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1日
午饭后（跟新闻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进行了一次非常尖锐的对话，话题是他哥哥乔参与多年的反对约翰·戴维斯[13]的活动。我告诉他，这些中伤活动已经导致戴维斯被调往其他部门，这只能说明我们可能在最关键的领域失去了一位最有政治思想的同事。回到办公室，乔打过电话来，激烈地就这个话题跟我交涉起来，电话打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 9月1日
法国大使[14]足足黏了我一个小时。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因为他担心美、英、加三方会谈的结果是我们将建立仅仅包含这三方的体系，这就意味着“法国出局了”。他还担心这样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法国已经被盎格鲁-撒克逊大国抛弃。我努力安抚他的情绪，但很明显我的努力纯属徒劳。我一再向他强调，法国必须摆脱英国的扶助，带头在欧洲大陆发展联盟。
我不禁为法国人如此缺乏理性而感到惊愕和恼怒，他们本该是最有理性的人。他们想参与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参与的、让人苦恼的、棘手的事情。他们宁愿损人不利己地参与进去，也不愿意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让别人去做事情。哪怕稍微认清一些现实，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声称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他们还坚持要别人认真对待这种恐惧。如果我们真的想放弃法国，为什么愿意将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投入到西欧的重建当中？为什么我们还要承受痛苦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为什么还要游说国会制定一份军事援助计划？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这样想问题，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 9月8日
同约翰·戴维斯和多萝西·福斯迪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杰瑟普先生及其团队的报告草拟了几点意见。[15]杰瑟普他们在报告中建议，应该鼓励中国向联合国提起申诉，要求制裁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协定》相关条款的行为。他们还建议，请求联合国成员国在这个时刻重申1921年签订的《九国协议》（《华盛顿协议》）的原则。我们的意见是反对这两条建议。反对第一条建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中表现出对满洲的尊重，只是想向莫斯科表明，我们想把他们在满洲的地位恢复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如果按照报告中的建议鼓励中国去申诉，就会因为我们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扰乱和破坏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我们反对第二个建议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不利，因为《九国协议》对我们的束缚要比对苏联多得多，那样只会再次暴露出联合国的无能为力。
● 9月13日
今天上午，我向一位官员了解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他已得到授权专门向我报告此事。之前有迹象表明苏联境内发生了核爆炸。这位官员说，目前正在对搜集到的有效证据进行研究分析，几天之后我们就能揭开谜底。
……杰布[16]仍然怀疑我的观点，我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联合应当分成两部分进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一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为另一部分。杰布认为处理英国和西欧诸国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事：一座大厦正拔地而起，我们犯不着为了另一些还在蓝图上的大厦而牺牲眼前这座。他还认为，东欧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无法摆脱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我认为他其实并不希望东欧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只会让西欧国家间的联合变得更加复杂。英国佬这种充满试探、过于务实的独特思维方式，混合着猜忌和各种假设，主要适用于解决短期的问题。
我还是无法赞同他的观点。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让美国和加拿大去分享，又把东欧国家排除在外，我看不到这么做有什么未来可言。
● 9月19日
这个部门（政策规划室）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在国务院的正规程序启动之前，有能力为国务卿或者副国务卿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份独立的判断。如果国务院的高官不希望有这样独立的判断存在，或者对我们所做的判断缺乏信心，那么我想问问，这个部门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我想这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当国务卿伯恩斯要求艾奇逊-利连索尔[17]团队为他准备一份有关国际原子能管控政策的意见时，他没有强调在他读到相关报告之前，这份意见必须取得各部门的一致认可，或者经过助理国务卿的审批。同样地，当国务卿马歇尔第一次要求政策规划室就欧洲复兴问题拿出方案时，他想看到的就是规划室的意见，而非规划室与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记录。
