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他的这种想法让我很吃惊；因为对我而言，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国家；日本反倒可以信赖……
当我说起麦卡锡的事情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话让我和奇普都感到有些惊诧，也忍不住要发笑。他说：“你们国务院的人”必须认识到向公众坦承自己错误的必要性；“你们”不能像处理中国问题一样，继续向政府提交白皮书，来洗白“你们”所犯的错误；“你们”必须与公众建立起一种完全坦诚的关系，不要假装“你们”总是对的，等等。我们俩都没有理会这种挑衅，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争论谁应该为中国政策承担责任毫无意义。但是，我们俩马上回想起一个事实：《雅尔塔协定》刚刚签订时，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会议内容的信息，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里，对此也一无所知，而埃夫里尔一直是总统在雅尔塔的顾问；同样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代理国务卿毫不知情，还一直往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拍电报，提醒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在苏联与中国之间进行调停。
● 7月28日
在上午的整个讨论中，我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反对同事们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美国政府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果我们还希望继续坚持联合国的原则，包括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组织，它最终能够通过除战争之外的各种手段调解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它能够积极发挥作用而不是坐视不管，那么我能够理解，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必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拥有一席之地。依我看来，让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并没有任何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坚持保留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造成了亚洲目前混乱的局势和并不明朗的前景。我们的动机一直备受质疑，我们被人怀疑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帝国主义动机……
这一观点遭到波伦和杜勒斯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会扰乱美国的舆论，降低民众对总统加强国防建设的支持率，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国务卿的支持。我说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但我更担心这种观点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公众的情绪刺激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国防事业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公众这种激进的情绪比起对国家利益冷静、理智的评估，更能决定我们的行动。在我看来，我们的立场好像隐含着一种理论，那就是归根结底联合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只是五十一个国家抵制苏联的工具而已。这更进一步隐含着，我们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远东政策将会基于一种情绪化的反共心理，这将使我们忽视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平衡及其价值，导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每股力量都不得不澄清自己的立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这不仅会破坏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也会破坏其他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并超出我们给予军事援助的能力。我说过，这是因为我们对人民灌输了一种错误的信念，让他们以为我们在亚洲的实力很雄厚，然而实际上我们的力量非常薄弱。只有实力非常强大者才能够每天都趾高气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不去理会各方反对势力可能达到的平衡。弱者只能接受现实，并尽可能地让现实中的一些优势为己所用。
如我所说，波伦和杜勒斯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担心公众舆论，而腊斯克和其他人则是实实在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憎恶。毕竟，这些人现在正重复着二十年前苏联人走过的老路，那时我们刚刚对苏联独裁政府有所认知。就像以往我们对苏联一样，今天我们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但我们看得到，对于这种冲突，我们要像对待其他类似的实际问题一样，最终不得不利用20世纪余下的时间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我们已经学会不再从斗争中退缩，不再把争取权力看作匪夷所思和超乎常理的行为。斗争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媒介和载体，就像患者的躯体是医生工作的媒介和载体一样，如果我们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或者试图粉饰太平，那我们就无法取得进步。在我们自己的良心之中，在我们自己的观念之中，或者说，从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出发，我们美国人也许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只是竞争者之一，我们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领导一个民族生活在世界的某一片领土之上。其他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待他们。但是我们要承认，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哲学观念，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要指望所有人能趋向于某种共同的哲学观念。
● 7月31日
国务卿艾奇逊先生说他希望我掌握关于苏联态度和观点的所有情报，并随时为其他部门提供评估报告，分析苏联政府对我们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会做出何种反应。和处理朝鲜问题相比，这等于直接赋予了我比正常工作多得多的责任，也让我必须经常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发展动态……
在接下来的国务卿会议上，与会的一位政策规划室成员跟我说，他从一个记者那里听说了一件事，这个记者也是从另一个记者那里听来的，杜勒斯先生曾对那个记者说，过去是他高估了乔治·凯南，现在在他眼里凯南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凯南竟然倡议支持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入联合国，还提议终止美国在三八线的军事行动。
● 8月1日
