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在行进的人们身上找到那些品质，至少我不像19世纪的列宾那么幸运。他在走出村外的人们脸上看到了虔诚，他们祈求万能的神普降甘霖拯救即将干枯的禾苗。
● 2月26日，危地马拉市
大使[39]接见了我，我们谈到了当地共产党这个难题，共产党在这个国家的势力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要强大。[40]
● 2月27日，巴拿马城
整晚都跟大使[41]待在新建的宽敞的大使馆里，晚饭时我们谈到蝎子和蛇，以及巴拿马共产党员的问题。
● 2月28日，加拉加斯
这是一个热带国家，地下流淌着丰富的石油，这种液体正是美国当前的工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料。美国人将石油开采出来，然后全部运走。当地居民无需付出劳动就坐拥这笔财富——当然他们也没有能力发展石油产业，对当地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基本没有需求。然而，为了获取进入当地开采石油的特权，我们的公司每年要将亿万美元贡献给委内瑞拉政府，顺带我们还要承认他们的国家主权并信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生意划得来，因为石油的价格摆在那里。扣除为开采特权付出的成本，石油公司还大有赚头……
这里的地下蕴藏着大量石油，也许可供开采很长时间。有迹象表明，委内瑞拉高价石油的竞争力正在下降，不过，近期又发现了重要的铁矿，新的投资者为了利润已经蜂拥而至。此外，谁也不敢保证，某一天，出于某些原因，委内瑞拉人民不会突然清醒过来，石油公司或者钢铁公司的特许使用费和税赋不再被纳入委内瑞拉的经济体系，这个国家开始转而依靠自己的资源。接下来，也就必须有人出面，做些必然会遭到反对的工作，跟那些辨不清方向、思想上又停滞不前的人周旋。这一切都逼迫我们考虑，如果那一天来了怎么办，必须做好准备……
顺便说一句，委内瑞拉本地人都是脾气暴躁的黄褐色人种。
● 3月4日，特立尼达拉岛（Trinidad）
经美洲中南部来到特立尼达拉岛，明显感觉到英国殖民地和西班牙殖民地之间的差别，即使这里对当地有色人种收取超高赋税。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一直对英国的统治表现出排斥和不满，但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那些性格暴戾的居民相比，他们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放松、自尊和温和的气质。
● 3月8日，里约热内卢
巴西人从仁慈的葡萄牙人那里学到了温和的气质。在我看来，温和正是文明的精髓所在，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值得大家去尊敬和爱戴。不过，他们还没有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那么淡然，终日沉溺在对都市生活的病态向往之中，不去考虑本国并不均衡的自然资源，又不懂得满足。都市生活会让他们涌进城里花掉手中所有的积蓄，让他们把钱投在拿也拿不走花也花不掉的不动产上。这种纠结的感觉，让这片大陆终日笼罩着忧郁的气氛，人们心里都明白，对他们来说，南美洲大城市壮观奢华的都市生活可能永远只是想象。
● 3月10日，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这里的生活看起来更加体面，更加轻松。乌拉圭不存在种族问题，这里的种族大融合颇有意大利人的风范，有力地推动了南美洲文明的健康发展。人们面色沉静，衣着得体，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心生怨恨或暴跳如雷。不过，向美国出口羊毛的业务陷入了瘫痪，共产党一听说羊毛要出口到美国就罢工了，可想而知，罢工对我们造成了不利影响。骑警绕着火车站附近一排长长的仓库巡逻，以防罢工者跑到这里抢夺、损坏羊毛存货。
● 3月20日，迈阿密
在机场的餐厅吃过早饭，国务院的同事驱车送我去火车站。我到售票窗口改签车票，检票员是刚入职的新人，他的同事走过来，耐心地指导他遇到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他们轻松而从容地对待手中的工作，又不失客观和尊严，这是我们美国人典型的工作态度。眼前这件不起眼的小事体现出的基本信任、得体礼仪以及二者的常态化触动了我，我作为旅客，从紧张混乱的外部世界走进这里，体验到天堂般的安宁，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我走向站台，刚才那鼓舞人心的场景，让我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幸福再次认同美国世界。它风雨无阻地以一种最高贵和优秀的姿态面对着这个世界。
● 6月10日，普林斯顿
虽然极不情愿，但作为一种自律方式，我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写日记。生活很多时候就是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但由于我即将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还是有必要从思想方面进行自我强化训练：付出更大的努力，获得内心的宁静，排除外界的干扰。做不到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
午饭后，我们前往普林斯顿。我准备在那里停留一天，参加同学聚会。在午后灼热的空气中开车绕了无数圈后，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找到了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地点，它隐藏在前程街的一家餐饮俱乐部里。一个体格健壮的大学生在接待来宾，他在名单上核对我的名字，然后冷静地要求我支付七十五美元。我惊出了一身汗，我根本没有带那么多钱。我怎么也没料到聚会费用竟然高达七十五美元。我溜走了，整理好惊慌的情绪回到研究所[42]，奥本[43]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安排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出一份电报，表达因故不能出席同学聚会的遗憾之情。