今天下午，大家都知道，对苏联是否进行核试验的相关证据所做的分析已经有了结果，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核爆确实发生了，而且他们确信那是一枚原子弹。韦伯认为总统先生可能想在明天发表声明，公布此事。时间比较仓促，我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人开始工作，就这样一份声明肯定会被问及的各种问题，为整个行政机构制定出一份答案。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一整套标准的答案，为政府机构的所有官员通用，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控制总统声明所带来的影响。
于是，晚上我安排三四个人到家里来，顺着这个思路反复推敲，最后敲定了一系列问题和答案。
● 9月21日
想来真是匪夷所思，谈判桌上的人数竟然会对谈判结果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都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各方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亲密无间的；可是如果谈判桌上超过六个人，气氛就会变得犹疑、尴尬和拘谨起来。
● 9月22日
上午，《读者文摘》的保罗·帕尔默先生（Paul Palmer）来看我，说他在城里跟各路人见面，对他们的“先发制人心理”印象深刻……他发现五角大楼里有这种心理的也大有人在。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跟他谈了十五至二十分钟，然后他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他们愿意将其作为深度文章发表在《读者文摘》上，另外支付我五千元稿费。我原本应该拒绝他，因为在国务院任职的官员当中，没人愿意将政府的观点在这类媒体上公布。然而，在目前的状况下，有关苏联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不久就会公之于众，我想我还是先不要一口回绝他，应该说服当局同意发表这样一篇文章。除非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或手段，否则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新闻会导致先发制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进一步蔓延。
● 9月24日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来看，公众对苏联原子弹爆炸声明的反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少数人轻率地给出结论，将其定性为极端和危险的行为，这对理解现实形势有害而无益。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很冷静，媒体选取的报道角度恰到好处。
● 9月26日
中午十二点半，韦伯先生带着我以汇报原子能谈判进展为由去拜见总统。总统看上去有些疲惫，但依然展现出一贯的和蔼。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与下属建立起无比忠诚的关系。仔细想来，我很庆幸自己跟总统之间没有过多的亲密接触，因为我不希望由于个人的忠心义气和私人感情的关系，迫使我对时下外交政策的明显问题视而不见，昧着良心去附和这种混乱无效的工作方式……
美国人似乎很少习惯于这样去思考，即我们的安全主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愿，而不取决于他们的实力。人们的思维倾向于一种病态的执念，认为苏联确实有能力将原子弹丢到我们的国家来，而不去考虑这样做对苏联是否有利可图。至于欧洲人，从其外交部长[18]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也依然苦苦纠结于这种类似的战争恐惧当中，对其国内共产党发展所带来的严峻形势和切实威胁视而不见。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对并不存在的苏联入侵惶惶不可终日，恰恰给身边的共产党人制造了可乘之机。
法国人已经成功地将自己逼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导致今天上午有很多工作需要办理。法国总理召见了布鲁斯（Bruce）[19]，称上周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美国即将采取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大意是从此以后美国人只会和英国人、加拿大人一起行动，而把法国人孤零零地扔在欧洲大陆上与德国人为伴。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还列举了之前发生的几件事，包括国务卿对舒曼[20]发表的声明、英国货币贬值以及我们就英镑和美元问题和英国讨论，等等。恰巧今天早晨的《邮报》刊发了沃尔特·李普曼的一篇文章，内容正是指责政府不该制定这样的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李普曼还援引了奥尔索普兄弟的文章，引述了我支持美、英、加三国建设特殊关系的观点。很明显，李普曼的文章受到了在华盛顿的法国人的启发。我不禁觉得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对我的不满，因为上周我爽了他的约。
对这种事情，我唯一的反应就是烦躁和厌恶。经过多年的工作和付出，我们协同政府的行政机构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又在执行军事援助计划。除了上述工作，我们还要负责时不时地去说服法国相信美国不会放弃他们，这真让人郁闷至极。
● 9月28日
我们讨论了有关日本和平条约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都有一种感觉，即我让其他人感到非常失望和气馁，因为他们的想法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受到表扬，在我这里却得不到赞同。我不赞成我们把台湾事务交给中国处理，我们明明知道这样做意味着未来几十年里台湾岛民要生活在不公和暴政之下。当我得知我们并没有强烈要求日本履行自己签署的诺言时，我认为我们就不应该坚持要求日本做出这种实行民主、尊重人权的承诺。
