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8日，德黑兰
傍晚，出去散步。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俄罗斯风情浓郁的城市里。笔直的鹅卵石大街上，竖立着俄语标志和高大的栅栏，人群在夜色中漫步，操着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这里轻声细语，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多年前在爱沙尼亚瑞威尔（Reval，塔林旧称）的那个夏天，夜色中熟悉的气息。想到那两个首都就让人激动，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却又感觉如此接近，俄罗斯细致入微的深刻影响将这两个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开始阅读伊利亚·爱伦堡[28]的战时文章全集《战争》，结果令我大失所望。除了让人厌恶的战时宣传之外再无其他：对这场战争悲剧没有做出任何评价，文章中充斥着对德国人的控诉。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对这些内容本是三缄其口为好（除非德国人身上邪恶的东西在苏联人看来是正义的），通篇是对引文幼稚的曲解和误读，对我们面对的敌人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本质性的剖析。难道这次战争中的苏联真的那么脆弱，以致需要通过这种虚假的胡言乱语来保护自己？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爱伦堡文风低俗，扭曲事实的做法丑陋无耻，其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比戈培尔博士那些人更崇高。要么是爱伦堡有问题，要么就是苏联在战争中的立场有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如此自贬身份地对人下诅咒。纳粹德国的过错也没有这么复杂敏感，根本不必以如此夸张的手法去蒙骗读者。
● 7月1日，莫斯科
在斯大林格勒，除了（现在仍在使用的）机场大楼之外，所有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生活现状的人，都会对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至于政府宣传的惺惺作态，则另当别论。
● 8月1日
昨天，在英国大使馆同波兰总理米科瓦伊奇克及其随行人员共进晚餐。他们已经来了两天，总理已经见过莫洛托夫[29]，尚未与斯大林会晤。他本人明显受到了莫洛托夫谈话的鼓励，不过其随行人员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
英国大使提议为他们完成使命而干杯，因为米科瓦伊奇克是受我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鼓励才出访莫斯科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信心和乐观的态度。
这可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可能是现场唯一对东欧的复杂因素有着透彻理解和深刻体验的外国人。我知道波兰人和苏联人极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份协议中甚至还可能包括坚定保证波兰独立的条款，我还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庄严地承诺不干涉波兰内政，我也知道苏联红军在军事占领期间，会堂堂正正地善待波兰人。
但是，我同样知道，这样全然不顾对方现在的意图而强压波兰与苏联磋商，最终会将这样的一份协议由章程变成套在波兰人身上的绳索。从长远角度来看，苏联目前不会再像百年前的沙俄一样，他们甚至会承认波兰人的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连苏联人都不曾拥有。苏联人绝不会宽容那些逾越其限度的事情，其现行的警察制度也必然渗透到波兰人的生活当中，除非波兰人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渗透，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将不可避免地被莫斯科视为挑衅和反苏行为。总之，我知道苏联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克里姆林宫充满猜疑和偏执的双眼最终能够区分出谁是附庸，谁是敌人。苏联的邻居们如果不希望屈尊成为其附庸，就一定会成为其敌人。
面对这些情况，我只能感觉到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整个行动有些草率。我反思大国对小国漫不经心地提供的建议，建议所涉问题关乎着后者的重大利益。现在，我很难过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这一失误决策中的一部分。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发表那打着官腔的乐观言论，我真希望我们判断准确，我真希望我们从敌人手中挽救忠诚的盟友时，也能挽救他们于我们的朋友之手。对于波兰人民遭受的悲剧，我们应该俯首沉默。
● 8月2日
今天有很多新闻。土耳其跟德国决裂了。在芬兰，曼纳海姆取代了吕蒂。[30]我们的军队从诺曼底桥头堡突破了。苏联人一路挺进到图库姆斯（Tukums）[31]海边……因为德军的撤离，里加的局势得到全面缓解，有些人因红军将要到达而备感欣喜，也有一些人感到恐慌，不过，大多数人还是为民族独立的梦想而感觉些许失望和悲伤，这个梦想如昙花一现，曾经短暂成为现实，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不可能再次实现了。经过五年的变迁，这个梦想对于继续留在里加的人来说也许根本不值得一提了，这些人热爱生活中温和的东西，比如平静、隐私和人格尊严，想必他们一定已经彻底绝望了。对于幸存到今天的思考者来说，东欧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了。
