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空袭警报足足响了一个小时。我们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敞着阳台门，等待着枪炮声，不过最终并没有等到。可爱的弯月挂在空中，明亮的月光洒满阳台，月亮的周围是几片斑驳的云彩。
针对美国的现状，我们在夜里争论了很长时间，当然，是隐晦地争论。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晦涩的寓言故事，以此来隐晦地表达我们对真正想说的事情的看法。这些话以前我们可能都说过，但是现在“隔墙有耳”。
● 9月1日
今天是美国的假期。上午，又有工作任务。下午，我们去湖上泛舟。相较于6月轻快、晴朗又有些无聊的下午而言，秋日的哈维尔湖显得有些冷清。尽管6月航行时我抱着满腔的怒火、烦乱的心绪和无尽的心痛，但它留给我的是幸福的回忆。
1942年
1941年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不久，凯南和美国大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以及许多记者，就被德国拘禁在巴德瑙海姆的杰斯克大酒店，华盛顿和柏林方面直到1942年5月才开始谈判遣返事宜。凯南作为被拘禁人员的领导者，除了负责要事的决断之外，还要负责很多费力不讨好的琐事。对食物短缺的抱怨声终日萦绕在凯南耳边。
虽然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并没给凯南带来太大的困扰，但个人生活的危机却让他痛苦不堪，他对一段无疾而终的婚外情感到深深的绝望和极大的屈辱。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协助组织了“巴德海姆大学”（Badheim University），他很享受在那里讲授俄国历史。
[下面的日记表明，凯南一天需要完成大量工作，这些工作让他伤透了脑筋。他不得不去跟德国人周旋，解决美国同事们关心的问题，应付瑞士人心血来潮的想法，还要处理和纳粹官员的关系。］● 1月25日，巴德瑙海姆1。 格拉菲斯问，他昨天（星期六）下午留给我的备忘录是否已送到瑞士。
2。 费了好大劲儿，把哥本哈根的行李抬到楼上去。
3。 斯佩克和施塔特勒来拿文具。
4。 莫里斯先生过来告诉我，行李出了问题。
5。 史密斯来跟我抱怨，说他妻子丢了两个包裹。
6。 辛克尔跟我说，他不想主动向妻子示好。
7。 扎巴小姐来询问拜访奥尼尔的相关事宜。
8。 劳森小姐要去给奥尼尔送钱，我安排她与扎巴小姐联系。
9。 乔克来问我，他能否在我的阳台上拍照。
10。 与贝斯特讨论他继续留在德国的事宜，承诺写进声明。
11。 莫里斯先生来向我陈述酒店工作人员无礼对待瑞士人的经过。
12。 给帕扎克写备忘录，报告休姆斯小姐丢失胭脂盒一事。
13。 给费舍尔写备忘录，提醒他往里斯本寄信的事情。
14。 给霍华德写备忘录，把瑞士公使馆的信交给他。
15。 就格勒博夫一事给瑞士公使馆起草信件。
16。 给瑞士公使馆起草一封信件，提交洛克纳的要求。
17。 给贝利和劳克胡夫写备忘录，要求他们阐述对瑞士公使馆来信的意见。
18。 跟奥克斯纳探讨格拉菲斯的事情（格勒博夫）。
19。 跟塔克讨论他在报社的工作，以及为英语课堂准备卡片的问题。
20。 楼上楼下都没有找到惠特科姆，想针对他提出的要求跟他谈谈。
21。 为了贝斯特的事，向瑞士公使馆起草信件。
22。 跟德梅尔小姐谈了谈她的事，为她的签名给莫里斯先生写信。
23。 为了行李的事，到处寻找卡亚-波迪尔。
24。 跟查理·史密斯商量给奥尼尔写信的事情。
25。 去看望帕扎克，跟他谈了谈行李的麻烦。
26。 和莫里斯见面，再次跟帕扎克交谈。
27。 再次看望帕扎克，向他解释误会。
28。 晚饭。
29。 与莫里斯和卡亚-波迪尔谈话。
30。 跟佐恩谈起酒店的管理和一些窍门。
31。 起草秘书章程。
32。 看到惠特科姆的申请。
● 4月19日
1。 人在抑郁时，想法往往比平时更加接近现实，接近那种悲惨而忧郁的现实。换句话说，并不是这种抑郁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盲目的希望在平时占了上风。
2。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的纵欲行为显得优雅而自信，就必须得掌握克制（划去了“禁欲”一词）的艺术，这种说法很极端吗？“能克制才能自我把握。”怎样掌握克制的艺术？如果通过节食或者强行压制来实现，那么一个人也就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一个人不能仅仅为了去克制特殊的强烈欲望，就去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那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奴性，难道是他错了吗？
3。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你已经不止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放弃希望，承认自己老了，别再去想那些事情。上帝呀，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还在期望什么？
4。 你能自信、自豪、精力充沛地去做这件事吗？那是你的问题，你看到答案了吗？
● 4月20日
一个人可以继续这样漂泊吗？他就不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和路线吗？
我应该把自己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像整理桥牌一样，经过精密严谨的思考，然后决定最后的出牌策略。
