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1935年11月，凯南回到形势已经有所变化的莫斯科，斯大林血腥的大清洗运动正如火如荼。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与外国人有交往的官员以及其他无辜者都被捕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处死。相较于1933年—1934年令人兴奋、还算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莫斯科的新氛围让凯南感到疲惫不堪。他对苏联简单粗暴地镇压与外国人有联系的本国公民深感沮丧、气愤和失望。到了12月，他已经下定决心，“该调动工作了，外国人在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他补充道，“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严重影响了“那些真正对俄国特别感兴趣的外国人”。[15]
这一年的日记里也有让人欢欣的内容。4月，乔治和安娜莉丝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琼。在此前的一个月里，凯南在高加索地区展开了一段冒险之旅。
● 3月，高加索
库塔伊西（Kutais）和第比利斯（Tiflis）这两座城市非常相似，我甚至无法将它们分开描述。两者基本上都是东方城市，地理上属于近东。炙热的阳光、沙尘、繁忙拥堵的大街、贫穷、疾病和谎言，似乎成了当地的主要特征。
格鲁吉亚人生性懒惰、邋遢、狡猾、极度自负，遇事却能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平时只要能不干活，他们就不干活。外高加索地区是贩毒牛仔的精神家园，每天每时每刻大街上都有很多游手好闲的懒汉。
污秽不堪的外高加索代表了污秽不堪的东方地区，与之相比，俄罗斯看起来朴实而健康。
格鲁吉亚人声称，他们的诡计多端是与亚美尼亚人做生意锻炼出来的。事实可能如此（在外人看来这个解释似乎毫无意义），在第比利斯和整个外高加索地区，腐败、投机、诈骗甚为猖獗。人们普遍认为，在第比利斯，每个出纳员通过欺诈手段每月都能弄到两三百卢布。国家资金大量流失，并未进入分配领域。拖欠工资长久以来都是这里的顽疾，尽管国家已经做出最大努力，但是仍然无法根除。在这方面，教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人群。
格鲁吉亚人的傲慢久负盛名，他们瞧不起周边所有邻邦，或许只有土耳其人除外。格鲁吉亚人将土耳其人看作斗士，他们厌恶亚美尼亚人，蔑视俄罗斯人。
格鲁吉亚人极其崇尚个人主义，有着荣誉和尊严这样典型的浪漫观念。他们宁愿被辱骂，也不愿意被嘲笑，如果自己的尊严被践踏，他们会认为还不如一死了事。哪怕受到一丝一毫的嘲笑，他们都会为捍卫荣誉而战斗。
基于同样的民族个性，作为个体，格鲁吉亚人在硬碰硬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军事组织非常孱弱。跟俄罗斯军队相比，高加索军队（我知道外高加索地区的驻军中有两个师是由当地人组成的）显得松散得多。
尽管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不喜欢斯大林，但是他们有无数个理由感谢他。格鲁吉亚人仍然是苏联境内唯一比较重要的独立民族，这一点可以通过无数个小细节证明：看看人们的脸色和行为，甚至看看第比利斯大街上懒汉和乞丐的数量就知道了。
格鲁吉亚人从来不认为他们被俄罗斯征服过，或者作为低人一等的民族存在过。在他们眼中，俄罗斯人只不过是收买了他们的王子，才得以进驻他们的城市而已。他们告诉我，俄罗斯士兵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的国家。目前，俄罗斯人只不过是被格鲁吉亚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派别利用的工具而已，让他们去死吧。
基洛夫遇刺[16]之后，莫斯科开始加强对高加索的严密控制。在俄罗斯政权巩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不知斯大林是否乐意继续容忍格鲁吉亚同胞的懒惰、落后、腐败，以及傲慢而又浪漫的民族主义。
格鲁吉亚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不过斯大林见过更难对付的。此时的俄罗斯拥有比过去更强的实力。长期致力于格鲁吉亚研究的外部观察家认为，如果莫斯科的铁腕真正掌控了格鲁吉亚，那对格鲁吉亚人来说是最好不过了……
格鲁吉亚这个国家保留了每一种古老文化的痕迹：罗马文化、希腊文化、早期基督教文化，甚至还有史前文化。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遗迹都位于几乎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贫瘠山冈上，历经数个世纪，人类活动几乎将它们销蚀殆尽了。
我们路过一座大坝和一个水力发电站，都是若干年前一家德国公司修建的。发电站上方伫立着一尊列宁雕像，列宁的手臂外伸手腕下垂，据当地的有识之士解释，向下指的含义是列宁教导人们应该用信仰来探寻自己的灵魂。