[在政府中影响力下降让凯南心灰意冷，他决定辞去工作。但是从下面的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政府能将最尊贵的驻英大使头衔授予他，凯南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不过，与国务卿艾奇逊关系密切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似乎并不急于促成这件事。驻伦敦大使是一个肥缺，通常会授予富有的政治捐款人，比如商人沃尔特·吉福德（Walter S. Gifford），他成功取代路易斯·威廉姆斯·道格拉斯（Lewis Williams Douglas）坐上了大使的位子。］● 6月14日，华盛顿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讨论心理战。会后我找到韦伯，他依然希望我能够三思而后行，他说我很快就会厌倦外面的生活而渴望重返国务院，还说出于这个原因，他会暂时为我保留这个职位，等我回来。我说我真的认为此时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并打算至少教完一个学年的课。至于远期计划，当然取决于他们到底能如何让我发挥作用。我唯一提请他留意的是，如果真的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接替道格拉斯在伦敦的位子，我愿意去，因为我不想让这样一个尊贵而重要的职位闲置或被滥用。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向韦伯提过。韦伯先生说他已经跟国务卿说过此事，不过他们认为这个位置叫价太高，我恐怕买不起……
下午接待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海因德尔先生[44]，他迫切的要求和目的把我弄得简直像社会科学院院士们使用的语言一样乱了套。星期一，我在火车上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整理海因德尔先生给我的文件，从中我读出了萦绕在社科界的挫败感，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对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自认为发明了一些新方法，帮助世界揭开了很多问题的真相，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些成果。他们在多所大学中推动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我想这对帮助政府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极其必要的。但我告诉他，我很怀疑大家在这个领域做出努力的作用，就我的感觉来说，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源于某一个人的想法，并且他们的影响永远也不可能比这个人更重要、更广泛。社会科学方法也许有助于这种智慧，但绝不可能取代它或者改进它。
我问柯乐博是不是完全没料到他会面临今天这种局面，这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至日俄战争前的形势非常相似，让人心烦意乱：那段时期记载了中国人暴力排外的民族情感，记载了日本从中国大陆被迫撤退，记载了俄国向满洲里和朝鲜的迅速渗透。他说他同意这种类比，但如果一定要他下结论，那么他认为日本必须获得必要的资金扶持才能恢复在远东的地位，就像当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一样。对于他的分析，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讨论就这样结束了。
● 6月25日
浏览周末的报纸，头条上醒目地写着朝鲜进攻韩国。看过之后，我匆忙换好衣服赶往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我发现国务卿正和一群人开会，杰瑟普、腊斯克和马修斯都在。在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安排联合国行动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以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不要武力支持朝鲜，而是要协助联合国努力阻止这场战争。与会人员都在考虑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刚坐下不久，国务卿就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得不申明自己不知道刚才他们都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但目前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比朝鲜的战争更为紧迫，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可能会给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造成威胁。会议一直开到傍晚六点一刻，国务卿起身去机场迎接总统。国务卿连同国务院的几位高级官员，要与总统和几位高级军官共进晚餐。我来之前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动身前往机场之后，有人告诉我，国务卿特意嘱咐希望我能参加这次聚会，但他的秘书却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不在白宫晚宴名单上，她也知道晚宴的位子是根据名单上的人数安排的，不可能再额外增加座位。于是，我回家吃了晚饭。当国务卿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时，我又被叫回办公室。回想起来，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他说总统已经下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北上，并授权海军从太平洋海岸调动部队向西推进以加强兵力。他授权麦克阿瑟负责空中掩护，协助在朝美国公民撤退。最后，他给每个人都下了严令，在进一步决策出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得再讨论这件事情。
● 6月26日