下午我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会议，我已经紧张地期待了很久。电视机闪烁跳动的画面让我头疼，眼睛也难受。真想知道，家长们怎么会允许孩子们盯住这些会说话的大盒子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 8月4日
迪安·腊斯克的提议让我颇为心烦，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在星期四上午提出可能选择三个外行人来审阅有关苏联动机的所有材料，以便就苏联是否有意发动战争做出新的判断。对此我唯一的想法是，能为这种做法提供支持的，只有一种观念：最有价值的看法来自于所知最少的人。如果这种做法都能被接受，那么我想，也许我需要在离开国务院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忘掉现在所掌握的知识之后，才能以一名权威人士的身份，被周围的人高高兴兴地请回来参加各种问题的讨论。
● 8月14日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今天联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攻击民主党政府的远东政策……此前民众还从来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彻底地感到迷惑不解。总统不理解，国会不理解，民众不理解，媒体也不理解。他们都在无知、错误和猜想的迷宫里徘徊，在这里真理完全同幻想混淆，在这里不合理的假设成为正确性的前提，在这里没有公认的、权威的理论可以依凭。在我看来，只有外交史学家日后能通过研究拨开这团让人不可思议的迷雾，揭露其中各种问题的真相。我想，这也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没能在促进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原因。除非我首先成为历史学家，通过对前期历史的研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然后再慢慢带领公众对近些年来发生的事件做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观察。
● 8月22日
今天下午，就即将离开国务院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被问及我们怎样才能在不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时，我做了如下答复：第一，虽然针对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低估了争取和平的机遇。
第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国防实力，如果有必要，这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三，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朋友留下一种印象，让他们时刻记得我们是立场坚定的人，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幸福的世界方面，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绝对不能给朋友留下自私的印象，或者让他们以为，我们帮助他们捍卫主权独立或者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强大的压力时秉持坚韧不变的国际立场，是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旗帜在国内高高飘扬，向世界展示，我们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国民生活，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从而让其他人理解胜利的真正内涵。
我想这一切你们都可以做到。我想补充的主要是，我们应该证明，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怀有巨大的勇气，我们对自己、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我唯一想提的建议是，因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政治和军事相互混淆的领域，我们现在必须小心行事，避免轻率而主观地做判断，我们要冷静和细致地处理问题，意识到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一次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去接受我们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考验。
在回答为什么确信苏联不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时，我说，我认为我在署名为“X”的文章以及《读者文摘》的文章里已经阐述得足够详细了。我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所作所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此关注，也是我们眼下这些麻烦的根源，但我依然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周边环境的严重错误估计，也是一个悲剧。他们没有意识到国际关系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基于敌意、怨恨和对抗，而只能依靠人类之间的自由联合，遵循“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原则……
晚上受邀参加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的讨论会，向参议员介绍我们的情报工作，讨论大力发展情报工作的提案……我们的无线电广播现在面向的主要听众应该是那些听得最多的人，也就是统治集团内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美德，也没必要去争取他们的同情。他们都是冷血动物，双手沾满了鲜血，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想与这类人为伍。要想与这种人打交道，首先应该向他们的内心灌输怀疑、犹豫和猜忌，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将邪恶植根于他们的内心，让他们怀疑领袖的智慧，怀疑其伟大事业的稳固性，怀疑同志和上级的忠诚，怀疑胜利的前景。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卑鄙的手段；这也是一种政治战争，而战争从来都不是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想有效地向苏联人传播思想，就必须做这种事。
● 8月23日
两年前，《北大西洋公约》尚处谈判阶段，我曾经起草过一份正式文件，反对将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任何国家纳入公约的保护范围。文中特意提到了意大利。我阐明如果吸纳了意大利，就意味着开了先河，接下来肯定会有其他更偏远的国家提出享受类似待遇的请求。如果没能满足这些请求，我当时写道，将会被解读成我们对相应的国家缺乏兴趣，还会被当作我们已经把他们“弃之不顾”丢给苏联人的证据。
现在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朝鲜战争中我们请求和接受土耳其地面部队的支援，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跟土耳其结盟，在它受到攻击时承担起援助的义务，这种义务比任何一个条约的条款都要庄重，都要严肃……不过，我看不出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得到什么好处……
● 9月10日，普林斯顿
来（高级研究所）的第一天……我走进自己的新办公室，透过玻璃窗望着远处的田野和森林，平静和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我很久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 [12月］
12月1日，星期五早晨，波伦从巴黎打电话给我……
目前看来，国务院在制定对外政策方案时，参与决策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对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具有深刻的理解。[53]波伦说：“我恳请你回华盛顿见见马歇尔将军，我知道他对你的观点非常重视，国务卿也在努力向他们强调真正应当注意的问题，而这些也正是苏联和中国做出反应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意见一致。”……
