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1946年—1950年）
1946年
1946年，凯南没有定期写日记。不过，这一年中，他留下了大量文字。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撰写了措辞优雅、情绪激昂的“长电报”，该文在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中间广泛传播，激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他们探寻苏联行为根源时最权威的参考资料。在这封长电中，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缺乏安全感的心理驱使，现在又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外国敌对势力来证明其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凯南坚信，与这样一个难以妥协的敌人谈判，收效微乎其微。美国在面对苏联政府时，既不能妥协，也不能诉诸武力。同时，华盛顿应该强化美国行政机构并重建西欧。
凯南急于想唤醒更多的民众，曾考虑从美国国务院辞职。但他在别人的怂恿下重返华盛顿，在全国范围内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成为华盛顿新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外交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1946年至1947年，凯南在那里给军事和政治官员讲解了与不久后的“冷战”相关的前景和问题。为了准备这些演讲，凯南阅读了有关美国战略的书籍，听取了战争学院政治和军事专家的座谈，反复推敲自己的想法。他甚至自学了核武器方面的科学知识。通过这些学习，凯南得出了最终的结论，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遏制政策”。
以下文字是凯南在阅读书籍和在美国战争学院听取演讲报告时所做的笔记，没有标注日期。他利用这些笔记准备演讲，发展他的战略观念，这些观念也是他后来数十年思想的初步体现。
5月，凯南回到了美国，家人也随之迁往华盛顿。每到周末，凯南和家人基本上都会去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 读书笔记：伯纳德·布罗迪编，《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苏联人确信，他们有能力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与其行为相矛盾的承诺。他们也同样确信，通过在其他工业大国内布下的强大情报网，他们有能力刺探和揭露那些国家准备违背国际承诺的企图。他们明白自己能够利用那些国家的舆论力量遏制此类企图。苏联关于信息共享和共同放弃核武器的建议书，正是基于上述确信才得以起草的，目的是为苏联创造条件（尤其是在专业技术方面）制造核武器，同时制止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核武器……
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上述情况去制定和实施战略部署，以强迫苏联政府要么接受对其不利的战争（这是绝对不可行的），要么遵守承诺改过自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牵制苏联政府，直至他们疲于这种游戏……
核武器威力巨大，这难道不意味着为了避免互相毁灭，我们必须回归18世纪的战略政治思想？完全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1。在最好的情况下（苏联没有核武器，且缺乏向我们来使用核武器的相关设施），那意味着我们要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并最终占领苏联领土；2。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我们双方要同归于尽。因此，我们的对苏战略政治目标应该受以下因素的制约：（a）防止苏联政府的势力扩张到对美国或英国来说关键或重要的区域；（b）维持与苏联人民的信任和友谊，同时向苏联国内误将苏联与西方世界看成战争关系的势力阐释清楚，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
我们可以冒险放弃把解除或者摧毁苏联武装力量作为战略目标的想法吗？
可以。我们必须放弃，因为无论是解除还是摧毁苏联的武装力量，都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承担起对苏联的政治责任。我们是否有能力或意愿为承担上述责任而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这让人怀疑；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在道德上也无法保证这会达到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必须让苏联人信服，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解除武装，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的。
[在阅读了克劳塞维茨[1]的著作之后，凯南推断，在20世纪，全面战争的潮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关于全面战争）已成过去时的结论，得益于最近的两条启示：1。 核武器的出现，可以消除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可能性；2。 在大国战争中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大国需要承担的政治承诺越来越多。对战胜国而言，发动一场毁灭性或颠覆性的战争会招致巨大而持久的政治责任，而这并非他们所期望的。