有人可能会问，格鲁吉亚的山区遍布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物，这座发电站和列宁像有朝一日会不会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千年之后，当历史学家在记录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时，可能不会认为俄罗斯统治时期仅仅是高加索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吧？人们也很难相信，苏俄在此地打下的粗糙印记，会比强大的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更深刻。
下午，火车离开第比利斯……最终到达莫斯科南郊。莫斯科，拥挤、动荡、半开化的莫斯科——此时俨然成了文化、文明和进步的港湾——渐渐进入视野。
斯大林从没回过家乡哥里（Gori）。他的母亲，一位朴素肥胖的老妇人，在第比利斯的一套两居室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来到此地时，都会去看望她。伏罗希洛夫[17]最近到第比利斯访问时也去探望了她。她说，斯大林是个“好孩子”。
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最近翻出了斯大林当年的学校记录卡。除了纪律不好之外，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
斯大林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萨沙（Sasha）被描述成一个一无所长的无赖，喜欢喝酒打架。他住在莫斯科（已经长大成人），很显然已经工作了。他来第比利斯度假时曾引起骚乱。第二个儿子巴希尔（Basil）还在念书。第三个孩子据说是个女儿。[18]
对于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婚姻，普通苏联公民和外交官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有一次，我偶尔听到几个人在谈论这个话题，其中一个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犹太人，还有一个是斯大林家乡哥里市的格鲁吉亚人。犹太人认为斯大林的新娘是卡冈诺维奇的妹妹，格鲁吉亚人则认为新娘是米高扬家族的。[19]他们都不清楚斯大林前任夫人的具体死因，但都认为其中肯定有蹊跷。
● [日期不详］集体农庄会计员
一天晚上，我驱车从乡村去莫斯科，在路上碰到一个搭车的男人。一路上，他都没看清楚我的脸，我也没看清他的脸。我开着车，他坐在后排座位上，称呼我“机械师同志”，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外国人。
他非常渴望乘汽车进行一次旅行。
“你真是幸运死了，”他对我说道，“想想每天都能这样快乐地开车，还有工资可领。”
我问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莫斯科附近一个集体农庄的会计员，和家人住在莫斯科的公寓里，每天坐郊区通勤火车到农庄上班，月收入两百卢布，另外还会发六十公斤土豆、三十公斤牛奶，还有一些时令蔬菜。
“集体农庄的情况怎么样？”
“非常糟糕。”
“怎么回事？农庄的收成不是足够供应的吗？”
足够？没有余钱可以分配。现在是三月，他甚至还没有结算1935年的总账目。他不敢算。问题不在于收成丰欠，而在于腐败。农庄的干部把所有东西都偷走了，什么都没给农民剩下。干部们为了方便去莫斯科，制定了一个“出差”制度。冬天农民们待在家里糊纸箱，干部们就以“出差”为名做进城的准备，名义上去谈跟纸盒有关的业务。他们每次都会从集体账目中拿出十八到二十卢布作为差旅费：火车票、吃饭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待在农庄里，将公款挥霍一空，还说那是他们每天正常的消费。1935年，农庄全年的现金总收入只有五万卢布，光是这种巧立名目的花费就用掉了五千卢布。
“党对这种现象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吗？”
“党？”这位朋友语气中带着轻蔑，“农庄领头儿的就是党员，他是这群家伙当中最坏的一个。他已经调走了，去了消费合作社，他在那里会贪得更多。现在一位女士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她啥也做不了，她现在还没掌握实权。”
“我想说，他们怎么能这样肆无忌惮呢？难道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吗？”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开始着手调查，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昨天我去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我希望他们能尽快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农庄的人肯定非常爱戴您。”
“爱戴我？老兄，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们就要进城了，他还充满敬意和羡慕地望着那辆毫无瑕疵的机械产品——汽车。
“这车好像有生命一样，好像是一个活物，让人感觉这些都是它自动完成的，谁能想到其实这都是因为你在按动那些小按钮？”