红军部队对这些情况还一无所知，他们正沐浴在海湾微咸的波浪里，洗去此前征战中疲惫的尘埃。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会鄙视列托人（Letts，生活在波罗的海东岸的一个少数民族，与立陶宛人相近），认为其民族独立的愿望缺少力量和尊严。在他们看来，从小受教育，一丝不苟地追求生活艺术的人，就是在徒劳无益地矫情。能激发人兴趣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就是未来的主流。
● 8月3日
中午在大使馆与波兰总理及其随行人员共进午餐，今天他们要与斯大林会晤。
一个波兰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他们的机会有多大。我说我的想法是苏联人从全局考虑希望达成协议，但是我说不准他们会不会按照波兰所期待的方式达成协议。我想波兰人可能认为，如果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么他们就可以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然后为波兰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我提醒他，我通常都会考虑悲观的一面，并建议他也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 8月4日
因为感冒，一整天都赖在床上。阅读了各种文件，包括我们政府关于相关组织的建议书，这个组织被我们简称为“一个国际组织”[32]。这意味着从今以后，它能够保障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之中，有关该组织的计划将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讨论。那是一份冗长而详细的文件，文件的宗旨很明显是要求维持现状。而现状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实际上，华盛顿官方就像多年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声称的那样：“如果我们制定出文件，那么现状如何就无关紧要了。”
我们拥有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独特体系，虽然世界上还有其他民主国家，但都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实力和有利的战略态势。他们都面临着长期而巨大的危险，以致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相当谨慎和务实，否则灾难顷刻之间就会从天而降。他们谁都不敢去制定那种能深受国民欢迎的外交政策。
在我国，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制定欧洲政策，都要受到特殊规则的制约。我们的民众是在欧洲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事务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进入国内公共舆论的某一领域，尤其是外语问题以及新到的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对组织恰恰仍然保持着欧洲式的热情，从比例上来说，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内原有的各族裔居民。我们的政府就欧洲事务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招致这些团体的批评，所以没有一个总统甘愿去冒被抨击的风险。结果就造成在制定欧洲政策方面，公众舆论成了永恒不变的制约因素。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普通美国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理解欧洲人，甚至很希望灾难降临到欧洲人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可以表现出一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他们的心中，欧洲承载了罪恶，对欧洲感兴趣的人也是罪恶的。他们认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真思考欧洲问题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参与”欧洲事务的总统会受到他们的指责，而装腔作势对欧洲持傲慢态度的总统则会受到赞扬。
新来的移民对美国的欧洲政策颇有怨言，这些人利用大众的普遍偏见，只要我们的政府在欧洲做了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会迅速而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扬，说这是一种背离美国基本原则的行径。
总而言之，我们政府的整个体系与我们追求的目标——建立并推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始终如一的欧洲政策，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政策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建立并维持下去，可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却始终掌握在非专业人士的手中。
这样的一种政策只能谨慎地建立并推行，其间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而我们却坚持要把手里的底牌都光明正大地放到桌面上，以便美国人和其他任何人都能看见……
美国公众决不是对欧洲漠不关心，他们当然希望通过欧洲获得利益，愿意让欧洲成为一片文明、和平、稳定的土地，愿意通过妥善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务，以避免我们被欧洲问题所困扰。他们不愿意瞻前顾后，尤其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欧洲诸国的矛盾冲突而卷入战争。