就算是对“二战”中的德国来说，是否应该发动一场摧毁性的战争都是值得商榷的。（奇普说只能这样，因为美国不能去打一场政治战争。）
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对苏联发动摧毁性或毁灭性的战争。要与之对抗，我们必须开展一场政治战争，一场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消耗战。我们的人民不适应也不理解这种战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得不预防自身可能遭受的致命打击，又不希望自己的对手遭受致命打击。我们不能打着“手执复仇利剑”的漂亮幌子走向一个极端。我们必须像豪猪一样，逐渐让那些食肉的猛兽认识到，把我们列为攻击对象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以下节选自演讲稿《战争以外的措施》，凯南在其中概述了一些策略和观念，它们为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些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2]
行之有效的主要国家战略，不能像以往一样，只针对已经爆发武力冲突的地区，还要针对我们对手活动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出现直接的武力对抗，但确实存在具有发动战争意图的行为。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这种意图？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科学和精准地加以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彻底放弃或至少制定一个初步假设。
作为这样一个初步假设的基础，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策的一部分，战争行为是任何一种政策都可以采取的措施，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彻底毁灭或者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或者削减其国家荣誉和完整性。
这一定义考虑到了不宣而战和公开宣战两种情况。
同时，它也考虑了以下两种主要战争类型：
（1）毁灭性的战争；
（2）有限目标的战争。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要么诉诸武力，要么干脆不发动战争。很多时候，一些人不会考虑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我们还非常明确地倾向于不使用武力的战争。我们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自卫，因为实际上德国是对我们不宣而战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彻底削弱我们国家的实力，这当然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水火不容。
现在，在这次演讲中，我必须谈谈不诉诸武力的行为。不过，我反对将它们称为“除战争之外的行为”，因为无论从目的还是结果来看，它们跟战争行为完全一样，跟大炮和空袭没有差别……
极权主义者的心态犹如物种的基因突变。它就像国家肌体内常见的病毒一样，只有免疫力降低的时候，才变得危险起来。过去，它无法使用现代的方式实现极权——即便成功实现极权统治，也主要归功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观念，现代化警察武器的缺乏，以及保证权力架构所需的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依赖。
因此，这就需要
（a）极权主义的特征一直有所呈现；
（b）旧有的精神和社会秩序崩塌；
（c）能让个人产生具体社区概念的新秩序尚未建立；（d）具备实现专制的现代技术手段。
[凯南在这里中断读书笔记，思考起地缘战略问题，并借此绘制了他的个人战略表格，表格如下。］● 笔记——个人生活你想要什么？丰厚的经济收入。一年当中能有部分时间在乡村生活。能去旅游。能拥有个人隐私，以及清心安宁的环境。能对当下的思想和文化生活有所贡献。能有选择的自由。
[下面是凯南关于伯纳德·布罗迪演讲的笔记。］● 伟大战略还是把“伟大”一词删掉吧。
演讲的题目应该叫作“战略理论：一个启示”。
正文：马汉——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灵魂人物。什么是实践训练？有人说：如果你想吸引人去上大学，就得教给他们通过考试的方法。战争是一所严厉的学校。海军战争学院具有实践性吗？
由于缺乏对战略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研究，我们已经退步了。马汉以海军上校的军阶服役了四十年，直到退休。他退休后的晋升遵循了例行程序。
这是科学？这难道不是一种实践或者常识吗？
要将战略和经济进行比较吗？
“欲享受财富，必先创造财富”这样众所周知的道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没能领悟。因此，像战略这样老生常谈的话题也一定不能被当作理所当然的……
“战略的最高形态就是调动全国资源，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战争，如果不可避免，就要赢得战争。”
寓意：作为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对战略问题进行高水准的理论研究。
[在听了大量的演讲之后，凯南草草记下了“自己的评论”。在下文中，他阐述了与1946年2月22日“长电报”相关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也见于1947年7月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国土安全”与“统治世界”之间的差别无法区分。
2。 只有两种可能性可以缓解苏联的压力：a. 在一段时间内削弱苏联的潜能，导致出现与1919年—1920年类似的内部冲突。