我这一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哪些愿望才是可能实现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想要：（1）幸福、和谐的个人生活；（2）让人备感愉悦的职业。第一个愿望已经化为泡影，因为我个人的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了，第二个愿望也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而无法实现。如果一个人只是被欺骗了，或许还有挽救的机会，但如果一个人骨子里已经自甘堕落、萎靡不振，那么他注定没有希望了。不管结果如何，战争本身已经将他折磨得伤痕累累。那些有权力的人或许还能做些什么，但在美国没有人拥有权力。体制不允许任何人拥有那种权力。或许有人会为了夺取权力而试图推翻这种体制，就算他成功了，也只是开启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潘多拉魔盒而已，他自己最终只会沦为一种暴力的摧毁工具。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去做个园艺工人——美其名曰乡绅——也只有这个职业，才能让我这个年龄的老男人手里拿着玩具一样的工具而不招人耻笑。这样做也算给了我一个机会，为这个地球上的一小块土地尽一点点责任。毕竟，我们人类对地球进行了那么残忍的虐待和破坏。
虽然我是个自我保护意识相当强的人，但我对家人的愿望比对自己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希望他们免受他人残忍的侵害，免受自然灾难的伤害，孩子们有机会在和平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怎么做才能确保这一切？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不管是做驻外工作还是当园艺工人，都无法彻底保障我实现这些愿望。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将二者合一，因为同一种灾难不见得能同时将这两条路都摧毁殆尽。
驻外工作是件苦差事，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拿到现金报酬，除此之外再无可取之处。如果不是为了家人，可能我不会在这里再多待一天。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家庭，我想象不出离开这里我还能去哪儿。我不能要求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跟着我去过早期基督徒那种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比如去务农，那就意味着孩子们将无法享受先进的教育和所有先进的生活服务设施。我必须把握住现在，以防发生那种更大的不幸。但我还不至于马上变成无产阶级，从理论上来说，有一天我可能真的会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做出现在这副样子？坦白地讲，你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心怀愧疚和耻辱。
可以说我感到震惊、感到沮丧、感到丢脸。在我眼里，这是一件让我一直感到内疚的荒唐事，真的，虽然它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还有很多机会去补救。它以如此可笑和耻辱的方式惩罚了我，深深地挫败了我。上帝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惩罚我呢？
不过，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还要坚持自己，而不去做一些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无法面对这些人。我的愤怒和屈辱在体内燃烧。因为我是乔治·凯南，我必须隐瞒一切。如果我走到他们当中去，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日后一旦那件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最终我只会落得个双面伪君子的恶名。无论如何我必须远离他们，而且应该马上去做。
另外，对我来说，跟他们相处是什么感觉呢？我对他们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竭尽所能了；上帝知道，他们也不能再为我做什么了。
不过，以前你并不这么想。
不，我想过，偶尔想过。不过这次的事给了我巨大的也是最后的触动。这里当然包含有一些孩子气的固执和任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挫败感当中，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时，我就象征性地搞些破坏以示反抗。我说如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我就永远不会停下追求的脚步，我永远不会为一点点的成绩而骄傲自满。
可这种想法现实吗？哪些“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你不曾拥有的？
女人，这是其中之一。自由，也算一个。内心的宁静算作第三个。这还不够吗？
是的，我认为已经足够了。
● 4月22日
关于年龄，跟其他事情一样，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一个男人会感觉到自己的衰老，时间让我感觉到我已经老了，它强迫我感觉到我老了。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面对，我会很坦然也很有尊严地去接受它，带着勇气、决心和毅力，尤其会带着那种义无反顾的骨气。
为什么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呢？这是不是有点儿愚蠢，又有点儿走极端呢？
凭我的经验，如果一个男人感觉自己很年轻，那就说明这个男人内心一定很强大，非常乐观，他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非常融洽，不过相对地责任心就差一些。上述这些特点我都没有。因此我无法做到年轻有为，但我也不允许自己继续年轻时的无为。人生彻底失败的结果远非我所能承受的，并且会影响到我爱的人。