星期六下午，我接到约翰·戴维斯的电话，他受保罗·尼采之托向我转告，国务卿想让我回去一趟。于是我乘下一班车赶往华盛顿。自从9月离开国务院后，这是国务卿第一次邀请我去华盛顿。10月，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天，同属员交流，但那次探讨的主题仅仅涉及和苏联谈判的一般性问题，与美国对朝鲜以及远东的具体政策无关……
12月3日，星期天，上午十点我到国务院报到……我和韦伯以及另外三四个人对朝鲜战场的局势做了例行介绍，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之后，韦伯跟我聊起来，起先还有两三个人在场，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看得出来，他现在心烦意乱。他说，军方领导人认为从朝鲜全身而退是唯一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整个地面部队的损失。他们认为，我们大概还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决定最终能否有序撤退。如果届时决议仍然悬而未决，那么可能会发生一场大灾难，甚至全军覆没。他说决策正在讨论之中，主要涉及我们在联合国应该持什么立场，以及对明天上午即到访的艾德礼持什么态度。在与英国会谈之前一切都不会有定论，会谈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与苏联直接接触，目的是最终促成朝鲜战场的停火。他说想让我分析一下现在与苏联就该问题谈判的前景。
韦伯离开办公室时，国务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回家用晚餐，我说我九点钟跟朋友还有个约会，但如果他不介意我九点前就告辞的话那我很愿意去。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没有佣人帮忙，国务卿和我享用了他夫人准备的简餐。饭前以及席间，国务卿长篇大论地谈他面临的问题。他从客厅那幅新的肖像画说起，说画家自称对国务卿面对各种尖锐抨击时的淡定自如大加敬佩，给他画像时也力图表现出这种性格。国务卿虽然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自嘲，但明显看得出来他感触颇深。他接着又说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有多么陌生，偶尔还会觉得好像华盛顿只有他一个人能充分体会到我们正处在何等严峻的环境之中。
星期一（12月4日）早晨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给国务卿写了一张便条：“从官方层面来讲，我只能就苏联面对各种可能性时会做出何种反应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但关于昨晚我们的讨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出来。国际生活，其实跟私人生活一样，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遭遇了什么事，而是他怎样去面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正因为如此，从现在开始，重要的就是我们美国人如何去面对国家命运这一次必将遭受的失败和灾难。如果我们能从容而高贵地接受现实，决心吸取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么通过加倍的刻苦努力，就能变不利为有利，从头再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采用珍珠港事件的恢复模式，这样我们既不会丧失自信，也不会失去盟友，更不会最终失去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实力。但是，如果我们想对自己的民众和盟友隐瞒灾难的全部真相，或者允许我们自己大声咆哮、乱发脾气或者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来寻求解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会一落千丈，陷入无法挽回的危机。”
苏联人一直都认为，联合国与朝鲜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外乎是美国为了采取行动维护本国利益所打的掩护。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已经准备接受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对日本的责任之上，我们还有可能在韩国取得战略利益，但是他们无法看到，我们怎么会把这种战略利益看得比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们在鸭绿江边界的战略利益更重大。他们实际上在说：“你们本来有机会可以用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你们错过了。除了想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一场战争，你们还可能有别的动机吗？”
……我向国务卿建议，对于今天早晨我写给他的东西，如果他还比较认可的话，不妨在会上公开跟大家谈论一下，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之下给他的一点建议。他照做了，我觉得文中表达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家认可。我猜测国务卿用这篇文章吸引了总统的注意力，马修斯建议我可以顺着这条思路草拟一份材料，延续这种语言风格，作为本周晚些时候总统演讲的开篇词。
腊斯克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有必要放弃整个朝鲜半岛。控制了滩头阵地对于我们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我说过此时正值即将与苏联谈判的敏感时刻。我抓住时机强调了他提出的观点。我说，我担心我们的军方领导人可能还没充分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与英国过去长期面对的形势非常相像，有时候完全凭借政治直觉顽强地坚持下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时候任何军事逻辑可能都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了解这些。我想起近年来在北非的战争，随着局势的瞬息万变，战线也在北非沿海数百英里的范围内反复改变。如果不是英国在面对令人泄气的变故时，固守除了开罗之外的阵地，他们永远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朝鲜南部或者中部控制一些海岸线或者滩头阵地，从而有效地阻挡大量敌军，那么，我相信在大量通信线路被空袭破坏的情况下，这样持续对峙的局面不会持续很久。
国务卿表示他对上述的见解印象深刻，会议就此结束。但随后不久我接到电话，要求我和腊斯克、马修斯一起去五角大楼，与马歇尔将军沿前述的思路继续探讨……马歇尔将军回忆起他过去在巴丹半岛（Bataan）和科雷吉多尔岛（Corregidor）的战斗经历，他引用这个实例来阐明，为了声誉和士气，必须执着地坚持下去……回到国务院之后，我们陪国务卿在他的办公室用了午餐。国务卿说总统无法容忍我们提出的放弃朝鲜的建议，他觉得美军应该竭尽所能留在那里继续战斗。
[1]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832年。
[2] 有关凯南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的演讲稿，见贾尔斯·哈洛、乔治·梅尔茨编：《战争以外的措施》[ Giles D. Harlow and George C. Maerz （eds.）， Measures Short of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1947年6月，西欧各国领导人应马歇尔之邀齐聚巴黎，拟定重建西欧的具体方案。凯南和美国的其他官员通过大量的幕后工作最终形成了西欧重建的整体需求构架。
[4] 约瑟夫·艾尔索普和他的哥哥斯图尔特都是较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
