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1945年）
1938年
1938年上半年，凯南仍在华盛顿国务院任职。6月，他骑自行车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横穿家乡威斯康星州。8月，国务院派他前往布拉格。短短几周之后，德国以开战相威胁，向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紧接着，慕尼黑会议召开。
● 2月9日，华盛顿
（梦境）莫斯科，一个（难以辨认的）公寓内。他们都去剧场了，我没去，还有一个女佣凯也没去。此刻，她正穿着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坐在镜子前梳头发。
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D[1]马上要走了，用不了几天他会连人带物从这个公寓里消失。大家都面临着离别，世界又将重新变得陌生而冷漠。
我的目光落在空空的屋角，家具都已经搬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地板。地板已经磨得褪了色，落满灰尘，此刻在强光的照耀下，它孤独地向我暗送秋波。这一切都在向我暗示，一场悲剧即将发生。带着强烈的恐惧、孤独与惴惴不安，我将头转向了女佣。我俯下身去跪在她的身旁，我想拥抱她，紧紧地拥抱她，让时光就定格在这一刻，从此大家不再分离。
可是，对于这一切，她显然无动于衷。这些年来她为D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她正因为穿了新衣服而喜形于色，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和美好的憧憬。她还年轻，她是我们当中唯一不受这场离别影响的人。
● 2月11日
今天去了办公室。胃炎犯了。由于对孤立主义的理解不同，我与格弗勒[2]发生了一场让双方都很不愉快的激烈辩论，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调整了。
下午去拉脱维亚公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欧洲，一切皆有可能；在这里，却困难重重。[3]
● [日期不详］回乡之旅
作为一名在美国土生土长并接受过完备教育的精英，为了让自己这颗爱国之心免遭任何质疑，我将大好年华全献给了国家的海外事业。
上次重返家园的时候，我眼前这个钢筋水泥城市化的美国与童年记忆中的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我深感迷惘。无论是坐火车还是乘汽车旅行，都无法消除这种困惑。造型优美的空调列车安静而迅疾地奔驰在看不到尽头的轨道上，工业专用线、废弃房屋、废旧汽车和几近荒凉的村庄从窗外闪过。蜿蜒曲折的高速公路一直通向远方，路边的加油站一个挨着一个，加油站之间散布着广告牌、警示标志和热狗店。高速公路只是城市街道的延伸而已，千篇一律的城市街道就是高速公路的终点。
为了净化自己的灵魂，也为了弄清“乡村”本身真诚而质朴的内涵是否依然存在，我利用最近一次回国的机会重返家乡，花费几天时间骑着自行车漫游。那里，才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故土。
除了承载了我的童年记忆，这块土地还具有其他特点，这使它成为此次探险的目的地。首先，威斯康星州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州；其次，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既不太守旧又不太前卫，处于东部和西部的中间地带；最后，威斯康星州的经济比较繁荣，社会也在进步。在那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可以找到最鼓舞人心的、最具现代美国特色的成就。
我随机选择了威斯康星州中北部一处地方作为出发点，那里的风景独具特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怪石林立的峡谷、瀑布和悬崖峭壁，打破了乡村美景单调乏味的格局，不过也阻挡了喜欢驾车出游的旅行者。他们只有乖乖地从腰包里掏出几美元，坐上小飞机才能快速而无聊地穿越这片平原。当地旅游业蓬勃发展，广告、纪念品、问询处、旅馆和旅行者之家，营造出一种类似于中欧宗教朝圣地的氛围。而我在六月炎热的清晨，在明媚的阳光下，洗去轮胎上的浮尘，兴高采烈地蹬车出城，越过山丘向东直行，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旅行。
一路上阳光明媚，空气中溢满了初夏的芬芳，那是新割的牧草的味道。湿地里有各种活跃的小生命。这条公路虽然算不上主干线，但是很宽阔，上面铺着厚厚的沥青。
实际上，随后我骑车经过的道路，无论位于城市还是农村，都修得很平整，周围的景色也非常美丽。沿着道路骑行，可以看到很多人丁兴旺的富裕农场。农场里是一排排宁静而宽敞的农舍，农舍前面是绿树成荫的草坪和砾石车道。每走十至十五英里，就会看见城镇或者村庄。但对我来说，这些漂亮的高速公路却是我走过的最冷清的地方。在一百英里的行程中，在空旷的道路上，我没有遇到一个骑行者或徒步的旅行者，就连赶马车的旅行者也没有碰到。至于驾驶着机动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的当地居民，很显然并不关心脚下这条高速公路的社会意义。他们倚在流线型汽车的座椅上，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前行。两侧的世界幻化成两条朦胧绿带，被远远地抛在身后。这些人与高速公路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待在飞机——偶尔有客机从公路上空飞过——客舱里的旅客亲密多少。此刻，他们的思绪早已飞向天边，飞驰的汽车仿佛让他们翱翔在另一个维度，在那里，空间仅仅存在于时间当中。