● 5月5日
今天早晨，帕扎克[17]正式向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一周之内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里斯本，12日晚上10点26分的火车。这个消息，我们已经在这间宾馆里足足等了一百三十六天。我把消息拟成通知，并让主管的官员签上字，贴到了门厅前面空荡荡的布告栏里，然后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去关注同被拘禁的同事们会做何反应了。几个月以来，我们这些负责人一直不停地为政府官员卖命，一直生活在自我压抑、自我克制和煎熬之中。可是，这里的很多人都缺乏一颗谅解之心，等他们恢复自由以后，回报给我们的无非是忘恩负义和无情抨击。所有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想我必须重新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整理汇集自己的思想历程，作为一个纪念留给未来的自己。这五个月来，持续高度紧张的生活让我心力交瘁。我跟另外一百三十五个同伴共处一个屋檐之下，其中没有一个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要尽全力帮助他们排除危险，却得不到他们的丝毫感激。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生活和我的压力，在最后的四天里，我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是一种没有任何温暖、慰藉、放松和热情的状态。如果这种记录（偶尔地记录）能够帮助我重获精神力量，那么这段时间的付出就是值得的……
下午，被拘禁的同伴们为行李的事情吵了起来，其中也包括某些高级官员。他们不想按照德国人的要求，除一个过夜包外将其他所有手提行李都放进行李车，也不同意离开柏林的当日背着过夜包上火车。这弄得我心烦意乱，对他们来说仿佛这就是头等大事了……就在同一天，英国军队已经开始挺进马达加斯加，法国命运未卜，成千上万的人正面临死亡和饥饿，这些人却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事而争吵不休。我要提出正式的控诉：如果你们能够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自己真正要肩负的重任，其成败关乎着人类文明的存亡，那么现在你们根本就不会介意拿不拿手提包了！
我打心眼里讨厌这场最后的告别仪式，一个个装腔作势，虚伪透顶，所以我没去跟他们共进晚餐，而是整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 5月14日
我们前天晚上八点一刻离开巴德瑙海姆，我把临行人员集中在宾馆大堂里，然后集体步行去火车站。那是一个温暖的五月夜晚，只是天色有点儿阴沉。当地居民有的站在路边，有的透过玻璃窗，貌似平静地目送着这些“该死的美国佬”离开。尽管德国军队一路凯歌，但也许这些居民中大多数人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掺杂着敌意、嫉妒，也许还在不安地发问：“如果美国人赢了，结果会怎样？”
九点半，车轮缓缓转动，我们在巴德瑙海姆五个月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中午时分，火车顺着环形铁路线开进巴黎东南部的郊区。眼前是一个废弃的网球俱乐部，满院的杂草足足长到了三尺多高。这个景象直截了当地显示了城市的衰败是如此迅速和可怕，昔日的繁华都市突然之间失去了灵性，沦落为呆板的建筑物和废墟的集中地，湮灭在乡野之间。
下午，我们途经奥尔良和图尔市向南行进，我们后面跟着一列电力机车。我们这列带有卧铺、司机和行李车厢的长途列车，很显然在这个被管控的占领区引起了轰动。中午吃饭时，一沓信件一类的东西打破餐车的玻璃窗从我面前飞过，破窗的声音听起来像爆炸，破碎的玻璃片雨点般地落到窗前乘客的桌子上，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猜测着发生了什么事。沿途中有个人站在田野当中，手里举着美国国旗，列车经过时，那个人使劲地挥舞起国旗。在车站，我们看到一列火车经过，车上坐着几个法国人，一个女人将脑袋伸出车窗外朝我们做鬼脸。
● [日期不详］
是你们——一同身陷绝境的伙伴，
不同级别的同胞，
是你们陪我度过艰难的拘禁时光，
在守卫森严的杰斯克大酒店，
是你，我勇敢的储藏室保卫者，
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持久战，
这样强大的心灵，这种势不可挡的热情，
痛饮是你无望的战斗，
是你，我的朋友，从你不良的消化中，
从你爱唠叨的痛苦中，
你日渐消瘦的身躯和糟糕的肠道：
请允许我现在温柔地和你道别，
五个月里你有温床可供沉睡，有食物可供享用，或者在宁静的乌萨河岸边漫步，吃着你的面包卷而不愿吃你的果冻，
与此同时，有的人在辛苦劳作，在四处流浪，在战斗流血，食物配给措施可能让整个世界哽咽，中国人可能在挨饿，波兰人可能在挥霍，
可是上帝保佑你——我温柔的宝贝——
保佑你免受终日素食的苦楚。
[9月，国务院派凯南去里斯本完成一项任务，当时的里斯本是交战双方暗中角力的焦点。作为美国公使馆的参赞，凯南帮助盟国阻止了葡萄牙向德军提供钨砂，并游说葡萄牙同意英美在亚速尔群岛（Azores）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乔治、安娜莉丝和琼（格蕾丝在华盛顿的寄宿学校）带着美国政府给予的丰厚津贴前往葡萄牙。7月，他们斥资一万四千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柏林买下一个面积二百三十八英亩的农场。农场距离华盛顿很近，这样方便周末出行。凯南做好打算，必要时他们可以种地为生。］● 8月28日，华盛顿上午在国务院开完会，中午动身返回乡下，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海外履行国防义务做最后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与以往截然不同。以前，那种冒险、期待、兴奋的感觉总是伴随着我，而这一次，所有这些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六个月前，我还是德国首都的一个囚犯。现在，作为一个了解内情的人，要是让我来分析，我们当时能否被交换回美国，我想概率各占50％。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获释，就将大祸临头，不但人格会彻底堕落，肉体也会饱受摧残。