今天下午跟韦伯先生谈起我的打算，我告诉他，希望明年6月能辞掉政府这份差事，并请他允许我这段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我说我想要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一职。他不同意我这样做，但他保证尽可能地让尼采[21]多承担一些任务，让我当前的工作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9月30日
上午接到新的任务，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我的时间和精力势必要倾注于此了。尼采和韦伯都认为，在莫斯科大力发展原子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美国政策重新做出评估。[22]（政策）规划室要完成一份美国对欧洲联盟立场的研究报告。面对这些任务，我不得不取消今年秋天访问联合国的计划，只能安慰自己，每次想离开华盛顿，带来的麻烦总是比好处多。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知道在未来几个月里的工作中，我是既不会有热情，也没有干成什么事的希望了。
● 10月4日
（与驻印度大使罗伊·亨德森的谈话）让我非常担忧，让我觉得无论我们再怎么努力想与尼赫鲁总理以及印度人民建立良好关系，都显得力不从心。傲慢和无知让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错误地把美国假想成“帝国主义”，对我们与欧洲人、亚洲人、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持有重大的误解。在这种关头，我几乎不敢奢望印度能够真正地理解我们国家的性质，也不敢奢望该国基于自身愿望与我们建立任何关系。我觉得印度的局势就像近来中国的情况一样，在好转之前一定会越来越糟。我想对尼赫鲁说的是：“你们这些人的内心塞满了错误想法，这些想法是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的误解。如果你执意怀抱错误的思想不肯放手，那么我们基本不可能建立亲密的关系，甚至在想寻求亲密关系时就会带来危险。但这是你们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你们顽固地对世界上的一些重要事实持有偏见，那么最终受伤的会是你们自己。你认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活动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是为了在美苏的权力争夺中抢占优势，你认为美苏双方都在力图通过其他国家来实现扩张的目的。你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唤醒亚洲人民，让他们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中独立出来，那也是出于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而明智的考虑，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利可图。说得再狭隘一些，从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考虑，我也不相信美国有理由去阻止苏联向东南亚扩张。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做法，那么你有可能成功阻止我们在世界某些地区施加有利的影响，但结果是你们自己也会成为莫斯科的口中餐、腹中肉。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们通过一种艰难痛苦的方式认清了谁是亚洲人的朋友，谁是敌人。你也会领悟到跟苏维埃帝国主义玩火的游戏，与跟更理性、更成熟的西方国家柔和、谦逊的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现在我们不想讨好你，也不想扶植你，在国际舞台上你还是个新手，你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未来。如果你怀疑并毁谤一国人民的动机，不能接受其经济援助，因此感到非常痛苦，那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也不会跟你计较你的这种痛苦。当目前这种国际形势变化之后，不管你能不能学会理解我们，你至少能够学会尊重我们。”
● 10月6日
利用晚上的时间浏览了艾萨克·多伊彻撰写的斯大林新传记[23]。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严肃且全面的著作，描述了斯大林近年来的很多故事，这在以往的传记中是看不到的。但我认为关于斯大林成为苏联最高权威的过程，传记没能让我们产生更深的认识。我也根本不相信多伊彻尽了全力，去弄清斯大林早期职业生涯中更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 10月7日
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政策规划室里激烈讨论奥地利条约问题。[24]尽管前几天的夜里大家已经对此做过考察，但还是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首先，随着对苏联局势的进一步分析，加上我们进一步的反思，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莫斯科现在所持的立场与其在巴黎签订的协议还是存在一致之处的。其次，奥地利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信件的草稿，是格鲁伯[25]就该问题写给国务卿的。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咄咄逼人，充满愤恨，直截了当。信中指责我们面对苏联当前提出的条件，竟然还在犹豫不决，这到底是何居心，并坚持要我们签署协议……
（1）现在，我感觉到奥地利正处于非常可怜的境地，在苏联的强压下，奥地利的独立自主面临很大威胁。（2）根据格鲁伯的观点，我认为奥地利政府的做法几乎等同于签字放弃了向我们申请支持与援助，这一点我由衷地承认。（3）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不可宽恕的，我们已经丧失了国家行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我宁愿恢复以往秉持中立的政策，以避免一系列重复出现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将我们推到奥地利条约问题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 10月12日