对于居住在高速公路附近的生物——鸟儿、昆虫、蛇、乌龟、金花鼠，以及像我这样孤独的骑行者来说，这些机动车只是危险的代名词，一如自然界里的闪电、地震和洪水。对于某些自然灾害，我们还可以预测和应对（几英里的路面上到处散落着乌龟的尸体，看来它们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机动车却让我们失去了最基本的交流，它的发明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孤独感。对于整天抱怨现代生活缺少僻静之所的人，我建议他们沿着公路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他很可能好多天都遇不见一个人。但是，有人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受限制的自由交往是健康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对于这样的人，我不建议他们这样旅行。因为这些人既会满怀遗憾地追忆乔叟时代英国公路上那浪漫多姿的生活，又会为现代旅行中走遍天下却仍然萦绕于心的孤独而忧虑。
即便如此，上午的阳光对冷清的公路却毫无怜悯之意，像对其他地方一样，开始了对公路的炙烤。我蹬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需要小憩一下，欣慰的是，正好在湖边发现了一个小村庄。村中的旅馆是一座比较新的小楼，它的原址是一家拓荒时代就存在的老客栈，新旅馆中装饰着从附近村庄淘来的“老古董”，我不确定这里是否比我儿时见过的那种摆着黑色皮长椅和痰盂的乡村旅馆强。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游了一会儿泳，还花六十五美分吃了一顿午餐，午餐很丰盛，有洋葱、白萝卜、搭配苹果片的烤梭鱼，还有黄油面包、樱桃菠萝沙拉、牛奶、冰淇淋和草莓。尽管家乡炙热的阳光让我感觉极不舒服，但正午刚过，我还是顶着炎炎烈日开始了第二站的征程。
第二站的行程特别枯燥。沿途只路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子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名字——奋进村。我是在下午三四点钟路过这里的，遗憾的是，在村子的先辈们心中，“奋进”这个名字的含义主要是道德规范方面的。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来应该开“小酒馆”的地方，被一座坚固的“福音堂”占据了。我问两个穿工装裤的男人哪里能买杯啤酒喝，他们咧嘴笑着对我说：“这里买不到，这地方啥都没有。”不过，他们对人倒是非常热情，我刚刚骑出村口，他们就开着福特车追上了我，朝我大喊：“前面一英里，在你的左手边。”骑了一英里之后，果然在左手边看见了酒吧的标志。我走过去，在旅馆后面发现一间灯光昏暗的酒吧，里面很凉爽。酒吧里四个醉醺醺的男人正勾肩搭背，一遍又一遍真诚地互相询问：“感觉难不难受？”
四点，我到达了今天的目的地。这是一个落后的村庄，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新铺的混凝土公路离村子还有半英里。通往城镇的铁路支线已经停运，更糟糕的是，当地人告诉我，他们拆掉了火车站。如此一来，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影响，但至少现在这个村子不用担心被腐朽的都市生活同化，周围已经有太多的村庄被城市发展的洪流所吞没了。
对我而言，这里的主要魅力在于，这里与我祖父的庞大地产毗邻。那些地产都是他从南北战争的战场归来之后获得的，大部分土地都用来耕种了，用五道围栏围了起来。我家里还保留着父亲回忆童年旧事的记录，那是他去世之前不久写下的。我惊奇地看到，七十五年前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前往外界的交通工具——来往于狭窄河道的燃木汽船至今还在为当地人服务。每年的特定时节，印第安人和成百上千的野鸭都会来到小溪旁，采食沼泽地里疯长的野生稻谷。
进入村庄之后，我去了一间酒吧，这种地方往往是消息最为灵通的。果不其然，没让我失望。酒吧里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德裔农民以及一个来自相邻镇的上了年纪的报纸编辑。他们正在收听华盛顿参议员队和芝加哥白袜队的棒球比赛广播，一边预测路易斯对施梅林的拳击赛结果。[4]那位编辑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给了我一些建议，让我去拜访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长者的家。老人保养得极好，已经九十多岁了，留着浓密的胡须。我们并肩坐在门廊前面的摇椅上，他跟我讲起了旧日的时光。他还记得南北战争爆发前少年时代的往事……在他的建议下，我又去拜访了一位农场主，他的农场过去是凯南家族的产业。这位农场主相貌英俊，一双蓝色的眼睛闪着柔和的光芒，上扬的嘴角流露出他坚韧而敏感的个性。四轮马车慢慢地在田间转了一圈又一圈，机械收割机无情地割断了干草，年轻的农场工人顺势把干草装上马车。碎干草屑漫天飞舞，我一边跟在马车旁边走，一边和农场主讨论家族史。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今晚在他的农庄过夜。房子里有浴室也有餐厅，不过我们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厨房里洗漱和吃饭的。这个大厨房占据了整栋房子的中心位置。与我共进晚餐的有农场主夫妇、他们的儿子，还有三个农场工人（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印第安人）。这顿晚餐是农场主太太亲手准备的。她没有“帮手”，一个人做好了所有饭菜。餐桌上摆满了熏鲤鱼、洋葱、奶油土豆，配着当季草莓脯的小圆面包、巧克力蛋糕、奶油草莓和柠檬汽水。