我发现对于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游移不定。真正临危不惧的人是那些经历过巨大失败或听天由命的人，可能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类人。
这一次，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够完全摆脱过去的阴影。危险（现在很少有人意识到危险依然存在，但是我能）还是很大，我依旧只能跟命运唱对台戏，命运曾垂青于我，希望这次依旧如此。
这一次，我的身份跟成千上万正随大部队远征海外的战士一样，不过说真的，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任务很单一，只要他们能活着回来，哪怕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士兵，头上也会戴着英雄的桂冠。
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我无法完成。我只能期待比缺乏经验的人做得好一些。我取得的成绩只有少数人能看得到，能够心存感激的人更少。而且，我的努力很有可能最终会给我和家人带来灾难。
那就是战争。我记录这些让人沮丧的预言，而不是写下充满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是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能不断地为自己记录下这些想法，我就能更加释然、轻松、满怀喜悦地去做好我的工作，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兮兮的。
[随后的日记摘录了乔治写给姐姐珍妮特的一封信。］● 12月1日，里斯本这份美差经常让我在办公室忙到晚上七点才能下班。我的工作承载着一大堆的社会责任。结果就是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近距离地欣赏葡萄牙，这可是个风景优美的国家。我们的经济状况还跟以往一样拮据，尤其是购置了家乡的农场之后，我们几乎被推到了贫困的边缘……
我的生活既谈不上快乐，也谈不上难过。按照我的意愿，我不会选择生活在这里。我还是习惯于北方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我认为这里不能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这里的风景很美，冬天从不下雪，夏天热得你一动都不想动，这里的草很绿，庄稼都在秋季成熟。可是，我要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这该死的战争。
1944年
尽管日记中缺少对1943年的记录，但这是对战争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一年，也是凯南作为外交官职业发展较快的一年。经过在苏联、意大利和太平洋上的几场鏖战，盟国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里斯本，面对国务院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关于亚速尔群岛基地权利问题谈判的命令，凯南感到非常困惑，他不顾指令，直接向白宫发出呼吁。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听完凯南的建议之后，非常支持这位外交官的计划，同意接近葡萄牙的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
1944年3月，美国国务院将凯南从里斯本调往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G. Winant）的政治顾问。怀南特也是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美国代表，他的职责是商定战后占领德国的计划。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凯南被派往苏联，成为苏联大使馆第二号人物，协助埃夫里尔·哈里曼。由于德国仍然占领着大部分欧洲地区，凯南不得不乘坐军用飞机从意大利出发，辗转埃及、伊拉克、伊朗，最后到达莫斯科。7月1日，凯南抵达莫斯科，安娜莉丝和孩子们晚些与他团聚。
● 1944年3月
我们（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代表团的规程完全没有提及外交政策。
显而易见，我们宁愿看到德国的附庸国在轴心国的武力打击之下分崩离析，也不希望背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采取其他政治选择。
在德国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失导致了以下后果：1。苏联人对我们的误解与日俱增，我们却任由其发展。这些误解与实质问题无关，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考虑到他们的心理，比如战争罪行条款或占领区域划分，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关于投降条款的建议书，我们完全没有写清楚我们未来将在德国承担的具体责任，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三个同盟国对德国的未来承担无限责任。建议书还显示出，我们无意从德国人民当中争取同盟者和帮手。
哪怕从军管政府的立场出发，我都很怀疑这些观点的公正健全，但是又插不上话。
