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1951年—1960年）
1951年
1951年对凯南来说是坎坷的一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在沃尔格林系列讲座上授课（讲座内容后集结成《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出版，这是凯南最畅销的著作）。外界流传的风流韵事让凯南焦头烂额，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成灾更是令他毛骨悚然。凯南深深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生怕哪天美国莽撞地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发起朝鲜停战谈判时，凯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应邀担任大使派驻苏联，但是他依然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人生目标。南加利福尼亚州之行，更加坚定了凯南对美国社会的看法——行为幼稚，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 4月2日，普林斯顿
记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精神上自律和进步。希望它们能够帮我克服健忘和情绪化的毛病，对我的言行不一进行批判，以防我走向极端、走向理想主义。我只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我内心生活的记录和警示。
我想，此时此刻，只有这样祈祷才能让人觉得合理，觉得满意。那就是在竭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不适和艰辛都要自己承受，尽量避免带给别人痛苦。若非如此，别人必定因我而痛苦。如果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弥补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或许才能适当地减缓终极启示带来的彻底的灾难。
如果没有了这种希望，情况一定会非常糟糕。就算命运垂青于我，我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把别人的幸福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无法确定这种希望能否实现，所以我会一直把自己当成半个杀人犯，对自己感到恐惧，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心。
我现在就像这样一个人，把两杯水放在心爱的人面前，其中一杯掺有毒药，一边心怀恐惧和犹疑，一边揣测心爱之人会喝下哪一杯。
我必须牢记，想得太远对自己没好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必须让胜利的那一天来得从容不迫。如果最终它没有来临——如果我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我必须相信，我赢得了今天；我必须对自己说：明天就会好过一些的。
如果失意的那天真的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坚强，就让那一天彻底把我击垮？是不是不必这样讲：“在偌大的人生领域，从个人角度来说，失败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失败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站在灵魂之外审视自己，厌恶自己的某些方面，但对于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又可以理智、平和而充满敬意地与人道来？”
● 4月3日
我注意到，独自行走时，要是暂时忘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我就能走得快些。每当我回想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步伐就会慢下来，步态也显得老态龙钟。对此，其他人，比如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或一名医生，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忘是好事，清醒反而是坏事。不过我不这样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我应该在短期内让自己变得更老一些，这才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在常规的工作中锤炼意志是最困难的，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求你成为一个半模式化的角色，尤其是做办公室工作或者其他要求整齐划一的工作时，在这些职位上从事的恰恰都是一些最容易养成习惯、导致健忘的工作。
外面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新意的小情事，让我觉得愧对家人，也令我有些手足无措，多么讽刺啊。我必须教会自己，除非真正值得隐藏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对家人隐瞒什么。
星期六晚上启程去芝加哥，我要在那里授课两个星期，我会把这看成一次锻炼的好机会。我应该会住在南岸的旅馆，我要把讲座之余的大块儿时间都留给自己，请求他们取消我的各种应酬。对我来说，那里的一切都会非常艰难：一个陌生的城市，栖身旅馆，寂寞，无聊，陌生的女人，时光飞逝、虚度光阴之感，以及周围跃动的生活——一种未知的生活，神秘的生活，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让我们看一看，我能不能坚持做到深思熟虑、考虑周全，能不能意识到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能不能做到耐心、宽容。让我们看一看，我是不是坚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退缩了。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是取得真正胜利的好时机；不，我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只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而已。
● 4月4日
可怕的噩梦把我惊醒，认真思考这噩梦的内涵，我想它是不是在暗示我：打消所有的念头。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渐渐明白过来，人的潜意识有时跟历史的作用一样，往往多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我甚至想对梦境里的暗示鞠一个躬，也想对潜意识说：你是对的，你是无可辩驳的，我会打消所有疑虑跟随你。但是，我发现这样没有用。要是有用的话，十年前就发挥作用了，而不是今天。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它是控制我们内心的最强大或者说几乎最强大的（是否最强大还有待观察）力量。
当你过了四十五岁，除非身体需要你做一些必要的维护保养，否则，其他的需要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掩藏身体上日渐明显的衰退迹象，让纯净和充满生机的眼神，继续散发光芒，避免它暴露出沧桑和危险，避免它带给你不必要的困扰。
● 4月5日
最后两天真是糟糕透了，感觉很累，又生了病，精神紧张。我强迫自己到处转转。病得太重的时候没心情出去，没病的时候又忙得停不下来。时间浪费了吗？没有。我写了完整的讲义，又改了一篇，跟学生谈话，跟厄尔[1]谈话，跟奥本海默吃午饭，还办了很多必须做的小事。当各种繁杂的琐事和身体的病痛同时袭来，一个人该怎么掌控他的内心世界呢？
我想，答案就是，即便眼前是一片迷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去寻找应该铭记在心的更重要的现实，寻找希望。另外，如果能有所收获，紧紧把握住了今天，明天就会更加轻松……