除了去军事学院参加毕业典礼之外，整整一上午我都坐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对于朝鲜问题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会议直到下午才结束。我的观点是，我深信除了接受挑战之外，美国别无选择，并应将最终的目标定为在半岛南部恢复大韩民国的统治。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一再强调，对台湾问题我们也应该有所动作，并指出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详细讨论了所有问题，其他与会者——都是国务院高级顾问，也都发表了看法。
我以书面形式提交了我的意见，阐明了我坚持认为政府应该这样做的原因。这份报告是针对总统昨晚提出的问题写的。总统说他想马上要一份建议书，预测莫斯科下一步会在其他地区采取什么行动。今天早些时候，国务院决定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工作交给我来做。因此，在与政策规划室的同事们讨论之后，我马上利用白天剩余的时间完成了这份书面材料，其实撰写材料本身也是对我思想活动生动完整的再现。
下午三点半左右，国务卿突然叫停了大家正在进行的讨论，他说他想单独待一会儿。大约六点半，我们又被召集到一起，他宣读了自己拟好的文件，这是后来总统签发声明的初稿。第二天总统发布这份声明时，与最初的稿子相差不大。我想这个事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表明美国政府采纳了艾奇逊先生的主张，这一主张不是迫于军事领导人的压力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他自己的深思熟虑，是他凭借控制危局的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讨论完国务卿的初稿已经晚上七点多了，他晚些时候还要去白宫。与会人员都要随同前往，所以大家一起去大都会俱乐部简单用了晚餐。
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确定，所有参与政策规划的人都要去白宫，所以我就先离开大都会，回家休息了一会儿。回到国务院时，正巧国务卿和其他人也刚刚返回办公室。总统基本上同意声明的内容，但正文最终还需要国务院和国防部碰头之后再敲定，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交给总统。总统希望届时能接到定稿并与国会的高层商议完毕。我们同时也达成一致，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马上发布命令，让远东地区的军队开始按照声明执行命令。
我们立即开始对声明做最后的加工和润色，一直忙到午夜之后。声明一定稿，我们马上发往国防部，以便早晨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然后将协商一致的定稿呈递给总统。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声明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建议传递给蒋介石。如果让他通过报刊或电台知道这一消息，显然既不礼貌也让人不悦，必须马上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通知他……
● 6月27日
在星期一的商议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军队一旦通过着装和标识辨认出我们派往朝鲜半岛的部队，对我们展开攻击，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一再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新的形势出现，我们也应该随之做出新的决断；否则，极有可能仅仅因为部队执行了我们用来解决眼前问题的命令，而导致我们“回到”与莫斯科的战争局面，而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因此，韦伯先生等人请我把观点写出来，以提请国防部注意。早晨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整理资料，并形成文件。文件经国务卿、杰瑟普和其他人略微修改后定稿，下午早些时候我与陆军部长佩斯[45]讨论了文件，他保证会将建议反馈给国防部。大家心照不宣的是，他不会把我的建议当成是国务院文件，而会仅仅当成我个人的意见而已。
这份文件花费了我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总统的声明于十二点左右发出。此前半小时左右，欧洲司的负责人珀金斯[46]不安地打电话过来，那时他已经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所有驻美使节做出指示，要求接收总统的正式声明，以便把消息传播出去。但他们没有收到相应的简报或者其他解释说明一类的东西，所以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国务卿、腊斯克、马修斯和杰瑟普都去白宫出席总统与国会高层的讨论会了，没人帮得了他。因此，我同意越级亲自向大使们说明情况，而且立刻付诸行动。来的人可真不少，因为大多数大使至少都带了一位助手。珀金斯首先向大家宣读了声明，读了两遍，以便大家都能记录下他们关心的部分。然后，他就把发言时间让给了我。
我之前并没有考虑该跟大使们说些什么，手中也没有现成的说明，不得不即兴发挥，主要按照下面的思路进行了阐述。首先，我分析了苏联的动机，强调朝鲜的行动与日本和平条约问题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我也指出，朝鲜之所以选择此时行动，可能是他们认为其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已经达到了胜券在握的程度。接下来我又说，我们把军队派到半岛去，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是因为根据分析的结果，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我分析了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和欧洲的关系。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世界格局恢复原状，丝毫没有称霸朝鲜半岛的意图。