我知道，处理德国问题的国际合作不够健全。
如果我们无法同苏联人就政治目标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上帝保佑，我们就不要在双方政府都最困难的时期，盲目地同他们一起承担那些不必要的重任，即管理一大批民众。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无法打败德国，如果就德国未来的重建问题无法跟他们达成一致，那我们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还是正确的吗？条款中毕竟包含了我们的重大承诺。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利用纳粹领导人的恐惧心理，保留他们以便控制德国领土，除了这条出路外，他们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我们可以搁置关于战犯的所有讨论，以及我们在德国的终极控制权，等等。为了赢得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必须集中精力推行裁军措施，解决德国问题，这跟苏联人的部分主张类似。不过，在合理的基础上，三方就军事占领问题应该达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协议，并且在达成共识之后，我们应该积极敦促建立一个拥有最低而非最高权限的直接联合军管政府，同时尽可能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任何解散政府或遣散军队的措施。我们应该本着这一原则筹划占领措施，以便将我们对这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为什么要对德国这么“宽容”呢？
首先，这不是“宽容”。实际上，裁军是我们除了肉体毁灭以外能够采取的最严厉的措施。
其次，除了上述措施，其他措施都需要更强的决策力量和更清晰的政治目标，需要统一步调，而这些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缺少这些条件，实施高压政策和干涉内政的策略就会捆住统治者的手脚，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变成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困扰，”吉本说，“他们首先要考虑好要不要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他们激起了自己一直在努力扑灭的火焰；形势很快就变成了有必要严惩违抗命令的人，这也是一种犯罪，他们也是罪犯。”[18]
在我们依靠武力或高压政策对德国内政承担起任何重大职责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慎重地考虑一下吉本的建议，是否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这么做。这可能需要我们付诸武力，而这种付出与我们想要的积极结果是不对称的；这也可能需要我们的军队学会残忍，而这种残忍只能让军队自身变得更加残酷无情，也许只能成为政府一次最坏的教训。若想成功，就需要我们与苏联在目标和方法上令人信服地达成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
我们是应该跟纳粹德国长久地战斗下去，迫使他们盲目地臣服于我们，还是应该马上让他们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结束敌对状态，哪种做法更有价值呢？
对于德国目前的情况，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才能接受？我所说的接受，是相对于我们当前的责任而言。
1。 完成德国裁军计划。
2。 为了确保完成第1点的任务，同时做出心理示范，完成盟军占领行动。
3。 剥夺纳粹领导权，惩罚战犯。
4。 战争赔款和赔偿。
第3点和第4点相互对立，所以彼此抵消。
现在假设我们只坚持第1点和第2点[19]，苏联已经颇为完美地将它们阐述清楚了。
我们必须在观念上将处理德国的计划和我们所期待的投降协议分清楚，后者应该服从前者。
想要在委员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 找一个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取代怀南特，这个人可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中。
2。 撤换斯塔克海军上将[20]，委任一个单身的年轻军官接替其海军顾问一职，这个岗位的职责就是严格地仅就重要的海军事务向代表们提出建议，相应地，他无须直接与海军部对接。
3。 设立军事顾问，这个职位不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而是只对代表负责的独立顾问。
4。 停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委员会工作决议的参与。
5。 增设战争部和海军部的代表。[21]
● 6月16日，那不勒斯
同墨菲和奥菲[22]开车在城里绕了一圈儿，所见景象让人心情不是很好。人们看上去还算营养充足，但是衣着破烂肮脏。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我看见三辆脏得要命、破旧不堪的有轨电车在郊区的街道上爬行，还看到一辆美国红十字会的巴士载着乘客，除此之外再没见到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古老的马车被迫重新走上街头，这可真是既滑稽又可怜。
我们在一个非常时尚的别墅内用餐。别墅建在高处，俯瞰整个城市。这里是咨询委员会法国代表的住地，我们回避着所有存在争议的话题，但在快乐的聚会和美丽的夜晚背后，是日益凸显的大量复杂矛盾和一系列难题，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意大利人都是如此，这必然会影响到法国国内政局及其国际地位的恢复。对美国人来说，法国的复兴之路困难重重。法国人非常明白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而且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头脑清醒，对所追寻的目标却只有一些模糊的想法。