晚餐过后，工人们相继离开，只剩下我们坐在“客厅”里闲谈。农场主的儿子二十多岁，眼睛近视，性格温和，有些愚钝。在整个闲谈的过程中，他几乎没怎么说话。到了深夜，农场主的女儿回来了。她跟朋友们在城里玩了一整天。她是一个大学生，准备做一名体育教师。这样一个聪明、时尚、自信、身强体健、精力充沛的女孩走进来，仿佛给这个陈旧农舍里令人疲倦的夜晚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新鲜气息。看不出女孩是否愿意像她妈妈一样甘心做个农场主的妻子，跟她妈妈年轻时相比，她显然接受了更良好的教育，视野也更加开阔。二者比较，结果孰优孰劣，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实际上，城市生活虽然变幻莫测，但也充满机会，它会像接纳其他农村孩子一样接纳她。无论她的未来是暗淡还是光明，她都应该驰骋在更广阔的空间当中，而不是拘囿于一个小小的农场。
第二天，我顺利骑行了四十英里……晚上，步行回到了我曾经住过的房子。家里没有人，一片黑暗，我在门廊里独自坐了很久。在弧光灯的映照下，可以看到两旁绿树成荫的街道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两边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一条深色的汽车车流在路中间流动，有的进城，有的出城。每辆车里都有两到四个人，他们一心想着寻欢作乐和各种各样的消遣，通常是看电影、跳舞或者参加青年男女的爱抚聚会（在这种晚会上异性之间可以亲吻和拥抱）。如果年轻男女不能像这些夜晚驾车出行的人一样，享受出双入对的私密约会，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悲。所有的夜生活都以这种方式顺着高速公路蔓延，人们两个一对或四个一群地组成一个个安静的群体。在那些小群体内，他们变得无拘无束。这里没有像巴伐利亚啤酒屋或者俄罗斯游乐园那样供陌生人自由聚会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人们聚在一起，分享结识新朋友的快乐，而这里的一些酒吧甚至都无人光顾。
此刻，这种安静的夜生活就像是流动的监狱，紧闭的门窗，封闭的人群，这似乎间接证明了美国人极度偏好个人隐私的夸张说法。英国上流社会这种邪恶的习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全体国民的癖好。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悲哀，是忘记了如何去共同思考、共同生活的一代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致他们都不敢随意跟陌生人有一星半点的接触。他们对乐意分享生活和分担难题的大多数人，既失去了好奇心，也失去了责任感。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种聚会正如常常被证实的那样，具有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同样是这些人，在面对诸如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这样的灾难时，会挺身而出，舍弃个人利益，戮力同心地应对灾难。我不禁想到，一个人似乎应该欢迎任何社会灾难的到来，尽管这种灾难是痛苦的，人类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它至少能够驱散人类保守的个人主义，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寻求幸福和救赎，而不再以自己或者某个小团体的利益为中心。这种社会灾难似乎即将临近，也许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就会发生；我发现自己竟然很期待这种灾难，这跟19世纪90年代的安东·契诃夫颇为相似，他怀着既期盼又恐惧的心情迎接社会剧变的到来。“残酷而猛烈的暴风雨正朝我们迎面扑来，它已经很近很近了，不久之后将彻底席卷这个社会的惰性、冷漠，对工作的偏见，以及所有让人厌烦的腐朽事物。”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乡村的新一天，与以往一样，孤独的高速路，炙热的阳光，公路旁酒吧间里凉彻肺腑的啤酒。不过，依然没有出现能让我的想法有稍许改变的东西。由此，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面临崩溃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再维系下去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牺牲掉什么，心灵上的交流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虽然目前这种交流已经降至不可想象的程度。
● 9月16日
我很厌恶自己在精力旺盛的中年时期就变得了无生气，碌碌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令人生厌，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跟别人炫耀。
华盛顿的美也仅限于它的公园、树木和花园。
[在慕尼黑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凯南横渡大西洋赴布拉格工作。］● 9月27日今天上午在船上给大使馆打电话，请他们帮忙预订从巴黎飞往布达佩斯的机票，我希望经罗马尼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看到英国报纸说美国的公使馆已经从布拉格撤离，由于没有提及公使馆最终迁移的地址，我决定穿越鲁塞尼亚旷野继续我的行程。