迎合美国民众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已经成为美国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的职责：一方面要求我们避免卷入欧洲恶劣而复杂的政治现实当中，一方面又敦促我们的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免欧洲成为一个麻烦策源地。当面临这种困境时，总统和国务卿们永恒不变的对策就是求助于一份抽象的方案，这种方案能够暂时掩盖具体对策的一切缺点，迎合了美国人喜爱的崇高道德原则，同时将未来可能爆发暴力冲突的责任抛给下一届政府。
为保障国际安全而设立一个组织机构的整体构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能够有效地维持现状，那么欧洲可能就不会再爆发战争，我们关注的欧洲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这种误判形势的推理已经屡见不鲜，它催生了神圣同盟、国际联盟以及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感到很满意，而且不希望看到它发生改变。这些组织永远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唯大国利益是从，毕竟是大国满足了它们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以及其他需求。一旦这种形势发生改变，变成了某几个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去改变现状，就没有一个条约体系能阻止这种改变。
国际政治生活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它的根本就在于应时而变。长期有效地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体系，必须足够灵活巧妙地进行自我修正，顺应时势，这样才能适应不同成员国间的利益和权势不断发生改变的现状。
一个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设立的国际组织，无法代替一种严谨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维持现状，我们专注于构建法律体系，但是，要知道我们越是忽略政治，处在国际政治压力下的这种体系就会越快越猛烈地分崩离析。
我们方案的宗旨是阻止大国征服和控制小国，这种思想是天真的，也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完全忽视了傀儡国家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亚洲和苏联所有政治思想的基础，偶尔也出现在东欧和中欧，它嘲弄着管理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规则。试问蒙古共和国的领袖，蒙古是否对苏联心存不满？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想法。他本身就是苏联警察体系中的一员，他的人民生活在红军阴影当中，我们凭什么推断苏联在西部边界建立的“依附莫斯科”的政治制度当中，蒙古会成为一个例外呢？难道我们没看见苏联越是加大控制力度，附庸国的抱怨就越少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处境马上要跟囚犯一样了吗？他们对眼前的狱卒有着太强烈太直接的恐惧感，以致不敢冒险去求助于更遥远、更高级别的权威。或者采取另一种比喻，受美国黑社会威胁的受害者，难道没有因为担心遭到黑帮报复而放弃向警察局求助吗？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和鼓励接受法律观念，但是法律还不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来取代实力。实力会很快渗透到我们建立的旨在调控国际政治生活的法律体系当中，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使法律体系徒留一个形式。国际安全必须依靠实力，而不是依靠它所披的法律体系的外衣。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国际组织设计方案当作一个逃避的借口，而不去严肃认真地与欧洲人民建立一种纯粹以实力为主导的关系，那我们基本上就成了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罪人。
● 8月6日
米科瓦伊奇克前天如期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在声明中对波兰的秘密行动（从声明上看，斯大林不太可能预先得到准确的通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示出就苏联对边界的态度做出解释的意愿，但同时他也让米科瓦伊奇克向波兰委员会[33]咨询最重要的波兰政府改组问题。
昨天，波兰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在一个名叫贝鲁特的人[34]带领下到达莫斯科机场。东道主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以最高规格接待了他们。我至今对贝鲁特还一无所知，据说他是波兰全国委员会（Polish National Council）的主席。苏联的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盛况，却只字未提此次访问跟米科瓦伊奇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实际上，苏联的民众也从未被告知米科瓦伊奇克曾经来过。
与此同时，在华沙，据说米科瓦伊奇克的支持者已经封锁了整个城市，拼命抵抗以防其落入德国人之手，这时苏联的军队就驻扎在布拉格郊区的河对岸。很显然，两股势力没有联络，也有一些怀疑者称苏联军队故意不去支援，因为他们发现情势便于让德国人和米科瓦伊奇克的秘密组织互相残杀。
现在，驻苏的英国人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请求派遣红军向受困的波兰人空投物资和军需品。苏联政府给出的答复是，未来我们还要在欧洲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可能比今天米科瓦伊奇克与波兰委员会谈到的合作还要多。
● 9月18日