[与军方工作人员讨论ABC武器（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他们建议，如果我军在未来的战争中被驱逐出欧洲大陆，那么一旦莫斯科使用ABC武器，我们就注定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大陆了。同样，也许我们只有使用ABC武器，才能保证自己不被他人驱逐。尽管军方预计我们在ABC武器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现在最好能够签署一份协议，禁止各方使用这种武器。
我不敢说，我们想用这样的条款来限制苏联，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莫斯科或者误解了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我没办法检验这种想法正确与否，因为这种麻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谁都不敢凭直觉行事。
● 10月17日—21日
这一周内，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下面逐一记录。
第一个是我们为了好听而称之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事宜。这包括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希望看到欧洲国家（目前，必然包括西欧的各个国家）进一步融合吗？如果是，我们希望他们融合到放弃国家主权的程度吗？再者，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时候、哪些国家进行融合？抛开我们的想法不说，在目前形势下推进这种进程是明智之举吗？保罗·霍夫曼[26]几天之后就要去巴黎了，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27]会议上他一定会发表公开演讲。大家都认为事情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的态度不仅要基于欧洲复兴计划第三和第四个年头的目标和职责，还取决于是否真的会有这种援助。经济合作署[28]的官员认为，欧洲国家如果不能绑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创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来掌控经济生活，就不太可能进一步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援助；因此经济合作署就不会积极向国会力荐援助计划，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获得拨款。经济合作署会要求我们现在向欧洲国家加大施压力度，因为英国人几乎不可能参与这样的事务，他们宁愿欧洲大陆国家此刻无视英国的存在。这些情况让国务院的欧洲司大伤脑筋，他们觉得此举太过轻率和唐突，没有任何必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密切的经济联合体，任何缺少英国参与的欧洲大陆进程建议都会让法国恐慌，继而给整个西欧政治造成损害。
我个人的观点介乎两者之间。我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先期并不需要做那么多经济方面的论证。反而，我深深地感到，为了政治需要应该在西欧国家之间创建一个国际机构，为各个主权国家的融合搭建一个平台，这也是为解决德国问题另辟蹊径，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家园，而不是让他们只待在本民族的国家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把他们从狭隘的民族范畴中解放出来，他们已经证明自己不适合走这条路。
● 10月24日
在工作方面，今天毫无成就。上午，针对美国自身及其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我在办公室跟同事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中午和比尔·布里特（Bill Bullitt）共进午餐，晚上在瑞士公使馆用餐。
办公室的争论主要围绕我的观点展开。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无法掌控社会和科技发展前进方向的国家，美国当前被迫卷入的潮流并没有使我们偏离民族理想和代议制政府的根基。我们重点讨论了工人运动，争论这种运动是不是人类社会真正进步所需的要素，抑或只是为了争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长的休息时间，而不考虑这种运动到底会被用来干什么。这种运动不仅仅具有煽动性，而且是反动的。这是我的观点，我想大多数人都对我的观点持反对意见。
比尔·布里特谈到欧洲一体化问题。他觉得戴高乐[29]为人比较诚恳，提出的建议也较为得体，他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率领欧洲朝着高度一体化的方向迈进，为德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份具体的方案。但我们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布里特把责任归咎于罗斯福总统以及他对戴高乐的偏见。布里特认为当今政府的核心人物已经被“左倾”社会主义势力麻痹了；他们既没有能力控制法国随其前行，也没有能力摆脱法国。
在远东地区，我们努力避开了中国这个令人痛苦的话题。布里特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说，不要对尼赫鲁和印度教徒寄予任何希望。“依靠你想依靠的人，”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依靠穆斯林，但千万别指望印度教徒。”他说他宁愿对塞内加尔抱有幻想，也不会指望印度教徒。他说一群宁可用全国30％～50％的粮食去喂养圣兽的人，永远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发展起来。理智一点说，印度人民是杰出的，但也是不可以信任的。
