah Berlin
以赛亚·伯林，英国外交官，牛津大学政治理论家，凯南多年的好友。
Ernest Bevin
欧内斯特·贝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工党内阁外交大臣。
Charles E. “Chip” Bohlen查尔斯·波伦，昵称“奇普”，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同事，后来一直是凯南的朋友。
Charlotte Bohm
夏洛特·博姆，20世纪20年代晚期凯南在柏林期间的情人。
Georgy Arkadyevich Arbatov康斯坦丝·凯南·勃兰特，凯南的姐姐，1924年凯南从欧洲旅行归来后照顾他的起居。
Willy Brandt
维利·勃兰特，凯南的朋友，西柏林市长，后来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David K. E. Bruce
大卫·布鲁斯，卓有影响力的国务院官员。
Mary A. Bundy
玛丽·邦迪，迪安·艾奇逊的女儿，艺术家，凯南夫妇在普林斯顿的朋友。
McGeorge Bundy
麦克乔治·邦迪，约翰·肯尼迪总统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福特基金会主席，与凯南等三人共同署名在《外交》季刊上发文，敦促华盛顿政府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William P. Bundy
威廉·邦迪，约翰·肯尼迪总统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外交》季刊编辑，凯南夫妇在普林斯顿的朋友；玛丽·邦迪的丈夫，麦克乔治·邦迪的兄弟。
James F. “Jimmy” Byrnes詹姆斯·伯恩斯，昵称“吉米”，1945年——194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
Harry Carlson
哈里·卡尔森，凯南在爱沙尼亚塔林工作期间的上司，领事。
Anton Chekhov
安东·契诃夫，凯南极为推崇的俄国戏剧家、短篇小说作家。
John Paton Davies Jr.
小约翰·佩顿·戴维斯，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凯南的朋友，曾因为忠诚问题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歪曲指控和调查。
Anatoly Dobrynin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凯南的老相识。
Marion Donhoff
玛丽恩·多恩霍夫，德国《时代周报》编辑，凯南的密友。
John Foster Dulles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1953年——195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
Elbridge “Durby” Durbrow艾尔布里奇·德布罗，昵称“达比”，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同事。
Cyrus Follmer
塞勒斯·弗尔默，凯南在外交使团的朋友，曾在凯南的婚礼上担任伴郎。
Dorothy Fosdick
多萝西·福斯迪克，政策规划室唯一的女职员，凯南心情沮丧时给他安慰的知己。
Oliver Franks
奥利弗·弗兰克斯，英国驻美国大使。
J. William Fulbright詹姆斯·威廉·富布莱特，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John Lewis Gaddis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凯南授权的传记作者。
Mikhail Gorbachev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仰慕凯南。
Bernard Gufler
伯纳德·格弗勒，凯南长期以来的朋友和同事。
Eleanor Hard
埃莉诺·哈德，华盛顿知名新闻记者的女儿，曾与凯南订婚，后向他提出解除婚约。
Averil Harriman
埃夫里尔·哈里曼，美国驻苏联大使。1944年—1946年，凯南担任其重要助手。
Loy W. Henderson
罗伊·亨德森，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上司和朋友。
Dorothy Hessman
多萝西·海斯曼，曾长期担任凯南的秘书。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凯南的姐姐和知己。
Charles James
查尔斯·詹姆斯，凯南的表兄。
Philip C. Jessup
菲利普·杰瑟普，国务院法律顾问。
Annelise Sorensen Kennan安娜莉丝·索伦森·凯南，凯南的妻子。
Christopher Kennan
克里斯托弗·凯南，凯南与安娜莉丝之子。
Florence James Kennan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凯南的母亲，在凯南两个月大时去世。
George Kennan
乔治·凯南。凯南祖父的堂兄，与凯南同名，他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遍游俄国，并记录了整个经历。
Joan Elisabeth Kennan琼·伊丽莎白·凯南，凯南与安娜莉丝的次女。
Kossuth Kent Kennan
科苏特·肯特·凯南，凯南的父亲。
Louise Wheeler Kennan露易丝·惠勒·凯南，凯南的继母。他对这位继母感情比较淡漠。
Wendy Kennan
温迪·凯南，凯南与安娜莉丝的小女儿。
Henry A.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凯南的朋友，从哈佛大学教授升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
Vladimir “Volodya” Kozhenikov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夫，昵称“瓦洛佳”，旅居柏林的穷苦俄罗斯侨民，凯南对他及其家人友诚相待。
Walter Lippmann
沃尔特·李普曼，拥有广泛读者的专栏作家，凯南“遏制主义”的早期评论家，后来成为凯南的朋友。