b.在外国持久有力的对抗影响下，苏联的政策渐趋柔和。但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且永远不会完结。
3。 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西欧制定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给予疲惫困惑的西欧人新的希望，为他们打开新的视野。我们现在还只是把西欧问题当作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潜在主题而已。
1947年
对凯南来说，写日记已经成了他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时宣泄情感的方式。很明显，在1947年，这种情感需求并不多。下面这首诗是他这一年中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在这一年，凯南的事业达到巅峰。他成为美国最有声望的苏联问题专家，接受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任命，成为国务院新成立的政策规划室主任，5月7日正式走马上任。在一位忠心助手的协助下，凯南就各种问题精心准备了咨政报告。尽管他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但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7月，《外交》季刊刊登了凯南以“X”为署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文中他把苏联的对外扩张比作一辆上了发条的玩具车，必须受到遏制。人们很快就知道是凯南写了这篇文章，他也由此在国内获得了声望。他的很多思想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根基。在巴黎，在争取巨额援助以重建西欧（包括西德在内）的谈判中，凯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凯南在个人问题方面的沉默，至少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沉默，也可视作他对这方面比较满意的表现。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 8月27日—9月5日，返航，黎明时分经大西洋中部，巴黎之旅步出这繁星与迷雾的变幻世界，黎明——已急不可待——
如利剑刺穿云层，
在浩瀚海洋上布下斑斓。
莫让这渐明的光亮半球，
诱惑闲居的朝圣者赶赴目的地：
他也许不希望——与张扬的黎明相对——
看着他的厄运如黑夜般隐去。
他踏上这无休无止的航程，
就不会再有安歇之地。也许，
他内心的宁静源于一种满足：
作为命运女神温和耐心的申索者，
他听到时光女神的衣袂在窸窣作响，
觊觎着摩挲女神那闪亮的裙裾。
1948年
尽管凯南已经跻身美国冷战时期首屈一指的战略家行列，但是从1948年开始，他与杜鲁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分歧。1947年，他就在非正式场合批评过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扩张政策。他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问题上。虽然凯南提倡通过隐秘行动以及“黑色宣传”稳妥地控制局势，但他同时也将冷战政策视为有限的政策。与莫斯科的对抗应该限制在政治方面，而不应涉及军事领域，并且应该避免与其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等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开展对抗。此外，2月，凯南还建议，鉴于西欧地区已经显示出复苏的态势，这就意味着与莫斯科正式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论及最适合进行这一谈判的外交官时，凯南实际上是在毛遂自荐。总之，1948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凯南依旧是坚定的冷战政策支持者，但也开始寻求缓和这种紧张局势的途径。
● 1月22日，华盛顿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问题。我们决定今年不在本届政府成员中提名候选人。我担心这种荣誉的归属问题总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能说“和平”是一种特定的东西，每个人都渴望“和平”。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可以说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一定要问清楚：“是哪种和平？”“是谁的和平？”
还开了一个会讨论国务卿演讲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务卿的演讲安排。我觉得当前的安排让国务卿插手的事情过多，使他的话语分量减轻，降低了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大量的演讲占用了他处理其他要事的时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精力。我个人的观点是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出现必须由国务卿公布的新情况，否则他不宜轻易开口。我们应该有意营造一种氛围，即只要我们的国务卿开口说话，不仅全世界都想去解读，而且迫切想要透彻地去研究。其他人大多反对我的观点，但我还是成功地让国务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公开露面的时间。未来三个月内，国务卿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时间总和不会超过一个月。
● 1月23日