● 9月28日
在普利茅斯卸下一些乘客后，我们开始穿越英吉利海峡。船里所剩的乘客已经不多，海面如同湖面一般平静。海鸥像往常一样追逐飞翔，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海面。没有谁能预料到，在这样美好的天气里，竟然有一场动荡和骚乱在前面等待我们。
船刚刚在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放稳舷梯，沸腾的欧洲危机立即呈现在我们面前。勒阿弗尔的领事在第一时间登上船，告诉我不能再继续前往汉堡了，我们只能把乘客卸在这里，然后尽可能多地搭载想避难的美国人返回美国。家人在慌乱之中迅速地将物品收拾进汽车的后备厢和手提行李箱，我匆忙地做了一下安排，把车子暂留给领事看管。通过电话，我终于联系上大使馆的负责人，下午五点半左右，全家人被送上一列拥挤不堪的海陆联运列车，向巴黎进发。
在途经无数脏乱不堪的村庄之后，温和而富庶的诺曼底终于出现在眼前。从勒阿弗尔开往巴黎的火车始终在山间运行，乘客们常会感到列车正猛冲进狭窄的山谷，山谷里整齐地坐落着法式住宅，每座房屋前面都有一个菜园，随着柏油路蜿蜒开去。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晚上到巴黎接上我们，为了避免遭到空袭，城里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我们只能一路沿着漆黑的街道向宾馆驶去。
● 9月29日，布拉格
早晨五点钟就起了床，吻别还在睡梦中的家人，出发前往勒布尔热（Le Bourget）机场。那里到底还是有一架飞机飞往布拉格，大使馆已经为我订好这次航班的机票。
飞机在迷雾中起飞，花了四十五分钟穿越白茫茫的雾霭，之后一切才变得清晰起来。
斯特拉斯堡是我们唯一经停的站，那里很多房子的房顶上都悬挂着红十字标志。除此之外，这个平静的小城嗅不到一丝紧张的气息。
在布拉格，我发现大家对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即将出席的慕尼黑会议并没表现出过分的忧虑。然而，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家眷们都已经离开布拉格，大多数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住进公使馆，公使馆成了临时宿舍。我和另外一名秘书，还有总领事住在一个房间。他们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夜晚已经没有一丝光亮了，走在外面很难找到路。
下午在市中心散步，我完全被这里的建筑和整个城市迷住了。我想，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一年一定在我心中埋下了钟爱巴洛克艺术的种子。
在酒店和休伯特·伦弗罗·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等新闻记者见面，他们的窘境让我哭笑不得。他们就像食腐的秃鹫一样，依靠这个正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小国家提供的新闻维系生活，他们的职责是向世界各地报道这里的热点新闻。然而，实际上，他们整天聚集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几个人围着一台借来的收音机，疯狂地从伦敦广播电台的报道中搜索信息，试图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 9月30日
今天起得很早，早饭前在朦胧的晨光下散了一会儿步。站在宫殿的护墙边望向整个城市，此刻它正安静地伫立在山谷之中，笼罩着一层轻纱似的薄雾。伦敦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播发了《慕尼黑协定》的具体内容，整个早晨我都在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众会怎么看待这份协定。
去市中心吃午饭。街上很多民众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凡是张贴报纸的地方，周围都聚集着一群读者。路边广播喇叭的周围也挤满了听众。除此之外，街上很平静。
下午回到公使馆，这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通过广播发出通知，告诉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情。
晚上，我们沿着马内斯桥（Manesuv Bridge）散步。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天地间一片宁静，但路人的脸上分明写满了悲伤和痛苦。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再也听不到法语和英语了。
● 10月2日
清晨在市中心散步，顺便走进市政广场旁边一个小型巴洛克教堂。现在，它主要用于捷克斯洛伐克教会的集会活动；捷克斯洛伐克教会是反对天主教的宗派，起源显然可追溯到胡斯时代。[5]教堂里座无虚席，人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高高的布道台上站着一位神父，他正就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高谈阔论。此时，这里没有悦耳的仁慈之音，也没有狂热的盲从，只剩下痛苦、凝重、清教主义和偏执，早期新教教义的影子仍依稀可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背叛了捷克人民，把他们推向了对立的一面。捷克人民不得不放弃对人类品德的所有美好梦想，转身去向公正、冷峻、严厉的上帝寻求慰藉。
中午去了一家咖啡馆。咖啡馆里烟雾缭绕，肥胖的犹太人正沮丧地望着他们眼前的咖啡杯和德语报纸。
● 10月9日