我说，如果苏联出动军事力量与我们对抗，那么形势就完全变了。无论从国际角度还是从我们内部决策的角度来看，都需要纵观整个局势再做定夺。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间的关系，说明我们过去一直在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本着安理会的精神采取行动，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对日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而且除了中国和苏联之外，我们是唯一在邻近地区有武装部署的联合国成员国。因此，可以想象，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与其他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着手的事情有风险；然而我们都相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风险会更大。
后来他们又问了很多问题，会议才告结束。给我的感觉是会议的效果相当不错，总的来说，大使们都很赞同我们的行动，也赞同我提供给他们的建议。
下午晚些时候，新闻处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说他听闻我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说明会，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使节们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一个非公开的情报通告会，听众是一群经过筛选的记者。我回答说如果能得到批准我很乐意，但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自己去请示。当天晚些时候我收到回话，说国务卿不赞成这么做。国务卿打电话请示过总统，总统不同意。事情无果而终，但我不禁感觉到，不向媒体详尽阐明我方采取此种行动的背景是一个错误。
● 6月28日
早晨在国务卿主持的例会上，韦伯先生首先说昨天晚上与总统以及五角大楼的官员讨论了我的意见，即我们遭遇苏联军队的可能性。他感觉五角大楼和白宫都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命令清晰明了，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遵照执行。我说就我在国务卿办公室里参加过的讨论来说，从来没有一次比这一回更让我紧张，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自始至终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防止因意外而陷入困境。随后腊斯克说上午晚些时候会再安排一次会议，国防部的一些官员也会参加，届时再详细讨论。
我们会见了国防部的官员，包括两名陆军部部长助理和另外两三名官员。我再次以这个话题开场，强调我关心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部成员，以及战机上的空军和舰船上的海军在内，都意识到如果他们遇到苏联军队，形势将出现新的变化，需要新的应对措施，因此他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快速完成任务，想尽办法全身而退，然后向政府报告发生的一切，直到我们的政府把握时机恢复局面，而不应该无谓地激化与苏军的冲突。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做法的差别，继续执行我们目前的基本政策，而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那我们就会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或者给了他们决定是否要发动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机会。我说过，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没有权利放弃的决定。如果是这样，我们要遭受比损失朝鲜或者损害美国利益更为严重的后果，就算要被拖入这样的冲突之中，那也必须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
会议的结果是我们草拟了一份简要声明，列明了当前形势下的主要问题，国防部的官员将把声明带回五角大楼供其参考。
吃完午饭，我立即动身前往白宫参加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同样也讨论了冲突扩大的可能性。约翰逊部长说，他们不反对根据这一思路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但他们想连同其他命令一道发布，不想单独将一条命令发给他。他们还承诺会尽快办理此事，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
范登堡将军[47]列举了目前的天气以及其他因素给空军造成的困难，他表示如果能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局面将会得到有效的缓解。
回到国务院后，我们再次与国务卿艾奇逊先生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我谈到可以考虑调整我们在三八线问题上的立场，以达到以下效果：继续申明我们的目的不是收复三八线以北的任何土地，我们也不会限制我军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的活动，不过为了保证推动我军任务顺利达成，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的任何地区展开行动。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实际上很明显，其他人从一开始就与我看法一致，我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我认为，我这样做对国务院在关键时刻树立威信是极为有利的……
星期三中午，埃夫里尔·哈里曼和奇普·波伦从巴黎回来了，奇普随即开始工作，与我并肩战斗，帮助我解决眼前的诸多问题。
● 6月29日
早晨一上班，我就组成了两支情报分析队伍：一组分析苏联政府的意图和态度，另一组分析北京政府。