人们还是接连不断地来找我应付让人挠头的国会形势报告和媒体报告，这些报告对国务院的决策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坚决主张削减欧洲援助计划的数量，将其从国务院工作中取消。我并不反对组建一个新的行政部门，让它独立于国务院的常规架构，负责实施援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首先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实施的。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对它的日常监管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脱离了国务院的有效控制，或者派驻他国执行计划的官员不服从该国负责人的协调和管理，那么最终只能指向一个后果，即让那些一直致力于为美国寻求有效对欧政策之人的愿望化为泡影。此外，如果缩减援助计划，使其本质上不再是巴黎会议[3]上提及的那个计划，那么它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也违背了制定该计划的初衷。一旦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我本人和积极参与制定美国政策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理由继续参与政府框架内任何有价值的政策制定工作了。因为届时政府中任何人的直接行动都不能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到时人们最希望看到只能是公众的理解，理解这个国家在执行战后外交政策时为什么如此力不从心。这些理由会极大地影响到政府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公众和媒体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下午与约瑟夫·艾尔索普[4]谈话。针对国会目前的形势，他措辞尖锐地指责了我，并坚称国务卿从未以适当的方式向国会议员说明马歇尔计划所依据的战略现实。我向他详细说明，解释了我们在这些事务上对国会的教育责任有限。我从个人角度告诉他，我本来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要我代表美国的利益面对外国政府，这是我接受训练的方向，也是我准备尽最大努力去做好的事情，但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职责还包括代表美国政府去面对国会的质询。我的本职工作是捍卫美国的利益免受外来的侵犯，而非去驳斥我们自己的民意代表。我不赞成国务院为了取悦美国人民而到国会面前充当说客，而且我认为国会对人民应该肩负的责任绝不比我们少，我们不是他们的守护神或者引领者；国会要像我们一样，自己去搞清楚那些需要搞清楚的事情……不过，我遗憾地意识到，几乎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也许该看看能做些什么，以更明确地让国会议员们了解，需要他们做决策的问题的全部意义是什么。
● 1月27日
上午参加了一个会议，议题是向国会陈述我们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
会议争论的焦点如下：我们都知道，这种援助不可能为中国的事态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基于我们曾经的承诺，面对要求我们支援中国的压力，我们有义务将援助方案呈交国会。在这个方案中，如果我们说出真相，说南京政府因为自己的无能，注定要灭亡，说不管我们如何尽力援助南京政权，它最终都摆脱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那等于我们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中国立足的最后威望，这样会急剧加速南京政府垮台的进程，我们自己也要蒙受背叛、暗中破坏“蒋家王朝”的声誉[5]、亲手扼杀南京政府的指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还让国会抱有希望，让他们觉得从美国的外交政策立场来讲，对中国的援助确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也只意味着，今后几个月内我们会面对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既定目标不可能实现，到时我们会再次受到责难，批评我们怂恿国会迈进了另一个“决策上的死胡同”。
● 1月28日
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谈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分割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上的争议，其中没有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之语。噢，他们很显然是“无辜的”。备忘录给出的诸项解决方案，无一例外都将恶化我们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以及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推进此政策只能以牺牲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最终，对我来说已经很明显，这个时候为了完成分割计划（联合国决议不提倡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政府可能进一步做出的没必要的努力，几乎必然会让我们在这件事的责任上越陷越深，也让我们距离不得不依靠外力作为强制分割区域手段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很明显，一旦出现这种状况，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对抗情绪下，维护巴勒斯坦境内的局势，我们除了真正接管巴勒斯坦的军事和治安责任，几乎别无选择。我无法想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因此，我看不到从那个方向入手会有任何收获。