John Lukacs
约翰·卢卡奇，历史学家，凯南的密友。
Douglas Macarthur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朝鲜战争期间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George C. Marshall
乔治·马歇尔，1947年——194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其间任命凯南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首任主任。
H. Freeman“Doc”Matthews弗里曼·马修斯，昵称“多克”，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凯南的朋友。
Eugene McCarthy
尤金·麦卡锡，凯南的朋友，明尼苏达州参议员，1968年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挑战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
Robert McNutt McElroy罗伯特·麦克纳特·麦克尔罗伊，凯南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期间的美国史爱德华讲座教授。
Constantine “Nick” Messolonghitis康斯坦丁·麦索朗基提斯，昵称“尼克”，凯南在普林斯顿的朋友，1924年与凯南一同游历欧洲。
Vyacheslav Molotov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斯大林时期任外交部长。
Herbert Spencer Murch赫伯特·斯宾塞·默奇，普林斯顿大学英文教授，曾经拒绝凯南选修他开设的作文课。
Robert Murphy
罗伯特·墨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卓有影响力的国务院政治顾问。
Paul M. Nitze
保罗·尼采，接替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在核武器问题上与凯南理念迥异。
Carmel Offie
卡梅尔·奥菲，曾任威廉·布里特的助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担任国务院官员。
Robert Oppenheimer
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首席核物理学家，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
Alfons Paquet
阿方索·帕克特，德国游记作家，凯南在一些作品中模仿了他的写作模式。
Valentin Patzak
瓦伦汀·帕扎克，主管巴德瑙海姆的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1942年凯南及其他美国人被拘禁于巴德瑙海姆。
Frieda Por
弗里达·波尔，在维也纳工作的匈牙利医生，1935年起担任凯南的主治医生，后移居美国，成为凯南的家庭医生。
Bill and Laura Riley比尔·莱利和劳拉·莱利，凯南夫妇的朋友，曾在佛罗里达和缅因州款待过凯南夫妇。
Frank K. Roberts
弗兰克·罗伯茨，凯南的朋友，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职员。
Dean Rusk
迪安·腊斯克，国务卿艾奇逊的助手，后任助理国务卿、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和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任国务卿。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亚瑟·施莱辛格，历史学家，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顾问，凯南的朋友。
Strobe Talbott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务院顾问，俄罗斯问题专家，凯南的朋友。
Charles W. Thayer
查尔斯·塞耶，昵称“查理”，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期间的同事和朋友。
Llewellyn E. “Tommy” Thompson Jr.
小卢埃林·汤普森，昵称“汤米”，1957年—1962年、1966年——1969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Hans von Herwarth
汉斯·冯·赫尔沃斯，20世纪30年代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与凯南等美国人交好。
Andrey Vyshinsky
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外交部长，20世纪30年代晚期大清洗运动中任苏联总检察长。
Grace Kennan Warnecke格蕾丝·凯南·瓦纳克，凯南和安娜莉丝的长女。
James E. Webb
詹姆斯·韦伯，迪安·艾奇逊的副国务卿。
Grace Wells
格蕾丝·威尔斯，凯南母亲的堂妹，在凯南的母亲去世之后，照顾凯南姐弟。
Frank Wisner
弗兰克·威斯纳，曾在克林顿政府任美国驻外大使，擅长调解外交纠纷。
凯南生活和写作之地
童年时期，密尔沃基市，剑桥大街935号
1930年，柏林
1930年，拉脱维亚，里加附近
1934年，莫斯科
Milwaukee
“房间晦暗、古怪……客厅里的每扇窗户都正对着别人家的房屋，没有窗子的一面却正对着开阔的草坪，所以屋子里的光线非常昏暗。”[1]
“我们一家人之间不交流……晚饭之后总是各自回房间……写信、读书或者忙些别的事情。”[2]
Berlin 1930
“在一间舒适、安静的郊外公寓里安身，每天早晨都可以骑马。”[3]
Latvia 1930
“我们非常喜欢现在居住的这栋房子。或许，在你看来这房子充满了封建的气息。要知道，这里是个旧式的村庄，有几个仆人也不算是奢侈的事情……每个月付给厨师十美元，付给司机兼园艺师兼管家十六美元。每个月的日常用度，包括一些娱乐活动在内，不会超过八十美元。这里的烤羔羊肉一磅只要八美分……我对这样的家庭生活充满热情，明天去锯木头，再看看母鸡有没有下蛋。”[4]