● 11月7日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正午时分，国务卿和保罗·尼采离开华盛顿前往巴黎。他们离开之前，维辛斯基[30]来华盛顿参加今天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庆典，并礼节性地拜访了国务卿。国务卿会见他时，我也在场，真切地感觉到维辛斯基在这种环境下，在国务卿面前，表现得有些窘促不安，缺乏自信。倒不是说他这样的表现意味着什么，但我确信他本质上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与其说他是苏联外交部长还不如说他更想担任艾奇逊先生的第一助手。当然，现在说这个太迟了。参与“大清洗”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过去的其他阴影也一直萦绕着他，他向那位恐怖、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领袖出卖了自己，这种限制比监狱的铁栅栏或者感情上的忠诚更让他喘不过气来……
● 11月8日
（美国要将西德建成一个基本上永久独立的国家，这种政策）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就意味着在德国问题上，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是真心想与苏联达成协议；也就意味着，我们与苏联不可能在其他任何重大事项上达成协议。这种处理方案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双方都会无限期地向欧洲中心扩张军事力量；除非有一方的军事力量陷进由此产生的无底洞，否则谁都不可能主动撤军。总之，让苏联从东欧撤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洲的分裂局势也会日趋恶化，想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变得相对稳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如何用一种和平的手段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日益成为一个难题。有件事不要搞错：德国是问题的关键。目前，西方国家的对德政策没有给苏联和平解决问题预留空间。面对这样的政策，如果想让德国问题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解决，那就只能依靠苏联的崩溃了。
僵局的持续——这是我们正在发展的方向——会给西方国家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因为美国不可能无休止地去满足整个西欧和英国重工业区对粮食和原材料无休止的需求。从现在开始，西方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议价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最后，一定会出现东西方贸易急剧发展的态势。总而言之，我们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将我们带入了一条漫无止境的道路，出口只有三个：苏联的崩溃，我们自身地位的瓦解，或者恐怖的战争。
● 11月11日
（跟一对最近移居到这里的俄罗斯夫妇共进晚餐，他们）对这里的生活充满热爱，并断言没有什么事比他们过去的经历更加痛苦，他们非常渴望开始新的生活。我很羡慕他们这样的心态，也很感激他们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的状态比我见过的很多难民要好得多，但是很明显他们意识不到，甚至想象不到，在这个竞争激烈、令人迷惑而且对俄罗斯人来说极度孤独的社会中，他们要承受多大的负担。在这里生活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比生活在困苦和危险的苏联更大的勇气。
● 11月15日
现在，国务院要求我就如何处理现阶段的西柏林问题提出建议，我不禁感到这充满讽刺意味：我一直是国务院中对此事持不同意见的人。我认为柏林问题不可能通过分区军事占领的方式解决，而只能撤回各方的军队，开放包括柏林在内的地区，使得各占领区连成一片，并将控制权交给德国人掌管。当然，这样的解决方案目前看来是行不通了，或者说在我最初提出的时候就行不通，因为即使莫斯科同意在可行的范围内做出调整，法国也不见得会买账。但就我看来，我们至少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而且如果在其他人坚持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其他方案，我们也是抱着怀疑和无奈这样做的，最后的方案能否取得共识并最终成功取决于那些人，而非我们。
● 11月15日，普林斯顿
一早就乘火车去了普林斯顿，中午在普林斯顿酒店吃饭，然后步行去高级研究所跟罗伯特·奥本海默[31]见面。跟他谈了一个半小时，主要话题是国际管制，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开发超级炸弹。[32]
普林斯顿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在这里上学时我常深深地感到孤独。我走到远离校园的后街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在这里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那年我只有十七岁。抬头看了看装有护墙板的出租屋后窗，房间里亮着灯。也许，现在里面正住着学生，他们在很多方面也许跟我当年一样，然而，除了基本的个体差异以外，我和他们在人生愿景方面当然也有一些微妙的、无以言表的差异。这些差异标志着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这些差异也是伟大而重要的神秘力量，因为它们是整个神秘变革中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在这里的人心中，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有点儿多余了，顶多还能算得上暂时有用、弃之可惜的人；他们认为我们曾经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多么深重，因此对我们取得的成绩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的思想里，我们这些人早应该成为历史的灰烬了。他们是不是即将崛起并且赶超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呢？的确，我们中的一些人——忙于中饱私囊和攫取权力的人——会被他们扔进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过，能够努力看清现实的人，能够揭示我们这个文明内部各种关系的人，是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存在空间，这个空间大得让人感到孤独和恐惧。任何想要靠近我们的人，无论老少，很快会感受到几代人之间的隔膜骤然消失了，他们会和我们，以及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充满好奇心的人簇拥在一起，在冷酷、漫长和沉默面前寻找温暖和慰藉。
