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7日，赫尔辛基
我们到达新的芬兰边界，并在芬兰第一站停下来。眼前所见一下子变得整洁起来，让人感到很愉快。新的车站大楼已经竣工，虽是简单的木质结构，但有种别具一格的现代格调。站台修葺一新，非常干净。站台上有一个刚刚刷过油漆的报亭，上面摆放着报纸，食品摊则闲置着。不过，这个车站几乎空无一人，天空一片灰色，眼前的一切让人有点儿忧伤。
苏联的牵引火车头正在整修，留下我们这几节卧铺车厢，还有两节载满苏联人的“软卧”车厢，他们即将前往波卡拉―乌德半岛（Porkkala-Udd）新建的海军基地。大家等待芬兰方面的火车头过来牵引，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风中的月台上走来走去，俨然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锻炼习惯的奴隶。车厢里的苏联人茫然地注视着窗外苍茫而又让人哀伤的俄罗斯世界，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写满了坚忍和空虚。
铁路线上停满了满载着芬兰货物的货运列车，这些货物都是作为赔款运往苏联的。一些平板货运列车上还载着规格稍小的车厢，这种车厢的车轮及轨道是为伐木作业的窄轨铁路专门设计的，车厢因发亮的外皮材质和刚喷刷过的油漆而显得格外耀眼。这些车厢都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牢牢地固定在平板车上。其他的货车上，每节车厢都载满了堆垒整齐的原木，原木切口整齐，精心地堆在一起。所有物资按顺序编了号，充分展示出芬兰人严谨有序的工作态度。看到这些，我首先想到的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偶尔在大量制造低劣产品的苏联民众中唤起某种令人痛苦的羞愧之情，不过我随后就释然了，觉得自己的判断或者说担心有些多余。
除我之外，这个站台几乎无人光顾。有个步态轻盈的芬兰青年来回走动，腰挂着一把刀。他是扳道工，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巡视的过程中他满含敌意地向旁边看了一眼，鄙夷地看着苏联人的车厢。火车头冒出的股股黑烟迅速随风散去，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北方家乡的树林，站台上始终整洁干净。一个身穿制服的芬兰铁路工作人员神态安详地骑着自行车来到车站大楼前，停好车后走进大楼开始自己的工作。一驾乡村马车载着一家人驶来，这家人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不过马儿膘肥体壮，鬃毛泛着亮光，它迈着轻蹄欢快地慢跑着，苏联的马可没有这样的神采。整个画面看上去让人感到一切都高效、整洁和宁静，不过也有些许资产阶级文明的无聊之感，此情此景突然让我这样一个旅行者重新忆起了久违的资产阶级生活……
● 11月24日，莫斯科
与挪威大使馆的武官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几位客人，其中一位是司徒登诺夫上校（Colonel Studyenov），晚饭后我跟他进行了一次坦诚的长谈。我们就苏联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渊博的学识。之后我们又谈到了美苏关系以及在莫斯科的外国人，我对他说，我理解苏联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某些做法，我知道过去二十年间很多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都很冒失和愚蠢，我毫不怀疑有很多人试图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然而，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如此，我认为苏联政府有必要重新斟酌某些做法，至少应该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善待那些诚实善意的外国人。我说在美国与人相处就容易得多，比如同英国人，我们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能经常和职位相当的英国客人会晤，坦诚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甚至对本国政府的政策措施是否得当进行一番仔细的分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要叛国，也不会给其他政党留下虚伪的印象。我指出这在苏联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我也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英美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力量上来，平衡双方关系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因为两国人民之间的私人交往又何止万千。我告诉他，在战争期间至少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美国军人在英国同当地姑娘结了婚，现在美国政府允许这些妇女到美国去生活，这就意味着每一桩婚姻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会强烈反对美英两国之间产生实质性的麻烦。我引用了发生在苏联的一起事件：十二个美国工作人员与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现在仍然有好几位女士被限制离开苏联，无法到国外与丈夫团聚。我说这些人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成千上万美国人在伦敦过着正常的生活，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在美国过着正常的生活，也有无数的旅游爱好者自由地穿梭在两国之间。上校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强调，虽然高层之间在政策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在苏联民众中，没有人愿意与外国人亲密接触，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对待任何事情都更加小心翼翼。我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想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将会非常非常困难（有些话应该说，但我忘记了，那就是两国关系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在战争期间的联盟没什么差别，那时两国联手摧毁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谁都不藏任何私心）。