情报处送来的电报副本，是莫斯科回复苏联政府的报告，从中嗅不到一丝挑衅的味道。电报内容似乎是接收命令，要莫斯科正式和这件事情完全撇清关系。同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周恩来发表了一份声明，显示中国共产党最近公开宣战反对我们（共产党从来不宣战），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我们。在我看来，这份声明一定会让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受到重创，或许这会是中国共产党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再结合莫斯科的回复，可以看出苏联政府的意图非常明确：也就是说，苏联对本次事件完全置之不理，放任自流，任凭我们最大限度地介入与其旧部朝鲜和中国的混战当中……
这一天从朝鲜半岛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人沮丧不已，韩国军队迅速溃败，把残局留给了我们。稍微能让人高兴的只有两件事。清早，我无意间听到收音机播报的消息，在一则有关朝鲜的新闻之后，传来一个黑人女歌手的声音：孩子们，把盟军的钱省下来吧；韩国会重振雄风。
早晨，大家一起去国务院旧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楼时我在电梯里碰见马修斯，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没有从旧楼搬走的话，也许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让我惊奇的是黑人电梯管理员转过身来，用无比坚定和热情的语气说道：“您说得完全正确，先生。”
● 6月30日
我刚到办公室，就被叫到马修斯的办公室开会。国务卿去白宫了，他想让我们在他回来之前就某些问题达成一致并给出建议。问题如下：蒋介石调动三万人的部队支援韩国，我们应该作何答复？根据情报分析组提供的建议，我们的观点是，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可能出于以下三种动机：（1）他希望借机进入美国和世界的视野，显示自己羽翼业已丰满，可以结为战斗联盟，趁机挽回在海外的声望；（2）希望将国民党军队推向朝鲜战场，一旦冲突升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击败朝鲜和苏联军队，他的军队将有机会打进满洲；（3）借机肃清岛上的部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对这些人的忠诚缺乏信任……
我们知道，我军并不希望蒋介石的部队介入；这些人不携带任何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空手而来，一旦遇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他国部队，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实在是无法让人放心。
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应对周恩来昨天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放到了美国的对立面。我说，在我看来莫斯科的意图很明显，它是利用其在亚洲的追随者来对抗我们，这给苏联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弱点，而我们恰恰可以利用这些弱点。
从朝鲜传来的消息很糟糕。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将军请求批准投入地面部队，但是，他之前就获得临时授权可以投入一个团的兵力。他也已经被告知，一旦跟总统讨论完毕，就会对他发布下一道命令。
上午的会议还讨论了一个问题：如果联合国提议召开四方高级会议，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波伦的观点是，与苏联人讨论的危险之处在于，同他们讨论这种问题会阻碍我方果断发起行动。现在，既然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那么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那我们就应该表现出我们自始至终都准备与之会谈的姿态。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也因此决定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我和奇普一致认为，我应该找个时机向国务卿阐明我的观点：随着冲突的不断扩大，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国内动员，这样才能保障在不断扩大的远东军事对抗中，我们的大量损耗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 7月1日
晨会的第一项工作是汇报一个冗长的情报简报，很明显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单独完成任务了，韩国军队已经彻底溃败，由于天气原因，空军还无法最大限度地实施空中打击……
我说在我看来是莫斯科让我们陷入了困境：如果我们不能以现有兵力完成我们的使命，不能帮助韩国摆脱溃败的危险，那么，除了采纳局部调动兵力的方案，我们别无选择。我说过，我无法判断莫斯科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们逼迫我们做出的抉择，对此我颇感疑惑，因为我看不出苏联对迫使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有任何兴趣。不过，我希望强调一下，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我们都必须按计划完成在朝鲜的使命，如果这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那么除了动员更多力量，我们别无选择。如果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我们的指挥官被告知，日本人将停止所有抵抗，只剩下一个任务，就是去解决九万朝鲜人、一百辆坦克和少量空中支援，以及占领三八线以南地区，他们会觉得这是个不足一提的任务。我说，这就证明，我们能不能掌控局势，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而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