Moscow 1934
“今年冬天我住在莫斯科国家酒店（Hotel National）……安娜莉丝很快就过来和我一起住了……她在屏风后面的威士忌酒箱上给我做饭。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餐厅、客厅兼大使馆。在这四壁之内，我们度日、烹饪、盥洗、招待朋友。电话铃声不时响起，还有来访的官方使节，他们都很好奇，一些人很不好应付……门庭若市……俄国，一直以来都好热闹，好混乱，此刻已经彰显出她的本色。”[5]
1935年，维也纳附近，古滕布鲁恩疗养院1941年—1942年，德国，巴德瑙海姆，杰斯克大酒店（Jeschke's Grand Hotel）
1942年—2001年，宾夕法尼亚，东柏林，农场1950年—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Gutenbrunn
“我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待了一百八十多个小时，一百八十多个小时啊。想一想吧。每天盯着三面墙、一个天花板、两个壁橱、一个洗手池、一面镜子、一个衣帽架，还要面对自己不断退化、变化的记忆。在如此不堪的日子里，谁还能挤出哪怕一个小时的时间创作？”[6]
“我一直在努力写一本小说，尽管取得的成果微不足道……我拼尽全力只写出了八页看上去很业余的小说……到这里以后，我已经胖了十八磅，还是得善待自己的肠胃。”[7]
Bad Nauheim 1941-42
1941年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以后，凯南负责领导被拘押在巴德瑙海姆的一百三十名美国外交官和记者。巴德瑙海姆距离法兰克福北部18.5英里左右，是治疗心脏病和风湿病的温泉疗养地。“凯南就像连接沙漏上下两个玻璃球的狭窄管道，所有的需求和反馈都要从他那里滤过”，无论这些主张是来自他牢骚满腹的同胞们，还是来自管理他们的德国军官。[8]他帮助组织了一个临时学校“巴德瑙海姆大学”，并且凭记忆撰写了有关俄罗斯历史和“国民性格”的系列演讲稿。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小时候曾经在巴德瑙海姆度过几个夏天，当时他的父亲因心脏病在那里疗养，他还在当地上过学。
Pennsylvania East Berlin 1942-2001“他在顶楼写作，那里很安静，能给他带来平和的心态。一扇天窗把他和周围的世界分隔开来。父亲在书桌前写作，桌子样式简单，是他自己做的。他用的是老式安德伍德打字机，个头儿很大，打出来的成排字母就像‘体育馆的阶梯座位’一样。整个上午他都在那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旁边的旧书架上放的全是苏联的老资料，例如《真理报》等等。还有一个档案柜，一套除这里之外无处摆放的组合家具。墙上挂着他获得的诸多荣誉学位证书、（国家图书奖等）奖状，还有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的任命书。”[9]
Princeton 1950-2001
凯南称研究所的学术气氛——才华横溢的同事、阵容强大的队伍、不用承担教学任务——在“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10]。生活在这里的半个世纪，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富德楼（Fuld Hall）208号房间写作。房间大约长二十英尺、宽二十英尺、高十四英尺，里面堆满了书籍。四扇大窗朝向研究所的树林，那是六百英亩的老树保护区。凯南喜欢在林中散步、思考，有时候也会砍伐烧柴。
1951年—2005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霍齐路（Hodge Road）146号1935年—2001年，挪威德尔涅斯坦根半岛（Dvergnestangen Peninsula）索伦霍斯（Sorenhus），靠近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纳加维卡”号（Nagawicka）和“北风”号（Northwind）
New Jersey 1951-2005这栋房屋建于1904年，即凯南出生的那一年，房屋有六间卧室和一个四层塔楼，他将塔楼当作书房。塔楼的五扇窗户能展望全景，但是为了取暖必须往楼上搬运火炉用的干柴，火炉是这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数十年后，因为膝部疾患，运送干柴时，上楼梯成了凯南的一大障碍。他也在另一间小屋里写作，那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在此居住期间的日记是在楼下客厅后面的一张桌子上写的。因为从家到高级研究所只有一英里，所以凯南可以骑车或者步行到普林斯顿的办公室。他和安娜莉丝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直到离世。
Norway 1985-2001
“索伦霍斯面向广阔的大海……我父亲在一间小卧室里写作，墙上的花色壁纸已经褪色了，一张白色的双层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窗户下面是一张金属打字桌，上面放着他的老式皇家打字机。透过关闭的房门，我们能听见打字机的敲击声，我们知道最好不要打扰他。”[11]
“他要么在小卧室里写作……要么在棚屋里写作，可能就是为了避开家里的干扰。他穿着旧衬衫、牛仔裤，头盖一块海盗风格的大头巾，这样穿着的目的是在打字时免受飞虫的烦扰……打字机放在两个锯木架的板子上。”[12]
“Nagawicka” &“Northwind” -80s纳加维卡得名于密尔沃基市外的一座湖，凯南童年时曾在那里过暑假。“‘纳加维卡号’是一艘船板叠搭的小木船，两端都可以当船头。长三十二英尺，船艏很高，索具很简单……父亲很喜欢划船。他在航行知识上的欠缺通过广泛阅读航海和驾船书籍得到了弥补……他列写无数的清单分配琐事杂务，将我们的航行计划制定得有条不紊，不过大多数事情他都亲力亲为。上了船，他就在海图桌上写他的东西……”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得到了一艘更大、更像样儿的船，‘北风号’……这艘帆船非常棒，我们驾着它穿越了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gerak Strait）、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 Strait），一路向北进入波罗的海，还到过其他地方。”[13]