上校断然答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用我们苏联的话说，”他说，“‘困难’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那就罢了。但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人永远都不应该去抱怨有困难。”
分手时我告诉他，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但是如果我们对困难视而不见，面对眼前这些共同的而非单方面的障碍，还想沿着老路取得任何进步，这可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了。他对这一点表示赞同。
后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在那种环境下我是不是不应该说出内心的答案，我更应该把这个任务归类为“不可能”。只要苏联公民的个人生活还像现在一样受到秘密警察组织的监控，只要秘密警察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依然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依然害怕明媚的阳光照进苏联，那么我一定会说，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看不到任何真正的希望。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一个事实，即高级外交官不可能随时都对人坦诚相待。作为驻苏联的美国代表，我不应该说的一句话是，我对美苏关系的未来深感绝望。
● 11月26日
下午和大使[43]谈话，商量了几件事。我提到，我认为我们应该关闭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领事馆，因为我方人员遭到了无礼的对待（被完全孤立，对他们的监视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屋里安着泛光灯，街对面房屋的玻璃窗后密探的面孔时隐时现，种种手段，不一而足），我们在办公室外的行动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又如何来维持领事馆的运作？大使说他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设立领事馆对我们的政府很有益处，应该保留下去。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见了一群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他们热衷于分析斯大林的地位，分析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客观。当然，探讨的结论说不上成熟，但有一点已经明确地凸显出来：苏联在大国会议中呼风唤雨的快乐日子已经结束了，苏联统治阶层也没什么动力再将斯大林推上英美苏三方角逐的政治舞台了。这就要求明确苏联到底是由斯大林个人领导，还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义集体统治，而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这就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应该在这个时候退休。我同莫斯科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意见一致，我们认为此时的斯大林是否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独裁者是值得商榷的。我怀疑权力掌握在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核心的政治局手中，我想他们可能不但希望斯大林退出历史舞台，放弃他现有的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而且莫洛托夫也不希望继续一次次亲自面对外国代表，他将会放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44]也许在选举之后，会有人接手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 12月5日
下午去见了大使。最后，经他同意，我不再负责行政事务。
[9月在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采取了更柔和的姿态，他打算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并提议制定一项防止核军备竞赛的协定。与伯恩斯相比，凯南和哈里曼认为这种努力实际上是美苏在“二战”期间协作关系的一种延续，对其能否奏效心存怀疑。］● 12月7日今天早晨，我被召去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45]，发现大使的情绪很糟糕。他刚刚接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大意是国务卿伯恩斯先生将在当天下午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召开（外交部长）会议，并提醒会谈的内容将包括原子能问题。而这一点之前并没有跟苏联人说过，大使担心他们会因此心生怨恨。
● 12月12日
阿特金森[46]上午来找我讨论会议的背景。我再一次感觉到，让一个像我这样对我们正在着手的重要事宜缺乏信心的人讨论这些真是太不合适了。
● 12月14日
热闹的一天。我们期待着国务卿一行的到来。猛烈的暴风雪肆虐，一大清早，我就给苏联气象部门打电话询问天气状况，他们回复说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不可能也不会有飞机降落。大约十二点，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年轻官员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国务卿的专机已于十一时从柏林起飞，但苏联红军和机场的人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下午一点半，我刚要去吃午饭，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进来说，他刚刚接到英国大使馆的通知，他们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已经折回柏林。我分析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所以就先回了家，悠闲地吃了一顿午饭。回到办公室后，看见同事正在接电话，是外交委员会的人打来的。来电者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说国务卿的飞机马上就到了，随时有可能在中央军用机场降落。我问大使在哪里，他们说他已经去了二十公里外的城南某机场，因为他听说国务卿的专机可能在那里降落。我匆匆地找到霍勒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开着值班用车一起往中央军用机场赶去。