我坐在围墙上吃了一个三明治，面前是一条绿树成荫、铺满鹅卵石的公路。真高兴又回到了欧洲。我骑车穿过切尔诺希采（Cernosice），进入树林和山间。在一个乡间酒馆里又吃了几个三明治，还喝了杯啤酒，给我端啤酒的是一个矮胖的老女人。酒馆的墙边摆着一圈木制长椅，木椅上坐着一个小伙子，他带着一个装着鸽子的布袋，他旁边还有一个抽着长烟斗的老头儿。从卡尔施泰因（Karlstein）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列火车，车上载满了复员军人，我听见他们冷漠地开着政治玩笑。
● 10月13日
情报员希金斯（Higgins）和小肯尼迪（Kennedy）今早都到我这里来了。[6]让大家感到好笑的是，两人都是从巴黎坐火车出发的，他们天真地认为前往布拉格的铁路还是畅通的，结果在匈牙利埃格尔（Eger）就被赶下车，不得不绕行其他路线过来。我再次承担起护送他们出去的任务，下午两点钟，带着从德国公使馆办理的证件，我们坐着本国公使的林肯车前往占领区。刚刚割让给德国的苏台德区显得有些单调和贫穷，波西米亚和中欧的魅力已经逝去，而德国特有的整洁完美的形象尚未建立起来。
● 10月17日
下午去拜访了C太太。[7]为什么美国当权者的太太都有那么强的戒心呢？我怀疑是因为当权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作为妻子的她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她们为自己的丈夫担心，心想丈夫既然能轻易地被自己的甜言蜜语所哄骗，也就很可能轻易地被其他人哄骗。
1939年
随着德国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国务院将凯南调往柏林，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这一要职。这一年的日记在1939年6月末，也就是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及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戛然而止。
● 6月7日，柏林
清晨，乘火车离开布拉格……我们在边境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不同部门的人员查验了我们的各种证件。格蕾丝说：“我们国家都不向他们要通行证，他们凭什么要我们的？”……刚过中午，我们就到达柏林。在车站发生了一场争执。索尔韦[8]把手提箱忘在洗手间了，手提箱里装着琼的瓶瓶罐罐，她回头去取时，手提箱已经被打扫洗手间的女服务员拿走了。我们找到服务员，可是她坚持不予归还。她说她的职责就是把拾到的东西交给列车长，再由列车长交给失物招领处，如果这个手提箱属于其他人，而她擅自把东西给了我们，那么她就会有麻烦。我抑制不住愤怒，这趟车只有我们带了孩子，成年人是不会带这些瓶瓶罐罐出来旅行的。我们很着急，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我从她手里一把夺过行李箱跑掉了，动作干净利落，没容她做出任何反抗。抢过行李箱跑开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们德国人那样，需要依赖进一步的会议和谈判来重新拿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像希特勒所说，我恐怕要等上二十年才能拿回自己的箱子。
● 6月8日
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在车站送别孩子们和索尔韦，两张小脸儿探出车窗向我们微笑。火车开动的时候，格蕾丝兴奋地跟我挥手告别。我当时又心烦又疲惫，所以没有精力去体味这最后一次离别的意义；十二个小时以后，夕阳渐渐坠入辽阔的北海，我不由触景生情……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伦敦短暂休假。］
● 6月11日，伦敦
星期天，整个上午都待在家里。中午，下楼吃饭。下午，安娜·弗洛伊德[9]来访。她人到中年，深邃的双眼略显疲惫，生就一张敏感而睿智的面庞，总之，她是那种你看过一眼便再也无法忘怀的女人。
稍后我们去了市区。围着白金汉宫绕了一圈，还顺路去一座公园游览，园中的池塘非常漂亮，满是嘎嘎欢叫的鸭子，不过气味非常糟糕……再往前走，见到一家很大的电影院，我们进去看了《再见，奇普先生》[10]，我非常讨厌英国上流社会所喜好的那种多愁善感和浪漫情调。
1940年
1940年2月，国务院派凯南陪同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前往欧洲。威尔斯肩负着与欧洲各国首脑和谈的使命，但这次斡旋最后无疾而终。作为一名谨言慎行的外交官，凯南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和谈之事，看上去威尔斯也没有采纳凯南的建议。与此同时，不断扩大的战事已经殃及凯南的家庭生活。凯南让安娜莉丝将格蕾丝和琼从她的挪威老家克里斯蒂安桑接回来。安娜莉丝接回孩子们仅仅几天之后，德军于4月9日入侵挪威。安娜莉丝带着孩子们回到美国，乔治·凯南则在柏林承担起美国大使馆的大部分重要工作。
● 4月15日，柏林[11]
安娜莉丝上月中旬去了挪威。4月4日，我特意给她打了长途电话，让她马上把孩子们带回来。她第二天就动身了，那天是星期五，她们当晚到达奥斯陆，星期六晚上乘坐卧铺车前往哥本哈根。
我乘坐星期六下午的飞机从柏林飞往哥本哈根，想在那里与她们见面。那是个非常晴朗的下午，能见度非常高。这是一架瑞典飞机，飞离柏林时不得不先朝相反的方向飞，致使飞机在空中浪费了一个多小时，往东南绕了一个大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遵守德国军方的空域管制规定……