● 6月17日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发展我们军队的作战手段更值得期望的事情，那就是在人们对这些手段习以为常时，还能再次将它们轻掷一旁。
……
山姆·雷伯[23]也在晚宴上，他是从罗马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度良宵的，传说纳粹党卫军曾经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剥掉了，据说他把大量烈性炸药藏在德国大使馆里。
我听到很多有关德国囚犯的报告，报告提到他们在囚禁中的各种反应。有些说他们很沮丧很气馁，有的说他们充满怨恨，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控诉：说我们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我们对欧洲大陆一无所知，对它的未来也缺少规划。面对这些指责，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如果你仅仅把欧洲看成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正在发展的文化栖息地，那么这种责备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每当有人危及英国的安全时，我们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欧洲大陆的人民不希望不可理喻的美国佬把如此严重的灾难带到自己的头上，那他们就必须学会别去招惹英国。让德国人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再做蠢事。
今天，我还看到了有关我们远程战略轰炸进展及其效果的记录。这些记录彰显了一种学者风范，一颗尽职尽责的心，一种对细节的忠诚，一种创造力，这是对聪明智慧的美国人民的回馈。晚上我躺在床上，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大雨顺着房檐倾泻而下。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从军事艺术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诚，倾注到人类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当中去。
● 6月18日
午饭是在科克[24]的“藏娇金屋”里吃的。那是一栋靠近海边的房子，曾经住过一个王室成员的情妇。我坐在苏联代表的妻子旁边，整个午饭期间及饭后，我们都在谈论苏联。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非常勤奋，跟所有履职国外的苏联官员的妻子一样，她凭借着女性的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凡是要了解苏联的人，都应该留心观察苏联妇女：不光是大都会酒店里的酒吧女郎，还有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据我所知，她们所接受的训练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苏联妇女的道德和修养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而不是私人生活中。她们的尊严不仅仅通过女性和母性的魅力展现出来，更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她们不会为了去爱而活着，也不会为了活着而去爱。我国的女性也工作，通常也很独立，但跟苏联妇女是两回事。对于我国女性来说，个人的基调往往定位在：随机应变，希望体验作为女人的快乐，憧憬着未来美满的个人生活。我国女性的奋斗也值得骄傲，然而她们在思想独立方面与苏联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苏联，女人工作不是为了装点个人生活，而是严格地为国家履行义务，在这方面苏联跟纳粹德国并无区别，思想独立是自甘堕落、多余、危险和邪恶的表现。
在我看来，无论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最大也最让人绝望的差别就在于心态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别根本无法消除。苏联教育模式下的人们对权威异常迷信，我看不到冲破这种束缚的方法。党在路线方针上的矛盾和倒退对他们而言毫无所谓。即使党的路线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也一定能为之找到充分的理由。一个国家的挫折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所造成的，这些人比他们的领导人从事着更加罪恶的工作，他们任由自己冷漠，甚至强化自己本已狂热的信仰。他们被告知，要热情而真诚地去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就算他们相信的东西逻辑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热情和真诚。
离开科克家，我们开车穿过海港地区。战火给这块狭小区域造成的破坏是我平生所罕见的，不亚于在鹿特丹看到的悲惨景象。我相信，大部分破坏都是盟军轰炸造成的，可我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