暴风雪还在发威，地上白茫茫一片，让你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雪地，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我们到达机场时，无线电广播车已经悄悄停在那里了，还有很多苏联车辆。我们被带到机场边上的一栋小楼里，两三个新闻记者随后也跟着进来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随后看见一架四引擎飞机掠过了小楼的屋顶。我们冲到外面的平地上，风雪减弱了一些，能见度也提高了。迪卡诺索夫[47]带着一名助理和内务部的一些人站在那里。有人举着两根铁杠子，上面悬挂着苏联和美国国旗。驾驶员想方设法让飞机平稳着陆，但飞机显然马力不足，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到我们面前。机场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在雪地架起旋梯，我们跟随着苏联接待人员一同迎过去。国务卿穿着鲜亮的外套，没有穿罩靴，走下旋梯后站在深雪里向欢迎的人群问好，并通过扩音器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寒风呼啸着从人群中吹过。我迅速把国务卿带到距离最近的空车上，又载上本·科恩[48]和侍从武官，开往大使官邸。凯西[49]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热饮和汤羹，陪着他们应酬，直到大使从机场匆忙地赶回来。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整理材料。
国务院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激怒了我，电报中要求我们去邀请苏联政府参加明年3月的会议，解决降低双方关税的问题。我花费了一整晚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长电，详细地阐述了我们不应该邀请苏联与会的原因。
● 12月17日
在大使官邸吃午饭，我与国务卿相邻而坐，这让我有机会向他陈述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波伦[50]和以赛亚·伯林[51]来吃晚饭，我们一直聊到夜里一两点。毋庸置疑，伯林是莫斯科最见多识广、最聪明睿智的外国人，他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学到最重要的事情是：（a）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观点仍然存在冲突；（b）对年轻人而言，让他们感到在苏联体制下能得到充分的经济保障至关重要；（c）马克思主义教条理论对苏联人民思想和行为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他非常赞成我的观点，我们都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政策要想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必须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伯林坚信，苏联人认为他们与西方世界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皆以此为基础。我问他苏联人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这种冲突爆发，那也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他们坚持认为冲突不可避免而导致的。他回答说苏联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坚持认为是社会力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他们会说，也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和政治家以为自己对苏联很友好，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他们依然是存有敌意的，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
● 12月19日
下午应大使邀请去参加外交部长会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变成了两次碰头会，每次时长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贝文[52]看上去对整个议程极其不满，他的表情告诉每个人：他不愿意参加这次会议。他从一开始就不想来莫斯科，因为他知道这次会议最终会一事无成。苏联人了解他的立场，但仍然希望从他身上尽可能地榨取利益。至于伯恩斯，在贝文的眼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可靠的爱尔兰人，跟他做码头工人和工头儿时认识的那些人一样。伯恩斯经常忽视英国人的感受，对英美关系也漠不关心。他自己构思了整个会议的内容，随即与苏联联络，在此之前没有向英国人透露一个字，甚至都没有告诉英国即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伯恩斯之前已经冒犯过英国一次了，因为他把埃瑟里奇报告[53]的副本直接送给了苏联而没有送给英国大使馆，而英国大使馆还曾向埃瑟里奇开放相关文件，当时埃瑟里奇正在莫斯科访问，那次访问在很大限度上是由英国人促成的。最重要的是，伯恩斯来莫斯科后将一份关于核问题的文件交给了苏联，而那些跟美国一道保守核工业秘密的国家对这份文件一无所知，而且这件事就发生在艾德礼[54]访问华盛顿并与总统会晤的六个星期之后。当时贝文就对伯恩斯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认为在得到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批准之前，不能向苏联提交任何相关文件，伯恩斯答应给他两天时间，在今天——星期三——之前向伦敦提交这份文件，以便获得英国内阁的批准。贝文确信他得到了伯恩斯的保证，后者在此期间不会再把任何东西交给苏联，实际上伯恩斯的话也不能另作他解。然而就在星期二的晚上，伯恩斯在没有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就把文件给了苏联人。贝文只能把这次被骗的经历当成一场教训，为此懊恼不已。
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他向桌前倾斜着身子，嘴里叼着根苏联香烟。他扫了一圈在座的各国外长，双眼中闪着满意和自信的光芒。很明显，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各国与会者之间的分歧，以及他们面对娴熟、强硬、果断的苏联外交铁腕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兴致勃勃的扑克高手，知道自己手中的同花顺马上就能将对手置于死地。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是唯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愉悦心情的人。