会议结束后，国务卿提议埃夫里尔·哈里曼、奇普·波伦和我随他去里斯堡（Leesburg）与马歇尔将军[48]会谈。通过电话联系陆军总部，对方安排我们和将军共进午餐。于是我们马上动身，很快在一点左右达到总部。将军状态很好，我们坐在树下的草坪上讨论，话题包括一周以来发生的事件，以及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将军专心致志地听着，一言不发，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状态。听完后，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最中肯的意见。
将军说，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依据国务卿提供的极其有限的信息得出的，没有考虑所有事件的详细背景，但他指出，我们应该采取适当行动，应该善始善终，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最大的担心是，为了照顾韩国的利益，我们可能要承担违背西欧民意的风险，西欧才是我们真正的战略重地。我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担心，但他仍然对国防部的态度，尤其是他们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深感困扰。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麦克阿瑟增派兵力，现在指挥官们都犯一个通病，那就是要求的兵力总比实际需要的多，麦克阿瑟也不例外。我们应该让他以现有的力量去完成任务，只要他想就一定能够做到。在日本的部队出现损耗并非大碍，因为任何针对日本的海陆空协同打击行动都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我们如此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防御面前，更是一项高风险的行动。
马歇尔将军尤其关注空军最初以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想法。他说，这是老生常谈了。空军和海军对自己的能力都充满信心，他们的作用也确实很重要，但从最后的分析结果来看，谁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步兵”。他认为我们在组建赴韩军队的时候也犯了错误，他曾请求按照菲律宾童子军的方式来组织军队，用经验丰富的美国士官来扩充韩国军队。相反，他们决定组建一支全新的部队，从军官到士兵，从上到下。不过，他并不气馁，他感觉从很多方面看，这最终也许会是一件好事。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大家又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一致认为，将军应该找个合适的时机向总统汇报他的想法，这很重要，而且越快越好。哈里曼先生负责联系总统并提出建议，但我们都认为，由我们将马歇尔将军的观点转述给总统，对将军有失公平，对我们来说也非明智之举。
● 7月3日
周末还在加班的奇普告诉我开过会了，讨论的议题是请求空军派遣大批B-29轰炸机飞赴朝鲜，这样做的代价是消耗我们在这一机型上的储备。他担心这一方面可能会让空军感觉受到了重视、获得了特权，另一方面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欲望，想要弥补先前阻止朝鲜军队时的不力。奇普担心，如果出现这样的意图，一旦把飞机派到战场上去，空军在轰炸行动中会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轰炸区域，最后可能会造成更多出乎我们意料的复杂结果。他非常沮丧，我觉得他的担忧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星期天的大会之前，我阐明这一观点时，埃夫里尔·哈里曼就曾经说过，这让他想起二战期间跟顾问在莫斯科讨论这种问题，情形跟现在一样，他总得花费心思去批驳那些胆怯的声音。奇普之所以这么担忧，是因为他认为此时最重要的是大家开诚布公，自由地阐明对这种问题的真实想法，而不应该把这些表达当作冒犯之语。
尤其令他感到不公平的是，这种攻击就来自埃夫里尔，后者首先就提到了二战期间的事情；实际上近期的战争与二战截然相反，以往通常都是我和奇普来跟埃夫里尔争论，要实施强硬的对苏政策。他也担心这预示着另一种危险关系的开始，即国务院与海陆空三军之间又成了类似于二战期间的那种关系——国务院在政策决断上没有发言权，加之担心被冠以妨碍战争的罪名，因此在发表意见时前怕狼后怕虎。
● 7月9日
奇普跟我说苏联正在接近英国，商讨如何调停朝鲜半岛的局势，他非常担心英国人会把事情搞糟。奇普指出，斯大林瞧不起弱小民族，他一定料到美国的介入会使朝鲜军队的命运发生逆转，因此他会择机表明立场，以免朝鲜共产党被逼退得太惨，我非常赞同奇普的观点。
● 7月12日
我说过，我认为最危险的观点就是，主观臆断莫斯科将要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当前持有的态度没有关系……夜里跟奇普·波伦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我们在政府内部就未来发展态势争取一致时遇到的困难。总体而言，华盛顿高层对于要承担的责任过于敏感和担忧，以至于不可能同意任何有风险的做法，很明显也不可能有人像奇普和我这样通过主观经验和直觉对苏联的行为动机做出分析。
坦率地说，政府已经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愿意承认敌人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由于对心理活动的分析都太不可靠、太易变化、太过微妙，人们会担心自己为制定决策提供了错误的情报分析，一想到要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感到难以忍受，毕竟这种决策可能会引起战争，也可能缔造和平。在这样的时代，不去分析对手的心理可能发生的变化，不去评估他们的弱点，反而更利于明哲保身。他们一方面质疑对方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对方所有的动机都带有侵略性，这两个想法明明自相矛盾，但似乎更能让人感到安全和轻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想知道——我相信奇普也跟我一样想知道，是不是政府现在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了，我们默默无闻地努力，对无法估量的动态局势做出理性分析，对可能的优势做出评估。在这个被麦卡锡主义扭曲得有些嗜虐而又幼稚的民主社会里，只有粗鲁死板的理念才行得通。
● 7月14日