早晨又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梦到自己四处躲藏。毫无疑问，这是某种暗示：担心自己被人发现。也许，只要我在平日里坦诚待人，毫无保留，毫无隐藏，这种担忧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了，而只是为了完全满足外界的愿望而过的生活。
● 4月6日
我从来就不善于训练小孩子和狗，这也是我不善于训练自己的原因。
● 4月8日，芝加哥
我走进一家药房，但马上意识到还没吃午饭，应该先吃些东西。冷饮柜台上又湿又脏，没有服务员。一个男人正在用宽大的拖布清理地上的垃圾，我站在那里等着，当他把一堆纸杯、玻璃纸封皮和烟头扫到我脚下的时候，我决定什么也不吃了，直接回旅馆。
路上，我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又想起在房间里读《芝加哥论坛报》时看到的内容。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哈佛大学里的共产主义，我想剪下来送给格蕾丝[2]。我也想起我的外祖父和我妈妈就来自这个小城。我听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大声说笑着穿过大街，才意识到我连这里的方言都听不懂。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旅馆，饥饿感阵阵袭来，加之对周围环境非常陌生，这一切让我感到极为沮丧；脑袋里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愉快又夸张地说：“你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啦；现在，你对国家也丧失信心啦！”
我知道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却也不失公正，我必须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即便身处地狱，也能心情轻松地漫游。
● 4月9日
我躺在房间里，休息一下准备演讲。我努力把自己完全调整到休息状态，想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却发现残余的焦虑和欲望仍在起伏涌动，就像最后一个游泳者离开之后，泳池的水面仍会泛起阵阵涟漪一样。我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就像泛着阵阵涟漪的游泳池，想要心如止水，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今天的报纸都是关于麦克阿瑟[3]和杜鲁门的报道，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我们就像挤在救生艇上的一群醉汉，已经漂到了瀑布的边缘，却还在争吵瞎扯闲聊。我想，很快我们又要发动战争了，多么凄凉可悲的战争。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丘吉尔在《风紧云急》（Gathering Storm）中引用萨松[4]的诗句：肩膀挨着疼痛的肩膀，让我们一起，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充满阳光的广阔家园。
● 4月15日，普林斯顿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对自己的问题又开始健忘了，时间的流逝和精力的转移让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公共事件也影响了我。我在芝加哥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此事的反应。这些印象，连同对芝加哥的整体印象，让我格外增长了见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中竟然存在着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获胜了，民主政治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对人民来说，正常的人际交往将不复存在，宽容的传统和公民的自由也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将被看成极权主义的敌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已经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占据上风；我迷茫了，那些温和、理智的人也迷茫了，他们一直在同时关注着两股力量的变化；我的祖国已经背叛了我，实际上，从个人意义上来说，我的祖国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不再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它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濒临垮掉的舞台，虽然换了新的布景，但是没有演员登台表演，这些演员不理解我，也不宽容我，因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愿意和他们休戚与共。现在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流放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结束了。我很庆幸我没去密尔沃基，在那里的麦卡锡主义彻底消失之前，在人们彻底为此感到耻辱之前，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刻未必会到来了，在我看来，人们很少会为自己的政治罪恶和狂热而忏悔，而只会将其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说服自己，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个人问题与公共问题错综交杂，还有什么事情能由自己说了算呢，如果有，那简直就是奇迹。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允许我们安静地度过黄金岁月，不允许我们与自然协调一致，不允许我们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时代，或牺牲者的时代，或二者皆有吧。也许，我也应该做好准备了。
● 4月17日
我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现在，我还必须面对公共生活也遭遇壁垒的现实。曾经，我是一名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现在我才开始确信自己在那个岗位上一事无成，我才开始确信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答案在于要直接面向公众，努力向他们说清事情的真相。今天，这些看来都不重要了。公众对流言和误解的接受速度，远比从头脑中清除它们的速度快得多。大众传媒的威力远非我们能及，我们对其束手无策。要想纠正这种乱象，只能首先从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入手。我必须声明，我对大众传媒没有底线的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推行什么明智的外交政策了。结果就是，诚实温和之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我不应该在芝加哥畅所欲言，这对我没有丝毫的益处，必须停止这样公开发表言论，停止为刊物撰写文章。
可我能够做什么？是的，善始善终是一种美德。眼前在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坚持做完。我们有必要假设战争会在两年内爆发，人民控制不了局势，当面前的苦难与日俱增，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偏执。除了小儿子[5]以外，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继续工作，直到被迫害致死。
农耕是唯一的出口和真正的后路。我必须规划好路线，只要一退休或者被解雇（好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开始从事农耕。这至少算作一个目标，保证将来有事可做。同时，为了有始有终，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必须完成。那时琼也毕业了，正是改变的绝好时机。