[1] George F. Kennan， interview with John Lewis Gaddis， August 24， 1982， box 15， George F. Kennan papers （hereafter “Kennan papers”），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2]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interview with Joan Elisabeth Kennan， November 2， 1972 （in private possession）。
[3] Kennan to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November 16， 1930， box 23， Kennan papers.
[4] Kennan to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November 1， 1931， box 24， ibid.
[5] Kennan， “Fair day Adieu，” [1939-40］， box 240， ibid.
[6] Kennan to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February 10， 1935 [included in the diary］， box 231， ibid.
[7] Kennan to Jeanette Kennan Hotchkiss， April 5， 1935， box 24， ibid.
[8] Charles B. Burdick， An American Island in Hitler’s Reich： The Bad Nauheim Internment （Menlo Park， CA： Markgraf， 1987）， 43。
[9] Joan Elisabeth Kennan to author， July 10， 2013。
[10] Kennan to Martin E. Segal， Faculty Series， box 19，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Archives Cente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NJ.
[11] Grace Kennan Warnecke to author， July 20， 2012， and July 3， 2013。
[12] Wendy Kennan to author， July 1， 2013。
[13] Christopher Kennan to author， July 14， 2013。
序言
尽管日记包括了过去八十八年间创作的两万页文辞优美、意寓深刻的散文，但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对此依然感到不满意。他自责文本不全，面对日后的读者，未能做到字斟句酌。在凯南一百零一岁的生涯中，他的日记，乃至他的卓越成就，都远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期望。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言：“想当乔治·凯南，绝非易事。”[1]
凯南的日记兼顾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既展现了他的个人生活，也描述了他作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战略家所关注的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日记再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直言无讳、时而狭隘却又不失见地的“铁杆保守派”对20世纪世界政治重大变革的一系列评价。[2]凯南热衷于国际政治问题，同时也对很多事物颇具审美观照。一位华盛顿的资深外交官曾经评价说，凯南“‘认识世界的方式’更像一个诗人”。[3]凯南的一位长期助手更是折服于他非凡的感受力，称他“认知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同海绵吸水一样惊人”。[4]他的日记中到处闪烁着这种卓越感知力的光芒，内容不仅涉及政治，也有关于奥杜邦鸟类图鉴的打油诗；不仅有慨叹年华老去的荒诞诗句，还有感伤失恋的小诗。凯南在华盛顿国家军事学院度过了1946年，这一年的日记包含了对所阅图书的批注，以及塑造其战略思想的讲座。当讨论稍显枯燥时，凯南便在纸上勾画人物头像、农场动物和速记员曲线优美的双腿，打发无聊的时光。
虽然凯南非常热爱身边的事物，特别是自然环境，但他对自己的缺点，以及美国社会和政府的缺陷毫不避讳，甚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论是作为外交官、决策者、历史学家、公众人物还是和平倡导者，凯南都希望推动美国节制其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自我放纵和商业主义的习气，放缓环境开发的速度。他希望美国能在他这样的专业外交家指导下，建立一种精明、谨慎、务实、体面的外交政策。至于美国追求的所谓世界使命，都应以国家自身制度的完善为前提。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和理论先驱，凯南对美国灌输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的做法表示质疑。
虽然凯南的某些政治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则。这个在密尔沃基长大的男孩，从十一岁那年匆匆瞥见访问当地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开始，到几近百岁时目睹乔治·布什总统颁布命令攻打伊拉克，一直保持着关注广泛、善于反思、时而发点儿牢骚的记录者姿态。凭着对19世纪甚至18世纪社会的理解力，凯南远远地、冷静地审视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目光短浅、浮华虚荣、不知发展是否能带来进步的时代。