总而言之，我越来越怀疑，由外部势力做出对巴勒斯坦的安排，再由国际社会在现实或精神层面上执行的做法能否让人满意。除非巴勒斯坦的居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支持者，最终都能够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被迫达成一致，并怀着最直接和坦白的责任心去权衡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后果，否则我想在制定解决方案时他们会继续做出不负责任的反应，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忠诚和合作。消极的美国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场杀戮，但是我们美国人必须意识到，我们不是全人类的保护者和道德上的守护神，我们必须更加谦虚，承认我们只能承担有限范围内的责任。
● 1月30日
午饭时同一位刚刚从日本回来的先生聊天，他跟我谈起美国在日本经济方面推行过度民主化和分散化政策造成的后果，情况堪忧。
二战开始之后美国政策的所有败笔中，从历史角度来看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我们没能切乎实际地处理好对战败国的权力责任，而这些战败国都是受我们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感召才投降的。[6]
1949年
凯南认为，除了继续保留有限的军事基地之外，四大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占领德国的状态应该结束了。他倾向于重新统一德国，而不是将其分割成对立的东德和西德，让双方分别与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他希望德国的重新统一能够为苏联从大多数东欧国家中撤军铺平道路。1949年1月，迪安·艾奇逊击败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凯南的上述想法遭到了艾奇逊和杜鲁门政府内其他成员的质疑，于是凯南赴西德考察政策前景。
汉堡被战争摧残得破败不堪，几十年前这个城市曾以神秘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凯南。眼前的景象让凯南不禁扪心自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发动战争。这种反战的思想后来越来越强烈。
● 3月10日
献给一位女士——飞往欧洲的飞机在百慕大滞留了一整晚，邂逅这位过境旅客：百慕大——问候不要对这神奇的岛屿蹙起眉毛，美丽的朝圣者，看不见的精灵敲响了夜晚的钟声，不要轻易地离去，也不要轻蔑地笑我，
在这奇幻般的岛屿上，
耳边听到的，眼睛看到的：
新鲜的草坪，黑色的香柏，明信片般纯净的天空，平静透明的海水，沙滩上奇特的物品，月光下白色的屋顶；遥远的海岸上，
一丝光亮蜿蜒伸展，穿越黑暗的海洋，
不要哀叹这一切——以及其他——
仅仅因为它们处在恐怖的梦的海洋之中，
真实如岛屿；真实——我相信——如我。
它们就如——
那远方的大陆。
她的回复：
你所见的蹙眉，轻蔑的微笑，
梦想的离去和哀叹，一切皆非如此。
这里的岛屿如此孤独，
孤独不因其魔力，或者看起来虚幻，
倒是因为这样欢乐的气氛，你却无法多停留片刻，就要被迫踏上征程，感到如此失落，可是你要说，“我不在乎”，这就是痛苦时分的悲哀，这就是终了却没有完结的旋律。
● 3月12日，柏林
深夜出去散步，走了很远。街道寂静而空旷，一片漆黑。这里曾经是达勒姆（Dahlem）的高档街区。躲过了轰炸的私人别墅，在黑暗中静静地伫立着。这些房子，昔日曾承载多少虚荣、多少热望、多少人对幸福和财富的憧憬？不管有过多少希望和计划，此刻都已化为泡影。现在，别墅在无声的黑暗和寒冷中战栗。如果还让德国人住在里面的话，他们得像意大利宫殿中的野蛮人一样在里面搭帐篷。看来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多大意义了。很难去评说这种摧毁是好还是坏，是罪有应得还是不白之冤。不管怎么样，那些死气沉沉的别墅，每一栋都代表了一个破碎的梦，代表了曾经怀揣希望和创造精神的人所经历的挫折。无论如何，此情此景，令人心生遗憾。
回到会所，我无法入睡。在这个城市还一片繁荣的时候，我曾在这里生活多年，眼前的废墟深深刺痛了我。透过窗子，我看到了夜晚的景象。一拨拨儿客人乘着车，来了又走。终于最后一位客人，一个醉酒的陆军上校，也一头扎进他的吉普车。不久，乐师集合到一起，混杂着抱怨声和对迟到同伴的斥责声，挤进一辆严重超载的老爷车离去；看上去他们是不想要这辆车了。那些高大、光秃的白杨树，耐心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时代的变迁，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时代，从战争爆发到遭到轰炸，最后等到苏联红军的到来。它们站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直到破旧的地铁列车从几码外的空地上咔嗒咔嗒地驶过。天空开始发亮，又一个灰暗又沉闷的三月的星期天，降临在依靠空运补给的柏林。[7]
下午，我们驱车环游。天空呈现出德国北部冬日里典型的阴沉景象。一阵疾风掠过街道的每个角落，在融化的雪水上吹起阵阵漩涡，也吹得街上的行人摇摇晃晃。城市看上去跟三年以前没什么不同。废墟依然透出强烈的凄凉感，丑陋地矗立在那里：大堆碎石滚落到人行道上，扭曲的铁梁和残留的墙体堆在碎石之上，残缺的房屋像舞台布景一样悬挂在半空之中。仅在少数几个地方，人们用专门修建的狭窄铁路把碎石运走并清理干净。职业技术高级中学那厚重的残垣断壁依然在阴郁地向眼前的空虚皱紧眉头。烧毁的夏洛滕堡歌剧院（Charlottenburg Opera），塔式门窗钢骨架依然高高地耸立，伸向附近建筑物之上的天空。街上毫无生气。这边，有几个人耐心地排队等待着进入电影院；那边，一群男孩子挤在一处倒塌的墙壁后面寻求庇护。在二十英里的行程中，我们只见过一辆公共汽车，遇见两三辆有轨电车。这些车都没有喷漆，外皮肮脏，玻璃窗也用木板条暂代。