话题转移到政治事件上来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心胸狭窄的政权最善于将周围的人都看成邪恶和图谋不轨的敌人，出于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狭隘态度，他们经常成功地把明明没必要视为敌人的对象发展成真正的敌人。举个例子，当我被问及米科瓦伊奇克[25]、体面而不快乐的法国人，或者波兰人和芬兰人是不是希特勒的特务时，我的回答是：“还不是，但如果在飞扬跋扈的人那里受到的偏见和敌意让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最终有可能会沦入希特勒的阵营。”只要联合阵营内依然存在这种偏见，那么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们视为正派的团体，原来是恶魔的真正代理人。如果我们与野蛮势力同流合污，一道宣扬仇恨和污蔑之词，那我们就真有可能促使他们成为恶魔代理人了。
● 6月21日，开罗
这两天的经历非常相似，无法分开来描述。埃及正忍受着热浪的侵袭，这是一片由灌漠土围绕着被污染的河流形成的三角洲。撒哈拉的暑热笼罩着数英里长的褐色灰泥墙；市郊的滩涂像蒸笼一样在炙热的非洲天空下散发着阵阵恶臭；在外国人居住区的街道上，别墅的水泥墙之间洒着刺眼的白光。人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躲避热浪，豪华轿车停放在阴暗的地下车库，以免过热无法乘坐。
第一天晚上，太阳西落，天气凉爽起来，热气从火炉般的地面升到天上去了。英国老绅士睡眼惺忪地从午觉中醒来，悠闲地走出屋子去打高尔夫球。一些阿拉伯行商躺在人行道旁墙根的阴凉处度过了炎热的白天，此时也伸展四肢站起身来，抖落长袍上的尘土，赶着慢悠悠的驴子继续漫长的跋涉之旅。他们从不知名的地方来，要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吉普车和指挥车从金字塔旁边的路上直冲下来，穿过了一串缓慢行进的单峰骆驼队伍，这支队伍正耐心地穿越永恒的沙丘和沙漠。在梅纳家酒店，大门都朝露台敞开，对外出售各种饮料。酒吧精心设计成摩尔风格的格子间，一个面色苍白的波兰女难民带着一条狗，坐在钢琴边演奏肖邦的曲子；一只被高温折磨得晕头转向的寂寞老鼠，在砖地上的盆栽之间可怜地左躲右闪，寻找通往黑暗和新鲜空气的花园入口……
天一亮，我就起床赶往飞机场。这时的天气很凉爽，清新的空气温柔地环抱着这个沉睡中的城市。没过一会儿，红红的太阳又不怀好意地爬上了晴朗的天空。我知道，用不了多久，炙热难耐的天气就会再次肆虐这片肥沃而又命运多舛的土地。
[凯南将下面这封信抄进了日记。］
● 6月21日
我最亲爱的安娜莉丝：
最近这几天的随笔也许能为你呈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我坐在从阿尔及尔飞往那不勒斯的军用运输机的斗式座椅上，挨着一位严肃又聪明的军人……他反复地跟我宣扬《P.M. 趣味》杂志[26]上的那些陈词滥调，还坚决让我为国务院保守做派导致的失误承担责任。奥菲来机场接我，中午跟科克、墨菲还有奥菲一起在俯瞰海湾的屋子里吃饭，科克一如既往地妙语连珠，矛头直指咨询委员会里的美国成员（尤其是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晚饭是在一个华美现代的别墅里吃的，那里是城市的最高点，别墅的主人是一位自由法国（Free-French）的代表。在军事指挥部，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帐篷。晚上，盛夏强烈的雷阵雨顺着帐幕飞流直下。与几位将军和其他名人共进午宴；与一位比我年轻四岁的美国空军少将磋商，他和我见过的一些军官一样年少有为。看起来懒散冷漠的美国青年负责那不勒斯大部分的工作，竟然干得棒极了。山姆·雷伯从罗马回来了，带回一大堆有关德国既残忍又愚蠢的故事。在那不勒斯附近山上的森林里散步；沿着那不勒斯海岸线漫步，触目所及是一片广阔而又让人备感压抑的战争废墟。和王室成员喝鸡尾酒，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再次去科克家吃午饭，共进午餐的有一位苏联代表的妻子，还有几个不停赞美莫斯科剧院的蹩脚作家。从意大利飞往埃及，在飞机的斗式座椅里坐了十三个小时，漆黑一片（光线太暗，无法看书）的旅程。
● 6月23日—25日，巴格达
在巴格达停留了三天。对夏季的巴格达最主要的印象是幽闭恐惧症。白天一整天我们都待在使馆里（温度从来没有低于九十华氏度），以躲避外面强烈的高温天气。我们可以从窗户往外看（就像一个人在北方零华氏度的天气里从窗子往外看一样），看见夹杂着热浪和灰尘的风撕扯着桉树，平地上晒得发白的乡村笼罩在沙漠透明的阳光之下；阳光肆无忌惮，没有遮挡，没有影子，它甚至不会让你的皮肤变成褐色，而是用强大邪恶的力量直接攻击、穿透甚至熔化你。置身于这种高温的地狱之中，正如诺埃尔·科沃德曾经唱过的，只有“疯狗和英国人”才会梦想着来此冒险。晚上，天气变得相当凉爽，我们舒服惬意地睡到屋顶上。不过，此时真正的疯狗和豺狼会从沙漠里跑出来，一个人走在公使馆这种偏僻的地方很危险。一天当中唯一可以忍受的时段，也是我们唯一有可能从监狱一样的公使馆走出去放放风的时间，也许就是大清早了……
有可能留在巴格达工作吗？在这个国家里，自私和愚蠢的人民几乎毁掉了全部的自然生产力，只有在穿过沙漠的大河岸边生长的植被才有可能幸存下来，气候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在不卫生的传统习惯影响之下，各种疾病肆虐，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民众越来越执着于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无所不在的信仰原则指导之下，整整一半的人口被判有罪，换句话说，是作为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无限期地变相软禁在家里，被限制和排斥在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之外，田园生活的心理习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也一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别。