1。 自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结束以来，苏联的政策一直保持不变。[35]苏联政府从慕尼黑会议后就没有懈怠过，一直在欧洲和亚洲的邻近区域寻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势力范围，并且要求本国在当地的权力至高无上。在克里姆林宫高层的心目当中，这是苏联战后政策的应有之义。在考虑和寻求与其他大国合作时，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自己这一首要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至少应该得到对方的默许。他们从未意识到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意味着彼此间关系的长期缓和，反而一直力图阻止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苏联，同时也阻挠苏联人民从外部世界学到更多的东西。
2。 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苏联政府马上意识到没有必要去拂逆西方国家的民意，所以他们暂时隐忍，尽量不去强调苏联在这些方面的政策。随着今年春天军事形势的改善，苏联对西方大国的依赖意识逐渐降低，因此也越来越频繁地公开发布上述政策。
3。 或许，威胁和诱惑都不足以促使他们真诚地、永久地停止执行扩张政策。过去几年在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取得的进展，让苏联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愈发没有回旋余地。很显然，这些收益触动了苏联最高层敏感的神经，让他们更加无法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
4。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找到调整的方法，修正我们的计划。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分析，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对苏联现在的形势感到绝望，我们也不必担心它会危及世界的和平。
5。 如果我们想针对苏联目前的形势有效地进行调整，必须做到如下几点：（a）我们必须正视事实：除去已经并入其领土的地区，苏联势必要坚持其在西部边界的既有利益范围。大概他们自己都还没决定究竟要把势力范围扩张到哪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等待我们对这种扩张做出反应。我们必须与英国协力，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在大陆共同的重要利益，也就是说，我们不允许苏联超越界限去行使无限制的权力，或者采取完全的单边行动。我们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明确地让苏联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如此一来，我想我们双方无须进行任何直接的讨论，就能够充分理解各自的底线在哪里。我们必须准备好利用各种手段来维护我们的立场。
（b）双方通过上述方式对彼此的底线有了基本的了解后，我们可以继续接受苏联对其他各项计划的参与，包括为和平与安全利益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这些计划可能不会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有广泛的影响和严格的约束力，但通过对彼此的真正了解，会加强苏联对这些计划的支持。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记总的原则——比如“协作”或“民主”，对苏联来讲拥有更特殊的意义。我们无须期待他们参与各种合作，毕竟有些合作与他们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背道而驰。
[尽管凯南对苏联政府多有批判，但他对苏联人民和他们的文化都很热衷。七年之后重返莫斯科，凯南发现自己“每一分钟都陶醉其中……它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满足感，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这些苏联人身边，感受到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活力，我有时候宁愿自己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肯定会被送去），也不愿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上”。亲近苏联民众的渴望让凯南难以接受克里姆林宫的做法，苏联政府严格限制本国公民与外国人联系，让他感到自己“始终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局外人”[36]。］1945年1945年是凯南处于过渡期的一年。伴随着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以及5月8日纳粹德国的投降，美国的对苏政策开始倾向于凯南所主张的强硬路线。这是凯南一举成名的前一年，他前往西伯利亚旅行，在那里他享受着与苏联普通百姓甚至一些官员在一起的快乐生活。
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和斯大林斯克（Stalinsk）[37]之旅● 1945年6月6月9日星期六下午三点，我踏上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离开莫斯科……一个多小时之后，列车在扎戈尔斯克（Zagorsk）停下来，我们遇到了第一批兜售食物的妇女和儿童。接下来的四天四夜里，每停靠一站，他们的同行就会蜂拥而来，或光着脚或穿着拖鞋，不过头巾都很干净，这让我觉得各个车站的小贩看上去都很相像。为了将手中的东西卖出去，他们都拥到车前，兜售的东西有牛奶，分新鲜的、煮熟的和凝乳三种；松软的干酪、冰淇淋、生鸡蛋和水煮蛋、萝卜、浆果、薄煎饼、水煮土豆、圆葱、大蒜、腌萝卜、西伯利亚黄油。有些人在铁轨近处搭建的木棚里售卖，大多数人还是在列车旁边吆喝叫卖。在大群的乘客、车乘人员和站台上殷勤小贩的脚下，是布满黑色煤渣的铁道，上面混着油和列车排放下来的粪便，黏糊糊的。没有人在乎身边混着煤烟和灰尘的蒸汽，大家关注的是繁忙的生意：小贩笑容满面地把牛奶从旧罐子里倒进空的伏特加酒瓶或军用水壶里；沾满火车煤烟的双手迅速将油腻的蛋糕递给乘客；买卖中的讨价还价；一锤定音的成交；乘客们满载着战利品好不容易挤出一条路回到车厢；羞怯的小姑娘光着脚丫站在那里，因为没能把手中的东西卖出去而略显忧伤，不过她没有流眼泪，只是耐心地等待着有人光顾，一如她的民族一样坚忍克己。火车开走以后，小贩们会带着没卖出去的东西回到家中，等待小姑娘的将是母亲的恼怒……