我坐在伯恩斯的后面，看不清他的表情。这次会议他只是一个听众，没有清晰的思路和预定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底线。他对自己的机敏和沉着颇有自信，希望能够抓住机会利用战略上的缺口有所斩获。本次会议上，他处理苏联问题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他将与会的主要目的仅仅定位在达成协议。他认为协议背后的现实问题与己无关，因为只有他毫不了解的朝鲜人、罗马尼亚人和伊朗人才会去关注那些问题。他只想要一纸协议，以便回国后扩大他的政治影响。苏联深谙这一点，他们将会看到，为了表面上成功的一纸协议，伯恩斯将在现实面前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会议结束后我跟马修斯[55]步行回家，他留下来吃晚饭。弗兰克·罗伯茨[56]和他太太也来了。马修斯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因为从罗伯茨那里听说的事情而非常沮丧，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就试着去逗他开心。向新来的人介绍苏联的现实状况通常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如实陈述现实；其次，帮助新来者调整心态面对这些现实。
● 12月21日
上午与保加利亚外长会谈。他首先指责反对派没有参加选举，声称是他们自己主动退出了保加利亚的政治舞台。我有点儿不耐烦，跟他说让我们烦恼的不是议会代表或者程序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动用警察镇压的政府，这种肆无忌惮的镇压以最残忍的方式挑战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权。我们认为在这种恐怖与威胁的气氛之下，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存活。这个问题让他非常兴奋，之后说起话来就坦诚多了，他承认虽然共产党只是少数派，但他们的愿望是最终获得和平，并将苏联军队赶出他们的祖国。
与罗伯茨、卡多根[57]还有英国代表团的另外两三个人共进午餐。奇普也在，我俩打算用我们对付苏联政府时练就的那套技巧动摇卡多根的镇定。
● 12月23日
今天，去大使官邸参加了为莫洛托夫和贝文举行的午宴，来宾全是男性。我旁边坐着察拉普金[58]，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午宴期间，贝文和随员妙语连珠，俏皮话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他们的随便让苏联人坐立不安。当有人建议为国王干一杯酒时，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说“也为所有的码头工人”干杯。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玩笑。当哈里曼举起酒杯预祝未来的会议成功时，贝文表示赞同并补了一句：“并且希望我们大家伙儿回去的时候都不要被解雇。”午宴一结束，莫洛托夫就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又开始了辛苦的工作，一直忙了大半夜……
今晚，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苏联排演的专场《灰姑娘》（Zolutchka）。直到傍晚我才听说，觉得应该去看一场，幸好还剩最后两张门票，这是专门分给大使馆的。我们到达剧院时，里面已经座无虚席，聚光灯对准了空空的上等包厢，那里是为外交部长们预留的位置。莫洛托夫和他的随员正焦急地在外面的大厅里等候。厚重的帘幕放下，剧场里面变得非常闷热，观众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扇风。管弦乐队已经就位，等候着演奏国歌。我和大使的助理，还有大使的一位私人秘书被安排在同一间包厢里。又等了大约十五分钟，我笑着对大使的私人秘书说，我猜国务卿把看剧的安排给忘了。私人秘书回答说：“哦，没有，他们正在大使馆的办公室里一边聊着天一边喝酒，没人敢进去打扰他们。”我立即走出包厢跑下楼去，找到剧院负责人的办公室给大使馆打电话。有人正在用电话，我站在拥挤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想找机会赶紧打电话。轮到我的时候，我正要拨打大使馆的号码，一个身着亮蓝色便装的男人走进办公室，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秘密警察。他走到我身边，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对我说：“他们已经出发了。”我返回包厢，果然五分钟之后伯恩斯先生到了，他让包括多名苏联政府高官在内的几千名观众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演出的水准绝对是一流的，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但观众的反应很平淡。我知道斯大林虽然没有坐在最高档的包厢里，但他肯定就坐在剧院的某个角落。据说除了外交使节团以外，其他观众几乎都是秘密警察的人，基于斯大林在场的缘故，他们显然不敢对演出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因为那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1] “D”指“达比”埃尔布里奇·德布罗，他是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朋友。
[2] 伯纳德·格弗勒，凯南长期的同事和朋友。
[3] 这段文字使用俄文书写。
[4] 1938年6月，美国黑人乔·路易斯（Joe Louis）和德国人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iling）在拳击赛中对战，这场比赛被视为具有种族意义和国际意义的史诗级赛事。最后，路易斯获胜。
[5] 扬·胡斯（Jan Hus）是15世纪的哲学家、神父，曾鼓励捷克人民反抗天主教会。
[6]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父亲、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曾经以“实地调查”的名义将约翰派往欧洲。这个年轻人的所见所闻对他后来写作《沉睡中的英格兰》（While England Slept， 1940）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7] C太太指的是美国驻布拉格大使威尔伯·卡尔（Wilbur J. Carr）的妻子。
[8] 索尔韦（Solveig）是凯南家的保姆。
[9]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心理分析师。
[10] 《再见，奇普先生》是根据1934年詹姆斯·希尔顿的同名小说（James Hilton， Goodbye， Mr. Chips）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位充满爱心的拉丁语教师漫长的职业生涯。
[11] 凯南把写给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一封信抄到了日记中。