● 11月18日，华盛顿
参加驻外事务处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把我们中的一些人从不知道外交原则的人嫉妒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以便他们能够专心从事职业外交工作。可怜的驻外事务处，而我恰好是光荣的负责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你经常会感觉自己无力防备，每次同事们经过理性分析，冥思苦想得出一个周密而富于建设性的设想，就会因“另类”而招致嫉妒和怨恨，最后只得在气馁和痛苦中放弃自己的想法。他们把那些平庸之辈甩在身后，然后才能胜任驻外工作；人们还会不断地说：“你为什么要我们支持驻外事务处？那里根本就没有善类。”就这样，不管好与坏，美国外交不管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总算还是在几个年轻人的努力下向前迈进着，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悟性，在鲜有人支持的情况下明白这个行业应该是什么样，可是这些努力最后得到的评价却是“脱离美国实际”，以致努力的成果还没来得及转化成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就在耻辱和挫败中被判了死刑。
……去朋友家吃晚饭，以前在莫斯科的同事给我们看了一些在苏联拍摄的彩色录像片。看完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录像片里面，跟苏联人比起来，所有的外国人看起来都那么傻。人们一般是在拍摄休闲录像却故意搔首弄姿的时候才会显得傻乎乎的，不过很清楚的是，在只会整日整夜地饮酒聚会，贪图物质享受，追求新奇，醉生梦死，完全没有正当的兴趣爱好的苏联人面前，画面中的西方人一定是让他们觉得傻极了。
● 11月19日
今天反思了上星期遇到的挫折，我想自己应该意识到，一如先前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部门，以期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带来规范性和预见性的尝试一样，三年前投入运作的政策规划室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除去个人的能力不谈，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根本不应该允许将计划职能置于国务院的掌控范围之外。制定政策是国务院的核心工作，没有一项政策能够脱离领导层的掌控而成功落地。除了国务卿，没有人能够在思想上严格地掌控这个机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机构之外吸取独立的意见，也可以从“特别助理”“指导顾问”或者其他顾问那里获取口头建议，但是，当这些意见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成果被记录下来，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时，执行机构——地区性的机构和功能性的机构——就不应当受到指挥系统之外的任何干扰。他们强调在政策决断时需要有效的声音；如果某个机构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获得认可，那它就要谨守自己的权利，将呈交国务卿的建议削减到已经失去意义的程度，但是至少不会与其观点相背离……唯一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国务卿通过讨论概括出一项政策的基本理论背景，而后切实建立起一种教育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的努力，让这种制度循序渐进、持久稳固地植根于上上下下所有工作人员的脑海当中。
● 11月20日
如果法国不愿意……向着实现德国在欧洲地位正常化的方向迈进，如果除了德国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领导西欧走向联盟，如果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那么一切设想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大陆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欧洲大陆终将被德国或者苏联或者双方联合控制，也意味着美国必须拿出一项周备的政策，针对这种糟糕的现实预先做出调整。换句话说，我愿意提醒欧洲大陆国家注意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因缺少决心和理解而不去照做，同时又找不到更令人满意的出路。他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我们乐意接受和坦然处之的，而是局势残酷和不容乐观的佐证，相比我们，这对他们更加不利。
● 11月21日