有时候，能见到一些比较稀罕的商品。美国咸牛肉每罐三十卢布，一罐（芝加哥德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维也纳香肠在一个车站卖到一百二十五卢布。（一位苏联红军军官看了一眼，厌恶地转过身去嘟囔着说：“这东西我吃了四年，我才不会让你赚走一百二十五卢布。”）
商贩与客人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偶尔发生一次，通常都是因为分量不够，而非价格不公道。因为买方和卖方使用的容器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得自备大容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有时会因分量不足而争吵。狠话也说过，但说过也就说过了，大多数纷争都有着幽默和温和的结局。我亲眼目睹过一幕，一个军人跟一个上了年纪的乡下妇女理论牛奶分量不足的事情，身边围着一圈同情他的看客。他幽默地说：“你最好仔细点儿，我的大娘，别想着算计完我后能逃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跟你说连大天使都是我的朋友。”面对哄笑的人群，老妇人赶紧溜走了，一个小插曲就在这样的笑声中结束了。
负责我们车厢服务的是两个身体强壮、性格温和的姑娘：泽尼亚和玛露希娅。她俩有个小厨房，在那里用一个俄式茶壶给乘客沏茶喝，燃料是她们从旅途中捡来的废木料。她们的职责是每到一个车站要举起小红旗，守住车厢的入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小乞丐以及试图躲到车厢台阶、连接处或减震器下蹭免费车的人。她们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精神抖擞又不失威严，但没有一丝愤怒。两个人轮流值班，一个睡觉的时候另一个坚守岗位……
车上的大多数乘客对我比较友好，但没有和我过多地交谈。只有一个夜晚，我正在为俄语杂志[38]撰写稿件，其他乘客在车厢过道上召开了一次气氛活跃的会议。会议的组织者马上主持并发表演讲，议题是他们如何担心未来，如何信任罗斯福而不信任杜鲁门，对其同伙赫斯特（Hearst）则拭目以待。这种愉快的气氛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突然大家不约而同感受到演讲者身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会议悄然散去。演讲者被要求闭嘴之后，两天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再跟我说过话……
现在列车正驶在拥堵的铁路上；我们乘坐的列车只是长长的火车队伍中的一员，不得不受制于前面列车的速度。列车就像一只蠕虫一样向东爬行，动作非常缓慢，时走时停，穿过漫天尘霭、沼泽遍布的巴拉宾斯克（Barabinsk）草原。列车停候的时间比运行的时间还要长，我们能看到堵在后面的货运列车，能听到它们猛烈地鸣笛请求先行，那低沉的笛声是苏联和美国列车特有的声音，也勾起了每一个美国人的思乡之情。
突然吹来一阵夹杂着灰尘的暖风，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煤灰和尘土。当列车在一块沼泽地当中停下时，我们爬下路堤，脱掉衬衫，拨开沼泽地水面上黄色的浮渣，用来自地底的阴凉液体洗手。
晚上九点，我们离开莫斯科已经九十八个小时了。列车慢悠悠地通过鄂毕河（Ob River）上的长桥，然后加速驶入了新西伯利亚车站。列车进站时，新西伯利亚市苏维埃副主席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捷列先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Tereshchenko）正站在月台上，穿着别扭的装束：扎着领带，穿着夹克，戴着只有正式场合才会佩戴的礼帽。他满头是汗，搞不明白自己干吗要跑到这儿来。见到不想看见的人，再加上四天来一路上的颠簸劳顿和糟糕饮食，让我对他的态度有些冷淡。我猜他一定想知道，他这顶帽子戴得是不是有点儿多余……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和我共进晚餐。我没有胃口，几乎没吃东西，也没喝什么。伏特加、里亚比诺夫卡（一种浆果酒）、河鱼、鲑鱼、冷盘肉、萝卜、黄瓜、奶酪、煮蛋、黄油面包、汤、啤酒、牛排、煎土豆、炒蛋、蛋糕和茶，接二连三地摆到我的面前。我的每一次婉拒都被认为是暗示那道菜做得不够好，热情好客的主人和服务人员便再去施展新的绝技。
耳边的声音一直未曾间断：“凯南先生，您为什么不吃呢？不喜欢吗？想吃点儿什么？”
从我抵达西伯利亚开始，这些话就始终伴随着我，直到我离开……
像新西伯利亚市这样偏僻和落后的地方，竟然建成并运营着一个堪称世界最大的歌剧院，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场惊人的冒险。想想就觉得有趣，中央政府拒绝提供建设资金，州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它……历史上可能没有比这更值得炫耀的叫板了，将来可能也不会再有比这座屹立在偏远鄂毕河畔的神奇建筑物更骄傲更自信的展示了。
西伯利亚人中确实不乏工程和艺术方面的天才。我毫不怀疑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有更多的建树，提高西伯利亚草原上和森林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能否一举提高到歌剧院这种宏伟的设想上，这一点我非常怀疑。除非其他建设能够同步，否则歌剧院大楼会永远保持今天的样子：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脱离了周围的现实环境……
尊敬的东道主博罗杜林先生（Borodulin）提议找天晚上去“体验”一下新西伯利亚市[39]（很显然他在共产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使得他在当地的威望与他的官衔极不相称）。我们首先参观了新建的火车站，这是苏联最大的火车站之一，我们说服一位满脸胡须、有点儿不知所措的站长带领我们上上下下参观了一遍。就苏联车站来说，这里还算不错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里为带着小孩的妇女设立专门候车室，配有护士和医生、淋浴设备和儿童游乐室。要不是看见一名妇女用力拉扯站长的衣服，一边号啕大哭，一边控诉自己跟孩子在车站已经滞留数日，却始终买不到车票继续行程，我对这个车站的印象可能会更好一些。