[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凯南尝试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利克（Jacob Malik）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凯南对会谈和行动做了详细的记录。他保留着收发信件的副本和备忘录，并在日记中摘录了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是第一份备忘录的原始版本，为了安全起见，凯南仅用一个字母的密码——比如“O”来代表人名。1968年2月，他另行制作了密码簿，用来解密记录中的名字。］● 5月—6月5月18日，星期五，P（弗里曼·马修斯）一直叫我去华盛顿，我跟O（国务卿艾奇逊）谈话，他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起我们讨论的这项重任，我告诉他我愿意。大家商量好，必须由在纽约的美国官员来安排，这样下周我一到那里就能见到他了。
5月21日，星期一，我与（那位官员）在纽约详谈。我们商量好，他会找机会再次与X（马利克大使）联络，并会婉转地提醒他，与我会谈也许是一件既有利又有趣的事情。他会给X（马利克大使）时间考虑，然后再提议安排一次会面。
5月22日，星期二，我给O（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活动。我建议他挑选几位最得力的助手，马上坐下来研究讨论，主要议题为大致哪些方面便于交流，易于取得成果，哪些方面最好避而不谈，然后将结论发送给我。我解释说，我仅以个人身份单独与对方交谈，不会涉及任何人的承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提前让我知道什么话题适合提起，什么话题应该回避。他说他们正准备去做这项工作。我说，应该有人——也许F[6]可以，做好准备随时来普林斯顿见我，给我带些消息，也希望他能把相关事件简要汇报一下，这样我能对各种事态的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巴黎谈判或日本的和平条约，这可能都会对会谈产生影响。我相信X（马利克大使）如果同意跟我会面，一定会简要地聊起这些事情，我应该也一样……
● 5月26日
亲爱的察拉普金[7]：
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相识吧。我想您也知道，我正在休假，目前在普林斯顿忙于学术研究。
这次写信是想请您务必帮忙转告马利克先生（我对他所知甚少），如果最近他能拨冗与我见上一面，心平气和地聊聊天，从我们双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有利无弊的。凭借我的外交经验，以及对美苏关系的长期深入了解，您应该相信，如果不是基于极其重要的原因，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 5月31日
马修斯先生：
（马利克）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凉亭接待了我，会谈气氛诚恳而愉快，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对于我来访的态度大体是：“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我一直都很乐意会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也愿意跟他们交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抱怨了几句，说他很孤独，人们害怕见他，等等。我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我个人也为双方稍显冷淡的关系感到遗憾，也为限制外交代表与其他人的自由接触感到无奈，但我在苏联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我告诉他，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聊聊朝鲜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我解释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强调我正在休假，在此期间无须对政府履行职责，因此我绝不是代表政府正式与他会谈的。我说，我意识到停火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国家，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样的会谈，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双方政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如果双方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么我担心，为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说，我想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并不代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认为我们之间有必要去讨论这些事情，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促成停火，是否认为应该以其他的会谈方式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表示我们双方的谈话不应该再涉及类似问题，并强调倘若不是因为意识到会谈对大家都有益处，他也不会答应同我见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一次又一次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治问题，说了一些常规的苏联宣传言论。我感觉他之所以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窃听或者录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话也完全能够验证我的假设。我努力避免讨论这类话题，因此反复强调我认为我们无法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能做的就是看一看可否在眼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在针对朝鲜停火问题交换真实意见的时候，不是通过直接连续的交谈，而是隐藏在对一系列问题的持续辩论当中。
他想知道，我对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提议有何想法。我说，如果将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当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马上实现：朝鲜人并不能立刻掌控自己的局势，我怕立即撤离所有外国部队会导致半岛重燃战火；没有什么比通过这种方式重蹈覆辙更加糟糕的了。一旦基于某种停火协议终止了战争状态，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朝鲜未来的问题，但我担心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谈判要持续很长时间。他问我美国政府会对朝鲜的未来持什么立场。我回答说，凭我的理解，这取决于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朝鲜最后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我不认为这个目标能令每一个期待着战争结束的人都满意。