今天下午国务院宣布，已经联络了其他三十个国家，据推测这些国家有领事或外交官驻扎在中国。国务院请求他们向中国共产党当局提出斡旋请求，要求释放我们驻沈阳的领事安格斯·沃德。[33]我之前对国务院要发布这条公告毫不知情，所以面对随之而来的电话和询问，我有些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教导我们不要做什么的绝佳例子。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无须承担任何义务，是我们明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了政权，还要把领事派到那里去的，这本身是我们的错。这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直接的双边问题。如果我们准备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得像一个大国，就应该把这看成双边问题，而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向那些小国开口求助。我经常感叹于我的同事们竟然如此顽固不化，对于本来就应该由我们独自承担的责任，他们也总是认为只要单独行动就是离经叛道，总要找上几个伙伴来陪陪瑟瑟发抖的自己，然后假装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一分子，认为这样做才算品行高尚，才为人称道。
晚饭时不得不听了些尖锐的批评，批判我们对台湾的政策，认为我们应该将台湾岛夺过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还指责说如果当时咨询了军方，特别是海军的意见，那么国务院永远不可能出台如此怯懦的政策。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提出我们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承担起对台湾岛的责任，所以此时要为我们的失败辩解，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不过，更难的是阻止我指出真相，即实际上我们无法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国防部门不愿意去承担随之而来的军事责任。
● 11月22日
进一步反思了自己在目前的职位上感到挫败的缘由，我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认为指导我们外交行为的理念没有得到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的认同。不管怎样，国务卿在执行一项对外政策时，实际上都要依赖这些官员。即使国务卿同意我的观点，他也很难再找到其他跟我观点一致的人；由于缺少这样的人，他就必须指派一些理念和我截然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结果是实际的执行不可能做到协调一致，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的目标和方向，除非在执行所有政策时都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我们这里的、我们在纽约的代表团、我们的占领区、我们的驻外办公室负责执行的人，都严格彻底地遵循这种理论，这样他们才能一致认识到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由于政府缺少一种制度来落实这种理论，目前我们也只能尽力直接面向公众，尤其是面向大学生加强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我情愿为自己的信念鼓起勇气，为完成这项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我敢肯定这样的工作不在目前的岗位上，而是在外面。
1950年
1950年，凯南对拉丁美洲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他发现自己很难喜欢上那里的人、那里的文化和土地。也是这一年，他开始从国务院顾问向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学者转型。即便如此，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凯南在杜鲁门政府对事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仍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49年的记录以及1950年的日记，相当罕见地详细再现了凯南参与高层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1949年—1950年，尽管凯南依然是外交事务中的核心人物，但随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挫败，日记再一次成为他发泄情感的工具。1946年—1948年，凯南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日记却被搁置了。在1946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他的日记也记录了外交政策的内容，不过并非以一个内部参与者的角度。凯南可能想到，有一天有人会读到他的日记并知晓其中的内容。与生俱来的谨慎，加之职业生涯的锤炼，让凯南几乎从不把外交政策中敏感的细节写在日记当中，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凯南一生都在渴望他的预见能够得到认可，最好是能够得到总统以及高级官员的认可，如若不然，就得到民众以及子孙后代的认可。
● 1月8日，华盛顿
一早就开始审阅演讲稿，这是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就远东政策问题向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的稿子。[34]这篇稿子写得枯燥乏味，还很虚伪，因此从下午开始，我亲自动手又草拟了一份，一直写到晚上。
● 1月9日
傍晚在国务卿办公室同他商议柯乐博[35]从北京发过来的消息。柯乐博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向他发布命令，要求把美国的用地移交给他们，现在的总领事馆以及其他美国房产都集中在那里。我强烈敦促国务院拟定一份拒绝函表达我方的坚定立场，另附一份声明，如果中国共产党查封我们的财产，我们将马上撤回在中国的所有代表。[36]我之所以这样坚持（并得到远东司的支持）是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想留下我们的代表，他们就不可能把事情做绝；如果他们不想，继续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担心这意味着我们留驻的工作人员（本来他们也不应该留在那里）会成为人质，甚至沦为囚犯，但也只能这样做。我方的懦弱只会招致新的侮辱，最后仍然改变不了事情的结果。
● 1月11日