离开车站后，我们去了公园，观看了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舞蹈团的表演。观众们看上去非常高兴，不过我个人主要是为邓肯本人高兴，庆幸她没活到亲眼看着自己的艺术被糟蹋。行程以一场马戏结束，所谓马戏的全部内容就是驯狮表演，狮子把生肉从女驯狮员口中叼出来。女驯狮员长得非常丑陋，我们对两者的勇气都深表钦佩。但这种表演竟然配了一曲有些哀伤的音乐，让我们昏昏欲睡，于是我们决定就此结束对新西伯利亚夜生活的体验。
● 6月20日，库兹涅茨克
我们去了“文化宫”，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俱乐部。战争期间这栋大楼曾经被征用为军队医院，最近才恢复其原有的功能供工会使用。这里有各种房间供业余剧团、音乐团体、国际象棋协会等组织使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图书馆，藏书有数千册。最顶层是一个展示冶金领域发展成就的科技博物馆，有各种车间的模型、原材料样品、成品等等。我在一个展厅里看到一本尺寸巨大的书，摆放在一个非常正式的托架上，书中记录着车间里像斯达汉诺夫那样的工人名字[40]（因为现在车间里70％的年轻工人都知道要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所以我想只有领导们才热衷于展示这种荣誉）。离开博物馆之后，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墙上挂着很多展品，是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纪念活动准备的。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大型图表，上面记载着工厂的产量。这些数字还需要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保密，因此虽然我权当消遣，主人却是极为敏感和小心。结果，我们只能快速地穿过整个大厅，无法去仔细欣赏每一件展品……
每个公道的旁观者都会理解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创伤，以及他们为之做出的牺牲。如果将战争中的磨难坦白而真诚地一一道来，那么每个怀有正义之心的外国人都会由衷地表示同情和深切理解。但令人反感的是，苏联官方总在不断地强调，这里展示的是一种先进而高度民主的工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明显比西方国家现存的任何工会都要优越。只要这种傲慢和无知的自吹自擂还存在，明眼的外国旁观者自然而然就会生出一种怀疑和愤怒的态度，从而谨慎地去选择苏联工会为他提供的一切信息；他会发现，按照西方的标准，苏联的制度存在大量刺眼的缺陷，而此时想去原谅制定这种制度的主人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6月21日，也就是星期四，我回到新西伯利亚。与在斯大林斯克照顾我的女服务员们告别，在此停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原本打算在这里住上几个月的，而不是短短的二十几天……
启程回家之前，我在新西伯利亚待了一天……我提议去游泳。我们乘坐廉价的高尔基小汽车一路颠簸到鄂毕河岸边，我脱掉衣服游泳，之后我们坐在一块岩石上，享受西伯利亚热辣辣的阳光。全身赤裸的小男孩们沿着河岸用力划着一艘漏水的破旧划艇，看来这是每个地方的男孩都喜欢玩的游戏。在河流的下游，可以看到长长的货运列车缓慢地向东爬行，穿过了西伯利亚主干线上的大桥，在晴朗的蓝天下，车厢和火车头的轮廓就好像一个黑色的小玩具。你会看到河对岸还有很多列火车在排队等待通过大桥。远处的河流上游还有一座桥，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那是一座新桥，从斯大林斯克方向开来的运煤车从桥上通过。
我们所坐的沙滩上碎石很多，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修整过。身后有一间公共浴室，外表很破旧，也褪了色，明显已废弃不用了。（导游）向我保证，日后这里的条件会有很大改善，会有美丽的公园和浴室，还有各种体育设施。人们都在努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只是很想知道，有了歌剧院这种前车之鉴，苏联人的想象力和那些瑰丽的梦想，会不会还像以往一样不顾过去与未来的要求，会不会再次无视现实而启动一些异想天开的项目，草草地用劣质建材先建造一部分，但整个项目永远也不会竣工，任凭已完工的部分渐渐腐蚀坍塌，或者被用于与建设初衷毫无关系的用途。当然，与此同时，鄂毕河仍会继续向北流入海洋，静静地，永不停歇。也许，不管河岸上的建设奇迹有没有出现，在无数的夏日里全身赤裸的小男孩们依旧会继续寻找布满孔洞的破旧小船，然后用竹竿划着船在河上顺流或逆流而行，度过夏日时光。河岸上满是他们兴奋的尖叫声和四处溅起的水花，坚硬的岩石划破了他们的双脚，每次对河流以及河底世界的重大发现都令他们兴奋不已。
我决定坐飞机返回……旁边坐着一位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职业女性。她长着一双男人一样的大手，是建筑行业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次是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参加一个会议。她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很聪明也很机敏。在飞往鄂木斯克（Omsk）的途中，她与我长谈，她对飞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体会充分地展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女性的敏锐和魅力。我们在鄂木斯克机场停留了一两个小时，正午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烘烤着大地，我跟她在飞机尾部的阴凉处分享了我的午餐，她让我大声地给她朗读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First）。其他旅客也渐渐加入进来，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竟然有一半左右的旅客都在听我朗读。