他问我能够有效启动停火协议谈判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能开出什么条件。我向来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政府，因此我说，如果我们在停止目前交战地区冲突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各方一定会分享某些控制权，以保证停战硕果不会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用来积累新的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当他追问下一步的细节时，我说除非我能被确切地告知，他们的政府有兴趣看到基于这种条件的停火，否则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双方原则上都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随的理念，那么随后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他再三追问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日趋扩大的分歧，我告诉他，我认为把停火问题跟更宽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丝毫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朝鲜停战这个具体问题取得进展，并且单独地看待这个问题，没必要掺杂我们对远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更多分歧。他说我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因此，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不过，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他的政府肯定有兴趣听。对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苏方针对停火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之前，进一步研究任何细节都没有意义。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深入地挖掘细节问题，那也将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否愿意再次会面时，他开始避实就虚，但没有拒绝我。他说，他认为在遇到分歧时人们能够坐下来商量是件好事，他愿意与我再次见面，共度时光。我有种感觉，他之所以不愿意更明确地对这些事情表态，是因为他不愿意挑明自己不想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向政府征求意见。因此，我说我愿意更深入地考虑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会找机会再来与他交流。为此我选择了几个日期请他考虑，他认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适，但这还要看届时他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有没有其他重大安排。我们最后敲定，下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交谈期间他三番五次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起他们是如何敏感，我们又如何冒犯了他们等问题。我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去描述我对这些指责的回答。我对他说，我认为低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相信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保持着善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频繁挑起这个话题并强调其重要性，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感觉自己应该避免讨论朝鲜停火协议的问题。
● 6月5日
马修斯先生：
下面是几分钟前我在电话里跟您提到的报告。今天的会面跟上次大同小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马利克大使更热情了，我们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在探讨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话题引向朝鲜。我说，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的谈话，我能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朝鲜问题表达立场，但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达成停火的目标，与朝鲜半岛上反对我们的各方力量接触，大量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苏联政府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及时掌握苏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拿其中一个问题举例：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战场撤退，我们也会陷入困境，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将来再次介入朝鲜问题。
然后，他向我说明了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说的一番话：苏联政府渴望和平，也渴望朝鲜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并没有参与到朝鲜战争当中去，因此苏联政府也不可能参与到停火问题的讨论中去。
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我征求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与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了。
我对他说，这番表述已经非常清晰，我会仔细地记录下来。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我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会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不能告诉他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按照他建议的路线行事，我都不会言明。如果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苏联政府感兴趣的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又不能直接询问苏联政府的观点，那么，我相信他的政府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方已经尽力将苏联可能的利益考虑在内，我们也不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会谈再遭到曲解，让人以为我们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顾及苏联政府的态度和利益。
我说，如果事态升级，他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磋商的时候，我很乐意尽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他反复重申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件事情，原因他已经说过了（我推测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这样回答，是因为他无权给出其他答复）。