第二天早晨，刚刚吃完早饭，我在车站见到了家人。格雷丝和琼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外衣，戴着《快乐流浪汉》（Happy Hooligan）里漫画人物同款的小帽子，两个人都身着崭新的百褶毛裙，这让她们感到颇为自豪。回柏林途中，两个小家伙一路都很兴奋，这样的状态几乎持续了一整天……
星期一早晨，听新闻说英国人的水雷已经布满了挪威海岸线。当晚我们坐在收音机旁，来自奥斯陆的一条报道说，一艘从德国驶往克里斯蒂安桑的运兵船中雷沉没。不明真相的挪威人出动了附近区域所有的救护车，尽一切可能对幸存者实施救援。在成千上万好奇的挪威人的注视之下，幸存者们被带回克里斯蒂安桑。这些天真的挪威人注意到救起来的都是年轻人，留着统一的军人发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几乎没有人能猜到，这些幸存者原计划第二天早晨在这里登陆。
星期二早晨，我打开收音机收听美国广播电台，听到的第一组新闻就是丹麦和挪威各港口被占领的消息。中午，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听克里斯蒂安桑遭到空袭以及德国海军炮击城镇的新闻，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便开始绕着一个圈子运行，即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抽空听听收音机，试图从一波又一波充斥着连篇谎言、自我吹嘘和闪烁其词的消息中挖掘出一些真相来，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在欧洲反复地传播着。安娜莉丝还不知道她的父母、兄弟以及她家的房子有没有出事。德国人对克里斯蒂安桑的灾难保持着不祥而可怕的沉默，这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厄运已经降临到那块土地上，克里斯蒂安桑恐怕面临着一场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更加恐怖和悲惨的劫难。这一家人想要毫发无损地从这场劫难中走出来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算用尽所有办法，也不可能躲过这可怕的打击。安娜莉丝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沉着和大气面对着这场灾难，但是很显然，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担心我们俩都扛不住这种压力，不过最终还是挺过去了。
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感受，与苏联或者这片大陆上其他不幸的地方相比，我时常觉得克里斯蒂安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真实感。那种龌龊、反动、残酷、在强大武力统治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允许克里斯蒂安桑体面、舒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几百英里之外安然存在的。人的直觉往往是准确的，随后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预感，这似乎让我如释重负。至少，事情变得很清晰了：两种生活方式不能共存。因为没有人与我分担这种不安全和焦虑的心情，以致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可如今一切都找到了解释和理由。现在无须再自我检讨或者担惊受怕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需要再去问任何问题了。除了被动接受，我们别无选择。可能我们也无须再去纠缠谁对谁错，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就像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再重要一样。唯一的问题，就像列宁所说，最后是谁征服谁的问题。我们只要对自己的立场有清醒的认识就足够了。甚至连我们的生命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世界再也不会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利益而转了。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我们的生死也只会对我们在乎的事情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我们只需要像最初的原始人类那样，团结其他人，做自己能做的事，同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少用说教和哲理来打扰我们的大脑。我们去爱，我们去恨，就让一切到此为止。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家人。我已经为安娜莉丝和孩子们定好了去曼哈顿的船票，5月4日从热那亚起程。但我还不能送安娜莉丝走，她要搞清楚远在克里斯蒂安桑的家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也许会推迟她的行程。同时，欧洲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新的战事，如果战争真的蔓延到南欧，那么返回美国就会变成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许多人甚至希望这种痛苦的现实最好早点儿降临这个地方。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回国安排只能寄望于形势的发展和我们的运气了。