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41]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书记博罗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体验”了新西伯利亚的夜晚。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飞机上相遇，现在他已经很信任我了。他成功地为我们俩争取到一个四人间，并且把其他几个想找地方睡觉的讨厌旅客拒之门外。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然后说：“带着你们的行李，从这儿出去。”我想一定是这种语气透露出这个要求背后蕴藏的不可冒犯的权力，因为那些人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看来很难找到白天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车，没人能够保证当天往返。时间慢慢消逝，博罗杜林和我都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烦躁，他决定另辟蹊径。他找到一部电话，摇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然后叫嚷着跟对方说了几句话。他不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开着一辆卡车，看上去有些害羞。我们坐上这辆老旧的道格拉斯车，马达轰鸣，很快进入一条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头顶的天空中有一层厚厚的乌云。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到达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场的负责人很清楚，没有我们，他的周末会过得安宁一些。
到喀山后，我们被仓促地安排到机场酒店。看情况，莫斯科当天好像举行了一场胜利阅兵仪式，机场已经停不下更多的飞机了。我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一晚。博罗杜林和我再一次抢到了最好的房间，所有的后来者都被我们拒之门外。
傍晚，我们坐在“商业自助餐厅”里，小店里放着两三张桌子，一个自助餐架，还有些已经不新鲜的蛋糕，价格都高得离谱。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时的灰色旅行装，她虽然默不作声，但俨然已经将自己与我和博罗杜林划在了一个阵营，自视为旅客中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只要随便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车带我们浏览整个喀山的美景。基于这种轻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将餐厅的女孩叫到她面前。
“你知不知道，”她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在喀山到底从哪儿能叫到一辆车？”
我们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服务员。“从内务人民委员会[42]。”女孩回答，说完她就迅速走开，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中年妇女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没出现。我们决定步行出发，一直走到一个游乐园。天马上就要黑了，人群正在往那边聚集，去参加一种叫作“大众健走”的活动。我们从素昧平生的人手中借了二十戈比，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决定让汽车开到游乐园来接我们。
我们买了一包瓜子，然后走进游乐园，但是很快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决定到城中心去转一转。我们沿着一条又长又宽的街道走下去，路两边栽满树木，一栋栋高大漂亮的建筑向路人表明这里是一座大学城。一些大楼已经改成了军队医院，伤病员们穿着苏联医院怪异的法兰绒病号服三五成群坐在花园里，一边怀抱着手风琴，拉着琴，唱着歌，聊着天，一边对铁栅栏外过路的姑娘评头品足。坦率地说，夏季的夜晚沿着伏尔加河畔漫步，悠闲地吃着瓜子，随意地吐着瓜子皮，真是一件非常舒服和惬意的事情。吃瓜子会让你体会到嚼口香糖一样平静而优越的感觉。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忘记了自己正身处一个对所有外国人都毫不信任和心怀憎恶的国度。不过，我马上就清醒了。
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那位女士认为车是来接我们的，但没等我们挥手示意，它就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我们又步行着返回游乐园，又看见一辆车，果然就是先前遇到的那辆。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亲自来了，还带了一个司机。他对那位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但跟我握手时脸上明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他拒绝跟我们同坐吉普车，宁愿步行也不愿意公然跟一个外国人坐进同一辆车……
第二天，我在那辆苏联道格拉斯卡车车尾的手提箱上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眺望着喀山和莫斯科之间的森林和农场，努力把过去两个星期以来留有印象的事情搜罗到一起，记下来。