在苏联问题上，凯南的观点独树一帜。他提出的遏制政策在各种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几代冷战决策者和分析家的对苏政策试金石。然而，凯南对俄罗斯人民的情感与遏制政策却是矛盾的。1944年10月，也就是奠定遏制政策理论基础的“长电报”发出前十六个月，他还描写过在莫斯科街头漫步的感受。他感到“仿佛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眼中的一切、耳边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和亲切”。此情此景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他们身边，感受到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活力”。他甚至觉得，“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一定会被送去），也比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好得多”[5]。他政治上的对手、生活里的朋友保罗·尼采评价凯南“深深地爱着俄罗斯人民”。实际上，凯南对俄罗斯人的情感几乎“强烈得难以抑制”[6]。在日记中，凯南这样吐露心声：“我的俄罗斯情结比我的美国情结纯真得多、厚重得多。”[7]热爱俄罗斯人民的凯南鄙视他们的政府，特别是因为苏联政府让像他这样的外交官被孤立于当地人之外。这种复杂的情感，促使他在冷战期间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苏联领导人的协商和沟通。
凯南的日记也展现出他在另一方面的强大优势。他不仅对莫斯科的感悟超乎寻常——“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风景都让我读出它的神秘、它的美丽以及其他东西，感受到它与众不同的华彩乐章”，而且他还说：“我去过的每座城市都洋溢着不同的风格、舞动着不同的旋律……我对每个地方所展现出的特质都感同身受。”[8]
凯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各种不同的氛围和地方：国际联盟全盛时期的日内瓦，依然刻着沙俄帝国烙印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影响的维也纳疗养院，骑车遍览的威斯康星乡间，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的柏林，陷落于德国铁蹄之下的布拉格，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之前激情澎湃的莫斯科与恐怖血腥迫害期间的莫斯科……还有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巴德瑙海姆，凯南在这里绞尽脑汁应对德国人和同遭拘禁、以自我为中心的同事们；遭受轰炸后家园尽毁的鹿特丹和那不勒斯，战争期间的开罗和巴格达，伟大同盟（Grand Alliance）蜜月期的莫斯科，冷战早期的华盛顿，饱受战火蹂躏的东德和西德，深陷冷战泥潭的莫斯科，50年代的南美洲，1957年—1958年的牛津，60年代的贝尔格莱德，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挪威周围的海域，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还有数不清的机场。
机场和飞机是凯南最讨厌的。他认为空中旅行既不舒适，又缺乏人情味。这种厌恶之情在日记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他觉得汽车也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交通工具，它将乘客彼此分开，也让城郊交通混乱不堪。[9]不过，尽管厌恶至极，他还是无法避免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是凯南家的周末度假之地，这处农场是凯南夫妇在1942年购买的，从华盛顿或普林斯顿出发前往该地，一家人不得不开车。凯南起初是一名政府官员，后来又成为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显而易见，他忙碌的生活，使乘空中旅行变得必不可少。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凯南成为美国政府内顶尖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遏制政策。1928年至1933年，凯南在柏林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之后于1933年12月与威廉·布里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创立了1917年后首个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他的任期持续到1937年，之后他在华盛顿、布拉格、柏林、里斯本和伦敦任职。1944年，他回到莫斯科，成为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之下的二号人物。1946年，他从莫斯科被召回，为国家战争学院未来的军政精英做演讲。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任命这位四十三岁的外交官为国务院新设的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凯南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旨在重建西欧和日本重要工业区，从而挫败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有了国务卿的倾听，凯南无须再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日记。1947年是凯南的影响力臻于巅峰的一年，这一年的日记只有一页散记。）他的前途似乎无可限量。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宣布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一名同事说：“凯南这样的人非常适合这项工作。”艾奇逊立刻反驳道：“凯南这样的人？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凯南。”[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