为了便于国务院得到一份真实全面的会谈记录，而不是对苏联的反应妄自添油加醋，我还要说明一点：在会谈的过程中，我对他说，我们发现很难相信另一方做出的任何承诺。他用这样的话反击我：“那你觉得我们的话就靠得住吗？”我的回答是，在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我不相信跟“信任”这个词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我相信如果一个政党真正了解了另一个政党，对其自身一定会有好处。就我的观察，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对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有着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
他的反驳是，美国经常刺激苏联的神经，还抱怨说美国声称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的声明毫无价值。我说这取决于协议的内容，要符合双方的利益。我说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面对协议，可能会出现各种态度，即便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是如此。我提醒他，列宁曾经对一个内心充满彷徨的党员同志说过的话，那位同志谴责《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8]，说他希望苏联方面不要遵守这一条约。我记得列宁是这样回答的：“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条约我们已经违背了四十次了！”
总之，这次会面跟第一次一样，他代表某位人士充分发泄了对美国政策的抱怨和不满。
以上就是会谈内容。现在用一两句话来说明我对此所做的分析：他的答复表达了如下的立场：1。 可以确定的是，他记住了我方的观点，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临走之前我设法让他重复了一下立场，以便我能够完全确定其真实要旨）。在我看来，他就是在精确地重复着莫斯科的指令。当然我也确信，关于这种实质性问题的指令一定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它应该被看成苏联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声明——只是通过非公开的渠道发布罢了，分量只会更重不会更轻。
2。 那句“在最短时间内”，在我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会使用未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的措辞。这句话甚至包含着一些警告：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近期内朝鲜战争不能停止，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无论如何，从尽早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3。 我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推断，苏联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一定是善意的、真诚的或合作的。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制造麻烦，而且有可能提出过分和可笑的要求。然而，从苏联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在我方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最终很有可能由他们来制定停火协议，要知道我们为此付出的勇气和耐心可比当初决定在柏林封锁期间实施援助时少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会面时没有提及远东国际事件中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和平条约问题等。我想这可能意味着，苏联政府愿意看到一份停火协议，即便这份协议中不包含对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无所谓。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推断苏联政府愿意或者实际上也有能力对中国共产党大力施压，要求其放弃（至少最初是这样）将这些问题连同朝鲜问题一并解决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没有对苏联的这一疏忽赋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就难以维持其现在所处的位置。
5。 虽然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参与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讨论，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某些立场，有可能反映出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所在。朝鲜更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专用的喉舌；但是我们需要将朝鲜的声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明当作克里姆林宫观点的精髓。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影响势必要体现在这两国代表间可能进行的某些讨论当中，到时候就轮到我们决定一件事情从哪儿开始，另一件事在哪儿结束了。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都必须为这个从未交过手的人附上一句发自肺腑的评价。我坚持认为，他是苏联人中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与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秘密警察。我相信，他是怀着极其痛苦和怨恨的心情，发自内心地反对我们政府的行为。当然，他的真诚中含有一种令人尊重的复杂情感，那是苏联人内心中特有的一种精神。我告诉他，他把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当成华尔街阴谋最终输出的产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还说，就算他的观点跟现实有关联，那也滞后了二三十年。我这一席话并未对他产生影响，我也没指望他会为之所动，我只是想让会谈继续下去。他的言谈反映出，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很感兴趣，但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由衷地反感美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很多苏联高层领导人看到我们取得成绩时，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心和自卑感，随之又产生了变态扭曲的想象，这比灾难更加可怕和可怜。“你眼中的美国，”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好像在梦里一样。”“不，这不是梦，”他带着绝望的语气回答，“这是最真切的现实。”
我还要再说一句，我希望我们不要犹豫，马上采取快速行动，直接达成停火协议。我们也许不会成功，但我有种感觉，我们离悬崖的边缘越来越近了，这超出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这是一个无所作为远比采取行动更危险的时代。