实际上，还是应该感谢上帝，我们的生活总算还有可喜的变化。我的工作业绩得到了肯定，这让我的薪水名义上涨到了六千美元。这个岗位的实际收入，包括房租津贴、货币增值补助等等，每年大致有一万三千美元。这种美事儿还能持续多久另当别论，但就目前而言，这个数字在同行业同龄人当中已经位居榜首。按照程序，七八年之内我再升迁三次就能成为部门的负责人，进而坐到公使的位置，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而言，也许根本不会变成现实。恐怕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位置越高的人树敌越多。不过，能意识到自己离目标并不遥远，仍然是一件让人颇感惬意的事情。即使再无升迁的机会，至少我还能在目前的岗位上坚守多年，从而确保自己维持一份收入可观、责任重大的工作。
求求你们，不要再为写信向我们描述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的奢华生活而道歉了，那里——以及纽约——是我们如今尚能保持理智的唯一理由，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再次充满阳光。
如果安娜莉丝去你那儿，她一定非常想跟你去松树湖（Pine Lake）避暑。之后，我们就要再看有没有机会了。我希望能在年前回去，不过照目前的形势看，简直是异想天开，如今在欧洲没有人会去想一周以后的事情。
我还要长期坚守在这个令人心烦的岗位上，看来没什么希望在短时间内摆脱这种境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要想一周以后的事情呢？光是想一想，就比过去和平年代中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更痛苦。
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跟威尔斯代表团的合影，我在里面，不过我有特异功能，能够游离于照片之外。今天，在德国政府提供给我们使用的专车上看到《生活》杂志（LIFE），上面有我们的合影。屋子里的人全被收进照片里，不过你们能看到的我的形象，就是桌布下面的一个隆起，那是我的膝盖。
[6月14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巴黎，经过德军的特许，凯南前往海牙和鹿特丹，与滞留当地的美国外交官恢复联络。］● 6月14日，海牙将近一点钟，我坐上开往海牙的崭新特快列车离开柏林。在柏林和汉诺威之间的田野上，一些囚犯正在劳作，可能是波兰人。阳光炙烤着光秃秃的平坦田野，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命令下，囚犯排起了德国式的整齐队列。
过了汉诺威，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装满囚犯的闷罐列车，这些人是来自西欧的新战俘。列车唯一开放的地方，就是每节车厢靠近尾部上方用来采光和流通空气的小窗口。通过这些小窗口，我们能看见战俘的脑袋和苍白的面庞，他们充满忧虑和乡愁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车外极度荒凉的德国平原。
我看着他们，看着田地间劳作的农妇，看着秩序井然的铁路货场，不禁想到，在过去的战争中，个人的信念和决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自由的民族才能造就更优秀的战士。在目前的机械工业时代，被奴役的民族更占据优势，因为机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刀剑等冷兵器相比，它在奴隶手中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其杀伤力。
我们在边境遇到两列运载纳粹党卫军的火车，它们正在旁边的轨道上等待出发，平板车厢上装满了机动车辆、高射炮和行军炊具。与刚才看到的战俘列车不同，这些闷罐车厢的滑动门敞开着，士兵们挤在车厢门口四处张望，表情都很相似，有的盯着我们乘坐的豪华列车，有的聚精会神地读着我们这边的乘客扔过去的报纸和杂志。
进入荷兰境内，列车途经之处只能看到少许由战争造成的破坏。铁路两旁偶尔能看见一间被烧毁的农舍，或者一座空空如也的仓库，不过一切都被爱整洁的荷兰人彻底清理过了。艾瑟尔河（Ijssel）上的大桥曾被撤退的荷兰军队炸毁，如今被德国人彻底修好了，我们这样的重型列车经特许可以通过。
到达代芬特尔（Deventer）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列车不得不按照战时灯火管制法规放下百叶窗。整个夜晚，我耳边都萦绕着一个自以为是的德国商人跟一个荷兰第五纵队[12]成员的谈话，他们的对话使这个夜晚更加难熬。我不得不紧抓着头等车厢提供的靠垫来克制自己的冲动，以免一跃而起去拆穿他们言谈中的自满与虚伪。那个德国人，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头冷漠而自大的猪猡，他只是《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13]的传声筒而已，不值得一提。倒是那个头脑聪慧敏捷、语言组织能力出色的荷兰人，对我着实是个考验。他表示他充分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所蕴含的理想，并跟德国人讲起荷兰的传统以及荷兰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不无遗憾地表示不知道怎样去培养荷兰的年轻一代，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羸弱的国家可以依靠，无法指望通过伟大的征服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列车开进海牙站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驳斥了那个荷兰人，我认为实际上他们很难在荷兰开展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想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荷兰，那么他们将面临一场注定会失败的竞争，德国政府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对立的运动存在的；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泛日耳曼主义的荷兰，那么荷兰人的民族价值观就会丧失殆尽，拥护者不会成为上等的荷兰人，而只能成为下等的德国人。