他在阿尔巴特（Arbat）下车，我非常高兴分享他的经历，但是又慨叹他命运的不幸，命运让他成为农庄的会计员而不是汽车司机。
1937年
莫斯科的工作和生活让凯南筋疲力尽，他等待调任他处。国务院先是决定派他去耶路撒冷，然后将他召回华盛顿，最后又派他到欧洲事务司，处理苏联事务。
[从下面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仍然在挑逗其他女人，想入非非。］● 4月19日，莫斯科在芭蕾舞会上，我觉得很疲惫，与在幕间休息室里抽雪茄的外交官无话可说。有两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从我身边轻快地走过，就像幽灵从人群中穿过。当我想进一步主动示意的时候，她就不见了，我感觉她参加这个舞会就是因为我在这里。
● 5月17日
今晚独自在家，开始思索一些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人们对民主缺乏热情，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只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庸人而已，这样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绝不会有太多出彩的地方。
● 5月23日
星期日。在沮丧失望的愁绪中醒来。独自去了乡间别墅……下午，我带格蕾丝和她的小朋友去了文化公园，休息，划船。整个下午，我就像一个年老干瘪的家庭女教师一样絮絮叨叨，给她们说了一堆忠告和告诫。晚上，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做，只是缅怀逝去的往事。
● 5月27日
下午，我和H[20]在德国大使馆打网球，天空下着小雨。之后，我们和德国大使一起坐在阳台上喝啤酒。
● 5月30日
下午开车和格蕾丝一起去乡村别墅，取回落在那里的眼镜。路上遇到斯大林的车队，他坐在一辆超大型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宽大的座位上，后面跟着一辆帕卡德轿车……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斯大林目光阴沉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我和格蕾丝，我们也注视着他。
● 6月9日
气候温暖，正值盛夏，繁重而艰苦的公事终于结束了。逮捕和降级处分。六点钟，我和罗伊到红场的露天咖啡厅喝咖啡。[21]
● 6月11日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审判。[22]天气炎热，下午在芬兰人那里打网球，参加游园会。
● 6月13日
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然后去乡村别墅打网球。回来后又去圆柱厅（Hall of Columns）瞻仰列宁妹妹的遗体。
● 6月23日
收到调任通知。
● 10月17日，华盛顿
早晨出发前往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天气晴好，天气很凉爽，万里无云，秋日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一些体态臃肿、无精打采的人在星期日早晨沉闷的气氛中吃过华夫饼，读完低俗的报纸，满脸倦容地从闪亮的汽车里蹒跚着走出来，在老宅的庭院里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而行。
我们开了很长一段路，想在高速公路上找个地方停车休息殊为不易。无数辆汽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单调而乏味，每辆车的尾部都喷射出蓝色的尾气。最后，我们找到了一处树荫覆盖的安静岔路。蚱蜢从我们面前跳过，偶尔还有几只小鸟在纷繁的树枝上鸣叫，田地里摆着成堆的玉米。在此期间，我看到几辆满载黑人的旧卡车咔嗒咔嗒地开过，还看到一个男孩掷石块砸山核桃树的树枝，想把核桃打下来。狗从黑人居住的棚屋里跑出来，冲着难得一见的行人狂吠，它们的叫声听起来非常忧伤。天气很好，让人心旷神怡，不过在远处宽阔的收费公路上，星期日的交通非常繁忙，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给地球带来了无尽的喧嚣。
● 10月24日—25日
开往亚历山大市的汽车上挤满了黑人，还有几个看上去不甚健康、外貌丑陋的白人。司机戴着一顶邋遢的帽子，嘴里叼着香烟，不时地从他旁边的小窗向外吐痰。每辆车的前面都贴着广告，内容大意是“相信我们，我们会为您提供最精美的服装”。
我们开过小河、加油站、带烧烤餐馆的机场、垃圾处理站、废车场、黑人棚户区，中间经过无数路标，还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广告。公路的一侧是铁路的路堤，在前往亚历山大市的路途中，整个美国在我们眼前掠过。[23]
我在一个完全让人无动于衷的城市度过了失望的一天，我很想知道美国是否还有这样的地方：一条石子小路直通山上，路面被雨水打湿，小路从一条狭长的山谷中穿过，两侧是黄色的树丛。山谷里坐落着寂静的农庄和林地，路的尽头是一栋房子，里面有蜡烛和温暖的壁炉，可以驱走秋日黄昏时分的潮气。在那里，人们用温暖、质朴和亲切抵御着这个病态世界的入侵，抵御着饱受现代文明——汽车、广告、收音机和电影——毒害和侵蚀的人们。