● 6月19日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我。我完全没有欺骗他们吗？尤其是当我几乎不信任他们的时候——不是说他们人品不好或者不值得尊敬，但他们有能力和思想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吗？我没想要欺骗他们，也从未隐藏过我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认真阅读过去六个月来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听听我说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彼此在理念上的差异。可他们从没这样做过。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理念感兴趣，他们以后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此接受了我。而我呢，有权利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接受他们的信任吗？
[凯南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信。］● 6月20日给你写信，是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和你说一说这些天以来一直存在我心里的话。请你原谅我潦草的字迹，由于锁骨脱臼了（锁骨脱臼是对我老派骑车姿势的惩罚，现在用新的方法又骑得太快），只能写成这样了。
这个想法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自从我们介入朝鲜战事以来，克里姆林宫对朝鲜局势的态度如下：（a）不愿意看到局势发展成全面的美苏冲突（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b）极度忧虑美军地面部队进至蒙古或者苏朝边界，担心美军空袭苏联的战略要地或在蒙古的军事设施，另外也做好了准备，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我们采取这类行动，一旦狭路相逢，会全力阻止美军进攻。
在我看来，去年7月初至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质疑我的上述判断，恰恰相反，苏联的行为处处验证了我的忧虑。当然，苏联领导人愿意看到我们被赶出朝鲜；那样他们就能解决掉我们关心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为美国不会介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误判形势的时候，他们首要关心的就是如何有条件地扭转局势，既不能太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也不能太伤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倾向于把我们看成难以捉摸和不可信赖的对手（有种“天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感觉）。我们所说的原则、联合国以及侵略，在他们眼里只是虚伪的借口，是出于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如此，他们对其边界以及毗邻地区有着病态的敏感，所以，当最近一年我方军队出现在那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这是一件极其伤脑筋和折磨人的事情，他们的自控力和耐心达到了极限。
现在，当我们首次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时，我相信克里姆林宫也是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共产党介入了战争。实际上，这更应该被视为苏联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只剩下亲自介入这一种选择，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游戏已经开始，输赢尚难预料。如果我们继续挺进朝鲜，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我担心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入之外别无选择。我给你写这封信，也就是想陈述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当然，我承认这些想法是出自于直觉，没有“情报”的支持。在朝鲜战争中，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和小心翼翼的不干涉态度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极端的决定。如果朝鲜停火协议最终流产，苏联的行动可能比我们预想中来得更快。这种行动不一定以马上介入朝鲜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牵制我们的精力，比如重新在柏林制造麻烦，或者利用伊朗的局势，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不过直觉告诉我，如果朝鲜战争不立刻停止，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之中。
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战争能够很快停止，因为与苏联的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我们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就在三八线或其附近停下来，在朝鲜的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也已远远超过预期。尽管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常常被指责是徒劳的，但已证明它挽救了东南亚局势，恢复了远东地区的稳定。
[从6月末到9月初，凯南一家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度假。他们和安娜莉丝的家人在半岛上都有避暑别墅，从别墅可以俯瞰一道峡湾。7月末到8月初，凯南中断假期，到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为他的朋友、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作证。
去挪威避暑后来成了凯南一家人延续数十年的传统。即使在度假期间，乔治也总是忙于阅读，或者在外工作。］● 6月30日，赴挪威途中自二战以来，成人世界便成了一个悲哀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了领袖，没有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 8月3日，纽约市
我对自己目不转睛地追看女性这个习惯深恶痛绝，她们能给我带来什么？除了麻烦、幻灭和浪费宝贵的精力之外，什么都给不了我。我必须让自己记住，我并不是真的渴望她们，只是年轻时的习惯又故态复萌，这容易把我带入歧途。我想，在努力改正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帮手就是：年纪已长。
我走进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祈祷，然后又在林荫大道漫步，面前左右都是步行去上班的女性。我心里想：“我准备好迎接这奉献他人的严肃新生活了吗？在这人生漫长的路道上，哪怕让我看见一点点微光、一点点慰藉和希望也好啊。”
● 8月4日
我认为，我的状态与古老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状态颇有些相似之处。当激烈的冲突爆发时，人们认为应该当机立断。可是当冲突结束后，他们又发现，除了厌恶倦怠和满目疮痍之外，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太多无法替代的东西毁灭殆尽。看来行事决绝也是一种相当害人的品质。
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强烈地讨厌自己的懒散、喜爱交际和贪图安逸，我应该继续前行，让生活重新充实起来。
对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肉体的欲望往往就像心理学老师经常拿来做例子的那个试验：用一个手指按压眉心一段时间，然后拿开，却有一种手指还按在那里的错觉。