[5]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腐败横生，在中国民众中饱受诟病，1949年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失败。
[6] 1948年的日记到此结束。
[7] 为了抗议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将各自掌控的占领区统一成为独立的德国，1948年6月，苏联开始禁止西方盟国的卡车和火车通过苏联占领区向西柏林提供物资。为了运送物资，美国展开大规模空运。1949年5月，苏联做出让步。
[8] 卢修斯·克莱将军（Lucius Clay）是美国驻德国占领区的军政长官。
[9] 这句话在日记中被划掉了。
[10] 美英占领区是指战后德国西部由美国和英国共同占领的地区。
[11] 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公然反抗苏联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即将在解放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12] 路易·约翰逊（Louis A. Johnson），时任美国国防部长。
[13] 小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是凯南的朋友，也是驻外事务处的中国问题专家。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将戴维斯视为叛国者予以处罚，理由是他如实报道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失败的事实。
[14] 法国大使是亨利·邦尼特（Henri Bonnet）。
[15] 戴维斯和福斯迪克是政策规划室的工作人员，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C. Jessup）是国务院的法律专家。
[16] 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英国外交官。
[17] 大卫·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前主席，后成为原子能委员会的负责人。
[18] 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范泽兰（Paul van Zeeland）。
[19] 布鲁斯是时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20]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时任法国外交部长。
[21] 保罗·尼采（Paul M. Nitze）后接替凯南出任政策规划室主任。
[22] 研究的结果就是1950年4月由尼采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该文件为苏联威胁论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使美国的国防开支骤增至往年的四倍。
[23] 《斯大林政治传记》（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49），凯南认同斯大林在年轻时曾经与沙俄秘密警察勾结这一观点。
[24] 1945年至1955年，奥地利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分区占领。
[25] 卡尔·格鲁伯（Karl Gruber），时任奥地利外交部长。
[26] 保罗·霍夫曼（Paul G. Hoffman）负责监督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
[27]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负责协助实施马歇尔计划，同时推动西欧一体化。
[28] 经济合作署（ECA）是美国政府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而专门设立的一个机构。
[29] 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战争期间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1946年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
[30]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在20世纪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运动中担任国家公诉人。
[31]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中前期发挥了主要作用。1950年，凯南来到这里生活和工作。
[32] 在苏联制造出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政府一直在犹豫美国是不是应该立即制造更强大的武器——氢弹。凯南和奥本海默对此持反对意见。
[33] 安格斯·沃德（Angus Ward）及其同事在中国被监禁，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1949年12月获释。
[34] 这是艾奇逊发表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言称韩国处于美国西太平洋保护范围之外。他因此受到国内评论家的激烈批评，后者担心美国可能对朝鲜6月的行为持肯定态度。
[35] 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是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后来被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为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
[3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盛顿方面三十年后才承认其为合法政府。
[37] 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元帅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宣告独立。
[38]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游行》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伊里亚·列宾创作的油画。
[39] 美国驻危地马拉的大使是小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C. Patterson Jr.）。
[40] 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颠覆民选的危地马拉左倾政府。
[41] 美国驻巴拿马的大使是莫奈特·戴维斯（Monnett B. Davis）。
[42]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凯南下半个世纪进行学术研究的地方。
[43] “奥本”，即罗伯特·奥本海默。
[44] 理查德·海因德尔（Richard H. Heindel）。
[45] 小弗兰克·佩斯（Frank Pace Jr.）。
[46] 小乔治·珀金斯（George W. Perkins Jr.）。
[47] 霍伊特·范登堡（Hoyt S. Vandenberg），时任美国空军总司令。
[48] 乔治·马歇尔是“二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1950年9月出任国防部部长。
[49]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50]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后来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让凯南感到很屈辱，因为凯南距离退休年龄还有多年，杜勒斯却既不给他安排新的职位，也不向他下达任何命令。
[51] 阿姆斯特朗（Hamilton Fish Armstrong）是《外交》杂志的编辑。
[52] 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是英国驻美国大使。
[53] 当美国军队临近中国边界时，毛泽东命令军队介入。突然而来的打击让美国军队向南撤退，举步维艰。杜鲁门政府极为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