[1] 见凯南写给查尔斯·泰勒的书信，第3盒，1935年5月22日，查尔斯·泰勒文件，藏于密苏里州独立城，哈里·杜鲁门总统图书馆（Harry S. Truma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dependence，MO.）。
[2] 这句话使用俄文书写。
[3] 见凯南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的信，第24盒，1935年6月28日，凯南文件。
[4] 塞勒斯·弗尔默是凯南在柏林的同事，也是他婚礼上的伴郎。
[5] 汉斯·法拉达，《小人物，怎么办？》（Hans Fallada， Little Man，What Now?），1932年；雅洛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Jaroslav Hasek，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1923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亚历山大广场》（Alfred Doblin， Alexanderplatz），1929年。
[6]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5—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译者注[7] 会议期间，美国、英国和日本进行协商，试图扩展1922年小型舰船协议，对大型舰船吨位予以限制，但没有达成共识。
[8] 信件暨回忆录到此结束。
[9] 以下三段文字用德语写成。
[10] “H-n”指的可能是凯南的上级罗伊·亨德森（Loy W. Henderson）。
[11] H指谁并不清楚。
[12] 库尔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是奥地利总理。
[13] 这种针对非苏联公民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凯南和其他外交官兑换卢布时的费用。
[14] 达比（艾尔布里奇·德布罗）和查理（查尔斯·泰勒）是大使馆的同事。
[15] 见凯南给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4盒，1936年12月6日，凯南文件。
[16] 1934年12月1日，斯大林的同志和潜在竞争对手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被谋杀。基洛夫遇刺导致斯大林发动了1935年—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这场大清洗处决了苏联红军和共产党内的大部分领导人，与凯南和其他外国人交好的很多俄罗斯人也被处决。
[17] 克里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是国防人民委员，也是斯大林内部小圈子的成员。
[18] 斯大林的三个合法婚生子女是雅科夫·朱加什维利（Yakov Dzhugashvili）、瓦西里·朱加什维利（Vasily Dzhugashvili）和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1967年，小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到美国。虽然凯南帮助斯维特拉娜安顿生活，并协助她出版回忆录，但是他们的友谊并不牢固。
[19]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是斯大林内部小圈子的长期成员。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纳迪亚·阿利卢耶娃（Nadya Alliluyeva）在1932年自杀后，他不太可能娶两人中某一个人的妹妹。见西蒙·塞伯格·蒙特菲奥里：《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纽约：克瑙夫出版社，2004年。（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Alfred A. Knopf.）
[20] 凯南指的可能是他的多年挚友、德国外交官汉斯·冯·赫尔瓦斯。
[21] 当斯大林执行清洗政策处决苏维埃大部分领导人时，凯南认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在“清洗”国务院东欧事务司，罗斯福将该部门并入了欧洲事务司。这种机构变动会削弱苏联事务专家——例如凯南和与他共饮咖啡的罗伊·亨德森（Loy W. Henderson）的影响力。
[22] 苏联红军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被控叛国罪，审判后被处决，这种红色恐怖进一步加剧了凯南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之情。
[23] 凯南一家人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德里亚大市租了一栋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