对家庭有什么可说的吗？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一个人最终能爱的只有自己幼小的孩子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爱更短暂了。它温暖着你的心灵，犹如晚秋微弱的阳光温暖着一个人的身体：短暂而没有希望。不过，当时我们对这微少的光热心存感激。
我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期待着再次出任大使。[9]其实，这只是一个人在这种年代从事的一种职业，仅此而已，真的不是你期待的，也不是你需要的。
● 9月5日
离开欧洲时，对这个完全被我浪费掉的夏天，我这样对自己说：写吧，你这个浑蛋，写吧，拼命地写，疯狂地写，对自己施以重压，因为上帝还为你留着时间。直写到你两眼昏花，直写到你双手痉挛，直写到你因为疲惫从椅子上跌下。只有奋笔疾书，你才能从冷漠的心灵里走出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想着休息，也不要想着放松，更别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创作，才能去芜存精。语言训练能够克服你天生的懒惰和淡漠。
宗教导师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真正不喜欢自己，那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拥有美德的开始，这样看来我距离圣洁的边缘越来越近了……
我生病了，当然，是一种顽疾，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我决定这一次不再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治疗，也不逃到骗人的医院病床上，躲到护士的保护之下。如果我不能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让自己陷入的混乱，包括我承担的职责，包括漫漫长路上我必须找到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让该死的伤痛尽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来，就堂而皇之地来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肉体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终达到一种清晰的认知与和谐。宁愿如此，我也不要借助欺骗来自我治愈。
● 11月4日，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Pasadena）
脑子里全是关于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亚的事。要嘲笑这里很容易，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它只是自我谴责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有几百万之多，是奇迹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里，逐渐滋生的焦虑让他们变得自负而保守。作为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嘲笑他们的时候，尽管我们仿佛是局外人，但其实真正愚蠢的是我们自己。
我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石油和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液体，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轻易将它们开采出来，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帮忙也做不到。这个地区的人与汽车时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着宝贵的资源，也分享着当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这里的资源相当匮乏，又至关重要。尤其是水资源，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几百里之外引水过来，不久以后，就要从千里之外引水过来了。同样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对那种昂贵而浪费的小工具——我们叫它汽车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实际上，从出生到接受教育、购物、工作和娱乐甚至恋爱，到最后的死亡，生命进程中的每一步，这里的人们都离不开它……
暂且把我对眼前这些人的忧虑放到一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责备和批评他们，但这里的人，与过去的美国人，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别。我很难给这种区别下定义，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此的认知也极其有限。
请容许我夸张地形容一下。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当一个人在政治和需求上获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况下才能获得）满足时，他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喜欢玩乐、喜怒无常、缺乏理智、不爱思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俊美的外表和发达的肌肉；行事鲁莽、行为放肆，通过盲目追随某种潮流来维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加利福尼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还都处在童年时代，无法做出成熟的承诺，能承诺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童年世界的认知。当清算和苦难的日子来临时，我想他一定会像孩子群中最残忍无情的孩子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别人；而其他人毕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奴役。在这种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坎坷历程中艰难构筑起来的价值观突然之间就被丢弃了。
如果我说这里的政治生活有些“拉丁化”，那也不代表我对拉丁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所怀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亚跟它的气候一样，就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民主会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绪化的民众建立，再由一个备受欢迎、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来领导。到那个时候，这种政治体制一定会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在强大的教会和传统的影响下运转，与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处。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注定错误的结果，一开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不像罗马，后者是从混乱的原始专制政治中诞生出来的、以法律和传统为框架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难道不会颠覆我们最基本的政治传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严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