● 6月15日
下午，出去散步很长时间。市镇前面的房屋看起来整洁而匀称，散发着宁静的清教主义气息，也彰显着固有的不张扬的繁荣。这里繁缛的礼节让人不难想象出此前那一批批前来讨茶的游客，要怎样去面对服务员充满怀疑的眼神，在这里他们的社交水平受到了最仔细的审视。很明显，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成年人不懂得享受生活，就无权要求获得温暖、宽恕或者柔情。但是，文明的确就是如此，我悲哀地意识到，我所受的教育竟然让我显得如此缺乏修养，粗鲁不堪……
我看着那些强健、冷漠、固执的人骑着自行车，牵引着驳船，毫不犹疑地秉承着既有的习惯和传统，仿佛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他们。或许我看得不是那么准，不过就我分析，他们大多数人都将面临没落和衰退。德国要给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才能使其恢复昔日殖民帝国中心和海外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像挪威和丹麦这些地方，其发展很大限度上依赖于海外贸易，它们是欧洲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但是，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受到其大陆性的独裁经济政策的限制，至少在北部地区剥夺了所有殖民国家的经济自主权，一个已经将英国这个巨大的经济旋涡拖死在自己海岸线上的欧洲，难道还这么需要通往外面世界的门户吗？鹿特丹依然会保持中转港口的角色，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仅靠中转，以及本地出产的鲜花和蔬菜，几乎难以养活稠密的人口，也无法让沿海省份维持高水平的生活。
人们不但为伟大文明和传统即将被摧毁而深感痛心，也会因外国征服者的剥削和经济衰退而痛苦。总有一天，荷兰绝大多数城市会从昔日的高高在上和无上荣光走向低迷，它们仅仅会成为日后用来教育德国游客的文物而已，或许还会让后人产生一种生不逢时和无奈的感慨，感慨自己的先人竟然会那样肆无忌惮地暴殄天物。
● 6月16日
我们[14]驱车前往鹿特丹。沿着一条普通的街道进入市区，商店都在正常营业，有轨电车往来穿梭，人行道上忙碌的人们熙来攘往。突然，几乎没有过渡，就像有人挥舞着一把巨大的砍刀一下子把城市劈成两半，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房屋，城市从这里开始变成了一片满是残垣断壁的广阔废墟。残存的墙体随处可见，有些房屋基本框架还在，不过大多数已经被摧毁，夷为灰色的平地。主要街道幸免于难，有轨电车和汽车像往常一样通行，讳莫如深的荷兰人像什么灾难都没有发生一样，淡然地骑着自行车。在城市的一个主要区域，交通仍然十分拥挤，不过附近没有任何建筑物，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位于乡村的交叉路口，而旁边的旷野则是一个堆积残骸和垃圾的倾卸场。
最让人惊奇的是，市区与这块被彻底摧毁的地方（被毁房屋数以千计）之间竟然没有任何过渡地带。凡是没有被炸弹击中的地方，一切都完好无损，秩序井然；凡是炸弹落下的地方，都片瓦无存。我看到，在城市的一侧，商店正常营业，人民正常生活，完全是一副正常的景象；而在另一侧，触目所及，都化成了一片白地，只剩下冒着黑烟的残骸，此外再无他物。
● 6月17日
早晨起得很早，乘坐六点的火车返回柏林。火车要用五个小时穿过已被德国占领的荷兰，星期天上午的时光就被这该死的旅程浪费了，真是无聊至极。还在下雨，城里空荡无人，好像这里已经被所有人遗弃了，只剩下一些忠心的奶牛。我读着德国报纸，其上“所有抵抗都是愚蠢之举”的宣传让我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在这场战争中，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对我产生触动的话，那就是抵抗导致鹿特丹变成了一片废墟。[15]
1941年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即使发生了这些重大事件，凯南仍然只写了几篇日记。
安娜莉丝原本打算带着两个女儿在美国等待战争结束，但是4月，她将女儿托付给凯南的姐姐珍妮特，只身返回柏林。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丈夫有了外遇。数十年后，当有人问起当年为什么抛下女儿冒险回到战区时，她轻描淡写地说：“为了挽救婚姻。”[16] 9月，珍妮特无法再照顾孩子们，安娜莉丝才回到美国。
● 8月31日，柏林
天色灰暗，天气寒冷。
上午，在大使馆正常工作。
下午，同凯蒂（Kitty）和安娜莉丝开车去乡下，到森林里散步。砂石路和橡树看上去都湿漉漉的。我们来到位于森林中间的小屋，坐在带有顶棚的走廊上避雨，其间我以对面的谷仓为题材画了一幅素描。后来，太阳出来了，雨后的树叶被迟到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我们动身返回时，天边出现了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