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逐渐相信了，有必要接受情报组的分析结果。他们说，至少德国、低地国家[49]还有法国不可能是真心抵抗苏联的入侵。我想这代表了一种过于肤浅的观点，其他国家极有可能夸大了苏联的军事实力。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不过我也意识到，除了依据这些观点进行决策，我们的政府别无选择。
但如果将情报机构的分析作为决策的基础，那我们把这些武器装备投放到西欧还有什么意义？很明显西欧最主要、最致命的缺陷是西德军事力量渐趋衰弱。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弥补这种缺陷，那么把这些装备运到军事力量薄弱的西欧又有什么好处？为了重整西欧人的士气，也作为美国展开西欧援助的象征，我一直都赞成对西欧进行军事援助。但是，没有限度的过分援助另当别论。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如果苏联首先在德国取得突破，那么法国就可能背信弃义，最终苏联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将我们这些昂贵的援助装备收归囊中。可能这种想法太悲观，我也希望我是杞人忧天，但这是唯一的也是最保险的做法，谁让法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如此令人担忧：战战兢兢，随时准备投入某个大国的怀抱，然后为自己的处境责备这个、怨恨那个，唯独不从自身找原因。
● 7月17日
尼采来找我，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忙碌、忧心忡忡。关于如何应对苏联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们探索出一系列尝试性方案，但我们所做的努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完全陷入了困境。军方拒绝派人来参加讨论；我们一直沉溺于对形势的分析当中，却丝毫没考虑行动方案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国务院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尼采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联合军事规划室，将他们拉进来一起做这项工作，可是从来没有开过会讨论这种办法。
我想，这一切无外乎表明，是总统没有明确划分每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导致执行机构的关键部门在繁乱的委员会制体系中无所作为……
今天早晨，我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关于台湾军事状况的情报评估报告，这让我坐立不安。我担心我们不能充分、严肃地考虑这个岛屿面临的威胁，担心我们过于轻信和依赖岛上的国民党部队，默许军事勘察方面存在的含糊之处。于是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国务院做三件事：（a）务必要让国防部门全面了解，一旦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造成后果的严重性；（b）务必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成功登陆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c）要让他们明白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误会和分歧，双方就沿海岸进行侦察以防止任何入侵行为的立场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否加入联合国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他们加入联合国并不构成我们必须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我讨厌看到这些不应该纠缠的细枝末节被苏联人利用，成为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损害我们利益的工具。
我的意见被压下来。杜勒斯先生[50]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别人会误以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做出妥协，是因为相信这样做能换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让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不会做出任何让人满意的事情。这就会给民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受了欺骗，鸡飞蛋打。我意识到其中的阻力，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但是我希望历史会记录下这一天，它会成为我们执行外交政策不力从而导致损失的例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负责任，以及中国说客和国会里中国支持者的顽固干预。
下午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正在准备一份备忘录，敦促我们立即关注德国和日本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对他说，我感觉警察部队很重要，它能缓和我们增强占领区实力的要求与当地人对盟军的畏惧之间的矛盾。
● 7月20日
今天早晨在国务卿会议上，我提出的另一个议题是当前阶段我们的对德政策。我指出，鉴于我们不得不在其他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导致我们投在德国和日本占领区问题上的精力和实力随时有可能大幅减少。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排除德国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侵略的可能性，我们也将被迫减少我们的占领和管理工作。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发生了。正因如此，我想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帮助德国和日本的政权独立，让它们在不依靠我们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去。