● 3月14日
上午在办公室跟两位美国新闻记者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要留在西柏林，毕竟现在这里只是一座孤岛，游离于国际主流事务之外。
他们答不出，只能将其归结为最普通的原因，即柏林是个热点地区，总有一天会有情况发生，而且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苏联人，有机会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但这个问题还是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和我们这些驻外事务处的工作人员一样，有着相同的心理状态，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还在柏林保留大量的办公室和军事机构时，我们也无言以对，毕竟我们留在这里只能给空运增添额外的压力。我们只能回答说从未想过要离开，那样柏林人会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
● 3月16日，法兰克福附近
今天起得很早，早饭之前出去散步，这让德国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担忧。一大片潮湿的阴云低低地挂在树木丛生的山间。我沿着车道，走出大门，进入村庄。这是一个郊区村庄，不是那种耕种式的农场。高高的栅栏后面是正方形的房屋，院子被当成了花园。木桩、园林工具、小鸡，去年割剩的甘蓝菜茎秆儿上还长着球芽甘蓝，一切都昭示着生命的活力，也显示出人们在多年饥饿和困苦的驱使下，在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园艺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虽然还是大清早，但人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脚步。家庭主妇们挎着菜篮走向市场；白领们穿着常见的大风衣，鼓鼓的公文包里装着三明治早餐，骑上自行车去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身后留下关上临街小门时发出的叮当声；孩子们背着鲜亮的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的背包突然让我想起一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了1912年，那年我只有八岁，夹在一群背着同样鲜亮背包的德国男孩中间，第一次去卡塞尔的学校上学。他们都非常率真地流露出对上学的新奇感，以及那种只有本地人才有的安全感，而当时的我既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个地方。
吃过早饭，回到法兰克福参加会议。这次是三方军事首长会议。正方形的会议桌只有三面坐着人。一位法国将军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席，和随从人员一起端坐在中间；英国人和我们分坐两边。
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分歧”一词的含义。担任会议主席的法国将军坐在那里，看上去简直跟拿破仑时代没落贵族家庭的军政长官一模一样。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微笑，但很明显那不是在对别人微笑，而是来自他内心欢愉的笑意，这种欢愉带着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嗜虐和傲慢的意味。这种微笑，我只在一战前欧洲部队的一些军官脸上见过。看到这个人，你不由得就会想起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不仅会纵容还会怂恿手下的士兵进行无耻的劫掠，投机豪取，从而让自己和亲信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你能想象到，他会带着这种变态的微笑，对德国争取更理性、更有尊严的待遇的要求置之不理，对下属的请求给予傲慢的回应。在克莱将军[8]面前，他目中无人，冷漠无情。他毫不掩饰要将法方的异议上诉给几国政府，也非常自信政府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由于他的这种表现，我能想到，美国圈子内部在对德政策上的意见分歧都消失了；美国方面坦陈的每字每句都体现出诚信、谨慎以及对人的价值和责任的尊重，这让我心中充满感激和钦佩之情。
● 3月18日，汉堡
直到经过海港和商业区，进入阿尔斯特河（Alster River）东部大型居民区时，真正毁灭性的景象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毁了，彻彻底底，没留一丝余地。主人告诉我，这是1943年三个日夜被轮番轰炸的结果，其间七万五千人命丧黄泉。直至现在，六年过去了，估计还有三千多具尸体掩埋在废墟当中。
柏林的废墟，看上去有种悲壮的威严。柏林是一个无情的城市，一个帝国都市，傲慢骄矜，自命不凡。这样的城市招来了人神共愤。
但是可怜的汉堡老城，这个舒适、温和的海港城市，像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一样，一心从事着常规单调的商业和工业活动——对汉堡来说，这样的毁灭实在太令人惋惜了。