这个民族现在已经能够充分地接触到西方世界，这让他们的上流社会越来越渴望从西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又使他们更愿意从我们这里获得这些东西。他们很乐意把我们作为英国人的替代者，从英国人加于他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或许暂时能博得这部分人的欢心，但英国的影响力相应地就会减弱，而且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都要对伊拉克人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如果他们开始做一些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影响了世界格局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如果英国人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至少我们自己应该受到一些谴责，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
我们情愿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吗？我知道，每一个务实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不愿意。在距离本国领土千里之外的地区，我们的政府无法去构思和实施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在外交领域，我们采取的行动都是政治家对国内政治生活做出的过激反应，而左右国内政局的总是能发出声音的少数派。
对祖辈的拓荒生活尚有记忆的少数美国人，如果不是对开垦荒地和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存有浓厚兴趣的话，几乎不可能去考察伊拉克的沙漠。如果这里曾经生长过树木，怎么就不可能再次生长？如果这里曾经降落雨滴，怎么就不可能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将雨水再次吸引？是气候无法改变，还是疾病无法根除？
正在从现实中寻找突破口的美国人可以追逐这些梦想，甚至走上实现梦想的漫长荆棘路。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回想一下祖国糟糕的水土保持状态，回想一下国内有待实现的社会发展问题，回想一下外交事务中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他们恐怕就愿意抑制自己的兴奋，以沉默来面对伊拉克沙漠，然后像个失望但听话的孩子一样，重新面对故土可悲的贫穷与麻烦。
在伊拉克期间，我得以有机会思考波兰与苏联的问题……在我们国内，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考验，检验苏联是否愿意追求一种正派、人道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欧洲政策。如果苏联倾向于制定这样的政策，那么美苏关系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不是，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仅能保留其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与苏联建立一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关系。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苏联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将会成为其与西方关系的试金石。
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样，能够理解苏联所处的尴尬境地。引发实质性矛盾的当然不是领土问题，而是波兰政府的问题。苏联政府正在给自己设置不必要的麻烦，很明显，负责制定苏联政策的人要么从当权者那里接收了错误的信息，要么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能够理解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由于它对欧洲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不能也决不允许其被政府内部的某些团体或者个别人过去的错误判断所左右。我相信不管波兰政府过去犯过什么样的战略错误，在目前的形势下，它依然能够像其他政府一样理解这一点。苏联凭借自己所有的记录、档案和记忆，要求完全控制和清算波兰政府，这一要求的实质是为苏联政府内部某些团体的利益服务，这些团体非常清楚自己对过去的错误负有责任。它不符合苏联政府或者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波兰目前的政府倒台或陷入绝境，该政府的核心力量——波兰移民必然会继续他们多年来的行动：宣传苏联当局曾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并对波兰的军人和平民犯下一系列暴行。然而，如果能对波兰政府做出合理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也未必会排除大面积领土协议或者重建波兰政府，包括吸收维托斯[27]等人），波兰领导人毫无疑问都乐于既往不咎；苏联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力量，也能够一直保障这种安排。如果现行的路线得以继续，那就意味着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格局中，苏联将被自己内部少数人的政治安全所拖累，毕竟是这些人给出了不完善的建议或者做出了不适当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