[7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动了大胆的行动，水陆两栖部队在朝鲜身后的仁川成功登陆，这次行动令世界震惊。战争形势随即逆转，麦克阿瑟率领军队从三八线北部长驱直入朝鲜。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预测11月—12月间灾难会降临到美国和韩国军队的头上。中国被美军横穿半岛逼近其边境的举动吓了一跳，继而大规模派出作战人员，最终导致了美国军事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溃败。］● 7月21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尽管有着充足的政治理由，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缺乏根据的。我们每向半岛挺进一步，从军事角度讲就是将错误更加深了一步。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抵达半岛的要害位置，那我们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遭到全面反击的地区，很明显这对我方极为不利。我想，此时此刻，足以看出平日培养一种适可而止的观念是多么重要。值得欣慰的是，应该可以确定，我们并没有刺激苏联，迫其采取行动扰乱局势。
● 7月24日
与国务院两位官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研究一旦发现我们已经与苏联处于敌对状态，应该遵循何种宣传路线。我建议，针对敌人控制区内的民众和非控制区内的民众，宣传工作应该严格地采取不同路线。对于身处“铁幕”背后的民众，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从一开始时就以盟友的身份对待他们，和他们一道与其国内的政治压迫做斗争。基于这个假设，在宣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严格针对他们自身的需要，尽可能高效而简洁地向他们传播。因为收听广播和关注我们的其他宣传渠道经常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因此我提议不播放无关的新闻，以便将他们因接收我们的宣传而招致的风险降至最低。我想我们没必要把苏联形容得多么不堪，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现实状况。我们也没必要浪费唇舌让他们相信我们如何优秀如何美好，他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我们最终能否解放他们。关于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强调的重点是，最后蒙受失败和灾难的一定是苏联。我们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得我们把听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应该从一开始就提醒他们，不要太过频繁地收听广播，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找一些绝对信任的人来分担这一任务，还要小心不要过早地激怒他们的政府当局，而是要牢牢地记住那些苏联特务的名字和面孔，以免最终胜利来临的那一天“错砍了人头”。
至于苏联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我建议对它们差别对待。我想，对从来不知自由和人权为何物的人讲自由和人权是毫无意义的。我再次强调，除了宣传我们的实力，应该采取低调柔和的方式宣扬我们的长处。我觉得，让别人相信我们有实力比让别人相信我们正确、善良、富有理想更重要。
● 7月25日
下午我接到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51]的电话，大致内容如下：在三年前发表的署名为“X”的文章里，我对遏制政策已经有所阐述。这种政策至今只在欧洲付诸实施。朝鲜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有必要开始在亚洲推行这一政策。他打电话来是想让我再写一篇文章，这一次署我的本名，详细阐述遏制政策对亚洲的意义。我们在亚洲大陆遭受了怎样的境遇？我们如何摆脱不守信用的领导人拒不合作的困境？在这方面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为他们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而避免他们被共产党所利用？遏制政策的底线在哪里？应该怎样准确地去描述它？投放在亚洲板块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有效范围在哪里？
针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当即给他任何答复，但答应一两周之后去纽约出差时约他见面。也许那时我会给他答复。
晚上在加拿大大使馆参加晚宴……对我们所持的中国政策，弗兰克斯[52]明显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蒋介石恪守承诺，正是我们的行为将中国共产党逼入了苏联人的怀抱。我向他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台湾问题当成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必须当成整个远东地区问题的一部分。不管谁说台湾必须归共产党领导，以促成中国共产党不受莫斯科影响形成独立的外交政策，其实都无异于在说，如果为了同样的目的，整个远东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有可能还包括日本，都应该归共产党领导……弗兰克斯说，英国人对这些事情有更长远的看法：他们的着眼点是，到了2000年，形势会怎么样。在向着这个长期目标孤独前进的过程中，无论随之而来的是磨难还是倒退，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他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比日本更重要，我们应该优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