我第一次坚定不移地确信，任何暂时性的军事优势——即便是那些可能会存在的优势，都没有资格用如此彻底、无情的方式去摧毁无辜平民的生活，以及人类经过几个世纪辛勤劳动才创建的物质文明——这些文明跟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更没有资格通过刺耳却毫无依据的推论“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来证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突然之间，我仿佛感觉这些废墟具有一种无法争辩的象征意义，容不得我们西方人忽视它。如果西方国家一定要以追求更高的精神出发点为借口——像上帝赋予人类的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心，不但通过自身而且通过所做的事和所关心的事表达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像发动军事战争那样，进行道德上的战争，要不就干脆别发动战争。这是因为道德原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抛弃了这种实力，西方世界将不复为己，胜利也不是真正的胜利，最后能得到的最好下场不过是自己摧毁自己的神坛。军人会说这种想法很幼稚，会说战争就是战争，你一旦参与了战争就要不择手段，否则就会落个失败的下场。如果这种论调是正确的，可能就意味着，西方文明所肩负的义务，就是让自己的军事实力压过对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很艰辛，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就可以抛弃那些通过获得有限胜利来避免失败的做法了。
● 3月20日，柏林
不时下一阵雪，但总的来说天气比上周要晴朗得多。突然间你会感觉到春天与冬天的不同。天空不再是冬日里一成不变的色调。有乌云，也有白云；二者之间是透亮的天空，那是春日里特有的浅蓝色天空，在北方漫长而拖沓的冬日里，你简直不敢相信还能看见眼前的景象。
就连孩子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遇到了三个孩子，他们在遛一只艾尔谷犬。“啊，你们看，”小一点儿的男孩说，“乌云是黑夜仙女，白云是白昼仙女。”小狗从男孩的语调中感受到希望和兴奋，热切地望着其他人，紧跟着孩子们，以表明它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分子，而且已经整装待发。
（你说得对，小家伙，我自己也在想，是有一个白昼仙女和一个黑夜仙女，就像白云和乌云。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笼罩着你的会是哪片云——哪位仙女将向你挥舞魔杖——是个很大的问题。答案部分取决于你自己，因为只要不是一个彻底失去自由的囚犯，每个人都会有愿望和责任；但是更多要取决于我们美国人。我们赢得了大战的胜利，这使我们成了大国。我们也因此成为所有人中少数自由的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重要职责放在寻求答案上；任何人都可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一枚硬币就要求答案，游戏的规则要求我们必须给出答案。这种现实，你自己最终也会发现。根据我们给出的答案，你要么会受到白昼仙女的眷顾，要么会受到黑夜仙女的纠缠，她们会一直萦绕在你的未来之中。如果我是你，我愿意仔细考虑一下；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太确定，我也不愿意对我们答案的可靠性做出更大的承诺。[9]）
很显然，如果通过某种内在的影响让孩子们看到健康和希望，如果在这个阳光中夹杂着飘雪的三月午后，让他们看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有自由、安全、工作报酬这样的东西存在，让他们感到还有机会走进人类广阔、美丽而温暖的精神世界，如果这些都实现了，那么这些仿佛邪恶巫师施法造出的废墟，将会在这些孩子身上失去作用，白昼仙女也将再一次回到人间。
但这一切该由谁去给予？父母吗？父母一代已经宠辱不惊、麻木不仁，放弃了很多昔日的幻想，但是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困惑和落后的面貌，无法开阔狭窄的视野。要靠我们美国人给予吗？我们正在努力，但对于缓解该地区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答案。同时，我们的观点也受到我们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的习惯、我们安逸的生活环境、我们作为征服者和占有者所持有的一些错误和腐朽的立场。
● 3月21日，法兰克福附近
最后一次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散步。相比柏林和汉堡那样的大城市，这里的生活无疑要好一些。小镇没有遭过轰炸。盟军在法兰克福周边建造了很多设施，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维持当地经济活动的正常高效运转。但是，即便怀着世界上最大的善意，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人看上去是体面的，战争似乎已经榨干了他们的青春和精力。大多数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你一眼便看得出来，都是和战前时期别无二致的小镇市民：公务员、退休人员、白领工人以及小商小贩。
这些人是纳粹时代的顶梁柱。纳粹主义让他们变得恐怖，或者说将他们的恐怖释放了出来。现在，失败和挫折又让他们变得非常怪异。他们的脸庞瘦削苍白，身形单薄憔悴，穿着长长的随风飘摆的灯笼裤，戴着毛织的帽子，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些人总让我想起笨拙的老甲壳虫，在洪水和大灾难中幸存下来，依然倔强地在已经不属于它们的栖息地周围爬行。
晚上，我驾车驶出村庄，前往法兰克福换乘火车去巴黎。今天天气很好，自从我来到德国，这是第一次碰上好天气。此刻，天色开始暗下来，但西边的天空依然很亮，星星也开始闪烁。村里人都出去散步了，享受入春以来第一个惬意的夜晚。沿路停满了轻便的车辆，大多数都是德国车。我想到，黑暗中，我们正经过美英占领区[10]；我仿佛能够听到这片历经多年打击的衰败土地上，重新对生活燃起希望的人们的低语和憧憬，他们重新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与变化。这里有各行各业的数千万男女老少，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在传统、教育、气候、经济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必然需求。不管我们怎么做，他们都不会让自己仅仅停留在思考和憧憬中无所作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再次寻找一个出口，让他们能从中追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有效的和必要的。