[12] 第五纵队这一名称出自西班牙内战，主要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译者注[13] 纳粹党重要的宣传报纸。
[14] 凯南和他的司机。
[15] 凯南用钢笔写的这后半句话，可能是无意间少写了一个重要的词“the”。他可能打算写“it was the resistance that had produced the ruins of Rotterdam”。
[16]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纽约：企鹅出版社，2011年。
[17] 瓦伦汀·帕扎克是德国纳粹党卫军在巴德瑙海姆的最高指挥官。
[18] 1942年至1944年，在多达七次的横渡大西洋飞行中，凯南阅读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1789）。这使得凯南更加相信一个民族想要长期控制另一个民族是非常困难的。
[19] 凯南写成了“假设我们只坚持（a）和（b）”。
[20] 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R. Stark）。
[21] 本条为最后一项。
[22] 卡梅尔·奥菲，曾担任威廉·布里特的顾问，后为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工作。
[23] 塞缪尔·雷伯（Samuel Reber），昵称“山姆”，是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
[24] 凯南后来回忆，他从亚历山大·科克这位古怪守旧的外交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25]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是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总理。
[26] 《P. M. 趣味》是德国的一本左倾自由主义杂志。
[27] 文森蒂·维托斯（Wincenty Witos），波兰前总理。
[28] 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苏联杰出的新闻记者和小说家。
[29]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
[30] 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和苏联达成停战协定，取代了曾同意与德国人合作入侵苏联的里斯托·吕蒂（Risto Ryti）。
[31] 图库姆斯，位于拉脱维亚西部。
[32] “一个国际组织”，指联合国。
[33] 该委员会即由亲苏的波兰人组成的卢布林委员会。
[34]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35] 1943年10月召开了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德黑兰首脑会议在1943年11月末至12月初召开。
[36] 凯南于1944年10月8日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信。
[37] 斯大林斯克后来改名为新库兹涅茨克（Novokuznetsk）。
[38] 作为战时联盟举措的一部分，苏联政府允许美国大使馆发行介绍美国生活的精美俄语杂志。
[39] 关于此处，凯南回忆道：“在这样一个可爱的夜晚，我诚心诚意地成了苏联统治精英的一分子。”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273页。（Memoirs， 1925–1950，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67。）
[40]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Stakhanovites）指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出工厂要求的苏联工人。
[41] 凯南和其他旅客都在机场外被困了一段时间。
[42]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的秘密警察机构。
[43] 埃夫里尔·哈里曼。
[44]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领导秘密警察，莫洛托夫是外交部长，两人同是斯大林的长期追随者。
[45] 自凯南1933年—1934年帮助设立大使馆以来，这里一直是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官邸。
[46] 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是《纽约时报》的通讯记者。
[47] 弗拉基米尔·迪卡诺索夫（Vladmir Dekanozov），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48]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是美国国务院顾问，曾协助起草新政立法和创建联合国的协议书。
[49] 即凯瑟琳·哈里曼（Kathleen Harriman），大使的女儿。
[50] 查尔斯·波伦是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莫斯科大使馆的同事，曾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翻译，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中顶级的苏联问题专家。
[51] 以赛亚·伯林，政治家、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二战”期间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52]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英国工党领袖，外交大臣。
[53] 伯恩斯委派自由记者马克·埃瑟里奇（Mark Ethridge）去报道苏联压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问题。该报道中的批评之语对苏联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54] 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首相，工党领袖。
[55] 弗里曼·马修斯是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负责人。
[56] 弗兰克·罗伯茨是凯南的朋友，在英国大使馆工作。
[57] 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是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
[58] 谢苗·察拉普金（Semyon K. Tsarapkin），苏联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