很显然，在这里，在我们脚下延伸出去的广袤平原上，生活着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他们才华横溢，心地善良，魅力非凡，有着丰富的阅历；他们是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残酷和粗率行为却又高度重视伦理价值的民族；是一个精力充沛、富于创意又具有强大耐力和活力的民族，他们深信自己一定会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有益的角色，并渴望这种梦想成为现实。
在他们和外部世界之间，横亘着一个无比残忍和充满猜忌的政权。这个政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俄罗斯人民真正的财富是什么，哪些事情具有可行性，哪些事情具有危险性。这个政权把人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外部世界影响到他们。基于这个目的，其首要策略就是教育人民既不要惧怕外国强大的武力，也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苏联政府必定将自己塑造成世界上唯一正确、高尚、慷慨的角色，对所有持怀疑态度或者不顺从的人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愤怒。正因为如此，其整个制度体系要力求避免本国公众的思想受到任何外国因素的影响，要把可能对苏联人民产生影响的外国政府或者个人的行动，转变成对苏联政府自身有利的行动。
美国民众读了新近的盟友——苏联人的奋斗史和苦难史之后，迫切地要帮助他们。他们向红十字会或者苏联战争救济会捐款，毫无怨言地负担因对苏联实施《租借方案》而产生的额外工作和税负，并善意地接受了给予苏联政府最大限度贷款的观点。有多少旅行者亲眼目睹了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也看到了他们坚强的勇气：年轻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享受不到丝毫的舒适或放松；中年人的记忆里满是没有安全、没有和平的人生经历，也不敢再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寡妇和因战争负伤的残疾人挤在狭小的住宅里，穿着破旧的衣服，对着空空的米袋，境遇非常可怜。舒适和便利——这难道就是他们对未来所有的渴望？这就是他们的希望和秉承的信念吗？当然，这个充满天分和魅力的民族，在摒弃了一个较为宽容的社会中那些空虚庸俗的困境后，已经组织起来，准备建设一个公正理性的社会，之前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还有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这里，这里就是实用天才的用武之地，他们渴望对他人有所价值，这些恰恰是美国人的鲜明特征。
但事实是：没有途径去帮助苏联人民。当一个民族把自己交到一个无所顾忌的独裁政权手中，那也就意味着它享受不到任何援助。因为所有馈赠都会被政权独占，并且会迅速用作增强实力的武器。如果这些援助直接给予人民，那就暗示着他们做出了让步，这个政权足够聪明，他们懂得怎样从居心叵测的外部世界攫取利益，并挫败这些利益背后邪恶的阴谋。那些想分享利益的人最好稳稳当当地站在他们一边，这些精明强干的掌权者可是在保卫大众的利益呢。另一方面，激怒这个政权对受其控制的人民并没有好处。当遭遇外来打击时，这种打击会立即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个政权在表示了同情和义愤之后，则会以这个高贵国家的保护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猛烈回击拒绝接受他们的邪恶外部世界。如果是那样的话，因为一系列无知、自大和挑衅的政策，真正的灾难会降临到国家的头上，而这个政权则会迅速放下架子站到遭受苦难的民众那一边，依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忠诚等让人惊叹又似乎永远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来支撑自己摆脱困境，这些精神财富似乎正是人类为这种情况准备的。换句话说，仁慈的外国人无法帮助苏联人民，而只能帮助苏联政府；相反，他伤害不到苏联政府，而只能伤害苏联人民。这就是苏联现行政权的运作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答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这样想，在西伯利亚的所见所闻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在那种环境之下，最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援助也不伤害——向苏联朋友讲清楚跟他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最低条件，表明自己的愿望和耐心的限度——保证不让苏联人民受外国反对势力负面情绪的影响，让苏联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渴望更深入地了解苏联，凯南寻找机会陪同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一行去了列宁格勒和赫尔辛基，在那里他记了下面两篇日记。］● 9月，列宁格勒我只在列宁格勒待了三天，但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我读了那么多有关此地的资料，在波罗的海诸国生活的那几年，我已经爱上了北方一马平川的平原、倾泻而下的阳光、冬日里的严寒，但最难忘的，还是让人备感温暖和充实的人际关系……
对我来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心酸的一个群体：一个让人哀伤的伟大城市，在这里，智慧的人民总是不得不冲破黑暗、潮湿和寒冷，才能感受到光明，也正是基于上面的原因，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一种莫名的激动和一种莫名的魅力。我知道在这个我从未生活过的城市里，因为某种奇特的命运安排——也许是前世生活过？——储存着一份我能够去感知去热爱的能量，换句话说，储存着一份我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是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苏联人所不能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