在这人类改革和意志的洪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曾让我们觉得讨厌和无聊的情感吗？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医生吗？我们的病人把痊愈和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理解之上，没有他们的痊愈和健康，西方世界就不会有团结和成功可言。面对这个曾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我们能够克服反感的情绪，冷静客观地去研究这个庞大国家的整体结构和机理吗？我们能够把控方向，让其沿着合作和建设性的路线发展吗？我们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他们内心迫切需要的那种参与和被需要的感觉吗？还是说我们要怀着愤怒和厌恶拂袖而去，让他们再次自生自灭成为我们的敌人？就像歌德那句曾被德国共产党用作会议结束语的话一样：务必要统治，要胜利，要么就失败，被奴役，
是逆来顺受，还是扬眉吐气，
全凭你或为刀俎，或为鱼肉。
郊区村庄黑暗的街道，喧闹的法兰克福火车站，车站月台上的灯光，当列车的玻璃窗闪过被劫掠一空的法国占领区时，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朦胧的黑暗笼罩在莱茵兰沉睡的村庄上空，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
● 8月23日，华盛顿
上午，美英关于英国财政困难的谈判终于提上日程。与国务卿讨论……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能否维持其卫星国地区的团结统一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远东的局势也格外紧张，情况不容乐观。[11]西方国家的自信心、内部团结、经济稳定和进步一旦遭到破坏，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如果不下一剂猛药来挽救英国的局势，那么灾难性的结局也注定不可避免。如果英国人一无所获，失望而归，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将会垮台，之后我国便会遭遇铺天盖地、喋喋不休的反对声浪和更激烈的讨伐。在我看来，短期内我们很难帮上英国什么忙，因为鉴于国会目前的形势，任何需要立法通过的援助计划一年之内都无法完成，而我们能通过行政裁定方式给予英国的援助微乎其微。因此，不管我们讨论出什么样的结果，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英国都将不得不继续采取一些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困难的措施，自力更生。
不过，在我看来一切都有赖于英国人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如果他们回去后，觉得此次会谈根本没解决任何问题，觉得美国目前甚至长期之内都不打算继续援助他们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希望，让他们明白虽然短期之内我们无法提供帮助，但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去解决长远的困难，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我认为英国的美元消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a）在英镑区它们被当成了银行，美元被大量兑换；（b）英国与美元区存在贸易逆差。对于第一点，我建议他们或许应该在一部分英镑区取消美元兑换业务，个别国家可以直接到美国来兑换所需要的美元。当然，这意味着我们的麻烦增加了；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在目前混乱的形势下提高透明度，增进公众的理解。至于英国的贸易逆差，这涉及英国经济适应北美经济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同意与英国共同委托一个咨询委员会，以便确定如果可能的话，如何进行三方（美国、英国、加拿大）关系的制度改革，从而使英国的适应过程更加顺畅，避免其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并防止各国之间产生芥蒂。
（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来到办公室跟我说）艾奇逊先生是一个好人，但是比较严肃，待人有些冷淡，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跟总统先生及其同僚有私人间的亲密接触。如果他想单打独斗，那就无法抵御总统身边其他人、路易·约翰逊[12]以及国会中一些人的攻击，那些人暗地里已经开始利用某些手段打击他了，以往这些手段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用在马歇尔将军身上的。他有时会好奇事情到底会变成怎样，国务卿表现得那么淡漠，又那么疏离于白宫圈子。还有，国务卿自己也感觉有些心力交瘁。
● 8月30日
晚上，我去国务卿在乡下的房子参加为奇普举办的晚宴。我们详细探讨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危机。奇普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按常理应该禁止莫斯科以任何理由直接诉诸武力，但这件事情以最特别的方式出现，令克里姆林宫高层大为光火，所以一切都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