今天早晨大家对一则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确凿证据证明铁托倾向于日本共产党。[37]这恰恰验证了我的观点，铁托等人最终会产生作用，让莫斯科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
南美纪行，2月—3月
● 2月19日
火车缓缓驶入圣路易斯地界，这里位于密西西比河的东部：业已荒废的交叉铁路、路堤、高架桥、垃圾堆、仓库、成堆的废品，一派破败的生存景象……
在圣路易斯这个特别的下午，我看见河岸上有六只流浪狗，一个流浪汉坐在一块废弃的浮木上，手里抱着其中一只。两个皮肤黝黑的孩子拿着一袋爆米花，还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陌生人坐在另一块浮木上，正用笔勾勒着岸边的四艘废弃船只：装着汽油桶的平底船、挖泥船、脏兮兮的摩托艇，还有一艘破旧不堪的演艺船，这船虽然还能开但已经不太听使唤了。两个小男孩在我身后嬉笑打闹，在我看着那人勾图案的时候，淘气地把爆米花扔进我的脖领里。微弱的阳光穿过顶棚照着我们，火车叮叮当当地沿着河岸穿过上游的高架桥。一只海鸥飞到岸上，在鹅卵石间的烂泥里寻找食物。河水缓慢地流淌，看似黏稠肮脏的灰色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光芒，在前进的过程中时而蜿蜒，时而产生漩涡，时而轻声呜咽。
步行回旅馆时路过老商业区，这是一片狭窄的区域，黑暗的街道，乌黑的楼宇——可能是银行大楼和曾经颇为考究的宾馆。（美国城市的问题在于发展和变化太快，旧的未去，新的已来。在上个时代还功能齐全、高雅入流的建筑，到了下一个时代就成了异类和腐朽的化身。这些城市从来没有时间去清理自己身后的残骸，也没有时间去处置废弃的东西。毁得一塌糊涂的街区、建造于1890年至1900年间的废弃大厦、破旧不堪的铁路、海岸线以及“铁轨旁边的房子”，无时无刻不在凸显着它们与这个时代的隔阂。）
● 2月23日，墨西哥城
主街上：城市以一个善变的暴发户姿态夸张而急切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就像沸腾的泡沫漂浮在这个所谓“革旧鼎新社会”的表面。
主街外：这里的人都是萎靡不振的都市人。男人们体格健壮，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性格乖戾，脾气暴躁，缺乏自尊自信，耽溺于虚幻的浪漫幻想，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欺取小恩小惠；女人们个子很矮，卑微可怜，面色憔悴，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孩子们很顽皮，脚丫沾满尘泥，身上长着疥疮，大多患有遗传病和肠道疾病。这些人已经丢掉了印第安乡下人的美德，又没有意识到那些揭示着城市虚伪的种种限制。
● 2月25日
墨西哥政府的官员非常友善、礼貌和热情。我们跟他们之间也存在争议，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在这些街道上，你既感觉不到友善，也感觉不到敌意，只能感觉到傲慢和冷淡。这种表现的根源非常复杂，没有现成的分析结果可供参考。你需要圣徒般的耐心、勇气和毅力，才能看穿这些人黑暗的灵魂深处。百年来，他们带着苦痛和挫折，寻找一片适合生存的大陆，在那里树立起信心和希望，自力更生，互相谅解。不管怎么说，我们早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时间偏袒了谁。我们的专家在改进农业、工业产业以及公共卫生等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旦这些方面的成功开始影响到出生率，就会遇到人口问题。同时，在墨西哥城和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之间的山脉上，森林已经遭到过度砍伐和严重侵蚀，至少已经发生过四次火灾，据我观察很可能是蓄意纵火。毫无疑问，这样的后果就是速度惊人的水土流失和地下水位下降，灾害波及这个国家的重要地区。即便如此，这里的情况也没得到基本改善，墨西哥成了一个充满悲剧的痛苦的国家，墨西哥人借以摆脱悲惨和耻辱的品格都深埋于他们的灵魂之中。
● 2月26日，瓜达卢普（Guadalupe）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当行进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时，势不可挡的气势犹如一道闪电顿时震撼了我们这些旁观者：祭司们僵硬的脸庞和迷离的眼神；急奔而来、不顾一切、专心致志、虔诚跪拜的妇女；唱诗班男孩们歌唱时后倾的头颅和高高仰起的小脸，他们用孩童的眼神望着宏伟的罗马时代圆柱及其上镶嵌的黄金饰物；祭司和唱诗人的长袍底下不时露出肮脏破烂的鞋子，他们拖着脚走在破旧的石板上。这是人们用高亢洪亮的声音来表达自我的聚会，带着由来已久的活力，带着精神上的依赖，人们在情感和意愿上都甘愿服从这个团体，情愿将意志系统化和统一化。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脑海中仍然萦绕着教堂里高亢的演讲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罗马教会的教义，很多人在需要宗教慰藉的同时，也需要世俗法律的约束：道德秩序建立在对生死困境和社交生活需求的肯定之上，它应该由更具智慧、阅历更丰富、有能力将心灵的律法灌输给他人的人来制定，这些法则是从几千年来人类进步过程中沉痛的经历里汲取出来的。很多人更希望制定一部道德律，哪怕是一部不完善的或者完全专制的道德律，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人类已经意识到，不受道德约束和缺乏谦逊精神的人，比邪恶残忍的猛兽更可怕。
1950年墨西哥城的这一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19世纪的某一天，列宾不远千里来到俄国一个脏乱不堪的村庄，在那里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油画，记录了当时教会的盛况。[38]这些教会都面临着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同样的痼疾，他们只有投入到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宝库中去寻求理解、无私、启示和真正的宽容，才能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挽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